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韩彩英现爱完整版迅雷:自“超限战”中和平崛起：针对中国特点的大战略（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9:49:07
自“超限战”中和平崛起：针对中国特点的大战略（转载）
(2011-01-01 22: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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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超限战
克劳塞维茨
大战略
军事
分类： 军事 外军防务报告【导读】文章介绍了大战略的定义，认为美国需要针对中国特色的“超限战”制定自己的大战略。文章通过对战争本质和权力转移理论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当前世界形势总结了战争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发生物理战争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各种“非动能”战争，如金融、政治、媒体等。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战略观念下，美国应该放弃克劳塞维茨的观念而针对中国特点制定自己的未来大战略。
战斗力量只是大战略的一个工具，大战略需要依靠运用金融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和道德压力来削弱对手的意志......，与战略不同，大战略还有很多内容需要去探讨，去了解。
——利德尔·哈特《战略》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21世纪初的中美对抗，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德对抗非常相似。因此，国际关系学术界内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将是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问题。
但这个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其推动力和最终结果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面对“冲突是否难以避免？”这个问题时，三种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都非常谨慎，分别提出一个悲观和一个乐观的看法。显然，对于当前这个最热门的话题，任何预测都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最感到不解的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冲突和战争都持相同的概念，似乎“冲突”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而“战争”却是一个超越历史范畴的定义。特别是对“权力转移理论”持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的人们都不顾中国战略文化的独特性和过去50年全球的三种发展趋势——“重大战争”的减少、军队“可替代性”的降低和“战争”本身的变化，而对“重大战争”的起因、时间、强度和后果争论不休。相比之下，军界认为当前不可能出现“需要集中兵力应对的战争”。从“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国内的战略观点就充满了“战争”的论调，似乎对战争的各种描述层出不穷：非常规战、不规则战、不对称战、邪恶战、犯罪战、第三种战争、非三位一体战、新型战、反击战、人民战、三街区作战、第四代战争、混合战、网络战、叛乱、全球游击战、经济恐怖主义，还有信息战、金融战、资源战、法律战、网络战和混合战。
显然，很少有战略家同意英国鲁伯特·史密斯将军的“战争不再存在”观点。虽然常规战、国家对抗、军队对抗、战争等概念不会很快消失，但是战争一词目前充满了“迷雾和矛盾”。美国戴维·巴诺中将近期坦白承认：“在相对确定的冷战时期之后，我们的部队目前在没有战争概念的情况下行动，我们正在竭力寻求一种冲突的‘统一原理’，以此组织和推动军事条令和战术、采购和研发、训练和组织、领导人培养和教育、材料和武器、人力和晋升政策等，取代依然在军事各个方面中占主导地位的冷战结构。目前尚未出现一种达成一致见解的冲突原理来推动这些重要因素发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大量不同的观点导致了难以达成专业性一致的结果”。
因为缺少一种“统一的”战争理论，目前强权国家如美国等军事分析人员都采用“防御性现实主义”情报政策，达成各军种之间最低程度的一致。美国在过去三年最大的成果就是总结出了“混合威胁”的概念。
弗朗克·霍夫曼上校和内森·弗雷尔上校将这个概念推进一步，“混合威胁”强调战争中物理和心理因素的综合，常规战与非常规战、动力和非动力、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模糊界限。
人们在提及“混合性”的时候，常常忽略地缘政治因素，这也是为何直到今天我们还只是局限于“混合威胁”这个词汇，还在忙着应付有关混合战的逻辑问题。
相反，修正主义国家，如中国的战略家都更倾向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情报态势，制定了一套“统一的”战争原理，虽然这种原理依然同中国的战略文化有关，但是其中战争中的动能因素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与这种原理关系最近的例子就是1999年发表的、由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文章《超限战》。简而言之，“不由自主地将军事行动认为是支持战争的主要手段，这种思维已经过时了。利德尔·哈特也注意到了这点。他主张利用‘间接性手段’来选择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和以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方式进攻。虽然战场不断扩大，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心理范畴，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让人更难以将军事因素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战争会在非战争领域中开展，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赢得胜利，我们必须要为这种情形做全面准备，也就是说，准备好发动影响一国各个方面的战争，这种战争很可能不是以军事行动为主”。
如上面引用的语句，同德国战略家鲁登道夫的“全面战争”相比，“超限战”的概念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概念更加相近。这种情况下，不仅非动力手段比动力手段占的地位更重要，而且常见的形势不再是全体动员，而是各种因素互相结合。另外，虽然发动战争的方式在原理上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后果却是受限的。如两名上校明确警告：“不要追求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目标”。
“超限战”一词虽然容易理解，但是它并不是“中国用以摧毁美国的主要计划”。同样，它也不是迫使中国军官开放思维的一种智力测试。在当前环境下，“超限战”的最好定义是：一种可以让崛起中的大国受益的“注射了类固醇”的作战模式，换种说法，就是一种在军事力量应用逐渐减少的时代进行“全面冷战”的计划蓝图。
“超限战”是一种“试验性”的概念，它在中国相关机构中的重要性依然有待确定。虽然有人认为“超限战”只是四种军事思想流派之一，但是深入研究会发现，“超限战”不仅代表着其他三种流派的精华部分，而且横跨其他三种流派。
这个概念在政界内也造成了影响，不仅江泽民主席和迟浩田国防部长都曾阅读过《超限战》一书，而且胡锦涛任主席就任以来的七年，官方的“和平发展”外交条令和非官方的“超限战”军事条令都似乎存在着矛盾之处。
2003年，随着官方提出“和平发展”概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支持“三种战争”的概念（显然是受“超限战”概念启发），称“要加强在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方面的政治工作”。同年，中国政府启动了“走出国门”计划，这是一种新重商主义进攻方式，计划在国外进行战略投资的同时，由解放军组建首个网络战部队。中国黑客发动的“巨人雨”（ Titan Rain）攻击活动让人怀疑中国政府也参与其中。
时至2008年，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确认，目前正在形成三战非动能战争：“美国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官方‘三种战争’概念所代表的全面战略对抗并制定有效反应措施。如果不能积极应对，那么北京的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会让其在关键领域获得战略优势”。
2009年，中国迅速发展的金融战和网络战能力迫使五角大楼进行了一次重大金融战演习并在美国战略司令部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网络司令部。
在《超限战》出版10年之后，教科书上的二十四种行动模式显然不如以往明显，中国的正在利用各种非动能手段如，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金融战、网络战等建立其修正主义大战略。
但是在五角大楼以外，“超限战”依然不为人知。这种模糊概念充斥军事杂志和政府报告，而这些都未能提高民间的态势感知。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弥补美国在“中国威胁”的军事和学术认知上的差距，同时提高各部门在“超限战”中的态势感知能力。
权力转移原理
正如将历史进行概念化一样，战争史的概念化也有两种方式：线性和周期性。
在周期性概念中，重大战争被称作“霸权战争”，这种战争是在历史上所有权力转移时期都会重复发生的现象，如：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两次世界大战被丘吉尔和戴高乐看作是“第二次三十年战争”。
这种历史的周期性概念是权力转移原理的基础，这一原理在2000年《权力转移：21世纪战略》发表之后开始风靡一时，它成了分析中美两国之间对抗日益加深的工具。
从表面来看，权力转移原理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形成一种与政治相关的“统一性”战争原理。它明确指出，“在所有国际性原理当中，‘权力转移’原理可以最为严谨地解释战争发生的原因、方式和时间。另外，它还可以提供有关战争损失、强度、持续时长和后果等证据”。
