小笨蛋日本代购靠谱吗:中国应加入“世界政治文化‘WTO’”

中国应加入“世界政治文化‘WTO’”——中日“钩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的思考 柴福洪(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 中日“钩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联系2010年9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涉华事件（不涉及经济问题政治化），冥冥中感觉有一只手在操弄着这些事情，经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加入“世界政治文化‘WTO’”。人类创造农业社会文明政治文化主流的是中国，工业社会文明政治文化主流的是英美，认为中国要与世界融合、达到与世界同行的目的。[关键词]政治文化；融入主流；政治改革   做任何大事业，都是在争议中开始的，没有争议的事，一般都是小事，无关大局的事。 本文提出“中国应加入‘世界政治文化WTO’”，其含义是：中国应该以特殊身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政治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为我国社会进步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国际关系环境，让我国再高速发展30年，实现整体国力进入发达国家第一方阵，国民富裕程度，整体进入各国排名第二方阵。 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政治文化‘WTO’”的说法，是作者本人生造的一个名词。它是借用世界贸易组织英文简写，描述“世界政治文化主流体系”的代称。表面上看，世界政治文化纷乱无章，但事实上，其主流体系是客观存在的。 人类的文明发展史证明，国力的实质，是创造力的高低。国家硬实力的创造力，来自科学技术的创造力；软实力的创造力，来自政治文化的融合力。僵化与没有融合的政治文化，最终将会衰落。 人类创造农业社会文明政治文化主流的是中国，工业社会文明政治文化主流的是英美。  一、缘起联合国，本是世界政治‘WTO’，但它只是政治讲坛与政治舆论的‘WTO’，其意见难以统一，事实上没有政治实力。有政治文化实力的“世界政文化‘WTO’”的实体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政治文化体系。 地一球上的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从欧洲的崛起到美国的崛起，再到德日的再次崛起，其政治环境都是在民主与法治的生态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在崛起的过程中，对外充满着血腥、抢夺与侵略，对内也充满着对人、对环境的“原罪”，但其国内政治，都是高举人权大旗，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的典范。而且，目前已经发达了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美英为反恐需要，先打科索沃，再打阿富汗，接着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打垮了伊拉克政权，现在又以防止核扩散为名，对朝鲜、伊朗等国，实行制裁，却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和以色列发展核能力。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这种肆无忌惮地侵略战争与强权行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其根本原因是：人类的“政治文化‘WTO’”的国家，认识基本一致。中俄等非“政治文化‘WTO’”的国家，虽然心底里并不完全十分赞成，尤其是伊拉战争，当时并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没有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主持世界的公平与正义，联合国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一行为。 整个人类社会，都屈服于世界“政治文化‘WTO’”。如同当年全世界都屈服于日不落的英帝国如出一辙。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30年的建设与发展，按西方的发展理论，以GDP为量化标准计算，在2010年第二季度，GDP数与增长率计算，已经和可预期中国大陆在2010年度，必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崛起，比起德、日当年的崛起，对世界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而德、日当年的崛起，是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中国的崛起，世界上如果没有一点动静，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眼看中国大陆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档之势，必然引起先发国家的妒嫉心理，如同当年英国对德国一样。同时，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其周边国家不产生后怕心理，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必被搅局。 近20年“中国威胁论”从没停止过不提，仅就2010年9个月来，美国先是售台武器；接着借韩国“天安舰”事件，大搞美韩军演；再是其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利用南中国海岛屿问题，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接着日本在钩鱼岛撞我鱼船与扣人扣船事件。把中国潜在的与他国矛盾，毫不迟疑地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并高调叫喊“重返亚洲”。在这一系动作面前，中国政府穷于应付，处处处后于守势。 中日钩鱼岛撞船事件，最终以日本放人基本告终。但事件的恶劣影响将是长期的、深刻的，表面上是日本最终服软，中方是虽赢实输。一是日本首开恶例，成功地向世界宣告强化了占有事实；二是再次种下中日两国民间仇恨的种子，对中日两国未来交往带来隐患；三是中国渔民在本国海域捕鱼，被他国抓扣，按他国法律受审，经济损失不谈，大失国格人格；四是日方持续强硬，最终虽然服软，在两国关系大局中和日本国民心中占有道德高地；五是中方强硬实则被日所逼，但客观上给周边国家一个信号，强大的中国其强势初显端倪，其心理反应复杂，为东盟诸国找一个强大靠山送了一个现实理由，使中国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其手段之毒辣，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这样招人恨呢？