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梦见两只狗:（033）军统大案之两广事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4:01:52
闲话军统（111）
既然是“军事委员会”常委了，陈济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陈济棠的粤军，在此之前的名称，叫做“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
1931年6月，陈济棠将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整编为第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队恢复为原有的名称“第4集团军”，至于2、3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原本是准备等广东国民政府“做大做强”以后，给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留着的。
改名以后，陈济棠将原来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所辖的3个师扩编为3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警卫旅五个。另外还有1个宪兵司令部、1个虎门要塞司令部。经过不断的扩编，到1932年8月，第1集团军的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
陈济棠还学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1931年，在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驻广州沙河燕塘，故又称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你有黄埔，我有燕塘，你是蒋校长，我是陈校长。
除了强大的陆军以外，陈济棠与各路传统军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这才是陈济棠敢称“南天王”的最大本钱！
广东的空军，最早是在华侨的资助下，由孙中山先生建立起来的，在1922年前后，即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创立了航空局，后来又创办了航空学校。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
1931年，陈济棠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将广东航空处及所属的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总司令部”，隶属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没过几个月，等广州“国民政府”一取消，陈济棠马上以用武力接管广东空军，撤销“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改为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以黄光锐为司令。
这样一折腾，原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汪精卫的“广东国民政府”过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了，陈济棠等于分文没花，白捡了一支空军部队。
到1932年，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辖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式飞机130余架。另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三元里空军学校等等。
这样的一支空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匹敌，被视为陈济棠的王牌军，后来陈敢于起兵反蒋，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陈济棠的海军，其由来与空军如出一辙，也是巧取豪夺而来。
本来，陈济棠的海军实力比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内河的小型舰艇，另外还有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1933年7月，原属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其海军的实力。陈济棠又先后从国外购买鱼雷艇4艘、扫雷艇1艘、驱逐舰2艘，自制改装炮舰、运输舰各1艘，共9艘，建立了鱼雷艇队及其基地，并自任海军总司令，
至此，接着广东国民政府这个“壳”，陈济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陈济棠“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的目标完全实现，可以跟蒋介石掰掰手腕了。
拜手腕，需要一个机会，或者说，需要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还是胡汉民给提供的。
事情仍然要从国民政府的分裂说起。
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蒋的“总统”彻底泡了汤，政府都分裂了，哪还有心思选什么总统！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不成，老蒋的总统，迟到了整整17年，而且还只当了一年，就跑到台湾去了。
既然总统不选了，也就别再关着胡汉民了。10月14日，蒋介石臊眉搭脸地把胡汉民放了出来。
这下胡汉民算是把蒋介石给恨苦了，从此回到广东，真的开始“处处”与蒋介石作对。
从1931年5月，中国就有了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各说各话，互不买账，如果不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分裂。
这个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以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这就是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索的“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并同时开始袭击北大营。
到1931年11月，仅两个月的时间，黑、吉、辽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尽，情势极为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党国”的大计。
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和代表“国”的政府，都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开？
能开。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既然说不到一块儿，那就索性各开各的。因此，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会。
闲话军统（112）
翻开国民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在三个地方、开了三次。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的决议》，还通过《恢复党籍案》，宣布过去几年间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恢复党籍。
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也太过分了，我都没在，你自己就把会给开了。你开我也开。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卫等其他派系在广州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开得不是太成功。此时，陈济棠已经逐渐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过大会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卫跟他说有几个人需要安排，被陈一口拒绝。
汪精卫没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蒋介石的气，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居然又要受陈济棠的气。一气之下，汪精卫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于是带着汪派、西山会议派等200多人中途退出大会。
但广州“四全大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退出而休会，而是继续召开并选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等。
退出了广州的“四全大会”，汪精卫越想越生气，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这个会开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1931年12月3日，重新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163人，会议补选了“中委”。
国难当头，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况且光开了一个“四全大会”也没有用，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产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请粤、沪两方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胡汉民没有离这个碴儿，汪精卫还比较给面儿，说回去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付出代价。
