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桂治洪鬼话连篇:“闲话军统”蔡孟坚与“顾顺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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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军统”蔡孟坚与“顾顺章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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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严格来讲，也不是中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 76 、 78 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陈公博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湖北武汉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上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 “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同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江西瑞金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省子长县 瓦窑堡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陕西保安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陕西延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村 1947年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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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等等。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归“特三科”，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同志。
李强同志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
顾顺章，生于1903年或1904年，上海宝山人，原名顾凤鸣。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动乱年代，这种人最容易出人头地了，因此顾顺章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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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苏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粗暴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1901年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年仅24岁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所以，从名义上讲，米夫虽然是王明的老师，但年岁却比他的中国弟子们大不了多少。后来米夫又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早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米夫就想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高层，但没有成功。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华，半强制地要求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如此，连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都是米夫代替中共领导层决定的。
不仅如此，在会议进行当中，米夫未经中共中央，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最终，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有米夫这位庞然大物的支持，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在苏联1937年的“肃反”，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打成“托派”，并于1938年被无情地枪决，仅活了37岁。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王明俄语好、马列学得好，很快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
王明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佼佼者。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哪29个人，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凯丰）、杨尚昆、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多是些才华横溢的人，共同特点是熟读马列经典，讲起话来每每俄语、英语脱口而出，激情四溢，极富感染力。唯一的弱点就是比较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对苏联的了解超过对中国的了解，脱离实际比较远。
最要命的，这些人并不把这个当缺点，反而觉得天下只有我懂马列，别人都是“土包子”。殊不知，中国的事情，用“土包子”的方式来解决，往往更管用。
王明于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遇见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1931年4月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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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坚，1905年生，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出道”甚早，1923年，还在萍乡念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后考上青岛大学，毕业以后，蔡孟坚于1928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因为这是国民党自称的，我们这边并不承认。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到此中止。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话一说又远了，以后再说吧。
8月25日，“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 蒋介石仍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5月，北伐军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统治北京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东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张作霖的死，意味着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彻底结束。
6月8日，阎锡山部率先进入北京，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接收北京事务。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时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版图。
接着说蔡孟坚。参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坚投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手下，成绩斐然，很快就收编了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并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开到烟台加入作战。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专电嘉奖。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轻吧，缺乏“革命”斗争经验，23岁的蔡孟坚被人家结结实实地“涮”了一道，刚反正过来的那个“第49师”师长旋即复叛，差点把国民政府派来接管烟台的几十名“中央”大员“连锅”端掉。幸亏蔡孟坚警觉，在最危急的关头，把这些人救了出来。
