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本色的科学家

他，从重重稻浪中走来，获得过国家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站在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项的领奖台上。

他，胸怀民生，服务世界，把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因为那粒改变世界的种子，获得了“杂交水稻之父”的美誉。

他就是袁隆平，取得了别人眼中伟大的成就，却依然自认平凡。走近他，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本色的科学家，也领悟到科学本色的珍贵。

科学贵在大胆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意味着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在科技发展中的任何一点创新，都需要敢为人先的志气和勇当大任的决心。在袁隆平心里，科学研究的本色是创新。“自花授粉作物无杂种优势”曾经是横亘在袁隆平面前的理论禁区，但是他不盲从，经过多次试验确证了水稻同样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从而也坚定了他不断攀登新高峰的脚步。

科学贵在矢志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袁隆平具有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情怀。对国家、对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袁隆平开始水稻研究，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吃饱饭。为了早日实现这个志向，加快杂交育种更代繁殖，四十几年里他像候鸟一样追赶着太阳南来北往，上千次的失败都没有摧垮他追求成功的信念，他用智慧和汗水谱写出杂交水稻研究的壮丽诗篇。

科学贵在注重实践。实际需求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实践既向科学家提出问题，又反过来检验科研工作。袁隆平常说，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水稻，他始终坚信真正的权威来自实践。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他和他的助手们都坚持在田间劳作。在第一线的坚守，让他抓住科学的灵感，也锻造出他的战略性眼光。正是有着像袁隆平这样的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科研实践，才缩短了我国和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科学精神贵在薪火相传。科研工作是一项充满艰辛的创造性劳动，它需要不断有不畏艰辛、不计名利的人投身其中，顾全大局，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着眼长远，奖掖后学，汇聚人才，去推动科技进步。袁隆平的创新思维、奋斗精神和无私胸怀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众多的科学工作者投身水稻研究，让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３０多年来一直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最终要靠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都应该学习袁隆平不畏艰辛、执着探求、大胆创新、勇攀高峰的创新意识和拼搏精神，自觉地把发展农业先进生产力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职责，把用农业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的追求，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袁隆平：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
　　袁隆平锲而不舍地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他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1986年，他又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世界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之后，他又提出了中国“超级稻计划”。而在这一研究领域里，我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
　　“高产必然低质”无根据
　　“高产水稻也能蒸出香喷喷的米饭来。”
　　当有媒体记者针对很多人的质疑提出问题：“超级稻产量高，但口感不好，是不是这样？”
　　袁隆平：“现在这个‘Y两优2号’，口感好得不得了咧！我这里有那个种植户王化永拿来的大米。‘袁隆平迅速站起身，跑出房间，叫秘书拿来大米。’小陈，你给大家每人分两斤米，回去煮煮尝尝。这可是国家二级优质米。你们回去吃吃就知道了，放水是1：1或者1：1.1，这是普通打米机打的，没有抛过光的，所以没有外面精加工后的大米好看。高产水稻也能蒸出香喷喷的米饭来。”
　　儿时一次郊游，决定一生命运
　　“我没有后悔，我有点雄心壮志，要改造。看到农民这么苦，我们学农的应该有这个义务，帮助农民发展农业。”
　　袁隆平之所以选择“农”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方向，他依然感慨于儿时的那次郊游。因为，正是这次郊游才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他回忆道，在武汉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郊游。老师就带大家到一个私人园艺场参观。一到园艺场，袁隆平看见那桃子红红的，结在树上，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花儿开得那么漂亮。哎呀，这个农家楼这么美。那个时候正在演电影《摩登世界》，一下子让他想起卓别林的表演，窗子外边就是什么葡萄，牛奶呀……这一切，给袁隆平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学农。”他暗暗下了决心。
　　解放前，袁隆平的父亲担任过县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后来在北京铁路系统当了一名高级职员，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母亲呢，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英语教师，当袁隆平提出要报考农校时，他们都曾极力反对过。
　　“当然。”他笑着说，“如果那个时候老师要带到真正的农村去看，又苦又穷，又脏，那我肯定也不会学农了。”而当袁隆平以一个农学院学生的身份参加土改，第一次住在农民家里，看到真正农村的时候，“苦累脏”的巨大反差，反而使他找到了用武之地。
　　“老头子，就等你了！”她叫邓哲，袁隆平先生的夫人，是袁隆平事业的理解者和支持者。几十年前，当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袁隆平33岁，邓哲25岁。几十年的坎坷，邓哲的那句“大不了和你一起下田当农民，你照样可以搞你的杂交水稻。”给了逆境中的袁隆平以最大的安慰。为研究杂交水稻，袁隆平四海为家，在三系法研究的前十年他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度过的，孩子出生时都没能在身边陪伴。即使现在，袁隆平在家的时间一年中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家中的一切重担全落在了邓哲一个人身上。这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夫妻，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互相搀扶着，走过风，走过雨。
　　两个心愿
　　伴随袁隆平的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
　　这是袁隆平的心声，一种博大的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从成绩与荣誉两个“包袱”中解脱出来，超然于名利之外，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袁隆平把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他还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袁隆平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
　　满载着袁隆平的梦想与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地上播种和收获，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奇迹。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1998年，越南和印度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10万公顷和20万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吨-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袁隆平，这位八旬老者是我国的著名农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多项国际奖。
　　700公斤的目标花了4年，800公斤花了4年，而900公斤，花了7年。现在，他又提出下一个目标：1000公斤！
      这位八旬老者，为什么似乎有无尽的能量，永不停歇？我想那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吧。