美国崛起时没有遇到过这样恶劣的环境，二战战败国的西德和日本的再次崛起时，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情景。 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其中“韬光养晦”这一成语，西方翻译成英文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后，美国政府在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9年等六个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都采用了同样的英文表述。另外，国外还有一些英文书籍或文章将“韬光养晦”译为“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意即“隐藏能力、假装弱小”；“conceal one's true intention”，意即“隐藏真实目的”；“hide one's ambitions and disguise its claws”，意即“隐藏野心、收起爪子”。其中的潜台词无外乎：“韬光养晦”是中国在特定的内外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在 “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手”。这种解读显然是把中国人看作是恶意的，只不过是在羽毛未丰之时暂时忍气吞声而已^[1]。 为什么西方人看中国，其出发点是“‘人之初，性本恶’呢”？一个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薰陶了2000余年的中国人，识字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两种观念明显具有冲突性，难道这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①吗？ 作者认为，这不是文明的冲突，是中国没有融入世界，世界还没有从心底里接受我们，更不理解我们。中国也没有主动融入世界，宣传自己，展示自己的文化内涵。我们始终是以世界另类在与世界打交道，野蛮、无修养、好斗等，早就在西方人脑子里扎下了根。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只有强权与武力，没有公共意识，只有私家权利，没有协商与妥协。皇帝杀大臣、臣子夺皇位、儿子杀老子、哥哥杀兄弟、母亲杀子女，为一个皇帝位置，什么道德教化全部靠边站，而且这种强权政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更何况，我们尊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经济信条是“剩余价值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是要“侵夺侵夺者”。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者要占有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俨然如“保姆当主人，主人要自食其力”。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没收了外国在华和官僚资本，不允许个人具有生活资料以外的私人财产权。至今，中国的《物权法》仍有争议。一个高度保护私人财产权的理论体系，对一个只注重公有财产保护，对私人财产天然具有恶意的理论体系，天然具有恐怖心理效应。往深里看，这一点，也不得不考虑。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需要与世界文明交流，需要吸取其他文明的合理要素，既保持传统中华文化的优良特色，更要把强权政治改造成协商与妥协的政治文化氛围。 二、融合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反复多次外敌入侵，是导致中国国土流失、被占的直接原因，钩鱼岛只是其中最小国土面积的几个人类无法生存的小岛屿（钩鱼岛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与台湾岛一起被日本占领的）。目前，中日领海、中印领土之争，是美英两国一手造成的。加上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南中国海岛屿问题、台湾独立倾向、达赖流亡集团分裂倾向等，是13亿中华儿女心头之痛。 在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中国始终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西方工业文明初期，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到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仍达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2009年，中国GDP达到335353亿人民币，仅占全世界GDP总量的8%，人均仅3700美元，在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只占到第99位，与阿尔及利亚处于同一水平。经济总量虽然即将超过日本，即使超过美国又怎么样？中国若在21世纪后50年保持世界第一经济体，人均财富也不可能成为全球第一，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它是我们心头之怨。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诚地接纳世界优秀文化，融入人类文明的主体，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做人类普通的一员，做“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一个敢于担当的中国，永远与世界同行”^[2]。 第一，接纳“人权”理论。自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问世以来，人权，就成为各国人民尊崇的信条。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A/RES/217）《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宪法在第四次修改中，第一次将“人权”这个词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 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公开提出要“保护劳动者的尊严”，让广大劳动者“体面地劳动”。