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美网说说:“我正视了。但同时也受伤了。”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
[美] 威廉·夏伊勒 著 张若涵 译 新星出版社2007年2月版

新闻界有句名言：“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发生了的新闻。”这句话用来形容威廉·夏伊勒的两本名著，再也合适不过了：《柏林日记》记载的是他在驻守纳粹德国的七年中亲历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是。

出于职业需要，驻外记者往往被迫成为一个观察家：他必须具备足够的敏锐，不失冷静地发现所在国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他得熟知当地社会，却又得保持观察所需的距离——很多事凑得太近反而会看不清楚。夏伊勒无疑十分胜任自己的这一角色，但他所经历的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关头，以至职业要求和他的良心构成剧烈的冲突：在《柏林日记》中，他一方面尽量克制地保持着距离，另一面在观看战争场面时却又感到古怪和不安——他明知那是一场悲剧，却“毫无危险地站在那里观看着一场屠杀，仿佛这是一场足球赛”。

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使他有别于一般冷冰冰的“客观”报道。在看到比利时古城卢万的废墟时，他呆立当地，“我正视了。但同时也受伤了。”这口吻听起来不够“客观”，是吗？的确，作为美国人他本可置身事外——那是“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他关注的不仅是战争的胜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的内战，他不是作为美国人，而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在观战，战争中的每一处破坏他都无法置身事外。

那是德国逐渐走向战争的七年。夏伊勒以他的职业敏感记录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逐渐上发条的进程：演说、挑衅、还有生活用品的逐步管制。好几次他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德国民众对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变化、甚至对政治事件和战争本身的无动于衷。从1935年仍“过于乐观”的犹太人，到德奥合并时柏林人那种“冷漠的平静”的态度，甚至世界大战打响的首日，柏林的“咖啡馆、饭馆和啤酒馆都坐满了客人”，这一切在他看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似乎这多年的战争阴影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不是其危险性，倒在于它对普通人民的影响之小。不过，这也许才是战争中的人们的正常反应，他们见惯不惊了，而生活总得继续。中东战争期间，贝鲁特仍有人照常去打高尔夫球，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在发疯，但如果我不这样就会疯得更厉害。”

不管战争如何不得人心，他注意到，出于一种极端强烈的自尊心，德国民众非常爱国。甚至在慕尼黑危机中反战的人士，也表现出对“英国干涉德国”的愤恨不满。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德国，自1870年以后已成为欧洲公认的头号强国，但它却一直念念不忘在此前的一千年里衰弱的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受害意识，并导致了两种看似可笑的行为模式：一是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德国传单上甚至声称“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正是波兰人的残暴促使元首使用武力来保护德国人民！”其二则是固执地追求国家的强大，把强大本身当作目的，忽视了自由、和平等普世价值，并时刻决心加倍报复敌人。

这是一种极为惊人的转变。在歌德、贝多芬的时代，他们关注的总是更高的价值；不到半个世纪，德国却由欧洲国际主义的中心一变而成为最激进、狭隘的民族主义堡垒。甚至在1866年战争时，南德的天主教徒还期望普鲁士德国失败，一代人后，这再也不可能了，民族和国家的荣誉压倒了其他一切——事实上，希特勒就出身于南部天主教地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他也没有被逐出过教会。

我们后人回顾历史，常会遭到定见的强烈影响，不免对希特勒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但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他是“那个让火车准点的人”，那个修筑高速公路并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并且不管怎样，在一片混乱中，使人感到国家总有个方向可走——至于是什么方向，他们无暇细想，只是急于摆脱此前那种全面崩溃的混乱状态。《柏林日记》中虽然流露出对希特勒的强烈敌意，作者甚至说“我无法考虑打败希特勒以外的事”，但他同样在1941年4月的出版前言中承认这位德国元首“头脑清醒，目标宏大，可以说欧洲自拿破仑以后就未曾见过”，而且他“举止可称谦逊”。

夏伊勒对当时德国和希特勒的观察，已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这在后人看来似乎是极自然的事。然而，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读这段历史，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很难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中像希特勒这样决心完全颠覆旧秩序的人物极少，当时大部分人都按原有格局的观点来看待他的崛起，其实是很自然的事；一开始就坚持把他当作恶魔、认为战争绝对无法避免的政治家如丘吉尔，那时反而被视为狂热的战争贩子——如果不是希特勒后来的疯狂之举替丘吉尔正名，恐怕他一辈子也摘不掉这个帽子。

不幸的是，正是丘吉尔和夏伊勒这样的观察家的正确，在战后助长了几种可疑但流行的倾向：先发制人地打击“威胁国际秩序”的力量；把国际对抗妖魔化的偏好，外交事务变成了不断寻找新的希特勒的过程。由于外交斡旋曾被纳粹德国利用，如今也被倾向于认为不如直接挥舞大棒，因为对付野心毕露的“邪恶轴心”，优雅的妥协将不会导致双边关系的任何改善——这些思维倾向的结果之一就是至今尚未平息的伊拉克战争。

在波兰战争爆发时，夏伊勒注意到“只要德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人民不至于把裤腰勒得太紧，这就不会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观察至今仍有意义：不妨试想，假如伊拉克战争当初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地结束，还会有那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吗？

这是永远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因何反战？我们要的和平到底指什么？斯宾诺莎曾说：“和平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从精神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德性。”欧洲和平的到来，不仅是因为自1945年以来消弭了战争，而是因为在精神基础上重建了“欧洲”作为一个文明的概念。未来人类和平的到来，也必得有赖于人类精神力量的重建。

载7月23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