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三十年再聚首视频: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
自序
　　民国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国立北京大学，为诸生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因撮记要指备诵览。迄今五载，粗成首尾。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干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抑余治诸家书，犹多余憾。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梨洲晚节多可讥。晚村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习斋力唱经世干济，恕谷乃为游幕。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继之以潜邱、西河，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也。复继之以穆堂、谢山，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义理学也。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
　　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剳子后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干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
　　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穷将变之候也。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则龚定庵、曾涤生、陈兰甫其选也。然而皆无以大变乎其旧，则亦无以挽世运于复隆。南海康氏起，大声疾呼，学术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论，风俗有不暇辨，一切务以变法改制为救亡，而托附之于保皇。是复欲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处而不过问，则徒为两败之道也。
　　尝试论之。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当元嘉之末运，一时名流胜望，相继南迁，其留而在北者，犹守旧辙，务经学，上承两汉之遗，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贵，受其熏陶，绵缀不绝，卒成周隋之治，下开唐基，此一期也。辽金用汉人，仅保所掠而已。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荄无伤也。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壤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故以玄烨、胤禛、弘历踞其上，则幸而差安，以颙琰、旻宁、奕詝、载湉、载淤为之主，则终不免于大乱。而说者犹谓满族入关，卒为我所同化，政权虽移，中华之文运依然，诚浅之乎其为论也。
　　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
　　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问也。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于北平之未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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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第一章　引论
　上：两宋学术　下：晚明东林学派
第二章　黄梨洲　附：陈干初　潘用微　吕晚村
　传略　学术思想之大要
　　一、梨洲论刘蕺山　二、梨洲论王阳明　三、梨洲晚年思想　四、梨洲经史之学　五、梨洲之政治理想
　梨洲同时几位学者与梨洲思想之关系
　　1、陈干初：小传　干初与梨洲之交游　干初论学要旨及梨洲之意见　干初大学辨要旨
　　2、潘用微：小传　潘用微轶事　潘用微求仁录大意　黄梨洲驳潘用微
　　3、吕晚村：小传　吕晚村与梨洲兄弟之交游　吕晚村之尊朱辟王论　吕晚村四书讲义
　　附录：陈干初大学辨
第三章　王船山
　传略　学术大要　船山政治理想
第四章　顾亭林　附：马骕
　传略　学术大要　亭林之政治理想　亭林与梨洲两人之异同
　　附：马骕传略　著述大要
第五章　颜习斋　李恕谷
　习斋传略　学术大要
　恕谷传略　学术师友大要
第六章　阎潜邱　毛西河　附：姚立方　冯山公　程绵庄　胡东樵　顾宛溪
　潜邱传略　潜邱之考据及其制行
　西河传略　西河轶事及其著书之道德　西河潜邱两人对理学之态度　潜邱西河辨古文尚书真伪
第七章　李穆堂　附：万孺庐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谢山　蔡元凤
　传略　清初之朱陆异同论　穆堂之朱陆异同论
　　附：万孺庐　王白田与朱止泉　全谢山　蔡元凤
第八章　戴东原　附：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
　传略　戴学大要　戴学与江永　东原论学之第一期　戴学与惠栋　东原论学之第二期　东原言义理三书
　东原哲学之大体：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　东原思想之渊源　戴学之流衍　戴学与程瑶田
第九章　章实斋　附：袁简斋　汪容甫
　传略　学术述要　文史通义与经学　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
　　经学与史学　学问与功力　纂类与著述　著述与事功　性情与风气　专家与通识　方法与门路　校雠与著录
　实斋学风之影响　实斋文字编年要目
　　附：袁简斋　简斋论学语　　汪容甫　容甫学述大要
　　附录：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第十章　焦里堂　阮芸台　凌次仲　附：许周生　方植之
　里堂传略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论性善　里堂论异端与执一　里堂论一贯忠恕　里堂论同异一多　里堂论汉学考据　里堂论命
　芸台传略　芸台论学宗旨
　次仲传略　次仲与东原　次仲之复礼论　次仲之好恶说　次仲论慎独格物　次仲论汉学流弊　次仲之史学
　　附：许周生　周生论学语　　方植之　方氏论学大要
第十一章　龚定庵　附：庄方耕　庄葆琛　刘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农
　一、常州庄氏　二、刘宋　三、魏默深
　四、龚定庵　传略　定庵之论政　定庵之论学
　五、戴子高　六、沈子敦　七、潘四农
第十二章　曾涤生　附：罗罗山
　传略　曾氏学术渊源　曾氏之风俗论　曾氏之礼论　曾氏之文章论
　　附：罗泽南　罗氏学术大要
第十三章　陈兰甫　附：朱鼎甫
　传略　著书大要　东塾遗稿　东塾论汉学流弊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
　　附：朱鼎甫　鼎甫论学语
第十四章　康长素　附：朱子襄　廖季平　谭复生
　传略　康氏之长兴讲学　康氏之新考据　康氏之大同书　康氏思想之两极端　康氏之孔教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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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论
上：两宋学术
　　[近代学术导源于宋]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干嘉为平反者。故不议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宋学导源于唐之韩愈]然则治宋学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何以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耶？曰：寻水者必穷其源，则水之所自来者无遁隐。韩氏论学虽疎，然其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尝试论之，唐之学者，治诗赋取进士第得高官，卑者渔猎富贵，上者建树功名，是谓入世之士。其遁迹山林，栖心玄寂，求神仙，溺虚无，归依释老，则为出世之士。亦有既获膴仕，得厚椽美名，转而求禅问道于草泽枯槁之间者；亦有以终南为快捷方式，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者。要之不越此两途。独昌黎韩氏，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昌言乎古之道。曰为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乐以师道自尊，此皆宋学精神也。治宋学者首昌黎，则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安定泰山为宋学先河]昌黎以来，唐之为学者，亦无以大殊乎其昔。及乎五代，在朝为冯道，在野为陈抟，则仍唐人风气也。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史言：
神宗问安定高弟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实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宋学精神]刘氏此言，不徒善道其师，盖宋学精神，刘氏数言亦足尽之。所谓「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时孙门有石介徂徕，着怪说三篇及中国论。三怪者，一曰文章，二曰佛，三曰老。此即进士场屋之与道、释山林，彼皆无意于生民政教之事者。故安定湖学，分经义、时务两斋，经义其体，时务其用也。庆历中，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于太学。及皇佑，安定来太学主讲，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安定得伊川卷，大奇之，即处以学职。而伊川于安定，终其身非先生不称，于濂溪则字之曰茂叔而已。
　　[高平与庐陵]安定同时有范仲淹希文，即聘安定为苏州教授者。泰山孙明复亦希文在睢阳掌学时所激厉索游孙秀才也。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润县，亦罗致教授郡学，朱子记李延平语，谓「李泰伯门议论，只说贵王贱覇」者也。而希文在陕，横渠张子以兵书来见，希文授以中庸，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时横渠则年十八矣。希文固以秀才时，即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称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称之，谓范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王安石之于希文，亦推之为一世之师。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陈陉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
　　[华山濂溪非宋学真源]宋代士大夫矫厉尚风节，既自希文启之，而希文罢知饶州，尹师鲁、欧阳永叔皆坐贬，自是而朋党之论兴。而永叔亦以奖引后进为务，其语曰：「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故叶水心谓：「欧阳氏策，为三代井田礼乐而发者五」，又称其「以经为正，而不汨于章读笺诂，此欧阳氏读书法也」。然则庐陵所以继踪高平以为宋学眉目者，岂仅于效法昌黎之为古文而有意于辟佛云尔哉！全谢山为宋元学案，首安定，次泰山、高平，又次庐陵，盖得之矣。
　　[荆公与宋学]王安石介甫，亦出庐陵门。其先官淮南者四年，二十二至二十五。所为淮南杂说出，一时相推以为孟子。而介甫去淮南之翌年，庆历六年二程始见濂溪于南安。介甫极重安定，寄诗曰：「先生不试乃能尔，诚令得志何如哉！」介甫之于神宗，则所谓得行其志者。刘静春谓：「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又曰：「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以此评介甫，良为谛当。「修圣人之经」，即安定之经义其体也；「新天下之法」，即安定之时务其用也。安定存其说于学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见其续于朝廷，彼其措心设意，夫岂相远？明道上神宗陈治法十事，其要者若师傅、井地、学校、兵农诸大端，亦将以所发明圣人体用之学，施之政教，而返斯世于三代，以跨驾汉唐。伊川召见问治道，则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而横渠尤醉心，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谓「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谓「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关、洛之学，亦不过曰不凭注疏而新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之二者而已。故荆公易说不在三经内，说者谓荆公不惬意故置之，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明道则谓：「王介甫行新法，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其为害不至此之甚。」而介甫于横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于子厚。」此皆北宋学术大体之可考见者。[二程与横渠]
　　[北宋学术之两大精神]辜较言之，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后，则所重尤在经术。明道尝言：「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能知通变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学所辨，「王霸」之外，尤严「义利」，而会其归于「天理人欲」。李延平所谓「大抵前辈议论麄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其间分别，董以洛学为枢机也。[王霸义利之辨]
　　[两宋学术之转变][东莱与南轩][朱子]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论治道书，其间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此正熙宁新法之所以败，而东莱慨切言之。张南轩则谓：「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自是学者争务为鞭辟向里，而北宋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则稍稍疏焉。故永嘉事功之学，为考亭之徒所不喜。艮斋、止斋、水心、悦斋皆好言周礼，而朱子则非之，谓：「周礼周公未必尽行，教学者非所宜先。」然王霸之辨，犹力持弗变，虽以龙川之龂龂力争，朱子终不稍屈。则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瘖者之不忘言，固非绝然无意于斯也。近世论宋学者，专本濂溪太极图一案，遂谓其导源方外，与道、释虚无等类并视，是岂为识宋学之真哉！[宋学决非无为]
　　[鄙薄汉唐与新经义]「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两宋诸儒所倡王覇之辨也。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汉唐为不足循，则经籍注疏之成于汉唐诸儒之手者，自亦无足存，而于是有所谓新经义之作。此不徒介甫为之，两宋诸儒，靡不为此，思以易夫旧，而其事大成于考亭。既以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于汉唐而复明于今日，则所以讲诵传述之者，有待于师道之兴起，而其精神所寄，则微见于书院之讲学。此自范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荆公新法，亦汲汲以兴学校、颁新经义为务，此固非偶然而为矣。
　　[鄙薄汉唐与书院讲学]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亦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下：晚明东林学派
　　[南宋以下书院之盛衰]南宋以来，书院讲学之风尤盛。然所讲皆渊源伊洛，别标新义，与朝廷功令汉唐注疏之说不同。及元仁宗皇庆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明承元旧，又编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然后往者书院私人之讲章，悬为朝廷一代之令甲。亦犹夫熙宁之三经矣。功利所在，学者争趋，而书院讲学之风亦衰。其弊也，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阳明良知学与科举]阳明良知之学，即针对当时章句训诂功利之见而发。其随地讲学之所，据年谱所载，有龙冈书院，正德三年在龙场有贵阳书院，正德四年在贵阳有濂溪书院，正德十三年在赣有稽山书院，嘉靖三年在越有敷文书院，嘉靖七年在两广盖亦南宋以来私家讲学旧辙，与朝廷国学科举生员之所治者，绝然异趣。而同时有湛若水，与阳明平分讲席，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其师陈白沙。及阳明没，而四方建书院以祀者尤伙。实则书院讲学，明与朝廷功令相背。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与朝廷所颁十三经注疏及熙宁三经新义不同，而阳明所说，复与当时朝廷所颁五经四书大全有异。阳明之树异于朱子，犹朱子当日所以树异于汉唐诸儒。阳明之推本象山，亦无异于朱子之推本伊洛。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当时朝廷科举之所尊也。就此一端言之，则朱子、阳明，所论虽异，意趣则一。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伪学申禁。而明世宗亦有诏毁书院之举。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阳明卒后十年。由廷臣斥湛若水为邪学也。顾一时学者建书院而讲学之风，并不稍辍。万历间，张居正当国，痛恨讲学，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书院，然不能尽毁。居正既败，书院之风复起。其著者京师有首善，而无锡有东林。盖书院讲学，本已与朝廷功令异趣。而明之季世，朝纲不振，阉寺弄权。书院学者主持清议，遂益见忤而取祸。天下书院乃尽毁于魏忠贤之手。而东林尤为一时主目，党祸与国运相终。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讲学史者，亦以东林为殿。然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以言学术思想承先启后之间，固难判划。兹既粗举宋明学术渊源大要，复略论东林学者讲学大旨着于篇，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作先导焉。
　　[东林书院之来历]东林书院者，在无钖，宋政和间杨龟山从京洛南旋，侨寓讲学之故址也。明万历中，顾泾阳、泾凡兄弟与同里高景逸，重事兴起。四方学者闻风来会。以议朝廷政事招忌，天启五年毁于魏忠贤。并着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其后复重建道南书院，终崇祯朝，讲学甚盛。其变则为复社，又分而为几社。盖起万历迄崇祯，与明相终始者凡五十余年。然黄梨洲为东林学案，凡着十七人曰：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钱启新一本、孙淇澳慎行、顾泾凡允成、史玉池孟麟、刘静之永澄、薛玄台敷教、叶园适茂才、许静余世卿、耿庭怀橘、刘本儒元珍、黄白安尊素、吴觐华桂森、吴霞舟锺峦、华凤超允诚、陈几亭龙正。其言曰：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然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阻砥柱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
　　[东林讲学大体]其议论最得正。故凡当时之趋声逐响以依附东林者，不足为东林病。而一时小人之口，以为亡国由于东林者，更不足为东林辨。清儒江阴陈鼎定九，有东林列传二十四卷，纲罗人物达一百八十余人。启、祯两朝事，大略可观。此篇则第据梨洲学案，粗陈当日书院诸儒讲学宗旨，着其在明清间之影响。至于行事之详，与夫风声之播而及于政治气节者，均不能备也。
　　[东林辨王学][一辨无善无恶心之体]盖东林讲学大体，约而述之，厥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宋明理学，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而王学自龙溪、泰州以后，风被既广，流弊亦显。东林诸儒起持异议。于阳明天泉证道「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辨难尤力。关于天泉证道「四句教」之是非，余有「王守仁」一小册，收编商务万有文库，论及颇详，可参看。泾阳之言曰：　　
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忽下一语，其上一语虽欲不弊，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纔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鸩毒。「四有」之语，主工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学案卷五十八东林一泾阳论学书与李孟白。
　　梨洲谓：「泾阳深虑当时学者，乐趣便易，冒认自，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则泾阳教法，仍是阳明「立诚」宗旨，所谓「杀人从咽喉处下刀」。后人之乐趋便易，冒认自然，皆所谓「伪良知」，与阳明立教本训无涉也。惟当时王学末流，凭借「无善无恶为心体」之说，猖狂妄行，则泾阳之说，对证下药，实为有力。钱启新曰：　　
「无善无恶」之说，近时为顾叔时、顾季时、冯仲好明白排决不已，不至蔓延为害。学案卷五十八泾阳小传
　　可见「无善无恶」一辨，实当时东林讲学宗要所在也。
　　[二辨工夫与本体]推扩「无善无恶」一辨而为引申，则有「本体」与「工夫」之辨。泾阳已引罗念庵、王塘南说谓「学者以虚见为实悟，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纔拈工夫，便以为外道」。盖王学末流伪良知之流弊，洵有然者。而东林讲学，则一反其说，故其教法亦以工夫为重。高景逸云：　　
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学案卷五十八
　　此殆为东林学者一普遍之信仰。而畅论之者有钱启新。梨洲述之曰：　　
先生之学，得之匠陪哺者居多。惩一时学者喜谈本体，故以「工夫为主。一粒谷种，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发育地位，终是死粒。人无有不才，才无有不善，但尽其才始能见得本体，不可以石火电光便作家当也」。此言深中学者之病。至谓「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为自然之生理，人力丝毫不得而与，故但有知性而无为性。圣不能成，愚不能亏。以成亏论性，失之矣。学案卷五十九钱一本传
　　启新之说，极似梨洲同门陈干初。干初学说详后梨洲下梨洲于干初不能相契，故于启新「性固天生亦由人成」之说，未尽首肯。而余考梨洲、干初同时如王船山，其论性亦畅发「日生日成」之理。亦详后总之皆由虚实之辨、本体工夫之辨一贯而来。此则清初学术新趋，由东林开其端也。同时东林学者持本体工夫之辨者尚有史玉池。其言曰：　　
有本体自有工夫，无工夫即无本体。樊迟问仁时，向夫子求本体，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方是真当下，方是真自然。若饥食困眠，禽兽都是这等。以此为当下，却便同于禽兽，岂不是陷人的深坑？按：此即船山「庶民禽兽」之论也，详下船山章。且当下全要在关头上得力。今人居常处顺，也能恭敬自持，推诚相与。及到利害、荣辱、毁誉、生死关头，便都差了。则平常恭敬忠都是假的，却不是真工夫。不使真工夫，却没有真本体。没有真本体，却过不得关头。往李卓吾讲心学于白门，全以当下自然指点后学，说人都是见成的圣人，纔学便多了。闻有忠节孝义之人，却云都是做出来的，本体原无此忠节孝义。学人喜其便利，趋之若狂。后至春明门外，被人论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乱，没奈何却一刀自刎。此是恁的自然，恁的当下，恁的见成圣人？故当下本是学人下手亲切工夫，错认了却是陷入深坑，不可不猛省也。学案卷六十
　　此论「自然」与「工夫」之辨，「当下」与「关头」之辨，其意皆承泾阳，而与以后船山、干初之论亦极似。惟言心不言性，故梨洲颇称之，曰：　　
先生师事泾阳，因一时之弊，故好谈工夫。夫求识本体，即是工夫。无工夫而言本体，只是想象卜度而已，非真本体也。即谓先生之言是谈本体可也。
　　其后梨洲晚年自序学案，又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则是本体工夫之辨，梨洲与东林诸儒议论亦合也。
　　[三辨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与辨工夫本体大意相近者，尚有「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辨。盖蔑弃气质而空言义理，正与蔑弃工夫而高谈本体同病，说虽高而不免于悬虚，若求切实下工夫处，舍气质莫由也。故论学苟侧重工夫，则论性自着眼于气质矣。钱启新谓「人无有不才，才无有不善，但尽其才始能见得本体」。其论以后畅发于陈干初、王船山、颜习斋诸人。要之果走实路，下实工，则决不致蔑弃气质而空言性善也。故启新又言之，曰：　　
但知生之谓性，而不知成之为性，即同人道于犬牛，而有所弗顾。孟子辞而辟之，与孔子「继善成性」之旨一线不移。宋儒小异，或遂认才禀于气，又另认有一个气质之性，安知不隳必为尧、舜之志？此忧世君子不容不辨。
　　又曰：　　
程、张「气质之性」之说，于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线。韩子谓「轲之死不得其传」，亦千古眼也。均见学案卷五十九钱启新下
　　孙淇澳亦论其事，曰：　　
性善，气质亦善。以麰麦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气，生意显然成象便是质。如何将一粒分作两项？曰性好，气质不好。」
　　又曰：　　
荀子矫性为善，最深最辨。唐宋人虽未尝明述，而变化气质之说，颇阴类之。
　　又曰：　　
所谓气质之性，不过就形生后说。若禀气于天，成形于地，受变于俗，正肥硗、雨露、人事类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谓「习」耳。今不知其为习，而强系之性，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此吾所不知也。均见学案卷五十九孙淇澳下
　　[东林与蕺山]此以宋儒气质之性为习，与颜习斋之说合；以宋儒气质之性为类荀子，与戴东原之说合。凡清儒辨宋明理学诸大端，东林诸儒已开其绪，此又其一例也。论气质之外无性者，北方王门有杨晋庵，河南人，亦与东林诸儒同时相往复。盖东林学脉本自阳明来。泾阳师薛方山，亦南中王门。而东林讲学颇欲挽救王学末流之弊，乃不期然而有自王反朱之倾向。稍后刘蕺山讲学山阴，独标「慎独」宗旨，论其大体，亦欲兼采朱、王，与东林无甚别也。清初学者，如太仓陆桴亭、容城孙夏峯，虽各有偏倚，而斟酌调停，去短集长，仍是东林以来旧辙。与陆陇其、李光地辈之狺狺争门户者不同焉。此为东林学风影响及于清初之一事。
　　[东林之清议]又一事则为对政治之清议。泾阳尝言之：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一明是非立纲纪]其弟泾凡，一日喟然而叹。泾阳曰：「何叹？」曰：「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泾阳曰：「然则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泾阳为之慨然。盖明自万历以下，朝纲既颓，阉珰日炽。忧时之士，激于浊世，出持清议。东林一唱，四方响应，亦自机运所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东林当时所主持者，其一则曰明是非。泾阳尝言之，曰：　　
人须是一个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夹带。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来的时节，所以须要含糊。少间又于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无所不至矣。学案卷五十八
　　景逸亦言：　　
纲纪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学案卷五十八
　　[二斥乡愿进狂狷]而是非之本，则在吾心之好恶。故欲明是非，须辨心术。东林诸贤皆深斥乡愿而进狂狷，即辨心术以明是非之本也。刘静之云：　　
圣贤只在好恶前计分晓，不在好恶时持两端。如虑好恶未必的当，好不敢到十分好，恶不敢到十分恶，则子莫之中，乡愿之善耳。学案卷六十
　　钱启新云：　　
圣门教人求仁，无甚高远。只是要人不坏却心术。狂狷是不坏心术者，乡愿是全坏心术者。学案卷五十九
　　而泾凡则曰：　　
平生左见，怕言中字。以为我辈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为中行而每每堕入乡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时便要做歇脚事也。学案卷六十
　　又曰：　　
三代而下，只是乡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虽不犯手弒君弒父，而自为忒重，实埋下弒父弒君种子。卷六十
　　[三提倡节义]自此引申，则重气节，尚名检，尤为东林讲学特色。泾阳有言：　　
史际明玉池曰：「宋之道学在节义之中，今之道学在节义之外。」予曰：「宋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外，今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中。在节义之外，则其据弥巧；在功名富贵之中，则其就弥下。无惑乎学之为世诟也。」卷五十八
　　而刘静之论此尤激切，其言曰：　　
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后世以是为非，指醉为醒，倒置已极。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矫枉。盖以不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卷六十
　　又曰：　　
假善之人，事事可饰圣贤之迹。只逢着忤时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祸，便怕损名。其心总是一团私意故耳。卷六十
　　薛玄台曰：　　
世风衰微，不忧着节太奇，而忧混同一色。
　　[东林气节之实践]故东林精神，即在分黑白，明是非，肯做忤时抗俗事。不畏祸，不怕损名，不肯混同一色，不愿为乡愿。而结果则为羣小所弹射。刘本孺谓高景逸曰：　　
此吾辈入火时也，无令其成色有减斯可矣。卷六十
　　此语可见东林之风节。倪元璐有言：「东林，天下之才薮也。其所宗大都持高明之帜，或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非中行则可，谓非狂獧则不可。」东林列传卷八此则东林之定评也。泾阳初成进士，适大学士张居正病，朝士羣为斋醮，同官代署泾阳名，泾阳闻之，驰往削去。其岳岳之概，已为他日书院讲学张本矣。而高景逸之从容就义，黄白安之慷慨赴难，吴霞舟之节烈，华凤超、陈几亭据东林列传卷十一，几亭绝粒死。之坚贞，皆真钢百炼，无媿于顾泾阳所谓节义之真，非血气之可亢而至者。晚明启、祯之际，忠烈接踵，不得谓非东林讲学之效。陈几亭所谓「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卷六十一东林有之。流风未沫，及于清初，如顾亭林之耿介，李二曲之坚卓，其人格之峻，操持之高，皆东林之嗣响也。[综论东林学术源流]
　　[东林渊源阳明]抑余谓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传习录下：「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圣人之学，只是一诚。」又传习录上：「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知行本体原是如此。」惟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世缘，遂成异采。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弊，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东林之渊源于王学，正犹阳明之启途于考亭也。
　　[东林学与清初遗老]惟东林诸儒言政治，其在当时所谓系心君国者，则不过裁量人物、訾议时政而止。及乎国脉既斩，宗社既覆，堤崩鱼烂，无可挽救，乃又转而探讨及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如亭林、梨洲诸人，其留心实录，熟悉掌故，明是导源东林。而发为政论，高瞻远瞩，上下千古，则又非东林之所能限。吴霞舟有言：「不明于死生，必不能忠义；不知忠义，必无经济。」东林列传卷十二东林在宗国未倾之前，故得以忠义自励。清初则处大命灭绝之余，转期以经济待后。学术流变与时消息，亦不得不尔也。而康、雍以来，清廷益以高压锄反侧，文字之狱屡兴。学者乃以论政为大戒，钳口不敢吐一辞。重足迭迹，羣趋于乡愿之一途，则又非东林诸君子所欲知矣。高景逸有言：　　
尝妄意以为今日之学，宁守先儒之说，拘拘为寻行数墨，而不敢谈玄说妙，自陷于不知之妄作。宁禀前哲之矩，硁硁为乡党自好，而不敢谈圆说通，自陷于无忌惮之中庸。积之之久，倘习心变革，德性坚凝，自当恍然知大道之果不离日用常行，而步步蹈实地，与对塔说相轮者远矣。卷五十八
　　此数语者，俨然与顾亭林论学所标「经学即理学」及「行已有耻」二语相似。景逸又谓：　　
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卷五十八
　　[实行与实学]则又颇与梨洲所谓「读书不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博而不反之于吾心，则为俗学」之二语者相通。盖东林承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早有避虚归实之意。惟东林诸贤之所重在实行，而其后世变相乘，学者随时消息，相率以「实学」为标榜，而实行顾非所重。舍实行而言实学，则非东林之所谓实学也。既不足以言「修」，亦不足以言「悟」，亦非所谓「宁守先儒寻行数墨」之义。盖清初诸儒，尚得东林遗风之一二。康、雍以往，极于干、嘉，考证之学既盛，乃与东林若渺不相涉。东林之学，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刀绳，而康、雍、干、嘉之学，则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其意趣之不同可知矣。今自干、嘉上溯康、雍，以及于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可不如持门户道统之见者所云云也。余故述近三百年学术，而先之以东林，见风气之有自焉。
　　[东林与干嘉]余又考无锡东林道南一脉，自鼎革以来，尚绵缀不骤绝。主其事者有高汇旃世泰，乃景逸从子也。一时大儒硕望，南方如太仓陆桴亭，北方如关中李二曲，皆来讲学。而河北有容城孙夏峯，浙东有山阴刘蕺山，其学风所被，几分中国，迹其先皆与东林顾、高声气相肸蠁，盖亦闻东林之风而起者。即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亦无不可。而徽歙之间有吴慎徽仲、施璜虹玉，皆游东林，事汇旃，归而唱紫阳、还古两书院，为干、嘉徽州经学之导源。与浙东证人、姚江为后来史学渊薮者，同为清学极盛时之两大干，则书院讲学之影响于清学者仍非浅也。汇旃崇祯中督学湖南，船山以文受知，今集中称「吾师」，详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则东林流风余韵，被及湖湘矣。[无锡之共学山居]而东林自高汇旃后有高紫超愈，为景逸兄孙，传其遗绪。同时有顾畇滋培、顾恒惺鏊，相与筑共学山居于无钖之钖山，习景逸静坐法。仪封张伯行抚吴，来讲东林，二顾持论不屈。伯行虽鼎贵，无以难也。一时闻风来者不下百余人。谢全山鲒埼亭集刘献廷传跋：「继庄生平所讲学之友，严事者，曰梁溪顾畇滋、衡阳王而农。」畇滋为当时学人推崇如此。其后从学者患举业之妨功，而授徒者率以举业不获教弟子以正学，遂谋鸠聚诸友别买田为力耕代馆之计。并相约罢应举，停处馆，卒拮据大困，而共学山遂他属。自是而东林之脉亦绝。夫书院讲学，其事本近于私人之结社，苟非有朝廷之护持，名公卿之提奖，又不能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则其事终不可以久持。清廷虽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来书院讲学精神，本人心之义理，以推之在上之政治者，则摧压不遗余力，于是锡之东林，以及浙之姚江，徽之紫阳，往昔宋、元、明以来书院讲学之遗规尽坠。则共学山居之废，固不仅东林一脉废兴所系而已。考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转变者，于书院之兴废及其内容之迁革，诚不可不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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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黄梨洲　附：陈干初　潘用微　吕晚村传略
　　黄宗羲，字太冲，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八十六。其父尊素，东林名士，为魏阉所害。庄烈帝即位，公年十九，袖长锥，草疏入京讼冤。至则逆阉已磔，与许显纯、崔应元对簿，出长锥锥显纯，卒论二人斩，遂显名。以遗命从刘蕺山游。时年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北京陷，福王立于南京。先是，戊寅，马士英起用，欲渐援阮大铖。宜兴陈贞慧、宁国沈寿民、贵池吴应箕诸人，作南都防乱揭，斥大铖。东林子弟推无锡顾端文孙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居首；余以次列名。及是，大铖柄政，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名氏，欲尽杀之。会清兵至，得免。公踉跄归浙东。鲁王监国，公纠子弟数百人随军江上，号「世忠营」。军败，走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己丑，闻鲁王在海上，赴之。明统既亡，公遂返里门，毕力著述。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有欲荐公者，公门人陈钖嘏曰：「是将使先生为迭山、九灵之杀身也。」乃止。未几，开明史馆，朝臣又荐公。诏督抚以礼敦遣，公辞老病，竟不赴。
学术思想之大要
一、梨洲论刘蕺山
　　[梨洲学之传统的方面]
　　梨洲早年从学蕺山，自谓：「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门人之一数。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孤负为不可赎。」文案卷一恽仲升文集序，时戊申梨洲年五十九岁其后讲学宗旨，专以发挥蕺山「慎独」遗教为主。尝谓：
[蕺山慎独义趣]先师之学在慎独……先儒曰：「意者，心之所发」，师以为心之所存……泰州王栋已言之：「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变，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做主张，自裁生化，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搀以见闻才识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则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谓之独矣。若云心之所发，教人审几于动念之初，念既动矣，诚之奚及？」师未尝见泰州之书，至理所在，不谋而合。[蕺山与泰州之暗合]先儒曰：「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孟子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师以为：「指情言性，非因情见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必若求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前，几何而不心行路绝，言语道断。所谓有物先天地者，不为二氏之归乎？」又言：「性学不明，只为将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钟虚则鸣，妄意必有一物主所以鸣者。夫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谓有义理之性不落于气质者，『臧三耳』之说也。」师于千古不决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雾释。而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文约卷四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
　　[刘学之三要点]此论刘学要旨，厥有三点：一曰气质以外无义理，此所以破宋儒相传理气二元之误，与稍后王船山、颜习斋所论，若相为桴鼓。既主义理因气质见，即不认因情见性、离心言善之说，而主性善亦即由心与情之已发者见之。其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即力阐此义。二说虽造语有异，而论旨则一。其言本体如此，而言工夫则曰慎独。欲人于主宰本源处用力，而不以「审几于动念之初」者为是。梨洲又言之，曰：　　
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觉有主，是曰意。离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独矣。故愈收敛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处停顿，即在此流行之中……盖离气无所谓理，离心无所谓性。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
　　[刘学之用意]盖必辨义理即在气质之中，性善即由心与情之已发而见者，所以救当时言本体堕于恍惚悬空之病，必主工夫在收敛与主宰上用力者，所以矫当时言良知主张现前具足之弊。此为梨洲对于蕺山学说之发挥，亦可认为梨洲讲学宗旨所在也。
二、梨洲论王阳明
　　梨洲本此论阳明，则谓阳明：　　
[阳明致良知一语之真训]「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而必欲自为一说耶？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又曰：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着明者也。特其与朱子之说不无抵牾，而所极力表章者，乃在陆象山，遂疑其或出于禅。禅则先生固尝逃之，后乃觉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诚也，天之道也；诚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诚，以人合天之谓圣，禅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说，疑其为良知之所自来，而求本心于良知，指点更为亲切；合致知于格物，工夫确有循持。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犹有毫厘之辨乎！学案卷首师说[陆王毫厘之辨]
　　[梨洲论学之两面]此谓「求本心于良知」，即就流行见主宰之说也。谓「合致知于格物」，即本气质见义理之说也。梨洲于明儒最尊阳明，且谓：「天假之年，尽融其高明卓绝之见而底于实地，则范围朱、陆而进退之，又不待言。」学案卷首师说而于王门顺应、归寂两派之争，则颇袒江右罗念庵、聂双江，侧重本体一边。盖梨洲论学，两面逼入。其重实践，重工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专任自然，即认一点虚灵知觉之气，从横放任以为道也。惟梨洲最要见解，厥在其晚年所为明儒学案序。
三、梨洲晚年思想
　　[明儒学案序]梨洲明儒学案成书在丙辰康熙十五年之后，梨洲已年六十七。及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北地贾醇庵梓行其书，翌年癸酉，梨洲乃作此序。时已八十四岁。年谱即记于壬申八十三岁时，误也。老病不能书，口授其子百家书之。越两年八十六岁，梨洲即卒。诚可谓梨洲晚年之定论也。其文曰：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
　　[梨洲言心学之三新义]此与自来讲心学者，有绝可注意之异点。从来言心学多讲本体，而此则重工夫，一也。从来言心学多着意向内，而此则变而向外，二也。从来言心学多重其相同，而此则变言万殊，三也。且不仅与从来言心学者异，即梨洲平日论学，亦与此序议论显有不同。梨洲虽言离心无所谓性，然既主蕺山之慎独，则不得谓「心无本体」。梨洲虽极重工夫、重行，然既主慎独工夫愈收敛则愈推致，欲在主宰上觉有主，即工夫须从本体生，又不得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矣。且梨洲明儒学案于诸家学术，各有评骘，要以阳明致良知、蕺山慎独之说为主，初未尝不欲于万殊中立一定局，使后之学者出于一途。而此序则谓「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颇以执定成局、出于一途者为非。则梨洲个人见解，实自有变。自学案成书迄于晚年作序，相隔已在十五年外，古人学与年俱进，宜乎梨洲之别辟新解矣。余考阳明晚年思想，一见之于其与顾东桥书所谓拔本塞源之论，再见之于王龙溪、钱绪山天泉桥证学之所谓四句教，三见之其荅聂文蔚所谓「必有事焉」之说。详见余着「王守仁」，收万有文库凡所云云，若以梨洲学案序推说，皆可会通。则梨洲晚年思想，实较其拘执蕺山慎独之训者遥为深透也。[梨洲阳明晚年思想之会通]
四、梨洲经史之学
　　[梨洲学之创辟的方面]梨洲讲学，初不脱理学家传统之见。自负为蕺山正传，以排异端、阐正学为己任。至其晚年而论学宗旨大变，备见于其所为明儒学案序。然此特就其争门面、争字句处看则然耳，其实梨洲平日讲学精神，早已创辟新局面，非复明人讲心性理气、讲诚意慎独之旧规。苟略其场面，求其底里，则梨洲固不失为新时代学风一先驱也。全祖望论之云：　　
[讲堂锢疾与经史实学]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焉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甬上证人书院记
　　[博综与实证]盖往昔理学家精神，在单纯，在切己，其长为能彻底而敦实践。然重行不重知，其弊则流而为空疏，为虚妄，流弊既着，后起者矫之以务博综，尚实证，此晚明遗老之为学皆然，故能巍然为时代所宗师。虽其对理学传统上向背之见解，各有不同，而其务博尚实之风，则靡不同。梨洲自负得理学正统之传，而其为学之务博综与尚实证，则固毕生以之，不俟乎晚年之改悟。故论新时代学风之开先，梨洲之影响，实在此不在彼也。
　　梨洲为学方面之广，全谢山极称之，谓其：　　
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梨洲先生神道碑[多方面之统整]
　　其言良非虚誉。梨洲亦自言之曰：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同上
　　其前一语，所以开时代之新趋，后一语则仍归宿于传统之旧贯，是为梨洲论学之两面。故梨洲为学，门路虽广，而精神所注，则凝聚归一。盖欲以博杂多方之学，融成精洁纯粹之知。以广泛之智识，造完整之人格。内外交养，一多并济。仍自与后之专尚博雅者不同也。故梨洲论学极重统整，而不主分析。尝谓：　　
[道学之末流]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夫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岂非析之欲其极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某虽学文而不能废夫应酬，穷经而不能归于一致。洒扫先师蕺山之门，而浸淫于流俗。弦急调哀，不知九品八物，将来何等？文定前集卷一留别海昌同学序，文成于康熙十五年丙辰，梨洲年六十七。
　　其意实欲冶文苑、儒林、道学于一罐，重复古者儒之大全。其愿力之宏，气魄之大，良可叹敬。且梨洲之意，犹不仅此。梨洲又言之，曰：　　
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巍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文定后集卷三弁玉吴君墓志铭。文成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梨洲年七十七。在海昌序后十年。
　　[梨洲与顾颜]此则欲推学术、事功而一之，犹不仅儒林、文苑、道学之合辙而已也。其论颇似颜习斋，而亦有其异。习斋感慨于俗学之泥腐，乃欲绝去文字书册以为学，而梨洲不然，其异一也。习斋尊古，其极不达于时务而去事功仍远，梨洲亦不然，其异二也。然则梨洲所谓儒之大全，将似经史植其体，事功白其用，实践以淑之身，文章以扬之世。其意趣之闳大，规模之恢伟，固足以掩顾、颜而上之矣。同时顾亭林论学，与梨洲异趣。其言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学、行分成两橛。是「博学」为一事，而「行己」又为一事也。梨洲之说，若使学者汗漫无所依循。而其后考证之学，乃专趋亭林博学一边；至于行己则「有耻」已得，不复深求。若自梨洲言之，则读书多而不反求之心，仍不免为俗学也。惟会稽章实斋于干嘉考证学极盛之时，独持异论。谓：「浙西指顾尚博雅，浙东指黄尚专门，各有其是。」而谓「为学须本性情」，自谓即阳明良知薪传。其言足为梨洲扶翼。若为学而一本诸性情，则即是阳明拔本塞源论宗旨。而梨洲所谓读书多必求之于心者，若以实斋说为发明，即在使人自求之于其性情之诚，则博约可以兼尽。统整之中，仍不害有分析之精；而专家之学，亦自与梨洲所讥为纤儿细士者不同矣，故余谓晚近世浙学，基址立自阳明，垣墙扩于梨洲，而成室则自实斋。合三人而观，庶可以得其全也。[浙东学之三段]
　　[梨洲经史学之创获]梨洲经学，极多创获，有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其弟宗炎晦木着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又图书辨惑二卷，又辨太极圆说。同时如朱彝尊、毛奇龄，皆辨易图，而德清胡渭遂有易图明辨之作。卷末备引梨洲易学象数论一序，足证其思想上之渊源。而梨洲于史学，尤为有最大之创辟。其言曰：　　
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梨洲治史之二特点]盖梨洲以多读书与反求之心二语，为体用之兼尽，而读书又分经史二途论体用也。其明儒学案，为学术史不磨之创作。所著明末史料亦极富。梨洲治史，特点有二。一曰注意于近代当身之史。尝言其父忠端公被逮，谓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据全祖望神道碑。此等处可悟明末遗老史学，实自东林导源也。又曰：　　
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补历代史表序。
　　然季野明史之学，实受于梨洲。此其治史注意于当身现代之史，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研古者一也。二曰注意于文献人物之史。其自为文定凡例有云：　　
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
　　此其治史注意于文献人物，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考订者又一也。此种重现代、尊文献之精神，一传为万季野，再传为全谢山，又传为邵二云、章实斋。浙东史学，遂皎然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并峙焉。梨洲又究心天算之学，着授时历故等诸书。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不知公实开之。」神道碑明史历志由其审正而定。又着今水经，明史地理志多用其文。其究心地学，亦开风气之先。综斯以观，梨洲论学，虽若犹承明人之传统，而梨洲之为学，则实创清代之新局矣。[梨洲之天算水地学]
五、梨洲之政治理想