劳动者的“尊严”与“体面”，就是人权理论在实践上的展开与实践。人权，在中国既有法制基础，又有党的思想基础，全面贯彻落实人权思想，已经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应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权思想，贯彻落实人权思识，完善人权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人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之理论，人权理论是授予老百姓和社会最基本群众的生命权、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马克思主义是从宏观上论述无产阶级整体争取权利和斗争的思想理论，人权理论是从微观上为老百姓争取基本权利的思想理论。二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社会意识，而且，人权理论比起马克思主义，对普通老百姓（公民）来说更实在、更直接。 第二，接纳“民主法制”意识。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的法律、政治巨著《论法的精神》（又译为《法意》）1748年问世，成为世界民主与法制思想的经典巨著。被称为是“亚里斯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一本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明确，“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一人一票选一个总统”暂时不适用于中国，但其中的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在《法意》的思想指导下，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民主与法制的形式与内容。 人权产生民主，民主产生法制，法制服务民主，民主促进民生，民生的改善就是人权的改进。现代宪政有三大要素：民主，法治，人权，三者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综合了中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人权思想的执政理念。它虽然也包含以民为本的全部优秀思想成果，但核心是尊重和维护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里的“人”，是具体的人，单个的个体，是公民社会中的个人，即公民，或享有公民权利的人。“以人为本”，说到底是权利本位，以公民权利本位，党和政府的权利是次位。 第三，接纳“市场经济”理论。1994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中国共产党就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没有公开认可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理论）。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为《国富论》）出版，标志着《市场经济学》的诞生（我们长期称之为《西方经济学》）。 我们有胆略实践市场经济体制，也必须有接纳市场经济理论的胸怀。并与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向下一代国民灌输。 我们在接纳世界主流思想的同时，也要融入中华文化精华。 首先，是要融入“儒家文化”思想。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文化，现在看来有其愚腐的一面，又有其优秀的一面。人类普遍尊崇孔老先生的理论，我们有义务对这一优秀思想文化传承下去，用扬弃的方法让其为人类造福。 其次，是要融入“天人合一”观念。《中庸》“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天道与人道合一。天道就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这就是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也就是要求人道与天道相吻合。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理论早就超越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平共处、反恐反暴力的理念层次。 最后，是要融入“量入为出”意识。中华民族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业的经济著作，但长期积累下来的“量入为出”、“节俭持家”等一系列经济学观点，早就深入人心，其作用不可小视。我们就是靠这种经济思想战胜了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困难，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比较出的中华民族的消费观，储蓄习惯，足以证明中华经济文化思想的厚重与优势。 政治文化的接纳就是“融”，政治文化的融入就是“合”。这样，既保持民族特性，又吸取人类文化之精华，更要坚持唯物主义精髓（唯物论与辩证法），才能体现创造性地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决不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义封闭起来。否则，我们与封建愚蠢、愚腐的官僚们没有什么两样。 三、同行中国要“与世界同行”，首先要改变自己，争取与世界政治文化主流同行，也就是本文提出的核心观点：“我们加入了世界经济WTO，也要加入世界政治文化WTO。” 一是真诚对外，与美国为首的世界主流国家结成朋友，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同时，我们要放弃部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实行民主制度。但美欧并不一定认为不实行民主制度就是“异己”，实行民主制度就是“自己人”，若有这种情感梦想，是不现实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只会是利益至上，其中极少感情色彩。俄罗斯当初就试图资本主义化，甚至“叶利钦炮轰议会^②”的反民主行为，西方都一言不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回事。 