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梦见把蛇赶走:王霄：PM2.5和动车7.23

王霄：PM2.5和动车7.23

　　PM2.5是一个影响当前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大气组分，动车7.23是发生于去年的特大铁路追尾交通事故。这两者本来没有什么关联，放在一起说，是它们的处理结果有一点儿意思，似乎揭示了当前的某种政治生态和发展动向。

　　在政府多年的隐瞒下，终于由美国大使馆的暴露，PM2.5引起国人的重视与围观，虽然政府刚开始继续掩饰、狡赖和拖延，但还是在社会压力下，宣布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准拟于2016年全面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及九个城市群可能会被强制要求先行（甚至2012年就开始）监测并公布PM2.5的数据。

　　这个结果虽然差强人意，但也出人意料。

　　而7.23特大动车事故的处理，虽然有温总理的信誓旦旦，但是第一它的处理结果延期了，推迟了两个月。这让政府和政府领导人的公信力再次受到严惩打击。其次它的处理结果显然是畸轻了，虽然问责了54个人，但是既没有问责高层领导人（没有罢免任何一个在任部级以上官员），也没有对其中的主要责任者处以刑罚。特别可笑的是，它拿两个因腐败而下台的官员和一个已经因病去世的官员出来顶罪。

　　这个结果让人很不满意。

　　本来这两件事，前者是不大容易处理的，后者是较易于处理的。其中的原因，一是在于前者没有死人，后者死了人，而且死了很多人，死得又特别的惨，特别的冤枉，特别的让人气愤，在中国，一个事故，死人不死人，处理起来是大不一样的。就如食品安全事故，三聚氰胺毒奶粉和瘦肉精、假干红事件的处理就不一样，前者不但将三鹿破产，企业领导入罪，而且一大批高官被免职，而后者虽然也弄了几个小商贩判刑，但并没有一个官员被罢官。二是后者在处理事故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种种举止失措失当，更激起国人的愤怒，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具体的责任官员。而前者虽然也激起众怒，但受害者的影响是长期的，潜在的。在中国，后者属于事故，而前者只属于事件。虽然这两者最后都成了重大公共事件，但事故必须处理，而事件却可以抺平。三是由于前者影响到政府的政绩形象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对权贵集团利益有整体的威胁，因此解决的难度更大。比如，即使按照比较宽松的世卫的标准，加入PM2.5的指标后，中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也会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这也是环保部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原因。

　　因此这两个结果出来后，第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小喜，第二个却让人大失所望。

　　可是为什么人们认为难办的事有了突破，而易办的事却没有办好呢？

　　这种似乎违反规律与规则的事情，是由于一个重大的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就是后者的秉公处理，会涉及高官。而处理高官，会涉及复杂的政治集团角力，其结果会影响高层政治生态的平衡，因此必须慎重对待。最后的结果，如果不是某一方因利乘便，剪除异己，重挫对手，那就会相互妥协，达成某种交易后，将事故的责任者从轻发落，以维持政治格局的基本稳定。至于出现哪种结果，全看双方或多方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幕后所能达成的交易。

　　而前者，虽然也关系重大，但是第一没有直接的责任者，二是五年以后再公布PM2.5指数，现在的当权者，谁还管得了五年后中国的事情。因此，作出一副姿态，赢得人民的一点掌声，哪怕自打嘴巴（北京市环保局的副局长杜少中成了一个小丑，因此出名），也无所谓了。

　　由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某种政治规律，那就是，它已经完全集团化和个体化了。我们说到政治博弈，政治斗争，并不是很虚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而完全是人的斗争。在高层，政治集团的利益和资源完全在职位上，而职位是有限的，越到高层，职位越稀缺，越宝贵。因此在这个职位上的人的政治身份与政治生命，就不是他自己的个人价值，而是关乎一个政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关乎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势力的消长。政治斗争，说到底，就是权力的斗争。因此，对于每一个职位的争夺，都是惨烈的。已经得到这个职位的集团和个人，绝不轻易放弃，而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但又想得到的集团，则不遗余力地争夺。但某人在一个职位上的弃守，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德能勤绩，全看他所在的政治集团的力量。所以，越到高层，影响个人前途的派系因素就越大。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中国古代的一些带有积极意义的为官理念如“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为五斗米折腰”，统统不灵了；中共过去的好传统如因渤二事故将石油部长免职、副总理记大过，因撞车事故将铁道部长免职的事情，也成了旧事；而西方现代政治的为官理念如权责一致、遇事勇于担责自动引咎辞职，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也在中国没有市场。中国政治进入了不问好坏、不计功过、不理民声，只问派系、只计利益、只管内部平衡的阶段。

　　而一个政治体制到了这个地步，说明它而丧失了起码的政治伦理，离它的改变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