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莹遗腹子:中国厕所文化考

中国厕所文化考
厕所的称谓
吃喝拉撒，兹事体大，上至王公贵胄，下至蝼蚁小民，谁能不天天跑几趟厕所？这方便之门有多重要，只要看看它有多少称谓就知道了。
除了我们常用的“厕所”外，它还有一大堆“别号”：比较通俗的有茅厕、茅房、一号、后门、伦敦（“轮蹲”之意）；文雅一点的称之为便所、厕屋、厕轩、厕溷、溷、圊；现在国人用得比较多的“洗手间”来自美语“washroom”，而英语里较常见的“toilet”除抽水马桶的本意外，在正式用法中还有梳洗、化妆之意，说明厕所的功能并不单一。有的叫法还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比如叫“西阁”，是因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厕所应该建在住宅的西侧；佛寺里的厕所叫“解忧室”，正合佛家解脱之义；现在已成俗语的“五谷轮回之所”出自孙大圣之口，深得佛学三昧，可见生活即是禅，求理不必入深山。韩国宫庭的厕所恐怕拥有全世界最有诗意的名字：梅雨间。只是经不住解释，一解释诗意就荡然无存了：梅指的是大便，而雨则是小便。
不仅厕所称谓众多，上厕所的说法也五花八门。书面上最常用的有“如厕”，用得少一点的有“用便”，还算简捷易懂。相比之下，口头语则显得隐晦得多，除广东人偶尔直接称之为“蹲坑”外，常用的还是走后门、方便、解手之类“暗号”。这“解手”据说源自明朝，还有个典故，和当时的多次大规模强制性移民有关。长途播迁，而且并非自愿，开溜的人难免就多，押送的官兵于是把人反绑着用长绳串起来以防逃跑。途中谁要上厕所，自然得先把手解开。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包括自由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上厕所的代称。口头语还有一种不太粗俗的说法：明朝便有“出恭”一说，后来演化成“办公”、“办公事”，是专对“大事”而言的。至于“小事”，广东话里有一种更隐晦的说法叫“唱歌”，皆因关上厕门成一统而放声高歌的“厕所歌星”为数实在不少之故。不知道现在的高中语文课本改了没有，记得当年那里面选的一段《三国演义＆＃8226；火烧赤壁》有一句“权起更衣”，文后还正儿八经地注释道“更衣”就是上厕所。当然孙权是典型的“借尿遁”，目的在于向鲁肃讨主意，不过说“更衣”就是上厕所也不是平白无故的。据《晋书＆＃8226；刘寔传》，刘家的厕所不仅装饰豪华，香气扑鼻，有十几名美女侍候，而且上完厕所出来还要换新衣。汉晋相距不远，想必是时风如此，孙权如果真的上厕所，出来应该也已“更衣”。
厕所的源流
何谓“厕所”？从字义上看，古代的“厕”，从广，广像屋；从则，则当侧，这可将厕所解释为“设于房子旁边的侧屋”。
较早的典籍称“厕”为“清”，或作“溷”、“圊”。《说文》云：“厕，清也。”《释名》云：“溷，为浊；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厕所又称“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看来古人参观居住房屋，必到厕所去检查一番，而厕所还须用屏障掩蔽。
以上释说，大致勾勒出了厕所的最初形状及作用。它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厕所的建设和使用就已经十分规范。《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到了三国的诸葛亮时，更是“所至营垒并灶圊溷藩篱障寨，皆应绳墨”。这些大概是现代公厕的雏形。
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太平广记》卷八《刘安》条记述：刘安成仙，遇仙伯，坐起不恭，语声高亮。于是仙伯的主者奏刘安不敬，应斥遣去，让刘安“谪守都厕三年”。这虽是神话，但由此可见汉代的城市公共厕所已有一套规矩，而且水平也不低。
又如豫东所发现西汉梁孝王之王后墓，为目前国内最大崖洞墓，其主要建筑结构有天井、贮冰室、车马室、排水道、棺床、庖厨、浴室、厕所……墓中最为叫绝的用具之一就是厕所——便池右侧立一石质扶手，镶于便池后立石板中，坐便池上有两块靴状汉代厕所造型画像石，其上用阴线刻手法刻画有楼房，常青树和几何纹图案，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坐便已不亚于现代装饰豪华的坐便池。
《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可知至迟从那时起，皇帝就不一定非得同厕所打交道不可了。该项既舒适又安全的措施．是否受他们“高祖”刘邦拿儒冠当溺具的启发，今已无考。但“虎子”后来变了称呼唤作“马桶”，据说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词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
据清官太监回忆，清朝的皇帝都不去屋外上厕所，要“如厕”时，就由太监把马桶送进屋来，马桶用银或锡制成，四面是木架坐凳式，桶内盛有香碳灰．以便掩盖“天子”的排泄物，其豪侈不及孟昶，舒适和卫生水平则提高多了。又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袁任大总统时所住的居仁堂内安装有抽水马桶．可是他嫌“那个味儿不好”，坚持使用定做的木制马桶。照此推测，那位窝在紫禁城里做关门皇帝的宣统，也该有使用抽水马桶的条件了。
当然，这种厕所并非普遍，汉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为与猪圈相连，以使养猪、积肥并重。《汉书·武王子传》“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就证实了汉代厕所的这一特点。还有，东汉魏晋时的随葬冥器，郑州后庄王199号墓出土的汉代与厕所相联的灰陶猪圈，徐州十里铺姑墩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厕所与猪圈，均可证实，这种猪圈与厕所相联，饲养猪兼及积肥，已作为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在汉代普遍实行开来……与汉代互相映照的是《梦粱录》中临安的那种有专人收集粪便的方式：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这叫“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这种专人管理，由专人收集粪便，专倒一处的方式，已具有了行业的性质，这也是公共厕所的一种。由于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得好，宋代城市卫生洁是闻名于世的，有所谓“花光满路”之誉。