耕耘者袁隆平

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人民日报》 ( 2007-05-25 第02版 )５月上旬，刚从美国参加完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任仪式回国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省农科院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集体采访，下面是答问实录。

袁隆平（开场白）：我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爱自由散漫，的确，我喜欢自由自在。与记者见面，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人怕出名，出了名之后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

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２０１０年实现大面积亩产９００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我得的奖很多，国际性的奖也不少。１９９７年我在墨西哥得了一个荣誉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先驱科学家，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代表我们国家、代表中国人民，也算是给中国人民增添了一点光彩。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这么多年您获得了这么多的国际性大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奖？很多网民尊称您为人民科学家，您喜欢吗？

袁隆平：我的确得了很多国际性奖，很难说喜欢哪个，我认为这些奖都差不多，都是国际上的荣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农民科学家，我是科技工作者，顶多就是农学家，科学家谈不上。

农民日报记者黄朝武：２０年前农民日报报道就称呼您为“杂交水稻之父”，您怎样看这个称呼？

袁隆平：这个“之父”呢，也可以说是创始者，杂交水稻的创始者。最开始是国际水稻所的所长给我取的称呼，叫“杂交水稻之父”。后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了，慢慢就这么尊称我，开国际会议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杂交水稻之父”，我认为这是很高的荣誉。

光明日报记者胡其峰：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一些报道也称您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您怎么理解农民？

袁隆平：农民是非常朴素、勤劳的，农民身上一些好的东西我还学不到，很惭愧。有些人瞧不起农民，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农民的那种朴素、勤劳、节俭的精神，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我对农民非常尊重。他们很朴实，非常重感情，非常好客，你到他家里，他再穷也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请你吃。所以说，农民科学家也好，现代农民也好，我认为是一个美称。

新华社记者朱玉：您是研究粮食的，有没有体会过饥饿的滋味？

袁隆平：你们年纪轻可能不知道，饿肚子是非常难受的。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的３年困难时期，每个人吃饭都定了量，总是吃不饱，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我那时候在农村实习，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文汇报记者江胜信：您怎么看现在学术界存在的腐败现象？另外，现在中国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您研究水稻对中国来说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袁隆平：关于学术腐败，少数地方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剽窃人家的成果，搞虚假的东西，等等。但总体上来看，学术界还是好的。弄虚作假的现象有，包括个别院士也弄虚作假，但毕竟是少数。

关于粮食问题，我觉得太重要了，全国１３亿人口，国家虽然储备了一些粮食，但我认为目前不能够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要适当地有点储备，不能因为粮食多了就不重视它的生产。要适当提高粮价，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再好的技术，再好的品种，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也出不来。所以政府出台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是件好事，对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好处。但现在最低保护价是７２元一担谷，太低了，如果提高到１００元，这样农民就有较多的利润，种粮积极性就更高了。而这对城市居民只增加了极小的支出，完全负担得起。

经济日报记者杨忠阳：您做过很多科学实验，也经历过许多失败，您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袁隆平：当时是一边倒，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我当时迷信苏联，就按米丘林学说搞无性杂交，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面，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后来才醒悟过来，便偷偷学孟德尔经典遗传学。