目前的美、欧、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大国，其国内矛盾与经济困难，并不比中国的矛盾和问题少，尤其是经济状况，正处于相对困难时期，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中国的配合与帮助。这是中国与世界主流国家携手共进的最佳时机。过去，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多少朋友时，交的全是穷朋友，我们都是无私缓助，现在必须与所有国家打交道，尤其是要发达国家做朋友时，一定要有商人的意识，利益交换才是国际交往的本质。感情与“同类亲”要素所占比重极小，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须有所得。 国家间的关系，不是我们想做朋友就能做成朋友，关键是在世界事务上相互支持，决不能用政治形态划线，仍然采用“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僵化思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除战略与策略需要外，向对方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地交流，用事实证明，中国主观上是要与美欧联手合作处理世界事务，用真诚换真心，才会相互理解，最终才能相互信任，有了信任，交往才能自余。 信任，有官方之间的信任，还有民间的信任。我们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怎么看世界，其实，西方老百姓并不知道，主要是我们的宣传机器没能让人家信任我们。一是我们的信息不能覆盖全世界，二是我们的信息内容外国人不能理解，尤其是中国的古诗词、典故与成语，三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不是中国的电台、电视台说的是外语，就能让人家信任，主要是我们宣传的主旨与看问题的角度，是不是客观、真实，多种意见并存，主持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取得西方老百姓的信任。说实话，中国电台、电视台的某些说教，不仅外国人不信，中国老百姓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比如：“亩产三万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等。还有，中国人祝福语的“万岁”一词，外国人就认为是假话，中国人只当作一种愿望罢了。其实，西方人是最讲实际、最实事求是的，我们的宣传机器那一套的确有自欺欺人之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核心是“实事求是”，我们的宣传机器，事实上是违背了党的根本观点。真实是真诚的表现，解决问题的起点。 二是真诚对内，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运作制度。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管理的群体，主要是2000多年的封建奴性治理，使国民心灵深处有崇官、畏权、特权意识。接受现代意识教育较少的底层民众，往往对政治不太关心，而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群，又过分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认为中国只要按西方的民主模式运作，就百难一解了，这都是错误的。 民主，是法制下的民主，没有法制的民主是民乱；民主，是有公平正义主张的民主，没有主张和目标的民主是混乱；民主，要循序渐进，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民主是有成本的，也是有缺限的，效率低下与程序至上不可避免；民主的真实含义，不是大多数人的主张得到张扬，而是少数人的主张，甚至是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主张也得到张扬等。 因此，我国的民主，初始期，首先要建立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层面，实行一定比例，或一半代表人民直选。其次，在地方民主管理方面，选择“地、市级”政府官员，辖区人民直选。最终，要实行司法独立，新闻媒体与高等教育实行半独立运作。 1、全国人大代表直选。由于人数限制，不可能实现一县一位人大代表，只能是保证一个地级行政区域起码有一名人大代表，一个民族有一位人大代表，一个系统或部门有一位人大代表。而且，除地级行政区域代表可以通过选举产生外，省部级官员代表和民族、系统或部门代表，指定其主要负责人做代表，比选举出来的代表更有意义。 我们可以对人大代表的权利，进行必要区别，如司法豁免权，非民选代表不享有这一特权。再者，民选代表专职化、常任化。或者，规定民选代表任期固定化，非民选代表任期非固定，如省长、部长、县长，换人即换代表资格。 2、全国政协委员选拔。除民主党派在内部选举之外，民间选举的必要性并不强，但要改变社会名人和模范、先进人物当政协委员的现状，关键是要选择有能力、有时间、有意向的“社会贤达”参政、议政。除“社会贤达”比较集中的单位需要选举外，其他政协委员选拔，可以由民间组成选拔机构采用一定的民主形式选拔。 3、地方民主选举。在现有行政体制不进行大的改动条件下，只在地级行政单位实行民主选举政府首脑。中央和省、县三级政府按党和政府原有官员选拔方法不变（改革按正常进行），在试点的基础上，用20至30年的时间来安排，进一步扩大民选择规模，最终在22世纪全面实现中国式民主体制的长期规划进行。 目前，“省管县”体制受到各方面挑战，使中国地级行政单位的行政地位处于尴尬境地，索性就把中国的地级行政单位统一恢复“州”的名称，省以下只有州和市（指省辖市，原县级市改为县辖市），州和市的行政运行体制，相对独立于现有行政体制之外，其权利与义务由法律规定，实行民主政治运作。 当然，也不能全国一夜之间实现州和市民主政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运作模式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试点。建议就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建立过不朽功绩的井岗山、黄冈和延安三地试点；城市，就在改革开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深圳、厦门、青岛、大连四市试点（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按省级机构，不实行民主体制），待有具体的经验之后，逐步推广。 4、司法独立、新闻媒体与高等教育实行半独立运作。我们可以不搞三权分立，防止中央政权产生对抗状态，但司法独立，是现代社会必须实行的世界通用惯例。所谓“半独立”，是指国有新闻单位和公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党组织，退出大部分日常事务决策，党组织处于监督和政治方向保证地位，保留事前原则制定、终审裁决权，再不对具体新闻、教育事务干涉。 