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朋友打人:如今的中国，多在失望和希望中蹒跚前行！

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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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接  案

说实话，自从无意进入李庄案后，每周都有刑事案子找上门了。我以知识产权案为主，很少接刑案。李庄之后只接了3个，湖州褚明剑案，是其中之一。我接刑事案子，条件是，一，极可能是冤枉（现在这种情况貌似很普遍），二，疑似冤案有可能被澄清。后者是难度最大的。我的理由是，在如今刑讯普遍的情况下，冤枉是难免的。而要洗清冤枉也是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公检法是捆绑在一起的，错了就错了，权力机关的面子，比被告人的自由、清白，重要得多。往大里说，很多案子，还不是借你的人头，安天下的愤怒。因此，对于一些司法不发达地区的案子，我往往敬而远之，对江浙沪一带的司法，我总多些信心，司法环境，离不开小气候。

当时她丈夫和湖州的律师来时，我看了案卷，认为其中上海购房的首付无法说明来源，我拒绝接受此案，我告诉她丈夫，如果你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上海购房首付来源，那么，我也无法相信，这全是纪委、检察院刑讯的结果。我让他们去找找褚丈夫股票账户/银行账户的记录，虽然是5年多过去了，或许会有收获。后来，她丈夫果真找到了上海首付前几天自己从股票账户上提取的现金，由于是临时周转，最终的钱是当时湖州两套旧房子卖掉的钱，去买上海的房子，他自己都忘记了，毕竟快6年了。于是，我答应接这个案子。

我原以为，自己花许多时间、精力，能够功不唐捐。事实表明，一位湖州律师对我说，你不知道，发达地区黑起来，连上面、媒体都能搞定，湖州织里的那个汶川地震灾区捐款贪污案，明摆着是冤案，一样判。我曾看到陈有西在其网上说过，他以人格担保，所谓吴兴区织里贪污汶川地震捐款案一个冤案，so what? 权力者并没有被触动。在自己的乌纱帽和阶下囚的血泪面前，做出选择很容易！

                               会  见

在长兴看守所路上，有一个皇宫类建筑，据说是陈霸先的故居，现在又被重建，显然，被重建的，不止砖瓦高楼。在看守所见到褚，面色不好，在交谈过程中，其听说，已经找到上海首付款的来源，她显然很高兴，精神陡转。说到纪委，她说，她以前真的不知道，纪委会如此办案，但是，办案的大多是检察官，后来对纪委绝望之后，以为检察院能把问题搞清楚，没想到批捕之后，检察院也这么黑，于是，拒绝在法律文书上签字，现在，她把希望寄托在法院，希望法院能主持公道。事后，由于几次庭审，辩方的证据和场面占明显优势，以后去见她，她的心态都很乐观，尽管我一直告诫她，不可太乐观。但，当时，我也以为，罪是会定的，无论如何，法院会给检察院面子，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面子，会以她十年徒刑的大礼给检察院。

我以前经常对别人说，我们的刑事案件是流水线，原材料进去，出来必须是产品，不管是次品或者成品，一定是要定案的。公检法的政治地位排序，本来法院就不高，现在，反腐败，加上纪委，前面的二三家，完全能压倒法院，再说，按照纪委/检察院无官不贪的逻辑，法院也在射程之内。但是，有良知的法院，能顶住压力，至少把无罪的实体部分减少到最低，如宁波鄞州区法院的章国锡案一审判决。

                               取  证

褚明剑说，其在吴兴区纪委呆了10天10夜，前四天四夜不让睡一个小时，后来可以每天睡一个小时。（具体见其自述）。刑讯的地点是白鹭迎宾馆，堪和重庆白公馆比美。不让睡觉是常见的刑讯手段，其没有外伤，且容易导致思维紊乱，犹如阿司匹林，是常用药。去查最高检关于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标准中，有长时间的饿/冻/烤/晒等，却没有明说不让睡，一切魔鬼都藏在“等”字的细节里。纪委的录像对律师来说，是无法取证到的，因此，只能如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所说，律师要找到线索。褚讲到其在看守所的同一监室的孙女士，看到过她由于长时间坐造成的屁股烂伤。通过她家属，找到了孙，孙其实也是在取保候审，我担心她被报复，所以，尽管她讲了不少，但是，这些都没写入笔录，我只写了她看到了屁股上有伤。事实表面，孙后来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检察院向她取证时，她全部否定了原来的说法，甚至说，都是律师写的，她没看。我完全能理解她。好在，我的助理当时录了音，我可以避免李庄的结局。