　　[关于明夷待访录著书动机之批评]梨洲父尊素名隶东林，身死党狱。平日教子，亦以留心时政为重。故梨洲政治兴味，培养有素。明社既屋，兴复之望既绝，乃始激而为政治上根本改造之空想。此亦明末遗老一种共有之态度，而梨洲对政治理想之贡献，则较同时诸老为宏深。其时如顾亭林注重各种制度实际之措施，王船山注重民族观念之激励，而梨洲则着眼于政治上最高原理之发挥，三家鼎峙，而梨洲尤为尽探本穷源之能事。其议论备见于所为明夷待访录。梨洲自序，谓：「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近人章太炎以此深讥之。梁任公则谓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洽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设法。今考全祖望跋云：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一「是书成于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为予言，征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其言与梁不同。按：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五十八岁重兴证人书院讲学，此后兴趣，则转入理学方面。全氏此说，颇为近是。又曰：黄肖堂墓版文，鲒埼亭集卷二十二「黄肖堂与予读明夷待访录，曰：『是经世之文也，然而犹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访，不得已而应之耳。岂有艰贞蒙难之身，而存一待之见于胸中者？则麦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谢山极称之，谓是「南雷之忠臣，天下万世纲常之所寄」。则章氏之论，昔人亦言之。惟考康熙己未，万季野至京师，梨洲送之，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时已距待访录成书十五、六年。则梨洲之不可夺者不确如乎！此全氏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语。
　　亭林诗亦云：「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亡国遗臣之不能无所待者，正见其处心之愈苦耳。待访录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勿尽出。亦见全氏跋今传刻本凡一十一篇：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镇、田制一二三、兵制一二三、财计一二三、胥吏、奄宦上下
　　[待访录议论之一斑]其原君、原臣诸篇，发明民主精义，已为近人传诵。其原法篇云：　　
三代以下无法，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子孙之不能保，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其置相篇云：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其学校篇云：　　
学校所以养士，然其意不仅此，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
　　皆与原君、原臣两篇用意相足。其它诸篇，亦皆对政治上几种重要问题加以根本之讨虑。盖东林之议政，不过人物贤奸，出处忠佞而止。迄乎梨洲之时，则外族入主，务以芟薙为治，贤奸忠佞之辨无所用。一二遗老，留身草泽，惊心动魄于时变之非常，游神太古，垂意来叶，既于现实政治，无堪措虑，乃转而为根本改造之想，以待后人。此亦当时一种可悲之背景有以酿成之也。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
梨洲同时几位学者与梨洲思想之关系
　　谢山评梨洲，谓：「先生之不免余议者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余谓梨洲可议者，尚有一种讲学家习气，尊传统，争门户，正与谢山所举党人之习、文人之习二者，同为不脱明末学人面目。故梨洲当日与并世学人争学术异同，颇有过甚之处。[梨洲可议处]然序而列之，可以证当时学风之趋向，亦可以见梨洲晚年思想蜕变之所由来焉。今举其尤要者凡三人：一曰陈确干初，二曰潘平格用微，三曰吕用晦晚村。皆浙人也。
一、陈干初
小传
　　陈确，字干初，海宁人。生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卒清康熙十六年丁巳，年七十四岁。1604－1677早年以孝友、文学有名。年四十，始与祝开美同受业于刘蕺山。乙酉之变，蕺山、开美皆殉，先生弃经生业，著书山中。有大学辨、禅障、性解、学谱、葬论、丧俗、家约诸书，其余杂着不下数十万言。全谢山称之为「畸士」，谓「说经尤谔谔」也。鲒埼亭集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自六十左右得颤挛疾，拘困者十五载，足不及中庭。时人比之袁闳之土室焉。
干初与梨洲之交游
　　[梨洲干初两人之交谊]梨洲与干初虽属同门，然二人交游踪迹则殊疎。盖生平晤对，惟有一次。在康熙五年丙午，梨洲年五十七，而干初则六十三矣。干初年四十，始从学于蕺山，四十二岁复与开美至山阴谒刘，是年蕺山、开美皆引义自尽。后干初年五十左右，始着大学辨，五十四岁着性解、禅障诸篇。以上据吴骞所为年谱而其时干初、梨洲犹未相识。及丙午，梨洲至海昌，始与陆冰修嘉淑访干初。此据梨洲年谱干初已病颤挛者三、四年。梨洲谓「余于丙午访之，病中犹危坐剧谈」是也。语见梨洲所为干初墓志铭吴骞为干初年谱，谓：「是时先生疾寝加，有友人偕陆冰修遇先生，言刘伯绳将葬，伯绳，蕺山子先生曰：『吾不能执绋引路，有负良友。』」所谓「友人」，即梨洲矣。后十一年，为康熙十五年丙辰，梨洲重之海昌，欲访干初未果。梨洲谓「又十年丙辰，致书约以明岁再见而不可得」是也。语亦见干初墓志铭而是年梨洲始见干初所著性解诸篇，即移书讨论。首云：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来，不相闻问，盖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时，而弟流离迁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今岁因缘得至贵地，窃谓得拜床下，剧谭数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与愿违，尚在有待。幸从令子敬之，得见性解诸篇。南雷文案卷二与陈干初论学书
　　而翌岁干初即溘然物化，此两人生平晤对惟得一次之证也。梨洲自言：「二十年来，不敢妄渡钱塘，渡亦不敢一月留」。此梨洲戊午六十九岁语，见与陈介眉庶常书，收文案卷二而干初自六十后，即病不出。故以两贤相待之切，相隔一水，而暮齿匆匆，始得一晤，卒不获从容往复，相与极论，以究精微。而梨洲他年遂亦不免有「有负良友」之叹。此诚至可惋惜之事也。吴氏干初年谱，着陈、黄相晤于顺治三年丙戌秋，是时梨洲方入四明山，事败，奉母避居化安山丙舍，而干初亦奔波避乱，两人无缘相见。丙戌乃丙午之讹。
干初论学要旨及梨洲之意见
　　[干初论学之落落寡合]干初论学，渊源蕺山，上溯阳明，而推极于孟子。发挥性善之旨，最多创见。年谱干初六十岁正月三日，设姚江、山阴两先生像，拜奠呈性解两篇，有祭阳明山阴两先生诗。又有子舆篇云：「子舆称性善，伯安合知行。卓哉二子言，吾道之干城」。可以见其向往矣。然干初既多创辟，颇不为并时学人所信。梨洲称之曰：「干初读书卓荦，不喜理学家言。尝受一编读之，心弗善也，辄弃去。遂四十年不阅。其后问学于山阴先师，深痛末学之支离，见于辞色。干初括磨旧习，一隅三反。逮先师梦奠，得其遗书而尽读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阅者重阅之，则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见之论著。同辈为之一哄，不顾也。」南雷文定后集卷三陈干初先生墓志铭则干初讲学之自凭心眼，别创新见，不满从来理学家旧言套说，因亦不为当时讲理学者所喜，其概可想。干初既深自韬晦，身后著述湮沉，不复为人称道。惟幸梨洲为干初作墓志，摘叙其遗说，犹可藉此考见干初论学宗旨之一二而已。其尤要者在辨性善之意义。其说曰：　　
[干初说性善]性善之说本于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诸儒而转晦。「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如五谷之性，不艺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种之美？易「继善成性」，皆体道之全功。在孟子则「居仁由义」、「有事勿忘」者，继之之功；「反身而诚」、「万物咸备」者，成之之候。继之者，继此一阴一阳之道；成之者，成此继之之功。向非成之，则无以见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几乎灭矣。故曰：成之谓性。[性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从来解者昧此，至所谓「继善成性」，则几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几何不胥天下而禅乎！故性一也，孟子实言之，而诸家皆虚言之。言其实则本天而责人，言其虚则离人而尊天。不惟诬人，并诬天矣。[天人虚实之辨]盖非人而天亦无由见也。是故藨衮勤而后嘉谷之性全，怠勤异获，而曰麰麦之性有美恶，必不然矣。涵养熟而后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恶，必不然矣。
　　又曰：　　
[始终之辨]老农收种，必待受霜之后，以为非经霜则谷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是故资始、流行之时，性非不具，而必于各正、保合见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长之时，性非不良，而必于仁至义尽见生人之性之全。
　　又曰：　　
[气质无不善不善是习]气清者无不善，气浊者亦无不善，有不善者乃是习。
　　又曰：　　
[气情才皆善]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广言之曰气、情、才，岂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谓之性，由性之运用而言谓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谓之气。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情、才与气，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无恶，故人性亦有善而无恶。人性有善而无恶，故气、情、才皆有善而无恶。后儒曰「既发谓之情」，曰「才出于气，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气有不善，则性之不善不待言矣。
　　又曰：　　
[本体之辨]「本体」二字不见经传，此宋儒从佛氏脱胎来者。二曲集有答顾宁人先生书，往复凡三通，考证「体用」二字出处，当时学者于宋儒相沿习用之字，往往喜寻根溯源，发见其来自佛书、道经，非孔孟六籍之固有。此亦当时学风将变一共有之趋向。浙东、关西，乃尔暗合，亦一奇也。故以为商书「维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体言，此诬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犹言人身则必本之亲生耳。其实孕育时此亲生之身，而少而壮而老，亦莫非亲生之身，何尝指此为本体，而过此以往即属气质，非本体乎？宋儒惟误此以为言本体，故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则所谓是性而容说者，恰好在何处耶？学者惟时时存养此心，实时时是本体用事，工夫始有着落。今不思切实反求，而欲悬空想个人生而静之时，所谓天命皇降之体段，愈求而愈远矣。
　　又曰：　　
[天理与人欲之辨]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吾儒只言寡欲，不言无欲，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也。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以上均见南雷文定后集卷三陈干初先生墓志铭。
　　此梨洲所记干初论性善要旨也，其说盖即见于干初所著性解诸篇。梨洲于干初生前曾读其说，意不谓可，遗书相讨论。略云：　　
[梨洲对干初性善说之驳难]从令子敬之，得见性解诸篇，皆发其自得之言，绝无倚傍，绝无瞻顾，可谓理学中之别传矣。弟寻绎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异于先儒而随声为一哄之辩。其心之不安者，亦不敢苟为附和也。老兄云：「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夫性之为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减也。若必扩充尽才始见其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恶，全凭矫揉之力而后至于善乎？老兄虽言「惟其为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无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为不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性善合下如是]老兄云：「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老兄此言，从先师「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而来。然以之言气质、言人心则可，以之言人欲则不可。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气质与人欲有辨]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若人心、气质，恶可言寡耶？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南雷文案卷二与陈干初论学书
　　[干初答书]梨洲此书在康熙十五年丙辰，干初已年七十三岁，力疾作书答之。据吴氏年谱其略云：　　
弟愚人也，何敢言学？惟是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时为之痛心。性解诸篇呈教，重蒙驳正，感极涕零。病极未能一一作答，惟有痛自刻责已耳。空玷山阴之门，不能设诚制行，即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况其它！为学原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见南雷文定附录。
　　[梨洲所为干初墓志之第一稿]越年，干初作古，其子以志铭属梨洲。梨洲但以其子所作事实，稍节成文。语见文定后集所收墓志，其稿不收于南雷各集，近人刻梨洲未刻文为南雷余集始有之。盖梨洲不满干初论学之意，故其为墓志，初不详述也。其后又云：「今详玩遗稿，方识指归，有负良友多矣。因理其绪言，以忏前过。」遂为干初别作新志，则为今文定后集卷三所收。然其时梨洲于干初论学宗旨，虽知爱重，犹未认许。故曰：　　
先师蕺山曰：「予一生读书，不无种种疑团，至此终不释然，不觉信手拈出。大抵于儒先注疏，无不一一抵牾者。诚自知获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团，以俟后之君子。」……近读陈干初所著，于先师之学，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文定后集陈干初墓志铭[梨洲所为干初墓志之第二稿]
　　是梨洲之于干初，不过谓「于先师之学，十得二三」而已。其下详叙干初论学语，已见上引而继之以批评，谓：　　
其于圣学已见头脑，故深中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张太过，不善会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长之时，已自弥纶天地，不待后来。后来之仁至义尽，亦只还得孩提少长分量。故后来之尽不尽在人，不在性也。干初必欲以扩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黄钟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终，互见相宣，皆黄钟之本色也。
　　[梨洲对干初批评之先后转变]是梨洲仍守孩提性体之见，所以疑干初者仍与丙辰一意。然于干初之说，则爱重倍于其初，故曰「详玩遗稿，方识指归，多负良友，理其绪言以忏前过」也。余观梨洲叙干初论学语，大率即在性解诸篇，梨洲早已见及，初不以其说为是，故为干初墓志即未及。后乃覼缕述之，此已足证梨洲思想先后之变迁矣。梨洲年谱云：「公七十一岁自订南雷文案授门人万充宗校，郑禹梅序。至七十九岁又自订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钩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曰南雷文定。后复欲芟为文约。」文约于何年订定，年谱不复详，今亦无可稽考。惟文案所收论学书多通，文定内即删去，可证梨洲见解在此数年内实有变。
　　[南雷文案文定文约编集之年代]干初墓志最先初稿当成于干初卒后，梨洲七十岁前，正明儒学案初成之时。后自订文案即不录，盖以其文不足存。而文案独收与陈干初论学一书。至后重为干初作新志，收入文定，而丙辰与干初论学书，文定即不收。此岂不足征梨洲对于干初论学见解先后转变之消息乎？
　　[梨洲所为干初墓志第三稿]而余考文约卷二亦载干初墓志，与文定所收文字又不同，是盖梨洲为干初作墓志之第三稿也。全谢山谓：「梨洲尝欲合诸本芟定之为文约，未成而卒。文约雕于郑南溪，实非梨洲手裁。梨洲之文，其深藏不出者，盖以有待，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见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南雷黄子大全集序又曰：「先生之文，累有更窜，故多与行世之本不同。」谢山为梨洲集补亡汰伪，定为四十四卷，一以其晚年手迹为据，惜其书未见。据此，则今传南雷文约，不尽可据。[文约之真伪]而干初墓志一文，则文约所收，似实为梨洲最后定稿。比观文定、文约两志内容，则梨洲对干初之见解，又显见不同。盖梨洲读干初性解诸篇，当时遗书讨论，所辩以为未安者凡有二端：一为性体之辨，一为天理人欲之辨。及文定所收干初墓志第二稿，天理人欲一辨已略去不论，所持以为未是者，只性善从扩充尽才后见一节。今文约所收干初墓志第三稿，则并此一辨去之。乃曰：　　
干初论学，虽不合于诸儒，顾未尝背师门之旨，先师亦谓之疑团而已。
　　[梨洲晚年思想与干初论学之关系]据此言之，梨洲对干初论学见解，逐步变迁，正见梨洲晚年思想之逐步转换也。且文约干初墓志第三稿称引干初论学语，较之文定第二稿，删节颇多，而开首特增一节，谓：　　
干初深痛「乐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之语。谓：「从悬空卜度，至于心行路绝，便是禅门种草。宋人指商书『维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为本体，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体于父母未生之前，而过此以往，即属气质，则工夫俱无着落。当知学者时时存养此心，实时时本体用事，不须别求也。」
　　是干初扩充尽才后见性善之论，梨洲已加肯认而为之阐述矣。继此而往，乃有「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为本体」之说。是梨洲晚年思想之转变，固与干初有关系也。
　　梨洲平日论学，以蕺山薪传自负。于独体、意根诸说，持之甚坚。虽蕺山有云：「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又云：「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体天地万物为一本，更无本心可觅。」可视为梨洲「盈天地皆心也」一语之暗示。而蕺山又云：「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着不得一语；纔着一语便是工夫边事。」亦可视为梨洲「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一语之前影。然若循此推索，则此等意见之包蕴，于阳明语录中已有之。大凡一种学术思想之特起，于其前一时期中，无不可寻得其先存之迹象。而即其特提与重视，已足为别辟一新局面之朕兆矣。故余谓梨洲晚年学案一序，所谓「盈天地皆心，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云云，不得不谓是一极大转变，又不得不谓其受同时干初之影响者甚深。即干初论学，亦何尝不自蕺山、阳明出？亦惟其特提与重视之转移，即足以推证其思想之变迁也。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谓：「干初与梨洲同门，而生前论学往往不合，梨洲亦不深知干初。南雷集中干初墓志铭两篇，第一篇泛叙庸德而已，第二篇始摘出其学术要点。自言『详玩遗稿，方识指归，有负良友多矣，因理其绪言，以忏前过』，梨洲服善之诚实可敬。」今按：今南雷集两篇，均即所谓「理其绪言，以忏前过」者，并不是一篇泛叙庸德，别一篇纔论学术。梁氏只读文约改定稿，未看文定原稿，因误认文定原稿为泛叙庸德，而不知应别有一篇泛叙庸德者，早经梨洲削去，在现行南雷各集中，早已不见也。[梁氏学术史之误]
干初大学辨要旨
　　[大学辨之本子]干初论学要旨，除见于上述性解诸篇外，复有大学辨，亦为有力之创见。书无刻本。吴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一谓有朱巢饮钞本，并附跋两通。余见其书于北平图书馆，并有吴兔床印，盖即拜经楼原物也。[大学辨要旨]文长三千四百余言，其要旨如次：
　　一、大学首章非圣经，其传十章非贤传。
　　二、大学两引夫子之言，则自「于止」、「听讼」两节外，皆非夫子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则自「十目」一节外，皆非曾子言可知。
　　三、大学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
　　四、「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言，皆脱胎帝典。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于变时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简切；然帝典「克明」句下贯一「以」字，便文理灿然，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则为不通。
　　五、「明、亲、至善」之言，皆末学之夸词，伪士之肤说。古人之学，未尝颛言「明」，而大学首言「明明」，固已倍矣。且古之君子，有以民饥民溺为己责者，有以一夫不被泽为耻者，又有箪瓢陋巷以自乐者。今使推高禹、稷、尹为大人之学，而贬绝颜子为小人之学，则可笑矣。「至善」未易言，「止至善」尤未易言。
　　六、未至而「知止」，如弗知而已，何遽言「定、静、安、虑、得」之可易言乎？且其所谓知止者，谓一知无复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时有一时之知止，时时有时时之知止者耶？如其然也，则今日而知止，则自今日而后，而定、静、安、虑、得之无不能，不待言也。脱他日又有所谓知止焉，则他日之知，非即今日之所未知乎？是定、静、安、虑、得之中而又纷然有所为未定、静、安、虑、得者存，斯旨之难通，不待其辞之毕矣。大学之所谓知止，必也其一知无复知者也。一知无复知，惟禅学之诞有之；圣学则无是也。君子之于学，终身焉而已。则其于知也，亦终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聪明知识可以臆而尽之也。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为吾无遗知焉者，则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贯通而释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君子之于道也，亦学之不已而已，奚以夸诞为哉！禅家之求顿悟，正由斯蔽。
　　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尤非知道之言。古人之慎修其身，非有所为而为之也。孟子之释恒言，提一「本」字，何等浑融！大学纷纷曰「欲」、曰「先」，悉是私伪，何得云诚！
　　八、「正心」以往，益加舛谬。既言正心，不当复言「诚意」。既先诚、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与意，固若此其二乎！
　　九、大学之所谓「诚」者非诚。凡言诚者，皆兼内外言。中庸言「诚身」不言「诚意」，诚只在意，即是不诚。朱子之解「诚意」曰：「实其心之所发。」心之所发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齐、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齐治平焉者，则是心之所发犹虚不实也，而何以谓之诚乎？故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并兼物言。故言诚可不更言正、修、齐、治、平。
　　十、所谓「致知」、「格物」者，即以吾心致之、格之。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后，正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
　　十一、复说「格物」一节，词益支蔓。其「本乱」一节，文势亦同。此并是后儒靡靡之习。
　　十二、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虽曰亲民，曰齐、治、平，若内外交修，并是装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学。
　　十三、诸儒之言，固无有弗合，而有弗合者，徒以大学之故。山阴先生称：「前后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说非不备，求其言之可以确然俟圣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见。」何则？惟大学之诬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
　　十四、程子言主敬，阳明言致良知，山阴先生言慎独，一也，皆圣人之道也。而以之说大学，则不可合。故阳明之言致良知，山阴之言慎独，非以疏「格致」，特以吾学所得救大学之敝。救之而无可救，弗如黜之。
　　[大学非秦前书]此干初大学辨要义也。其言三纲领本之尧典，八条目本之孟子，而语意均不如尧典、孟子之精湛，所辨极允。尚书终秦誓，此似秦博士为之，而大学引焉，则干初谓大学决非秦以前儒者作，亦审也。然大学辨最要议论，厥在其辨「知止」一事。干初已不信有所谓理者，可以赅备天下古今事物之变而无遗，既无赅备天下古今事物之变而无遗之理，即无赅备天下古今事物而无遗之至善。吾心之知，既不足以知此赅备天下古今事物之变而无遗之至善以为止境，而使吾可以为定、静、安、虑、得之凭借，则为学真血脉，惟有凭我良知，知到这里即行到这里，为逐层之上进。而朱子格物补传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实为永难到达之一境。若必如此而后可以为知至，而后可以言意诚心正，则必意永无由诚，心永无由正，而修、齐、治、平，亦遂永无由入手矣。梨洲极重阳明致良知，谓「致字即是行字，以救后人悬空求理，专在知上讨分晓之非」。其实干初辨大学，正是阳明良知学一极好之助论也。[大学辨与朱王论学异同]然梨洲于干初辨大学，初未是认。丙午为刘伯绳墓志铭见文案卷二有云：　　
子刘子没，宗旨复裂，海宁陈确干初，以大学有古本，有改本，有石经，言人人殊，因言大学非圣经也。自来学问由正以入诚，未有由诚以入正者。孟子言「求放心」，夫子言「志学」、「从心」，其主敬工夫从心始，不从意始。
　　其下即详述刘伯绳驳语。朱彝尊经义考亦云：「大学辨始成，于时闻者皆骇。桐乡张履祥考父、山阴刘汋伯绳、仁和沈兰先甸华、海盐吴蕃昌仲木，交移书争之，而干初不顾。」梨洲盖犹不越当时一哄之见耳。后梨洲改为干初墓志，即文定所收于其疑大学一节，灭而不载，足证其时犹不以干初说为然。直至文约定本，再改干初墓志，始一并叙及干初疑大学之意，谓：　　
[梨洲对大学辨批评之先后转变]其论大学，以后来改本牵合不归于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即同门之友龂龂为难，而干初执说愈坚，无不怪之者。此非创自干初也，慈湖亦谓「大学非圣经」。亦有言「大学层累，非圣人一贯之学」。虽未必皆为定论，然吾人为学，工夫自有得力，意见无不偏至。惟其悟入，无有不可，奚必抱此龃龉不合者，自窒其灵明乎？是书也，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与废置，相去亦不甚远也。
　　此番议论，乃与学案序文开首数语全相一致。可知梨洲晚年，于其往昔牢执坚守之见解，为理学传统所必争者，已渐放弃。其于干初论学宗旨，倾倒之情，亦与年俱进也。然大学乃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梨洲以正学传统自负，至此乃不免谓「更改与废置相去亦不甚远」，此见学术思想走到尽头处，不得不变，尽有豪杰大力，亦无如何。干初说经卓卓，固为开风气之先，而梨洲之虚心善变，其思想上之逐层转换，逐层迁移，正足以说明理学将坠未坠时对于学者心理上所生一种最深刻精微之变化，诚为考究当时学术史者一番极有意思之资料也。
二、潘用微
小传
　　潘平格，字用微，慈溪人。生卒年不可考。据毛文强潘先生传：「康熙癸丑，始于万季野处得先生书数帙，一见而嗜之」，似其时已卒。毛传又云：「先生十五、六岁时，辄以豪杰自命。二十岁从事程、朱之学，越五年，又从事王、罗之学。继又从事老、庄者半载，禅学者二年。而知其皆不合于孔、孟之道，是时年三十八。」其著书有求仁录十卷、着道录十卷、四书发明六卷、孝经发明二卷、辨二氏之学二卷、契圣录五卷。将卒，授其遗书于高第弟子慈水颜长文曰彬。四明毛文强孝章写副入京师，康熙丁酉，郑义门见之，为刻求仁录。他书传否无考。
潘用微轶事
　　李恕谷记万季野自述有云：　　
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恕谷后集万季野小传
　　又曰：　　
某少受学于黄梨洲先生，讲宋明儒者绪言。[潘用微之陆释朱老论]后闻一潘先生论学，谓「陆释朱老」，憬然于心。既而同学竞起攻之，某遂置学不讲，曰「予惟穷经而已」，以故忽忽诵读者五、六十年。学记恕谷四。按：季野年六十五而卒，岂得云「以故忽忽诵读者五、六十年」耶？恕谷语微有误，而大体则可信。
　　[梨洲驳用微]今南雷文案卷二，有梨洲与友人论学书，专驳潘用微。谓：　　
潘用微议论，某曾驳之于姜定庵书。或某执成见，恶其诋毁先贤，未毕其说，便逆而拒之。陈君采云：「譬犹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甿隶，无不伥伥日索之，终不可致，牧竖乃获于大泽之滨，岂可以人贱而并珠弗贵乎？」某之于用微，焉知其不出于此也？平怀降志，反复用微之指要，而后知前书之终不为谬。
　　[万季野与郑禹梅父子对用微之折服]全谢山鲒埼亭集谓「南雷最斥潘氏用微之学，尝有书为万征君季野驳之，凡数千言」。此友人盖即季野也。至与姜定庵书则已不可见。然梨洲之于用微，虽严斥深排，而季野固未心悦。乃至置理学不讲，去而穷经。郑义门序求仁录，亦谓「幼闻先子称潘氏学甚贯串」。义门父郑梁禹梅，初见梨洲，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以后稿曰见黄稿，其佩服如此，然于潘氏亦持平论。义门筑二老阁祀其祖及梨洲，其服膺黄氏亦深矣，然读潘书而心契，为之镌行。且曰：「儒门之有潘子，犹释氏之有观音。观音说释氏不能磨灭，而谓潘子说儒门独能磨灭乎？」语见求仁录序全谢山亦谓：「南溪喜禅，几于决波倒澜。而于潘用微求仁宗旨，许为别具只眼。」语见鲒埼亭集卷二十一五岳游人穿中柱文又谓：「用微之学，予谢山亦尝举其疵颣以相商榷，先生义门不以予为非，而谓『近世士不悦学，苦心如此人者，正自不可泯没』。」谢山亦谓「是平情之论」。语见上由此观之，梨洲虽力排用微，而当时出梨洲门下，最推服梨洲如郑禹梅父子及万季野诸人，皆不以梨洲之论为然也。然则梨洲对用微之严斥深非，无亦由其党人、文士习气之用事，犹未脱讲学家传统门户之见者为之乎？今梨洲与姜定庵书，南雷各集均不存。其与万季野书，文定、文约亦均不录，则梨洲晚年殆亦于此公案不复坚持耳。
　　[潘用微与归玄恭]余又读归玄恭集，有玄恭与用微交涉事极恢诡。初用微以训蒙至吴，已五、六年。康熙乙巳，始与玄恭相识。玄恭读其着道录，甚惊讶。就听其论，谓：「周、程、张、朱、象山、阳明，学皆杂佛、老，无一真儒。」玄恭大悦服，北面称弟子。相居一月，玄恭中悔，遂致书质疑，又致书自辨。用微不自安，辞师礼，复朋友之称。而玄恭与吴修龄书，因极诋用微，谓：「孔氏之书言小人者数处，潘生乃兼有之。」又谓用微有孝经发明之作，乃母丧既毕，竟不思祭，玄恭规之，强而后祭，置母位北面，科头短衣上香。又曾日夜鞭挞其妻，遍体流血，遏之招承淫行，逐之去，自矜出妻乃孔氏家法。有二子一女，与出母同居。又其着道录言孔子不得明师，至于歧路回车，迷涂顾盼，故十五年、十年而后进一步。周、程、张、朱、象山、阳明，皆丧其良心。孔庙两庑诸儒，乃一羣僧、道。玄恭之言如此。[归玄恭口中之潘用微]详归玄恭文续钞与潘用微先生书、与吴修龄书及叙过三篇。玄恭本岳岳自异，眼高一世，与亭林有「归奇顾怪」之目。用微一训蒙师，交游声名无足动。玄恭其时年踰五十，一旦读其书，闻其议论，至甘北面自屈称弟子。则用微之在当时，实自有其足以令人折服者。无怪万季野、郑禹梅，皆黄门高第弟子，一世奇杰，皆于潘氏致向往之意。梨洲欲以极大气力压倒用微，而卒不能得其及门高才之心服。惟玄恭为吴人夙敬，一旦忽师事一寻常无闻之人，人不能无以为怪。且闻其诋毁先儒，竟有谋檄讨之而逐之境外者。此亦据归氏叙过篇所云然此自俗情世见耳。即圣贤亦何以异于人？玄恭以五十外魁儒，屈膝四拜，受潘氏授学券，亦出一时奇兴。久而动于羣疑众怪，转自疑悔，因遂极诋用微之为人，亦人情之所宜有。余又读归玄恭遗着，陆道威思辨录序，玄恭于顺治十年癸巳，至太仓，初识桴亭，亦叹服愿执弟子礼，桴亭固让不受。其事在玄恭拜用微为师前十年。则玄恭虽嵚奇，而求道心切，皇皇未得安止。故一见用微持论高而自信坚，不觉为之俯首心折。稍久则识其平淡空疏，而悔心乘之。此或归、潘二子当时始相契而终相隙之真相也。然其后越三年，康熙己酉，颜曰彬与用微会于证人书院，读其书大服，亦北面执弟子礼。证人书院复兴于康熙六年丁未，至是适三年，万季野年三十二，则季野之听用微议论以为信而有据者，亦在是时。然则归玄恭误信于前，万季野、郑禹梅又复误信于后。潘用微之所以迷惘豪杰之人心者何在？余读其求仁录，乃言论极平实。空疏则有之，奇肆则未，大异乎所揣。恨不获尽读其着道录诸书，又不得其平日制行之详，无以质言之也。[归玄恭心理激变之推测]
潘用微求仁录大意
　　[求仁录第一第二两卷要旨之摘钞]求仁录凡分十卷。一辨清学脉上，二辨清学脉下。三致知格物上，四致知格物下。五浑然一体中条理。六孝弟。七读书。八问学。九笃志力行上，十笃志力行下。其书极少见。第一、第二两卷为全书总纲，兹摘其要旨如次：以其书少见，故钞摘较详。
　　仁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
　　复吾浑然一体之性，断须一体万物之志。
　　格物即格通身、家、国、天下。
　　工夫切近，只在格通人我，随时随地，惟心之所到，一一格通，浑然深造天地万物一体之实地。
　　学在人伦日用中困勉力行，慎毋蔑视困勉，妄希自然。
　　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者，仁也；格通人我者，恕也。格物全是恕，物格则仁矣。
　　格物全在强恕反求，全是爱敬恻隐之真心密运，强恕日笃，反求日密，当下人已浑然，如是深造而一日自得之，则浑然身、家、国、天下一体，齐家、治国、平天下，浑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忧世忧民。若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以活泼现成为妙用，以了生脱死为究竟，以长生自利为全真，则亦何贵乎此道，何贵乎此人哉？
　　大学云：「致知在格物」，是未尝悬空有致知工夫也。致其触物一体之知，在格通身、家、国、天下本是一体之物。未有舍家、国、天下见在事使交从之实地，而悬空致我一体之知者。是格物为致知实地，即是诚意、正心实地。致知固在于格物，而诚意、正心亦无不在于格物也。
　　后之为学者，存心于腔子谓之立体，视天地万物为外，明物察伦祇是应迹，爱亲敬长，平章协和，视为此心之妙用。分内外，分体用，则有动静可分，而吾性不浑然，工夫不浑然矣。
　　扩充四端，强恕反求，善推其所为，而时时见有不慊于心，凛凛孳孳，常若不及，恰是圣人之敬。
　　若操存于腔子，保护其灵窍，则是矜持管束，而非敬。知乎此而后可与语正心、诚意之学。
　　孟子云：「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知吾性，曾、孟两言真实圆满，无可加，无可疑。以上为求仁录正面议论，以下辨宋儒理学病根所在。
　　学者之患，大率在于不知真心见在日用，而别求心。故有种种弊病以各成其学术。不知真心见在日用而别求心，则或有认灵明知觉为心之本体。
　　认灵明知觉为心，则必见有起灭而畏其走作，于是有提省照管，操持涵养之工夫。有操持则分内外，心意为内，事物为外。以心意为内，则见满前无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养，使此心常在于腔子。
　　分内外，因而分体用。心意为体，应事接物为用。不知意识缘物而与物对待，故有体用可分。知求仁之学脉者，见在真心恰恰浑然天地万物一体，焉有对待？焉有体用之可分乎？
　　有操持，则分内外、分体用，则必喜于静坐，为立体工夫。或去人欲，或息思虑，或澄心收拾放心。
　　人欲只为有人我，须在对境实地上消磨，则为有力；若在虚见上消磨，则无力。在对境实地上消磨，则必不至遏欲制念，盘桓于腔子；在虚见上消磨，不过遏欲制念，自成其盘桓腔子之病。
　　闲思杂念，无非牵于人欲。达不忍于所忍，达不为于所为，则闲思杂念之根绝矣。若其一种浮游之思，则不笃志力行，心思不专一，精神不凝聚之故。
　　澄心即所以去欲息虑，若吾人真心，则但有明昧而无渣滓，不待于澄。
　　习心为梗，真心偶晦而不见谓之放。习心为主，真心或时影见而无实用，放乃愈甚。求放心者，须在对境实地上有扩充之力，而非可于静坐收拾。
　　有操持，则分内外、分体用。而逐事逐物看道，亦外也。事物虽在外，而事物之道具于心。逐事逐物看道，又即外以知内也。欲即外以知内，必先内有主而后可。故将「敬」字收敛身心，然后逐事逐物看道。不知道非看可明。敬与明道不可分先后工夫。
　　操持于内，固立体工夫，然安能静坐涵养，一无事乎？故曰：「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是敬与集义分两事也。知求仁之学脉者，只一集义而已。全体是敬，无分于动静，无分于有事、无事。
　　提醒照管，操持涵养，使心常惺惺而不昧者，敬也。非圣人之所谓敬。盖浑然一体之真心，非可操持。其可操持者，意也，识也。意识本与物对待而见为内心，故可操持。操持者，亦意也，识也，是以意识治意识也。
　　分内外，分体用，则分动静，敬为静中涵养，集义为有事。静以涵动之本，动以见静之所存。动静既然，内外亦有然。制乎外，所以养其中。内外、本末交相培养是也。然孟子一书工夫，止有扩充四端，直截无余，而奚有于内外夹持，本末交养之枝节乎？
　　舍见在真心而认灵明知觉为心，则见灵明炯然，精光透露，而指心为灵气。以上辨宋儒言心诸端
　　舍见在真心而求心，则认灵明知觉为心。而灵明知觉不可认为性也，故又舍灵明知觉之心而求性。于是推测于造化，观察于阴阳，原夫未有天地之始，必先有理。理必生气，气分阴阳而天地立。阴阳分五行而万物具。理生气，理即载于气。气分阴阳，理即载于阴阳。阴阳分五行，理即载于五行。理堕于木之气，则为木之神而囿于木；理堕于金之气，则为金之神而囿于金。理囿于木，则与金、水、火、土不相通；理囿于金，则与木、火、水、土不相通。故木作金不得，金作木不得，水、火、土皆然。虽物物统体一理，而物物各一理；虽物物各一理，而物物统体祇是一理。故纔明彼即晓此，故物物而穷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在造化为木、金、水、火、土者，在人性则即为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之性，为赋于造化流行之木、金、水、火、土之神。事事而穷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性即理也；心所以含载敷施乎性者也，气也。知觉者，气之灵。灵处是心不是性，故心者，气之精爽也。舍见在真心而求心性，其说大概如此。理气之说始于老庄。老庄谓未有天地之先，漠然虚无。虚无生气即宰乎气。气之运行而错纵不失其条绪，故指而明之曰道。后世指而名之曰理。所谓虚即是理，理生气是也。指性为理，乃老庄之所谓道，所谓虚无，安得是吾圣人所言之性乎？指理气合而成性者，谓理堕于木之气则为木之神，而人禀受之曰仁；理堕于金之气则为金之神，而人禀受之曰义。理为之主，故可专指之曰性即理。后人谓造化之中惟有一气，绝无理以为之体，于是刬理尊气而为之说曰：「气之运行错纵，自有秩然之条理，是乃谓之理。」于气可见理，非有理以体乎气，而理气之说一变。分理气者曰：「性即理也；心者，气之精爽也。」而心性分。刬理尊气者曰：「理者，气之理，非理气为二物。性者，心之性，非心性为二物。」理本无理，一气之条理。性本无性，一心之咸宜。心固是气，性亦是气，理气之说变而心性之说亦变矣。知求仁之学脉者，灼知性与天道有分，心者，吾性之直达者也，即性也。知天道不可以言性，而心之非气又奚庸辨哉？
　　论心性而或言理气，或专主一气，则情与才益无不是气矣。知求仁之学脉者，知心知性，故知情知才。情者，性之可见者也。才者，吾性之所自具。四端直达而不诎，即才也。以上辨宋儒言性诸端舍见在真心而求心性，又有知意之非心，识之非知，而悮于佛、老之真空妙有者。盖既知意识之非心性，又不知见在之真心，恰恰性善，而徒见当下之直达流行者，本不自识知。遂以谓原来本空，原来大虚。知求仁之学脉者，见在真心不自识知，必不以不自识知而谓之当体真空，无有本体。
　　舍见在真心而指点当体本空之灵知亦见在日用，则必有悟于情识之弊。盖吾人真心与后起之情识常相间而出。知求仁之学脉者，知见在真心即是仁，即是性善，自知与情识悬绝。而工夫必扩充四端，情识自不得而用事，学者既不知真心之安与不安，本是性善，有扩充工夫，又未尝如古之高禅，断命根，去情识，苦参实悟，而遽承认当体本空之灵知，见在日用，非情识而何哉？情识之习惯有如自然，情识之炯然有如知慧。未尝实悟，则必死认为当体本空之灵知。于是以恣肆为本色，以流俗为现成，而蛊人心、坏风俗矣。
　　有见于情识之弊，则又有惩之而收摄聚敛归于虚静渊寂，乃得情识不泊，而灵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无感无寂者。知求仁之学脉者，只自勉于立志，不俟收摄敛聚而志常笃切，即心常凝谧。且真心直达流行，不识不知，是谓真寂，本体固然，无俟于归。舍见在真心而求心，又有专于静坐而静中养出端倪者。夫静中养出，则虚能生有矣。谓心之万感万应者，有所从出之虚，则又非指气为心乎？夫通塞往来，生生化化者，气也，不虚则生生化化之机或窒，故工夫在致虚。致虚者密密保护，勿使虚静之有挠。则生生化化之气，无刻不流行活泼于腔子之中而常为万感万应之本也。知求仁之学脉者，知性善真实，真心见在日用，不识不知，恰恰浑然一体之仁，焉得有所谓生生化化乎？以上辨宋儒言情识诸端
　　不知见在真心，则不知浑然天地万物一体，故虽言一体而实非浑然一体。如云人物均受天地之气而生，所以一体；人于天地间须是穷到至纤至悉十分透彻，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此皆以理推之，当为一体者也。云将身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此于虚明无我之际看得一体者也。至晏坐返观，忽见我与天地万物万事万理澄然一片；此于寂静虚通之际见得一体者也。云浑身透亮，宇宙通明，视盈天地间恰是个水晶宫，此于灵明炯然之顷会得一体者也。知求仁之学脉者，见在真心恰恰浑然天地万物一体。盖真心无对待，无对待则浑然一体。真心现在日用，不自识知，不自识知则浑然一体。若佛、老之一体亦无对待，亦不自识知，而一为虚无，一为寂灭。灵明炯然之顷会得一体者，识神之幻景。寂静虚无之际见得一体者，虚寂之境界。虚明无我之际看得一体者，卜度之影子。以理推之当为一体者，想象之虚见而已。其于吾性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诚不啻千里之缪矣。以上辨宋儒言万物一体，以下仍申述求仁录正面宗旨。
　　知求仁之学脉者，始知尧舜之道，实实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实实忠恕而已矣。始知强恕反求，恰恰心性工夫；爱亲敬长，恰恰浑然心性。
　　知求仁学脉者，心性上绝无错杂之见。浑然性善，浑然情善，才无有不足，知无有不良。
　　知求仁之学脉者，于斯人绝无等次之见。人人性善，人人情善，人人才足，笃志力行，则人人天纵。
　　知求仁之学脉者，身不容不修，家不容不齐，国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学不容不谋，道不容不明。
　　知求仁之学脉者，浑是平常，浑是平实，而异端之玄微高妙者毫不及其万一。尽力于人伦，绵密于日用，而异端之超脱洒落者，毫不能测其影响。
　　以上乃潘用微求仁录第一、二卷大意，亦即全书精要所在也。
黄梨洲驳潘用微
　　[梨洲驳潘大意]梨洲驳用微论学，有与姜定庵、万季野两书，今姜书已不见，万书收文案卷二与友人论学书大意谓：　　
[灭气灭心灭体]大学言知，是明有一知在人，不因触不触为有无，则所以致之者，亦不因触不触为功夫。夫吾心之知，规矩也，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犹规矩以为方圆也。必欲从家、国、天下以致知，是犹以方圆求规矩也。学者将从事于规矩乎？抑从事于方圆乎？可以不再计矣。凡用微之蔽于大原者有三：其一灭气。亦思天地万物以何者为一体乎？苟非是气，则天地万物之为异体也决然矣。其二灭心。先儒以灵明知觉为心。儒者心有所向之为欲，识神之谓也。苟无欲，则此灵明知觉即是真心矣。其三灭体。用微必欲合内于外，归体于用，以为敬在于事始为实地，若操持涵养，则盘桓于腔子而已。夫万感纷纭，头绪杂乱，易之所谓「憧憧往来」是也，岂复能敬？中庸言工夫皆在心体，不在事为境地。
　　其书长三、四千言，而大要不出此，是固不足以折用微。余考梨洲年谱，康熙六年丁未，梨洲年五十八，始与姜定庵、张奠夫复为讲会，阐述蕺山认人书院旧旨。梨洲辑子刘子行状，谓：　　
师门之学，发前人所未发者大端有四：一曰静存之外无动察；一曰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一曰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一曰太极为万物总名。
　　[梨洲阐述师门宗旨之先后相异]此时见解，与文约卷四所收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所举议论远别。据年谱，子刘子文集刊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梨洲年七十八岁。文集序或即是年所成，已是梨洲晚年见解，而证人书院初复，尚是梨洲究心理学之发轫，其时议论尚未入细。凡所坚持，其实皆晚年所深弃也。颜曰彬与潘用微会于证人书院，在康熙八年己酉，乃证人书院复兴后之二年。及康熙十二年癸丑，毛孝章于万季野处见潘用微书，其时用微或已卒。则梨洲与定庵、季野书辨潘氏学术，大概亦在康熙八年至十二年前后五年之内，即梨洲六十岁至六十五岁之五年也。此距明儒学案成书尚两年。梨洲见解仍主江右归寂一派，宜于潘用微极致不满。然若比读梨洲子刘子行状与先师蕺山文集序，已证梨洲于师门宗旨，认识有变。若更进而读其明儒学案序，成于梨洲最后临卒之一年者，其开端即曰「盈天地皆心，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则不啻为潘氏之说作辨护、作发挥，若梨洲早见如此，决不与姜万多此一番论辨也。[梨洲晚年思想与潘说之接近]吕晚村集有答潘用微书，年无考，然应在杨园、晚村定交后；晚村笃信程、朱，与潘大不合今以潘用微比之陈干初，则潘氏求仁录全本大学，而干初大学辨则以大学为秦以后书。二人见解若不同，然其蹊径实有颇相近者。如皆能超脱宋明理学家窠臼，而直寻先秦本书真意，又皆欲分别孔孟与宋儒异同，皆论宋后儒家杂禅，皆不喜悬空讲心性本体，而主从实行实事推求，又因分析孔孟与宋明儒学异点，而不喜沿用宋明以来所常用之几许话柄，皆是也。陈不信大学，潘不喜中庸，『见梨洲论学书。』盖陈从知行立论，潘本心性发议，两家精神各有偏向，故所辨析于古籍者亦异也故潘氏有云：　　
晦庵不信大学，而信伊川之改大学。不格物，而补格物之传。以至象山、阳明不信曾、思、孟，而谓颜子没而圣学亡。今敢于悖先圣而不敢以悖后世诸贤，总由学者读注听讲，先入于近儒之说，故意见偏陂，窠臼难拔。某常说不得看注，不得看诸贤语录，盖尝深中其病，确知其害。
　　[潘陈两人之比较]此与陈氏之深嘅于「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者，如出一口。盖两人皆不喜玄虚渺漠之谈，而倡孔孟、程朱之辨。摆弃传注之附会，直求本经，以探孔孟真意。一面则从实事实行参证，而心性本体即此而是。梨洲在当时，则牢守传统见解，故于二人皆不契。而二人论学态度亦自有不同。干初虽以大学辨招一时非议，然其人实谨饬，立言有节，潘氏则似放论骇俗，异于干初之纯谨。[潘陈孔孟程宋之辨]据归玄恭所记潘氏议论，谓「周、程、张、朱、象山、阳明，学皆杂佛、老，无一真儒」。又谓「潘生历诋宋以来诸大儒，斥之为一羣僧、道」。据梨洲书，亦谓：「用微言程朱落于阴阳，陆王堕于识神；程朱以心属气是本乎老，陆王之虚灵知觉是本乎佛。又言：『为程朱之学者据性理以诋陆王，是以老攻佛；为陆王之学者据灵知以诋程朱，以佛攻老。自周、程、朱、陆、杨、陈、王、罗之说，渐染斯民之耳目，而后圣学失传。』」而万季野亦云：「闻潘先生讲学谓陆释朱老。」此可以见用微平日持论之锋厉矣。其放言极论，所以得归、万诸杰之一时倾倒者在是，所以遭世俗之疑怪排斥，以致于穷老湮没者亦在是。然苟分别论之，如陈清澜之学蔀通辨，即是以陆王之虚灵知觉为本乎佛也。其后朱学之徒如陆稼书诸人，推尊其说，不遗余力。而梨洲弟晦木宗炎辨周濂溪太极图说谓出于道家之养生，梨洲亦有易学象数论，其成于五十二岁。而易学象数论序，则在文定、文约，不见于文案。疑是晚作。晦木之卒，梨洲年七十七。疑梨洲、晦木兄弟辨易图，皆在晚年毛西河亦言太极先天本于释老，余疑其书尤出二书后朱锡鬯亦辨易图。此诸人者，居相邻，时相接，声闻相通，故其辨易图也亦同时并起，如出一辙。而总其成于胡朏明之易图明辨。潘用微谓程朱本乎老，此岂非一证乎？今自陆稼书诸人尊朱抑王者言之，则潘氏谓陆释是也。自毛西河诸人尊王抑朱者言之，则潘氏谓朱羽者亦是也。惟潘氏兼斥陆王、程朱，孑然独出于门户之外，乃不免为人疑怪耳。[为清学复古先声]
　　[潘氏学与颜李]然潘用微放言排斥宋明理学，在当时非无同调，即河北颜、李是也。恕谷年谱：康熙五十八年乙亥，宁波郑禹梅之子性，在关中读习斋年谱而是之，来拜问学，馈潘平格求仁录。恕谷评之曰：　　
[恕谷批评潘氏之意见]看求仁录，潘用微志在天地万物一体，其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伦日用亦实，较朱陆之自了似过之。但未明圣学，置礼、乐、兵、农不讲，则力行人伦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谓悲天悯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陆心性近禅，而遂谓心无静时持敬之功，则「戒慎不覩，恐惧不闻」、「不动而敬」，何以解之？又谓「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诚意」，明背大学，亦不可训。恕谷又云：「潘用微言朱子近羽，陆子近缁，与习斋说不谋而合。」此据其抨弹宋儒言之也，语见后集醒葊文集序。
　　恕谷竟以潘氏为过于朱陆，不可谓非潘氏身后一知己矣。然谓其「未明圣学，置礼乐兵农不讲，则力行人伦日用亦祇自了，而悲天悯人无具以救」，此论最深而允。潘氏谓「阳明之学，觉无担当天下之力，其门人多喜山林，无栖皇为世之心，即见其为学病处」。而求仁录惟以强恕反求为说，自谓浑是平常，浑是平实，不悟平常平实、忠恕孝弟固不足以尽孔孟，不足以尽圣学，亦未见可以担当天下也。孔孟在当时，自有其斡旋天地、转移世运之力，若孔孟而仅曰强恕反求，忠恕孝弟，则孔孟亦乡党自了，安见其为悲天悯人、担当天下者哉？其后戴东原为孟子字义疏证，力辨宋儒言理之非，意亦谓孔子之道，忠恕反躬而已。焦里堂、凌次仲、阮伯元衍其说。然干嘉以来诸儒精力，多耗于文字之考释，则其所谓忠恕反躬者，并不能着意于人伦日用之力行，其无当于恕谷之所谓悲天悯人之具，与用微所谓担当天下者益可知。抑习斋、恕谷以古人之礼、乐、射、御、书、数为圣学，亦不免迂阔不切时务。其所谓悲天悯人之具者，亦空有其意耳。戴东原同时有章实斋，颇见戴学之弊，而唱「六经皆史」之说，伸礼贵当时之义，似较颜、李为胜。然实斋专业文史，其实犹东原之专业经义，非固有悲天悯人之志、担当天下之意也。凡大学所谓家、国、天下，宋儒以来所论万物一体，干嘉而降，此意荒矣。内圣外王，于何遇之！[理学风气之衰颓]惟恕谷之评用微，诚可谓空谷绝响，而梨洲之辨，仍徘徊于本体渺茫之说，宜乎不足以折服用微之心矣。
　　梨洲又有寿张奠夫八十序，文作于辛亥康熙十年，梨洲年六十二，文收文案外卷。有云：　　
昔之为佛者，非直以佛氏之说为孔子之说，则以佛在孔子之上，是以佛攻儒。今之为佛新时代学风开先仍在梨洲不在潘陈者，必先以辟佛之说号于天下，而后弹驳儒者不遗余力，是假儒以攻儒。魑魅罔两，接迹骈肩，而出没于白昼之下，未有甚于斯时者也。人心恒胜于怠，先儒以持敬救之，彼其言曰：「是有方所之学也。」人情日趋于动，先儒以主静救之，彼其言曰：「此盘桓于腔子中者也。」
　　此举主静为盘桓于腔子中，持敬为有方所，皆指用微。而梨洲比之白昼之魑魅，可谓大声呵斥不遗余力矣。然梨洲又谓奠夫主教证人书院五年，「时风众势，不闻有所鼓动」。而深嘅于「彼一时，此一时」，鼓动之不易为力。又称：「刘伯绳尝谓余曰：『士生斯世，不求以吾身利天下，苟吾身不为天下之害，斯已矣。』」可证其时梨洲诸人牢守蕺山门户，讲敬静，主慎独，已成潮流之逆转，用力多而成功少；故遂发此牢骚语。即其高第弟子如万季野、郑南溪，于潘氏书终不忘情，亦不以梨洲之深斥为然。一时学风既变，虽有大力，莫可如何。而梨洲晚年，亦不免折入平昔所不予赞许之新说。而宋明理学之竭而难反，亦可见矣。然陈、潘诸人虽其持论极度指斥向来诸儒蹈虚落空之病，而梨洲为学则早已走务博尚实之路。故论新时代学风之开先，梨洲影响，仍自在陈、潘诸人之上。此又论当时诸人议论异同者所不可不知也。
三、吕晚村
小传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输，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生崇祯二年己巳正月，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1629－1683年五十五。本生祖父熯，淮府仪宾。国变，先生年十六，散万金结客，往来湖山间，备尝艰苦，怨家以此讦先生，从子亮功竟自引服论死。先生幸存，不得已，易光输名，顺治十年癸巳，出就试，为诸生。乃课儿读书于家园之梅花阁，与鄞县高旦中、余姚黄梨洲、晦木兄弟、同里吴自牧孟举诸人以诗文相唱和。尝作诗曰：「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至丙午，遂以前诗示学官陈执斋，告以将弃诸生，嘱为善全。复作诗有「甑要不全行莫顾，簧如当易死何妨」之句，自是归卧南阳村，与桐乡张考夫、盐官何商隐、吴江张佩葱诸人，共力发明宋学，以朱子为归。戊午，清廷举鸿博，浙省以先生荐，誓死拒之，得免。庚申，郡守复欲举隐逸，先生乃翦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越三年癸亥，作祈死诗六篇。末章云：「作贼作僧何者是，卖文卖药汝乎安。」竟卒。见张符骧吕晚村先生事状，收碑传集补卷三十六。余据行略，附吕用晦文集后。及雍正时，以曾静之狱，剖棺戮尸，并杀其二子。葆中戮尸，毅中斩决。著述皆禁毁。
吕晚村与梨洲兄弟之交游
　　晚村与晦木订交，在顺治十六年己亥。见吕用晦文集卷六友砚堂记。翌年庚子遂因晦木而识高旦中及梨洲。是年晚村作卖艺文，记与晦木、旦中相约卖艺为活事。并谓：　　
东庄晚村别字有贫友四，为四明鹧鸪黄二晦、槜李丽农黄复仲、桐乡殳山朱声始、明州鼓峯高旦中……东庄贫或不举晨爨，四友又贫过东庄。独鼓峯差与埒，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产枝梧其家，而以医食其一友，友为鹧鸪也。鹧鸪贫十倍东庄，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妇、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间，深一丈，阔纔二十许步，床、灶、书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风雨流下遶攻其外，绝火动及旬月，室中至不能啼号，鼓峯虽以医佐之不给也。