经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权力转移原理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理论上的严谨性，而是对照一个世纪前英美和英德的力量转移历史，这一原理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表述和历史性叙事的感觉。简而言之：“从‘权力转移’原理的观点来看，美国拥有同英国一样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自由的民主文化，美国同样渴望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美国是一个很有满足感的国家，它相信可以通过对现有系统进行修正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用新的秩序来取代当前的旧秩序。英国人了解美国人所希望的国际秩序，所以它可以接受自己的权力在这种秩序中稍受影响。但是在英德权力转移过程中，德国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完全不同，而且两者对国际秩序的观点也不相同。因此，德国自己并不满足。英国领导人同样也了解，所以他们不想做太多让步，宁可接受战争风险也不愿和平过渡到另一种英国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国际新秩序”。
不仅这两种“权力转移故事”的本身有问题，而且决定重大战争的两个因素——霸权国家之间“权力均衡”和新型强权对现有秩序的“不满程度”也都存在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军事力量影响力降低和不对称战略日益增多的时代，衡量“权力均衡”的过程遇到了种种问题。除了官方统计数据缺少透明性以外（中国的实际国防预算预计是官方数字的三倍），美国和中国评估综合国力的方式也不
同（质和量的区别）。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计算错误的风险和任何一方发动战争的风险。
“权力转移”原理所采用的“权力”概念同“均衡”这个词汇一样，都是过时的。虽然这个原理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强迫或劝说对手遵从自己要求的能力）接近现代事实，但是对权力的评估方式却有些陈旧：“在‘权力转移’原理中，权力是三种因素的总和，即参加工作和战斗的人员数量、经济生产能力、吸取和集中个人贡献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政治系统效率”。
军事权力？与权力转移理论家不同，中国没有忘记苏联在80年代为了与里根进行军备竞赛而破产的事实。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项目中，军事现代化排在最后一位，前面分别是农业、工业和科技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威廉时代德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是，德国想要发展与英国相当的能力，而中国却想要发展不对称能力”。中国并不想通过建造11艘航母来达到海上权力平衡，而是计划利用各种不对称手段，从卫星战到地雷战、从反舰弹道导弹到“海洋法之战”制定封锁战略。
经济权力？当今的原理更注重权力转移的动力，而不再强调“生产力”，并且会更加重视工业和金融的发展。中国想要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生产力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它的2.4万亿外汇储备可以决定未来储备货币的种类，这是美国全球优势的关键。
软实力？很奇怪这种权力转移原理不重视过去二十年中的“权力变化”，而是逐渐增加了对软实力的强调，中国的概念更接近德国的“民力”概念，而非美国的“软实力”概念，这更加突出了权力转移原理中这一让人不解的疏忽。对于中国来说，“软实力代表着除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外的所有内容，不仅包括流行文化和公关，而且也包括经济和外交政策，如资助和投入以及参加多国组织等”。
第二个问题是，当定义当前秩序下“不满意程度”时，权力转移原理在处理“权力均衡”的问题上就显得比较唯物主义化。如果不能深入考察一国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那么就没有办法评估该国的不满意程度，而这两点恰恰是权力转移原理没有提到的。
战略文化：如果确实像权力转移原理提到的那样，英德权力转移是因为“德国与英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中国与美国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更大。虽然英德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文化冲突”引起，但是两国依然属于同一种文明社会。相反，中国和美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这让人认为“权力转移”原理漠视这种文明差异是为了避免造成与学术界观点冲突，即塞缪尔·汉庭顿的“文明冲突”。因此，权力转移原理中缺了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与先前的权力转移相比，没有意识到当前国家之间（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发生在更广的文明转移的背景中（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是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上来说是从西方转向其他地区）。第二，没有意识到与欧洲系统不同，传统的亚洲国家系统倾向于等级制度思维，而非力量均等思维，当前的问题是中国的邻国希望“力量平衡”的愿望有多大。
大战略：按先后逻辑顺序来说，任何严谨的权力转移理论的首要任务都应该是，评估何种修正主义大战略会增加或减少大战发生的危险，加速或减缓大战的爆发和终结，对参战成员会造成什么影响。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研究，就可以事先总结大战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长、严重程度和后果。但是在权力转移原理的大战略概念中却没有这些内容。权力转移原理显然没有意识到在各个方面保持平等（人口、生产和政治能力）的情况下，英德和美德权力转移的时间、剧烈程度、时长和结果也会有很大不同，德国的大战略不就是这样一种巨大的“错中之错”吗？
最后，权力转移原理一直不能够在评估“目的”的基础上来衡量“权力”。你根据这种权力转移原理，永远也不会了解中国根本没有兴趣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称号，而是更想乘着全球多极化运动来消除“霸权战争”的观点。
总之：因为权力转移原理着重对手段（权力源泉）的研究，它忽视了中国虽然是一个“系统上”的修正主义国家，但是它与威廉德国的方式（战略文化）和结果（大战略）都不相同。
如此说来，权力转移原理的卖点在哪里呢？
充其量，这个原理也就提供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如“当一个对手国家在力量与强权国家力量持平，而它又不满足现有系统，那么就很可能发生持续时间较长，烈度较大的战争”。这种论调会让过去三十年一直漠视各种国际关系原理的外交人士也忍不住会说“我早就知道了”。
在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发出警告时，权力转移原理的拥护者都把战争看作是一
种跨历史范畴的东西。在2000年发表的《权力转移》中可以发现，权力转移理论家们好像都没意识到对战争的讨论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也没有提及在后现代时代“大战”可能会以《超限战》中的形式出现。说实话，从十年前出现以来，权力转移原理的主要观点就一直认为“霸权主义战争”很可能出现，它为那些不相信“历史会终结”或者“利益协调”导致和平共治的西方观察家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内容。
虽然承认核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大战的成本和利益，但是权力转移原理认为核武国家之间的大战难以绝对避免。但是它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却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权力转移原理没有提及战略文化、大战略、大战的警示、武力运用的减少和战争本身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它的说服力有限。因为没有谈及工业和金融动力的差别，权力转移原理只能作为一种预测性的原理，因此会产生误导。因为它过高估计了大战的可能性，它的价值就更让人怀疑。
权力转移原理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对先前“霸权主义战争”的过度敏感让当今这一理论的支持者鼓励极端冲突形势转变为“缓和”的共处。
权力转移原理的支持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常常近乎愚蠢：“对于中国来说，北约进一步扩张将其纳入其中，那么就可以帮助建立一种和平取代的条件，如此以来，可以降低全球大战的可能性”。
中国加入北约，否则就会发生世界大战？可能吗？
十年前，全球一度处于“单极化”状态，在这种双边权力转移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崛起不太合理。十年之后，我们面临的后美国世界中，中国的发展会受到东南亚国家联盟、俄罗斯、欧盟和美国本身的影响，权力转移原理就失去了逻辑支持。
历史周期性概念本身并没有错，中国近年来也谨慎研究强权国家的崛起和衰落。错误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把历史做为争论的工具以及他们对伪科学的迷恋和对研究领域的忽视。新一代的理论家更愿意“考虑政策的相关性”，这是一种好的趋势。但是如果国际关系学者想要赢回他们上一代失去的外交家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就必须避免仅仅利用半生不熟的历史分析来提供愚蠢的政策观点。
“超限战”的形成
军事历史一直保持线性发展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大战”常常与特定时期有关，如克劳塞维茨时代，从1792年的瓦尔密（Valmy）到1945年广岛遭原子弹袭击。