经过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斡旋折冲，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各方势力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出席了开幕式之后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会上对南京、广州、上海三次“四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一概承认。经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轮流当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孙科。
广州方面，亦于12月底结束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932年1月1日，按照宁粤议和时的妥协，在广州设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则担任两个机构的常委，大权在握。
按：孙科好不容易当了行政院长，可他这个院长当得实在不是时候，刚一上台，面临着的就是“一二八事变”。此时，几个原来主事儿的，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蒋介石在乡下老家；胡汉民在广东，连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都请假了，没有参加；汪精卫担任的是一个党的职务，不在前台。大家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孙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此时大家才知道，没有蒋介石还真是玩不转。无奈，怎么把人家轰走的，还得怎么把人家请回来。
1932年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恢复于1928年10月明令“停止运行”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等人为委员。
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投桃报李，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之后的16年，蒋介石一直被称为“蒋委员长”，直到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其所有职能划归国防部。
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
从此，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架构形成，并一直维持到了抗战开始，这也是国民党政坛难得清静的几年。
按：正是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在黄杰的倡议下，一部分黄埔学生酝酿成立了“复兴社”。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两机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怪胎，而且还是连体婴儿。
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国时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级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间的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
这是因为，“西南两机构”是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决定设立的。按当时的议案，是这样设计的：
“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
从条款上理解，不仅“西南”，全国各地都要按片成立这样的两个机构。但不久之后，宁粤复合，广州“四全大会”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作数了，但已经成立起来的“西南两机构”，就作为彼此妥协的一种条件，给保留下来了。
“西南两机构”的人员：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设常委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则有委员27人，其中常委5人：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
名义上，“西南两机构”均由胡汉民主持工作。
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辖两广的机构，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华南”。这是因为，按最初设计的“西南两机构”，管辖范围并不止两广，尚包括云南、贵州等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云贵还把持在军阀手中，“西南两机构”的权利所及，只能管到两广。
实际上，两广中的另一广——桂系，对“西南两机构”的号令，能服从到什么程度，也是天知道。
好在胡汉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两机构”作为他反蒋的一个大本营，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国民党”。几年下来，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又多了一个“西南反蒋派”。
蒋介石真应该好好感谢他那位义弟戴季陶。
闲话军统（113）
大家会发现，作为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是唯一在“西南两机构”中同时担任常委的，由于胡汉民的“恬淡”，“西南两机构”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陈济棠手中，胡汉民正好给他做了一堵挡风的墙。
其实“西南两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顶多了，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联络机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这个“空架子”掌握在谁的手中，此后几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与他打着“西南两机构”这个“空架子”的大旗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子，原广东的空军、海军两个司令部，就是陈济棠打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先给取消、然后“拔”到广州“国民政府”名下、然后又划到他自己的第1集团军去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与他的大舅子、“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的时候，因思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延至当晚不治逝世，享年57岁。
临终时，胡汉民留下政治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死，令陈济棠顿失凭依。
早就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看着有气的蒋介石，终于把胡汉民给“等”死了。5月13日，蒋派孙科等大员为代表，到广东吊唁胡汉民，顺便向“西南两机构”——实际上是向陈济棠——提出了蒋介石对广东问题的意见：
据陈济棠的旧部凌仲冕回忆，孙科等人先是给陈带了几顶高帽子，如“举国团结，系于一身”等等。跟着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等等。最后，是蒋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两机构”；
——改组广东省政府；
——广东部队各高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取消广东货币，代以法币。
这几条，好像每一条都是冲着陈济棠去的。
——本来就是。
蒋介石要动手了。
陈济棠怎么办？
实际上，陈济棠憋着反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济棠有个哥哥叫陈维周，是个阴阳术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给人看相、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他的话。
1935年年底，陈济棠曾派陈维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职。并求见蒋介石。
陈维周的这一趟，还真是不白去，给陈济棠带回两个惊人的消息。陈认为他哥哥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蒋介石向陈维周透露了下一步“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国民党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不变。”并要他给陈济棠带话，让陈积极配合。
陈济棠听了以后，高度怀疑蒋的动机，因为两广虽然是对头，但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桂系完了，蒋腾出手来，就要对付广东。所以，陈济棠不但没有听蒋的，反而与桂系的联络更紧密。
其实，老蒋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故意刺激陈济棠，促其早露反迹，早反遭收拾嘛。
否则，以老蒋的身份，与一个江湖术士谈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二，陈维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其结论是“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
“伯南”是陈济棠的字——当年，他听了陈维周的话，曾经以天价买下了广西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现在一看蒋家的风水不如“芙蓉嶂”，陈济棠还能不高兴。