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您怎么看待科研中的成功与失败？

袁隆平：搞科研课题的方向对不对，这是前提，如果方向不对，再努力也是白搭。只要方向是对的，尽管有挫折和失败，通过努力，最后还是会成功的。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小到细菌，大到人类，都有杂种优势，有没有优势决定到两个亲本遗传的差异度。天然杂交稻优势很明显，我们对此坚定不移。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怕失败就不要搞研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赵明明：我知道您这些年特别关注人才培养，您自己过着这么朴素的生活，却把很多钱捐出来培养年轻人，您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袁隆平：年轻人搞课题研究没有经费，我就适当地资助他们一点，奖励在农业方面有贡献的年轻人。过去有些课题经费，很多年轻人申请不到，没有钱你怎么搞研究？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就资助他们３万元、２万元，多的一年资助５万元。还有培养博士生，原来每年给我１个指标、一些经费，我们设立了基金会，我就可以多带几个博士生。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我们基金会可以解决。

科技日报记者贾婧：您曾说过您上学的时候很淘气，是一个学习不怎么好的差学生？

袁隆平：差是差一点，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好的学生。我小时候就喜欢游泳。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重庆读书，日本飞机天天在轰炸，我们就跑到河里游泳躲避轰炸，后来干脆就逃学，不上学。我喜欢的课成绩就好，不喜欢的就只求三分好，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初中学正负数的时候，负乘负要得正，我不懂，就问老师为什么，他不解释反而要我呆记，我从此不感兴趣。结果数学就没有学好。我同桌的一个同学（后来也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得了科技进步特等奖），数学成绩很好，但他不会游泳。我们就搞交易，我教他游泳，他帮我解习题。他倒是学会了游泳，后来在游泳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我对数学还是一头困惑，还是不懂。

北京日报记者王鸿良：您对名和利怎么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有些老实人做了很多事反而没有在乎什么名利。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中国广播网记者刘红卫：现在的青年人渴望成功，也不免追逐名利，心高气躁，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袁隆平：我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把名利看淡泊点，把工作和事业放在第一位。完全不讲一点名和利，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以把名利放淡泊一点。

人民日报记者朱隽：大家对您追求科学的精神和勇气肃然起敬，如果有人对您的权威提出质疑的话，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或态度？

袁隆平：我认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百家争鸣，这是正常的。在学术界是经常的，大家来探讨。比如常规育种和杂交水稻的观点就不同，水涨船高，常规育种是８００斤，我就可以到１０００斤，常规育种１０００斤，我就可以到１２００斤。有些搞常规育种的人就不相信，广东有一个很有名的老育种专家，他育了很多的好品种，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常规育种会超过杂交水稻。虽然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搞科研、搞试验，最后在对比结果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认输，最后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

法制日报记者席锋宇：您家人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袁隆平：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我的作业。她很虔诚，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妇女报记者杜学敏：您和您妻子是同行，已经结婚４３年，生活幸福，您的成功有她的支持在里面吗？

袁隆平：她是我的“贤内助”。我在外面做实验她并不埋怨我。最使我感动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讲了一些“错话”，被揪出来批斗，她正在休产假，看到了关于我的很多大字报，我要她做好思想准备，可能会上台一起挨批斗。她说没关系，顶多我和你一起去当农民。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一直叫她“贤内助”。

南方周末记者向郢：您一直崇尚自由氛围，但是当时那种比较僵硬的科研体制与您的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您的自由散漫是不是您获得这么大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隆平：学术上的自由思想当然是很重要的，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要读书但是不迷信书，思想要解放一点，自由自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派之间你斗我、我斗你，我们就到广东、海南等外地单位工作，不参与当地派系之间的争斗。这反而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空间，我带着我两个助手，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搞研究。

光明网记者郑炜：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农业科技成了比较偏冷的专业，您对此怎么看？

袁隆平：农业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认为农业非常落后，农民非常穷，所以不愿意学农。真正的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传统农业比较落后，比较穷、比较苦。我们农科院准备搞个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可以请他们来看，改变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要逐步引导年轻人，改变学农没有出息的错误观念。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闫雪怡：您的工作类似苦行僧，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深的情结？

袁隆平：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搞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希望在那里，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漫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

湖南日报记者姚学文：您能不能讲一个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故事？

袁隆平：我讲个最有趣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组到学校来搞运动。当时他们有一个指标，要揪５％的牛鬼蛇神出来，一个礼拜揪一个，已经揪了五六个出来了，我是第七个，牛棚里的床铺都要准备贴上“袁隆平”三个字了。这天工作组组长突然找到我，要我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心想，糟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他要我选一块试验田。后来我问工作组长为什么不批斗我，他说本来是要批斗的，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但是后来，上面来了一个文，要求重视和支持我的杂交水稻研究，他就去请示，问我到底是批斗对象还是保护对象，说当然是保护对象，于是就取消了对我的批斗。