对于这一时期来说，西方军事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逐渐升级的过程，社会动员（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工业动员（从美国内战开始），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的全面战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从瓦尔密到广岛遇袭期间背后的哲学就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实现过程，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军事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直到全面战争的爆发，这个过程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二十年中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研究。相反，后广岛时代的发展脉络并不是那么明显。1945年到1989年期间的主题一直是对大战的警示和小型战争的扩张。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出现（甚至是非核国家之间也没有战争），而国内战争却较为常见，这种国内战争的形式多样，包括革命、种族、信仰或犯罪/资源战等。但是大战/小型战的说法只能代表一部分现象。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形式，但是外交史至今也没有提及，就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动能全面战争开始转变为非动能的全面战略。这种形式的前半部分发展过程，从杜鲁门时代的国家安全体制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全面冷战都广为人知。但是后面的发展过程，也称为里根时代的“第二次冷战”，却只有内部人士能有片面的了解。如国家安全决策第75号指令（NSDD-75）规定的，里根的大战略实际上就是“超限战”的雏形，只是具备了美国特色。简而言之：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战略家开始分析全面战争的不同方面，“经济战”、“心理战”和“政治战”等概念开始出现在战略描述中。在修正主义国家如德国，战略家的目标是寻找更有效的方法，赢得下一次的大战。因而鲁登道夫将军创建了进攻性全面战争原理，这一原理中，政策服从战略，而战争被看作“生存意愿的最高表现方式”。
权力相当的国家，如英国的目标是赢取和平，避免大战期间流行的克劳塞维茨意识造成的破坏后果。因此利德尔·哈特的系统性全面重估（战术、作战和战略）间接帮助他形成了“大战略”的概念。类似鲁登道夫的“全面战争”概念，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概念也造成了战时与和平时期界限的模糊。但是两种概念有根本区别，“大战略”中军事手段只是一种支持性角色。
两战期间利德尔·哈特的理论被高估，二战后他的声望开始衰落，主要原因是受到理论、历史和政策影响。原理上与克劳塞维茨不同，利德尔·哈特从未提供“大战略”的系统性著作。他的原理一直是零散的，分散在1929年到1954年间出版的一系列文章中。历史上，他的“间接方式”太过于依赖可疑的历史观点，如所谓的“英国式战争”，这是历史学家们不愿看到的。政策上，时至今日，利德尔·哈特人依然因为他支持“缓和”而被人谨记，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他的理论性成果接近乔治·凯南的“抑制”理论。
二战之后，西方主流都抛弃“大战略”概念，开始采用更模糊的“国家安全战略”概念。随着第一颗氢弹的出现（1952年），在随后的十年中，西方的主流战略争论开始将重点放在核战略上面并迅速形成了一种战略信仰。
而与此同时，利德尔·哈特继续认为间接大战略在目前更有必要：“氢弹及其试爆都显示了‘全面战争’模式和‘赢得战争’这个目标已经过时。认为原子弹让战略失去效用的想法毫无根据而且会产生误导。原子弹的自杀式破坏力促进了另一种间接方法的出现，这就是战略的本质”。
但是在他《战略》一书中，只有很少几页内容涉及了大战略概念，他解释是因为“要全面地分析这个大主题不仅需要更多的内容，而且需要另外撰写专著，虽然大战略控制着其他战略，但是它的原则常常与战略领域中流行观点相违背”。在修订版中，他对间接方法的兴趣已经从国家战略转变到了战场战略。
1963年，利德尔·哈特的信徒，法国的安德烈·博弗尔将军想要利用“全面战略”一词重新定义“大战略”的理论。我们虽然不能对博弗尔的书进行全面评价，但是可以指出其中两点是毫无价值的：首先，他对“内部机动”和“外部机动”的区别相当于今天对“战场”和“战场空间”之间的区别。第二，斯特凡·普松尼的科技战概念发表以前，博弗尔就提到，“和平时期正在发展一种新的战略，这种战略利用‘军备竞赛’一词，它不认为战争会出现，竞争双方都力图让自己的装备性能胜过对手。这种形势曾被称作‘后勤战略’。它的战术包括工业、科技和金融等因素。这是一种间接性消耗，而不是直接摧毁敌人的资源，它的目标是让敌人落后于自己，给敌人造成大量消耗。一种无声的、但是明显的和平战争形成了，但战争本身是决定性的”。
虽然并不是毫无价值，但是博弗尔的成果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太法国化了”。
最近似的美国版“全面战略”可以在1962年出版的《战争新前线：政治战的过去和未来》中找到，该书是由威廉姆·金特纳和约瑟夫·考恩菲德尔合著。该书既抓住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全面冷战”精神，同时也提前一个时代提出了后来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超限战》理论：《战争新前线》将政治战定义为，“一国不直接利用武装力量而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手国家的冲突形式”。政治战由外交、国际商务、信息和其他民间机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军事活动等组成，当前频率和强度更高的行动需要一种新的名称来描述。因此我们创建了许多新名词，如政治活动、经济战、心理战等。我们把“军事活动”的范畴更进一步，包括资助外国政府和居民，或者游击部队和党派战争等“。
金特纳的著作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战略家们不再对大战略感兴趣，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危机管理上。另一方面，随着越南战争升级，大战略只好给平叛行动让位。
同时，由于70年代社会科学家风头超过历史学家，在国际关系原理中经典现实主义就让位给了机械论结构现实主义，而后者与“大战略”概念毫不相干。虽然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但是对大战略的研究还是被国际关系原理和外交历史等推到了不起眼的角落。
随着里根时代的“第二次冷战”到来，大战略开始从“抑制”转向了“回击”。1979年，西方国家的常识认为苏联处于进攻态势，而美国处于衰退阶段。1989年，苏联转为衰退，而美国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里根的“第二次冷战”应该比艾森豪威尔时代更符合“全面冷战”的概念。但奇怪的是，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75号（NSDD-75）对这种大战略的战略研究只字未提。
部分原因是因为“第二次冷战”是秘密发动的，有些因素到今天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但是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学术界希望归功于戈尔巴乔夫，而把里根看作是“在历史中梦游”的好莱坞演员。因此在冷战末期，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注重戈尔巴乔夫的角色，而忽略了里根在第一任期间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学术界将1979年到1985年间定义为“第二次冷战”时期，是为了说明里根的“回击”战略和冷战结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从起到的作用来看，里根的大战略包括从专利战到石油战，从低强度战争到“信仰战”。从地缘政治观点来看，里根的战略击退了苏联在中美洲地区的利益、
削弱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退。里根的战略不但综合了横向的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手段，而且还综合了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垂直联系措施。
简单来说，里根的“回击”是超限战的雏形。但是这里面有个缺点。从形式上来看，里根的全面战略非常复杂，范围广且非常有效，这个“超限战”缺少任何的成本效益分析，只能被看作是代价很高的胜利。国内来看，1986年美国一度由世界上主要债权国变成了主要的债务国。国际上来看，美国协助中国和穆斯林国家抵抗苏联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
正如军事战略家约翰·阿奎拉近期指出的那样，因为巴基斯坦为“抵抗俄罗斯占领阿富汗的叛军提供了庇护，所以里根不愿意过分督促巴基斯坦军事独裁者放弃研发核武器的活动。这种错误带来的后果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巴基斯坦的非法扩散网络为朝鲜、伊朗和“基地”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忽略了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之外，里根政府放手让越战后的美国军队进行常规军事力量建设，而且也忽略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反恐问题，阿奎拉认为，“这些资金大部分都花在了为参加中欧常规战争做的准备工作上，而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遥不可及，于此同时恐怖主义正在做为一种战争形式出现。当里根政府中成员建议组建发动突袭部队以便对恐怖主义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时，这种建议受到了那些传统主义者的狠狠的训斥”。简而言之，如塞缪尔·汉庭顿所说，里根政府是一个建立中国-伊斯兰纽带的工具。
出于两种原因，里根的大战略既不被学术界采纳也不被军事机构认可。从1979年以来，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兴趣从政策决定转向了原理创建，结构现实主义在冷战结束以前一支处于支配地位。1979年左右，美国军方决定专业士兵的主要工作是注重常规战术和作战模式，他们还从越战中得出了错误教训，采用了克劳塞维茨这种没有战略的战争科学。
随着冷战结束，战略概念和“大战略”思维在学术界和军界就更是默默无闻了。
在军界一方，卡尔·布尔德在90年代中期提出，“随着冷战结束和核对抗风险造成的政治局限性，有人预期美国军方会出现在战略思维上的复兴。但是这并
没有发生。海湾战争和波斯尼亚冲突几乎都是以作战和战术方式解决的。美国军方的战略思维似乎躲藏了起来。三十年之前，国家安全领域中战略思想光芒四射。而在30年代期间，战略理论化占据了美国的主流思想。如果我们军方的作战思维是安全而无可匹敌的，如果我们的战术思维不断涌现，那么战略思维早就被抛弃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因素被看作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事，而作战和战术因素属于军方，而民众则两不相干??”。
