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杀死乌龟吃肉:“联俄容共”让孙中山晚年陷入精神分裂(2)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1924年1月6日公然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 　　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宣言草案后，于1924年1月23日，紧急约见了鲍氏，要求收回这份草案，而代之以孙氏自撰的《建国纲领》。最终，鲍氏击退了孙中山的要求。在其工作札记中，鲍氏如此记载：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孙中山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建国纲领》，他要求在国民党一大上，同时印发鲍罗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国纲领》。鲍罗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孙氏的要求，但仅仅是“策略性”的，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制。 　　【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批判】 　　一大的“坐而言”，鲍罗廷靠卢布取得了对孙中山的压倒性胜利；接下来的“起而行”，则轮到孙中山打太极拳。按照一大“共产主义化”的宣言，鲍氏要求通过苏俄式的激进的土地革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孙氏则用“暂缓”、“推迟”一类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其真实意见则是根本不打算推行，因为孙氏看到： 　　“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 　　直到孙氏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颁布鲍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为了挽回一大宣言彻底“共产主义化”对国民党党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孙氏在一大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1924年2月9日，当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们问及“国民党施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时，孙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否定： 　　“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1924年8月到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氏如此公开而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引起了鲍罗廷和苏俄的强烈不满。但孙氏必须这样去做，因为他的国民党的党员们，此时已然发生了信仰混乱。 　　结束语 　　孙中山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在信仰层面的精神分裂；更不能改变共产党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吞噬国民党的趋势。当孙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国民党内无人能够与苏俄及中共进行理论抗衡，这种分裂、同化和吞噬，就进一步加速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容共”逆转成“容国”，共产党大有将国民党架空的趋势，这种架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垄断了中下层组织，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无法将任何决策贯彻到基层中去。比如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集全省各地农运积极分子开会，其中竟有80% 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人顾孟余载1927年总结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二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这样一种结局，既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时所想象不到的，又是孙氏无原则地拿“三民主义”融合“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国民党信仰层面发生精神分裂后的必然结果；自然，更必然导致1927年的国共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