工人日报记者龙巨澜：杂交水稻技术在把农民变成农民工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袁隆平：现代农业的科技含量越高，农民就越来越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也将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现象，说明社会在进步。如果一个国家农民占了７０％—８０％，说明生产力很低下，国家很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进步，农民大多数都出去打工去了，这是好事情，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民占到４０％—５０％就已经很不错了。

湖南卫视记者谢烛：推广杂交水稻技术，有什么国际意义？

袁隆平：杂交稻推广，对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国际上一些总统级的人物也到我们研究中心来访问，如利比里亚总统、印度尼西亚前总统等，总理级的、部长级的就更多了。中央领导同志也说，杂交水稻是一张外交王牌，对我们争取更多的国际朋友有益。

中国青年报记者甘丽华：国家惠农政策实施粮食保护价，但是化肥等农资产品相应提高价格，抵消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您认为这应该怎么办？

袁隆平：政府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比如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等，这是好事情，最基本的还是要提高粮价。物价部门要发挥作用，控制其他相应产品的涨价。现在国家财力增强了，完全可以拿一笔钱出来，提高粮食保护价，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任起国：目前湖南省正在推广“种三产四”，５年后会达到什么效果，在提高产量和推广面积的同时，如何提高米质，让中国的大米真正走上世界市场？

袁隆平：原来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品质放在后面。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坚持产量和品质并重，但是有个原则，不能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追求优质，必须在高产的前提下，去追求优质，虽然难度很大，但做得到。我们的超级稻在万亩片、１０万亩片的产量是每亩６００公斤到７００公斤之间，浙江金华１万多亩，平均也是６５０多公斤１亩，“种三产四”是做得到的。

三湘都市报记者徐焰：超级杂交稻第一期、第二期的目标接连实现，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目前第三期亩产９００公斤的目标实施情况怎么样？

袁隆平：第一期的超级杂交稻亩产７００公斤是跟江苏农科院合作的，第二期的超级杂交稻是我们杂交中心的几位育种专家研究的，在我提出的技术路线指导下完成的，现在第三期的超级杂交稻有一点进展，但难度还是很大的。８００公斤亩产日本搞了二十几年都没成功，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他们，实现第三期目标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姚学文：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在农业第一线工作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希望国家有什么优惠政策？

袁隆平：辛苦是辛苦，但不一定寂寞。搞农业科研并不寂寞。建议要增加农业科研经费，农业本来是弱势产业，希望政府多支持一点。

央视国际记者多国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不乏忧国忧民者，您最喜欢哪一位？

袁隆平：最喜欢苏轼。

我们向袁隆平学习什么

对于袁隆平来说，又一次赶考成功了，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终于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七年前局部的亩产可以达到900公斤了，时隔七年被正式的验收。袁隆平当亩产过700公斤接受验收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像一个赶考的小学生一样，而今年这个赶考的小学生已经是年过80。


　　百亩试验田亩产926.6公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再次刷新世界对杂交水稻的认识，也再次让世人看到了这位中国科学家几十年不变的科学精神和民生情怀。


　　那么我们应该向袁隆平学习什么？或许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要学习袁隆平把田野当家的这种精神，袁隆平的成功在田野，田野就是他的根，更是他关注民生，关注百姓生活的根。


　　俗话说：“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亲近田野，亲近土地，就有耕耘，有舞台，有创作，有收获，更有民生情怀。正袁隆平有句名言，“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既是一名科学家，更像是一位农民，于是他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一衣水，与大地贴的近，与百姓贴的近，更与实践贴的近，在贴近中，有他的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中国13亿人民，他在田野里看到了希望，实践到了真理。


　　他在田野里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考验，等待种子发芽，呼唤禾苗成长，期待水稻收获。一天天，一月月，记录人生，记录生活，记录自己的生命历程。


　　田野有泥土的芳香，更有露珠的美丽，也有新鲜的空气，更有他施展的舞台，“蒿草之下有兰香”。科技工作者深深扎根于田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中，就会闻到泥土的芳香，更有收获的喜悦。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更没有捷径可走。或许当人们称袁隆平“米神”、“当代神农”、“杂交水稻之父”时，不知他来自何方，我可告诉你，他来自田野，田野是他最好的老师。与田野贴得最近，就是与人民贴得最近，与民生贴得最近，与成功贴得最近，才会有袁隆平在81岁高龄时再次创造了一个纪录。


　　袁隆平成功了，这是中国人民的成功，袁隆平更用科学和实践回报了大地母亲，更让中国的水稻生产迈上了一个新高度，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