　　[黄吕之隙末]其言之娓娓如此，其相与之友谊盖甚挚矣。梨洲跋晚村友砚堂记自称「契弟」，亦见晚村集。壬寅，晚村课儿读书于其家之梅花阁。癸卯，梨洲来，有水生草堂唱和诗，共选宋诗钞。又明年，甲辰，梨洲、晦木与高旦中至语溪。晚村家所在乙巳、丙午皆馆语溪。梨洲在语溪凡三载，与晚村过从盖甚密。晚村丙午弃举，翌年丁未，梨洲与姜定庵、张奠夫复兴证人讲会，而晚村此后即招张杨园馆其家。自是梨洲以王、刘学统自承，而晚村则一意程、朱，两人讲学宗旨渐不合，而卒致于隙末焉。庚戌，高旦中卒，梨洲为作墓志铭，见文案卷三言其行医，工揣人情，未必纯以其术。铭辞谓「日短心长，身名就剥」。或请梨洲改易，梨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见文案卷二力言不可。晚村以此深诋梨洲，谓：「旦中为友提囊行市，所得辄以相济，友望之益深，至不能副，则反致怨隙。」吕用晦续集卷三质亡集小序。又畅述其事于与魏方公书。吕用晦文集卷二并谓：「太冲尝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谊者纳拜旦中门学医，太冲既标榜之，又使其子师事之，及其死，乃从而掎摘之。驱使于生时而贬驳于身后。」又谓：「梨洲托贵人为二子百家、百学援闽例，贵人偶误记纳百家正谊为二，今改百学名百家以应之，非昔之百家矣。」按：今学箕初稿署名「百家主一，原名百学」可证。然此可勿深讥。即晚村子葆中，亦复应试出仕。晚村凡七子，葆中即长子公忠改名。康熙丙戌进士，官编修。曾静狱起已先死，与父俱戳尸弃身草野，不登宦列，惟先朝遗老之及身而止。其历世不屈者则殊少。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诸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奴颜于异族之前。此亦情势之至可悲而可畏者。[遗民世袭之艰难]徐狷石谓应潜斋：「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亦已明矣。然听之则可，又从而为之谋则失矣。」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题徐狷石传。悲哉言乎！惟自今论之，则「听之」与「为之谋」，亦几于五十步与百步也。若必以此追议诸老，则亡国之下终无完人矣。陆稼书谓：「思山涛『天地四时犹有消息』一语，未尝无理，但就嵇绍言之，觉消息得太快耳。」年谱定本卷下陆氏不肯听晚村忠告，出仕清廷，其论如此。应、陆皆理学正儒也。故知晚村发明朱学语，真为当时巨霆。然秋风起，霆击无所施矣。此以见国命之不可一日中断，政权之不可一日外移。否则虽以白山黑水一小蛮族，尚足以高踞横跨于我上，而宛转及于二百数十年之久。其祚运且与汉唐比隆，而我亦淡焉忘之，习焉安之焉。此岂不至可悲而可畏之事耶！且清初诸老讲学，尚拳拳不忘种姓之别，兴亡之痛，家国之治乱，身世之进退。而干嘉以往，则学者惟自限其心思于文字训诂考订之间，外此有弗敢问。学术思想之转变，亦复迁移默运，使屈膝奴颜于异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即如梨洲兄弟之仰活于高旦中之卖艺，其事亦可悲。晚村与梨洲始亲终隙，凡所云云，固可勿深论耳。梨洲制行不如船山、亭林诸人之卓，晚节诚多可讥，晚村诗集中尚多涉及梨洲事，此不备详。
　　[黄吕隙末之又一传说]抑余读鲒埼亭集记黄、吕隙末事，又别有说者。其言曰：　　
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然坊社学究，尚有推奉之谓足以接建安之统者。弟子之称，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潦水则尽矣，而潭未清，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购书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是用晦一举而既废师弟之经，又伤朋友之好，适成其为市道之薄，亦何有于讲学也！外编卷十七小山堂祁氏藏书记。
　　谢山熟于乡邦文献，其言容有自。而余则颇疑其说之不信。何者？谢山谓晚村北面执经于梨洲，梨洲怒而绝其通门之籍，不徒于晚村集无征，即梨洲集亦无迹象可求，可疑一也。晚村集附梨洲友砚堂一跋，自称「契弟」。晚村有与黄太冲两书，文集卷二一方交厚，一已成隙，亦均朋友平辈之词，绝不似所谓北面执经者，可疑二也。至买祁氏书，梨洲年谱及文集天一阁藏书记文约卷四均言及。藏书记云：「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山中所存，惟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年谱所记亦大略相同，与谢山云云不一，可疑三也。陆稼书年谱定本卷下载山阴陈祖法言：「梨洲与晚村买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人品可知。」正与谢山言相反，见其时乡里传说之无准。会稽沈清玉冰壶集黄梨洲传，谓：「石门吕留良与先生素善，延课其子，既而以事隙。相传晚村以金托先生买祁氏藏书，先生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晚村怒。又晚村欲刻刘蕺山遗书，致刻费三百金，先生受金不刻，而嗾姜定庵刻之，附晚村名于后。晚村愠甚，辄于时文评语中阴诋先生为伪学，甚且迁怒阳明，而先生亦欥之为纸尾之学。两家子弟门人，各树帜而争，几于仇雠，而先生之名亦为之稍减。」『据李慈铭书沈清玉先生冰壶集残本后，收越缦堂文集卷六。』此皆与鲒埼一集异辞者。据杨园年谱，晚村于康熙三年甲辰冬始招杨园馆其家，屡请屡辞。后晚村虚席待之二年，始就。则晚村心契杨园，尚在丙午前，不得谓其主张程朱，全从淡生堂书案激起，可疑四也。又按：陆谱记万季野语谓：「晚村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曾有书数其失；又一日众坐中语及罗念庵，晚村不知何人，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怨益深。」其说不及买书事，又与谢山异。梨洲与晚村书，南雷集今不收，读晚村集与黄太冲书，盖梨洲有此书而未寄也。又万贞一言：「晚村攻阳明，即所以攻梨洲」，稼书辨其不然。两人各有门户之见，然疑稼书之辨为允余谓黄吕当时，皆未脱文士习气。即谓有如谢山云云之事，亦不足以抹杀其将来之所诣。晚村推奉朱子，实有创见，卓然辈流之上，为有清一代讲朱学者别开生面。谢山谓「石门之学一败涂地」，正是石门有价值处。是殆吕家既得祸，而乡里贱民，未知高下，徒以震于异族淫威，转讥吕氏之妄诞，因此肆其诬蔑。谢山不免轻信，乃为此一笔抹杀之词也。谢山于明季遗民，表章不遗余力。其在雍干之交，已高出流辈万万矣，而于晚村犹不免随俗，则甚矣朝廷刑宠之足以转天下之视听。而君臣之位，夷夏之防，晚村之所毕生恳恳者，所为其不可以已也。
吕晚村之尊朱辟王论
　　晚村与梨洲兄弟交游，其时固一诗文之士。其后自丙午弃诸生，己酉，招张杨园馆其家，乃一意治程朱学。[张杨园]杨园亦问学于蕺山，而颇不满梨洲，曰：「此名士，非儒者也。」晚村既交杨园，而持尊朱辟王之论益锐。施愚山与晚村书，规其痛抹阳明太过，晚村答之云：　　
平生于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阳明以洪水猛兽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则杨、墨非，此无可中立者……且所论者道，非论人也。论人则可节取恕收；在阳明不无足法之善。论道必须直穷到底，不容包罗和会。一着含糊，即是自见不的。无所用争，亦无所用调停也。……从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为学；即从阳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为杨、墨，未尝少假含糊也。然则不极论是非之归，而务以浑融存两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阳明而在，亦以为失其接机把柄矣。文集卷一与施愚山书
　　又曰：　　
某尊朱则有之，攻王则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其尤著者耳。文集卷一答吴晴岩书
　　[晚村与陆稼书]其态度之斩截如此。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多蹈袭晚村。稼书与晚村子无党书，谓：「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又谓「惟到处劝人读尊公书。」其祭奠晚村文，谓：「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其推挹晚村如此。今三鱼堂集凡遇及晚村语均刬去。又沈清玉冰壶集张杨园传后附记，云：「清献之壻曹宗柱，述清献与石门投分最契，不啻一人。及石门事败，乃改修年谱，尽灭去之。」『据李慈铭引，见上。』又稼书松隅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王琰吕陆四书绎注，亦清廷禁书，然今犹有存者而晚村所以尊朱，实别有其宗旨，与稼书绝不同。尝曰：　　
[晚村提倡朱学之特殊精神]从来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所谓朱子之徒，如平仲、许衡幼清吴澄辱身枉己，而犹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道不明，使德佑宋帝显年号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故……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佑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文集卷一复高汇旃书
　　[吕陆之出处]然则晚村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快捷方式者所获梦想于万一也。晚村以康熙丙午决意弃诸生，以不应试除名，而陆稼书即于是年举乡试。阅四年庚戌，稼书成进士。又二年壬子，始与晚村相识。其后又三年乙卯，稼书得授嘉定县知县，商出处于晚村，晚村劝其勿出，稼书不能从，故其与晚村子无党书曰：「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所不同者出处。」及晚村卒，稼书在灵寿，为文致吊，犹及其事。文中引程明道语，谓：「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斯言耿耿，横于胸中，遂与先生出处殊途。」此乃稼书自为之辞。而吕无党为其父行略，至引其语为晚村劝陆出仕语，大谬。无党仕清廷，得大戮，盖非肖子矣！稼书身后，清廷褒崇有加，从祀孔庙，俨然一代儒宗。而晚村阖门骈诛，戮及尸骨。今三鱼堂集涉及晚村语，皆刬削不敢存一字。实则稼书尊朱抑王议论，多袭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为许衡、吴澄，稼书则不免教人为许衡、吴澄耳。今陆子全书问学录卷二引晚村此论，而大意全失，又加驳议。即此一节，足见吕、陆两人学术异点。又三鱼堂文集卷七，答陈世兄，谓：「晚村既殁，益觉孤寂，以晚村之学，昌明于廊庙，舍先生其谁望哉？」此又明白勖人为许衡、吴澄也。然则处异族淫威之下，国已亡，政已失，而言学术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
　　[晚村之批点八股文]晚村以发明朱学为务，而其入手用力，则以批点八股文为主。　　
尝叹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故晚年点勘八股文字，精详反复，穷极根柢，每发前人之所未及。文集附录行略语
　　或疑时文小艺恐不足以讲学，晚村则谓：　　
理之明、不明何从辨？必于语言文字乎辨之……盖言者心之声，字者心之书也。心有蔽疾隐微，必形于语言文字。故语言文字皆心也。况以程朱之说，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体会其义而发明焉，则为佳文，不则相与辩驳极尽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何以「艺」之一字抹杀之哉？文集卷四与吴玉章书
　　[批点八股与复社]盖以时文八股讲学，其事亦始于晚明。张溥立复社，即谓：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复社纪略卷一
　　复社者，在当时固羣推以为东林之宗子，东林以语录，复社以八股，其见之于文字虽异，其有意于以讲学而干政则一也。浙有澄社，晚村兄季臣主之。晚村年十三，即预社事。详见吕用晦文集卷五东皋遗选序凡社必选刻文字为囮媒，故晚村之留情选政，其来也夙。陈卧子、艾南英辨朱王异同于张溥之七录斋，卧子至手批南英颊，见社事始末则朱王门户之争，亦八股家旧案耳。惟晚村乃藉朱子义理明夷夏之防，辨出处之节，卓然成异彩。及曾静之狱兴，清廷于晚村书焚毁严烈，然卒不能绝，今其书流布仍多，则当时之遍行可知。然则晚村以八股文明道之苦心，要亦未可轻讥矣。
吕晚村四书讲义
　　[晚村评时文三书]晚村批点四书文，其语保传迄今者，有四书讲义四十三卷。编次于晚村卒后，其门人陈鏦字大始之手。鏦谓：　　
先生当否塞之后，慨然以斯道为己任。于诸儒语录、佛老家言，无不究极其是非。而于朱子之书信之最笃，好之最深……又以为欲使斯道复明，舍此几个读书识字秀才，更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外，亦无可讲之学。是以晚年点勘文字，发明集注章句，无复剩义……近睹坊间有四书语录之刻，谬戾殊甚。四书语录共四十六卷，丈梁周在延龙客编。周亦晚村弟子，书刻于康熙甲子六月，乃晚村卒后一年也。大体与陈编讲义，无甚悬殊，疑当时以晚村书风行甚广，故不免为抑彼扬己以争行也。……用是不揣固陋，编为讲义一书。间与同学蔡大章云就、严鸿逵庚臣、董采载臣及先生嗣子葆中无党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阅月而后成。
　　时为康熙丙寅，则晚村卒后之三年也。楚邵车双亭编刻晚村吕子评语正编四十二卷，余编八卷，在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后陈鏦编讲义三十年，两书大体亦相同，而车书较详，保留晚村批点面貌较显。今三书惟讲义最易得，盖语录已为讲义所掩，评语问世未久，即有曾狱。独讲义布于世间者既久，故最难绝耳。
　　[晚村之政论]余读其书，其发明朱子义理，诚有极俊伟为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在其政论。兹摘其大旨如次。晚村谓：　　
[论秦汉以来王者施政之心理]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都只为天下后世人类区处。……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人夺取之心……自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如所谓「封建、井田不可复」……种种谬论，皆从他不仁之心揣拟。卷二十九
　　又曰：　　
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文为、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以正心诚意，非迂阔也。卷三
[朱子与陈同甫辨王霸之精义]功利之恶，浸淫人心，孟子以后，千载犹惑。学士大夫于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学术事功乎？陈同父以汉文帝、唐太宗接统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为此也。卷三十一
　　又曰：　　
朱子与陈同父辨汉唐之治不可以当三代，只为这一点天悬地隔耳。卷三十一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也。卷二十七
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不得已反说井田、封建、学校、选举之必不可复，此正叔孙通希世度务之学……王者之兴，制度文为，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将不忍人之心连根刬绝，又复何望乎？卷三十四
[论儒者之曲学阿世]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反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虽终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圣王之复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为迂，更复何望哉！若因时顺势，便可称功，则李斯……叔孙通……曹丕……冯道……赵普……皆可以比隆圣贤矣。此所谓曲学阿世，孔孟之罪人，学者不可不慎也。卷三十四。吕子评语卷三十一引黄淳耀文：「古制宜复，而惮违流俗之言，其弊也，井田裂，封建废，而民生不聊。今法宜变，而恶咈世主之意，其弊也，淫乐作，慝礼兴，而风俗大败。」此见吕氏议论，已有先端。
[永康史学经济派之流弊]后世儒者，亦习于功利诈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时势利害上商量。直谓王道难行，贬损以就后世苟且之术。旋且张大以为此即三代之意……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辟之，与金溪同。凡熟讲史学经济，未有不堕此坑堑者。卷三十四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世，无不可为之君……然其道断不可贬……后世人臣本自无道，但从利禄起见。安得不为谐媚之言？卷三十六。湖南曾静，即为晚村此等议论激发。见大义觉迷录
　　[论君臣体制]又曰：　　
后世事君，其初应举时，原为门户温饱起见。一片美田宅，长子孙，无穷嗜欲之私，先据其中，而后讲如何事君。便讲到敬事，也只成一种固宠患失学问。卷十八。曾静知新录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尚依傍道理，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即从晚村此等处出。当时欲讲革命，不得不先打破士人应举心理也。后世人臣，只多与十万缗塞破屋子，此宋太祖与赵普语便称身荷国恩矣。谏行言听，膏泽下民，与彼却无干涉。卷三十七
　　又曰：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只一间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篡弒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宇隔绝。卷六
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论爵禄代耕之义驾驭术数为事……总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来，由「天降下民」起义。卷六
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卷二十七
　　又曰：　　
代耕之义，上通于君公，直至天子，亦不过代耕之尽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亩。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禄。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谓代也。卷三十九
爵禄从上看来，似推到庶人住。不知从「天降下民」看来，其义原从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极地也。卷三十九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济斯民而后享斯民之养。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故差自农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义。卷三十七
忠信重禄，是天理上事……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禄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颠倒豪杰也。若但从交谪养廉起见，则是下不过为田园子孙以求仕，上不过以美官多钱诱天下。只流露今日仕大夫必坎中物耳，岂三代君臣之义也？卷二十七
　　[论君臣去就]又曰：　　
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卷三十七。按：曾静知新录有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曾静狱起之年，又杀广西陆生枬。生枬作通鉴论十七篇，颇主复封建。雍正论谓：「大凡叛逆之人吕留良、曾静、陆生枬辈，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见容于乡国，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不见容于此国，则去而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枬者，实天下所不容也。」雍正所指摘，正是晚村此条所言之义。其时顾亭林、王船山言封建，谓众建势力不致速亡，晚村此条，则谓封建可削君权，皆有激而言也。
　　[论人伦尤有大于君臣者]又曰：　　
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卷十七。曾静知新录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皆从晚村此论出。
　　[晚村思想与黄氏待访录]凡晚村论政之意见具如此。自朱子卒至是四百余年，服膺朱子而阐述其学者众矣，然绝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自此以往，朱学益发皇，然无虑皆熟软媚上，仰异族恩威之鼻息，奉以为古圣先贤之渊旨。窥帝王之意向，定正学之南针。极其能事，尚有媿夫吴、许，更无论晚村所云云矣。然则晚村良不媿清初讲朱学一大师，于晦庵门墙无玷其光荣。而余观其说，颇似梨洲明夷待访录所论。待访录成于康熙壬寅、癸卯间，而癸卯梨洲至语溪，馆于晚村家。盖当时交游议论之所及，必有至于是者。故梨洲着之于待访录，而晚村则见之四书讲义。其后三年丙午，晚村则决意弃诸生，不复应试。然则此数年间，梨洲、晚村之交谊，其思想议论之互为帮助，必甚大矣。此后两人虽隙末，要其当年之一段往还，实至有价值，可供后人想味。惟梨洲待访录，自晚清以来，极为一时传诵，而晚村四书讲义则注意者尠。身后声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严抑，足以使学者精神长埋至于数百年而终不显白。即观于晚村之事，不足为论清初学术者一至可悲而可畏之例耶！同时顾亭林日知录议论与黄、吕颇相似，卷七「周室班爵禄」一条，亦阐述代耕之义，与晚村全同。亦力主复封建。当时诸儒于政治原理上颇多感慨发明，其后清廷屡兴文字之狱，此等理论乃绝。
　　[晚村深斥功利之微旨]且余观晚村所以发明君臣之义，其寓意至深隐。盖世之为君者既专为一家谋私利，而为之臣者亦惟其身家温饱之是图，则复何论乎胤姓，何论乎种族！彼为我君而我之身家得托庇以温饱焉者，则我亦君之焉耳矣。故君臣之义既昧，出处进退之节既失，则夷夏之防必且大溃，而黄冑华种长沦于夷狄狐貉，士大夫犹且弹冠而相庆，蹈舞称臣，恬不知耻。此势之所必至，而有心者之所深忧也。故晚村所大声疾呼而斥者，厥惟曰功利。功利之毒沦渍于人之心髓，则君臣之义无可托，夷夏之防无可立。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而晚村又继之曰「原是重节义，不是重功名」。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在是。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永嘉不讳言功利，姚江力排功利而言良知，然从事于功利者每借良知为借口，惟谨守朱子之所谓义理，则显与功利背驰。而言良知者，其根极归趣亦无以自外焉。其后媚清趋荣者不为永嘉、姚江而为建安，则又晚村所不料也。故晚村言出处事业，一以理判，而深不喜言权变。其言曰：　　
[晚村论作用权变]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动以豪杰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顾小节」。此为作用权变……圣贤门下岂有靡所不为之豪杰哉？惟禅与良知家，自谓门风广大，无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无不收拾其中。反谓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归彼而仇此。但观今日诋毁程朱之学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为者也。卷三十七
　　又曰：　　
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学兴，竟分体用为两截。更精而讲合一，则索性以作用为本体。晚村所谓「作用」、「本体」，即近人所谓手段与目的也。引得一辈苟且无忌惮之徒，妄作妄取，辄以英雄自命。曰「成大业者不顾小节」。外间靡所不为，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虽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总归于小人。即谚所称「光棍」耳。卷三十八。曾静知新录谓：「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该孟子做，秦以后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亦从晚村此等议论引出也。又云：「敬卿『张熙字』、景叔『廖易字，亦曾徒。』推崇过量，把某看做莫大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事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此可以见当时彼等抱负也。
　　[英雄与光棍]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杰者，皆靡所不为之光棍，则更何论于君臣之义，更何论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讲若是之学术，而宛转践踏于异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摇尾乞怜，永沦地狱而已耳，复何兴复振起之望耶！其时社会已有宋腐之诮，而晚村独深喜宋人，曰：　　
[晚村论宋儒] 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文集卷一答张菊人书
[宋儒不迂]有谓儒家好论理，至于空虚而必入于迂腐，其治乱兴亡之故不知也。先生曰：「好论理安得空虚？空虚迂腐正是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乱兴亡之故者？卷三十九
　　又曰：
[宋儒不苛]人每怪宋儒苛论，古无完人，以为好讥弹，非也。宋诸子论古之严，正是为己求精，亦以忧天下后世耳……好讥弹者，私也，恶也。析辨研穷，以求至善，使后世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谓能论世知人，此之谓能尚友。卷三十九
　　盖晚村之意，亦曰宋学主义理斥功利。惟此一端足以警惕人心，复明夷夏之大防，以脱斯民于狐貉耳。梨洲自为待访录，其后即一意理学，绝口不及政治。而其言理学也，又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折而归于陈干初、潘用微一边，与晚村意见大殊。时河北有颜习斋，感慨世故，力斥宋学，盛言功利。以为宋、明之不免沦于夷狄，皆空言义理不重事功之故，亦与晚村意见悬绝。继晚村之后而言程朱宋学者，上之为陆稼书，下之为李光地。稼书已不能过吴、许，至于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然陆、李称荣于当时，黄、颜见推于后世；惟晚村之说，晦霾不鲜，故为表而出之。若使晚村复生于今日，又不知将若何为说也！[戴田有]继晚村而以科举文名世者，有桐城戴名世田有。其批选时文，极推晚村。谓其「为学者分别邪正，求讲指归，由俗儒之讲章而推溯之至于程、朱，由制义而上之至于古文，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潜虚先生文集卷四九科文总序』然田有亦以史狱遭极祸，与晚村同其荼毒焉。
附录：陈干初大学辨此文无刻本，特再录全文于此。海昌丛载刻干初遗集，一鳞片爪，无以见干初论学之大体。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谓干初有遗稿钞本四十余卷，丁氏八千卷楼书目有钞本陈干初文集十八卷、诗集十二卷、别集十九卷，盖即一物，闻其稿现藏南京国学图书馆，恨未得见。
　　陈确氏曰：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傅也。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未始质言孔子，朱子则曰：「右经一章，盖夫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古书「盖」字皆作疑词。朱子对或人之问，亦云「无他左验」，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以自释「盖」字之疑。程朱之说如此，而后人直奉为圣经，固已渐倍于程朱矣。虽然，程朱之于大学，恐亦有惑焉而未之察也。大学，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窜于禅，其辞游而无根，其趋罔而终困，支离虚诞，此游夏之徒所不道，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终信为孔曾之书，则诬往圣、误来学，其害有莫可终穷者，若之何无辨！客曰：「若此则程朱之误甚矣。以程朱之贤而暴其误，可乎？」曰：「君子固可欺。程朱之误，君子之过也。夫君子未尝无过，孔子尝信宰予之言，程朱偶惑大学之说。程朱之贤如日月之经天，大学之误如云翳之亏蔽，于程朱奚损焉？而终覆之，损程朱乃大耳。」故敢卒辨之。辨曰：首言「大学」云者，非知道者之言也。子言之矣：「下学而上达」，夫学，何大小之有？「大学」「小学」仅见王制，亦读「太」。作大学者，疑即本此，亦犹宋人之作小学也云耳。虽然，吾又乌知小学之非即大学也？吾又乌知小学之不更胜大学也？夫道，一而已矣，故易称蒙养即圣功。古人为学，自少至老，只是一路，所以有成。今乃别之为大学，而若将有所待也，则亦终于有待而已矣。古学之不可复，其以此也。其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者，皆非知道者之言也。三言皆脱胎帝典。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于变时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简切，而不自知其倍也。「新民」即在「明德」之中，「至善」又即在「明」、「亲」之中，故帝典「克明」句下贯一「以」字，便文理灿然。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则不通矣。古人之学，虽不离乎明，而未尝专言明。推之易、诗、书可见，恶其逃于虚焉故也。而大学首言「明明」，固已倍矣。且古之君子非有所亲疏于民也，而有以民饥民溺为己责者，有以一夫不被泽为耻者，又有箪瓢陋巷以自乐者，而其道则靡不同。此古人之学所以能善因乎时势而莫之有执也。今使推高禹、稷、尹为大人之学，而贬绝颜子为小人之学，则可笑矣。故君子之学不言「新民」而新民在，言「新民」而新民或反不在，亦犹吾向之治学也，不言「大」而大见，言大而大或不见也。「至善」，未易言也；「止至善」，尤未易言也。古之君子亦知有学焉而已。善之未至，既欲止而不敢；善之已至，尤欲止而不能。夫学何尽之有？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丘隅之可以息而止之也，而传引之，固矣。故「明」、「新」、「至善」之言，皆末学之夸词，伪士之肤说也。而又曰「知止」云云者，则愈诬矣，辟适远者，未启行而遥望逆旅以自慰曰：吾已知所税驾也，知止则知止矣，而止故未有日矣。故未至而知止，如弗知而已，而何遽「定」、「静」、「安」、「虑」、「得」之可易言乎？且吾不知其所谓「知止」者，谓一知无复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时有一时之知止，时时有时时之知止者耶？如其然也，则今日而知止，则自今日而后，而「定」、「静」、「安」、「虑」、」得」之无不能，不待言也。脱他日又有所谓「知止」焉，则他日之知，非即今日之所未知乎？是「定」、「静」、「安」、「虑」、「得」之中，而又纷然有所谓未「定、静、安、虑、得」者存，斯旨之难通，固已不待其辞之毕矣。大学之所谓「知止」，必不然也。必也，其一知无复知者也。一知无复知，惟禅学之诞有之，圣学则无是也。君子之于学也，终身焉而已，则其于知也，亦终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聪明知识可以臆而尽之也。清心寡欲，兢兢焉，业业焉，勤谘而审察焉，而仅而知之耳，而犹惧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懵矣。是故以尧舜之神焉而犹病，文王之圣焉而「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此二帝一王者，岂故为此虚怀以示弘广云尔哉？所谓「犹病」，则真犹病，所谓「如伤、未见」，则真如伤、未见也。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为吾无遗知焉者，则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得一旦贯通而释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舜之问、察，终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使舜既知之，而又好问、察焉，则是舜之伪也。夫舜之非伪，则虽确之愚蒙，有以知其必然也。然而问、察无已，则是虽大圣人之智，而果无一知无复知之日也，而又谁欺乎？故曰：「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圣人有不知，不害其为圣人也。以不知为知，斯下愚之甚者矣。「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有不能，不害其为圣人也。以不能为能，斯不肖之尤者矣。「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人犹有憾，不害为天地之大也。以有憾为无憾，斯诬天地之至者矣。君子之于道也，亦学之不已而已，而奚以夸诞为哉？学之不已，终将有获，而不可以豫期其效。豫期其效以求知，则浮伪滋甚。今即所谓「知止」者，真知止矣，然犹知之而已耳，于道浩乎其未有至也。而遽歆之以「定」、「静」、「安」、「虑」、「得」之效，长夸心而堕实行，必此焉始矣。禅家之求顿悟，正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云云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古人之慎修其身也，非有所为而为之也，而家以之齐，而国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则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孟子之释恒言，提一「本」字，何等浑融？大学纷纷曰「欲」曰「先」，悉是私伪，何得云「诚」？宁古人之学之多夹杂乃尔乎？圣人之言之甚鄙倍乃尔乎？至「正心」以往，益加舛缪。既言「正心」，不当复言「诚意」。既先「诚、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与意，固若此其二乎？故大学之所谓「诚」者非诚也。凡言「诚」者，多兼内外言。中庸言「诚身」不言「诚意」，诚只在意，即是不诚。朱子之解「诚意」曰：「实其心之所发。」心之所发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齐、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齐治平焉者，则是心之所发犹虚而不实也，而何以谓之诚乎？故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并兼物言。是故言「诚」可不更言「正」、「修」、「齐」、」治」、「平」，而分别若此者，则是所谓「诚」者非诚，所谓「正」者非正，所谓「修」者非修也。而所谓「致知、格物」云者，非即以吾心致之、吾心格之乎？心者，身之主也。存心公恕，夫后能知己之过，知物之情。知己之过，故修之而无弗至；知物之情，故齐、治、平之可以一贯也。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后，正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鲜不殆矣。心之不正，必且以未致为已致，未格为已格，又孰从而定之？传不云乎：「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而况能致知格物云尔乎？呜呼！其亦勿思而已矣。「正」亦可释「敬」，易「君子敬以直内」是也。心惟敬，故致知而无不致，格物而无不格。山阴先生曰：「主敬之外更无穷理」，至哉师言！程子亦曰：「入道莫若敬」，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则固已知正心之先于格致矣。又曰：「致知存乎所养，养知莫善于寡欲」，非正心乎？而大学之序如彼，而曾不疑其罔，则固非确之所能解矣。故程子之言「主敬」也，阳明之言「致良知」也，山阴先生之言「慎独」也，一也，皆圣人之道也，无弗合也。而以之说大学，则断断不可合。欲合之而不可合，则不得不各变其说。各变其说，而于大学之解愈不可合。不可合于大学之解，而又未始不可合于圣人之道，则诸儒之言固无有弗合也。而有勿合者，徒以大学之故而已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象山曰：「千百世之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友张考夫曰：「惟理不可损也，不可益也」。今独格致之说，言人人殊，虽以朱子之尊信程子，而补传之不能无异同于程子已如此矣，况后儒乎？山阴先生称：「前后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说非不备也，求其言之可以确然俟圣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见。」何则？惟大学之诬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是故以诸儒之言合之圣人之道，则无不合；合之大学之说，则必无合。岂惟诸儒之必无合，将历千秋万世之久而终莫之合也。莫之合而又莫不求其合，犹之合儒于佛于老，而曰三教无不合也。夫合则无不合矣，而诬已甚矣。盖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虽曰「亲民」，曰「齐、治、平」，若且内外交修者，并是装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学。书有之：「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大学之意若曰：「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玩「知止」四节文气，不其然乎？圣学之不明，必由于此。故大学废则圣道自明，大学行则圣道不明。关系儒教甚巨，不敢不争，非好辨也。至复说「物格」一节，词益支蔓。蒋书升云：「使我学子作时文若此，犹恶其芜而削之矣，曾圣经而然乎？」予甚韪其语。其「本乱」一节文势亦同，此并是后儒靡靡之习，圣言无是也。知圣经之非圣，则贤传之非贤，不待言矣。客曰：子之辨诚快矣，虽然，亦有本乎？曰：程子之圣是书也，亦有本乎？抑余则有本矣。大学两引夫子之言，则自「于止、听讼」两节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则自「十目」一节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由是观之，虽作大学者绝未有一言窃附孔曾。而自汉有戴记，至于宋千有余年间，亦绝未有一人焉谓是孔曾之书焉者。谓是千有余年中无一学人焉，吾不信也。而自程朱二子表章大学以来，至于今五百余年中，又绝未有一人谓非孔曾之书焉者。谓是五百余年无一非学人焉，吾益不信也。嗟乎！学者之信耳而不信心，已见于前事矣，而又奚本之足据乎？故君子之听言也，不惟其人，惟其言。使其言是，虽愚夫之言其能不听？使其言非，虽贤者之言其能不疑？向使确幸得亲承孔曾之教，而于心有未安，犹当辨而正之；况如大学之说之甚倍于孔曾者，而欲使确终信而不疑，则确无人心者而后可，而确则安敢以自昧也？故阳明先生之言「致良知」也，山阴先生之言「慎独」也，以疏「格致」而非以疏「格致」也，皆以吾学之所得而救大学之敝焉云耳。而救之而无可救，弗如黜之而已矣。学者言道，不苟为异，亦不苟为同，而惟中焉之从。故水火非相戾也，而相济也。尧用四凶，舜皆诛之，不为畔尧。春秋善五伯，孟子黜之，不为畔孔子。程朱表章大学，后人驳之，岂为畔程朱哉？使程朱而可作也，知其不予咈也已。吾信诸心而已；亦勿取信诸心，信诸理而已。虽然，心非吾一人之心，理非吾一人之理也，吾其又敢以吾之说为必无疑于天下后世哉？其敬以俟之知道者，而确之罪巳莫逭矣，予惧以没世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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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船山
传略
　　王夫之，字而农，又字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居湘西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生明万历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年七十四。父修侯，少从游伍学父，又问道邹泗山，承东廓之传，以真知实践，为湘南学者。张献忠陷衡州，招先生，执其父为质，先生引刀自刺，为重创状，舁往易父。贼见其徧创，不能屈，遂父子以计俱得脱。时先生年二十五。清师下湖南，先生举兵衡山，战败，军溃。遂至肇，瞿式耜荐之桂王，为行人司行人，时年三十一。以劾王化澄，化澄将构大狱陷之死地，会降帅高必正救之，得免。遂至桂林依瞿式耜。清兵克桂林，式耜殉难。先生间道归楚，遂决计遁隐。时年三十三。嗣是栖伏林谷，随地托迹，以至于殁。刘继庄称之，谓「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卷二全谢山于鼎革诸老，汲汲表章，而先生姓名，仅一见于刘继庄传，盖不能详也。道、咸间邓湘皋始搜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犹多。盖先生著述之丰如此，而声光闇晦，亦视并时诸儒为尤甚。
学术大要
　　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今撮叙其要旨如次。其论道则曰：　　
[船山之惟器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如其舍此而求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而不能为之名。而况得有其实乎？老氏瞀于此，而曰道在虚，虚亦器之虚也。释氏瞀于此，而曰道在寂，寂亦器之寂也。淫词輠炙，而不能离乎器。然且标离器之名以自神，将谁欺乎？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亭林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亦谓非器则道无所寓，与船山持论略同。两家均极斥晚明王学流弊，其论学出发点，亦颇相近也。
　　又曰：　　
[船山之惟用论]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人生而静」以上，既非彼所得见矣。偶乘其聪明之变，施丹垩于空虚，而强命之曰体。聪明给于所求，测万物而得其景响，则亦可以消归其用而无余。其邪说自此逞矣。则何如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也？故执孙子而问其祖考，则本支不乱。过宗庙墟墓，而孙子之名氏其有能亿中之者哉？此亦言道者之大辨也。周易外传卷二大有
　　船山体用、道器之辨，犹之此后习斋、东原诸人理气之辨也。颜、戴不认理在气先，犹之船山不认道在器外，体在用外也。要之则俱为虚实之辨而已。惟船山主观化而渐得其原，其论尤精。后此焦里堂孟子正义颇见及此，颜、戴似犹未及也。船山之论性则曰：　　
[船山之日生日成论]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幼而少，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日忘也……二气之运，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无以异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惟命之不穷也而靡常，故性屡移而异。抑惟理之本正也，而无固有之疵，故善来复而无难。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侀，不受损益也哉？故君子之养性，行所无事，而非听其自然，斯以择善必精，执中必固，无敢驰驱而戏渝已……食溪水者瘿，数饮酒者齄，风犯藏者喎，瘴入里者厉。治疡者肉已溃之创，理瘵者丰已羸之肌。形气者，亦受于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如斯。然则饮食起居，见闻言动，所以斟酌饱满于健顺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卤莽灭裂，以得二殊五实之驳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恶哉？尚书引义卷三太甲二
　　又曰：　　
天地之生人为贵，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无速见之慧。物之始生也，形之发知，皆疾于人，而其终也钝。人则具体而储其用。形之发知，视物之不疾也多矣，而其既也敏。孩提始知笑，旋知爱亲。长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君子善养之，则耄期而受命。思问录内篇
　　又曰：　　
不达其说者，曰：「天惟以其灵授之有生之初而不再者也」，是异端「迥脱根尘，灵光独露」之说也，是抑异端「如影赴镫，夺舍而栖」之说也。夫苟受之有生而不再矣，充之不广，引之不长，澄之不清，增之不富。人之于天，终无与焉已矣。是岂善言性者哉？古之善言性者，取之有生之后，阅历万变之知能，而岂其然哉？诗广传卷四
　　船山论性最精之谐，在以日生日新之化言，故不主其初生，而期其日成。梨洲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庶与船山论旨差近。然梨洲发此于晚年，未及深阐，不如船山之透明也。又其论道与性之关系，则曰：　　
[船山之继善成性论]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道生善，善生性。道无时不有，无动无静之不然，无可无否之不任受。善则天人相续之际，有其时矣。善具其体而非能用之，抑具其用而无与为体。万汇各有其善，不相为知，而亦不相为一。性则敛于一物之中，有其量矣。……道者，善之所从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为性焉。……孟子之言性善，推本而言其所资也。犹子孙因祖父而得姓，则可以姓系之。而善不于性而始有，犹子孙之不可但以姓称，而必系之以名也……性则因乎成矣，成则因乎继矣。不成未有性，不继不能成。……天无所不继，故善不穷。人有所不继，则恶兴焉……至于继，而作圣之功蔑以加矣。周易外传卷五
　　船山此论，以今意译之，道为天演之现象，善则天演淘汰中继续生存之适应，而性则仅是生物于适应中所得之几种生理也。故性贵于养而期其成，而所以为养者贵于择之精而执之固。若一任其自然，则其所性必有君子之所勿性焉者。然船山此论，与荀子性恶所谓「化性起伪」者不同。船山言善先于性，并不言性本不善，故其养性而期于成也，亦主导而不主抑。船山又因性而推论及夫情与才，其言曰：　　
[船山之反惩忿窒欲]君子之用损也，用之于「惩忿」，而忿非暴发不可得而惩也；用之于「窒欲」，而欲非已滥不可得而窒也。……性主阳以用壮，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宾阴而善感，好乐无荒，思辗转而非欲。而尽用其惩，益摧其壮。竟加以窒，终绝其感。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废才而处于錞。一以为寒岩，一以为枯木，灭情而息其生。彼佛、老者，皆托损以鸣其修，而岂知所谓损者……岂并其清明之嗜欲，强固之气质，概衰替之，以游惰为否塞之归也哉？故尊性者必录其才，达情者以养其性。故未变则泰而必亨，已变则损而有时。既登才情以辅性，抑凝性以存才情。损者，衰世之变也。处其变矣，而后惩窒之事起焉。若夫未变而亿其或变，早自贬损以防意外之迁流，是惩羹而吹韰，畏金鼓之声而自投车下，不亦愚乎！周易外传卷三损[损为衰世之变]
　　又曰：　　
[船山之主动论]为治水之术者曰：「陻其所自溢」，是伯鲧之术，而白圭袭之者也。则为安身利用之术者曰：「杜吉凶悔吝之所从生」，亦犹是而已矣。天下固有此洚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国自足以胜之。惊其无涯，而陻以徼幸。禁其必动，窒其方生，汨乱五行，而不祥莫大焉。知吉凶悔吝之生乎动也，则曰「不动不生。……而以逍遥乎苍莽，解脱乎火宅」。无以胜之而欲其不生，则将谓「稻麦生夫饥，丝麻生夫寒，君师生夫乱，父母生夫死」，亦奚为而不可？其云「大盗生于圣人，无明生于知见」，犹有忌而不敢昌言。充其所操，惟乾坤父母为古今之大害，而视之若仇雠。乃要其所挟，则亦避祸畏难之私，与禽兽均焉而已矣……且夫欲禁天下之动，则亦恶从而禁之？……莫如舍君子而野人；野人之吉凶，不出乎井庐者也。莫如舍野人而禽鱼；禽鱼无所吉，而凶亦不先觉也。莫如舍禽鱼而块土；至于块土，而吉凶悔吝之端泯，终古而颓然自若。乃天既不俾我为块土矣，有情则有动，且与禽鱼偕动焉。抑不俾我为禽鱼矣，有才则有动，且与野人偕动焉。抑彼自谓绌才去情以偕乎野人，而抑以擅君子之实，思以易天下。有道则有动，必将与君子偕动焉。姑且曰：「胡不如野人之贸贸，胡不如禽鱼之狉狉，胡不如块土之冥冥？」以摇天下葸畏偷安者，而自命为道。呜呼，勿忧其无冥冥之日也。死则亦与块土同归，动不生而吉凶悔吝之终离，则虚极静笃，亦长年永日而宴安矣。周易外传卷六
　　盖船山以日生日成言性，故不喜言损减，而喜言变动。习斋亦喜言动，然习斋惟本虚实言之，似尚未窥宇宙演化之妙，不如船山之深且大。船山精研老庄，所谓「观化而渐得其原」者，途辙有似于庄生。船山盖入室而操戈。船山最尊横渠。二人皆精于佛、老，而能辟佛、老以返诸儒，此亦其学术相似之一端也。其后以自然进化之理阐性善者有焦里堂，外此则殊少见。船山又继此而言心，则尤船山学说之胜场也。[以静治心说之来历及其际限]其言曰：　　
[船山之心物合一论]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尚书引义卷一尧典
[敬之二弊]夫粟所以饱，帛所以暖，礼所以履，乐所以乐，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碞之可畏，实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诚有其事。不以此为「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几、变勤不居、因时而措者，谓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无逸者，将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执一以废百而为之「所」也？[执一废百为一弊]执一以废百，拒物而自立其区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庄氏之心斋也。又其下流，则恃己以忘民碞之险阻，而谓「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乱宋者矣。堕民依之坊表，而谓「五帝不可师，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胜道乎！[拒物而空之为又一弊]如其拒物而空之，则别立一心以治心，如释氏「心王」、「心所」之说，归于莽藩，固莫如叛君父，芟须发，以自居于「意生身」之界，而诧于人曰：「吾严净也，敬以为所也；吾精进也，无逸以为所也」，其祸人心，贼仁义，尤酷矣哉！尚书引义卷五无逸
　　此深斥夫敬之为病也。又曰：
[以静治心说之来历及其际限]心无相续之因，则固可使暂澄者也，自好之士，厌饫于恶而思返，矫敝于已末，分析人心之动机，嗒然丧据，因铲灭以观其静。则人心之下游，壅阴停洄，如隔日疟之有间也。斯其时非无清朗虚涵之光影，如蕉空中，如水映月，迷留玩悦，因以为妙道之攸归。终身处堂以嬉，于人心之中，而信滨危之可保。是犹秦兵南向，而田建堕防；拖雷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术，近取之国中者，觌面而自失之。……则共城松柏之歌，皋亭潮水之恨，终与桀、纣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尚书引义卷一大禹谟一
　　此深斥夫静之不可恃也。其言深得心病症结，于笃氏离物治心之害，抉发精透，得未曾有。前之为横渠，下之如习斋，其辟佛说，砭心妄，皆不如船山之剀切而精微。又曰：
[船山之身心合一论]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知声，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其能孤戹一心以绌群明而可效其灵乎？尚书引义卷六毕命
　　此言夫心之不能离身以为灵也。又曰：　　
[船山之己物合一论]以为绝物之待而无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见为待而物遂待也。执我以为物之待而我碍，执物以为待我而物亦碍……莫若绝待。内绝待乎己，外绝待乎物。绝己绝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无有不文也。参证之悟，无所容『思』也。行住坐卧，如如不动，亦『恭』也。赀财妻子，喜舍不吝，亦『让』也。乃以废人伦，坏物理，握顽虚，蹈死趣，而曰吾以安于所安也。」此无他，不明于物之不可绝也。且夫物之不可绝也，以已有物。物之不容绝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绝物，则内戕于己。物有己而绝己，则外贼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贼，而害乃极于天下。[物不可绝]况乎欲绝物者，固不能充其绝也，一眠一食而皆与物俱，一动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绝，而欲绝之，物且前却而困己，己且龃龉而自困……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尚书引义卷一尧典