现在，该是我收拾你老蒋的时候了！
既然是“军事委员会”常委了，陈济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陈济棠的粤军，在此之前的名称，叫做“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
1931年6月，陈济棠将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整编为第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队恢复为原有的名称“第4集团军”，至于2、3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原本是准备等广东国民政府“做大做强”以后，给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留着的。
改名以后，陈济棠将原来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所辖的3个师扩编为3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警卫旅五个。另外还有1个宪兵司令部、1个虎门要塞司令部。经过不断的扩编，到1932年8月，第1集团军的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
陈济棠还学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1931年，在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驻广州沙河燕塘，故又称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你有黄埔，我有燕塘，你是蒋校长，我是陈校长。
除了强大的陆军以外，陈济棠与各路传统军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这才是陈济棠敢称“南天王”的最大本钱！
广东的空军，最早是在华侨的资助下，由孙中山先生建立起来的，在1922年前后，即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创立了航空局，后来又创办了航空学校。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
1931年，陈济棠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将广东航空处及所属的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总司令部”，隶属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没过几个月，等广州“国民政府”一取消，陈济棠马上以用武力接管广东空军，撤销“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改为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以黄光锐为司令。
这样一折腾，原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汪精卫的“广东国民政府”过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了，陈济棠等于分文没花，白捡了一支空军部队。
到1932年，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辖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式飞机130余架。另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三元里空军学校等等。
这样的一支空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匹敌，被视为陈济棠的王牌军，后来陈敢于起兵反蒋，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陈济棠的海军，其由来与空军如出一辙，也是巧取豪夺而来。
本来，陈济棠的海军实力比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内河的小型舰艇，另外还有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1933年7月，原属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其海军的实力。陈济棠又先后从国外购买鱼雷艇4艘、扫雷艇1艘、驱逐舰2艘，自制改装炮舰、运输舰各1艘，共9艘，建立了鱼雷艇队及其基地，并自任海军总司令，
至此，接着广东国民政府这个“壳”，陈济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陈济棠“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的目标完全实现，可以跟蒋介石掰掰手腕了。
拜手腕，需要一个机会，或者说，需要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还是胡汉民给提供的。
事情仍然要从国民政府的分裂说起。
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蒋的“总统”彻底泡了汤，政府都分裂了，哪还有心思选什么总统！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不成，老蒋的总统，迟到了整整17年，而且还只当了一年，就跑到台湾去了。
既然总统不选了，也就别再关着胡汉民了。10月14日，蒋介石臊眉搭脸地把胡汉民放了出来。
这下胡汉民算是把蒋介石给恨苦了，从此回到广东，真的开始“处处”与蒋介石作对。
从1931年5月，中国就有了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各说各话，互不买账，如果不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分裂。
这个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以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这就是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索的“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并同时开始袭击北大营。
到1931年11月，仅两个月的时间，黑、吉、辽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尽，情势极为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党国”的大计。
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和代表“国”的政府，都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开？
能开。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既然说不到一块儿，那就索性各开各的。因此，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会。
闲话军统（112）
翻开国民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在三个地方、开了三次。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的决议》，还通过《恢复党籍案》，宣布过去几年间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恢复党籍。
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也太过分了，我都没在，你自己就把会给开了。你开我也开。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卫等其他派系在广州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开得不是太成功。此时，陈济棠已经逐渐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过大会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卫跟他说有几个人需要安排，被陈一口拒绝。
汪精卫没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蒋介石的气，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居然又要受陈济棠的气。一气之下，汪精卫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于是带着汪派、西山会议派等200多人中途退出大会。
但广州“四全大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退出而休会，而是继续召开并选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等。
退出了广州的“四全大会”，汪精卫越想越生气，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这个会开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1931年12月3日，重新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163人，会议补选了“中委”。
国难当头，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况且光开了一个“四全大会”也没有用，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产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请粤、沪两方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胡汉民没有离这个碴儿，汪精卫还比较给面儿，说回去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付出代价。