与此同时，学术界的学者，如理查德·贝特开始发出质疑声，称“战略文化在西方精英分子中逐渐衰落，武装力量的发展也在减弱，而战争的非线性性质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形下战略是否还只是‘空想”呢？”。学术界的“战略研究”领域成为了模糊的“安全研究”，不仅大战略的概念完全消失，而且“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变成了模糊的“人类安全”概念。而战争本身在民间学术界逐渐被看作“风险管理”。
冷战后时代，不管学术界还是军界都没有多大兴趣在大战略上投入心思。对于学术界来说，只有那些粉饰“全球监管”和“人类安全”的学者才容易获得研发资金。而在军界内，面对大幅的预算裁减，官方战略迅速转变为“克劳塞维茨VS 计算机”这种虚伪的争论，让人力密集型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与以武器为中心的海军和空军互相攻讦。除了少数正统派相信《战争论》的毫无瑕疵之外，大部分美国军事精英都开始意识到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不足，但是在军事事务革命的支持者的自我陶醉式言论中，这位普鲁士人看起来好像不再那么邪恶了。海军战争大学知名教授迈克尔·韩德尔，他努力协调东西方的两大传统思想，克劳塞维茨理论和孙子兵法，他对两种理论做了许多说明和“补充”性的工作，他认为：孙子兵法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研究战争，而克劳塞维茨大多采用具体的战略来解决问题。
虽然他尽了很大努力来挽救克劳塞维茨理论，但是韩德尔还是不情愿地被迫做出总结，“孙子的理论在分析战略和战争上比克劳塞维茨理论更适合我们的时代”。9.11事件前夕，韩德尔表示希望看到一种统一的战争理论出现，而十年之后，巴诺将军也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统一的理论而哀叹不已。
与此同时，中国军方一边关注美国军事事务改革，一边开始重新研究自己的战略传统并在此期间进行一项更重要的事情：战略事务改革。
超限战之道
自从创建以来，东西方的战争和战略传统就组成了常规思维的不同部分。可以简单总结为：西方理论注重纪律、技术和决定性战斗。而东方理论注重欺骗、计谋和非武力解决方式。
随着20世纪各种科技大量涌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淡化了。在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中，让人惊讶的是日本居然比俄国的用兵方式更加西方化。东方国家的军事西方化在20世纪期间一直持续，直到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让某些西方观察家承认长达两个世纪的西方军事优势结束了：“200年以来，这个世界一直处于西方军事统治之下。作为国家力量代言人的炮舰已经被战斗机所取代，而后者又被导弹和卫星，还有计算机所取代，但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之前，这些技术都由欧洲和北美国家垄断。而现在这种垄断已经不再”。
9.11事件之后，其他观察家已经开始怀疑西方的军事优势是否还在，这种优势已经不只是受科技局限，而且也受到战略的限制。
在冷战结束之前，对中国进行长期观察的拉尔夫·索耶指出，中国已经开始重新研究自己的战略传统：“1985年以来，随着中国国防大学的成立和《中国兵书集成》开始出版，中国军事科学开始研究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遗产，这将促使中国创建一种全新的军事科学，一种不仅仅是模仿，而是超越了西方战略家的科学，这种科学深不可测，可以整合武器、指挥和通信方面的各种优势。传统的中国军事著作，特别是《孙子兵法》、《六韬》、《百战奇略》和《三十六计》都广为流行，而且被制作成各种形式的电视剧和漫画书等”。
十年之后，解放军在科技上进行“西方化”的同时，还在不断让自己的战略“东方化”。汉学家亚瑟·沃尔德伦颇有先见之明，他当时就说，“从19世纪军事事务改革开始以来，西方国家就趋向于提高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利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往往把武器看作决定性的手段，包括速射枪、坦克、空中力量或当前的高科技。但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战场向全球范围扩展的可能性提高，我们意识到越来越难获得决定性的力量。但是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再为熟悉不过，因为他们的基本作战方法就强调太过依赖武力带来的局限性和危险。中国所强调的计谋为现代化武器系统提供了一种西方国家难以提供的应用思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忙着重新研究自己的传统时，西方国家的修正主义学派却声称没有所谓的中国传统。至多是在面对“必要的战争”时，中国会与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克劳塞维茨理论。当面对“选择性战争”时，中国依然喜欢利用间接方式解决。用智力来胜过对手，而不是打赢对手，这种方式依然被看作是“上兵之道”。
同我们修正主义者声称的不同，中国的战略文化并不像教科书中所定义的，而是同其他任何一种战略一样，是集众所长的历史经验。虽然中国了解西方国家崛起的原因，但是他们对“权力转移”的理解不是基于西方国际关系原理，而是基于自己的历史：战国时期和中日战争。
中国集体记忆的中心是鸦片战争时期与西方列强的对抗，这一时期早被西方国家抛之脑后，但是中国却铭记着这段做为“屈辱世纪”开端的时期。实际上，西方国家利用鸦片作为武器，使用这种间接性手段击败中国，让中国尤其感到耻辱。这种“阴谋诡计”从18世纪末开始，让400万中国人深受其害，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其结局就已经是注定了的。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集体记忆”常常与实际历史不符。但是即使这种集体记忆是空想的，它对集体行动的效果却是真实的。“政治就是观念之争”：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在亚洲某些地区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发动的“金融9.11事件”。乔良和王湘穗两位上校毫不犹豫地把索罗斯比作是恐怖分子本·拉登，他们认为亚洲危机是一个转折点，“非国家组织利用非军事手段与主权国家交战。因此，金融战是一种非军事战争方式，它的破坏性与流血战争一样大，只是未出现流血牺牲而已。金融战现在正式成为了战争的一种。随着核武器的威慑力日益衰退，金融战已经变成了一种吸引了全球注意力的战略工具。
对于乔良和王湘穗来说，1998年亚洲“金融战”的历史重要性胜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因此他们的观点认为，军事事务中的科技革新是导致思维改革，也即战略事务改革的第一步：“很长时间以来，军事和政治人员都习惯了采用某种特定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主要根源是敌对国家或潜在的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20世纪末10年中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让我们改变观点：军事威胁已经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目前存在着同样的领土争端、民族冲突、信仰不合，但是同时也存在其他如获取资源、争夺市场、控制资本贸易
制裁和其他经济问题因素”。
早在十年前，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就表示地缘政治模式转变为地缘经济模式，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这种转变对军事战略有什么影响。乔良和王湘穗丝毫不受西方思维限制，他们声称克劳塞维茨从未成为东方传统的一部分，在金融战中也将一无用处。相反，中国与利德尔·哈特有某种一致并在1994年翻译了他的著作《战略》。
做为分析家，乔良和王湘穗很好地抓住了90年代美国军事争论点。做为战略家，他们太过于关注美国，因而同其他地区的战略家一样大部分讨论都是以地缘政治为前提。做为未来主义者，他们坚定地提出了一种“构成主义者”战争概念，这一点上，他们两人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阿尔文和海蒂·托夫勒。
在《超限战》发表两年前，托夫勒学派认为工业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之家的联盟，而信息时代的特点将是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人之间的“深度联盟”：“与海湾战争期间的国家联盟不同，目前可能存在一种实实在在的深度联盟，例如可以由三个国家组成，也可以由十四个民间组织组成，或者两三个私营企业因为共同利益而结合，私人投机者等等。深度联盟涉及到一个系统中各个层次的机构。它是一种多维的关系，所有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增长、扩大和融合。与1648年《韦斯特法利亚协约》之后产生的国家之间的系统不同，新系统很少依赖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关系，它注重各级组成部门的正确结合能力。比力量平衡更照耀的是“保持平衡的力量”，即一国保持对自己地位的清醒认识，将自己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与知识资源相结合。这样，整个世界就进入后韦斯特法利亚和后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全球秩序”。
这种“深度联盟”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超限战概念，因为它不断强调非国家行为人的政治角色，包括信用评估机构和缉毒机构等，它也强调了“战争平民化”的概念：“现代科技正在改变武器和战场，同时它也将战争参与者变得更加模糊。非专业战士和非国家组织给主权国家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多。名对一个无限战场空间中越来越多的战争形式，在大战略的概念中不再单独依靠武装力量和武器来达到国家安全目标，它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国家利益。显然战争正在从以士兵、部队和军事事务为主转变为更多以政治家、科学家和银行家为主的形式”。
对于乔、王两人来说，“组合”是一个关键的字眼，他们两人都开始强调“结合”在军事历史中的重要性，正如利德尔·哈特在“间接方法”中所述，“不管是3000年前的战争，还是20世纪末的战争，最终的胜利都显示了同一个现象，即胜利者都是能够将资有效组合的一方”。