                                  驱  逐

当第一次开庭，我按照两高三部的司法解释规定，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要求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对纪委、检察院10天10夜的变相刑讯，然而，显然，吴兴区法院没有这个准备，在休庭片刻，法院打电话请示院长后，说，等实体调查好后再决定是否启动这个程序。我表示反对，说司法解释规定，这是应对立即启动。再次休庭，审判长再打电话请示，请示结果是，纪委不是非法证据排除对象，仍拒绝启动。我再表示反对，我说即便纪委不是排除对象，我现在对检察院侦查阶段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结果审判长说要强行推进庭审，我据理力争，结果，审判长要求法警把我赶出法庭，我最后说明完法律依据后，和另一位汤律师退出了法庭，感谢法警宽厚，没有把我架出法庭。这也是我执业19年第一次被赶出法庭，也算是第一次退庭吧。

事后，据说法院请示了浙江省高院，同意启动对检察院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我也了解到，吴兴区法院，从未启动过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这个司法解释，自赵作海案后出台，已经一年多了。宁波江东区法院章国锡案，才是全国首例法院判决引用该司法解释。可见，对抗公安和检察院的刑讯逼供，是多么难！法院既然同意启动，也意味着，当时赶我出法庭，赶错了。当然，大家都得遗忘此事，着眼向前。

                                开  庭

第二次开庭，非常激烈，共花了两天时间，而且，第二天一直开到晚上8、9点。吴兴区检察院藏了很多证据在庭上，庭前我去找到他们的副检察长，要求看全部证据，被拒绝，我说，那我们的证据也在庭上交。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证据必须要开庭前5天交到法院，但是，根据刑诉法，检察院可以只交主要证据给法院，而什么是主要证据，由检察院说了算。庭上他们可以把非主要证据拿出来。结果，这次开庭，公诉人拿出来的非主要证据的笔录，比主要证据还要多。而且，居然还在法院审理期间，自己调查了很多证据。拿宁波姜律师的话，公诉人自己取证，谁来审查起诉？可是，据最高检自我授权的司法解释，在审查起诉阶段，他们可以就已经取的证据进行补充调查，但是在法院审理阶段，他们可以退回补充调查。问题是，本案，他们没有退回补侦，就直接取证。

实体争议其实不复杂，关键是21万元买房装修款受贿是否存在？起诉指控，这21万元分3笔，沈学良、陆荣明商量送20万元给褚，10万元现金，10万元装修，不知道，检察院起诉时，10万元装修变8万元了。指控说，送钱是沈学良一个人送的。沈的第一份笔录（检察院庭上拿出来的笔录），说，自己才花10万元装修在褚的房子里，现金没有。后来变成现金10万元，加装修10万元，后来到了开庭后公诉人取证，变成了现金10万元，装修4万元，另外送4万现金给褚。

对于装修，褚明剑很幸运，女儿和律师找到了上海6年前的装修公司，装修公司有一个原始台帐，装修总金额只有19200元，所以神马8万元、10万元的装修都变成了浮云。而且装修公司的老板说，付款是褚明剑付的。后来，检察院又去取证，笔录变成了付款是谁不清楚了。律师再去取证，老板说，检察院的人呆了一天，非要他承认这那，后来他说，我坚持了2点，一，款项总额就19200元，二，付款不肯定沈学良付。我们问，印象中谁付的，他说褚付的。对于沈、陆的证言，对装修有过非常神奇的描述，说沈学良有3张5万元，都当面撕掉了，可惜，后来沈学良又改口说，发票给了褚明剑。这是这些信口雌黄的证言，公诉人说，符合记忆规律。

现在的几次庭审，如果证言对得上的。公诉人都会说，证言能够相印证。如果证言有差别的，公诉人就会说，细节上有差别，说明我们没有刑讯逼供，另外，也符合记忆规律，是真实的。反正，自圆其说是容易的，关键是，作为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官如何来判断。很多自圆其说的说法，其实，中立公正的人听来，是不可信的。