　　此言夫心之不容绝物以为明也。其言与梨洲所谓「盈天地皆心」者相似。自阳明、蕺山颇发其趣，然终不如船山之言为深透，其后习萧、东原诋排宋儒，单据理气之辨，而于心物一边少所发挥，亦不如船山圆宏。[船山之反逍遥自在论]船山既深着此理，谓我心不能离身绝物而独为灵明，遂本此而斥言后世治心学者蹈虚落空之病，其言曰：　　
[前后际断之妄]相续之谓念，能持之谓克，遽忘之为罔，此圣狂之大界也。奈之乎为君子之学者，亦曰圣人之心如鉴之无留影，衡之无定平，已往不留，将来不虑，无所执于忿恐忧惧而心正？则亦浮屠之无念而已，则亦庄周之坐忘而已。前际不留，今何所起？后际不豫，今将何为？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弃衣而走，非有走之念也。盗者见箧而胠之，见匮而发之，不念其为何人之箧匮也。夫异端亦如是而已矣。庄周曰「逍遥」，可逍遥则逍遥耳。不撄于害，所往而行，蔑不利也。固罔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则自在耳。上无君父，下无妻子，蔑不利也。固罔念夫天显、民祗之不相离也。故异端者，狂之痼疾，跖之黠者也。尚书引义卷五多方
　　又曰：　　
[船山之反主静论]尝近取而验之，人之有心，昼夜用而不息。虽人欲杂勤，而所资以见天理者，舍此心而奚主！其不用而静且轻，则寤寐之顷是也。旦昼之所为，其非寤寐之所得主，明矣。寐而有梦，则皆其荒唐辟谬而不可据。今有人焉，据所梦者以为适从，则岂不傎乎？彼徒曰：「言出于不言，行出于不行，而以是为言行之主。」……是人之将言，必默然良久而后有音；其将行也，必嶷立经时而后能步矣。此人也，必断续安排之久，如痎疟之间日而发也……夫理以充气，而气以充理。理气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为之精，则所以为主者在焉。而抑气之躁，求理之静，如越人熏王子而强为之君，曰不言不行，言行之所出也。今瘖者非无不言，而终不能言；痿者非无不行，而终不能行。彼理着而气不至也……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今曰其始立则杳冥恍惚以为真也；其方感也，则静且轻者以为根也。是禹……周公……孔子……日动以负重，将且纷胶瞀乱而言行交诎。而饱食终日之徒，使之穷物理，应事机，抑将智力沛发而不衰。是圈豕贤于人，而顽石飞虫贤于圈豕也。周易外传卷四震
　　此皆深斥夫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也。船山又本此而言有无，则曰：　　
[船山论有无]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言麇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思问录内篇
　　继此而言动静，则曰：　　
[船山论动静]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何也？动静无端者也。故专言静，未有能静者也。性之体静而效动。苟不足以效动，则静无性矣。既无性，又奚所静邪？性效于情，情效于才，情才之效，皆效以动也。然而情之效喜留，才之效易倦，往往不能全效于性，而性亦多所缺陷以自疑。故天下之不能动者，未有能静者也。诗广传卷一郑风
　　又言内外，则曰：
[船山论内外]内外交相维、交相养者也。既饰其外，必求其内，所以求君子之尽其诚。欲动其内，必饬其外，所以导天下而生其心。读通鉴论卷十一
　　凡此言有无，言动静，言内外，皆一本于其言心性道体所持之见解。其言杂而不越，广而条贯，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大体言之，可谓属于显真明体之部，释以近世哲学术语，即船山对于「本体论」一边之主张也。船山学风，本近横渠。长精思，重力践，俨然关学气象。又旁洽老、庄、佛理，皆能得其深趣。故于诸家得失利病，凡所辨诘，动中窾要。而能于心理入微处推见症结，尤为独到精处。故论船山学之精神，所长不仅在于显真明体，而尤在其理惑与辨用焉。其推现至隐，阐微至显，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披昧之力。故其言「性」也，即因而及于「习」。其言性与习之关系，则曰：　　
[船山论习]人之皆可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为善者，习也。习之于人大矣。耳限于所闻，则夺其天聪；目限于所见，则夺其天明。父兄熏之于能言能动之始，乡党姻亚导之于知好知恶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见，雷霆不闻……故曰：「习行性成。」成性而严师益友不能劝勉，醲赏重罚不能匡正矣。读通鉴论卷十
　　又曰：　　
末俗有习气，无性气。其见为必然而必为，见为不可而不为，以婞婞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恶者哉！皆习闻习见而据之气，遂为之体者也。习之中于气，如瘴之中人，中于所不及知。而其发也，血气皆为之懑涌。故气质之偏，可致曲也；嗜欲之动，可推以及人也。惟习气移人，为不可复施斤削。俟解
　　此言习气流俗之昧失性真也。习斋重「习行」，谓习以成其能；船山言「习气」，谓习以昧其性；两家之重视「习」同，而两家之所以重视「习」者不同。故习斋治礼乐，以规乎其当习；而船山明心性，以超乎其所习。故闻习斋之风者笃于务实，而淑船山之教者极乎研深，此两家之异趱也。船山既言习，又言「知」，曰：　　
[船山论知]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犹将曰：「性胡勿然也？」故必正告之曰：「尔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问其性，且问其知。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目击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为之名。如是者，于体非芒然也，而不给于用。无以名之，斯无以用之也。曾闻而识之，谓有名之必有实，而究不能得其实。如是者执名以起用，用芒然于其体。虽有用，固异体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则有辨矣。知实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则用将终绌。问以审之，学以证之，思以反求之，则实在而终得乎名，体定而终伸其用……知名而不知实，以为既知之矣，则终始于名，而惝怳以测其影，斯问而益疑，学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诸迥异之体，枝辞日兴，愈离其本……失言性者，则皆有名之可执，有用之可见，而终不知何者之为性。盖不知何如之为知，而以知名当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谓知者非知。姜斋文集卷一知性论
　　此言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也。其后东原亦重言「知」，然其所以重知者复与船山不同。盖东原之重知，务以达用；而船山之重知，则无宁谓其重于明体焉。故治东原之说者，先主乎解析事理；而遵船山之趣者，必本乎发明道真。此又戴、王两家之不同也。船山言习气，言虚知，而二者每互出于一源。深而论之，小人下愚之为流俗，其遗害于学术者犹小而易知；而浮解虚知，播为风尚，蒸为习气，则为害至深且巨，抑又隐微而难辨也。故船山既致谨乎习，而尤严辨乎知焉。因此而言「知、能」，曰：　　
[船山论能]夫能有迹，知无迹。故知可诡，能不可诡。异端者于此，以知为首，尊知而贱能，则知废。知无迹，能者知之迹也。废其能，则知非其知，而知亦废。周易外传卷五
　　又言「知、行」，曰：　　
[船山论行]且夫知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为歆，失不以为恤，志壹动气，惟无审虑却顾，而后德可据，是行不以知为功也。冥心而思，观物而辨，时未至，理未协，情末感，力未赡，俟之他日而行乃为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尚书引义卷三说命
　　盖船山之旨，必以「行」、「能」衡其「知」，而后「知」之真伪、虚实、深浅、得失自判，而其所谓「行」、「能」者，则不外乎综实理，切实事，以荣生而淑世。故曰：　　
[船山之反无贞生妄论]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谓之妄也……既已为人矣，非蚁之仰行，则依地住；非螾之穴壤，则依空住；非蜀山之雪蛆不求暖，则依火住；非火山之鼠不求润，则依水住；以至依粟已饥，依浆已渴，其不然而已于饥渴者，则非人矣。粟依土长，浆依水成。依种而生，依器而挹。以荑种粟，粟不生；以块取水，水不挹。相待而有，无待而无。若夫以粟种粟，以器挹水，枫无柳枝，粟无枣实。成功之退，以生将来，取用不爽，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而曰此妄也，然则彼之所谓真空者，将有一成不易之型。何不取两间灵蠢姣丑之生，如一印之文，均无差别也哉？是故阴阳奠位，一阳内动。情不容吝，机不容止。破块启蒙，灿然皆有。……殊形别质，利用安身，其不得以有为不可依者，其亦明矣。……物情非妄，皆以生征。征于人者，情为尤显。跽折必喜，箕踞必怒，墟墓必哀，琴尊必乐。性静非无，形动必合，可不谓天下之至常者乎！若夫其未尝生者，一亩之田，可粟可莠；一罂之水，可沐可灌；型范未受于天，化裁未待于人也。乃人亦不得而利用之矣。不动之常，惟以动验。既勤之常，不待反推……其不得以生为不可常而谓之妄，抑又明矣。夫然，其常而可依者，皆其生而有。其生而有者，非妄而必真……故贱形必贱情，贱情必贱生，贱生必贱仁义，贱仁义必离生，离生必谓无为真，而谓生为妄，而二氏之说昌矣。周易外博卷二无妄[贱形思想之病害]
　　此则言实理之可依而无妄也。又曰：　　
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则君子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耳。人之所以为人，不能离君民亲友以为道，则亦不能舍人伦物曲以尽道，其固然也。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万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穷测意念，求吾心之所据而不可得。于是弃其本有，疑其本无，则有如去重而轻，去拘而旷，将与无形之虚同体，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覩，而可谓之觉。则庄周、瞿昙氏之所谓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行焉而不得，处焉而不宜，则固然矣。于是曰：「吾将不行，奚不得；不处，奚不宜？」乃势不容已，而抑必与物接，则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大学补传衍[人心静境之真际]
　　此则言实事之不容已而必尽也。故曰：　　
[易简事外之无当]天下之志亦浅矣，而求其通则深也。天下之务亦大矣，而溯所成则几也……故不曰我高以明，而天下之志不足知；我静以虚，而天下之务不足为。极天下之固有，攘君谇母，皆志之所必悉；极天下之大有，酒浆瓜枣，皆务之所必勤……推之近远，抵之幽深，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然则深可极而几可研，要岂立易简于事外，以忍于不知而敢于不为也哉？周易外传卷五
　　又曰：　　
[天理人欲之同行异情]形之所成斯有性，情之所显惟其形。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可以践形。」……夫理自性生，欲以形开。其或冀夫欲尽而理乃孤行，亦似矣。然而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异情者，异以变化之几。同行者，同于形色之实。则非彼所能知也。周易外传卷一屯
　　此皆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凡此所言，与习斋、东原之论大体相似。惟习斋偏主事功，东原专察物理，而船山则溯源心性，精神之趋注有不同，则立说之规模自异耳。船山既一本心性为说，故谓流俗不肖者之所为，亦由于昧其性真。其言流俗之纵欲也，实非纵而惟遏，其论尤精辟。其言曰：　　
[船山之纵欲论]不肖者之纵其血气以用物，非能纵也，遏之而已矣。纵其目于一色，而天下之群色隐，况其未有色者乎？纵其耳于一声，而天下之群声閟，况其未有声者乎？纵其心于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况其不可以求求者乎？……无遏之者，无所不达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无形者宣，色其色而无色者显……纵其所堪，而昼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恶之几、吉凶之故，不虑而知，不劳而格。无遏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住，驰而不返，莫知其乡，皆惟其遏之也。诗广传卷四
　　此行船山推原习俗，谓纵欲由于愚昧无知，因以多所壅遏，不得畅遂其性情之正，而遂若乎纵也。故欲求正俗，必先明学；欲转移习气，必先开立真知。此船山辨知所以尤谨乎辨习之微旨也。然船山言欲不可遏，固非主纵欲也。其论衣食、廉耻之辨曰：　　
[船山论衣食廉耻先后]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义作，是执末以求其本也……夫末者，以资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后有本也。待其足而后有廉耻，待其阜而后有礼乐，则先乎此者无有矣。无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无不为也。于是廉耻刓而礼乐之实丧。迨乎财利荡其心，惂淫骄辟，乃欲反之于道……末由得已。且夫廉耻刓而欲知足，礼乐之实丧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厌鞠人之欲者矣。故有余不足，无一成之准，而其数亦因之。见为余，未有余也，然而用之而果有余矣。见其不足，则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为家者，固异于持赢之贾、积粟之农，愈见不足而后足者也。通四海以为计，一公私以为藏，彻彼此以为会。消息之者道也，劝天下以丰者和也，养衣食之源者义也，司财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义不立，知不浃，道不备。操足之心而不足，操不足之心而愈不足矣。奚以知其然也？竞天下以渔猎之情，而无以长也。由此言之，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耻之心裕之；以调国之财用，必以礼乐之情调之。其异于管、商之末说，亦辨矣。诗广传卷三
　　盖欲之不可纵，一犹乎其不可遏。惟真知乎性天之道者，则无所谓纵，亦无所谓遏矣。由船山之论，仁义廉耻礼乐之于民生衣食财用，皆一本之于心性。既与蔑事物而空谈心性者不同，亦与重功利而忽弃心性者有别。至其绳律之严，悬格之高，则一见而知其仍是宋明儒家矩矱也。故曰：　　
[船山之庶民禽兽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小人之为禽兽，人得而诛。庶民之为禽兽，不但不可胜诛，且无能知其为恶者。不但不知其为恶，且乐得而称之，相与崇尚而不敢踰越。学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之，其异于禽兽者，百不得一也。营营终日，生与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将不及者何心？芳春昼永，燕飞莺语，见为佳丽。清秋之夕，猿啼蛩吟，见为孤清。乃有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则相斗已耳。不则畏死而震慑已耳。庶民之终日营营，有不如此者乎？二气五行，抟合灵妙，使我为人，而异于彼，抑不绝吾有生之情，而或同于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异。负天地之至仁，以自负其生。此君子所以忧勤惕厉而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者禽兽之所不得与。壁立万仞，止争一线，可弗惧哉！俟解
　　是其对流俗之绳律，可谓极严厉之至；对君子之悬格，可谓极高峻之至矣。曰「壁立万仞，止争一线」，此船山讲学与东原之所以绝异，亦即船山讲学与习斋之所由歧趋也。习斋已不严此一线之争，而东原则漫此一线，故皆与船山分路。船山所以必争此一线者，并不如东原所讥离人之情欲而求理，亦并不如习萧所斥归咎于气质而责善。船山之意，苟有真知灼见于斯人性情之真者，自必严此一线之争而勿敢懈耳。呜呼，此船山之学之所由闳深博大而不可几及欤！船山既严此一线，故论学常重修为而深斥老庄自然反朴之说。其言曰：　　
[船山之尚文反朴论]朴之为说，始于老氏。后世习以为美谈。朴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则生理已绝，未裁则不成于用。终乎朴，则终乎无用矣……人之生理在生气之中，原自盎然充满，条达荣茂。伐而绝之，使不得以畅茂，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顽质，则天然之美既丧，而人事又废。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此为之。若以朴言，则惟饥可得而食，寒可得衣者，为切实有用。养不死之躯以待尽，天下岂少若而人耶！自鬻为奴，穿窬为盗，皆以全其朴，奚不可哉？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乎用者，礼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遄死者，木之伐而为朴者也。俟解
　　由此观之，船山论学，始终不脱人文进化之观点，遂以综会乎性天修为以为说，其旨断可见矣。曰「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乎用」，可谓船山论学主旨。而曰「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乎用者，礼也」，推极于礼以为教，则横渠关学之遗意也。[船山与横渠]习斋、东原亦好言礼，然习萧汨于习行，东原溺于情恕，所见似落边际，亦不如船山之圆通。以上所引，乃船山论学关于辨用、理惑之部，以近世哲学术语说之，则关于「修为论」一边之见解也。余观船山平生踪迹所及，止于湘、桂之间。其师友往还极少，声光甚闇。著书亦至晚清始显。然考其议论，同时如浙东梨洲、干初，河北颜、李，稍后如休宁戴氏，所以砭切宋明理学走入玄虚之弊者，大略皆相一致。可见学术思想，到必变之时，其所以为变者，固自有豪杰大智为之提倡，而风气转动，亦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存其间。故得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有如是之巧。而船山之博大精深，其思路之邃密，论点之警策，则又掩诸家而上之。其用意之广，不仅仅于社会人事，而广推之于自然之大化，举凡心物、人天，种种现象，皆欲格通归纳，冶之一炉，良与横渠正蒙之学风为近。而流风余韵，视夫颜、李尤促，则信乎近三百年之学风，与甚深义理为无缘也。大义觉迷录，曾静供所为知新录，乃仿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船山平日持论最重民族之见，不知曾氏亦曾私淑及之否？
船山政治理想
　　船山著书，惟读通鉴论最流行。其书泛论史事，而时标独见，杂论政治、社会、人生种种问题，而运以一贯之精思，非泛作也。今据其中论及政治原理者，摘录一二，以见船山对于政治理想之一斑。盖船山论政，其议论主要者，厥有两点。一则曰法制之不能泥古也。其言曰：
[法贵因时]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读通鉴论卷二十九
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未有慕古人一事之当，独举一事，杂古于今之中，足以成章者……法无有不得，亦无有不失。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浮慕前人之一得，夹糅之于时政之中，而自矜复古，何其窒也！卷二十一
以治众大之法治寡小，则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众大，则渎而不行……一切之法，不可齐天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吾说。卷六十
　　此谓法贵得其意。即所谓知人安民之精意，而因地变动以制其宜。「一切之法，不可齐天下」。船山本此而论封建与郡县之不同，推及于井田、取士、兵农分合诸端。极指昔人慕古之病，而平心考核各时代法制之利弊得失。其立论精密，多合于人情时势。其识盖超出同时梨洲、亭林、习斋之上矣。更进则论为治之不可恃于法。其言曰：　　
[法贵因情]立说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时之流俗，激而为不必然之虑，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矫异。于是刻核寡恩成乎心，而刑名之术，利用以损天地之和。荀卿性恶之说，一传而为李斯，职此故也。且夫乐道古而为过情之美称者，以其上之仁而羡其下之顺；以贤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则尧、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浇、贞淫、刚柔、愚明之固然，亦无不有如躬阅者矣……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说行而刑名威力之术进矣。君子奚取焉？卷二十[泥古非今之害]
　　又曰：　　
[宋学与申韩]言治者之大病，莫甚于以申、韩之惨核，窜入于圣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夫俭勤与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无以持其一往之意气，则胥为天下贼。俭之过也则吝。吝则动于利，以不知厌足而必贪。勤之亟也必烦。烦则责于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以己之所能为，而贵人为之，且以己之所不欲为，强忍为之，而以责人；于是抑将以己之所固不能为，而徒责人以必为。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则疾入于申、韩，而为天下贼也甚矣！宋论卷三
为君子儒者，亟于言治，而师申、商之说，束缚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诧曰：「此先王经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汉、唐皆有之，而宋为甚。宋论卷二
有宋诸大儒，疾败类之贪残，念民生之困瘁，率尚威严，纠虔吏治。其持论既然，而临官驭吏，亦以扶贫弱、锄豪猾为己任。甚则醉饱之愆，帘帏之失，书箑之馈，无所不用其举劾，用快与论之心……听惰民无已之怨讟，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擿，辱荐绅以难全之名节，责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贫。矜纤芥之聪明，立难撄之威武……当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几也？……后世之为君子者，十九而为申、韩，鉴于此，而其失不可掩矣。卷二十二
　　船山因此而主为政最要之纲领曰「简」。其言曰：　　
[船山之尚简论]八口之家不简，则妇子喧争。十姓之闾不简，则胥役旁午。……简者，宽仁之本也。卷二十二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发，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听其自取而不与争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烦者政之所由紊，刑之所由密。而后世儒者恒挟此以为治术，不亦伤乎！宋论卷一
　　又曰：　　
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而刻意以为之者，其美不终。……简以行慈，则慈不为沽恩之惠。简以行俭，则俭不为贪吝之谋。无所师，故小疵不损其大醇。无所仿，故达情而不求详于文具……不忍于人之死则慈，不忍于物之殄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斯其慈俭以简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虽粗而不精，略而不详，要与操术而诡于道、务名而远于诚者，所由来远矣。宋论卷一
　　船山论治论学，旨多相通。惟论学极斥老庄之自然，而论治则颇有取于老庄在宥之意，此尤船山深博处。其取精用宏，以成一家之言者，至为不苟。其论宋儒流弊，颇与东原意见相似。而与其所谓「止争一线」者不类。此皆船山之所由成其为博大而闳深也。船山有噩梦、黄书，专言经制，略似梨洲待访录，而黄书于种姓夷夏之防尤谨谨。其论治极不满于秦、宋，称之曰「孤秦陋宋」，而蔽其罪于私天下。其言曰：　　
[船山之孤秦陋宋论]无为与者，伤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祸速者绝其冑，祸长者丧其维。非独自丧也，抑丧天地分建之极。呜呼，岂不哀哉！黄书古仪第二
　　又曰：　　
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患，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黄书宰制第三
　　此意梨洲原法亦畅论之。亭林郡县论亦激于此而起。然诸贤之论，在其及身，尽为虚发。而迄兹三百年，犹使读者慨乎想见其情，不啻为吾觌面当境之大声而疾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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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顾亭林　附：马骕
传略
　　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初名绛，国变后易名炎武，或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生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13－1682年七十。少耿介绝俗，与里中归庄玄恭同游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目。顾氏为江东望族，嗣母王氏未婚守节，养先生于襁褓，得朝旌。乙酉夏，先生起兵吴江，事败，幸得脱。母王氏避兵常熟，遂不食卒，遗言后人勿事二姓。次年，闽中唐王使至，以职方司主事召。以母氏未葬，不果往。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变衣冠作商贾出游。世仆陆恩，叛投里豪叶嵋初。先生归，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禽之，数其罪，湛之江。仆壻复投叶氏，以千金贿太守，求杀先生。不系于曹而系之奴之家，危甚。玄恭求救于钱牧斋。牧斋欲先生称门下。玄恭知不可，而惧失援，私自书一刺与之。先生闻之，急索刺还，不得，列谒通衢自白。牧斋亦笑曰：「宁人之卞也。」事解，于是先生浩然有去志。是年为顺治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四。翌年北游，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塞外，而置田舍于章邱长白山下。然以其地湿，不欲久留。每言马伏波、田畴皆从塞上立业。欲居代北。尝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遂又与富平李子德垦田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而又苦其地寒，但经营创始，使门人辈司之，身复出游。戊申，年五十六，莱之黄氏有奴，告其主诗词悖逆，案多株连。又以吴人陈济生所辑忠义录指为先生作。先生自京驰赴山东请勘，讼系半年，始白。自是往还河北诸边塞者又十年。己未，年六十七，始卜居陕之华阴。先生尝六谒孝陵，六谒思陵，遍观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王征君山史筑斋延之，乃定居焉。置五十亩田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昆山徐干学兄弟，先生甥也。未遇时，先生振其乏。及贵，累书迎南归，为买田以养，拒不往。或询之，先生答曰：「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天仍梦梦，世尚滔滔。犹吾大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余年足矣。」庚申，复游晋，其夫人卒于昆山，先生寄诗挽之而已。壬戌正月，卒于曲沃。全谢山神道表谓先生卒华阴，误。此据张穆年谱
学术大要
　　[亭林论学宗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亭林论学宗旨，大要尽于两语，一曰「行己有耻」，一曰「博学于文」，其意备见于与友人论学书。略曰：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圣人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亭林行己之教]
　　[亭林性格与行谊]明末诸老，尚多守理学藩篱，究言心性，亭林不然，日知录卷一「艮其限」条、卷十八「心学」条，对晚明所讲心学，皆有极深刻之评论此亭林之卓也。亭林持守方严，行己整峻，真所谓有耻无愧者。即如前举列谒通衢，自白不列钱谦益门下，及居华阴答人书，申说不还江南两节已可见。其它行谊，亦多类此。清廷开明史馆，大学士孝感熊赐履主馆事，以书招亭林。答曰：「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熊惧而止。戊午词科诏下，亭林同邑叶方蔼及长洲韩菼，争欲以亭林名应。致书固辞，卒不屈。次年，大修明史。叶又欲招致，亭林贻书却之，曰：「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遂得免。自是绝迹不复至京师。或曰：「先生曷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亭林笑曰：「此所谓钓名者也。妇人失所天，从一而终，之死靡慝，其心岂欲见知于人？若曰『曷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节』，则吾未之闻矣。」此立身之大节也。其在京，徐干学兄弟尝延夜饮，亭林怒曰：「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饮者乎！」汉学师承记亭林之自守然，其教人亦靡不然。尝与潘次耕书曰：　　
[亭林处世之训]原一干学字南归，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贫居约，而获游于贵要之门，常人之情，鲜不愿者。然而世风日下，人情日谄。而彼之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羣丑。不知熏莸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完而已，况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贫士而依庑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子贡之为人，不过与不若己者游，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将与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读书为学，且必至于比匪之伤矣。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今以百金之修脯而自侪于狎客豪奴，岂特饥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与之俱黑。」吾愿次耕学子夏氏之战胜而肥也。「吾驾不可回」，当以靖节之诗为子赠矣。余集与潘次耕札
　　又曰：　　
[中材涉末流之戒]自今以往，当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处钝守拙……务令声名渐减，物缘渐疎，庶几免于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权门，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其志意之切挚，风格之严峻，使三百年后学者读之，如承面命，何其感人之深耶！[亭林与潘次耕师弟子之切磋]次耕为亭林门人，其与亭林书，亦劝无入都门，及定卜华下。师弟子以道义相劝勉，可谓两难矣。[亭林评当世风俗]亭林自守既卓，评人亦严，尝为朱明德广宋遗民录作序，有曰：　　
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吾老矣，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也。文集卷二[存人类于天下]
　　其正声厉色如此。又曰：　　
[南北俗弊]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
　　其深切中微又如此。又曰：　　
[行伪而脆]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其于利害得失之际，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视之可尔。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五
　　其兀傲自喜又如此。故曰：　　
[阉然媚世]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贵郡之人见之，得无适适然惊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一
　　亭林常自处为硁硁踽踽之人，文集卷六与友人辞往教书盖自比于古之狷者。故又曰：　　
[亭林自处狷者]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余？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其谁从之？「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则是枉道以从人，而我亦将有所不暇。……夫道之隆污，各以其时，若为己而不求名，则无不可以自勉。鄙哉硁硁，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文书[枉道讲学]
凡此所举，皆可见亭林「行己有耻」之精神也。此虽不谈身心性命，而足为一辈高谈身心性命者树一至坚实之模范矣。亭林之发而为此，盖不徒其狷介之性，亦深感于世变而然。其与人书有云：　　
[风俗教化与世道治乱之关系]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网为不可阙矣。文集卷四与人书九
　　[亭林论历代风俗]故亭林论史，尤重风俗，其意备见于日知录卷十三。大意在重节义而轻文章，于东汉特斥蔡邕。　　
[节义与文章]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于明末极诋李贽与锺惺。见卷十八本此而主严别流品。　　
[以礼饬躬]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引奖厚重。　　
[风流通脱]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偶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以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
　　倡耿介。　　
[同流合污]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贬乡愿。　　
[和光同尘]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欤？
　　而归极于尚廉耻。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士大夫无耻]
　　立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惟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惟盗惟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惟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以名救积污之俗]
　　振清议。　　
[清议亡而干戈至]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故曰：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亡国与亡天下]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故晋之乱归罪于林下，而明之亡溯源于阳明。而曰：　　
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以上俱见日知录卷十三
　　[亭林人格不见知于身后]盖天下之洽乱，本之风俗，风俗之盛衰，由于一二贤知之士。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亭林所唱行己之教，大体如是。然自亭林当身，已见称狷介，于世不谐，及其身后，能领解其旨者益尠。李光地为亭林小传，至谓其「孤僻负气，讥诃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以是吴人訾之。」光地固不足道，然其言可代表当时一辈人见解也。陆稼书亦谓亭林「不免傲僻之病」，见年谱定本卷上，李、陆均清初程、朱正学也。全谢山深嘅之。谓：　　
历年渐远，读先生之书者虽多，而能言其大节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为立传者，以先生为长洲人，可哂也。此即指李光地……及读王高士不庵之言曰：「宁人身负沈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氏斯言，可谓能阐亭林志节矣。然三百年来，亭林终不免以多闻博学见推，是果为亭林之辱欤！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将于何归依？今谓亭林乃清学开山，亦仅指其多闻博学，而忘其「行己有耻」之教者，岂不更可痛之甚耶！[乃以博学多闻见推]
　　[亭林深斥讲学亦未是]然亭林单标「行己有耻」，而深斥讲学，意亦可商。亭林尝以论学书示张蒿庵，蒿庵颇持异见，谓：　　
[张蒿庵之商榷]论学书特拈「博学」、「行己」二事，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愚见又有欲质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言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验之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蒿庵文集卷一答顾事林书。盖亭林别有书致蒿庵，而以论学书附往者。今亭林原书已不传，而编刻蒿庵文集者，即以论学书为亭林与蒿庵之原书而附刻之，误也。其后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亦评亭林「但当辨辞受、取予，不当言心性」之说，并谓「稷若平实，亭林所不逮」
　　其言极足相箴砭。亭林学侣归玄恭论讲学，其言亦较亭林为正。归氏曰：　　
[归玄恭论讲学利弊]汉、唐诸儒，不过辨经文之同异，较训诂之得失。至宋儒始知讲圣贤之学。鹅湖、鹿洞之论说，与石渠、虎观不同日而语矣。本朝儒者之讲学，前则姚江，后则钖山为盛，而天下之谤议亦丛焉。于是数十年来士大夫遂安于不学，而以讲学为讳。安于不学，而人才坏矣；以讲学为讳，而人心日丧矣。以致海内分崩，两都沦陷，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夫世变至今日，而以讲学为事，诚骇世俗之观听……然流俗后进，惟知以五经、四子为干禄之具，驰骛于浮名，沈溺于声色货利，委琐龌龊，与圣贤之言往往背驰。正谊明道之论，耳未尝闻，念不到此。一旦闻先生长者，称圣人之遗训，演先儒之眇旨，知人伦之不可苟，名教之不可犯，天理之不可灭，人欲之不可纵，能无惕然动于中乎？故……谓有补于人心也。吾党固尝有志圣贤之学，然或溺于燕朋，或废于孤陋，自画自满，考其所至，未及古人远甚。今……则德不孤而气益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绝学而开太平」者，何容复自诿乎？故……谓有补于人才也。人心正而天下知学术，人才出而天下有事功。气运之亨，国家之兴，恒必由之。然则讲学又曷可少哉？归玄恭遗着静观楼讲义序
　　玄恭自谓始闻讲学，亦以为迂，及陆桴亭、陈言夏会讲静观楼，至者百余人，玄恭亦与焉，乃知讲学于世道人心良有补。事在顺治十六年己亥，尚在梨洲复兴证人书院前八年。今观其说，可谓卑之无甚高论。然较亭林以明之亡国归罪阳明之讲学者，实为公允。亭林以狷介之性，发为斩截之议。抑其为此，开其为彼。虽后之专趋考证，不讲身心，未必亭林一人之言可以为之主持；而后人推尊亭林，谓为考证学作开山者，要知在当时，亭林知好学侣如张蒿庵、归玄恭，固并不尽以亭林见解为然。即居今平心论之，亭林人格之兀岸，与其言论之斩截，固是互为表里。然其间是非，则当分别而论，不得混为一谈也。南昌彭士望躬庵有言：「阳明旷代完人，在濂溪、明道伯仲之列。不幸心斋、龙溪，不务格致，空谈良知，耄更披猖，无复顾忌。一再传而为罗近溪、周海门、赵大洲、邹南皋之倡率，邓定宇、管东溟、陶石篑、袁伯修、中郎之附和，又歧而为颜山农、何心隐、邓豁渠、李卓吾之灭裂放肆，遂令天下不惟无真儒，并无真禅。丑博通达，坚行雄辨，适以助其横流之人欲，深其倾危之习气。少年骇其奇爽，乐其放诞，内不去纷华之实，而外坐收道学之名，一鸣千和，牢不可破。驯至启、祯之间，性命、气节、经济、文章，愈出愈幻，而无一不归于虚。夬上不决，天怒鬼尤；乃至有甲申之事。」『树庐文钞卷二与陈昌允书。』又曰：「尧、舜有丹、均，文、武有管、蔡，孔子有冉求，程门有邢恕，而不远晦翁之世，服习其学者，有吴澄、姚枢、许衡之属，身自陷于不义。盖学不在于师傅，而在其人之自力。人顾以龙溪罪阳明，独不闻以曰仁、惟干、绪山、念庵诸公功阳明，何也？」『文钞卷一与谢约斋书』躬庵为「易堂九子」之一，固皆深推阳明者。近人章炳麟菿汉昌言谓：「顾亭林深惩王学，然南交太冲，北则尤善中孚。太冲固主王学者。中孚且称「一念万年」，其语尤奇，且谓「宁人抛却自心无尽藏」，然交好固不替也。则知宁人所恶于王学者，在其末流昌狂浮伪而已。」然亭林之言方为后世借口，则亦不得而不辨也。
　　[两大著作]以言夫亭林博学之教，则最著者有两书：一曰日知录，一曰音学五书。亭林尝自言之，曰：　　
[亭林博学之教]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着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以明道救世为学问纲要]是知亭林平生著述，着意专在二书矣。然亭林既高唱明道救世，而曰：　　
愚不揣……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卷四与人书三
　　乃其自述编纂音学五书也，则曰：　　
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
　　[亭林音学五书之用意]则试问此书与明道救世之关系固何若？盖亭林尝谓：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又以为：　　
[经学即理学]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考证学家之理论与方法]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干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抑亭林此书，不仅为后人指示途辙，又提供以后考证学者以几许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为种种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而辨其流变，一也。[一辨流变]亭林谓「三百五篇乃古人之音书，自秦、汉以下，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及梁沈约作四声谱，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至宋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亭林此书，用意在「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音学五书序此为亭林治音学之根本方法，亦即干嘉考证学一最重要之方法也。亭林自知音进而考文，乃知三代六经之音，久失其传，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有改经之病。亭林谓：「古文之经，自汉以来，不绝于代。天宝初，诏集贤学士卫包改为今文，而古文之传遂泯。此经之一变也。汉人之于经，如先、后郑之释三礼，或改其音而未尝变其字。子贡问乐一章，错简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于下而已。及朱子正大学系传，径以其所自定者为本文，而以错简之说注于其下，已大破拘挛之习。后人效之，此经之又一变也。」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于是亭林所论考文之工夫，与其言音之先后流变，同条共贯。其所指陈，又以后考证学派校勘经籍一大例也。其次则每下一说，必博求左证，以资共信，二也。[二求证佐]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谓：「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语必博证，证必多例，此又以后考证学惟一精神所寄也。[考证学派二大法门]
　　[亭林治古音之渊源]亭林之治音学，其用思从明其先后之流变而入，其立说在博求多方之证佐而定。此二者皆为以后干嘉考证学最要法门，既如上述。而其事实不始于亭林。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陈氏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其书取径即与亭林诗本音、易本音相似。陈氏毛诗古音考序，自谓「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其据古求证之方法，岂不已先亭林而为之乎？梁氏学术概论，误以陈氏「本证、旁证」语为亭林自述，因谓亭林为汉学开山，证据既误，断案自败其后阎百诗为尚书古文疏证，亦承明季梅鷟古文尚书考异，非自创辟。今疏证卷八有列引明人疑伪古文诸条，可参看特后来居上，继事加精耳。梨洲、西河、竹垞、朏明诸人辨易图，亦沿元、明而来。梨洲弟晦木周易寻门余论自序，谓：「阅郝仲舆敬九经解，始有白首穷经之意也。」
　　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谓：「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梨洲、亭林二君实启之。」黄、顾并举，亦较单推亭林为允杨慎用修治古音，犹在陈第前，而不如陈之精密。然亭林唐韵正犹有取于杨氏转注古音略之说。四库提要子部杂家论方以智通雅云：「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按，焦氏笔乘有「古诗无叶音」一条，考证精确，不下陈第。焦、陈同时，未知孰为先唱？此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卷五及陈兰甫东塾集卷四跋音论，均举及。又焦为陈书作序，已自言之。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此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焦里堂亦言之：「南宋空衍理学，而汉儒训诂之学几即于废。明末以来，稍复古学。在前若杨升庵，在后若毛大可」云云。雕菰楼集与某论汉儒品行书里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推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此自清儒正论，谓考证由顾、阎开山，其说起挽近，按实固无据也。[清儒考证学之来历]
　　余又考方东树汉学商兑序谓：　　
[清儒治考证之三派]近世为汉学考证著书辟宋儒，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疎不学，为荒于经术。而其人所以为言之指亦有数等：若黄震、万斯同、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弊，意有所激，创为救病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慎、焦竑、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若加乎儒林之上，缘隙奋笔，忿设诐辞。若夫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闇于是非。
　　其言分汉学为三派，亦良有见地。如其所举，汉学家辟宋儒三罪，苟依梨洲明儒学案序所阐，流弊皆可免。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论，虽意切救时，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诚有如方氏之所讥者。惟以亭林与毛氏、惠氏之俦，一例以考证学者目之，亦方氏所不取也。抑「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理学」之说，亦非亭林首创。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经注疏序文作于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已谓：　　
[经学即理学论之来源]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
　　[钱牧斋]牧斋此言，即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说。两人立身制行，固不可拟，然言思辙迹之同，皎然有不可掩者。又初学集卷七十九与卓去病论经学书谓：　　
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门仞可窥，儒先之钤键可得。
　　此则俨然干嘉汉学家理论矣。牧斋乃当时南方文史冠冕，经学非其所长，顾其对经学议论已如是。亭林与牧斋虽疏，然亭林友好如归玄恭、潘力田、吴赤溟诸人，皆与牧斋有雅，梨洲、晚村与牧斋过从亦密，其后阎百诗并推牧斋、黄、顾为「海内三读书人」，清初经史之学，牧斋不能绝无影响，又可知矣。参阅有学集卷十七赖古堂文选序论明末经学三缪、史学三缪牧斋于理学不深谈，而极推阳明，参阅初学集卷四十四重修维扬书院记其论明末学弊，颇诋王、李，与帖括、语录并举，目为俗学。参阅初学集卷三十五赠别方子玄进士序而自述学问途辙，则溯源震川，谓：　　
先生钻研六经，含茹雒、闽之学，而追遡其元本。谓秦火已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之蕴奥，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儒林、道学分为两科，儒林未可以盖道学；新安未可以盖金溪、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盖新安。真知独信，侧出于千载之下。有学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牧斋与震川]则震川在当时，先已有决破南宋以下理学藩篱，而直穷经籍之志矣。故曰：　　
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凡今世之人，多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震川集卷九送何氏二子序
　　「讲道」、「讲经」之分，其言为牧斋所袭，见上引即亭林「经学」、「理学」之辨也。而清初学者治经诸大端，如辨易图、辨尚书今古文、辨诗风淫正、考春秋氏族土地、辨周官郊丘祀典，震川皆已及之。参阅震川集卷一易图论、尚书叙录，卷二经叙录序诸篇特震川专力古文，于经学未能自赴其所见。至牧斋亦以文史自负，然其述途辙，辨趋向，争儒林、道学之分合，平反汉、宋经义之失得，则昭乎确乎其为震川之遗说也。梨洲文史之业，接踵牧斋，步趋未变。而亭林漫游河、淮，于江左文史夙习，涤弃若尽，要其辨经学、理学，分汉、宋疆界，则终亦不能远异于其乡先生之绪论耳。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或乃谓清初经学复兴，乃受明代文人王、李复古之影响，是亦考之于常熟、昆山之两集而未见其合也。
　　植之既为商兑，阳湖李申耆兆洛贻书讨论，谓：　　
汉、宋纷纭，亦事势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学士低首束缚于集注之日久，久则厌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范围。汉学兴，于是乎以注攻注，以为得计，其实非为解经，为八股耳。
　　[汉学考证与科举八股]此则谓汉学之兴，全从八股反动，较之方说，似为偏举，然视今日全以清初学术为王学反动者，犹为得之。且李氏此意，桐城姚鼐姬传已先言之曰：　　
元、明以来，以程、朱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今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又曰：　　
其始厌恶科举之学，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当于道。及其久，意见益偏，不复能深思熟玩于程、朱之言，而其辞遂流于蔽陷之过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宁戴东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为论之僻，则更有甚于流俗者。文后集一程绵庄文集序
　　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此不仅姚、李言之，即治汉学者亦言之。王昶为惠栋作墓志铭，亦谓：　　
自孔、贾奉勅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
　　此亦以干嘉经学发轫，针对当时之时文应举言也。江藩亦云：　　
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汉学师承记卷八