可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公共厕所事业，都是建设、管理得好的。明清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就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作赋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清代佚名《燕京杂记》说：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也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至清末时，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北京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为号。《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专有诗歌咏这一公共厕所事业：
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
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从宏观角度观察，明清南方的公共卫生要强于北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过这样的评论。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得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面：一是清代城市厕所较多。穆太公就是因为到城里去，见道旁都有“粪坑”，才动了脑筋，做厕所生意的。在他看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６?窍绱宀匏?卜浅９娣丁Ｄ绿??肓送呓常?鞍衙徘叭?湮菥虺扇?龃罂樱?恳桓隹佣计銎鹦∏礁舳希?缴嫌址燮鹄矗?Φ匠侵星灼萑思遥?至宋奘???贩教?谡夥辔荼谏稀保??智肓艘晃徽蛏辖淌橄壬???飧霾匏?饬烁霾宦撞焕嗟摹俺菥籼谩泵?帧！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做广告。穆太公怕众人不晓得他所砌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四是厕所还需美观、方便。穆太公将厕所“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乡间人便后揩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便配上现成的“草纸”，加上他开的厕所“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连那女流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五是厕所的粪便可以出售。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就有去杭州买人粪的记录，穆太公卖粪正可互证：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
六是厕所文明已经形成。“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开化习气的吹拂。
这如同张宗法在《三农纪》中论述如何造好厕所一样：“忌当前门、后门及屋栋柱，不可近灶、近井。……出入当讳，扫治洁净。”细细地立规矩，定章法，清代已将厕所的建设，当成居家讲究、宅之美观的标准。以上所叙只是平民厕所概观。
若转换视点，看一看贵族厕所则又是另一番风光。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魏晋时期的数则轶闻。如《世说新语》载：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其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陈宛盛其居，上厕，上术汤盥手，槐板覆敞粪穴，为都城第一。”
《襄阳记》载：“刘香和如厕，从香烟上过。”贵族拥有的经济优势，使其使用的厕所也富丽无比。《云林遗事》记明代贵族的厕所，建成高楼式样，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在旁边将粪便移去，根本闻不到臭气。这倒是对厕所建设的一个贡献。
厕所对贵族来说，并非是单纯的排泄脏物，在政治方面也起到过作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列举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汉文居灞北，临厕使慎夫人鼓瑟；赵襄子如厕执豫让，高祖鸿门会如厕召樊哙，金日如厕擒莽何罗，范雎佯死置厕中，陶侃如厕见朱衣，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蒯盟孔悝于厕，曹植戒露顶入厕，等等。吕后切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名为“人彘”。
公元前199年冬天，汉高祖刘邦率兵去东垣讨伐韩王信余党途中，经过其女婿赵王张敖治下的柏人（今何北隆尧西），受到张敖的热情款待。老丈人可能吃多了，又去“如厕”，马上感到气氛不对劲，忙托词离开。事后果然有人告发：张敖的国务助理（赵相）贯高在厕所的夹壁中布置了伏兵，准备乘刘邦登坑时将其绑架。结果贯高被“夷三族”，张敖被废为宣平侯。此为厕所绑架未遂案。
公元159年7月，东汉桓帝刘志以“如厕”为托词，把亲信宦官唐衡召进茅坑，秘密商定诛除大将军梁冀及其党羽的大计，由此导致一场大政变，梁冀被迫自杀，高级官员因牵连而被处死者数十人．一般官员被罢黜者300余人，“朝廷为空”。（《后汉书·梁冀传》）此为厕所密谋政变案。
东汉末年．刘备托庇于荆州刺史刘表。刘表的亲信蔡环以设宴招饮为辞．欲趁机杀害刘备。刘备在席间察觉后，马上重操他“高祖”的故伎，以“如厕”为借口逃走，这就是有名的“跃马过擅溪”的故事。此为厕所尿遁脱险案。
而在厕所中感悟出人生大道理的当数对历史进程给予了重大影响的李斯。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级文书。他看到吏舍厕所中老鼠的食物极其肮脏，还常受到人与犬的惊吓；而生活在粮仓中的老鼠，既有美食也没有人与犬的干扰，于是李斯感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可以说，李斯后来的作为就是想作仓鼠，这是他奋斗的全部理论基矗宋话本《拗相公》描写王安石是在“坑厕土墙上”见到八句诗后受到刺激。这都使厕所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厕所也有其明快的一面。据《晋书·左思传》称：“（左思）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这里提到的“藩溷”就是厕所，左思在写《三都赋》时，门、庭及厕所等地方都放上纸笔，一有所得便写下来。宋人欧阳修称自己读书构思，是在“三上”：“枕上、马上、厕上”才有所悟。
更为重要的是紫姑神，刘敬叔《异苑》记载：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补充道：“亦必须净洁。”