二天的庭审，辩方击破了控方所谓，受贿买房装修的谎言。买房款有来合理来源，装修的原始合同找到。我们以为，大局已定。

对刑讯逼供，检方提供了四名同监犯的证言说，没伤。我们则说，只要把录像拿出来即可，刑讯的检方人员也应该出庭对质。对于纪委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对象，我只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检方利用纪委的马甲就可以逍遥法外？且纪委、党章本身规定了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况且，这个所谓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马甲，可以双规褚明剑，可以双规民主党派，又可以双指非党员，其中成员还包括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旦被瞄准，还会幸免吗？

                                上  帝

第三次开庭主要是核对公诉人找了装修公司老板的笔录，说付款人是谁记不清了。律师之后再找了装修公司老板，他对公诉人取证方式很不高兴，在他公司呆了一天，影响了他的工作。但是，由于是上海本地的检察机关陪同来，他也没办法。但是，基本事实，无法改变。第四次开庭，是法院去核实了到底有多少价值的卡，从刑讯期间的二万多，到最后法院核实下来，就6000元。和宁波章国锡案一样。对于这种过年吃饭饭桌上的卡，确实不应该收，但是，绝对不是钱权交易。因为，权没有那么便宜。

当时，当事人告诉我们风声说，法院表示压力很大，但，很难判，说吴兴区检察院的检察长这几天都在法院。我从来不关心这种事情，结局不是律师能控制。在第三次开庭，虽然检方拿出了我曾取证的孙小姐的证言，指控我编造笔录，我只能拿出了录音证明孙小姐确实说所有笔录上的话，而且，其说过的更多的对褚有利的话，她的那些没有在笔录上说的话，当我把录音记录在法庭上念出来，整个法庭非常宁静。她说，“褚在监狱里，每天都在祷告，上帝啊，我是冤枉的，救救我”。而褚，并不是基督徒,是党员！公诉人指责我私下录音，我说，面对吴兴检察院，孙小姐只能说谎，律师也只能录音以自保，这是什么样的司法环境？你们还好意思说。我如没有助手的意外录音，恐怕要被李庄了。

                              宣  判

2011年的倒数第3天，28日，法院通知次日宣判，后来才知道，这天上午，法院审判委员会临时开会，书记员通知宣判时，其实，也不知道结果。如此急的宣判，其实，结果就安排好了，法院要硬判。我一般不参加宣判，挺浪费人力资源的。但是，原本想去见证褚重获自由，我本以为褚是我今年辩护后重获自由的第四人，（重活自由不是我律师的功劳，吴兴区法院残酷的事实也倒过来证明，没有法院公正，就没有当事人的自由，我的作用都是极次要的）。

等我到了法院，看到门口停了一辆救护车，就知道情况不妙，因为每次开庭，褚知道自己被冤枉，每次都情绪激动，法院如此打算，就准备判实刑。我之前和褚说过要有实刑的准备，但是，我确实没想到，法院会认定13万元，而判10年6个月，这据说是第一次开庭前定的刑期。我所有的努力，都如一江春水。

宣判结束后，褚明剑的愤怒和家人的惨叫，不忍卒听。我忍不住问了声法官，这样判，对得起良心吗？法官说，不要指责我们个人。

回首想想，如我在她的位置，又能如何？枪口抬高一寸？据说，湖州中院判汶川地震捐款冤案的法官自动离职了，大概是良心受不了。审判委员会中，院长许学锋，主管副院长周文霞都是吴兴区反腐败协调小组成员，而褚案就是检察院以反腐败协调小组前期办案，刑讯，继而检察院立案。而，褚认为是吴兴区区委主要领导打击报复，而主要领导是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上级，发腐败领导小组组长。这样的审判，能中立吗？

戏剧性的是，宣判后，有政府官员旁听过庭审，找到我为其朋友的家人辩护，其家人写出来的信中，在同一间白鹭迎宾馆的审讯室里，同坐一圈小钉子的圆凳子上，被超过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而这个带小钉子的小圆凳，在褚明剑的刑讯经过中，也有记录，令她终身难忘。此带小钉子的凳子，公诉人曾否认过。

褚明剑的女儿说，我真希望我妈是受贿了这21万元，这样，（面对这个判决），她心里好受，我们心里也好受！

                              未  济

昨日，在长兴看守所，褚明剑说宣判当日就想自杀以抗议，我说，自杀，多蠢，你觉冤，不如你出来杀了仇人，一命抵一命，才划算。这是戏言，话说回来，这只是一审，我们仍要在法律下寻找正义。

签完上诉状，我告诉褚明剑，面对逆境，只能愈挫逾奋！ 如今的中国，多在失望和希望中蹒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