　　则谓干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亭林亦谓：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所坑。日知录卷十六
　　阎百诗亦谓：　　
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潜邱剳记
　　则即谓清初考古博雅之风，乃有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然，亦不为过。集注束缚人既久，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为高者，此风盛于明末。清初如吕晚村、陆稼书盛唱尊朱，其实只求为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与亭林诸人之求反之汉、唐注疏者，取术虽不同，其为针对当时时文八股之风尚习俗而发则一也。
　　故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证佐，以开后世之涂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考证博雅之学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竣绝之姿，为斩截之论，既谓经学即理学，因以明经即明道，而谓救世之道在是。至欲一切反今以复之古，其于音韵，至谓「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难行」之诮？四库提要评日知录语。归玄恭遗着有与顾宁人书，亦谓：「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不亦迂怪之甚！」此则尤评骘亭林学术者之所当知也。
　　[日知录]然亭林著述之盛，要当首推日知录。亭林自谓日知录一书，「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与杨雪臣书又谓「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与人书二十五其门人潘耒为之序，亦谓先生之学：　　
[经世与考订]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着明……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着此书之意也。
　　[日知录最用意处]是亭林此书，最所用意，如潘氏所称述，实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即上述所谓亭林行己之教者，既已不为后世重视。至其拨乱涤污，博考治道，欲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后儒亦舍弃不道。故四库提要评此书，意见乃与潘氏正相反。以为：　　
[后人对日知录评价之转移]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近人章炳麟检论哀焚书谓：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峯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案，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
　　[今本日知录因诋触见删]今考亭林与人书，既言「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与杨雪臣书又谓「未敢为今人道。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与人书二十五又曰：「惟多写数本以诒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与友人论门人书又初刻日知录自序亦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则亭林日知录在当时实多避忌。刻本流传，既非日知录之全。而今传三十三卷足本，亦复有所去，非亭林绝笔之真，断可想矣。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有录无书，即因语有诋触而去之未尽，乃犹误存其条目也。近人黄侃季刚有日知录校记，据传钞本有此条，文长六、七百宇，又他所删改处甚多。而当时馆臣所以深贬日知录之经济无当，其为媚清取容，更无俟深论。故于原书论政诸端，全不一及，而独拈音学五书序一语轻致讥弹，显见其为遁辞。道光十三年癸巳，阳湖李兆洛申耆、嘉定黄汝成潜夫为日知录作笺注，始谓「中言时务八卷，乃全书精华。亭林所云为王者取法也。欲于漕运、河务、盐政诸大端，皆博采名臣奏议及时贤论议，与相发明」。『语见蒋彤李申耆年谐。』先是泾县包世臣慎伯，于申耆处得读日知录，亦谓「其书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惟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而同时邵阳魏源默滦为贺长龄编经世文编，亦多采此书。日知录评价遂又一变。
　　要之亭林论治之见，其是非可无论，至其经世之志，为日知录一书之本干者，其后亦未为清儒所绍续，则即此可见也。何义门菰中随笔序，谓「亭林身后遗书，悉归其甥东海徐氏，然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亭林有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何氏于徐处见一帙，言治河事，皆细书，不识能宝藏否。若遂付之鼠啮虫穿，不惟有负亭林，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今其书已失。又钱氏十驾斋养新录，大旨似日知录，而经世时务之略，概不一及。即此可征学术精神之转向也。
　　[纂辑之学风]然则清儒所重视于日知录者何在？曰：亦在其成书之方法，而不在其旨义。所谓日知录成书方法者，其最显著之面目，厥为纂辑。亭林尝自述先祖之教，以为：　　
[著书不如钞书]「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文集卷二钞书自序
　　亭林为肇域志，自言阅志书一千余部，其勤于钞书之精神可见。阮元揅经室三集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谓：「肇域志乃稿本未成之书，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亭林生长乱离，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谓：「此稿藏德清许宗彦，深惜阮氏官浙抚时，不以付诂经精舍诸人士一编校。」又谓：「吴江吴兆宜辑一统志案说，其乡人顾我锜作序，谓徐干学奉敕著书时多采用亭林说。」今案：案说虽间引用肇域志中语，然其希略，语意又不类，其书盖不尽本顾氏。至于日知录尤为钞书工夫之至精细者。亭林又自言之曰：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釆山之铜也。与人书十
　　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
　　[亭林学之流衍]盖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然亭林论学，其斩截峻整处，固足与其人格行谊相辉映。其曰「舍经学无理学」，曰「著书不如钞书」，曰「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曰「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凡所云云，开其为此，而戒其为彼。其气厉，其指晰。而其治学所采之方法，尤足为后人开无穷之门径。故并世学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峯，如习斋，如蒿庵，声气光烈，皆不足相肩并。而卒为干嘉以下考证学派所羣归仰，纵其议论意见未必尽是，或不免于甚误，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
亭林之政治理想
　　[亭林论政特点]亭林对于政治之主张，大率备详于日知录卷八至卷十二之五卷。其最堪注意者，为对于风俗之重视。故论政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与第十三卷诸条精意相通，此点尤为亭林论政特色。盖亭林固亦染受宋明理学精神，而特不尚心性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也。兹举其较大之论点言之，则有郡县分权及地方自治之主张。亭林谓：　　
[郡县分权及地方自治]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卷八乡亭之职条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同上
　　故亭林于汉时啬夫及三老之制，皆深致向往之意。又曰：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同上
　　又于「里甲」、「掾属」、「吏胥」诸条均卷八均发此旨。又曰：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　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卷十二人聚条
　　故其于「馆舍」、「街道」、「官树」、「桥梁」诸条，均卷十二凡关于地方之建设与兴筑者，尤拳拳致其深情。亭林既着眼于地方之自治，遂连带而及郡县之分权。郡县分权，固为地方自治之先步也。故曰：　　
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卷九守令条
　　亭林又畅论其意曰：　　
[中央集权与法治]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有大奸有所不能踰，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同上
　　又引叶水心之言以见旨，曰：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雠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卷八法制条
　　[亭林之郡县论]亭林本此而创为郡县论。凡论九篇，收于文集卷一大意在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大权。罢监司之任，行辟属之法，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而设为久职。其言皆有见。惟欲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复世官，任终身，举子若弟为代，则未免矫枉过直。然明夷待访录方镇篇有「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之论。许方镇以嗣世，祸必至于割据。亭林惟县令设世官，已斟酌变通矣。此后如赵翼陔余丛考、戴望谪麟堂集诸书，对顾议均致驳难
　　[封建与氏族之提倡]亭林又谓封建不能复，则莫如重氏族。其言曰：　　
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文集卷五裴村记
　　故曰：「宗子次于君道」。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则罚中」条凡此所言，在上则慕封建，在下则睎宗法。虽激于世变，然怀古之情既深，而不悟世运之不可反，则终为书生之见也。惟主分权，重自治，固不失为正论。又其论俸禄，则曰：　　
[亭林论官俸]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白居易为盩厔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禀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宫足以穴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日知录卷十二
　　与其卷十三论名教奖廉之议，见上引可以互参。潘氏曰：「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此虽一端，可见亭林立论，针对时弊，博征史实，而又斟酌人情以出之。虽有一二偏激过正之论，要以见其一家之独见，非苟偶而已也。
亭林与梨洲两人之异同
　　[亭林著书年岁]亭林成学著书，大率在四十五岁北游以后。此亭林与黄梨洲书亦自言之，曰：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采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见梨洲思旧录
　　此实语，非谦辞也。亭林著述之大者曰音学五书，曰日知录。音学五书着手较早。崇祯癸未，亭林年三十一，已有诗本音之辑。曹学佺为之序。谓：　　
吴门顾宁人，家传诗学……一日，出其所著诗本音示予，喟然为之叹服……往者吾乡陈君季立，依吴才老之书，为毛诗古音一编，焦澹园先生以为独得古人之传。而一字数音，未有条理。至宁人则秩然不紊，而博学旁通，至当归一。
　　是亭林音学五书，最先成者为诗本音，而启途开疆，实自明之陈、焦诸人，曹氏已言之。四库提要称亭林音论三卷，成书于崇祯癸未，盖系诗本音之讹其后亭林以四十五岁北游，始交任子良唐臣，得假吴才老韵谱，读而校之。越后十年，亭林五十五岁始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张力臣父子任校写之役。其后又十三年，亭林六十八岁有音学五书后序，自言：「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若自崇祯癸未计之，则得三十八年也。亭林谲觚自序谓：「仆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可证亭林三十一岁所为诗本音，曹学佺为之序者，乃亭林最先笔记初稿，其后必多改定。而亭林又言音学五书「为三百篇而作」，语见后序亦见诗本音乃亭林着五书最先主源也。然则亭林音学五书，虽发轫远在崇祯癸未，而成书大业，则全属北游之后。王国维观堂别集音学五书跋谓：「此书卷首曹学佺序，署崇祯癸未，亭林此时实尚未为音均之学，无所谓诗本音，并无所谓音学五书也。此序盖出假托。亭林前后三序皆不署年号，乃假为曹序于前，一若此书为明季所刊者，盖以避文字之祸。参阅姓名，列徐氏兄弟三人，意亦犹是。」梁氏学术史谓：「亭林交任唐臣，得假吴氏韵谱，自此始治音韵学。」若梁、王之说果信，则亭林音学五书亦全部起业于北游之后。兹以亭林自言「纂辑此书三十余年」，又云「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故未敢遽以梁、王之说为定，而附着之于此。至日知录初刻八卷，则亭林五十八岁，已在音学五书开雕后三年。又阅三年，六十一岁自称「续录又得六卷」。此据张穆年谱又三年，六十四岁作日知录自序，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自是迄于其卒，日知录又续有增益，凡得三十二卷。亭林自谓：「自三十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谲觚自序又曰：「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钞书自序又曰：「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
　　[亭林南北交游]大抵亭林为日知录，应在五十后。今考其五十前后交游，四十五至莱州，得任子良；至青州，得张稷若尔岐、徐东痴夜。四十六至邹平，得马宛斯骕：至长山，得刘果庵孔怀。五十一至太原，得傅青主山；至代州，得李子德天生；至华阴得王山史宏撰；至盩厔，得李中孚颙。凡此诸人，惟东痴以能诗鸣，二曲以理学着，其它皆精考核为博古之士。而亭林四十五以前朋友，如归玄恭庄，如万年少寿琪，如潘力田柽章，如吴赤溟炎，则皆文史之材也。是亭林学侣，在南者多尚藻采而贵通今，在北者多重质实而务博古。亭林自四十五北游，往来鲁、燕、秦、晋二十五年。尝自谓「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见汉学师承记然岂止舟鞍、稻麦之辨哉？其学亦北学也。虽其天性所喜，亦交游濡染有以助之矣。
　　[梨洲与亭林之比较]梨洲著书成学，亦在四十六岁入山以后，盖二人遭际差似也。梨洲五十九岁自谓：「始学于子刘子，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见文案卷一恽日升文集序此亦非谦辞，乃实语。然梨洲致力于义理，而亭林转向于考据。此虽学人之异性，亦交游之殊尚。虽以豪杰，莫能自外尔。又梨洲五十四岁成明夷待访录，其后即不谈政治，专究性理。而亭林日知录始终以「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为意。盖梨洲自中年以后，蠖居浙东，轻易不渡钱塘。身值姚江、山阴故里，流风犹在，故以阐承道统、发明心性自负。而亭林栖栖京国，朝政时事，感触者多，故亦以治道、经济为念也。比观梨洲、亭林两人，早年皆身入社会，名列党籍，吴应箕所编复社姓氏目录，昆山入社者亭林名列第六。一似也。皆承家学，擅诗文，注意当朝典章人物，二似也。中年皆出入军旅，献身故国，志切兴复，三似也。及以屯邅艰险之余生，毕意撰述，著书成学，皆在五十以后，四似也。惟梨洲近于狂，而亭林近于狷，为二人性格之不同。梨洲终于里门，晚年足迹不越浙江两岸，而亭林则东西南北，为四方之人。一老于南，一老于北，为二人环境之不同。而学术之异，亦若由此而判。是虽以豪杰命世之姿，其早年之性习，与夫入世后之熏染，皆足以范围其意趣学问于不自觉之间，有如此矣。则亭林所恳切注意于风俗盛衰之间者，其为深心巨识，不亦即此可证也耶！
附：马骕传略
　　马骕，字宛斯，济南邹平人。生明泰昌庚申，卒清康熙癸丑，1620－1673年五十四。顺治十六年进士，为灵壁知县，有政绩。
著述大要
　　宛斯着绎史，起上古，迄秦亡，每卷一篇，为一百六十卷。卷首有征言一篇，大意谓：
[绎史之取材及其体例]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于左氏春秋笃嗜成癖。爰以叙事易编年，篇目一百，各附以论辩例图谱，悉出新裁。雠正旧失，数易藁而成书。辩例三卷，图表一卷，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坊刻左传事纬多缺去。』……庸复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撰为绎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春秋，四曰战国，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凡一百六十篇。篇为一卷。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纪事虽止于秦末，而采书实下及梁、陈，事则无微不悉，文则有长必收除列在学官四子书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尔雅、孝经、大戴礼记、国语、战国策、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以上全书具在。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钞。若屈原、宋玉诸骚赋，则取之楚辞、文选等书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风后握机经、山海经、周髀算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越绝书之类，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事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家语、孔丛子之属，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又如管、庄之书，亦非尽出管、庄之手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而已。如三坟、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之类，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论。肤浅不论，姑存一二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史记、汉书、后汉书、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贾谊新书、陆贾新语、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王充论衡、桓谭新论、刘昼新论、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颜氏家训、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王嘉拾遗记、干宝搜神记、任昉述异记、东方朔神异经、刘向列女传、张华博物志、崔豹古今注、扬雄法言、桓宽盐铁论、焦氏易林、抱朴子、许氏说文、文心雕龙、刀剑录、鼎录、十洲记、高士传、列仙传、神仙传、列异传、录异记、异苑、方言、释名、文中子，以上诸书，去古未远。采取详略不同。自隋以后，例概不收若乃全书阙轶，其名仅见，如黄帝内传、出军诀、泰壹杂子、轩辕本记、大禹岳渎经、师旷占、归藏、尚书大传、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周春秋、汲冢琐语、师春、春秋少阳篇、韩诗内传、元中记、列士传、丹壶书、冲波传、子思子、公孙尼子、申子、尸子、范子计然、缠子、随巢子、胡非子、田俅子、鲁连子、燕丹子、王孙子、阙子、金楼子、正部、孝子传、三将录、刘向别录、汜胜之书、丧服要记、琴操、琴清英、古今乐录，此等或真或伪，今皆亡矣纬谶诸号，尤为繁多，七纬者，易则干凿度、精览图、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持则含神雾、推灾度、泛历枢；尚书则璇玑钤、考重曜、刑德考、帝命验、运期授；春秋则元命苞、文曜钩、演孔图、遵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助佐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礼则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则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孝经则援神契、钩命诀。以上垃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此外又有尚书中候、春秋内事、命历序、论语摘辅象、撰考谶、河图握拒、玉版挺辅佐、括地象。洛书灵准、听龙鱼、河图遁甲、开山图、论语隐义。名目纷纭，不能悉载则取诸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王逸楚辞注、郦道元水经注、六臣文选注，以及左、国、世说等注，其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至类书则杜氏通典、白孔六帖、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献通考、郑氏通志、玉海、说郛、事类合璧、天中记、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今皆收之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即如左、国、公、谷，序事各别，是事同文异也。麦丘邑人之祝，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鸿鹄之对，或为晋平公，或为赵简子；是文同人异也。刘向、韩婴等所记，尤往往相乱。至诸书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腶修」，谷梁作「锻修」；「无骇卒」，谷梁作「侅」；「齐人歼于遂」，公羊作「瀸」。此类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礼「徧」多作「辨」。吕览「仅」或作「觐」，「期」或作「旗」。庄子「居」或作「姬」。此各书用字之异，不可更也互见迭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事屡见而辞不同，亦并收之，如楚庄王大鸟之喻，介子推龙蛇之歌，皆四五见矣。或谓事无甚异，不必兼存者。然如公、谷二传，其不同在只宇之间，将何者可废？且管、韩著书，亦多有一事两载者。古之人固有取乎尔也积思十年，业已撰集成书，独是僻处下邑，学识固陋，未免搜罗有限……海内博雅君子，或家传邺架，或……曾见遗书，或从馆阁中秘钞来副本，幸邮致以篇章，及指示以名目。即如世本一书，后人不过转相引用，盖必失之久矣。至若皇甫谧世纪、谯周古史考，宋元人犹及见之，岂今已亡？且天下不知名之书多矣。至金石遗文，今所习见，不过考古图、博古图诸铭，及石鼓诗、诅楚文、岣嵝、尧母、孙叔敖、季札等碑而已，恐不及见者尤多。与夫碎细小品，若师旷禽经、宁戚相牛、朱仲相贝之流，大凡有助此书者，并求教益倘获一言之赠，奚啻百朋之遗。
　　[释史与以后之考证学]其书体例，据是可见。宛斯此书，王昆绳兄汲公『名洁』尝为参订，其名与序，嗣后刊书时为人削去，见居业堂集卷十八。又清末仁和谭献，滦嗜其书，悉心校雠，条列凡例。引用书目一，『仍分存、逸、辑三类。』古书真伪二，『马氏闻阎潜邱言，即欲分别尚书今、古文，一一注明。或以为当时已有改定本，即以此旨辨正羣书。』羣经正字三，『用陆氏释文、宋本注疏，并采王氏述闻以下诸家精确之论。』诸书善本四，『皆据先正校雠定本。』要删补正五，『尔雅、素问、管、荀之属，多有应增补者。』除重去复六，『两书、三书及纪载异同。』改定分注七，『推究事实改定，下一格为附录，大书分注，一一审正。』以后从前八，『如国语之于左传，国策之于史记。他书类推。』见复堂日记卷五，惜其书未成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搉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着眼者，[崔东壁考信录]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梁氏学术史附马氏于初期史学家之末，谓「经史搜罗极富，可算一部好类书，惜别择不精」，此非笃论也。宛斯已自言之，曰传疑，曰真赝错杂，曰附托全伪。其所隶诸目，虽不能一一允当，然不得谓其无别择。其兼采汉、魏以下，旨在观异同。其不惜互见迭出者，旨在广见闻。其意惟章实斋能言之。所谓「著述」与「比类」不同，为比类者，当「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曰：「藏往欲其赅备无遗，知来欲其抉择去取。」宛斯此书，正欲求赅备，而讥其无抉择，可乎？稍后有奉天李锴铁君，着尚史七十卷，其书于赅借、抉择两无取，意若欲为著述，而识力不能及。梁氏谓其体例近绎史，亦非也
　　[亭林宛斯交游踪迹]王渔洋池北偶谈，称「宛斯此书，最为精博，时人称为马三代。昆山顾亭林尤服之」。考亭林、宛斯相见，在顺治十五年戊戌，亭林年四十六，而宛斯年三十九。宛斯即以是年举于乡，翌年成进士。其成书当在后。然亭林音学五书、日知录诸作，亦均未有。宛斯卒在康熙十二年，亭林年六十一。时音学五书已成，日知录亦得十四卷。论两人学术，固若并辔齐踪，无所先后。而余颇疑其时稽古朴学，本已盛于齐、鲁之间。亭林渡江而北，历交蒿庵、宛斯诸人，乃一变往昔诗文华藻之习，而转归于考索。则无宁谓亭林之熏染于北学者深也。亭林自谓「年过五十，始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而盛推蒿庵之仪礼郑注句读一书为可传。亭林集答汪苕文书[亭林熏染于北学][南北学风之共同点]
　　余观其究音韵，考金石，皆在北游后。而蒿庵集又谓「时重诸子」，蒿庵文集卷二日记又序故山东如张蒿庵、马宛斯，山西如傅青主，皆亭林交游，用意于斯学。而亭林于此致力盖浅。此见北学渊源，自有来历，不得谓尽受亭林影响。惟亭林治考索，体大思精，所造特卓，故后人羣致推崇耳。且当时南北学风，固有其共遵羣趋之一境，而亭林亦始终以之者，则其所守家训，所谓「著书不如钞书」之说是也。肇域志无论矣，日知录、音学五书，皆钞书之至精卓，而几几乎超脱钞书面貌者耳。北方如宛斯之绎史，南方如梨洲之学案，顾非钞书之至精卓者乎？钞诗文者如梨洲之明文海，晚村之宋诗钞。推而至于经籍，有朱竹垞之经义考；地理，有顾祖禹之方舆纪要，皆钞书也。即稍后阎百诗、胡朏明一辈，其著书亦犹不脱钞书痕迹。即谓清代经学皆自钞书工夫中来，亦非不可。[清代经学从钞书工夫中来][分类钞书法][辑逸]此即章实斋所谓「纂辑」之学也。纂辑之风，已盛于明中叶以后，特至是而渐趋精卓耳。故亭林得自庭训，而出门合辙，非亭林之自辟户牖，亦可见矣。近世盛推清代汉学家尚证据，重归纳，有合于欧西所谓科学方法者。其实此风源于明代，由一种分类钞书法，而运用之渐纯熟，乃得开此广囿也。余又考施闰章所为灵壁县知县马公骕墓志铭，收碑传集卷九十一谓：「宛斯于绎史外，又集十三代纬书，篇帙倍富。疾将革，语子弟以左传事纬及纬书二编未镂版为遗憾。」其后辑纬书者踵起，历城有马国翰竹吾以辑逸成名，或颇渊源于斯辑逸亦钞书之渐臻精眇而始知者，亦犹证据之即钞书之渐臻于精眇而始富也。余因论亭林学风，附及宛斯，以见当时南北学术风流趋尚之大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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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颜习斋李恕谷
习斋传略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河北博野县北杨村人。生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七十。父昹，为蠡朱翁义子，先生初名朱邦良。戊寅，年四岁，满洲兵入关，其父以不乐朱家虐待随军去，母改适。甲申，明烈皇帝殉难。癸巳，年十九，为诸生。先生幼学神仙导引术，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折节为学。年二十余，好陆王书。未几，从事程朱学，信之甚笃。时翁妾有子，疏先生，更谗害谋杀之。先生不知非朱氏，孝愈笃。媪卒，泣血哀毁几殆。或怜之，私告曰：「若父乃异姓乞养者耳。」先生大惊，问之嫁母所，乃信。翁卒，遂归颜氏。初，先生居朱媪丧，时年三十四，守朱子家礼惟谨。古礼：「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家礼删去「无算」句，先生遵之，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几殆。又丧服传曰：「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家礼改为「练后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会哭」。先生亦遵之，凡哀至皆制不哭。既觉其过抑情，校以古礼，非是。自是遂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乃正学也。于是着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斋。先生既归宗，欲寻亲，值三藩变，塞外蒙古遥应之，辽左戒严，不可往。久之，乃如关东，时年五十，所至徧揭零丁道上。越一年，始得其踪于沈阳，没矣。寻其墓，哭奠如初丧礼，招魂奉主，躬自御车，哭导而行。既归，弃诸生，卒三年丧。五十七岁，先生将出游，曰：「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南至中州，张医卜肆于开封。所至访友论学，明辨婉引，人多归之。六十二岁，应肥乡漳南书院聘，为立规制，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会大雨，漳水溢，堂舍悉没，乃辞归。越八年而卒。
学术大要
　　习斋，北方之学者也，早年为学，亦尝出入程、朱、陆、王，笃信力行者有年，一日飜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据年谱，习斋五十八岁告李塨恕谷云：
[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
　　其斩截痛快如此。又尝与桐乡钱晓城书，谓：
[宋学兼训诂清谈禅宗乡愿之弊]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习斋记余。按：陈卧子时文「子所罕言」，谓「圣人既没，其流益深，言利极于战国之纵横，言命极于魏、晋之玄言，言仁极于宋儒之讲学。呜呼！使圣人复起，将何以廓清耶！」晚明八股文，乃与习斋语调相似。
　　其锋铓严峻又如此。而其所谓孔孟、程朱，判然两途者，习斋又为之明白分辨。年谱载：
安州陈天锡来问学，谓：「程朱与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议。」曰：「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觿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返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谭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研、梨枣。此二堂同否？」天锡默然笑。
　　此可谓为孔孟、程朱划一极清晰之界线，其情形真可画，使人千载如觌面也。习斋又言之曰：　　
入其斋而干戚羽钥在侧，弓矢玦拾在悬，琴瑟笙磬在御，鼓考习肄，不问而知其孔子之徒也；入其斋而诗书盈几，着解讲读盈口，阖目静坐者盈座，不问而知其汉宋佛老交杂之学也。
　　不从心性义理上分辨孔孟、程朱，而从实事实行为之分辨，此梨洲、亭林、船山诸家所未到。习斋谓即此是程朱、孔孟真界限，其实即此是习斋论学真精神也。习斋分辨孔孟、程朱者在此，则习斋所以反对程朱者亦可见。习斋反对程朱，只有一意，曰：「无用」，习斋于此尤痛切言之，曰：
[宋学惟一大病曰无用] 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而出必为天地建平成之业……断无有圣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汉后千余年，气数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辈，不可多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存学编性理评
　　宋儒高自位置，每以道德纯备，学术通明，自负为直接尧、舜、孔、孟之传，而汉、唐君相大儒，事功赫奕，宋儒轻之曰「杂霸」。习斋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轻之事功立论。盖宋儒之所轻，正即习斋之所重也。习斋又曰：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同上。按：崇桢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贴于朝堂。语见吕晚村何求老人残稿。宋、明儒学，未必真祸国误国，祸国误国者乃科举八股耳。清代诸儒，诋排程、朱宋学者，其意颇多激于八股，颜李尤甚。读者于此下所举，若以八股举子之情形为之体味，当益觉所言之真切也。
　　[宋学无用之两大端]然则宋明儒学之无用，宋明儒者自知之，自言之，又自愧之矣。为天下生民着想，究当孰重孰轻？凭诸儒良心之叹，又究孰重孰轻乎？此不烦言而决矣。[静坐读书]儒学之无用，其为害最大者，在静坐，在读书，习斋言之尤痛切，曰：
……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王五公山人集偶记：「鹿先生伯顺，幼有大志，欲尽读古人事。夏月纳足瓮中，冬拥絮读，率夜漏至五鼓。」可证北方学者尚博之风亦已有渐。……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同上[读书脆弱人体魄]
　　习斋痛论读书无用，不徒证之以目击，又历考之于史事。谓：
[读书耗损人神智]古今旋乾转坤，开物成务，由皇、帝、王、霸以至秦、汉、唐、宋、明，皆非书生也。读书著书，能损人神智气力，不能益人才德。其间或有一二书生，济时救难者，是其天资高，若不读书，其事功亦伟。然为书损耗，非受益也。言行录教及门
　　然则书之于人，不惟无益，抑且有害，当身之目击，前史所诏告，至彰彰矣。故曰：
[读书病天下祸生民造成章句浮文之局]书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读书者之祸，读书者自受其祸。而世之名为大儒者，方且要读尽天下书，方且要每篇读三万遍以为天下倡，按：此指朱子历代君相，方且以爵禄诱天下于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圣贤、大豪杰，不能破矣。言行录禁令
　　[读书如吞砒]习斋又以读书比吞砒，但见才器，便劝勿多读书，谓：　　
仆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气力，深受其害，以至六十余岁，终不能入尧、舜、周、孔之道。但于途次闻乡塾羣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埸屋出入人羣，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朱子语类评
　　[教人读书罪在朱子]而以教天下多读书归罪于朱子，曰：　　
朱子论学，只是论读书。存学编卷四
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
　　且习斋所以深不喜于多读书者，不惟谓其无益于事功，抑且谓无益于知识。盖习斋论学，一以事功为主，知识之无益于事功者，不足为知议。今读书既无益于事功，则读书得来之知识，自亦不足为知识也。故曰：　　
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四书正误卷四
[读书所得之智识不足恃]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
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书正误卷二
　　又曰：　　
以读经史、订羣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羣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存学编卷三性理评
　　习斋既譬之于琴，又譬之于医，曰：　　
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存学编卷一学辩
　　又譬之于走路，曰：　　
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存学编卷三性理评
　　又曰：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周行榛芜矣。年谱
　　[著书无用而有害]习斋既不喜读书，因亦不喜著书。故曰：「空言相续，纸上加纸。」习斋记馀大学辨业序深讥其无用焉。且读书如吞砒，则著书应无异于贩砒，不惟无益，亦且为害。故曰：　　
虎豹已鞹矣，犹云宁质；邢卫已亡矣，犹云羞管：虚言已蠹世矣，犹云讲读纂修；而生民之祸烈矣！年谱
　　又曰：　　
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文墨世界]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之悲也。同上
　　孙夏峰门人张天章见习斋存学编，曰：「何不着礼仪、水政书？」习斋曰：「元之着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尤而效之乎？」又观李塨所辑诸儒论学，关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自传久而谬，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习斋评之曰：「见确如此。乃膺当路尊礼，集多士景从，亦祇讲书说话而已。后儒之口笔，见之非无用，见之是亦无用，此益伤吾心也。」故其诫恕谷曰：　　
今即著述尽是，不过宋儒为误解之书生，我为不误解之书生耳。何与儒者本业哉？均见年谱
　　又曰：　　
[身世与纸笔]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
　　而后儒所以羣重著书为文者，习斋谓是误认孔子而然。故曰：　　
[误认孔子]汉、宋之儒，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我传述注解便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而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四书正误卷三
　　又曰：　　
「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大，而乃归之订正羣书乎？夫朱子所以尽力于此，与当时后世所以笃服于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鲁人不能用……乃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教后不得已处。及将老而道不行，乃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周游后不得已处。……宋儒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是。……此书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存学编卷三
　　[静坐无用]习斋既反对读书，更反对静坐。尝谓：「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那一刻是尧、舜、周、孔？」朱子语类评又尝与张天章辨，张曰：「学者须静中养出端倪，书亦须多读，著书亦不容已。」习斋均非之，曰：　　
孔子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删述，皆大不得已而为之也。如效富翁者，不学其经营室家之实，而徒效其凶岁转徙、遭乱记产籍以遗子孙者乎？……静中了悟，乃释氏镜花水月幻学，毫无与于性分之真体，位育之实功也。年谱
　　习斋早岁习静坐，学神仙，故深知其境界。而所以反对之者，亦惟一点，曰无用。其言曰：　　
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意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如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渠沟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预烛未来，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三十四岁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功，颇尝此味，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天地间岂有不着地、不见泥沙、不见风之水？一动一着，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里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编
　　习斋又为之举实证云：　　
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觅之。管能豫知，以手画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北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盖镜中花，水中月，去镜水则花月无有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愈幻愈深，正如人终日不离镜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与于吾性广大亲明之体哉？存学编卷二
　　[静坐之害使人病弱]且习斋之斥静坐，不徒为其无用，抑且有大害焉。故曰：　　
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朱子语类评
　　又曰：　　
[使人厌事]为主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贤豪且不免，况常人乎？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年谱
　　[敬字坏于禅学]习斋既斥静，又斥「敬」，宋儒言「敬」本无异于「静」也。故曰：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古人教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即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乘除，莫不主敬。故曰「执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存学编卷四
　　故「读书」与「静坐」为宋儒以来为学两大纲，而习斋均非之，曰：　　
朱子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存学编卷三
　　又曰：　　
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牓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同上[以上习斋评宋学]
　　[三事六府三物]习斋所谓真圣、真学者，则本之左氏文公七年之所谓「六府三事」。又见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与周官之所谓「乡三物」。故曰：　　
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言行录世情第十七
　　「六府」谓金、木、水、火、土、谷，「三事」谓正德、利用、厚生，「三物」为六德、六行、六艺。「六德」谓知、仁、圣、义、忠、和，「六行」谓孝、友、睦、婣、任、恤，「六艺」谓礼、乐、射、御、书、数。习斋论学，必得之于习行，必见之于身世，必验之于事功，此三者，乃习斋论学大经也。尝曰：　　
[验之于用]陈同甫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谓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口笔之醇者不足恃；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年谱
　　又曰：　　
[得之于习]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存学编[各专一事]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廷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孔门诸贤，各专一事，不必多长，便是贤；汉室三杰，各专一事，未尝兼摄，亦便是豪杰。言行录学须第十三
人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刑，契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如仲之专治赋，冉之专足民，公西之专礼乐，而已各成其贤矣；不必更读一书，着一说，斯为儒者之真，而泽及苍生矣。
　　又尝戒恕谷以三减，曰：　　
[以上习斋论从事之方法]减冗琐以省精力，减读作以专习行，减学业以却杂乱。如方学兵，且勿及农；冠礼未熟，不可更及昏礼。年谱
　　[实学三大纲兵农礼]盖习斋所提倡习行有用之学，举要言之，惟三端为习斋所常道：一曰兵，二曰农，三曰礼乐。其言农，则尤主于水利，故其谓张文升曰：　　
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年谱
　　[习斋言水利]尝与门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兴水利，不知兴利即除害也。」又曰：「吾事水学不外『分、浚、疏』三字，圣王治天下，亦祇此三事。」均见年谱其言农田水利，与同时刘继庄所论略同。惜乎习斋未著书，今不得其详矣。张天章劝习斋着礼仪、水利书，知习斋于水利常所称论，故人劝其著书也。其于尚武习军事一端，尤常常慨切言之。谓：　　
[习斋言武事]朱子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存学编卷二
　　又谓：　　
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存学编卷一学辨
　　又谓：　　
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习斋记余卷一泣血集序
　　年谱谓：习斋八岁就外傅吴洞云学，洞云名持明，能骑射剑戟。慨明季国事日靡，潜心百战神机，参以己意，条类攻战守事宜二帙。时不能用，以医隐，又长术数。盖先生自蒙养时已不同。又二十三岁见七家兵书悦之，遂学兵法，尝彻夜不寐。复学技击。五十七岁至商水，访李子青。子青固大侠，馆先生。见揣短刀，曰：「君善此乎？」先生谢不敏。子青固请与试，乃折竹为刀，舞相击数合，中子青腕，子青大惊，拜伏地，曰：「吾谓君学者耳，技至此乎！」遂深相结。是习斋固精武事。至于礼乐，尤为所重。谓「宋儒胡子安定外，惟横渠为近孔门教学」，存学编因其主以礼为教也。又谓：　　
[习斋言礼乐]自验无事时种种杂念，皆属生平闻见言事境物，可见有生后皆因习作主。圣人无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为礼乐，使之习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恶念不生，俗情亦不入。年谱
　　又曰：　　
人心，动物也，习于其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事离羣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言行录刚峰第七
　　又曰：　　
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仁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郁气，安内扞外也。言行录刁过之第十九
　　[习斋之性善论]习斋治兵农，所以为富强，习六艺礼乐，所以为教化，内圣外王，胥于实事实行见之。而欲求习斋讲礼乐之精意，则不可不及于其性善、性恶之辨。最要者在驳正气质之非恶。其言曰：　　
[气质非恶]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盖详且远固善，即略且近亦善，第不精耳。恶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然后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编卷一
　　习斋谓恶之由来皆在习，不得因习而归咎于气质。气质无恶可言，舍气质亦无义理可言也。故曰：　　
浑天地间一性善也……见妻子可爱，反以爱父母者爱之，父母反不爱焉；见鸟兽草木可爱，反以爱人者爱之，人反不爱焉，是谓贪营鄙吝。以至于贪所爱而弒父弑君，吝所爱而杀身丧国，皆非其爱之罪，误爱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于爱不获宜而为不义，爱无节文而为无礼，爱昏其明而为不智，皆一误为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使笃爱于父母，则爱妻子非恶也；使笃爱于人，则爱物非恶也。如火烹炮，水滋润，刀杀贼，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杀人，非水、火、刀之罪也，亦非其热、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途，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听邪声，目视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视、听之罪也；皆误也，皆误用其情也。误始恶，不误不恶也。引蔽始误，不引蔽不误也；习染始终误，不习染不终误也。丢其引蔽、习染者，则犹是爱之情也，犹是爱之才也，犹是用爱之人之气质也。而恻隐其所当恻隐，仁之性复矣。义、礼、智犹是也。故曰「率性之谓道」也，故曰「道不远人」也。程朱惟见性善不真，反以气质为有恶，而求变化之，是戕贼人以为仁义，远人以为道矣。存性编卷二
　　[恶起于引蔽习染而误]习斋既谓气质无不善，所以不善者由于误，误由于引蔽，引蔽之而终于误者在习染。然引蔽不可拒，而习染则可正也。何以引蔽不可拒？以引蔽吾者本亦无不善，因我之误而遂见其不善也。故习斋持论，最重于「习」。曰：　　
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矣。其误世岂浅哉！
　　而所以正我之习，使勿为引蔽所误者，即礼乐也。　　
[礼乐以去引蔽]与门人习礼毕，谓之曰：「试思周旋跪拜之际，可容急躁乎？可容暴慢乎？礼陶乐淑，圣人所以化人之急躁暴慢，而调理其性情也。致中致和，以位天地、育万物者，即在此。」言行录学问第二十
　　礼乐之扩大，则为三事、六府、六德。故曰：　　
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则吾所谓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学是也。存性编卷二
　　三事、六府、六德之扩大，则曰事物。故曰：　　
[礼乐见于事物]「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道与治俱废。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见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艺曰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
　　宋儒主理在事先，故重理而轻事：习斋主理由事见，故即事以明理。其言曰：　　
[事物在于习]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存学编卷二
　　习斋既谓孔子只教人习事，又谓周孔教天下以动。教天下以动，即教人以习事也。其言曰：　　
[习则须动]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学须篇
　　故性道正于礼乐，礼乐着于事物，事物通于习行。习斋之意，在使天下皆习行于实事，而由习行以自明性道，即谓不明，亦已在性道之中矣。故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着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语以性道而始为至乎？存学编
　　性道既在礼乐之中，亦惟赖礼乐而性道始得完成其作用。　　
韩子垂问：「道即在六艺乎？」曰：「子臣弟友，道之归宿；礼乐射御等，道之材具。若无之，则子臣徒具忠孝之心，而无其作用。如明末死节诸臣，不可见乎？」言行录刁过之篇