沈括《梦溪笔谈》则说：“迎紫姑厕神，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之。”实际上这是人们通过树立厕所之神，寄托一种不可歧视厕所的作用，要保持其洁净的美好心境。所以祭祀紫姑厕神，成为妇女的专职，进行占卜、求吉、求蚕桑丰收等，成为正月里一项具有喜庆色彩的活动。
三国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
唐之前，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如：北齐皇帝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⑧”。又如南朝名士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⑨唐代佛学著作《法苑珠林》记载：“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瘗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⑩”此事若为真，则是三国时期就使用厕筹的明证。
用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使用厕筹的事情：“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⑾”释迦牟尼佛生活于公元前六、七世纪，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排除中国人在此之前就使用厕筹，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最终的答案，可能还要今后的考古发现来给出。
使用厕筹法随佛教由印度传入，后来厕筹改为纸则是由蒙古族的元朝皇室开始。从中国古代拭秽风俗之流变可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由微知著，由小见大，从此亦可管窥中华民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
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
厕筹又称厕简，简单的说，就是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0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0～730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规格“平均长24、宽0.5－0.8、厚0.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如南唐李煜事：“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⑤。《资治通鉴》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⑥唐代僧人的日常守则也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⑦。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样做，不然何来禁止呢？
唐宋之间，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神。宋人《爱日斋丛钞》记载“南齐废帝好鬼神，常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而有纸钱”；《唐书》王屿传：“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祷神而用纸钱，则自王屿始”；唐以后焚烧纸钱记载开始在史料中频频出现。又《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
元明清－－粗纸时代
清代人用纸拭秽，有多处文献可证，此处仅举一例。《红楼梦》有段刘姥姥拉肚子的文字：“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①。这段描写说明，在曹雪芹生活时期，无论是大观园还是乡下的人物，都已经使用手纸拭秽了。
明代皇宫中有专门负责后勤的机构，名叫“四司”。“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沐浴之事”。其中宝钞司就是管手纸的部门了。
那么，当时的人们用的是什么纸呢？所以还要了解中国古代纸的种类。
明清之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记载：“此纸（火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③。由此可知，纸因其原料不同而分为“皮纸”和“竹纸”，但无论何种纸都有“精”、“粗”之分，其中精者用来写字，粗者百分之七十用来做焚烧祭鬼神，百分之三十为日用品。
分清了纸的种类，我们还要知道，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久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1873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1］。
使用手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元朝，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史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④综上可知，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这种纸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不可详考，我想太子妃一定不至于用粗糙的纸去摩擦娇嫩的脸蛋吧。
注释：
①《红楼梦》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②《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③《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④《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⑤《南唐书》浮屠传，宋马令著⑥《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⑦《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唐道宣著述⑧《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二⑨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⑩《法苑珠林》，唐道世著。⑾《毗尼母经》卷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