他们观点的主要独创性就是他们强调了需要在行动各个层次上（国际、政府间、各国）都要系统地“组合”各种作用领域和行动领域（法律、经济、心理等）。正是因为超限战的中心思想就是“组合”，所以西方国家也把它称为“组合战”。
但是，时至今日“超限战”依然不够全面。一方面，他们对“杀伤力”和“暴力”的区分带有非常后现代主义色彩。被判定为非致命的战争不代表它是非暴力的，需要对暴力进一步做重新定义。另一方面，他们声称发现了一个“百试百灵”的金科玉律，但是军方策划者对此深表怀疑。
“超限战”作为一种战略理论上的思维实践，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所依赖的事实处于东西方的传统之间。有人会把它看作是博弗尔将军创建的“全面战略”概念的新版本，只是其中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人的革新战略。而其他人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版的孙子兵法，只是包含了战场的数字化、法律的武器化和外国政策的金融化。
但是“超限战”在中国机构的重要性并不确定。超限战曾被看作中国军界四种流派之一。第一种是传统主义者，他们信奉毛泽东的防御性人民战争概念；第二种是新型传统主义者，他们热衷于地区力量投送；第三种是高科技革命主义者，他们的重点是遥远的网络中心战。超限战是近期出现的可与其他三种流派相竞争的概念。这种说法虽然容易理解，但是不容易让人信服。
有一点需要注意，军事战略科学说明今天的人民战争概念与祖辈的概念完全不同：“人民战争是战争的组织方式，它与军事科技水平完全无关。人民战争的概念并不只限于低科技战争。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可以通过整个国家力量释放出来，它可以将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组合，将军事和民间资源组合，将战争活动和非战争活动组合”。简而言之，它并不像原来的农民游击队思维，今天的人民战争与“平民战争”毫不相干，超限战概念也提到了网络爱国者的涌现，这样说来，第一种和第三种流派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另一点，从2004年12月胡锦涛主席颁布了“我们军队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
任务”以来，解放军的任务就定义为力量投放，而不是仅仅为区域领土防御，所以第一种和第二种流派之间也不存在区别。
再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超限战”相对于现有的三种流派并不新颖，只是将三种流派组合而已。如查尔斯·霍金斯2000年提出的，“新出现的超限战概念在几个方面都有哲理性。这种观念做为一种“以弱胜强”的方式进行宣传，它借鉴了其他三种流派的思维并加入了自己更广的战争概念。超限战支持先进科技，同时提议利用任何可用的手段进行兵力投放。例如，如果导弹不能威慑台湾，那么对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可能会起作用；或者两种手段都秘密运用。超限战概念也扎根于传统思维。它是另一种人民战争或积极防御措施。它拓宽了战争的范围并利用高级科技让更多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
但是处于中国军政关系考虑，超限战概念在军界以外的地位就不可而知了。有些西方观察家已经确定了党政军之间的争执，而军事和政治精英之间也可能存在有“军政隔阂”。
西方观察家对中国的四代军政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进行了分类。有一点到现在已经很明显，那就是从2003年第四代领导人就任以来，官方的“和平崛起”外交条令和非官方超限战军事条令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如简介中提到的，第四代领导人正在加大利用法律战、心理战、舆论战、金融战和网络战。因此，超限战可以称作是“第四代”战争。
国防部应对超限战的“间接方法”
虽然9.11之后《超限战》一书曾名动一时，但是五角大楼早在10年前就对这种概念展开了研究。
虽然国会要求国防部每年递交一份报告，总结“中国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以及军事组织和作战概念的可能性发展”，但是五角大楼的年度报告一直注重“动能”威胁，只是在2009年的年度报告中的78页留出2页来总结与超限战有关的非动能威胁。
为了对中国大战略轮廓稍作了解，我们最好的入手点就是有关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各种有关中国软实力、战略欺骗、网络能力、贸易守则等做出的特别报告。
至于五角大楼为什么一直对超限战理论保持沉默，人们就只能猜测了。
第一种原因可能就是官僚作风。没有哪个军事机构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失去在战争上的垄断”和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有效地发动战争，而这正是乔良和王湘穗的所表达的概念。对“超限战”的第一反应可以最好地反应出修正主义国家的战略家和对手国家战略家之间的思维差别，一名美国陆军战争大学军事分析人员提到：“许多解放军高级领导人不会发现超限战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对中国21世纪士兵的专业思维造成了挑战。如果战争没有了界限，那么就不可能训练士兵来掌握现代战争的各个方面。相应地，中国专业军事教育机构的任务也就变得多余了。另外，传统的军事硬件如，坦克、装甲车、高性能飞机和战舰在超限战中都变称了附属品，甚至无关紧要。而传统的军事能力衡量标准如，人力、火力等也只能放到一边。在古文明中，官僚政治学非常严重。超限战中所讨论的概念，如信息战和经济战等，可能对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成本较低的国防政策，但是军界会发现难以获得新型和较为昂贵的武器系统。大部分中国士兵不欢迎这种战争形式，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只能得到较少的国防预算、人力资源、官僚资本，而且解放军威信会降低”。
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9.11事件之前的那种“大军事”官僚思维，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维让超限战理论从其他国家产生了。但是修正主义国家早就超越了这种组合注意思维。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考虑到面子问题，它不想把这种潦草的概念纳入自己的官方条令中。但是美国条令中长期存在的非常规战争在概念上很容易同超限战混淆，最新版的非常规战争手册强调，非常规战争和超限战在条令上不能混淆：“乔良的超限战理论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强权国家不使用同样的手段来攻击弱国是因为‘强国制定原则，而崛起中的国家打破原则并想钻空子’”。作者是否创立了新的原理尚有待考证。
他们的著作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它代表着中国的战略思维，如果这种思维得不到官方认可是不会出版的，尤其是在谜一样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士兵及其联合性和多国合作伙伴应该了解超限战，但是他们必须明白这个词汇不是正式批准的条令，它拥有非常明确的国际背景和应用。
也就是说，五角大楼在贬低超限战的重要性和新颖之处时，美国军方却在悄悄地采用这种概念的某些可取之处。这种低调的战略事务改革顺着两条轴线发
展。在空间轴线上不断拓宽动能战场，将非动能战场空间包括在内。在时间轴线上，不断模糊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区别并采用“长期冲突”的概念，在传统的四个军事战争阶段上增加了所谓的“零点阶段”（环境的形成）。
另外的三种应对超限战的“间接方法”也值得一提：
争议性公共领域：虽然美国学术界将中美之间出现的对抗看作旧式的权力转移活动，但是美国官方却想突出美国的“全球公共秩序”提供者、“全球共同利益”保护者的地位，因此美国有权处理“争议性公共领域”问题，这种问题涉及到太空的军事化和海洋领土化，正当看待中国的海、陆、空和太空能力。
克劳塞维茨力量的衰退：过去四年可以看作是在条令上对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方法”进行彻底重估和对克劳塞维茨的直接方法逐渐放弃的阶段。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永远存在着，但是却在逐渐衰退。2006年《四年期防务评估》标志着官方条令在利德尔·哈特的名义下重建。2007年的《平叛手册》标志着劳伦斯的回归，而从“以敌人为中心”转变为“以人口为中心”代表着克劳塞维茨力量的进一步衰退。2008年的《非常规战手册》本身就非常明确声明，在谈到大战略时，孙子兵法比克劳塞维茨理论更切题：“争斗各方都利用自己的各种力量竞争，这种形式成为了国际化境的特点。从《威斯特伐利亚协约》签订以来，人们都一直认为竞争发生在国家之间。这种竞争包括了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如外交、情报、军事和经济等，近期这些工具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外交、情报、军事、经济、金融、信息和执法等。只有七天国家工具力量耗尽或难以提供足够的竞争力时，军事工具才会用来解决国际争端。克劳塞维茨把利用军事力量的行为描述为，“一种迫使对手遵从我们意愿的暴力活动”。这一论断影响范围深远。但是面对当今的世界，他的理论就有了局限性。早期的《孙子兵法》更适合今天，虽然参战是为了获胜，但是“百战百胜并非上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才为上策”。
混合威胁之争：如果说修正主义国家，如中国的战略关键词是“组合”的动态概念，那么他们的对手国家，如美国的战略关键词就是“混合”，这是一种更加静态化的概念，但是在这种概念下可以达到三军的一致。
过去5年中出版的一系列文章中，弗朗克·霍夫曼分析了混合威胁的“多模式”和“多层次”特点，而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争强调了“国家冲突的毁坏力与非常规战争的狂热和持久性”相结合。霍夫曼称，“我们在未来遇到的最
大挑战不是来自只采用一种手段的国家，而是来自那些利用各种战术和科技并将它们以全新的方式混合以满足他们的战略文化、地理位置和目标的国家”。
这种警告只是片面地强调了“战术和科技”，内森·费雷尔上校号召军事分析人员不要局限于混合威胁的“直接防御手段”（军事手段），而且也要分析“间接防御手段”（民间措施）。
费雷尔并不担心自己会被视作异端分子，他直接暗示中国今年的常规军事建设可能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认识到混合型高度威胁的军事方面可能在实际冲突或竞争中处于次要地位，这种意识不错。但是这些军事方面可能是对手用来转移注意力的工具，以便增加美国风险计算或吸引美国注意力，而同时在其他领域发动真正的战争，如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等领域”。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一种事实如学术界太过关心常规的“大战”形式，军事战略家可能太过关注高科技“局部战争”（台湾），而这种情形都有可能忽略掉更大的战争方式的风险。