　　[习斋论学之总体系]故性道与礼乐，习行与作用，习斋皆一贯言之。合「事」与「动」而为习行，由习行而明性道，由性道而见作用，建功业，合内外，成人己，通身世，打成一片，一滚做功，此习斋论学要旨也。故曰：　　
吾愿求道者，尽性而已矣；尽性者，实征之吾身而已矣；征身者，动与万物共见而已矣。吾身之百体，吾性之作用也，一体不灵，则一用不具；天下之万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称其情，则措施有累。合内外，成人己，通身世，打成一片，一滚做功。近自几席，远达民物；下自邻比，上暨廊庙；粗自洒扫，精通燮理；至于画伦定制，阴阳和，位育彻，吾性之德全矣。
　　然则习斋论学，虽彻头彻尾侧重功利，而亦未尝忽性道。性道、事功交融互洽，而会其归于礼乐。礼乐者，内之为心性之所由导而达，外之为事功之所由依而立。故曰：　　
圣人……画衣冠，饬簠簋，制宫室，第宗庙，辨车旗，别饮食，或假诸形象羽毛以制礼，范民性于升降、周旋、跪拜、次叙、肃让。又镕金琢石，窍竹纠丝，刮匏陶上，张革击木，文羽钥，武干戚，节声律，撰诗歌，选伶佾以作乐，调人气于歌韵舞仪，畅其积郁，舒其筋骨，和其血脉，化其乖暴，缓其急躁。而圣人致其中和以尽其性、践其形者在此，致家国天地之中和，以为位育，使生民、天地皆尽其性、践其形者亦在此矣。习斋记余与何茂才千里书
　　是礼乐也，事物也，功利也，自习斋论学之系统言之，皆一也。而此诸端，又皆本乎身而发乎动，合而言之则曰「善」。故曰：　　
为丝毫之恶，皆自点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践其固有之形骸，而异端重性轻形因而灭绝伦纪之说，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静恶动因而废弃六艺之妄，自不得以芜正道。存性编卷二
　　此习斋论学大体也。
　　[颜学之地位]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昆绳语，见居业堂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习斋咏矣。
　　[颜学之渊源]然习斋论学，亦非平地拔起，殆亦有其因缘。以余所见，习斋要不失为当时一北方之学者，其学风盖颇似孙夏峯，其讲学制行，盖有闻于夏峯之风声而起也。[习斋与孙夏峯]夏峯论学，朴朴无所奇，以视习斋傲睨千载，独步一世，若遥为不伦；然以夏峯人格之坚实，制行之朴茂，则习斋所论，正为近之。习斋尝谓：「身游之地，耳被之方，惟乐访忠孝恬退之君子，与豪迈英爽之后杰；得一人如获万斛珠，以为此辈尚存吾儒一线之真脉也。凡训诂章句诸家不欲问。」习斋记余泣血集序今夏峯忠孝之大节，礼乐兵农之素行，正习斋四存编中理想之人物，所谓「吾儒一线之真脉」者。惟夏峯不斥宋儒，不废著述耳。习斋之与夏峯，地相望，时相接，乌得谓习斋不受夏峯影响哉？据年谱：习斋年二十四、五，弟子交游间颇有夏峯门人。三十岁，约王法干习斋同学至友访夏峯，以事不果。而同年稍后，即同王法干访五公山人问学，其后又屡往不一往。[王介祺]五公山人者，王余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受业于夏峯，学兵法，究当世之务，习骑射，击刺无弗工。甲申，闯贼陷京师，山人父子建义旗，起兵讨贼，与夏峯共恢复雄、新城、容城三县，后竟隐不仕。习斋弟子李恕谷、王昆绳亟称之，以比诸葛武乡。[习斋之交游]习斋又谓生平父事者五人：刁文孝、张石卿、王五公、张公仪、李孝殷。孝悫，即恕谷父也。[刁蒙吉]刁包，字蒙吉，祈州人。李闯躏畿西，包散财纠众御之，祈州得免。居父丧，哀毁月余，须发尽白，三年不饮酒食肉，不内寝。及母卒，号恸呕血数升，遂病，不数月而卒，年六十七。初闻夏峯论学而好之，后笃嗜高攀龙书。年谱：习斋年二十七，入祁拜谒刁包，得其所辑斯文正统归，立道统龛，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颜、曾、思、孟、周、程、张、邵、朱。是习斋当时，亦深受刁包影响也。后为存学编，乃云：「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卷三此已为不满之辞，要其平日感受，不在文字议论而在朴实为人处也。张公仪，习斋称其「检朴笃实，真忠真孝」。张石卿，称其「品近幼安，心同思肖，廉洁似孺子，甘饿冻似袁安，谦抑乐接后学似郭有道，观书详密，讲解谆切，虽甚疲病而不倦似朱晦庵，其于秦汉以降二千年间之书，闻见博洽，则未审何若」。又云：「王介祺称其经济不可量。」见习斋记余祭两氏文习斋又以张石卿、刁文孝两人读书同讥。见前引要之当时北学自成一种风气，习斋惟反对读书著述，其它无远异也。[李孝悫][孝悫与习斋之往返]李孝悫，名明性，字洞初，又号晦夫，亦从学于夏峯。明末，天下大乱，孝殷方弱冠，与乡人习射御贼，挟利刃大弓长箭，骑生马疾驰，同辈无敌。晚年益好射，时时率弟子植侯比耦，审固无虚发。元旦，设弧矢神位，置弓矢于傍，酹酒祭之，曰：「文武缺一岂道乎？」年谱王源语习斋三十一岁，访之问学，两人居伊迩，然孝悫不往报。习斋与王法干为学会，邀孝悫，孝悫拒之。复法干书曰：「足下与易直结道义交，愚知学问将大进矣，气质将大变矣，英浮者其将浑融乎？矫强者其将自然乎？圭角者其将沉潜乎？愚于二贤之好学，因而思颜子之好学，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难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见圭角，亦聪明睿智之毫不露也。」又复习斋问学书曰：「承下询，无可言，必妄言之，当涵养沉潜，炼至如愚光景，则英资不露，浮俗全销。」又复书略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当往贵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谅也。」王五公山人集有回朱易直、王法干三札，谓：「读书为格物之大端，须自古今人物涉历而下，固不止宋代诸贤也。」此规讽两人排诋宋儒、不主读书之见解也。又曰：「两贤力追古道，独挽颓风，可谓荒莱之特苗，狂澜之砥柱，然须平以近人，和以惠物，使吾道近洽而远布，庶几乐易可亲，久而与化。若夫孤高寡与，使人畏而远之，指而异之，虽一身一家，孤灯独照，恐久而易危也。愚谓行古道以勇，复古道以渐，成古道以久，传古道以宽和，辅古道以博雅，则内外兼修，文行备举，万物一体之意，在吾襟抱间矣。」此则箴药之意，大体与孝悫甚似矣。又特引顾泾凡语，谓：「吾辈发念举事须于太极上有分，若但跟阴阳五行上走，便不济事。」此则嫌习斋讲学太重事物，不根柢心性本原而发也。凡此等处，均可见当时河北学者先辈对颜学之意态。
　　毛奇龄为孝悫墓表，谓：「颜习斋，博陵儒也，谓圣人无心学，而有其学，乃自立为学次第，杂取少仪、内则诸篇，定幼学之准，而以古文禹谟、李氏周官经所云『六府、三事、三物』为节目究竟，彷佛班氏、王学限年责功之说，而心学阙焉。乃谓先生实学与其说合，斋宿遇先生，先生不与见。既而见，不答。先生于诸客之过，未尝不答，而独不答于习斋。即习斋亦不以先生不答而不之过。尝过先生，值他出，见案前所录书，大惊，归而书先生姓字于屏，每出入必拱揖焉。习斋籍博陵，而寄僦于蠡城之东村，先生由里居之乡，由乡之里居，必经习斋门，不一入也。然而先生遇虽疏，终以其学切实，遣子塨与游，塨虽秉家学，然亦学其所学云。」西河所述，当亲闻于恕谷，其言与恕谷所为习斋年谱合。惟讥习斋阙心学，恕谷尝面辨之，见恕谷年谱而毛氏仍着其说，非恕谷意。
　　[习斋之性气]据年谱，习斋三十三岁谒孝悫，约翌日再会，及至，则孝悫以事出矣，见其日记，有「易直立朝必蹈矫激之僻」云云，习斋叹息而去。王法干亦告习斋在前一年云：「李晦夫言吾子欠涵养，且偏僻。」则当时孝悫所以拒习斋、法干之会而与之书，不答习斋之访，约晤而他出，留示日记以婉规习斋者，皆在此。即习斋亦自言之，曰：「王介祺春风和气，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羡之不能之。虽有猛励方强，是暴也，非刚也。」其后孝悫终遣其子学于习斋，乃为其学之切实。以是而观，当时北方学者，厉忠孝之节，究兵、农、礼乐，为风尚之大同，习斋亦莫能外。夏峯岿然为之倡，王五公、李孝悫之徒，皆足以影响习斋于风声意气之微。故习斋三十六岁，既成存性、存学两编，邮书夏峯论学，自谓「发未燥，已闻容城孙先生名，己亥二十五在易水，得交高弟王五修，连年来，与高弟介祺，尤属莫逆，撰有存性、存学二编，欲得先生之一是，而复孔门之旧」云云。是习斋于夏峯，始终敬仰。[习斋对夏峯之钦仰]康熙五年丙午，夏峯讲学内黄，举论语「学而时习」，谓：「一部论语，皆时习之功。」越后四年，习斋始更「思古斋」曰「习斋」。习斋四存编中人物，其实是夏峯、五公一路。四书正误述孙语「赴的汤，蹈的火，纔做的人」，而云：「毕竟此老好！」时在丁丑二月，则习斋已六十三，而夏峯之卒已踰廿年矣。而其持论之高亢，意度之激厉，所谓「及时发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后二千年之新辙」者，上夏峯书中语则习斋之所以成其为习斋也。李孝悫之致疑于习斋者，亦在此不在彼。其后恕谷于习斋，亦颇有献替，规习斋勿多言高亢浮躁。时恕谷年三十三，习斋年五十七
　　[习斋与同时河北学者之异同]盖习斋论学，始终不脱高亢之气，对宋、元、明理学诸儒，虽排击已甚，而并世学者交游，为习斋所敬信，如孙、王、李诸人，则仍是理学门中人物，亦即习斋四存编中所理想之人物，当时北方学者气象率如此。习斋平日精神意度，亦不能远踰乎此。其持论之高亢，则习斋个人性气为之。颜、李之学，仍未能划然与宋、元、明理学分疆割席，此乃习斋讲学精神本如此，不得尽以后无继承为说也。清末谭献复堂日记谓「习斋门径略似苏门孙先生」，可谓知言。
　　[习斋与陆桴亭]其次影响习斋论学者，为太仓陆桴亭。年谱于己酉三十五岁正月着存性编，七月书「闻太仓陆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艺为主」一条，同岁十一月，着存学编共四卷，大旨谓孔门教人，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不能谓与桴亭讲学，绝无风声启召之迹也。故于壬子三十八岁，与陆桴亭书，自述存性、存学大旨，而云「在故友刁文孝座，闻先生有佳录，即指思辨录复明孔子六艺之学。嗣刁翁出南方诸儒手书，又知桴亭有人性之善正在气质之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学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当今之时，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谁」之说。习斋记余卷三上陆桴亭书在甲寅，此据年谱在壬子三月。又同卷答许酉山御史书，亦谓「闻太仓陆道威学识似得孔、孟本旨，终未谋面，已为深憾，至欲读其遗书，竟不可得」云云，此已在丁卯，习斋年五十三矣。恕谷亦云：「明季盱眙冯慕冈着经世实用鳊，即重六艺；清初太仓陆桴亭有思辨录，讲究六艺颇悉，皆与习斋说不谋而合。」语见后集「醒葊文集序。
　　今习斋上夏峯、桴亭两书，同列存学编首卷。桴亭、夏峯，同为斟酌朱、王，调和折衷之学者，习斋气象近夏峯，议论近桴亭，学术大体，实不出斯二人之间。其后恕谷即欲以桴亭思辨录主敬之说，补习斋讲学对于心性一部之偏缺。则习斋四存编议论，虽对宋、元、明以来理学诸儒高论排击，而其精神意趣，仍不能有以远踰乎彼者，其间消息，亦即此可悟也。
　　[习斋与王阳明]习斋论学，在北如夏峯，在南如桴亭，于其思想议论，皆有影响染涉，既如上列。而据余所见，习斋种种持论，更似颇有近阳明者。四库提要评习斋存性编，亦谓「其学大概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是当时馆臣，已有见及此者。方望溪鹿忠节公神堂记『文集卷十四』谓：「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余论习斋学风，渊源夏峯，其蹊径之近阳明，自可推见。惟习斋平日，于程朱极呵斥，陆王则不复置辨矣。谓其颇近阳明，人或不信，然文字具在，可以覆按。习斋每言：「吾人有生后皆因习作主。」习斋早年深喜陆王，其后转治周、程、张、朱，又转而排斥之，不自悟其所以排斥周、程、张、朱者，乃颇有几许论点源于其最先所深喜之陆王，潜滋暗长，盘据心中，还为根核，虽已经几度之变化，要为其先存之故物，正是习斋所云「因习作主」之一例。惟身习易见，心习难知，可以微论，难以确说；亦有自不承认，而旁观默察，灼然可见者。习斋尚习行，轻讲诵，谓：「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此等正是象山以朱子为支离之意。反对读书，亦象山当日已然。故习斋谓「『六经皆我注脚』，乃陆子最精语，亦最真语」也。习斋记余阅张氏王学质疑评而文盛实衰之弊，阳明言之尤慨切。曰：「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又曰：「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重、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至于重习行，所谓「必有事焉」之教，则即阳明「知行合一」之论也。阳明常提「事上磨练」，其意始终未改，其卒前一月答聂文蔚书，犹谓：「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又曰：「尽天下之学，未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梨洲明儒学案，于阳明重行之意，再三发明，谓：「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分晓之非。」所论良为有见。四书正误卷六引钱绪山解「操则存」，谓：「操如操舟，其妙在柁。不是死操，又如操军、操国柄，必要运转得；今操心却只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习斋云：「予尝如此解法，不意绪山已先得吾心。」其实绪山所云，亦阳明「事上磨练」之旨耳。习斋论学大体无以异之，习斋自不觉耳。且习斋深恶纸墨讲诵，其意实由目击当时八股应举之害而起。故其评宋儒，谓：「在当日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以章句误苍生。上者但学先儒讲着，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纔能揣摩，皆务富贵利达。」存学编故曰：「为治去四秽：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又曰：「宋儒是圣学之时文。」凡习斋所讥文章之祸，纸墨讲诵之害，实皆可谓其有感于并世之八股举子业而发。此一层亦与阳明合辙。参读本书第七章故习斋弟子朱主一有言：「明之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戴望颜氏学记卷十。李恕谷平书订，亦谓：「明代大学士，即相臣也，不用历练礼乐兵农亲尝民事之官为之，而但以科举高第选入翰林，弄笔磨墨，坐至馆阁。」此所谓「科举高第」，虽必诵朱子书，然究不能谓即朱子学，治颜、李者，于此必当熟辨。由斯观之，王、颜两家，自其反虚文、重实事之一节言，实有共通之点。其所抨弹，或及于朱子，其观感所发，实由于朝廷之功令，举子之俗业也。此即以后汉学家反宋，亦不脱此意。参读本书第四章。习斋又常比论朱陆两家，谓：「章句之惑，陆轻于朱；禅寂之妄，朱减于陆。」又曰：「朱子看陆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张烈着王学质疑看王子之弊又甚透。」又曰：「王学诚有近禅，仆亦非敢党王者。」其攻陆王语皆随分无气力。且其书攻朱多，攻王少。而攻朱语多似王说。习斋以遵行朱子家礼，遂悟宋儒讲学不可靠，正与阳明格庭前竹子故事一例。习斋虽决不肯自认近于阳明，然持论实多相近。其驳朱子分年试经史子集议，至引阳明有云：「与愚夫愚妇同底便是同德，与愚夫愚妇异底便是异端。」以折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课，此决非习斋有意袒王攻朱，乃其意径思理之流露于不自觉也。又阳明教约，亦有习礼歌诗以存心之说，与习斋论礼乐意相似。凡此比附，非谓颜学必来自阳明，特见论学之家，虽己所力斥，而转不免有精神相类之点，其难以文字言说判其违合耳。
　　习斋平日最要理论，莫如习行六艺，以为古人皆各精一艺，后世思兼长，乃自欺欺世。言行录载：　　
问果斋：「自度才智何取？」对云：「欲无不知能。」先生曰：「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着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刁过之。李恕谷平书订，谓：「天下当为不可不为者，皆正途，不可言杂。谓历象、太卜、考工、岐黄为杂，犹是宋、明书生习气，非古也。」颜、李论学，不避粗，不避杂，皆其见精神处。
　　此其意，阳明于答顾东桥书所谓「拔本塞源」之论者曾详言之。此为王学绝大理论，惜乎发之晚年，未及深阐；王学后人，亦少能光大之者。即以习斋痛言慨论，其深切着明，似犹少逊。今备录其说以相比，亦足见王、颜两家议论异同之一斑也。其言曰：　　
[阳明拔本塞源之论]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而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亦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有我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驱驰，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使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其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畜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易学易能，而易成才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殁，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亦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术，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及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尽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覩。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力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讙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缪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之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以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凡此所言，自汉以来，训诂、记诵、词章之学，习斋所深斥者，阳明已先及；虞廷盛治，礼乐政教、水土播植，习斋所力倡者，阳明亦同之；各就其性分之所近，专治一艺以成才，而靖献于天下，阳明、习斋所论无异致。习斋之见，何以自别于阳明？惟阳明深非功利，习斋则澈骨全是功利，此为两人之所异耳。[习斋之功利主义]魏禧冰叔谓：「文成功盖天壤，一洗千古道学空疎之耻。」阳明非不重功业，惟立说与习斋自异。　　
郝公函问：「『正谊』、『明道』二句，似即『谋道不谋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谋功，是空寂，是腐儒。」公函曰：「请问谋道不谋食。」曰：「宋儒正从此误，后人遂不谋生。不知后儒之道，全非孔门之道。孔门六艺，进可以获禄，退可以食力，如委吏之会计，简兮之伶官可见。故耕者犹有馁，学也必无饥。夫子申结不忧贫，以道信之也。若宋儒之学，不谋食，能无饥乎？」言行录教及门
　　习斋议论如此，而恕谷已言之，曰：　　
思学术不可少偏。近闻习斋致用之学，或用之于家产，或用之于排解，少不迂阔，而已流杂霸矣。故君子为学，必慎其流。李恕谷年谱
　　阳明「拔本塞源」之论，惜乎发之晚年，未及深阐，遂使后之治王学者，仍堕入身心性命重雾之围，于阳明拔本塞源论大旨，不闻有所提撕警策，于阳明所陈易从、易学、易能、易成才之道，似未着意。及习斋激于宋、明以来理学诸儒之流为空虚无用，而矫之惟恐其不正，凡所高论排击，固已极痛切无蕴蓄矣，然全尚功利，流弊亦不免。其后浙东有章实斋，着文史通义，深斥经学家训诂考据之无当于实事实理，议论时与习斋相会通；而谓学术功力必兼性情，即王氏良知遗意，则与习斋功利异趋矣。今人方盛倡功利之论，习斋四存之旨，极为潮流所重，然若补之以实斋性情之说，而溯之于阳明拔本塞源之教，以习斋所谓「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天地造实绩」者，见上陆桴亭书合之于阳明易知、易从、易学、易能、易成才之说，而无惟以功利为首倡，或者乃有合于恕谷所谓「学术不可少偏」之微意也。
　　[颜学之流衍]夫学术之异同，难言之矣，而学术之流变，尤为难言。习斋论学，慨然欲以改易二千年之旧辙，而一传为恕谷、昆绳，不闻继起，斩焉遂绝；且恕谷、昆绳，其精神意气，亦复与习斋当日所想望者若有不类。何也？盖习斋虽对宋、元、明以来理学诸儒，高论排击，而其为学大体，仍自与宋、元、明以来诸儒走上同一路径，未能划然分疆割席，则其结果，自祇限于此而已也。习斋力斥诵读纸墨工夫，然极尊古，持论必以尧、舜、周、孔为归，所倡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皆根据古籍；则其学术根源，初与其排击之诸儒非有异致，惟诸儒言大学、中庸，习斋言伪尚书、伪周礼耳。习斋又曰：　　
仆谓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亦无妨也。今与之辨书册之真伪，著述之当否，即使皆真而当，是彼为有弊之程朱，而我为无弊之程朱耳。不几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习斋记余寄桐乡钱生晓城
　　[习斋之尊古]习斋不尚诵读著述，意则然矣，然习斋所谓经济，意在隆古乎？抑在当时乎？若在当时，则习行路径，当求之实事实物，不必求之古诗书也。若意在隆古，古书真伪未辨，当否未判，奈何遽奉以为习行之谱？今习斋言经济，多混之于礼乐；言礼乐，多本之于古昔；言事物，亦以揖让升降、弦歌舞佾、衣冠金石为主，并末深发当时切用之意，则乌从闭学者诵读考究之功？故恕谷初从学于习斋，习斋规恕谷，策多救时，宜进隆古；恕谷亦规习斋，尽执古法，宜酌时宜。恕谷年谱。又习斋力主复封建，恕谷颇不以为是，师弟商榷者数年，未能合一。见恕谷存治编跋尾。夫尽执古法，而戒人为诵读纸墨工夫，则不知古之果如何也。故恕谷又言之，曰：「思向论礼，未能考古准今，今颇知依据；向不知乐，今知乐。」又有戒恕谷者，曰：「坐读久，则体渐柔，渐畏事，将蹈宋、明书生覆辙。」恕谷答之曰：　　
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礼残乐缺，当考古而准以今者也；射、御、书有其髣髴，宜准今而稽之古者也；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且礼之冠、昏、丧、祭，非学习不能熟其仪，非考订不能得其仪之当，二者兼用者也；宗庙、郊社、禘祫、朝会，则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礼以为习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华之礼乐，惟宜学习。何者？三代之礼，至周而备，时王之制厘然也，修之家，献之廷，无变易者，然殷辂、周冕、舜乐，孔子且以考究为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礼，然多杜撰无凭，行之傎踬。其考议之当急，为何如者？海内惟毛河右知礼乐，万季野明于礼文，向问之不厌反复；今季野长逝，河右远离，吾道之孤，复将质谁？故上问之古人耳。岂得已哉！恕谷年谱
　　是则恕谷早年虽曾规习斋尽执古法之非是，时年二十七其后乃不得不自习斋之习行折而入于考究。时年四十五自此河北实践之学，终与南士博雅同流，卒亦不出诵读纸墨之外。吴、皖考经之学既盛，章实斋始创「六经皆史」之论，谓：「『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谓可以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文史通义史释故习斋重习行而必则古昔，不免为其学术自身所含之歧点者，一也。[自习行折入考究为颜学自身一歧点]习斋泥古之病，朱蓉生无邪堂答问论之极析又习斋既盛倡事物功利之学，而仍不免心性礼乐之见，故平日持论虽甚激昂，其制行则仍是宋、明诸儒榘矱。孝悫之终命其子恕谷从学者亦由此。
　　尤著者，习斋力斥静坐之非，而自有一番工夫，名曰「习恭」。　　
[习斋之习恭与宋儒静坐之异]杜益斋问：「习恭即静坐乎？」曰：「非也。静坐是身心俱不动之谓，空之别名也；习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媿不能如尧之允，舜之温，孔之安，故习之。习恭与静坐，天渊之分也。」言行录王次亭篇
游马生学，教之习端坐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当心，头必直，神必悚；如此则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则诸妄自退听矣。言行录学人篇
　　凡此所谓「习恭」、「习端坐」者，纵谓与静坐不同，却不能不说与宋儒所谓「敬」者相似，故习斋于宋儒论敬，亦谓是好字面。若真如习斋所教习恭、习端坐功夫，便已是朱子「主敬」三法：伊川之「整齐严肃」，上蔡之「常惺惺」，和靖之「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当心，头必直」，即伊川「整齐严肃」法也。「神必悚」，即上蔡「常惺惺」法也，岂有神心悚而昏惰不常惺惺之理？「天理作主，诸妄退听」，即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法也。不容一物，本只是不容诸邪，故又曰「主一之谓敬」，「一」即天理矣。则习恭、习端坐，又便是延平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龟山所谓「静坐中观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矣。夫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本只是说默坐之时，此心澄然无事，乃所谓天理，要于此时默识此体云尔，非默坐澄心外，又别有天理当体认也。高景逸语故宋、元、明儒者主敬主静，其实出于一源，敬、静工夫，到底还是一色，惟字面不同耳。今习斋所谓习恭习端坐，与彼亦复何异？而云有天渊之别耶？西山真氏教子斋规：一曰学檀，二曰学坐，三曰学行，四曰学立，五曰学言，六曰学揖，七曰学诵，八曰学书。习斋之所谓「习」，正是西山之所谓「学」。年谱载习斋三十岁有「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一条。王昆绳说之曰：「宋儒静坐，与二氏何殊？先生当日原遵此学，后乃能脱去窠臼，直追孔孟正传，岂不异哉！」自今观之，「脱去窠臼」之说，似未全是。变静坐为习恭，正又其所论「有生后皆因习作主」之一例。习斋于此等处，既未能摆脱，又不愿深谈，而只架空过去，转成其学术之疎漏。故其后恕谷又规之，曰：　　
先生倡明圣学，功在万世，但窃窥向者束身以敛心功多，养心以范身功少，恐高年于心性更宜力也，时恕谷年四十一，习斋年六十五。乃以无念有念、无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质。先生曰：「然。吾无以进子，子乃于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书「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语于日记首，日服膺之。习斋、恕谷年谱均见
　　习斋称恕谷「无念有念、无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乃外出得之者，恕谷前年四十岁南游，得见陆桴亭思辨录，论体验未发一节，始悟此意，归告习斋，习斋服膺其说。是年冬，习斋始阅桴亭思辨录，盖亦由恕谷处得之也。恕谷三十九岁游越，问乐于毛奇龄。奇龄谓：「习斋好言经济，恐于存养有缺，存心养性之功，不可废也。」恕谷面辨之，谓：「颜先生省心之功甚密。」然恕谷于毛氏语，不能无耿耿。后得桴亭书，自谓存养之功稍进，又以是规习斋。故恕谷答邵念鲁书，在四十二岁自述为学经历，谓「少承家学，弱冠从习斋先生游，年几四十，入浙拜河右先生问乐，而经学颇进，已而得陆桴亭书，而存养之功亦稍进」也。此习斋论学，事物经济与心性存养并重兼顾，又为其学术自身之歧点者，二也。[自经济折入存养为颜学自身之又一歧点]梨洲虽力阐王学，然于静坐养心诸法，实少用力。若以此点观之，习萧尚守旧，而梨洲已趋新，不得徒以文字言说判两家学术之境诣矣。
　　[本心之天理]习斋又言之曰：「端坐习恭，则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则诸妄自退听。」语见前引此所谓「本心之天理」者又何物乎？明道尝云：「天理二字，是我自家体贴出来。」伊川亦云：「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天理」二字，正是宋明理学家惟一最上宗主，六百年来深思苦索，强探力辨，只求所以体贴此天理而存守之耳。习斋若主理由事见，则惟论事物习行，更不须此本心之天理；习斋若主理由功着，则惟求效用功绩，亦不须此本心之天理；若谓事物功利之外，而吾心自有天理，则此处大须体会，不得谓习恭端坐，即自扶起也。若谓本心之天理，与事物功利交济互成，实属一体，则下手工夫，将自事物功利以认识本心之天理乎？将自本心天理以完成其事物功利乎？凡此于习斋书中均未详及。故恕谷规其师，谓养心功少，而自有取于桴亭。此为颜学仍不免折入宋学心性之一途。又习斋论习恭端坐，推本古礼，又谓礼乐所以存心尽性，而于心性一边实少阐发。苟不能推明我之心性以兴礼乐，则不得不讲求古人之礼乐以范我之心性，而年远代湮，所以讲求古之礼乐者，又不得不借途于考据。恕谷之自有取于季野、西河以补其师之缺憾者在此。此又颜学所以仍不免折入汉学考据之一途也。习斋论学，虽欲力反自来汉、宋诸儒之病，然其学术自身，仍有歧点，未能打并归一，成严密之系统，为精细之组织。一传为恕谷，于习斋精神已有漏走，已见散漫。自习行转入于考究，则以后三百年汉学考据训诂之说也；自经济转及于存养，则以前七百年宋学心性静敬之教也。宋学既不能振拔，故存养一端，终归冷落，而考据遂成独步。颜学亦自此消失矣！[颜学之根本病]今考颜学体系，以习行代训诂诵说、著述纸墨之功，以事物代心性义理、静敬玄虚之谈，其议论本甚粗猛，甚痛快，带有革命之气度，而终归于与旧传统相妥协、相消融者，则厥在其讲礼乐之一端。习斋讲学，以礼乐与习行、事物为鼎峙之三足，而尤以礼乐为大厦之独柱，以礼乐打并内外，贯通古今，功利与性天，亦于此交融，最为习斋制行讲学精神所寄，而实亦颜学未能超出旧传统卓然自拔之所由也。[礼乐之两面]夫礼乐贵乎当时，而习斋泥于隆古；礼乐本古代政治上一种已陈之刍狗，而习斋以之为个人性命惟一之寄托。故礼乐之一面为习行、为事物，习斋所欲以痛砭旧传之病者；而礼乐之又一面则为性天、为古圣贤尧、舜、周、孔，仍是汉儒训诂考据、宋儒心性虚玄之见解为之作用、为之调遣。旧日之病根，盘踞已深，习斋未能斩伐驱逐，空言呵斥，虽言之已厉，亦复何补？间日之疟，去而复来，亦其宜也。然言北宋以来千年之学术，习斋之气魄力量，要不失为一豪杰。恕谷言：　　
思颜先生之强不可及。恕谷年谱
　　[习斋为北方之强]知师莫如弟子，恕谷可谓真知其师者。习斋，北方之学者也，其强不可及者，亦不失为一种北方之强也。
恕谷传略
　　李塨，字刚主，别字恕谷。保定蠡县人。生顺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1659－1733年七十五。少从学习斋，后世称曰「颜李」，习斋声光，由先生而大也。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学于乡。至都，左都御史吴涵聘主其家，命子弟从学六艺，且为刊所著大学辨业，一时显达皆过论学。安溪李光地为直隶巡抚，闻先生名，欲延致，命门人徐元梦道意，欲持先生所著书往，曰：「李公虚左以待，先生宁不往见？」曰：「都民也，往见非义。」卒不往。时三藩平，四方名士，竞会都门，无不乐交先生，鄞县万季野负重名，称先生「圣学正传」，慕从益众。先是，宛平郭金汤子坚为浙桐乡令，一岁使者三至，聘先生往，举邑以听，期年，政教大行。及晚年，杨勤慎修令陕西富平，亦敦请先生往，曰：「学施于民物，在人犹在己也。」应之。先生曰：「富邑，乱国也，治须严，然严不伤宽乃得。」教之禁斗争，断赌博，勤听讼，减催科，抑强恤弱，行之如桐乡时，民俗遂变。乃语以旌孝弟，崇学校，选乡保，练民兵，劝农桑，兴水利。慎修从先生言，百废俱举。关西学者闻风而至。既归，迁居博野，修葺习斋学舍，以召学徒，从游日盛。年羹尧用兵西陲，以币再来聘，皆力辞，称病笃。隐居治农圃，卒于家。
学术师友大要
　　[恕谷论学大体]恕谷从学习斋，论学大体相似。曰：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
　　因深斥明末学风，谓其：　　
承南宋道学后，守章句，以时文八比应试，高者谈性天、纂语录，卑者疲精乱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莱阳沈迅上封事曰：「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利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惭且恸也。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又曰：　　
[善人书生之学]自秦火后，而学术划然一变……寻之经书……而习行少，讲说多。德行让之长者，如陈寔、荀淑等；政事让之雄豪，如周亚夫、霍光等；而专笺注传经为儒者……塞天地、横四海之圣道，仅存一线……程朱诸儒出，慨然欲任圣绪……而沿流既久，寻源为难。知训诂不足为儒，而内益之以心性，外辅之以躬行……退处则为乡党自好，立朝愿为讲官谏臣，所称特开门户以转世教者，不过如是。……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猷，则拱手推之粗悍豪侠，其自负直接孔孟者，仅此善人书生之学而已。……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此指孙圹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呜呼！谁实为此，无怪颜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与方灵皋书
　　其痛论汉以下儒学疲软空虚，与习斋如出一口。其对宋、明以来理欲之辨所持见解，亦守习斋论旨。谓：　　
[理欲之辨]「理」字圣经甚少。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道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理见于事，……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两仪、人物以前，则铸铁成错矣。传注问
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离事物何所为理乎？同上
即以「理」代「道」字，而气外无理……未有阴阳之外，仁义之先，而别有一物为道者；有之，是老庄之说，非周孔之道也。同上
　　此辨理字视习斋尤明晰，谓理在事中，不在事先，与以往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言理，如出一辙，其实亦自明儒理气之辨来也。又曰：　　
阳明有格去物欲之说，近宗之者，直训「物」为私欲。……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谓之私欲可乎？外之物，声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谓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谓耳目为声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岂私欲邪？犹人羡人金玉而盗之，始谓之盗，始称之贼。岂人与金玉，并未染指，而即坐以盗名，定为赃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诛其犯酒禁也。大学辨业卷三
　　此即习斋「义理在气质之中，气质无不善，引蔽而始有不善」之见也。又曰：　　
圣门专重学礼，宋儒专言去私。学礼则明德、亲民俱有实事，故曰「天下归仁」。去私则所谓至明至健者，祇在与私欲相争，故训「克」曰「胜」曰「杀」，训「礼」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实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剪除六贼」之说得以相杂。始以私欲为贼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气质为贼而攻伐之，是戕贼人以为仁义也，其害可胜道哉！传注问
　　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犹东原「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之说也。又曰：　　
自宋有道学一派，列教曰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诚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谈性天，捉风捕影，纂章句语录，而于兵农、礼乐、官职、地理、人事沿革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文。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强，遂好武断。恽氏族谱序
　　此则东原「宋儒以意见为理」之说也。凡此皆本之习斋，亦有与习斋持论稍稍相出入者，大体已详习斋学案，此不具。惟习斋以博野一老儒，穷死独守，声光甚闇；恕谷则历游南北，交游既广，名誉藉甚。使当世知有颜氏之学者，胥恕谷为之。而习斋当日精神，亦仅恕谷一传而止，是颜氏之学至恕谷而大，亦遂至恕谷而失，略述恕谷师友往还之间，可以见其微。而习斋、恕谷师弟子之间，其相处尤多足以风末俗者。
　　[习斋恕谷之交谊]据年谱，恕谷年二十一，始访习斋，深以学习六艺为是。翌年，闻习斋卖侧事，往谏，曰：「先生正名买侧，为媒所欺，可出不可卖；今使媒转卖，是我又使之欺人也。」习斋以年将老，立嗣事迫，媒还原银，图再买，意难之。先生曰：「改过不畏难也，畏难则过不改矣。先生为千百世之人而畏难乎？」习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疮，昏则惰，惰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既是鄙言，愿朝闻夕行。」习斋曰：「何待夕？」饭毕，即同恕谷寻媒，出原银十九两赎女，出之其父。恕谷服习斋改过勇，跃然志气若增益，效习斋立日记自考，自此日始。时恕谷年二十二，习斋年四十六。习斋曰：「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恕谷泣下。自此常与习斋会质日记，互致箴规。自言：「思每会，颜先生诤讥，致愧赧无以自容，非是则愚昧安有成哉！」三十一而恕谷于习斋亦时有所献替：　　
与习斋言交友须令可亲，乃能收罗人才，广济天下。论取与，习斋主非力不食，恕谷主通功易事。二十四
与习斋曰：「人有囊无一文，而不害其为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于小者。」习斋曰：「足下家贫累众，不谨将致变操，宜小之，愚勉大之。」二十五
习斋规恕谷策多救时，宜进隆古；先生规习斋尽执古法，宜酌时宜。同上
　　恕谷年三十一岁，始执贽习斋正师弟礼。　　
习斋过恕谷，见诸友欢聚，谓曰：「吾当勉于狎足成欢，子当勉于庄足成礼。」三十二
习斋南游，教恕谷强立，减诵读。恕谷规习斋勿多言高亢浮躁。三十三
恕谷规习斋，道大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习斋书于日记之首。颜五十九
恕谷南游归，谒习斋质学。习斋曰：「此行历练可佳，惟勿染南方名士习耳。」三十七
恕谷第二次南游归，往拜习斋，曰：「先生倡明圣学，功在万世，但窃窥向者束身以敛心功多，养心以范身功少，恐高年于心性更宜力也。」乃以无念有念、无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质，习斋曰：「然。」四十一
　　[恕谷之重视交游]师弟子之相处如此，洵足感矣！而恕谷生平，于交游尤重视，尝言：　　
自古圣贤，无有不资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伦于君臣、父子间。孔子大圣，而于子产、晏婴兄事之；汉儒甚重游学，至于担簦、都养、司扫除，不告穷瘁；宋儒若程、张、朱、陆，俱多声气。塨于先正无能为役，少年食糠核，衣鹑结，贫甚，然不敢自弃。入泮后，始从颜先生游，三四十里尝步往。既而走四方，凡海内道学才隽，通儒文士，无不委曲纳交者。是以极愚至陋，而于身心颇有功力，经济颇有见解，礼乐、兵农、经史颇有论著，考古几通万卷，皆朋友力。……人仅欲为乡党自好者，闭门无交可也，若如大论尽性至命，参赞化育，继往开来，舍友其何以哉？答冯枢天书
　　又与王昆绳书曰：　　
塨滞都门，实非所乐。兼之颜先生年迈无与，见则促以归里，然尚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窦静庵，皆卓然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户庭而可为矣。如塨者，窃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则继往开来，责难谢焉。当此去圣既远，路岔论豗，非遍质当代夙学，恐所见犹涉偏固，不足闲道。又挽世警众，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谁闻之？时年四十三
　　又与冯辰言正学难合，辰曰：「宜弢晦。」恕谷曰：　　
如守习斋之道而专弢晦，覆蔽澌灭矣，何以明行于天下万世乎？故不得不通声气、广交游也。有从者此道传，有排者此道亦传。此颜先生意也。时年四十九
　　[颜李绝不同之一点]习斋穷壤一老儒，而恕谷汲汲于通声气、广交游，实为师弟子绝不同之点。恕谷之汲汲于此，求以明行习斋之道，意诚慨切矣，然恕谷自称考古几过万卷，显背师门之旨。[恕谷南游及其思想之转变]而恕谷之移情考古，则自南游始。年谱：恕谷三十七岁，以郭子坚招往桐乡，遇王复礼草堂，山阴人，阳明五世孙为恕谷言太极图本道家说，今本大学、孝经系朱子改窜，考辩甚博。恕谷由是始闻南方考订之学。归谒习斋，习斋戒以勿染南方名士习，然尚未溺情于著述也。[恕谷与毛西河]翌年，毛大可寄其驳太极图、驳河图洛书二种至，大可子姬潢，与恕谷为同年明年三十九恕谷以郭氏兄弟坚邀，再如浙，习斋嘱以无作无益诗文；而恕谷是年上习斋书，论宋儒学术之误始周子，以太极图及河图洛书为说，显已走上南学考订路径，与习斋精神歧出矣。是年选陶渊明集，选韩昌黎文，亦与习斋叮嘱之意正反。大可又书至论学，遂如杭问乐，访王草堂，又见姚立方，盖皆精于考订，有以动恕谷之心。毛氏论习斋好言经济，恐于存养有缺。在毛氏之意，盖欲摇恕谷，使舍习斋而己从，恕谷虽力辨颜先生省心功甚密，然其后恕谷又自以缺存养规习斋，恕谷思想之转变，实肇于此。又明年四十，恕谷投受业刺于毛氏，又与论易，自后恕谷治易诸书，皆自王、毛二氏发之。又恕谷初至桐，有钱晓城者，名煌，首以弟子礼来谒，晓城亦习考据，有壁书辨伪、中庸辨、孟子疑义诸书，盖有闻于阎百诗、姚立方之说者。恕谷论学卷二，有「钱丙不讲学问，不讲持行，专以明理为言。年来加以狂怪，将大学、中庸、古文尚书、易系辞、周礼、仪檀、礼记、春秋三传，有见者，有未见者，望风而诟」条，其人疑即钱晓城，其学盖不足道。恕谷于考核本非长，挟其师「六府、三事、见伪古文尚书三物」见伪周礼之说而南，闻晓城之论，不能无辨，而无以穷搜博考为自信，成书一卷，呈大可。大可故喜名，不欲人出己右，已心妒百诗辨伪古文获盛名，务欲凌出之，得恕谷说则大喜。乃急为古文尚书辨白，先成定论四卷，后乃为冤词八卷。大可自负博才，不免以急名忌前为恕谷所误，而恕谷乃欲借大可之博辨为习斋作护符，则又转自误也。其上毛书氏谓：　　
今人辨尚书有伪之说，先生既有驳正，此事所关非小。……阎百诗书未见，姚立方所著略观之，钱生晓城书则详观之，均属谬误。今人驳尚书不已，因驳系辞；驳系辞不已，因驳中庸，不至扬矢周、孔不止。此圣道人心之大患，岂能坐视不言？塨亦欲少有辨论，俟录出请教。
　　[恕谷欲以考订为卫道]知恕谷于考辨之学，所入未细，故不能深为别择。立脚不定，乃欲效当时南方学者藉考订为卫道，以求明行其师习斋之学于天下，而精神乃与习斋显背。其后恕谷北返，以晓城告习斋，习斋移书晓城，力言书生文人之非儒。而曰：
[习斋论书籍真伪可无问]离此经济一路，幼而读书，长而解书，老而著书，莫道讹伪，即另着一种四书、五经，一字不差，终书生也，非儒也：幼而读文，长而学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词技，虽左、屈、班、马，唐、宋百家，终文人也，非儒也。……但得此义一明，则三事、三物之学可复，而诸为儒祸者自熄。故仆谓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亦无妨也。今与之辨书册之真伪，著述之当否，即使皆真而当，是彼为有弊之程朱，而我为无弊之程朱耳，不几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
　　此论痛快斩截，盖亦屡以告恕谷，若恕谷受其说，可不折入南学考据之途矣。今恕谷务欲广声气，纳交游，而当时南方学风，早已走上考订一路，恕谷亦不得不委曲追随，以自堕于书生文人一类，良可惜也。恕谷后集与方灵皋书亦云：「周礼，人方疑为伪书，何有三物？但门下不必作周礼三物观，惟以仁义礼智为德，子臣弟友五伦为行，礼乐兵农为艺，请问天下之物，尚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当在此三物外者乎？」议论亦与习斋一气，惜乎恕谷不能紧守此见，而终以考辨自溺也！
　　[恕谷再度南游与思想之再变]又恕谷在桐，戊寅四十有馈以陆桴亭思辨录者，读其论人心未发，遂悟「有事无事、有念无念皆持以敬」之说，自谓「自幼为学，惟戊寅年即四十岁之年功颇密」。此证恕谷以后论存养、论敬，亦自南方学者间得之，盖恕谷隐以此补毛氏驳习斋之缺也。恕谷复自言：「思向论礼，未能考古准今，今颇知依据；向不知乐，今知乐；向以道心无私欲，今知无私不足尽道心，必钦而明。此自戊寅至今己卯所历者。」恕谷学问转变，由其两度之南游，恕谷亦自言之甚晰矣。[恕谷生平大著述大学辨业亦南游后见解]恕谷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大学辨业，亦始戊寅。其论自习斋「乡三物」之说外，古本之辨，取之王草堂、毛大可；主敬之意，得之陆桴亭，亦南游后见解也。其后毛大可着四书逸讲笺，乃谓：　　
蠡吾李塨受大学去……着大学辨业四卷……。其文则犹是所受古本，而格物大指顿乖旧义，同门发其书以为叛教。
　　盖大可好名忌前，内敬恕谷，必欲其出己门下为名高，乃往往故抑习斋，以相挑拨。然恕谷大学辨业一依古本，自南游交毛、王诸人始知之，亦实事也。翌年，四十一恕谷北返，至淮安，访阎百诗论学。其明年，有书寄大可述其事云：　　
客岁拜别函丈，过淮上晤阎潜邱，因论及古文尚书。塨曰：「毛先生有新着」云云。潜邱大惊索阅，示之。潜邱且阅且顾其子，曰：「此书乃专难我耶？」塨曰：「求先生终定之！」潜邱强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塨曰：「不然，圣经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门户者，况学殖如先生，惟是是从，何论人己？」已而再面辨析他书甚伙，毫不及尚书事，想已屈服矣。
　　恕谷既内慕南学博辨，而涉之未深，故于阎、毛两家得失不能判，又不能效其师之超然而强立，彷徨歧途，则恕谷之柔也。恕谷既归，见习斋，即以读陆桴亭论存养之见进，谓习斋恐于心性更宜力，习斋深是之。其实此亦颜学一歧途，惜乎习斋已老，时年六十五不能深剖之。[恕谷在都交游]恕谷四十二岁入都，又交万季野、胡朏明，此皆南方博辨士，恕谷从此益移情考古不自觉。是年见胡氏易图明辨，言太极先天河图洛书之非，上书毛氏，以六律正五音图求正，并问郊社及经义。毛氏答书，盛称恕谷英隽，盖世一人，且言已镌学乐二卷入西河合集。大可必欲拉拢恕谷以自重，而恕谷又续着禘祫考辨、郊社考辨诸文，与万季野过从渐密。恕谷自记其事云：　　
[恕谷与万季野]时吴都宪涵榻予论学。季野暴闻予名，又知予与毛河右游，先是万氏叔季在史馆纂修，为河右所折，嗛之。金德纯特筵招胡朏明、季野及予，年谱在庚辰四十二岁四月，恕谷与胡、万初见予后至。季野酒余，赫然曰：「河右全集序为先生撰，称许太过，将累先生。」予谢手曰：「敢拜直言！然序文，先生未深读也。序以躬行自励，以读书归毛先生，方惭虚大，非以屈谀。且圣道恢廓，讵一说而已？」胡子曰：「然。」因罢去。既而谓予曰：「先儒训学错出，愚谓祇是读书耳。」予不答，但叩其长。年谱在庚辰九月，谓「季野言禘及宗庙制甚析」。按：恕谷着禘祫郊社考辨，在十一月，似亦受季野之助力岁辛巳，恕谷四十三都宪及徐少宰秉义谋梓予大学辨业。予思季野负重名，见不合，或诋谰，不如先事质之，袖往求正。踰数日，季野见，下拜，曰：「吾自误六十余年矣！季野卒康熙壬午，年六十五，则与恕谷语为六十四岁时也。吾少从游黄梨洲，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遂忽忽至今，不谓先生示我正途也。」年谱在辛巳二月自此情好日密。一日，季野讲会，众拈郊社，季野曰：「未也，请先讲李先生学。」因举辨业所论格物即学六艺，历历指示，曰：「李先生续周、孔绝学，非我所及，诸君有志，勿自外。」并延予登坐讲郊社，予辞谢去。年谱在辛巳四月嗟乎！吴、越文人，争尚浮夸，季野耆宿，襃然厌于上，公卿趋其余风，今忽闻野人一言，倾心折服，舍己从之，是一端也，几于大舜矣！时季野修明史纪传成，尚缺表志，无助者，与予杂论经史声韵。季野曰：「夹室并庙室皆南向，故顾命西夹南向敷席，晋立古文尚书不可废。」予曰：「夹室东西向，非南向，尔雅称『东西厢』是也。公食大夫礼宰东夹北西面，使并庙而向南，宰何为立庙后乎？立庙后，何以至东西序授酰酱荐豆乎？古文尚书自汉孔安国送官府，至晋中秘尚存，惟无传，东晋梅赜始得安国传奏之，非献古文尚书也。」曰：「何见？」曰：「见隋书。」按：此层即毛西河本之以衍成古文尚书冤词者也。程绵庄青溪集古文尚书冤词辨及沈彤果堂集书古文尚书冤词后均有辨；后山阳丁晏尚书余论，又别有说明，可参看。予又曰：「古无四声，有之始齐周颙。古惟分宫商五均，不分平入四类。」季野怃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归检之，信，携手曰：「天下惟君与下走耳，阎百诗、洪去芜未为多也。」王懋竑朱子年谱别录原序，有洪璟序一篇，称「家兄去芜」，即王谱所称洪谱之作者乜。乾隆歙县志文苑：「洪嘉植，字去芜，洪源人，以布衣而谈理学名，公卿尝上章蔫举，辞以亲老不就。着有易说十五卷、春秋解二十卷。」惟未及其朱子年谱。去芜与王昆绳交最密，互相序其文集，『见居业堂集』昆绳又称「去芜极服阎百诗博雅精识，虚心服善」。『居业堂集卷七与阎书』今恕谷年谱，改称「太原阎生」，削去洪去芜名，疑冯辰辈已不详洪去芜其人。至梁氏学术史，乃即以洪去芜为洪环，尤误。又按：洪璟乃阳湖洪亮吉曾祖，曾官大同知府，见恽敬洪编修遗事述。从臾王尚书鸿绪来拜，意招予同修明史，予辞谢不愿也。无何，季野卒，予亦不往尚书家，事遂寝。年谱在辛巳十月万季野小传
　　恕谷此文，亦极引季野为己重，而又于季野致微词，可知恕谷一瓣心香，固永远在习斋也。然古文尚书一辨，恕谷先以告大可，今又述于季野，恕谷终不自悟其非。其辨夹室方向，辨四声五均先后，亦非习斋讲礼论学之旨。谓季野谋延同修明史，而谢不愿，其后年谱载朝臣欲征恕谷修明史，方望溪言其老病不能出而止，癸卯，六十五恕谷弟子刘调赞极惜之，痛斥方氏，至谓「『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古今同慨」，与师门往日所以谢季野者异矣。盖季野在当时负盛名，徐立斋谓：「焉有为荐绅可不识万季野者！」『见黄百家所为墓志铭』方望溪为作墓表，亦谓：「季野至京师，士之游学京师者争相从问古仪法，月再三会，录所闻，共讲肄。惟余『方氏自称』不与，而季野独降齿德而与余交，并要之为作身后之传。」其后大为谢山所讥，以季野死京师史局中，而方氏误谓卒于浙东，欲吊之而无由，其言大可怪。『见全氏季野传跋语』一时学人，好牵引为重，恕谷笔墨之间，亦未能免。其为大学辨业，遍请当时名士为之题辞，而无毛大可，盖已成嫌隙矣。恕谷寄辨业于大可，在康熙丙戌『四十八』，是后即无往回；大可之死，亦不见于年谱，则两人固隙末也。然如阎潜邱、胡朏明辈，亦仅以考据家眼光，论程朱改窜大学之非，以及大学不必曾子作，于习斋「乡三物」之说均非能倾心，独年谱载季野一序，始扼要发挥习斋「乡三物」宗旨。而恕谷万季野小传顾不及其事，则恕谷之请季野序其书者，固亦仅以免纷争，而非真心相契重耶？今刻辨业诸题辞仍无季野，殆以季野成文迟，不及待
　　然则恕谷之所得于诸君者亦至廑矣。要之，习斋北方一老儒，而其驱迈之气，实欲扫除千古壁障，今恕谷求以明行习斋之道，而不免沾染南方学者考古穷经之习，即已不脱书生气局矣。移步换形，貌存神离，自信不坚，引外为重，宜不足以转捩一世之视听也。
　　[恕谷一生为学转变]恕谷尝自述其为学经过云：　　
予自弱冠庭训外，从颜习斋先生游，为明德、亲民之学。其明德功课，则日记、年谱所载是也；其亲民条件，则瘳忘编、阅史郄视，今大半汇之平书订者也。而无暇治经义。经义大率阅宋儒所注今世通行者，即间及十三经注疏以及汉儒诸书，忩忩未深考也。迨年几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学乐余力，受其经学；后复益之王草堂、阎百诗、万季野，皆学穷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经义，犹以证吾道德、经济，尚无遑为传注计。至于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将耄，功之不建，于是始为传注。恕谷后集诗经传注题辞
　　此恕谷自言一生学术转变极清晰。言孔孟不得不牵连而治经义，洽经义不得不为考核训诂而走上南方学者之路。政治事业既无发展，则晚年仍不得不为传注著述，此亦当时情势使然，不得尽责人事也。
　　壬午，四十四岁恕谷归里，往见习斋，习斋曰：「吾素可子沉静淡默，而此见微有浮骄之气，宜细勘改之！」恕谷竦然。习斋之所以规恕谷者深矣！大抵恕谷交游，在南遇毛大可，在北遇万季野，二人之影响于恕谷者特大。故恕谷有「海内惟毛河右知礼乐，万季野明于礼文，向问之不厌反复，今季野长逝，河右远离，吾道之孤，复将谁质」之叹。年谱，癸未，四十五[恕谷与王昆绳方灵皋]而恕谷在都交游，其昵近者厥为王昆绳、方灵皋。恕谷、昆绳初见在庚辰，四十二岁昆绳自负奇气，不可一世，而极推恕谷，尝曰：「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刘继庄，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实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也。」文集卷八，复姚梅友书一日，昆绳与恕谷同榻，中夜呼恕谷曰：「吾自少闻道学言不慊，乃学经济，无所用，学古文，自谓必传于世；近闻吾子言颜先生学，又知文词亦属枝叶，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业习斋决矣！」越三年，癸未六月，恕谷为昆绳作价，如杨村执贽于习斋；而是年正月，昆绳介恕谷与方望溪论学。恕谷自谓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然望溪与恕谷学术终不相合。恕谷既卒，望溪为作墓志铭，诬其死友，恕谷门人深致不满。而望溪谓：「吾友王源昆绳，恢奇人也，所慕惟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为迂阔，见刚主而大悦，因与共师事习斋，时年将六十矣。」其言颇得昆绳之情。颜、李本近阳明，故与昆绳相投。其后德清戴望子高治颜、李，刘师培作传，谓其虽嫉宋学，然力崇王阳明；其诗有曰：「艰危触处见经纶，周汉而还有几人？怪雨盲风江路湿，阳明古洞自生春。」此亦颜、李精神与王学相近之一证也。而恕谷与望溪书，亦谓：「先生与王昆绳，少年皆从事才子文人，非从事圣贤之道，大学、小学以次而入者，故其气盛，其情浮。」恕谷于昆绳，时有微辞。恕谷后集三，与方灵皋书谓：「昆绳夙学，原从豪杰入，故共学经济，更其所长。」颇欲以究心性之功者望望溪，而望溪终不契也。颜门有王昆绳，以为声气之宣传，则为益实大，若求切实负荷，昆绳非其人。恕谷之东西南北，皇皇栖栖，求以明行颜氏之学于天下，而所得不能如其所期。盖当时学术文采，尽在南方，恕谷告黄宗夏有曰：　　