事后追究此事，蒋介石亲自与蔡孟坚谈话，了解情况，蔡据实相告。
因缘时会，正是这一次谈话，蔡孟坚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用他自家的话说：“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蔡孟坚从此“简在帝心”。
“反省”了几个月，蔡孟坚找到蒋介石，要求安排个工作，蒋把他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见到蔡孟坚之后，陈当即叫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介绍他俩认识。
“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此时，徐恩曾刚刚接任不久。
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务了，比起戴笠来也不遑多让。但他们俩的出身、经历可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戴笠出身社会最底层，徐恩曾则是富家子弟。
戴笠读的是“社会大学”，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又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
所以，军统跟中统的路数不太一样，彼此长处、短板也有很大区别。
军统办事，往往“邪招儿”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来；中统的人，则多少有些书生气。所以中统跟军统较劲，经常吃“暗”亏，两边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统。
所以，搞军事情报、杀人越货，那是军统的拿手好戏，但是要讲“党派斗争”（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一切党派的活动，均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中统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不是浪得虚名。
这些，跟这两个“掌门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一个是“打流”出身，能一样得了么？
徐恩曾跟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比陈果夫小，但比陈立夫大几岁。
所以，徐恩曾回国以后，就投到了“二陈”兄弟手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根据宣传的需要，由陈果夫主持，要建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这也是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具体办事的，就是徐恩曾，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嘛，正是学这个的。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徐恩曾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任台长。
也正是因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需要，徐恩曾开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结果招进来一颗大“钉子”，等“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建起来了，又招进了两颗大“钉子”——这事后面再说。
接着，徐恩曾进入中央党部任总务科长，再往后，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叶秀峰跟陈立夫闹脾气，徐恩曾代理科长，从此开始其特务生涯，执掌中统这个国民党内最大的特务机构达15年之久。
陈立夫对徐恩曾说，这位蔡孟坚先生，是蒋先生介绍来的，暂且算你那儿的人，但不归你管。他的工作任务，由我和蒋先生直接安排。
陈立夫虽然比徐恩曾还小几岁，但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话，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谨。
不久，蔡孟坚就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秘密策反了冯玉祥部、驻许昌的师长任应岐。
任应岐，我们在讲“吉鸿昌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应该还记得。
蔡孟坚被蒋介石派到任应岐处，负责与“中央”的联络。
据蔡孟坚回忆：
“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饷。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
蔡孟坚的这一出，堪比“蒋干盗书”了。不过，蒋干是个大傻子，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蔡孟坚可不一样了，正如蒋介石所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
蒋介石所说的“第二个敌人”不问可知是共产党。蒋说：湖南、湖北的共产党活动很厉害，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也三天两头闹暴动。所以派你做“两湖特派员”，驻武汉。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蒋介石同时电告陈立夫，令其转告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蔡孟坚对共党有生杀权。”
蒋介石没有看走眼——25岁的蔡孟坚，将在武汉成为一名“铲共专家”。1930年8月，蔡孟坚抵达武汉，就任“两湖特派员”。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被蒋介石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接任的是何应钦。
蔡孟坚前去拜谒何应钦。何对他说：共产党趁着中原大战，在湖南湖北两地实行“李立三城市路线”，来无影、去无踪，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杀”的办法。
按：何应钦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线”，在中共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长期做劳工工作，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南昌起义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议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1930年3月，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适逢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而且口气还非常严厉：“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 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没打下来。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彭德怀曾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机，第一次攻打长沙,并占领了一个月时间，8月撤出。 两次攻打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是——何健为了报复，于 后来，朱、毛转而进攻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安，一举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立三路线”维持了仅仅三个月，但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本人，都为这三个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即捕即杀”——按照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戒严条例》，共16条，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可处以死刑。 蔡孟坚很谦虚地说：“蒋公”临时把我从中原战场上抽调出来，到武汉镇压暴乱。但对付共产党，我没有什么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希望能与被捕的共产党谈一谈，才能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 对此，何应钦也表示认可，并说他也觉得目前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的做法，确实不好。 于是何当时就拿起电话问“军法处”，有没有现成的共产党可供讯问。一问说有两个，明天就要执行枪决。 蔡孟坚第一时间找到二人分别谈话。他的审讯别开生面，不像别人那样剑拔弩张，动辄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俗话说“软刀子杀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坚这把“软刀子”剌开了口子，供认一个叫宋惠和，另一个叫陈谦。 宋惠和，1907生，化名周大烈。湖南湘潭人。 