然而，正如费雷尔自称的，美国军事内部在整体上不愿接受非动能战争的概念：“目前，国防部大约一半人都在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他们为此身心疲惫，因此他们不愿看到未来会出现反恐和平叛行动以外的任何其他内容。而国防部的其他人依然关注与崛起中国家之间的高科技战争，而这些国家却正在利用政治、经济和非常规对抗能力做为更有效的工具来对付我们”。
目前处于争论中的“混合性”概念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这种概念不涉及地缘政治，所以只是局限于“混合威胁”一词，没有解决“混合战逻辑”的问题。
超限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秘密行动，所以在五角大楼以外的人们对它感到迷惑也情有可原。部门机构从来没有听说过它，学术界也没有提到过它。这种公开的概念并不容易被人掌握，因此也不可能提高民间的态势感知。
即使在军界，超限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受到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影响，军方的争论话题从2005年就成了“现代主义”派。为平叛战争制定统一条令的需要，使得本应被1999年《超限战》拓宽的战略争论视野再次受到了限制。
据费雷尔称，2005年《国防战略》的起草人之一曾经提到，“有人认为超限战概念引入国防战略可能会引起迷惑。对于高级领导人来说，他们首先应该了解非常规威胁的两个最紧急的问题：恐怖主义和叛乱。对超限战这种概念的排斥可能会限制对非常规挑战的全面考虑，也会忽略它对公认的“非常规战争”形式的
影响”。
但是时过五年，五角大楼应该承认平叛行动和超限战之间的区别从思维角度来看，是层次上的区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别。主要的不同是平叛行动处理一国国内的战术和作战事务，而超限战处理国家之间的战略和大战略事务。但是对于两者来说，行动的逻辑线络要大过物理线络。从这一点来说，平叛行动和超限战都可以说是“80%是政治性，20%是军事性”。
为什么美国国防部可以在平叛行动上达到整体政府的一致，而在超限战概念上就不行呢？如果你可以了解平叛行动的六大行动逻辑线络，那么你肯定也能抓住超限战的二十四个行动逻辑线络。
1998年，乔、王两人就针对美国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状体发出感慨，“让人惊讶的是，像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和指挥结构来处理（非军事战争）威胁。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拥有49个部门和办公室来负责反恐活动，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彼此却不能协调和合作。美国为反恐花费了70亿美元，这只是美国军事开支（2500亿美元）的二十五分之一”。
十年之后，部门间的不协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还有大量工作需要理顺。在2009年超限战研讨会上，五角大楼项目分析和评估主任强调，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四年期防务评估’的‘四年期国家安全评估’小组，它可以将国防部的要求进行区别处理。对国家安全挑战做出有效反应需要一个整体政府合作的办法，‘四年期国家安全评估’可以让我们在协作的环境下考虑这些复杂的问题”。
目前看来，国务院完全有必要设立一个“四年期国家安全评估”来提高部门间的态势感知，以便同“四年期外交与发展评估”保持一致。不管是针对超限战还是其他问题，如果五角大楼不带头进行部门合作，那么其他部门就更不可能带头合作。正如五角大楼项目分析和评估主任指出，当务之急更需要缩小学术和军事之间的差距，“目前大多战争，混合战、非常规战、超限战等都更注重软实力和社会议题，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动作。我们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投入了大量精力来了解它们。我们咨询了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了解这些科学并将它们纳入我们的分析能力。我们虽然做出了一定成就，但是未来几年我们仍需努力”。
虽然军事分析人员大都进行作战研究，他们近期都毫不犹豫地接触社会科学
家以更深入分析中国威胁的性质，但是这种努力还不够。坦白说，学术界不太可能会考虑超限战的概念，他们的表现如新闻记者詹姆斯·曼恩在一篇尖锐的评论文章中批评美国精英们对中国的幻想那样，认为中国处于平稳发展形势：“平稳发展观念认为经济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政治系统的开放。它只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结果之一，但却是美国当前对中国的主流观点。持这种平稳发展观念的包括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专家、想要与中国开展贸易或进行投资的商业机构、还有依靠这些机构投资的智库和其他精英组织等。中国问题专家发现他们可以为同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充当顾问而赚钱。当学者们在撰写特稿、会议论证或参加研讨小组时他们的职业都显示为大学职务，很少显示他们参与中国业务或顾问等内容”。
避开中国问题专家，转而求助于对中国一知半解的国际关系通才，这样对解决中国威胁毫无帮助。主流国际关系通才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主要关注内容不是怎样评估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威胁，而是限制新型理论（特别是权力转移理论）对自己支持的理论、学术界地位和“大战略”造成的威胁。
这种情况只会造成无休止的争论，不会得到任何真知灼见，而且常常会造成政策误导。例如，自由架构主义者常常会因为错误的原因而批评权力转移理论，他们坚称，北京近年来积极参加政府间组织的行为不可辨驳地证明了中国正在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之一”。
通过深入观察，你会发现事实是这种后毛泽东主义中国的行为主义非常类似于托洛茨基的渗透战略，或者葛兰西式的颠覆战略。参与是一回事，而“社会主义化”又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在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身份在过去十年中即没有让北京终止对知识产权的剽窃行为，也没有让国际贸易组织得到整体上的加强。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2001年加入了西方国家创办的世贸组织，但是在同一年，中国也创建了一个反西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长期来看，上海合作组织会比世贸组织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更大。
就像众所周知的比喻那样，醉汉在灯柱下找自己的钥匙是“因为灯柱下才有光”，受到当局重视的自由架构主义者也是在西方国家创建的政府间组织这个“灯柱”下寻找“新世界秩序”这把钥匙，因为对于只会讲英语的人来说，这是唯一能够用到的“灯光”。自由架构主义者专心研究“全球统治”理论，他们撰写了
大量有关欧盟、北约和世贸组织的著作，但是几乎没有一篇是有关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但是全球存在着大量的非西方政府间组织，中国认为这些组织有助于增进其力量，而五角大楼的“智慧女神”计划也应该把这些组织做为研究重点。
简而言之，虽然军方分析人员应该继续同学术界接触，但是他们同时也应该时刻记住学术界的争论都存在派别性因素，学术界各个流派与军方流派一样，都利用科学语言来遮掩自己的机构性或意识形态上的派别属性。
有一点毋庸置疑：只要战略教育、战略情报、战略计划和战略沟通依然没有发展，那么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永远只是泡影。如果五角大楼不能主动创建部门之间的大战略思维，那么其他部门就更难以企及。
从“持久战”到“网络闪电战”
至少有三种原因，让美国军方更倾向于把超限战看作是某种“具备中国特色的震慑行动”，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毛泽东持久战的继续。第一，对于一个有过珍珠港和9.11事件痛苦经历的国家，难免会有“战略突袭”的心理阴影。第二，对克劳塞维茨决定性战斗的迷恋，以及对科技至上的尊崇，都让美国军队难以防备“快速突袭”行动。最后一点，《超限战》一书中的某些章节确实提到了鼓励闪电战的内容。
虽然此书准确把握了战略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但是它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没有提到战略和时间的关系。超限战疏略了有关“阶段性”的传统军事思维并提倡“协同”（synchrony），但作者告诉我们不要将“协同” （synchrony）和“同时” （simultaneity）混淆。这种忽略让人更觉得奇怪，因为东西方的战争方式区别就是战略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美国这个缺乏注意力的国家，时间是最薄弱的一环。有人会说，如果超限战这个词汇可以用组合战来形容，那么超限战的逻辑思维依然是持久战。如金特纳上校50年前就曾提到的，“毛泽东的观点是持久战可以逐渐改变参战双方的相对力量。因此，与传统上习惯把战争看作武装冲突的西方战略家不同，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冲突的范围应该更广。军事行动只是战争的形式之一。其他战争形式包括，政治、心理、社会、科技和经济战等都一样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更重要。为了赢得战争，战略家们需要进行几十年的计划，而不是几年”。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超限战提出的行动二十四条逻辑线络不会受到闪电战等类似方式的影响。例如，法律战、金融战和网络战的时间线络等。