5、民主的第一步，首要工作任务就是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查，力争在三五年内，把全国财政民生支出提高到财政支出的50%以上，把党政机关的行政费用降低到10%以下。  这样的民主步伐，是显得胆小谨慎，但从亚洲的民主国家实际情况看，民主并没有为亚洲国家带来繁荣与昌盛，如何既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实行民主体制，需要慎之又慎，走一步看一步，防止民主搞乱中国社会，中国乱不得。我们只热衷于对社会和谐有积极意义，对改善党的领导和政府行政有正面意义，对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进步、改善民生有积极作用的民主措施感兴趣。而对乱哄哄的街头游行、街头暴力，一切为选举需要的长年热热闹闹的民主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尤其是反对台湾式的政坛上针锋相对的对立民主，议会打架的民主，只追求协商式的、讨论式的民主形式，反对低俗的、展现人的劣质面的民主。                                          2010年9月26日                                                   参考文献：[1] 熊光凯，中文词汇“韬光养晦”翻译的外交战略意义[J]，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夏季号.[2] 温家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                                                   注   解：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J]，（美）外交，1993年夏。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又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目前世界上有7种或8种文明，即中华文明(起初亨廷顿称之为“儒教文明”，但在成书时，他认为称“中华文明”更准确。)、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引起的。亨廷顿在论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时说(以下引文均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3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他说，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散居在各地的华人，也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0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华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的动力。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 ②叶利钦炮轰俄罗斯议会大厦。叶利钦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盲目祟拜，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1992年1月，踌躇满志的叶利钦的书生气再一次强烈地暴露出来。他一心想把俄罗斯尽快建设成为像美国那样的高度民主而又高度富强的国家，他在全俄罗斯推行由西方经济学家教给他的灵丹妙药“休克疗法”的同时向国人保证：“咬紧牙捱过痛苦和艰难的过渡，在未来不算长的日子里要让俄罗斯在政治上形成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联邦体制，在经济上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军事上仍然保持一个核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带着这些美好的幻想一头扎进了西方的怀抱，并大胆地任用了一批在苏联国家改革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具有西方思想意识的年轻人。可是诸如盖达尔、丘拜斯这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医治俄罗斯经济的良方——“休克疗法”，却把本来已经千窗百孔的国家推向了更大的混乱，国家经济急速下滑，人民迅速贫困化。事情发展到此，这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伟大国家的改革进程已经完全走出了改革发起者预想的轨道，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之间权力争夺的另一场闹剧只是在一年以后，他就猛然发现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彻底休克了。西方世界答应的经济援助并没有兑现，融入西方的大门依然紧闭着。接下来的是总统与议会之间无休止地争吵；然后是曾经一度天下无敌的俄罗斯军队在小小的车臣平叛战争中惨遭败绩；然后是以民主派和改革家的形象赢得俄罗斯人民信任的叶利钦为了保住总统的位子粗暴践踏民主，炮轰俄罗斯议会大厦，强行解散俄罗斯议会；然后是叶利钦在两年之内五易总理，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只是俄罗斯已经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变为一个被经济崩溃，人民贫困严重困扰的国家，自己也从一个改革英雄变成一个快要被俄罗斯人民抛弃的颓势总统了。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0%的国土面积和70%的经济基础，60%的人口，大约70%多一点的国家资源。1991年时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多一点，居世界第二位。1991年前的苏联是一个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人民自信，在全世界都有自己利益的令人生畏的国家。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院经贸系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E---mail ：chaifh1957@sina.com.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 邮编：43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