[恕谷交游所得不如所期]天地之道，极则必返，实之极必趋于虚，虚之极必归于实。当其实之盛而将衰也，江、淮迤北，圣贤接踵，而老聃、列御冠之流，已潜毓其间，为空虚之祖。今之虚学，可谓盛矣，盛极将衰，则转而返之实者，其人不必在北，或即在南。送黄宗夏南归序
　　恕谷盖隐以北方实学自负，而欲广声气、大宣传，则不得不望之南士。然恕谷又常自慨，曰：　　
思北人多忮，忮，强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势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然集而为党，其势常强。年谱，丁亥。又书明刘户郎墓表后，谓：「尝披廿一史，汉、唐、北宋名臣，率在北方，及南宋而北人寥寥。南好浮华，北习固陋，毋怪史传之南多而北少也。」
　　其殆有所深感而发也。同时又曰：　　
[恕谷之忙]思家务上事下畜益繁，学问此思彼辨益多，交游应酬益广，天下万世之虑益奢，一日忙如扑火，视习斋当日所处又不同。年谱，丁亥
　　方恕谷入京，习斋规之曰：「勿染名利。」恕谷曰：「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习斋首肯。此其师弟子制行之不同也。然习斋精神，重在一身之习行，老死户牖，光气则凝；恕谷东西南北，持习斋千古一发之独见，求以共信于天下，其光耀而弱，其气流而散。当时言理学者既率宗程朱，否则务考据，其精神意趣皆与颜学迥殊。恕谷踽踽独行，掉臂于羣纷之中，宜乎其艰矣。[习斋晚年之衰]我尝细诵颜、李两年谱，习斋意气，自恕谷远游以后，日见其衰；恕谷精神，自习斋逝世以后，日见其歧。当日师弟子以发明圣道，逆转汉以来二千年积非为己任，其志诚大，其任重而道远，其求所以胜任愉快者，良匪易也。谓习斋自恕谷远游而意气日衰者，恕谷游浙归，习斋年六十五，日记屡书「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习恭」，此见其意气之衰也。然庚辰习斋六十六评塨日谱，戒以「用实功，惜精力，勿为文字耗损」。辛巳，又教塨：「今即著述尽是，不过宋儒为误解之书生，我为不误解之书生耳，何与于儒者本业？」其叮咛甚切至，而恕谷著述之情方浓，自称：「上问古人，岂得已哉？」癸未，习斋卒前一年语习斋卒，毛大可来书，称其：「于礼乐大事，皆洞彻原委，实先圣先王所系赖一大人，勉之勉之！」恕谷覆书，自谓：「学乐书已成六卷，学礼则郊社、禘祫、宗庙、田赋、士相见、冠、昏、丧、祭各有论著。」丙戌，四十八同年，又注易系辞，辨周子太极图之诬，辨陈抟河图洛书之妄，辨本义筮法之非古，辨先后天图之为异端，辨卦气图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又翌年，戊子，五十重着学乐卷三、卷四。丙午，六十八又注春秋。翌年，六十九望溪来邀入京，恕谷自言：　　
念老矣，天下良友，惟皋闻、恽鹤生灵皋。皋闻之会不可必矣；灵皋尚近，向者论学尚未尽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毕生之憾。
　　乃入京晤之，而首辨「庶子为君，尊母为夫人｝云云，则恕谷固不免力求为一不误解之书生矣。次乃及颜先生学，方氏怃然曰：「愿先生急着治平书以为世法，则正学兴，彼学退矣。」在方氏固为遁辞，在恕谷正自入歧途也。故曰恕谷自习斋之死而精神日歧也。[恕谷精神之歧出]综观恕谷一生学术，言义理则兼斥宋、明，尚不失习斋宗旨；言考据则并信周官、古文尚书、易传，实为时流之逆转。以旧传统言，反程朱兼反陆王，若几于叛道；以新潮流言，信周官并信古文尚书，亦不免不智。宜乎恕谷之终不能大信其说于天下也！自恕谷游浙，后百五十年，德清戴子高以十四龄童子，于其家敝簏中得恕谷赠其先五世祖所藏颜先生书，遂知爱好，后乃着颜氏学记，为晚清颜、李学重光之端。其事仍起于恕谷之远游，其业仍成于南方之学者，是亦一奇！
　　且恕谷为学，亦终未全脱宋儒窠臼也。年谱己亥，六十一「思年老学习功难，当益纯于内地。」此实与习斋一色。习斋亦以晚年衰病，常习恭，恕谷之益纯于内地，盖即习斋习恭之教，其实无大殊违于宋儒之所谓敬、静也。[恕谷未脱宋儒窠臼]恕谷七十岁，戊申语黎长举以「顾諟明命」之功曰：　　
[反顾此心湛然在内]吾子留意于「顾諟明命」，可谓探本者，然为之有道。每日夙兴，即为所当为之事，作何事即存心于何事，接何人即存心于何人，事竣人去，反顾此心，湛然在内，一切声色货利，毫不系于怀，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谓「终日干干」也，所谓「执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静坐，以食二氏遗毒也。若欲静坐，则向晦未卧，鸡鸣未起，除省察前日所为得失、今日所为兴除外，被衣直坐，收摄天君，片时亦可，然主敬非主静，所谓「夕惕若」也。总之，皆「顾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义礼智也。若驰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氲生物之始，以为「顾諟」，则误矣。前功既熟，则耳聪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
　　不悟吾心之仁义礼智，岂即收摄存心所能显？若不然，即仍须程朱格物致知工夫，否则仍是阳明良知见解。细籀恕谷所言，实无以远异于阳明在贵阳所谓「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之意也。其论礼乐，自习行转为考古，固与师门意趣大异，然习斋亦自有其不可行。恽皋闻与恕谷书，自称「六艺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即耳目亦未见」。今习斋乃欲以举世所身手不涉、耳目不见者强人习行，亦徒见其迂阔而远于事情。故习斋习行之教，不能以当身为务，而以复古为说，宜其一传而变为恕谷之考古；而恕谷复拘牵于习斋「六府、三事、三物」之教，遂以周官、古文尚书为真古，而考古之业亦入于断港绝潢而不可通。颜、李之学，终于湮沉，不能大其传，而自此二百年学术，遂完全走入书生纸墨一路，吁！可悕也！[颜李湮沉后学术遂完全走入书生纸墨一路]黄干朱子语类门目学条，谓：「近世逞虚言而不实践，乃学者之罪，正原于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苟或惩此，别立一法，后致知而先行事，则其始虽若有近效，而其终之弊，必致废书而流于异端。不然，所见不充，规模狭隘，不过于循默自守而已。所谓经纶大经则无矣。」此条发挥朱学精神，极平而极透。习斋力斥读书，正犯「规模狭隘」之病；恕谷微变师传，不可谓失，只是其时南方学者，已走上博雅一途，又屡经清廷之奖掖，遂使此后学术，全成文字纸片。此亦时风众势所会凑，不得怪恕谷。至恕谷生平行谊，虽与习斋穷老户牖不同，而硁硁自守，不失师门志节。[颜李志节]近人黄节为恕谷年谱跋，谓：　　
恕谷用世之志，老而未衰，故南游江、浙，西历秦、晋，以及嵩、河、济、洛之间，汲汲以得所措施为事……顾……恕谷既志于用世，而王颛庵以学行荐，辞；李安溪以知律吕达之当道来召，辞；十四王西陲用兵，以车马来聘，辞。窥恕谷之志，则若就之有浼者然。呜呼！何为其然也？读此编者，苟明乎恕谷之志……庶几不至以言学之事，而骛于急功希进之心。呜呼！斯则恕谷之所为教。
　　斯亦恕谷之所由终异于南方博雅之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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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阎潜邱毛西河　附：姚立方　冯山公　程绵庄　胡东樵　顾宛溪
潜邱传略
　　阎若璩，字百诗，潜邱其自号也。先世太原人，五世祖始居淮安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六十九。少口吃，六岁入小学，读书千百过，字字着意犹未熟，又多病，常闇记不出声。年十五，冬夜读书，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卧沈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古文二十五篇为伪，沈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为毕生著述最大者。又有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邱剳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二十卷。康熙十七年，应博学鸿儒科不第。后入徐干学昆山一统志局。晚以清世宗召，至京而卒。潜邱平生专长在考证，其子咏先府君行述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潜邱亦自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剳记卷六又言：「有志之士，务在审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学以尽其才，固自有可传之道与可以比拟之人，而无取乎过高之誉也。」此潜邱毕生最确之自道矣。剳记卷五与戴唐器。此语出杜浚于皇变雅堂文集卷一徐荩臣诗序。杭世骏阎先生传，误谓潜邱自创语，然实可为阎之品评也。
潜邱之考据及其制行
　　[当世称传潜邱考据逸事]潜邱为世称道，皆在其考据。尝归太原故籍，适顾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潜邱为改订数条，顾虚心从之。时年三十七应博学鸿儒科在都，交汪琬。汪着五服考异成，潜邱纠其谬数条，汪不怿，谓：「百诗有亲在，而喋喋言丧礼，可乎？」潜邱应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谓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按：此乃李义府、许敬宗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余唾？」徐干学因问：「于史有征矣，于经亦有征乎？」潜邱应之曰：「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夫子殁，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死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其亲在时也。」汪无以应。都下盛传之。徐氏盛宾客，而重潜邱踰常等，每诗文成，必俟裁定。尝云：「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又尝录其考证辨析议论，署曰碎金，以为谈助。潜邱自言：一日在徐寓邸夜饮，徐云：「今日直起居注，上问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思之不可得。」潜邱言：「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应是昔人论此事者作此语，第不知出何书耳。」徐极称其博。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谓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八百破开州蛮冉肇，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虏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处。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札记卷二又自惜此条，不及见录于徐氏之碎金。盖潜邱为闲闲一语，肯留心二十年外，终为检得出处，无怪其深自矜许矣。[昔人对潜邱之批评]杭大宗为潜邱作传，称其生平所服膺者有三人：曰钱牧斋，黄梨洲，顾亭林。然于钱犹曰「此老春秋不足作准」；于黄曰「太冲之徒粗」，黄氏待访录指其误谬者，不一而足；于顾之日知录，亦加补正。时阎、顾犹未定交，谓其「极学士之精能，非鸿儒之雅度」。四库提要论潜邱剳记亦云：「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辨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今考剳记卷四南雷黄氏哀辞，称：　　
[潜邱眼中之读书人]当吾发未燥时，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曰钱牧斋宗伯，顾亭林处士，及先生梨洲而三。钱与家有世谊，余不获面；顾初遇之太原，持论岳岳不少阿，久乃屈服我：至先生则仅闻其名。……盖自是而海内读书种子尽矣！
　　[潜邱与亭林]潜邱以牧斋与黄、顾并尊，殊为不识高低；于亭林亦非能推敬，特以「久乃屈服我」自喜。即以考据言，顾、阎实远非等伦。顾书着眼学术风俗、民生国计，有体有用；阎则只是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极其至亦不过一读书人耳。顾氏自称日知录乃采山之铜，而阎之考证则称碎金，其气魄精神之迥异，即此两语可见。阎氏获交亭林，不能挹其拨乱涤污之深情，顾乃以读书人浅见，驳正小节，以为亭林之屈服，亦征其自处之狭矣。其于梨洲，自比聂双江之于阳明，于梨洲没后称弟子。[潜邱与梨洲]然谓：「先生爱慕我，肯为我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又日：「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翦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则潜邱之推服梨洲，明白言之，正推服其能推服我耳。抑余考梨洲序疏证，仅云「如此方可谓之穷经」，非以「经神」相许也，而潜邱乃借托自况，何哉?且潜邱有与戴唐器书，“札记卷五”驳正梨洲待访录，似已在梨洲身后，故有「乞设身处南雷先生地，一一驳我以归一是」之说，然其所辨如「屠毒」当书「荼毒」，讲学应称「东面」非「南面」之例，是岂不可以已?潜邱于黄氏书，绝不能发挥其大义，或加以纠正，仍不过以读书人见解自炫博辨，潜邱果未为能知黄氏之学者。[潜邱不脱学究气为陋儒]且梨洲为潜邱序疏证，潜邱感激不忘，及其身后自称弟子，乃今疏证后四卷，直呼黄太冲，并不正师弟子之称，是自师之又自背之矣。尤甚者，至拈其序文「『人心道心』十六字出荀子，为道学之蠹」一语，按之梨洲往日议论，谓：「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岂三代下可伪为?」笑其先后互异，“见疏证卷八第一百十九条下”若藉此自夸其识解之远出梨洲上者，而不悟其有乖往昔感激自称弟子之意，且非学者襟度，方且见笑于通人也。全谢山有云：「征君稽古甚勤，何义门学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学究气为可惜，使人不能无陋儒之叹，盖限于天也。」张石州为潜邱作年谱，谓：「讥为陋儒，似觉太过。」然观此等处，潜邱之深自矜负其博者，正弥见其陋矣。抑潜邱虽自负，而失意于鸿博，康熙十八年，潜邱应鸿博荐与试，报罢乃暮齿心热，不忘荣宠。[潜邱之晚节]岁癸未，潜邱年六十八玄烨巡河过山阳，问：「此中有学问人乎？」或以潜邱答，谓其长于考据，最为精核。随传旨召见，以御舟行速，不果。潜邱不胜拳拳，遂命其子咏恭呈万寿诗八首，今见剳记卷六四书释地一帙于畅春园，蒙恩见收。玄烨并语侍臣：「阎若璩学问甚优。」咏闻之感泣，驰书报父。潜邱因书属咏曰：「皇上天章云烂，草野布衣，皆得望见，汝且勿归，为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当亲来。」适玄烨自口外回京，咏跪迎石匣口山边河干，恳乞御书。玄烨亲问其父子姓名履历，行数十步，涧水湍急，龙舟飞渡，不获再奏。事闻于胤禛，遂以书召潜邱。书到，正值小恙，霍然而起，欣然告其子若孙曰：「吾绩学穷年，未获一遇，今贤王下招，古今旷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据张穆潜邱年谱引阎咏所为行述遂以六十九岁力疾至京，竟以不起。张氏谱：「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胡朏明诣行在献平成公颂及所著禹贡锥指，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潜邱垂老谆谆，以求御书为言，盖有感于朏明之事。」今按：朏明献书颂得赐御书事在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五次南巡时，潜邱已先一年至京病殁，不及见矣。胡会恩锥指纪恩，『文作于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即朏明献书得赐御书之下一月。』谓：「禹贡锥指锓以问世，上方表章六经，内廷燕闲，问：『当世有潜心经学，著述可传者否？』侍讲学士臣查升以禹贡锥指进，『按：事在是年正月，详锥指卷首李振裕序，及南山集代锥指序。』上览而嘉之，问年籍。及法驾南进，叔感九重特达之知，特诣行宫」云云。『参看近人夏定域德清胡朏明先生年谱，文刊文渊学报二卷一期。』是朏明锥指之达内廷，在潜邱进释地后也。潜邱自为韵动于玄烨之欲召见而求荣遇耳。其乞求御书者，据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年甲戌，谕予告大学士王熙卿：『近日九卿皆求匾额字对，想卿身虽在告，心未尝一时不在朝中，故特书匾对各一，并临米芾书一幅赐卿』云云。又同年五月丙午，「传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余员至保和殿，颁赐御书有差」云云。故潜邱于四十二年亦命其子乞御书。然潜邱竟未得见宸翰之下颁而赍恨没世，朏明乃转于老友身后得此意外之荣宠也。李恕谷曾至京视其病，语以老当自重。恕谷论尚书，固不如潜邱通彻能辨真伪，以言立身制行，毕竟进退有守矣。大抵明末诸遗老，激于世变，力斥心性空谈，认为祸殃，然其制行立节，实仍是宋明理学家矩镬。潜邱与亭林、梨洲身世相接，而意气精神竟全不同，殆已不知亭林、梨洲一辈人为学真血脉所在。此种变迁，洵可叹也！剳记与戴唐器书又云：「崔元暐少颇属词，晚以为非己长，不复构思，专意经术，宛然太原阎生一小像矣。」不悟此种所谓「经术」，与亭林通经明道之旨何若？从知亭林「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之论，在亭林气魄大，得天厚，故为无病，而一再流传，本意全非。若使亭林真见以后所谓经生读书种子，恐亦不复为此斩截之说。而宋、明人治学，自有其不可及处，亦复于此可见。惟潜邱平生所得意者，本在考据，所谓「审己于天之分，而力学以尽其才，固自有可传之道与可以比拟之人，而无取乎过高之誉」者。其自处如此，其所造诣，亦足以副，固不必以理学家陈义相准绳。而世之矜大汉学，盛推考订，以为言心性理学诟病者，则亦可以稍息尔。
　　[潜邱与毛西河]潜邱考据最著者，为尚书古文疏证，而同时有毛西河，亦以考据名家，即起而与潜邱持异议。杭大宗谓：「阎氏书多微文刺讥，时贤如王士祯、魏禧、乔莱、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艺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为古文尚书着冤词，专以攻击疏证，气慑于其锋焰，而不敢出声，喙虽长而才怯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九跋潜邱札记，亦谓：「潜邱诋诃汪氏钝翁，不留余地。汪氏于所指驳处，辄改己从人，亦非真护前自是，何事逼人太甚。西河毛氏为冤词攻疏证，昌言排击，不遗余力，使移其诋汪者以御毛，岂不足以伸其旗鼓相当之气？何以遇大敌则瑟缩不前，遇小敌则鼓勇直前也？」是亦当时考据家一件有趣味之公案也。
西河传略
　　毛奇龄，萧山人，字大可，晚岁学者称西河先生。生明天启三年，卒清康熙五十五年。1623－1716年九十四。少善词赋，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顺治三年，清师下江南，西河依保定伯毛有伦。江上师败，西河走山寺为沙门。或构之清帅，亡命山谷间，卒得脱。乃徧游齐、楚、梁、宋、郑、卫，作续哀江南赋万余言。过禹州，寓故怀庆王邸，作白云楼歌。事侵寻闻于北都，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十七年，以博学鸿儒征，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吴世璠死，为平滇颂以献。在馆七年，告归，又十有余年而卒。著书数百卷，有西河全集行世。
西河轶事及其著书之道德
　　四库提要称：「西河著述之富，甲于近代，其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亦不可废。其诗又次于文，不免伤于猥杂，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者。」[全谢山评毛西河]然极见斥于全谢山，为萧山毛检讨别传，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深讥其著书之不德。谢山述其先人遗言，谓毛氏集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乐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峯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冏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因葺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其书今不传。而集中有答朱宪斋辨西河毛氏大学证文书，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经原委帖，均引申前举第一、第三诸条言之，均见外编卷四十一。[姚蕙田评毛西河]又述当时归安姚蕙田秀才语，谓：「西河目无古今，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国、刘向、郑康成、王肃、杜预、贾公彦、孔颖达也。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而毛氏同时极口推崇者，则有张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缄与其二兄所谓仲氏、先教谕者，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敌二千余年之人物矣。其论文自欧、苏下俱不屑，而同时所推崇，自张、蔡、二徐外，尚有所谓包二先生与沈七者，不知其何许人也。按：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西河同时，萧山包秉德、沈禹锡、蔡用光，皆淹贯博雅，时有『包、毛、沈、蔡』之称，后三人皆以诸生老。」包二、沈七，殆即包秉德、沈禹钖。竭二千余年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时所出之多，抑亦异哉！」[西河之内行]观此所论，西河以德性之未醇，影响及于学术，虽爱西河之才者不胜为之辨。而西河平日制行，尤有可议者。谢山谓其：「前亡命时，其妇囚于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贵，无以慰藉其妇，时时与歌童辈为长夜乐，其妇恨之如仇。及归，不敢家居，侨寓杭之湖上。浙中学使者张希良，故西河门下也，行部过萧山，其妇逆之西陵渡口，发其夫平生之丑，詈之至不可道。」全浙诗话谓：「西河有妾曼殊，夫人性妒悍，辄詈于人前。西河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列图史，右住夫人，中会客。诗文手不停笔；质问之士，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在室中詈骂，西河复还诟，殆于五官并用。」[西河才奇行卑]西河才固奇而行则卑，以视往者顾、黄、王、颜一辈，诚令人有风景全非之感也。章太炎检论卷八，杨颜钱别录，谓：「毛氏少壮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终，媚于旃裘。全祖望藉学术以谴呵之，其言特有为发。自是以后，士大夫争以献谀为能事，神圣之号，溢于私家记录。」此指其为平滇颂也。黄梨洲规侯方域有言：「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曼殊事，不啻河东君，文采风流，艳传一世，所以亭林深斥文士。
西河潜邱两人对理学之态度
　　[西河辨道学]顾西河制行虽卑，而好高论理学，其辨道学曰：
……六经……不称道学。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按：此据隋志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祇以其学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是以道书有道学传，专载道学人；分居道观，名为道士……而琅书经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顺理，惟道之从，是名道学，又谓之理学。逮至北宋陈抟以华山道士，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程颢兄弟师之，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匄史官洪迈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诸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诸儒，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如朱氏寄陆子静书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禄，遂为希夷直下孙，良以自庆，」又答吕子约书云：「熹再叨祠禄，遂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胜惭惧，」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而张大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西河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其言近似潘用微所谓「朱子道陆子禅」者。西河往往剽窃他人议论，而能以其才为之穿穴。易图之辨，自朱子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相继排击。及黄梨洲作易学象数论，其弟宗炎作图书辨惑，西河亦作图书原舛编，攻驳易图，遂成当时风气。[西河辨易图]至胡渭易图明辨，始穷溯本末，归于论定。[西河诋朱子]而西河于朱子尤痛诋，为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大学证文、圣门释非录，大抵皆攻驳朱注。而其尤所张大自矜者，则为大学古本之辨。[西河辨大学]自谓避仇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无书，夜起彷徨，假寐而泣，梦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阳问之？」踰月，过嵩阳庙市，无书，惟高笠僧贻书一帙，则古本大学也。忆梦心动，叩所自来，曰：「吾辽人也，天启末，全家死于兵，遂祝发窜海滨，少受学义州贺凌台先生，凌台为贺黄门钦之孙，讲学医巫闾，以大学古本授予，曰：『古学之失传由不知本也。大学不云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本该体用而统心意，及天下国家。必正心、诚意而学乃有体；必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学乃有用。北宋祖陈抟之学，讲性命而略事为，则专内遗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颐之学，就事物以求心性，则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此亦犹是当时舍虚就实一路议论，而西阿好奇，托诸神梦，谓受之于高笠僧，其事荒怪，可喜而不必尽可信也。[西河四书改错]其晚年，更集平生讲四书诸书为四书改错，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合二十二卷，大意谓：
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就其注义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陈卧子已谓「岂有孔、孟皆下材，而濂、洛之教过孔子，故无病」之说，西河考据议论亦蹈袭晚明，非全自制真所谓聚九州岛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
　　朱注四书，自南宋以来五百年，元、明两朝，奉为取士之准，晚明以来学者虽有述朱、述王之异，然未有大张旗鼓以肆攻击如西河此书之烈也。其傲睨之气，纵横之辨，良足以振聋发聩，转移一世之视听矣。[西河四书改错之用意]而在西河之意，则将起而夺两庑朱子之席，故曰：
他日皇上南巡，当躬进此书以匄圣鉴，否则藏于家，以俟门生儿子之入献焉。四书改错卷一
　　盖西河谓：
圣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两科，直废八比，而惜诸臣依徊，无能为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还故辙。然犹特颁敕谕，搜天下经注之与学官异者，悉收入秘府。其神鉴卓然，深知学官经注有误如此。四书改错卷一
　　在西河以为朝廷有可摇之隙，方欲以攻朱新说上邀圣天子神鉴。先已为圣谕乐本解说及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三种，于康熙三十八年，玄烨三次南巡时呈进，特蒙宣谕奖劳，使之颁行，一代礼乐，垂为典则。西河狃于前荣，乃欲以义理继礼乐，续邀圣眷。不谓玄烨初政，意在广罗兼取，藉为牢笼，及见中国士夫已俯首一气，惟朝廷爵禄之趋，乃复宏奖理学，专尊程朱，以一天下之议论，而箝异口。谢山谓：「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固非初望也。今考朱子配享孔庙，在康熙五十一年，其前一年，即戴名世南山集狱起之年也。西河四书改错，编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胡氏禹贡锥指得奖在康熙四十四年。时西河年已八十六岁，据李恕谷年谱甲申毛年八十二推。自称「老病卧床，日呼兄孙能书者口授使记」，又曰「皇上南巡，当躬进以匄圣鉴」，盖不忘己卯进乐之宠。然西河卒年九十四，据清史馆本传。李氏先正事略称其卒年八十五，不可信。在康熙五十五年，后此尚八年。而康熙丁亥六次南巡，正值西河成书之前年，此后圣驾即不复南，西河竟未偿躬进此书之愿。而朱熹升祀，昏老惧祸，至于自斧其书版，意亦良可哀矣！今西河全集所收书数百卷，独四书改错不敢编列，则谢山之言非无据也。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三有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一篇，记西河为卢宜序续表忠记，卢宜卒，西河为之志墓，既而京师有戴名世之祸，西河急札卢子，嘱收其书勿出，又作此辨，并改其志墓之文，曰「卢之续表忠记，假予为序」。其畏祸反复之情，与白斧四书改错版事正一例，而当时清廷之高压严摧，所以影响于学术思想之自由者，亦可概见。
　　然则西河、潜邱，其博辨纵横傲睨自喜之概，读其书者，固见其呵叱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古，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
　　[潜邱对理学之态度]然潜邱较谨饬，于宋人理学未敢轻讥，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又曰：「周元公三代下之伏羲，程纯公三代下文王，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或问：「子于宋儒理学，既若是推崇，而于其经学反多未合，何也？」曰：「近代奉宋儒经学者太过，而贬剥之者亦太过。间考朱子平生传注，所最得意者四子书，然多未尽；所拳拳属意不置者，仪礼经传通解，止成得一稿子。所以元黄楚望氏欲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没身而止，盖以朱紫阳犹不足以当也。呜呼！岂易言哉？」札记卷一潜邱之意，仅欲以汉儒之博物考古，与宋儒之理明义精者相阐证，对宋儒义理，未敢异同，较之昆山「经学即理学」之语，固远为谦抑也。又曰：
近代儒者有言，虽使游、夏复生，不能尽学、庸、语、孟之蕴奥……然犹幸有朱子注在。愚童而习之，长而遵之，莫敢异说……年满四十，甫敢出臆见，集众闻……或谓愚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札记序
　　然潜邱攻朱，只在名物考据，故后人谓四书释地，曲护紫阳，至于义理，固不变其遵信之态。故曰：
近代文士，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未有过乎杨用修慎者也。[清儒反朱与明代文人之关系]杨用修生平，不喜朱子，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诸大儒，一一排诋，甚至以孟子为无稽，朱子为不识字。以不喜宋儒，遂并宋人之文章议论为繁冗，为不公不明，宋人之功业品行为不及前代。遂并宋帝王之统系为偏安，为似晋。尚可谓读书识字者耶？噫！亦可哀已！潜邱札记
　　是潜邱尚以为读书识字者不可背朱子，其考证之精，虽开以后汉学之先河，其对义理之见解，仍是传统旧见，并不得与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论相拟，无论以后戴东原诸人也。至其以反朱之说推源杨用修，全谢山似遵之，谓西河之学：
其初年所蹈袭，本不过空同、沧溟之余，谓唐以后书不必读；而二李不谈经，西河则谈经，于是并汉以后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其实朱子亦未尝无可议，而西河则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
　　谓西河承明代文士摹古之习而排宋，恐亦未是。夫潜邱以尊朱而斥阳明，西河以尊王而斥晦庵，此隐然犹是述朱、述王之见为之门户也。其时汉学考据，虽已确立基础，然尚未与宋学显然划界。清初反向古学之风，与明七子之提倡古文，固不能谓绝无间接之关系，然西河潜邱，同事考据，同治古经，而一排朱，一尊朱，则不得谓西河独是明代文士摹古轻朱之习气为之。惟潜邱见解狭，对理学实尠阐悟；西河才气豪，其攻驳宋儒性理之谈，虽未能出自躬行实践之所得，而笔锋所及，犀利悍铓，有使理学宿儒不能解脱，而亦时若有见道之言者。谢山谓「西河补诸生时，蕺山方讲学，西河亦尝思往听，輙却步不敢前。其后入施愚山幕，始得闻讲学之说；又由愚山得通于其乡先达姜定庵」。时浙东讲学之风未衰，姚江故里，乃良知学产地，西河非无所闻。[西河讲理学来历]邵念鲁思复堂集载：「康熙六年，董场请蕺山高第弟子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等集古小学，敷扬程、朱、王、刘家法，于是黄宗羲、宗炎、毛奇龄、蒋大鸣等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东池董无休先生传而念鲁于七年见西河于古小学，谓其「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虽无所识知，已心仪而目注之」，谒毛西河先生书时西河年四十六。前三年，康熙四年，西河客庐陵，偕愚山讲学，归浙盖在七年、八年间，既预证人讲会，其论学推尊良知而斥晦庵，不能谓其绝无师友之渊源。惟西河逞才好怪，自言得学统于关东之浮屠所谓高笠先生者，其言荒诞，宜为谢山所乘；而谢山于西河亦未能刻划悉如其分，于西河讲学推尊王学良知一点，全部抹杀，乃谓其攻朱系少年慕为二李古文之熏习，又谓全得之于愚山，此亦末由得西河之心服也。又其后李恕谷从西河学乐，西河盖得闻习斋绪论，而西河好胜忌前，欲使恕谷舍习斋专己师，乃故斥习斋，谓「好言经济，缺于存养」，见恕谷年谱恕谷欲进习斋四存编，西河遽阻之。今西河论学，往往有近似习斋语，是西河隐取其说，而变易其貌，又阳弃之若不屑也。[毛西河与邵念鲁]念鲁以笃信良知，于康熙三十八年怀刺谒西河，自称门下，时西河年七十七矣。念鲁极推信西河，谓：
「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一功，吾师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
　　又谓：
本朝大儒，如孙征君、汤潜庵，皆勤勤阳明，至先生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天下之人，或以微议朱学为先生病。窃见先生立身处家细行大德，无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阳明一原无间之学以开示后觉，浅识之徒，拘于旧而未能入，又佐以时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为左朱右王者有矣。
　　其盛推西河，乃谓：「立身处家细行大德，无悖于朱子家法」，若未为深知西河者。王昆绳与毛河右书，『文集卷八』亦谓：「颜先生逝，所恃高山之仰为斯道之依归者，舍先生更何人？」西河得时贤浮慕如此，固不能专怪念鲁一人也。全祖望鲒埼亭集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于念鲁颇轻视，谓其学究固陋。即两人对西河之态度，亦已绝殊。此后全氏集大行，思复堂不为众知，西河声光亦闇。及戴东原力攻朱子，后之治汉学者，乃始复及西河。阮元督浙学，为西河集作序，深致推重，揅经室二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文系焦里堂作，见鄦斋丛书里堂先生逸文中。又里堂读书三十二赞有毛西河圣门释非录，亦深致推许。书乃大行。[西河集之显晦]而章实斋又表章思复一集，谓史识出鲒埼亭上。然朱昀为念鲁墓表，详叙行事，而载师友渊源，不及西河，则实斋、二云尚为之讳也。及道、咸后学者，则并以东原、西河并讥今平心而论，西河制行，固未修饬，而其论学，伸王抑朱，于姚江、蕺山浙东一脉，不得谓全无地位。惟阳明良知，首重立诚，西河未透此关，即已根本不足称道，虽才气足以跨驾一时，尚不如考证所得，确有成绩，可不以人见废耳。故潜邱尊朱，已为随逐；西河伸王，亦是赶趁；均之非躬行实践，从自身自心打熬透悟，与同时黄、顾诸君子异矣。两无足取，可勿斤斤为之置辨也。
潜邱西河辨古文尚书真伪
　　[阎毛两家之治学精神]今言潜邱、西河学术精神，实在考据而不在义理。潜邱考据之大者，莫过于辨古文尚书之伪。[阎以前疑古文尚书诸家]西汉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魏晋以来，绝无师说，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无知其伪者，宋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潜邱乃引经据故，一一陈其矛盾之故，而古文之伪始大白。[阎辨古文尚书诸要点]所列论证一百二十八条，四库提要其精要者，谓：
汉艺文志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多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传亦云：「逸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古文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而梅赜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数之不合也。详疏证卷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
杜林、马、郑皆传古文，据郑氏说则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称二十四篇，今晚出书无汨作、九共、典宝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详疏证卷一，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
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宅嵎夷」，郑作「宅嵎｛金截｝」，「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作「忧肾阳」；「劓刵劅劅」，郑作「膑宫劓割头庶剠」，与真古文既不同。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飨国百年，与今书五十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疏证卷二，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故有明见西汉以前旧书所引而晚出书无之者，如言：
古文伊训见三统历及郑注者今遗。疏证卷二
晚出泰誓独遗墨子所引三语为破绽。同上
古文毕命见三统历，以与己不合遗末句。疏证卷五上
　　诸条是也。有西汉、先秦旧书所引，东汉、魏、晋人皆目为逸书，而晚出书有之者，如言：
左传、国语引逸书皆今有。
礼记引逸书皆今有。均见疏证卷一
　　诸条是也。晚出书既剽剟西汉以前旧书所引以为赝，而其来历犹可考，如言：
大禹谟句句有本，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袭用论语、孝经，袭用周易、尚书、毛诗，袭用周礼、礼记，大戴礼记附
袭用左传、国语，袭用尔雅，袭用孟子、荀子，袭用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目见疏证卷三，文全逸
　　诸条是也。且其剽剟行伪，有痕迹昭然，不难确指者，如：
左传庄八年，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杜注以「皋陶迈种德」一句为逸书，「德乃降」一句连下文，乃左传语。今并误入大禹谟。
论语：「孝乎惟孝」为句，「友于兄弟」为句，今君陈篇误断为「惟孝友于兄弟」作句。
孟子引书：「傒我后，后来其苏。」「齐人取燕」章「傒我后，后来其无罚。」「宋小国」章本出一处，偶为引者所更易，今「后来其苏」窜入仲虺之诰，「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墨子引仲虺之诰于非命三篇，上篇曰：「龚丧厥师。」中篇曰：「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师。」伪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王也。」均见卷一
　　诸条是也。亦有证以史事而不合，知其为剽剟而误者，如言：
泰誓有族诛之刑，为误本荀子。
周官从汉百官公卿表来。均见卷四
　　诸条是也。亦有律以文体而不类，知其为后世之语者，如言：
五子之歌不类夏代诗。疏证卷五下
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卷四
　　诸条是也。又如言：
安国传就经下为之，汉武时无此。卷五上
汉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国传突有。卷六上
晋省谷城入河南，安国传已然。同上
济渎枯而复通，乃王莽后事，安国传亦有。卷六下
　　诸条，亦以同一方法证孔传之晚出。孔传既伪，则古文尚书之伪，亦可推也。又如言：
史记多古文说，今异。
说文皆古文，今异。
安国注论语与今书传异。均见卷二
　　诸条，亦以先后所谓孔安国说者，其间有不同，证孔传之伪，亦间接证成古文之伪也。四库提要云：「史记、汉书但言安国上古文尚书，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潜邱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又按论语孔安国注，其实亦伪，潜邱亦未见及。凡潜邱所以证古文之伪者，大具如是。而其书繁称博证，反复厘剔，原原本本，有条有据，洵足以祛千古之大疑，而立不败之定谳。提要推之，谓「考证之学，未之或先」，洵不虚也。
　　[提要评疏证体裁未善]然又谓：「其书编次先后，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亦有未核及疏略处。而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剳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于体例亦究属未安。」而余考潜邱此书之可讥，实有不仅于此者。[关于今本疏证阙文之研究]其书先成四卷，黄梨洲为之序；后四卷又次第续成。而今第三卷全卷凡十六条并缺，前九条存其目，后七条并目无之；又第二卷缺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条皆有目；卷七缺一百二、一百八、九、十，四条；卷八缺一百二十二至二十七，六条，并皆无目。提要谓是「若璩没后传写佚之」，惟其所佚诸条，有并目而佚者，有其文虽失而条目仍存者。若今疏证目录一百二十八条，由潜邱生前自为，则不应卷中佚其文，而目录并佚其条下之目也。[若传写佚之不应目文并失]若今疏证目录一百二十八条之目，并是潜邱后人刻其书者按文所加，则如卷三诸条原文已佚，亦无从独存其目矣。依理言之，疏证原目，应出潜邱亲笔，则何以卷中所佚，目即不存；卷中所有，目并无恙？窃疑潜邱当时，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虚张其目耳。[潜邱生前疏证不应有佚]疏证卷一记苏东坡宿海中，以所撰易、书、论语自随，世无别本，祷天求济；自称癸亥秋康熙二十二年，潜邱四十八岁北上，携疏证第一卷定本，泊舟武进郭外，舟忽覆，谓当邀东坡例以济。又称第四卷成时，别录四本，一寄太华山顶王宏撰，王宏撰山志二集，黄州叶封序，在壬戌。志有尚书一条，历引方密之子方素北辨古文尚书语，尚在阎书第一卷成书前。王与阎父友善，而论辨伪古文不及阎，是方辨古文，犹前于阎。阎书成，欲藏之王，亦由王平日曾称述古文之伪而阎闻之也。一寄罗浮山屈大均，所谓「藏之名山」；其二本则寄千顷堂、传是楼主人宦长安者，又所谓「副在京师」也。潜邱生前重惜其书如此。又恐所著剳记或不传，仍复写入疏证。其子咏所为行述，载潜邱没命，余书未刻者，当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传者。及其后四十年，其孙学林始刻于淮安，自谓「求刻此书，忧思徘徊无所措手者已二十年」。潜邱有子有孙，皆知爱谨先书，疏证虽称未成之书，然实潜邱毕生最大著述，不应四十年中即传写多缺。[潜邱身后疏证稿亦不应有佚]今观卷三所缺各条有存目者，如：
第三十三言大禹谟句句有本。第三十四言泰誓、武成句句有本。第三十五言袭用论语、孝经。第三十六言袭用周易、尚书、毛诗。第三十七言袭用周礼、礼记。大戴礼记附第三十八言袭用左传、国语。第三十九言袭用尔雅。第四十言袭用孟子、荀子。第四十一言袭用老子、文子、列子、庄子。
　　其内容多已分见于今存诸卷。疑潜邱疏证，虽前四卷先成，后或复多增易，今卷三各条，或已散并其文于他卷，故遂空留其条目；其并目而缺者，潜邱当时或本有此条，及后削去，以所论不足存，故并目灭之，而仍留其条数，未及更定。然则今卷三一卷全佚，亦由其文全已散入他卷，或削去不留，非由潜邱身后之俄空也。[以疏证阙文证其书乃潜邱未定稿本]否则何以佚其文又并佚其目，而其文之全者其目必存，有如是之巧哉？张穆｛殷－殳｝斋文集卷四，沈果堂钞尚书古文疏证五卷本跋：「此本五卷，凡四册。第三卷仍缺。其第二册无篇第之数。以今本自校之，自第十七题至第二十八题，沈钞本同。以下言古人文字多用韵篇，今本为第七十四；言古人字多假借篇，今本为第七十五，而钞本第五卷又皆有之，次亦与今本同；言书小序篇，今本为第一百五；言书大序篇，今本为第一百七；言朱子未及疑安国传篇，今本为第一百十四；言孔安国从祀篇，今本为第一百二十八。盖全书规模，约略已具，此后但触类引申，错综整比之耳。」今按：是书五卷四册而缺卷三，是一册为一卷也。钞本在第二册，而今散入下四卷者凡七题，而今本卷三缺题恰恰为七，明见此七篇本先成在前四卷，后乃改散入后四卷中也。此七篇既改散入后四卷，而前四卷篇第之数未改，第五卷篇数即续四卷篇数而下，故前四卷乃缺其七题。此证阎书前四卷本无缺，由散入后四卷而遂若有缺。又阎书每卷十六篇，八卷共百二十八篇，显见有意为之，其题阙者，实多本无其文也。又阎书第一卷、第四卷皆有跋，二、三两卷无之，窃疑沈钞本第二册，即是阎书第二、第三卷原稿耳。又按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古文尚书疏证跋，谓「疏证五卷，世鲜传本」。杭氏得见第一卷及四、五两卷，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迄四十八，竟无由获睹。当时阎书第二、第三卷，多所改定，故传于世者特少，亦据此可见。然则潜邱虽不欲示人以璞，而其书草创之迹不可掩。又其矜多炫博之情，仍自与其所以驳正黄、顾者，见解不殊，潜邱之博正足以见潜邱之陋也。
　　江藩汉学师承记载顾千里言，亭林初刻广韵，校刊姓氏列受业阎若璩名，而若璩书中不称亭林为师，疑亭林没后背之。张穆潜邱年谱为之辨，是矣。[附辨梨洲授书随笔]余观全谢山为梨洲神道碑，称有「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江藩师承记因之，钱林、王藻、李元度所为传均同。朱竹垞经义考，有黄宗羲书经笔授二卷存，无序说，书名卷数均异，盖亦得之传闻。清史艺文志作三卷。而其书亦有可疑者。考梨洲年谱，于他书著作年月率详列，而此书独不着。即梨洲所为尚书古文疏证序，见南雷文约亦仅谓「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而继以论大禹谟『人心道心』十六字，谓得吾说而存之，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亦无一语道及笔授尚书事。潜邱为南雷黄氏哀词，则谓「余闻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爱慕我，肯为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以聂双江师事王文成例，拜哭称弟子」，亦不及授书一字。今疏证卷六上引「黄宗羲，字太冲，亦今知历法者」云云，与旁引并世诸人等耳，不见有所谓授书者。即南雷三集，载当时问学书伙矣，亦无潜邱问书事。潜邱子咏所为先府君行述，且谓梨洲见疏证而奇之，叹曰：「吾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若梨洲真有授书事，咏亦不敢伪造此说于行述，以来其时不满于其父辨伪者之口。且又问书在初成四卷之前，梨洲序决不如此作；若在四卷后，潜邱引并世诸人如胡朏明、姚立方语皆甚详，于梨洲不应没其授书事，而仅云「黄太冲今人知历」也。余疑潜邱哀词有云：「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剪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所谓「小子有书一卷」者，即指古文疏证，其「翦讹乱」，乃潜邱自诩翦昔人之讹乱也。岂当时乃误会文旨，谓梨洲有一卷书为潜邱悉翦疏证之讹乱乎？若果如是，以潜邱之矜才自负，不肯坦白云尔矣。谢山去梨洲、潜邱不远，而已有此误传，何也？要之梨洲授书，与受业亭林同一不可信，因为附辨于此。
　　尚书古文之伪，昔人疑者已多，非潜邱首创。然潜邱为疏证，当时颇招疑怪。其竭力与潜邱辨者，为毛西河。[毛西河之古文尚书冤词]西河好胜，仗其才辨，不欲人之得美名以去，而求以出其上，于是乎有古文尚书冤词。古文之伪，已成不诤，西河辨之虽力，皆费话也，然西河冤词虽不足重，而其所以为冤词，则颇有可记者。[西河考证学得自潜邱]全谢山为西河别传，谓：「西河亡命游淮上，得交阎百诗，始闻考索经史之说。」何秋涛又为之证，谓：「西河四十以前，未见潜邱时，率以赋诗、填词、选制艺、评传奇为事。集中经解，虽卷帙繁重，实皆归田后作。自言二十余岁时已作续诗传，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见者。鸟名一卷仍归田后所成，托之早岁剩稿耳。白鹭洲主客说诗，成于愚山署中，西河经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潜邱说，时方与潜邱订交也。则谓西河考证之学，得自潜邱，良信。又潜邱初成疏证寄西河时，西河贻书祇争书中朱陆之辨，而不及古文真伪，是其时于壁经源流，尚未细考，迨李刚主以尚书非伪之说进，而冤词始作。始末详其再与潜邱书中。[西河初见阎疏证时之态度]可见西河固心折于潜邱，而必欲强与争胜，此其所以为西河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九谓：「毛氏古文尚书冤词，其意不过好与朱子为难。若朱子无疑伪古文之说，则必于当时诸家，有水乳之契矣。」此亦一说。秋涛之说如此。余又考潜邱癸酉游西泠，西河介姚立方与相见，则其时西河于古文之伪未持异议可知。[西河着冤词之动机]及后四年丁丑，恕谷始来杭，见西河、立方，又与桐乡钱晓城辨，屡以古文非伪之意告西河。又二年己卯，恕谷过淮上，见潜邱，乃云「毛先生有新着」，则西河成冤词在戊寅、己卯间也。西河与黄梨洲论伪尚书书：「近保定李恕谷来，与桐之钱生晓城辨古文尚书真伪，并来取信。仆向虽蓄疑，然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云云，则秋涛之言定信矣。而潜邱见西河冤词，乃曰：「伪古文尚书甚难而实是，不伪古文尚书甚易而实非，人将从易而非者乎？抑将从难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与毛氏辨，而但付之闵默尔。」又曰：
何休好公羊学，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康成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谓此自是学海远逊经神，故云尔。若在今日，岂其然？札记
　　张穆潜邱年谱所举谢山谓「西河得交阎征君，始闻考索经史之说」，即此引何邵公语亦可微会。今亦不事琐琐为两人争上下，要之当时考证家于自己德性多有未修，西河恃才而肆，病乃益彰；而潜邱生平，轻诋时贤，独置毛氏冤词于闵默，亦无怪杭氏以才怯致讥也。
　　[两家辨古文尚书之另一公案]而余谓潜邱、西河两人辨尚书真伪一案，其间犹有可说，而为谢山、堇浦、愿船、石州诸人所未及者。余读西河冤词，其间历引朱熹、吴澄、郝敬、梅鷟诸人之说以为辨。又有称「甲曰」、「或曰」者。「甲曰」即指桐乡钱晓城，本与李恕谷辨尚书古文真伪，恕谷著书一卷示西河，西河为恕谷所误，乃继起与潜邱辨，而恕谷与晓城所辨亦采录西河冤词中，故称「蠡吾李塨有与桐乡钱甲辨词，并载于此」也。「甲曰」既得其人，「或曰」亦可推，盖均以并世，故讳其名，而「或曰」实即潜邱也。[寃词中或曰乃阎说之证]姑举一例证之：如冤词卷四引梅鷟曰：「大禹谟，伪书也。左氏庄八年引夏书『皋陶迈种德』乃书词，『德乃降』三字乃庄公自言，今乃连袭其文，以鲁庄语为书词，此非伪乎？」或曰：「左传『降』音『杭』，与古文音『绛』迥然不同。」此条见阎氏疏证卷一第九，潜邱盖本之梅鷟，而「『降』音『杭』」则潜邱自为说也。然潜邱此条并不明引梅氏，阎书议论与梅氏同者极多，而多不明引。张穆年谱：「顺治十八年辛丑，潜邱年二十六，从兄泂成进士，改旌德县知县。」疏证卷一：「余着此未匝月，而从弟从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选述颇伙，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与余向辨君陈事相类。」卷二又云：「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疑潜邱当早见梅书也。西河则夺其分别左传引书及庄公语归之梅，而别出「音杭」一义着之「或曰」，亦隐以攻潜邱。即此推之，知冤词中「或曰」即对潜邱发。故西河冤词八卷，本为与潜邱兴难，而顾无一语明及潜邱也。今以冤词中「或曰」诸条，校之潜邱疏证，明其的是一说。而复有冤词「或曰」云云，今疏证中不见说者，余疑此由西河据所见疏证而驳，及潜邱见冤诃，见其说有据，乃还灭己说，今疏证八卷有缺文并缺其条目，而犹留其条数者，殆即是也。[今本疏证有阎氏见寃词后改定处]于是去瑕汰弱，更为不可胜，潜邱之智亦狡矣！故西河之驳阎说，没其名字而称「或曰」固是轻薄，而潜邱亦没其所攻驳，遂欲使我书无不是，毛说无足取，亦非从善服义之公心也。[两家著书之不德]今考西河冤词卷四有云：