宋惠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武汉以后，历任任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兼阳夏区委书记、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叛变以后，宋惠和为蔡孟坚制定出了一个“实施现场捉共办法”。 所谓“实施现场捉共办法”其实十分小儿科，就是我们在《红岩》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当有共产党叛变之后，就给他配备几个便衣特务，随着叛徒满大街溜达。一旦遇到原来的的上下级或联系人，马上由特务现场逮捕。 蔡孟坚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我认为可行，但我是一个人来的，无人可用。 何应钦当即表示，他认识上海的一个洪帮大爷，此时正在武汉，可以让他找些人供你驱使。 不久，蔡孟坚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帮分子以外，宋惠和、陈谦二人成了蔡孟坚的左右手。 很快，这个“小儿科”的办法就收到了成效。 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9月到12月的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00余人被捕牺牲，其中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 同时，武汉市委秘书机关(汉口合兴隆杂货店)、武汉市委会议机关(汉口方正里8号)、长江局秘书机关(汉口湖南街5号)、长江局接头机关(汉口第一宾馆26号)、长江局接待机关(汉口中山路新成里)、长江局印刷机关(汉口张美之巷6号)等秘密机关被全部破坏。 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 按：这里所说的“长江局”并不是抗战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担任负责人的那个“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7月下旬，为实现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工作是：“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集中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信阳等中心城市；组织地方农民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任常委会书记。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 这一下，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声名鹊起，短短几个月，俨然以“铲共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武汉三镇。 6 “实施现场捉共办法”仅仅是蔡孟坚的“三部曲”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当然，在当时，蔡孟坚自己并不知道、 蔡孟坚当即“闭门审讯”，这一审，还真审出了一起“惊天巨案”。 被捕的华夏，真名叫做陈华，真实身份是中共汉口区委书记。 原来，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方大获全胜而告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会后巡视武汉。汉口工商组织准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介石将亲自出席并演讲。 据陈华供认，共产党已经打入大会的会务组，并主管分发入场券。他们拿到两百张，这两百张票，他们将从湖北各地分头来到武汉，并分组进入会场，每组5人，当蒋介石上台后，大家一起向台上投掷炸弹。 不问可知，蔡孟坚当即令手下展开全城大搜捕，同时报告何应钦。因此，陈华的叛变，不但令刺蒋行动彻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大为高兴，当然，他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笔者相信，这种简单的所谓刺杀行动，头脑简单的热情多于冷静严谨的设计，根本奈何不了蒋介石。 老蒋的身边，先不说有多少护卫——仅仅戴笠，从特务处成立的开初，就将自己手下的黎铁汉派到了老蒋的身边。 黎铁汉，1904年生，广东海南定安人，军校二期步科毕业。 黎铁汉跟郑介民是同乡，又是军校二期同期的同学，但他却不是郑派的人。 黎铁汉的资格很老，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他都参加过。 我们知道，黄埔早期的学生，尤其是一、二两期，只要是“挺”过了北伐的，几乎个个是国民革命军“名将”。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元帅、大将，也不在话下。 原因何在？ 因为第一、第二次东征太残酷了！ 前几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都是以学兵的身份，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去打仗的——枪子儿无情，他可不管谁是蒋校长手下的“天之骄子”，只要是一枪命中左胸，管你是军校学生，还是长官的马夫、勤务兵，一样“回家”！ 所以军校早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大量牺牲，侥幸活下来的，后面跟着还有平定杨、刘叛乱、还有同样残酷的北伐。这个时候，早期的学生，都成为了下级军官，即便如此，牺牲的概率依然很高。 最典型的，当属革命军人的典范——曹渊。在武昌城下，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以最军人的方式、死在了胜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军校早期学生中惊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视了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黎铁汉能从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 别人都不说，就以他的同学郑介民做比，同样是军校二期学生，1925年，黎铁汉去参加东征，郑介民呢？ 人家到苏联上大学去了——郑介民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一学就是两年，1927年8月，郑介民回国，这时，蒋校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郑介民又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去了。三折腾两折腾，复兴社成立，郑介民成了特务处副处长了，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呢——上头还有个六期的戴笠，觉得冤！ 说那都没有用！黎铁汉也不是一般人，从军校毕业当排长、连、营、团、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旅长。 1932年，黎铁汉进入特务处，被戴笠看中，1933年7月，戴笠将黎铁汉推荐给蒋介石，任“随节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公开职务，叫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备组长。 有黎铁汉这等人物，给老蒋做警卫，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据记载，蒋介石曾4次遇刺，均有惊无险，跟安保工作的严密，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相比于汪精卫和杨永泰！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西安事变，老蒋不是照样做了阶下囚！ 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件，被蔡孟坚破了，而且证据确凿，而且距蔡孟坚到武汉履新仅三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老蒋的心中，有多么嘉许！ 有的时候，能够赏识别人，也是一种成就，也能获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为荣。 当长官的，则以能赏识别人为自己的成就。 蒋介石当即电令蔡孟坚到庐山汇报工作——此时，蒋介石正在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蔡孟坚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老蒋特地偕夫人宋美龄一起接见，听了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大喜，当即发出“手谕”，晋升蔡孟坚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 25岁的蔡孟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从一个“新大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不过，“武汉行营少将参议”，是一个虚衔，拿少将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权力。 同时，蒋介石奖励蔡孟坚现大洋一万。蔡孟坚没有忘记他这一万块钱怎么得来的，他以原来手下那些帮会分子和叛徒为主，组建了侦缉处，同时把奖金分成两部分，帮会分子和叛徒各奖励一半，自己则分文未取。 这是蔡孟坚“铲共”的第二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