法律战的时间线络非常漫长。1971年，中国成为了联合国的一员，政治分析人员阿达·波兹曼警告称，联合国所执行的由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法律秩序最终将被逐渐增多的非殖民化意识觉醒的非西方国家侵蚀。但是将这种国际秩序全部推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西方法律秩序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发生在1990年，当时由伊斯兰会议组织支持制定了伊斯兰世界人权宣言。在冷战后时代，在联合国大会舞台上，中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一起扮演了修正主义领袖的角色。中国在安理会中的行为，通过它对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可以看出，中国做为一个大国难以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只是近十年期间，中国才决定将多边组织做为“第四支柱”加入其外交活动范围，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注重三种外交关系（大国、邻国、发展中国家）。从这点上来看，自由架构主义者的观点没错，他们认为与之前不同，当前的国际秩序更“容易加入且更难被推翻”。当发生法律战时，中国的进攻行动似乎虽有限但却精确，就像海战中表现的一样。任何程度的法律战都会持续较长的时期，除非它是更大范围的多种攻击手段中的一部分。
金融战的持续时期虽然不像法律战那么长，但是也没有网络战那么短。中国只是在近两年才决定结束将美元当做世界储备货币的状况，这可能需要中国花费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在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达到目的。同时，中国在努力让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非正式的流通货币，而且会提高海外直接投资。
网络战的持续时期是最短的。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从2003年“巨人雨”攻击行为以来，网络攻击就从未间断过，但是人们通常会认为网络战是一种突袭手段而不是攻坚战。信息革命加快了历史发展速度，同样，网络武器也会加速战争的爆发。如前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指出的，网络时代与导弹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60年代期间，战争的速度明显加快。远程导弹可以从怀俄明州直接打击莫斯科，这个过程只需要35分钟。而网络战的打击速度近似于光速。这种速度有利于抢占先机，这意味着人们滥用网络战的机会加大。反过来，这样让网络战爆发的可能性加大。如果网络战指挥官不迅速出击，那么他自己的网络可能就先被破坏掉。如果指挥官不能抢占先机，他可能会发现目标国家突然采用了新型防御
措施，甚至直接关闭因特网。在网络战中取得先机非常重要”。
如今，计算错误的风险很高，这很有可能会造成计算机程序战最终发展成为枪械战。网络战对网络战士造成的风险很小，他们只需要发送一个信号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达到决定性效果。一名攻击者可能会认为网络攻击如，关闭一个电力网和摧毁某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让系统瘫痪数周）不会引起对方过激反应，因而可以让紧张状体处于最低程度。但是对于数百万处于黑暗，甚至是阴冷的世界，得不到食物，取不到现金，不能处理骚乱的人们来说，这不啻于在他们城市中投下一枚炸弹。因此，受到攻击的国家可能会利用‘动能行动’进行反击”。
但是，做出反应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谁攻击了你。网络战和常规战的一个非常的区别就是“找到问题所在”，这让战场的危险程度大大提高。网络战中，攻击者会隐藏自己的身份，遮掩自己的痕迹。更坏的可能是他们误导攻击源”。
在学术界有一个“攻防平衡”原理，原理认为一切平等，任何时期的军事科技程度都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向发展，因此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多或减少。但是随着网络武器的出现，这个平衡极大地倾向于攻击者，这种形势让人担心大范围的攻击可能造成无意识的全国总动员。
2001年出版的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历史的起点：记忆和忘却的战略意义》，作者江文汉表示，信息革命让集体记忆拥有了某种战略意义：“受到信息技术碰撞的激发，有关‘记忆和忘却’的话题就不断创造着历史。它们形成了针对未来的战略部署。现代化技术，包括数字技术和因特网利用图片和声音给记忆和忘却话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感、速度、范围和情感共鸣。记忆、历史和战略部署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1999年美国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误炸引发了中国的反应：“误炸的新闻首先通过因特网发出，直接从欧洲发向了中国的学生团体，他们愤怒地动员起来。支持中国政府的香港黑客关闭了美国的内务部、能源部、国家公园服务和其他政府网站。爱国主义者认为美国蓄意摧毁中国外交机构，是对中国的直接冒犯行为，中国政府被迫做出响应。这种全球网络新闻和多方面网络攻击的结合突显了充满激情的记忆和忘却内容与新科技的结合会产生的惊人效果。中国民众在中美关系背景下看待这次误炸事件。有人把过去的历史看作西方国家利用坚船利炮进行商业渗透和开发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大众观点的严重分歧让我们认识到，虽然全球
的信息、资金和技术流动将我们带入同一个世界。但是根本性的误解依然存在。确实，全球的变化速度和不同的历史观点在某种情况下会加大国际误解和危机”。
因此，这些网络攻击很可能不是解放军方面支持的，针对入侵台湾的反美网络突袭至多是自发的全民动员网络行动，是日益增长的中国爱国主义观点产生的共鸣。
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上采取防守姿势，中国李际均将军也是这么同美国相关部门解释的。与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和其他西方发现者不同，郑和从未想要建立殖民地，直到今天，中国也不像美国那样在156个国家中拥有761个军事基地。但是正如德国和日本所显示的，战略文化是会改变的，而且有时候会有很大幅度的改变。在欧洲人眼里，德国人的大部分历史都是一群无害的抽着烟、喝着酒、做着白日梦的家伙，只是1870-1945年期间这种形象被改变。同样，日本在17世纪曾禁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曾想要毁灭这种武器的国家。
邓小平是继奥托·冯·俾斯麦之后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但是众所周知，在俾斯麦于1890年退位之后，后继的能力不足的领导者难以限制德国人不断增长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此同时，1880-1914年期间的技术革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同我们今天类似。
中国领导人从1991年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将这种情绪进一步加深。从1999年的大使馆误炸事件以来，中国的网民数量从2000万增加到了4个亿，网络爱国者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这一代政治精英让3亿人脱离了贫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这让他们过渡自信，因此人们很容易想象他们对误炸或海上重大事故会做出的后续反应会是怎样的。但是威廉德国时代与当今的中国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德国精英了解当时的形势并不利于德国，但是中国却聪明地意识到，如果他们跟进邓小平的建议，“隐藏实力，等待时机”，那么未来迟早属于他们。
对长期战争的回顾
从1979年开始，国际环境的特色就是以中国和伊斯兰历史在两个世纪后的回归为主。80年代期间，美国太过关注发动第二次冷战而忽略了邓小平和霍梅尼发动的改革所产生的历史重要性。90年代期间，美国精英们陶醉于亚洲市场提供的繁荣而没有能够针对中国来制定美国政策，差点应了列宁的预言：“资本家会卖给我们绳子，让我们用它来吊死他们”。
9.11之后的10年期间，美国一味注重伊斯兰世界并心不在焉地结束了“借中国钱给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布什政府任期末一段时间，国家情报委员会的《2025全球趋势》称，“全球经济和财富力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流向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美国精英们现在应该仔细研究中国形势，而其应该认识到卢西恩·派伊所说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伪装成一个国家的一种文明”。美国和中国在历史和地缘政治观点上都是不对称的：“如果你是一名美国人，你的历史观念也就是过去的60年，而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对美国所创建的现状造成威胁的“修正主义国家”。如果你是一名中国人，你的历史观念就是过去的3000年，而中国仅仅是在自己的传统地位被短期（200年）打破之后再次夺回而已。简而言之，一个人眼里的修正主义在另一个人眼里就是正常主义。此外，如果你是一名美国人，你会把中国看作地球上最后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是一个正在经历重大回归的不合时宜的产物。如果你是一名中国人，相反，你会认为全球经济和信息网络可能会建立一个“虚拟”的大中国，包括从印度洋到太平洋一直到美国。“如果21世纪的斗争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那么中国会占有优势。如果是斗争发生在中国和复兴的西方系统，那么西方会最终获胜”，如果要把未来归结为这两种形势，这种想法就太过于天真了。我们的全球主义学者们意识到了“西方”，这值得赞扬，但是这种假设是错误的。第一，中国和伊斯兰息息相关，第二，西大西洋已经不存在了。
20世纪崛起的国家中，从德国到日本，从苏联到美国，它们都曾试图让伊斯兰成为自己的助力。中国应该也不会例外（特别是考虑到对能源的大量需求），伊斯兰可能也会乐意合作。新加坡马凯硕曾提到，“中国的崛起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欢迎。中国逐渐被伊斯兰世界看作应对美国不明智的地缘政治政策的手段”。
虽然中国-伊斯兰轴心的概念因为缺乏“统一指挥”而不能成立，但是在某些议题或论坛上，一种“统一的行动”可以证明中国-伊斯兰纽带的说法。这种明显的事实让某些战略家如内森·费雷尔认为，把我们当前的面临的挑战定义为“长期战争”可能太过于注重伊斯兰的挑战而忽略了中国和其他叛乱活动挑战：“美国正在面临一个长期的非常规冲突和各种坚决的极端分子对手。但是作者认为‘长期战争’的概念不太准确，因为它很片面地形容了美国面对的各种活动、
敌对竞争和抵制行为。针对圣战分子的‘长期战争’只是复杂的非国家和国家竞争与抵制的一个方面。‘长期战争’的概念限制了对各种对手的考虑范围”。