经过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斡旋折冲，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各方势力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出席了开幕式之后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会上对南京、广州、上海三次“四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一概承认。经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轮流当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孙科。
广州方面，亦于12月底结束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932年1月1日，按照宁粤议和时的妥协，在广州设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则担任两个机构的常委，大权在握。
按：孙科好不容易当了行政院长，可他这个院长当得实在不是时候，刚一上台，面临着的就是“一二八事变”。此时，几个原来主事儿的，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蒋介石在乡下老家；胡汉民在广东，连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都请假了，没有参加；汪精卫担任的是一个党的职务，不在前台。大家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孙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此时大家才知道，没有蒋介石还真是玩不转。无奈，怎么把人家轰走的，还得怎么把人家请回来。
1932年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恢复于1928年10月明令“停止运行”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等人为委员。
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投桃报李，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之后的16年，蒋介石一直被称为“蒋委员长”，直到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其所有职能划归国防部。
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
从此，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架构形成，并一直维持到了抗战开始，这也是国民党政坛难得清静的几年。
按：正是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在黄杰的倡议下，一部分黄埔学生酝酿成立了“复兴社”。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两机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怪胎，而且还是连体婴儿。
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国时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级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间的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
这是因为，“西南两机构”是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决定设立的。按当时的议案，是这样设计的：
“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
从条款上理解，不仅“西南”，全国各地都要按片成立这样的两个机构。但不久之后，宁粤复合，广州“四全大会”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作数了，但已经成立起来的“西南两机构”，就作为彼此妥协的一种条件，给保留下来了。
“西南两机构”的人员：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设常委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则有委员27人，其中常委5人：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
名义上，“西南两机构”均由胡汉民主持工作。
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辖两广的机构，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华南”。这是因为，按最初设计的“西南两机构”，管辖范围并不止两广，尚包括云南、贵州等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云贵还把持在军阀手中，“西南两机构”的权利所及，只能管到两广。
实际上，两广中的另一广——桂系，对“西南两机构”的号令，能服从到什么程度，也是天知道。
好在胡汉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两机构”作为他反蒋的一个大本营，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国民党”。几年下来，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又多了一个“西南反蒋派”。
蒋介石真应该好好感谢他那位义弟戴季陶。
闲话军统（113）
大家会发现，作为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是唯一在“西南两机构”中同时担任常委的，由于胡汉民的“恬淡”，“西南两机构”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陈济棠手中，胡汉民正好给他做了一堵挡风的墙。
其实“西南两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顶多了，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联络机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这个“空架子”掌握在谁的手中，此后几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与他打着“西南两机构”这个“空架子”的大旗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子，原广东的空军、海军两个司令部，就是陈济棠打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先给取消、然后“拔”到广州“国民政府”名下、然后又划到他自己的第1集团军去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与他的大舅子、“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的时候，因思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延至当晚不治逝世，享年57岁。
临终时，胡汉民留下政治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死，令陈济棠顿失凭依。
早就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看着有气的蒋介石，终于把胡汉民给“等”死了。5月13日，蒋派孙科等大员为代表，到广东吊唁胡汉民，顺便向“西南两机构”——实际上是向陈济棠——提出了蒋介石对广东问题的意见：
据陈济棠的旧部凌仲冕回忆，孙科等人先是给陈带了几顶高帽子，如“举国团结，系于一身”等等。跟着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等等。最后，是蒋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两机构”；
——改组广东省政府；
——广东部队各高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取消广东货币，代以法币。
这几条，好像每一条都是冲着陈济棠去的。
——本来就是。
蒋介石要动手了。
陈济棠怎么办？
实际上，陈济棠憋着反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济棠有个哥哥叫陈维周，是个阴阳术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给人看相、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他的话。
1935年年底，陈济棠曾派陈维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职。并求见蒋介石。
陈维周的这一趟，还真是不白去，给陈济棠带回两个惊人的消息。陈认为他哥哥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蒋介石向陈维周透露了下一步“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国民党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不变。”并要他给陈济棠带话，让陈积极配合。
陈济棠听了以后，高度怀疑蒋的动机，因为两广虽然是对头，但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桂系完了，蒋腾出手来，就要对付广东。所以，陈济棠不但没有听蒋的，反而与桂系的联络更紧密。
其实，老蒋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故意刺激陈济棠，促其早露反迹，早反遭收拾嘛。
否则，以老蒋的身份，与一个江湖术士谈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二，陈维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其结论是“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
“伯南”是陈济棠的字——当年，他听了陈维周的话，曾经以天价买下了广西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现在一看蒋家的风水不如“芙蓉嶂”，陈济棠还能不高兴。
现在，该是我收拾你老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