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斗邪在哪看:末代榜眼朱汝珍的苏州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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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像

       父的心愿

　　祖甲十三年，父六十岁，也即周国建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他把发展周国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他的下一代就是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和季历。根据周族继承法，父死传子，子多则传长子。那就是泰伯，可他却看中老三！老三那时还不叫季历，时年十九岁。夫人是挚任部落酋长之女，后被尊称为太任。生有一子叫昌，时年四岁，这个小家伙聪明得出奇，父和姜夫人都对他宝贝得不得了，经常带在身边。
　　之后就发生了“红雀事件”。这桩奇事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卷四引《尚书》佚文《帝命验》记载，是这样的：九月甲子日，一只红雀衔着朱砂写的帛书，飞到丰邑，落在昌的家里，帛书上还有一段文字，意思是说：谨慎战胜懒散的就吉利，懒散战胜谨慎的就完了。公德胜过私欲的就顺当，私欲胜过公德的就危险。凡事不硬来就不会犯错，不谨慎就会走歪道。犯错的要完蛋，谨慎的万世不败。用仁义得来和保住的东西，可以长达百世，以不仁得到和保住的东西，一世也难保。
　　这是告诫国家领导人的话，看这口气就知道定有来历。
　　能口衔丹书飞到指定地点的红雀，那不是神鸟吗？能指令神鸟的不是天神还能是谁？天神给昌传达先王之道，这个小孩还能是平常的孩子么？
　　奇闻是最容易流传的，神鸟传书给国公孙子昌的事，很快就传开了。这事人人啧啧称奇，对四岁的昌也特别敬重了。
　　之后，父又要给老三改名。老三一直叫“季”，跟老大叫泰伯一样，是以兄弟排行为名。现在父宣布老三叫“季历”。《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说：“历者，适也。”就是“老三合适”。原来这些都不是父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要把他的意图向大家透个风。
　　有不少记载说，泰伯深明大义，和仲雍商量后，决定顺应父意，让给季历，甚至是“三让”！可事实是伯仲两人私下有过商量，但是他们商量的结果是不让！《左传》僖公五年的记载，晋献公要借道虞国去灭虢国，虞国大臣宫子奇向虞侯进谏说，虢、虞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你不能答应借道。虞侯说，我和晋国是姬姓同宗，晋献公哪会害我？宫子奇举了个例子说：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这话的意思是，泰伯、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大儿子，因为泰伯不服从，就失去了继承权。以父子之亲尚且如此，同姓的晋献公哪里靠得住？
　　泰伯不服从怎么办？手握大权的父有的是办法。不久，泰伯得到通知，国公爷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尽管泰伯与父亲处于“冷战”状态，但父亲生病，儿子当然要来探望慰问，了解病况。于是三个儿子都聚到了国公府。
　　老爷子生了什么病？《史记》，司马迁根本不提，再看《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赵晔好像有点知道，他说：
　　古公病，二人（指泰伯、仲雍）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
　　老爷子这个病有点特别，需要一种特效药来治，这药必须到衡山去采集。衡山在哪里？当时叫衡山的至少有三处，一在今湖南衡山县西北，一在今安徽当涂县北，一在今浙江湖州市南。其中湖南衡山为“五岳”之南岳，最为有名，《礼记·王制》记载当时的民谣说：“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南岳衡山当是所说的采药地点。
　　到远方去采药不是新鲜事，关键是，谁愿意去？
　　父三个儿子都表示愿意为父效劳。可是都去不行，最后的决定是，季历留下监国，泰伯、仲雍前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使命。
　　但是细想一下，这事好像不对头。
　　衡山在湘江边，离周远约一千三百多公里，怎么去采啊？弄不好就像王英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就算能采到，来回不知要多长时日，等到草药弄回来，说不定老爷子早已归天了！这不是远水救近火的蠢事吗？可见到远方采药是不合情理的，所以赵晔说是“托名”，也就是说，采药是个借口，泰伯和仲雍趁机走掉了。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引起了后人研究的兴趣。学者对此作了分析，有几种说法：
　　一种是“主动让国”说。此说认为泰伯、仲雍托名采药而南奔荆蛮，是主动“让国”的表现。孔子的观点就是如此，《论语·泰伯》记道：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意思是说，泰伯，那可以说是道德高到极点了！再三把君位让掉，老百姓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称赞他。
　　《越绝书》卷十五说：乃太伯审于始，知去上贤；太伯特不恨，让之至也。意思是说，于是泰伯一开始就考虑，知道应该离开，以推举有德才的人。泰伯对此毫不怨恨，真是谦让至极了。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除了说泰伯托名采药而让，还有当面辞让的事：
　　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
　　这事有点滑稽，父临死改主意了，居然然遗命季历“让国”！伯仲两人大概是闻知父亲去世，从荆蛮回来奔丧才知道有此遗嘱的。伯季两人让来让去，最后还是被泰伯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