虽然这种提议很合理，但是费雷尔将内部策划者摆在了重要地位，将威胁和风险同历史挑战和自然灾害并列。政策策划者的工作是搜集各种可能的挑战和紧急事件。而政策制定者的工作相反，是从中选出首要的问题，而这些首要的问题显然应该是中国和伊斯兰，而不是海啸和疫情。我们不应抛弃长期战争的概念，而是应该重新定义并把中国和伊斯兰的联系包括进去。
因为穆斯林世界并不是孤立的，冷战和长期战争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中国-伊斯兰集团与中国-苏联集团毫无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中国-伊斯兰集团不仅一致抵制西方国家建立的秩序，而且在战略上也保持一致，正如国防分析人员罗伯特·庞克在讨论超限战时提出的一个惊人的隐喻：“超限战的许多经验都是借鉴于非国家组织，如恐怖组织、叛乱组织和黑客集团等，因此超限战类似于‘基地’组织手册。但是‘基地’组织手册是战术和作战性的，而超限战是作战和战略性的，甚至是大战略性质”。
中国-伊斯兰纽带的存在并不代表着“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另外一种可能如2007年夏在华盛顿讨论会上提出的，“没有西方国家的世界”，就是说其他地区自行组建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忽略西方国家”。
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西大西洋组织。在官方说法外不在有什么西方的概念。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帝国（美国、欧洲和中国）之间对“第二世界”的影响竞争。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布鲁塞尔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是这两个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上有类别的不同。
对悲观主义者来说，一方面，美国太过专注于保持“全球领袖”的概念而难以权力应对后美国时代的现实。另一方面，依赖能源的欧洲认为俄罗斯的芬兰化相对于阿拉伯的伊斯兰化更为亲近。简而言之，欧洲的大战略可以归结为：“宁可欧亚化，也不欧拉伯化”。
如果西方这个词汇可以重建的话，那么它可能是一个范围更大的“大西方”，包括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像赢得冷战需要利用中国一样，赢得长期战争也需要利用俄罗斯。
孙子兵法：未来即过去，中国特色
冷战后时期，当所有学术界的文章都可以称为是“填补空白的社会建设”之际，克劳塞维茨理论学派却再次强调了丝毫未变的战争本质，不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2001年9.11事件提醒我们，战争跟其他活动一样，它也一直是一种社会建设活动，未来也会继续如此。过去十年中，美国战略著作也逐渐、但不太情愿地承认了这种根本事实。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1400年左右的英法两国士兵如果知道他们正在参加的战争是“百年战争”的话，他们会大吃一惊的。“百年战争”的说法是19世纪发明的。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如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没有包括“鸦片战争”的内容，这是因为当时战争的社会结构让普鲁士军界难以想象这种概念的存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将鸦片武器化，以此为手段征服一个人口达4亿的国家。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对于今天专职军人来说，战争可以是很多内容，除非他不介意将自己列为战争罪犯，那么战争首先就应该是《武装冲突法》中所定义的内容。如果克劳塞维茨时代订立的国际协议不再适用于今天的战争，那么你就需要改变这种协议，否则的话，即使你拥有最勇敢、最聪明的战士，那么你还是会战败。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北约盟国从1999年开始制定一种新战略概念，其中一个争论点是：一次网络攻击是否应该被看作是一次“战争行动”，因而需要采用第5款规定的反应行动（美国观点），或者应该采用第4款规定的应急行动（德国观点）。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通俗地来说，“有组织犯罪”和“非常规战争”之间的区别可以在一夜间消除。把城市暴力称为“第三代帮派”的美国立法者同样会把当下的形势定义为“第四代战争”，而废弃了原来的《地方警务法》。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理论家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克劳塞维茨的“可逆性”观点只是说对了一半。一般来说，战争确实可以称为是“政治的继续”。在特殊情况下，政治就变成了“战争的继续”。如果20世纪可以做为“极端的年代”载入史册，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个特殊的时代。
20世界前半叶，欧洲国内政治可以看作是战争的继续。这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两位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左派的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政治包括从“机动战”到“阵地战”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右派的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本质是“敌友”之别，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区别，而是剧烈程度的区别。
20世纪后半叶，政治依然可以看作“战争的继续”，只是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国际领域，这也是为什么被称作是“冷战时期”的原因。1947年沃尔特·利普曼出版了以冷战为题的短文时，许多当代人认为这种概念太过矛盾而不能接受。实际上，这个字眼并不比1870到1914年在欧洲流行的“武装和平”概念更为怪异。后来证明，冷战的概念一点也不新奇，因为这个词汇在中古世纪的西班牙就开始使用了，他们用它来形容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长期战争（711-1683）。
“长期战争”是否也可以看作21世纪的“冷战”呢？至少，如那名中国老人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1991年，邓小平声称美国和中国之间正逐渐形成“冷战”，而这并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二十年后，55%的中国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与此同时，美国人都已经在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实际了。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中国战略家们认为毛泽东的定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需要“改正”，同时声称“超限战”概念的提出者是魔鬼：“传统士兵和我们所谓的现代士兵之间出现了间隙。虽然这个间隙并非不能逾越，但是它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军事思考。这个方法就是创建一个全面的军事马基雅弗利。虽然马基雅弗利不是‘超越限制’这一意识形态的早期来源（中国的韩非子比他更早），但他是这个概念的倡导者”。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如果平叛战争可以称作“大学生级的战争”，那么超限战就应该被称作“研究生级别的战争”。修正主义国家如中国非常了解这点，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在美国大学中学习的中国军官比美国军官要多。
战争是社会构建的。美国军方继续假装有战争“本质”这种概念，只有一个合理的原因：如果他们不自贬地称他们的工作是“杀人和破坏”，那么他们的主人——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乱用和滥用他们，让他们照看孩子或捡垃圾等。也就是说，确实存在真正的战争。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决定放弃克劳塞维茨而采用马汉（Mahan）、利德尔·哈特和孙子，那么你也要顺势而为。
简而言之，在当前的国家中，如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们在保持警惕上做到了宁滥勿缺，同时把战争看作是“任何一种修正主义对手所认为的方式”。如果你在寻找一种“统一的战争理论”，那么它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超限战。
理想的情况下，负担本来已经很重的军队不应该把大战略当作自己的重点。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政界太过关注选举时提到的“永久性战役”，而没有兴趣发展“大战略”。如果美国军界也不能或不愿处理大战略的问题，那么就难以避免最终的悲剧：21世纪将肯定会作为中国的世纪而载入史册。（全文完）
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
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时间和意义
现在的发达国家都不是和平崛起的,我们中国真的可以和平崛起么
郑必坚提出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思想对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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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与挑战也是世界的机遇与挑战？
为什么说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
如何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分析中美关系及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
中国移动三大品牌所针对的客户群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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