[检举实例]或曰：序云：「承诏作传，传毕，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此则伪也。何也？以安国未尝遭巫蛊事也。按：汉武帝纪征和元年巫蛊起，而史记一书则终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也；乃史记世家已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则在太初年已无安国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间越天汉、太始三号，而后巫蛊起，而谓安国遭巫蛊事，信乎？[此一节乃西河着冤词前所见疏证原文]
　　此处所引「或曰」，盖亦潜邱说。西河之辨，谓安国遭巫蛊事，非大序私言，汉艺文志、儒林传、荀悦汉纪、刘韵移太常博士、隋书经籍志皆然，史记亦不终太初，其记天汉、太始事，历历可指，即征和巫蛊事亦在在有之。又引：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吴中陈仁锡刻史记，凡列传遇巫蛊事，皆注曰褚先生所续。若年表至太初以后，则直删之，而未之闻也。[此亦然]
　　西河之冤词则曰：
[此一节乃西河据其所见疏证而加驳难]此则焚书矣。夫欲攻古文而间辟孔序，已属波及；而乃辟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记以实己说，则凡书俱危矣。夫褚先生……所增补……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无其书，如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诸传……并无增续一二句者。且诸列传中，其及巫蛊事，皆连翩之文，前后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缀当中也……又况史记全书多征和事，虽无巫蛊字，而其事实在巫蛊之后。……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一乎？……而实则史记之作在天汉后。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马迁传复改七年为十年……则当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后……夫谓史记为讫于太初者，自序也；谓史记为终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谓太初之后又七年而遭患难，始发愤作史记者，亦自序也。……史记不必终太初，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之后……盖从来毁尚书者，自朱、吴以后，历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为读书人所言，而一举不胜，即思易他文以实己说，则又无赖强暴所不为矣。故此一节，虽只攻书序，而实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学者当慎思之。
　　西河此条，谓「惟此为读书人所言」者，「读书人」即指潜邱也。潜邱以读书人自诩，谓：「发未燥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自牧斋、亭林、梨洲卒，而海内读书种子尽。」潜邱目无余子，而不意触西河之怒，西河即反唇相稽，目潜邱为读书人，盖潜邱历举海内读书人不及己，故以此泄愤也。故西河与潜邱书有曰：
[此据读书人一词证前引冤词一节定指阎百诗]某向不惬伪古文一说，宋人诞妄最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书疏证后，始怏怏，谓此事经读书人道过，或不应谬，遂置不理。寄潜邱古文尚书冤词书
　　此明指潜邱为「读书人」之证也。史记究讫何时，至今无定论，惟考匈奴传李广利降匈奴，事在征和三年，显出史公手笔，则谓其它诸传事出太初后即系后人增补，自属勉强。然辨晚出古文真伪，此非要点。西河洋洋博辩，谓「此一节虽祇攻书序，实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此谓乘瑕蹈隙，避坚攻脆，乃兵家之诡谲，非辩难之正宗。然今考潜邱疏证，并无西河冤词「或曰」云云，而谓：
[此一节乃今本疏证转驳毛氏冤词之语]司马迁亲与安国游，记其蚤卒应不误。然考之汉书又煞有可疑者。儿宽传：「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传：「天汉后，孔安国献古文书，遭巫蛊之难未施行。」案：巫蛊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汉制，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年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余岁矣，以二十余岁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献书，即甫献书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谓「蚤卒」乎？疏证卷二。按：安国由博士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谏大夫初置，在元狩五年，见百官表；临淮郡，元狩六年置，见地理志；下距征和巫蛊尚二十六年。
　　则正针对冤词「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后」一语而发，本为冤词难疏证，今转成疏证难冤词。又疏证并不主史记定不及征和事，只安国决不及征和年耳。若西河先见疏证此条，决不再送「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后」之难。且若疏证并不主史记凡及征和者皆伪，则西河为冤词，岂有为疏证凭空捏造一说，加以驳辩，而又亲致其人以自白其凭空捏造之无赖？西河虽甚愚不出此。故知冤词所引，乃西河所见之疏证，而今疏证所载，则潜邱见冤词后改为。其事昭昭，虽不可以确指，而实可以微辨也。[阎氏见毛书后自改疏证旧说之铁证]夫书经他人驳正，或自悟其失，灭而不存，此乃著述通例，不足为病，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谓：「日知录初本第八卷『九州岛』二则，因阎百诗驳正，今刻全本日知录不载。」又全谢山经史问答，谓：「亭林初刻日知录八卷，有『七七之奠本于易七日来复』一条，及晚年复位则芟之，盖自知其失也。」潜邱札记亦谓「汪氏琬临没，删其稿为尧峯文钞，为余所驳正者，悉刊以从我；有驳而未及闻之彼者，承讹如故。」是亭林、尧峯两人，亦皆曾得潜邱之驳正而自改其稿者。
　　而余观潜邱之于疏证，则有不得以是为说者。疏证又云：
余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蚤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记其生卒必不误。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疏证卷二
　　今观冤词辩安国未必不及巫蛊事，历引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及荀悦汉纪诸书，则其时西河所见疏证，尚未有此条也，故西河历引诸书而曰「安国不必不死征和后」。今疏证重据汉书儿宽传推断安国定死征和巫蛊前，乃即据荀悦汉纪谓古文尚书乃安国家所献，非安国亲献。此汉纪一语，明是潜邱读西河冤词后所悟，利矛坚盾，逐步鬬杀，遂得奇采。然潜邱灭其己之前说，而谓「夙疑如此，苦无明证」，又谓「越数载读汉纪」云云，全不肯认是见西河冤词后所追改，则又何也？又按：朱竹垞经义考卷七十六孔安国尚书传下按语，辨安国生卒及其家献书事，措语亦似未见今本阎氏疏证。其引「或曰」，即毛氏说；其证「安国卒征和前」论证，不如今本疏证之精，而云「安国家献」，则与阎今说同。以文长，不具录。
　　夫学者舍己之短，从人之长，正是美德。且潜邱自谓：「古人学以年进，晚而观书益博，然于前此所注述，有及迫改者，亦有不复改定者。」疏证卷一又自谓：「尽心郑氏之学，慕其先后异说不复改定，以见学以年进之盛。」且今疏证八卷历引同时朋好商订讨论之言伙矣，独于西河冤词不及一字。而凡西河冤词所辨，潜邱认为己说之误者，则没其前说，改造新论，不复效康成「不复改定」之美，亦不着得见西河冤词舍己而从之真，顾曰：「此余所以不与毛氏辨，而但付之闵默尔。」则潜邱之所以不与毛氏辨而卒于闵默者，实其为辨之术益精益巧，而西河于是乎乃真得其冤矣！何秋涛有言：「西河固心折于潜邱，而必欲强与争胜，此其所以为西河。」又曰：「西河之于阎、姚立方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则其强项之习，务与人争名耳。均见张穆阎潜邱年谱卷三今比观疏证、冤词两书，两人之所以辨尚书古文真伪者，知潜邱亦未尝无所心折于西河，而顾深隐严讳，而曰「付之闵默」，此其争名好胜之心，亦何以异？而堇浦仅以才怯讥之，亦正为潜邱所笑矣。故自此后汉学家考据言之，则尚书古文真伪，潜邱是而西河非，已成定论；自宋、明以来理学家所谓心性义理言之，则两人之著书相往复，皆有可讥，均不得为学士之雅度也。[考据家之不德]余之辨此，亦非好为掎摭，多毁前贤，良以此后汉学家一意考订，而于心性义理，容多忽略，类此之事，数见不尠，学者之不德，其事影响于学术，即逮近世，时贤蹈其病者，亦复时有；故特发之于阎、毛两氏之为汉学开山者，非敢以薄前贤，乃所以勉今贤也。
　　[姚立方]与潜邱同时辨尚书古文之伪者，有姚立方。疏证卷八称：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经义考作钱塘姚善夫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按：廖偁见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
　　惜其书已不传，惟疏证所引，可覩片爪而已。[姚氏著述]姚着九经通论，今惟诗经通论有刻本；又小戴礼散见杭大宗续礼记集说中；仪礼、春秋有传钞本。春秋已残，余均在顾颉刚处见之。又着庸言录，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今惟伪书考传世，庸言录亦不可见。钱林文献征存录称其「谓周、程、张、朱皆出于禅，其说本于颜元」。考立方与恕谷相见，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立方年五十一，时已著书经及仪礼，就质于恕谷；仪礼通论自序在康熙三十八年，则见恕谷时尚未成书。其与潜邱相见，尚在前四年，立方年四十七，而潜邱见其辨伪古文者亦已有书十卷。武林道古录称其：
少折节读书，泛滥百氏，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五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
　　谓自五十后始注九经，未为得实也。立方卒年无考，据道古录，知其当踰六十四岁。春秋通论序在康熙四十六年，姚年六十一至庸言录所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其议论是否出之颜、李，亦不可知。[姚与颜李]时浙人如陈干初、潘用微、毛西河皆排击朱子，立方辨伪，深以未见陈干初辨大学为憾，则其风声相摩，意气相通，固当在彼不在此。浙东王学流变，自有此一派，虽梨洲岩岩，晚岁亦不免折而同归，其议论颇有与北方颜、李相会通者。故余论颜、李，谓其近王，而征存录所谓「立方庸言本之习斋」者，转或不必然也。
　　同时桐乡钱晓城，着壁书辨伪、中庸辨、孟子疑义诸书，已见颜、李两传。[冯山公]又钱塘冯景，字山公，为淮南子洪保二卷，攻伪古文，而与潜邱议论相异，又驳潜邱四书释地十事，时谓几于潜邱之驳亭林日知录也潜邱颇致讥诮。谓：
可惜所凭据在逸周书、穆天子传，又可惜在家语、孔丛子、伪本竹书纪年，尤可惜则在鲁诗世学、世本、毛诗古义耳。真谬种流传，不可救药，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札记卷五与刘超宗书
　　又云：
洪保主人亦云信古文非真，所论断者他语耳，正恐信亦不透。同上
　　今洪保收解舂集八、九两卷，其文亦为章实斋所讥，[淮南洪保辨]谓：「其中无所得，而全务矜张夸诩，类于趋风好名者之所为。」章氏遗书，淮南子洪保辨是山公助阎，与西河驳阎，事异意近。又杭世骏为冯景传，称：「毛着古文尚书冤词，景益所未备者五事。」今西河集有复冯山公论太极图说古文尚书冤词书一首，有云：「至若古文尚书之冤，凡能救正，即是圣人之徒，况直穷隋志，抉致误之由，尤得要领。」是山公见西河冤词，似为所动，潜邱所谓「信亦不透」，非无征也。
　　[程绵庄]潜邱稍后有程廷祚绵庄，本歙人，迁江宁。少时见西河古文冤词，作冤冤词攻之，既删定其稿为晚书订疑，又推拓之，别成尚书通议二十卷。其书未见绵庄闻颜、李学于恽鹤生，康熙庚子，恕谷南游，绵庄屡过问学。康熙五十九年，绵庄年三十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推习斋为五百年间一人。谓「其势难于孟子，而功倍于孟子」，尊信之如此。又说论语「克己复礼」一节谓：
恕谷云：「圣门惟重学礼，宋儒惟重去私。学礼则明德、新民俱有实功，故曰「天下归仁」，去私则所谓至明至健者，只在与私欲相争，故履中蹈和之实事，绝无一言及之，去圣经之本指远矣。」蒙按：去私欲即孟子寡欲之说，不可谓非圣贤所重，然以为克己正解则不可。且天下之为仁礼害者，又岂惟私欲哉？凡性质之过刚过柔，与智识之浮游昏塞者，均足为害，而目曰非礼，则举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尽也。
　　又云：
「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犹前圣之言天道也。若大传之言理，皆主形见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与「穷理」，与「理于义」，皆文理、条理之谓，无指道之蕴奥以为理者。宋人以理学自命，故取乐记天理、人欲之说以为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礼与非礼以告颜子，乃唐、虞以来教学之成法，实有所事，而与言浑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应混以乐记之说。岂诸君子于夫子言礼而不言理之故犹不能无疑也与？论语说
　　此两条措辞虽简，含义则富。谓理只作条理解，此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自矜创获，而颜、李、毛诸人及绵庄皆已言之。谓「害仁礼者岂惟私欲」，其语尤精。惟性质之过刚、过柔与智识之浮游昏塞者皆足为害，故去私欲虽亦当重，而其事决不止于去私欲。后戴氏以去私、解蔽两者为说，亦与绵庄说近。至以「礼」代「理」，尤为戴氏以后传学者所乐道，如凌廷堪、焦循、阮元其着也。惟绵庄在当时，能推服颜、李，而陷于尊信古文尚书，既通考证家法，又能识宋儒长处，青溪集卷三汉宋儒者异同论、卷九与刘学稼书、卷十上雷翠庭督学论宋儒书两首，皆能为汉、宋持平，而议论得其大体，并无颜、李矫枉之论，亦不入惠、戴门户之习。则尤为通识可贵也。再上雷公论宋儒书有云：「经学之弊，在于专门，欲以一师之言箝天下之口，何异于指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此意尤足为嘉、道以下公羊今文学者作针砭矣。
　　与绵庄同时稍前，辨古文尚书之伪者有惠栋定宇，着古文尚书考。自称先已为辨，在甲寅以来，雍正十二年嗣见阎氏书，乃在癸亥，乾隆八年时阎书尚未刻。程绵庄始见疏证在丙子，亦已先成订疑四年矣，因别为尚书古文疏证辨，志其异见。文在青溪集卷四是皆所谓不谋而合者。自此尚书古文之伪，几于定论，盖非一人之力所能强，而一人之智亦不足以尽其蕴。故先乎潜邱者远自南宋，而继起者亦往往所获超潜邱上，今则推辨古文尚书之伪者必先潜邱，身后之名各有其遇，而西河之强争急辩无与焉。然潜邱以辨古文尚书益推朱子，西河以攻朱子因护古文，其后戴学大盛，西河遂重以攻朱见推，阮、焦两人，于西河集鼓吹颇力，西河亦终得其身后之名。以两人之才辨，各务于好胜喜誉，盖亦均可以无憾也。
　　[胡朏明]与潜邱同时交好最密，以考证称者有德清胡渭朏明，别字东樵。生明崇祯六年，卒清康熙五十三年，年八十二与潜邱及常熟黄仪子鸿、无钖顾祖禹景范生明崇祯四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年六十二同客徐干学家，协修一统志。潜邱为四书释地，东樵有禹贡锥指，子鸿为水经注作图，于舆地之学皆有述作。[顾景范]而宛溪顾景范别号方舆纪要百二十卷尤杰出。其书据正史考订地理，于山川形势险要，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有折衷。宁都魏冰叔推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以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抄并称。然论者犹颇嫌李书之不得相鼎足焉。东樵又有易图明辨，论者谓出梨洲兄弟及西河诸人上。其洪范正论，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除」。提要语而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又后之盛尊汉儒者所未知也。禹贡锥指亦列宋、元、明诸家说，当时汉、宋疆界未判划。胡氏又有大学翼真。鲁曾燠序正论，谓：「古经之厄，莫甚于大学、洪范。改古本大学，极于宋而衍于元；改古本洪范，极于元而胚胎于宋，皆经之阳九、百六也。先生所著翼真、正论，综核异同，皆因其当因，革其当革。」翼真颇宗朱子，时风尚已崇考订，而尚未显分汉、宋，胡氏亦其间一过渡之人物也。
　　然诸人读书虽博，考古虽勤，要皆受豢于贵宠，一志于文字。朝廷之鸿博，与夫卿相之馆职，皆足以羁縻而牢笼之，其意气远非梨洲、亭林、船山、习斋之比矣！朏明虽未膺鸿博之选，而晚年以禹贡锥指进呈御览，得殊宠，尤为一时艳称。详胡会恩锥指纪恩。又戴褐夫禹贡锥指序『文集卷四』：「车驾南巡苻，临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进是书，并献颂一篇。天子览之称善，赐膳，赐御书诗扇，赐御书匾额。一时士人喷啧叹羡以为荣。夫以布衣之上，幽隐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泽之癯，皆得以其所业上达天子，褒宠并加，恩赐备至。仰见我皇上右文之至意，砺世磨钝，鼓舞激劝，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奋袂而起，思其出奇，以求得当？行见博学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润色太平，不独胡君一人之荣遇而已。」此文乃褐夫代当时朝士作，真能道出一时学人心理及将来学术变化趋势也。惟宛溪最深心，三藩起事，宛溪弃家南游，欲藉手耿氏，不得志而归。宛溪南游事，详国风半月刊四卷十期胶山黄氏宗谱选录其撰方舆纪要，备载山川阨塞，详论南北兵事强弱形势，盖以待时变。所为自序，于宗国之痛，尤流露不自禁。寄食书局以成其业，而确然不仕，犹守志节。徐狷石最善之，曾有事欲就商，会宛溪在徐干学馆中，狷石徘徊门外不入，适宛溪从者出，因以告，乃得见。干学闻之，亟遣人出迎，则狷石已解维疾去矣。全谢山题徐狷石传后。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顾处士祖禹传，略谓：「徐干学修一统志，开局包山，知祖禹精地理学，固延之，三聘乃往。书成，将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于投死阶石，始已。」宛溪客徐家久矣，不俟洞庭设局时。姚说固误，要亦知宛溪之节概矣。[顾景范与徐狷石]故自狷石一转而为宛溪，自宛溪再转而为朏明、子鸿，自朏明、子鸿又转而为潜邱、西河，出处之间，逐步推移，如走峻坂，陵夷及于平地而止。当身者不自知，而地维既绝，天轴亦折，无论潜邱以读书人自负，西河以读书人相轻，要之同为读书人，别成一种风气。学者心术之变，而学术人才全非故昔，亦余所谓可悲而可畏之一例也，故以并着于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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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穆堂　附：万孺庐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谢山　蔡元凤
传略
　　李绂，字巨来，学者称穆堂先生。生康熙十二年，卒乾隆十五年，1673－1750年七十八。籍江西临川。少贫甚，读书五行并下，落笔数千言，而无以为生。尝自其家徒步负襥被之徽，又之吴，吴人或异其才，而未能振也。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入翰林，益励于学。自言：「小时看书，日可二十本，字版细密者，犹不下十本；今来馆务分心，余力无几，或一二本而止。七阅月中，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及李白、子美、义山、飞卿、子瞻、放翁诗各二遍；尔雅、孝经、仪礼、论、孟诸注疏，史记、前后汉、隋唐书、五代史各一遍；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诸书及宋、辽、金、元史不及一遍。」其强力如此。先生既博窥，于朝章国故，抵掌而谈，如决溃堤。不学之徒，望风不敢前席。先生又未尝肯少接以温言，举朝皆畏惮。然爱才如不及，以识一贤、拔一士，为生平大欲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计。辛丑会试充副考官，用唐人通榜法，知名士网罗殆尽。榜发，下第举子拥邸舍喧闹，被论罢官，发永定河效力。雍正元年，召复职。时隆科多、年羹尧贵显用事，先生抗礼不屈，竟以言河南总督田文镜被谮。初，雍正二年，先生署广西巡抚，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广抚追劾先生措置不善，诏使前往捕贼自赎。事既解，仍以排挤下狱，当死，并籍其家，取及夫人之簪钏，视之皆铜器也。狱成，世益为先生危，先生处之泰然，在囚中日读书，昼饱啖，夜熟眠，同囚甘抚胡期恒，叹为铁汉。时内外诸臣方以全力罗织，必置之死。曾两决囚，先生缚至西市，刑部郎杨某，欲试之，于押赴市曹时，故问经史疑义，先生应答流利如平常。杨退语人曰：「李公真铁胎人也。」特旨免死，在八旗志书馆效力行走。先生敝车羸马，即日赴馆，闭门葺平生所著书，如是者八年。及乾隆即位，召见，即日授户部侍郎。会举博学鸿词，先生已荐六人，束于例，乃揭所知广托九卿。吴江王藻无举主，浼门下士孙国玺荐之，孙有难色，先生大怒责，孙跪谢允荐乃已。语闻，坐左迁。然先生虽屡黜，意气如故不少衰。尝曰：「内省不疚，生死不足动吾心，何况祸福？祸福不足动，何况得失？以此处境不难矣。」又言得力在二语：处境则居易以俟命，处事则行法以俟命也。会以丁忧归，嗣得大病，乃致仕。先生故刚大，生平学道，以陆子为宗。及卒，全谢山为碑铭曰：「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是为不传之秘，则公之道，宜其所往辄穷也。」所著书有穆堂类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论八卷、阳明学录若干卷。章炳麟书李巨来事，『文见华国月刊一卷十期』谓：「穆堂获谴，由雍正四年督直，胤禛欲其希旨杀塞思黑，穆堂不肯。胤禛既杀塞思黑，欲杀穆堂灭口，又恐临刑宣泄，故不得不赦。弹击田文镜事，特借以发端，谢山以事关皇室，故碑文不能正其辞。」并谓：「处胡虏之朝而果于用世，遇贼害之主而不能先几引避，使周、程、陆、杨处之必不然。」事虽隐昧，章氏历引东华录说之，恐或然也。
清初之朱陆异同论
　　[朱陆异同论之来历]「朱陆异同」之论，远起明世。休宁赵汸子常对策，谓：「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是为「朱陆早异晚同」说之始倡。其后河间程敏政篁墩着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纂钞朱陆二家往还书，各为之论断，见其始异而终同。自是遂有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专取朱子论学书牍与象山合者三十余通为说。同时罗钦顺整庵即遗书辨难，谓：
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
　　后东莞陈建清澜着学蔀通辨十二卷，乃大诋「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其书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辩诋甚峻。而书初不显，东林顾宪成颇加称说，乃为人知。明儒学案无陈建[清初尊朱排陆诸家][孙承泽]及清初宛平孙承泽北海着考正晚年定论二卷，持论益偏。书始宋孝宗淳熙甲午，朱子时年四十五，其后乃始与陆氏兄弟相会，依次编其文集、语类诸书，谓「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又深毁阳明，谓其「惟事智术笼罩，乃吾道之莽、懿」。据四库提要门户之见，持之者过甚，亦足征其立身居心之大概矣。四库提要云：「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于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魏裔介]同时有柏乡魏裔介石生，论学与孙承泽相沆瀣，编周程张朱正脉，自序谓「周海门所辑程门微旨，王阳明所辑朱子晚年定论，未足发蒙启迷，于微旨取十之五，于阳明所辑则尽删之，而取北海考正定论。其它尚有圣学知统录、论性书、希贤录诸书」。夷考生平，于崇祯壬午中举，越四年，清顺治三年成进士。言其出处，宜与孙氏同属贰臣，而裔介仕清尤忠荩，画进取滇、黔之策，竟如所规以覆明。又建言「宜择大将领满洲兵驻防滇、黔、川、楚间形势以销奸萌」，议虽不行，然裔介为满洲谋宰割汉人，其因事纳忠，固可嘉矣。故裔介仕宦极得意，蒙恩眷。卒康熙丙寅，二十五年年七十一。[熊赐履]稍次有孝感熊赐履青岳，得意略后于裔介，而亦以讲理学为显宦名臣。着闲道录，力辟阳明尊朱子。谓朱子兼孔、颜、曾、孟之长，詈象山、姚江为异类。又谓：「学不闻道，虽功弥六合，泽及两间，止是私意。」以抑姚江之事功。又着下学堂札记，引其友萧企昭性理谱语，詈阳明为贼。自谓：「当今日而有卫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其自负如是。清圣祖读其闲道录，称为「正大精醇，斯文嫡派」。又曰：「录中崇正辟邪，极透切，有功圣道不浅。」遂亲题其签曰熊学士闲道录，置之御几，一时羡为异数。卒康熙己丑，四十八年年七十五。诸人皆以高官讲正学，为朝廷褒奖。而明末南方有黄梨洲，北方孙夏峯、李二曲，海内称三大儒，论学皆尊阳明。既为羣士慕仰，又皆不肯屈节受禄。而顾亭林、王船山之俦，激于忧国忠世之意，感愤时变，溯源搜根，深痛晚明士习，归罪王学，谓种学术亡国之大祸。尤甚如颜、李，则更引益远，蔽狱宋儒，谓朱子教人读书，乃祸国害民之尤大者。船山、习斋声光皆闇，亭林虽栖栖，名字重于京国。其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一条，以王夷甫清谈、王介甫新说、王伯安良知，三王并举，而称说罗整庵、陈清澜以及孙承泽之书，则以在野大儒，亦主正学，俨若与朝贵相桴鼓矣。沈清玉冰壶集谓：「孙退谷、陆稼书以张弧文成者集矢蕺山。承泽固蒙面贼庭者也，平湖集中有上孙退谷先生书，何啻硕儒魁德，岂喜其意见之同，忘其立身之污乎？」『据李慈铭引，详吕晚村下。』余观日知录此处殆与稼书同一见解也。[张烈]同时有大兴张烈武承，以博学鸿词纂修明史。着王学质疑，书成康熙辛酉二十年，即亭林卒前一年也谓：「弘治己未，阳明成进士，其年六月孔庙灾，九月建阳书院灾。盖阳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其书大见赏于平湖陆陇其稼书，以与陈氏学蔀通辨并举。[陆陇其]稼书为有清一代正学宗师，持尊朱黜王之见益坚。其为问学录，至称「论语固能兴起善意，而其言简略，不若小学、近思录、朱子行状」。陆王则比之杨墨。然稼书之学，实自吕晚村；晚村得之张杨园。杨园亦明遗民，与梨洲、亭林诸老相辈次，曾受业于蕺山，与陈干初交游甚密，而论学则黜王崇朱，不随声阿师友也。然杨园以苦节隐，晚村以放言败，而稼书独以俯仰得高誉，后之崇正学者，羣推稼书为醇儒，因稼书而推杨园，于晚村则不屑道焉。熊氏经义斋集谓：「以某辈而表章朱学，只足为朱子之一大厄。」「某辈」即指晚村，时晚村尚未败，熊已深诋之，则以出处大节不同，自难欣合也。其后及于乾隆之朝，一时学士大夫专向考据，守程朱义理者深不悦。而歙县程晋芳鱼门着正学论，言此极慨切，谓：
昔吕留良有私憾于梨洲，注释诸书，力攻陆王学；而陆清献为一代大儒，亦过信陈清澜之说，附和吕氏。于是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而四十年来，并程朱之脉亦无有续者，此则非愚意料所及也。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学论三
　　然稼书虽恳恳于崇朱黜王，而出处固循谨，先后治嘉定、灵寿为良吏，仅得位监司，一年即失职，其官不达。自稼书卒后，而朝廷乃务于奖正学焉。[李光地]先是安溪李光地晋卿以藉手耿精忠、郑锦效忠清室，得殊宠，自编修擢内阁学士，上书谓：
臣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维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
　　时为康熙十九年庚申。翌年，张烈着王学质疑；又两年，二十二年癸亥，稼书始至京师见张氏书，补灵寿知县。及二十四年乙丑，张烈卒。年六十四三十一年壬申，陆稼书卒。年六十三而光地位望益高，宠眷益渥，遂以宰辅耆硕，为正学领袖。自称「晚年学问始进，得于圣训为多」，而康熙亦目光地为知己，君臣相孚如此。康熙五十一年，稼书卒后二十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庙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书。翌年，光地又承纂周易折中；又二年康熙五十四年承纂性理精义。时明孽反侧者，既已刬薙无留，故国遗老，亦死亡俱绝，光地所谓治统与道统合一，开尧、舜、文王以下未有之盛业，重见纯王之太平者，乃竟及其身见之。光地卒于康熙五十七年，年七十七圣帝为尧、舜，光地则稷、契、皋、夔矣。然光地实小人，富贵煊赫，不足掩其丑。全谢山称其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札子。卖友事可参看钱林文献征存录李光地、陈梦雷两传，又清文汇卷二十五陈梦雷与某同年书，某同年即光地也。惟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有安溪蜡丸疏辨，平反其事。光地颇诋黄石斋，其从弟光墺广卿尝述其言曰：「石斋之人则经也，其书则纬也。」谢山告之曰：「君家相公之书，其貌则经者，其人则纯乎纬者也。」光墺失色而去。亦见谢山论榕村学术剳子自光地在位，众多诮之，及其既殁，诋讦尤甚。语见方苞望溪集安溪李相国逸事虽如方望溪之徒，受其私恩，为之袒护，见上引篇中然无以胜公论。[陆稼书之从祀两庑]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学，以见圣朝治道之隆，又求表彰本朝正学名儒相辉映，而光地非其选也。求其持身无疵颣，讲学尚醇谨，能持门户之见，而名登清之仕籍者，陆稼书实推首选，陈悔庐以梨洲弟子，出光地门下，然论学不屈，及见稼书所著书而服，亦以稼书之躬行醇也。事见全谢山鲒埼亭集卷十六陈碑于是稼书遂以雍正二年从祀两庑。光地卒后六年故清初言朱学者，顾亭林、王船山、张杨园、吕晚村诸人持于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诸人唱于上，独稼书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两庑之祀，此乃清廷操纵之得其道。[张伯行]稼书同时稍后，有仪封张伯行孝先，亦循吏着政声，刻正谊堂丛书，有功正学，亦得从祀圣庙。然刻程朱书为之流传，亦吕晚村先为之。朝廷之意，从我者乃正学，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为之幌。是则正学之兴，未必稼书之功；其衰，亦未必稼书之罪也。[陆稼书力持门户及并时之诤难]惟稼书论学持门户甚挚，并时学者亦复多致不满。李恕谷记其一轶事云：
[邵子昆]陆稼书任灵寿，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书以子昆宗陆王，遂不相合，刊张武承所著王学质疑相诟厉。及征嘎尔旦，抚院将命稼书运饷塞外，稼书不知所措，使人问计子昆。子昆答书云：「些须小事，便尔张皇！若遇宸濠大变，将何以处之？速将王学质疑付之丙丁，则仆之荒计出矣。」中庸传注问
　　此固滑稽非庄论，亦以稼书平日，诋诽阳明过甚，遂来此反唇之诮也。[汤潜庵]稼书同时有睢州汤斌潜庵，从学孙夏峯，讲学能勿持门户。稼书尝上书论学，极言阳明之学不熄，朱子之学不尊，潜庵覆书谓：
姚江之学……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可谓有功圣道矣。然海内学术之漓日甚，其故何欤？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学者固众，随声附和者实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埸，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版，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闲邪之功……舍其学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讦其隐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易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自古讲学，未有如今之专以嫚骂为能者也。陆原书见三鱼堂文集卷五，并附汤答书[当时治程朱学者之真相]
　　此可见当时正学之风气矣。[钱子仁]稼书同时有嘉定钱民子仁，从稼书论学不合，曰：「公从朱子入，民从孔子入也。」尝与友人书，辨朱子论学不合大学、中庸、孟子、二程处，又言：「今之学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实而只辨朱陆，相关是务，圣学必亡。」语详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又江藩宋学渊源记亦稼书诤友也。稼书极推张烈王学质疑，而毛西河有折客辨学文揭其私，谓：
[张烈着王学质疑之动机]往在史馆时，同官尤悔庵阄题得王文成传，总裁恶传中多讲学语，驳令删去。同官张武承遂希意极诋阳明，并进三剳，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东林非君子，三曰阳明非道学。同馆并起而哗，总裁遽毁札。
　　则张氏着质疑动机亦可见。以若是之人才，若是之心术，相与鼓噪而言正学，结帝王之欢固有余，服豪杰之气则不足，宜乎非难之蜂起也。沈清玉冰壶集谓：「南方之学者，自孝感、平湖两先生提倡，专以尊朱黜异为第一义，顾应之者多场屋科举之士，于说书评尾之外，茫然无覩也。」可知当时程、朱正学派之实际。故彭定求南畇父珑，受梁溪高氏学，定求又事汤潜庵；其曾孙彭尺木治佛说，即与东原学者也。遂有阳明释毁录之作。[王昆绳]而王源昆绳言之尤慨切。昆绳生顺治五年，卒康熙四十九年，年六十三。先雅慕诸葛武侯、王文成，有心功业，晚不得一舒意，遇李恕谷论学，乃折节颜门，稍稍变其说。而其先论当时所谓朱陆异同者，颇激宕可参证，其言曰：
今天下之尊程朱，诋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伪者几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顾行者伪也。真则言或有偏，不失为君子；伪则其言愈正，愈成其为小人。有人于此，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掇拾程朱绪论，狺狺焉骂阳明于五达之衢，遂自以为程朱也，则吾子许之乎？夫对君父而无惭，置其身于货利之场，死生祸福之际，而不乱其内行，质之幽独而不愧，播其文章议论于天下，而人人信其无欺，则其立说，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陆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则尊程朱即程朱之贼，尊陆王即陆王之贼，伪耳。况大言欺世，而非之不胜举，刺之不胜刺者哉？尝闻一理学者力诋阳明，而迁官稍不满其欲，流涕不止。一识者讥之曰：「不知阳明谪龙场时有此泪否？」其人惭沮无以答。又一理学者，见其师之子之妻之美，悦焉。久之，其夫死，约以为妻，未小祥而纳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呜呼！若辈之行，如此类者，岂堪多述！……故今之诋姚江者，无损于姚江毛发，则程朱之见推，实程朱万世之大阨尔！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朱字绿书
　　又曰：
今之诋阳明者，行伪而品陋，识暗而言欺，天下从而和之者，趋时耳，干利耳。举世若狂，以诋姚江为风气，亦何足与深辨！同上
　　又曰：
后世之治天下，当首严诈伪之禁……凡为虚言以欺天下而盗名者，悉焚其书而寘之法。同上与李中孚先生书
　　其言激切有如此，可见当时正学之实不足以服人也。及朝议既定，正学大显，而虚伪之风气，麻痹之人心，益有以激豪杰而起反抗者，其人则为李穆堂。
穆堂之朱陆异同论
　　[穆堂论学大旨]穆堂生平不以理学家自居，而好辨朱陆异同，其意亦有激而发也。穆堂论学，极重人伦实务，谓：
教莫古于唐、虞……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亦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已。……鲁论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皆五伦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养…者也。圣人继作，其教递详。教之以佃以渔，教之以耒耨，教之以懋迁交易。教之以衣裳，教之以舟楫，服牛乘马，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教之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教之以上栋下宇，教之以葬以封以树，丧期有数。教之以书契，百官治，万民察……皆五伦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虽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业虽有士、农、工、商贾之别，而总其人之类，则皆五伦之所缀属而已。是故天下无伦外之道……无道外之人……无人外之教。初稿卷十八又原教
　　故曰：
圣贤为学，虽不废书，实不专在于书……子路「何必读书」之对，夫子虽恶其佞，亦未有以折其非也……寻章摘句……是明道程子所呵为玩物丧志而已。别稿卷九古训考
　　穆堂不喜专以读书讲论、寻章摘句为学，而谓其事由于朱子。故曰：
古未有以学为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学、问、思、辨俱属知，因以穷致事物之理为格物。又以大学未详……为传以补之，于是古人为学之法乃一变。寻章摘句之弊，流为玩物丧志。龂龂口耳之间，举古人实践之学，不得而见之矣。初稿卷十八原学上
　　又曰：
朱子门人，平日专以读书讲论为工夫……不知圣贤之学，不如是也。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朱子中年，亦以读书教弟子，至于晚年，则专以求放心、敦践履为主，而深以徒倚书册为戒……惟语类有劝人读书之说，则皆门人以意为记录者耳。……善学朱子者，毋惑于门人讹误之词，而细观其晚年所著述，庶不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所误也。别稿卷九古训考
　　穆堂以此斥朱子，亦即以此推象山、阳明，谓；
陆子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真得圣贤为学之法者。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自象山陆子之教不明，士堕于章句训诂者三百余年，洎王阳明先生倡明绝学，然后士知有躬行实践之功。初稿卷二十六，文学刘先生墓志铭
　　而穆堂谓躬行实践则本一心，故曰：
圣人之学，内圣外王，皆不过一心。或乃分心性为二，疑心学为近禅，不知心即性，性即心也。……舍心学又乌有所谓圣学哉？……象山陆子，专以求放心教人，盖直接孟氏之传者……。世之人以训诂章句为学，失心久矣。别稿卷二十四，过浩斋先生训语序
　　然穆堂之所重于心者，亦不过曰躬行心得而已。故曰：
学必躬行而后心得，得于心而后推之家、国、天下，无所施而不当。而扬子所谓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与于斯。别稿卷二十四学言稿序
　　至于空谈心性，则为穆堂所深戒。故曰：
义理与气质为定名，心与性为虚位……学者苟有志于圣贤之学，躬行实践可已，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与仁则罕言之。子贡亦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因告子论性而误，故反复与辨耳，其教门人则止曰孝弟而已，义利而已，未尝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从学者不敢望子贡，实行不修，而空言心性，妄也甚矣！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
　　此其言极似亭林。然亭林极斥心学，而穆堂乃谓「舍心学又乌有所谓圣学哉」，与亭林「舍经学安所得理学」一语，正相照映。穆堂斥朱子以读书讲论为学，其论极似习斋。然穆堂固又是博闻强识，绝非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者流也。学者观于三氏立言之异同，知论学各有本末，可勿为古人争门户耳。而穆堂辨朱陆，尤每以言有依据，能抉本真自喜，颇有似于此后干嘉考证派之所为者。罗有高谓「穆堂议论偏激，好以记问胜，豪者也」，其评颇中穆堂之失。见尊闻居士集卷三答杨迈公书二。故尝谓：
六、七年来细阅周、程、朱、陆、阳明六子之书，各不下十数过。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编修昼堂书
　　[陆非顿悟]而遂以辨陆学之非顿悟，其言曰：
朱子因陆子教人有发明本心之说，遂以顿悟目之，而其实非也。陆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与明朝荆门州儒学藏本、抚州家祠本，并相同，无片言增减，尝翻阅数十过，绝无「顿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举木升川至，专以循序为主……即鹅湖之诗，必曰：「涓流积至沧溟海，卷石崇成泰华岑」，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至于发明本心，并非顿悟。孟子论乍见孺子入井，即所以发明恻隐之心；论嘑蹴之与不受，即所以发明羞恶之心……陆子发明之义不过如此，非如朱子所谓「一旦豁然贯通，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自圣贤之学，变而为科举之业，剽窃口耳，不复以身心体认。陆子之书未尝经目，而道听涂说，随声附和，咸曰陆氏为顿悟之禅……学者试取陆子全书读之，则知娶寡女者不可诬以挝妇翁矣。同上卷十八发明本心说
　　又象山语录有「家有王癸神，日供千斛水」二语，陈建学蔀通辨谓出佛书，穆堂谓：「余尝尽阅全藏经、律、论，并无此语。」见陆子学谱卷十一「章从轩节夫」条。其后全谢山谓「二语大略当在道经，今巫祝家禳火，尝用此语。」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七答临川先生杂问。又如阳明传习录有「照心」二字，或疑为禅语，穆堂谓：「佛书余尝遍阅，并无此二字。」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世之讥陆王者，率谓其近禅，谓其尚顿悟，病其游谈无根，束书不观，自穆堂言之，彼之所以斥陆王者，正坐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之病，皆未尝细读陆王书而姑意测之如是也。雷鋐翠庭经笥堂文钞象山禅学考，谓：「世目象山为禅学，以象山教人闭目静坐不读书者，非也。象山语录多近禅，然未尝言不读书，亦罕静坐。文集中并『静坐」二字无之。与刘深甫书云：『开卷读书时整冠肃容，平心定气，训诂章句，苟能从容不迫而讽咏之，其理当自有彰彰者。』与傅圣谟云：『已知者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此与朱子教人无以异。」今按：雷氏力主朱、陆之辨，至此等处则亦受穆堂影响也。
　　[陆王流弊]然何以陆受世俗讥摘？王常穆堂则谓一由陆王之有传而失真者，如黄梨洲谓象山以「觉」为入门，慈湖以「觉」为究竟，此慈湖之失其传也。见初稿卷十八发明本心说。谢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并谓「慈湖亦不以一悟为究竟」。又跋袁正献公与舒和仲帖，『外编卷三十三』谓：「陆学流弊，乃傅子渊、包显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杨、袁不尔。」又谓：「临川先生昌明陆学，然其病则言陆学绝无流弊，如此便成矫枉阿私。」今观穆堂集亦并不主「陆学绝无流弊」之说，疑谢山自据当时相从谈论言之也。阳明良知之教，如邹文庄东廓、罗文恭念庵皆粹然无疵；而龙溪王畿首为狂论，纯任自然，心斋王艮亦多怪异，二王之学数传益甚，此二王之失其传也。见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学术之传有得有失，固不可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其立教之师。而世俗所以好谤陆王，则由于元明以来，朝廷科举，以朱子书取士，俗士习于时文讲章，有道学之美名，有富贵之实利，而又熟于章句训诂之先入。故攻陆王者每不读陆王书，则又安从得陆王之真？穆堂于此尤慨乎言之，曰：
[只有攻陆王无攻朱子]世止有摘陆王之疵者，未闻有摘朱子之疵者，非陆王之多疵，而朱子独无疵也，势也。自有明以朱注取士，应科举者，共守一家之言，为富贵利达之资，大全、讲章而外，束书不观，道听涂说，成为风俗。大学改本，虽弃孔子以从朱子而不遑恤，孰敢为陆王而议朱子哉？吴文正公澄生平信奉朱子，晚始略举尊德性、道问学为调停之说，其言本出朱子，而论者已哗然攻之矣。南宋至今六百余年，止有一阳明先生，追寻古本大学，而攻之者至今未已。初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孔尚任湖海集卷九广陵郡学会讲序『戊辰』谓：「今制举家皆知尊朱，问其所以尊者，曰：『朱子有批注也。』；皆知攻陆、王，问其所以攻者，曰：『陆王无批注也。』夫朱子岂批注之可尽，陆、王岂无批注之足累？其所谓尊与攻者，皆不过为制举言耳。」
　　故穆堂于凡攻陆王者，率致非难，尝曰：
陈建、吕留良辈，妄附朱子，着为谬书，诋諆陆王，至不可堪忍。引同上节
　　穆堂有学蔀通辨辩，于陈氏书条析其说。见初稿卷十八心性说，其书未见其论孙承泽云：
[论孙氏考正定论]孙北海承泽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论，盖从未读陆子、阳明子之书，亦未尝细读朱子之书，徒欲钞窃世俗唾余以附于讲学者也。所载朱子之语，止取其诋諆陆子之言，其论学之合于陆子者，则概不之及。其所辨年岁亦不甚确，如鹅湖之会，谓各赋一诗见志，是全未见陆子语录者也。初稿卷四十五书孙承泽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后。又谓：「孙承泽在明朝，官至九卿，家居京师，亲见闯贼之乱，国破君亡，偷生忍死，晚年沉酣于富贵利达之场，耄而不止，盖患得患失之鄙夫，本不足与论学。」
　　[论张氏质疑]其论张烈云：
王学质疑，……不惟不知王学，亦从未读朱子之书，特剽窃讲章训诂之俗说，而妄有著述，以求附于讲学之末者。初稿卷四十五书王学质疑后
　　时人争朱陆公案，自穆堂言之，不徒未读陆王书，抑又未细读朱子书，特剽窃世俗讲章、科举训诂为之也。穆堂既一一斥其空疏浅陋，而自出手眼以辨朱陆之异同者，则在即就朱陆著述全部以求其真相。其著作之重要者有二：一为朱子晚年全论，一则陆子学谱也。其为全论也，曰：
[朱子晚年全论]余尝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集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名曰朱子晚年全论，其言无不合于陆子。初稿卷四十五书孙氏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后
　　又曰：
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也。朱子论陆子之学，陆子论朱子之学，早年疑信参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王晚年则冰炭之不相入也。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犹有异同，而晚乃符节相合……早年二君子未相见，故学有异同而论有疑信；中年屡相见，故所学渐同而论亦渐合。朱子与项平甫书，欲兼取两长，陆子与朱子书，谓「康庐之集，加款于鹅湖」，此其证也。考康庐之集，朱子年五十二岁，陆子年四十三岁，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陆子下世。此十一年中，两先生不及再见，始启争「无极」不急之辨，继附益以门人各守师说，趋一偏而甚之。其兼学于两家者，往来传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矫枉过正。如包显道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而朱子教刘敬夫考索周礼，陆子颇不然之。于是朱子指陆子为顿悟之禅宗，而陆子指朱子为支离之俗学，而实则两先生之学皆不尔也。朱子晚年定论，陆子既不及闻其说，阳明先生抄为一编，凡三十四条，中间因词语相类而误入中年之语者，特何叔京三书耳。罗整庵摘以相辨，而无知之陈建，遂肆狂诋，其实晚年所论皆然，虽百条不能尽也。……今详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论学之书，确有年月可据者，得三百五十七条，其论与陆子相合；而年月无可考者，又几十几条，附赘于后，共为一编。……论学之书，片纸不遗，名曰朱子晚年全论。曰「晚」，则论之定可知；曰「全」，则无所取舍以迁就他人之意。庶陈建之徒，无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于学者，恍然知两先生所学之同而识所从事，不终堕于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补乎！初稿卷三十二朱子晚年全论序
　　穆堂此书，盖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扩大。[朱子不惑录]穆堂又有朱子不惑录，谓：
[朱子为学四变]朱子生平之学凡四变：自言十六岁时在刘病翁所，会僧妙喜，始为禅学；十九岁应礼部试，依妙喜说作文，说动试官，得中进士；二十二岁筑室修炼，读道书，手定牧初净稿，始辛未，止乙亥。盖三十岁以前，专为二氏之学者也。至三十岁，为绍兴三十年，……师事李延平先生，屡以其所言为不是，始将禅学权时倚阁，三十三岁再往就教，于是学益纯正，一变至道；三十五岁时，延平先生卒，谨守师说犹四、五年。故自三十一以至四十，此十年中，粹然儒者，与林择之、何叔京等书可考也。四十岁以后，始弃延平之教，如与林择之书论中和，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之类是也。专意著述，欲拟孔子删定纂修之业，偏重于语言训诂，此又一变也。四十六岁为鹅湖之会，陆子指其学为支离，而朱子守其说不变；又六年，五十二岁，陆子相访于南康军，讲义利之章，始有悔心，亲题讲义之末，欲守陆子所讲为入德之方；五十四岁答项平甫书，自谓持守不得力，当兼取陆子所长，渐有向里切己之意；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因力诋陆子之学；然自六十岁以后，至于终身，所以为学与所以教人者，悉依陆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说，故虽诋陆子，而诋浙学之务末者为尤切，其详见答吕子约、郑子上诸人之书，至终身不改。此一变，则朱子之定论也。余……抄其三十一岁至四十岁恪遵延平之教者，别为一卷，名曰不惑录。初稿卷三十二朱子不惑论序。其书今不传
　　[元明以来之朱学]凡朱子学说自身之转变与其晚年之定论，穆堂所以条理抉发之者如此，而后世所以误会朱学之真相者，穆堂则以为皆出元、明之陋儒，与夫科举之俗见。其言曰：
自宋南渡以后，学者不务其所当务，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鳃鳃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于章句训诂之烦，而驾其说于意见议论之末，置其身于日用彝常之外，而劳其心于名物象数之中，未尝一日躬行实践，而诩诩然自以为讲学。……盖自大学补格致传文，而孔、孟之学乃失传矣。虽然，朱子晚年，固已尽觉其悮，……而元、明陋儒，专取其中年未定之书，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编为大全。科举之学，因陋就简，朱子全书未尝寓目，遂以讲章训诂之学为足以师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初稿卷十八原学下
　　又曰：
自科举取士，世俗之人，富贵利达之外，无所用心。稍有志者，沉没于明人大全所撮语录陋书，傲然讲学，自谓尊朱，不知其于圣贤之学，毫无所见，即朱子之学，亦百未知一也。穆堂别稿卷三十五复济东道陈副使书
　　[夏炘评晚年全论]然穆堂所言，亦有激而然耳，未足以服真为朱学者之心。当涂夏炘尝论之云：
晚年全论一书……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无他意也……所引朱子之书凡三百五十余条，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自来说书者所未有也。述朱质疑卷十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
　　[穆堂对朱子言行之掎摭]且穆堂不徒于朱陆异同恳恳力辨，又于朱子言行，多所掎摭。今集中如书东见录后，讥朱子为焕章阁待制，赵汝愚谪永州，朝权悉归韩侂冑，朱子草书万言，为赵明冤，筮之，遇遁之同人，朱子退焚谏稿，自号「遁翁」。『按：焦里堂易余钥录卷九辨无其事。而吕伯恭弟祖俭、象山门人杨简，皆以讼汝愚罢诎。朱子平生，痛诋江西、浙江之学，此事反逡巡，贻书祖俭，深表愧叹。又书灵宝毕法后，言朱子少筑炼室，老注参同，自称「空同道士」，题篔筜壁诗，以「金丹岁晚，此志不就」为叹恨。灵宝毕法乃世俗方士陋书，而序文首引朱子诗「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谓「晦翁紫阳朱先生必不我欺」。因讥「朱子平时诋韩子为文人，试取谢自然诗较之，识量何其相远！」又书赝作昌黎与大颠三书后，讥朱子作考异，附会世俗伪譔欧公题跋，反疑子瞻未见欧阳跋语，曲为缘饰。又书真西山文集后三则，谓朱子讥陆子为禅，而自于佛学极推崇，乃至称「佛为大事因缘出世，圣人继天立极意亦如此」。捐馆之前，以香茶奠黄蘗僧，称「为悟公故人，固宜西山等于释氏欢喜赞叹」。又跋朱子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以朱子为濂溪事状，削去蒲氏所为墓碣载濂溪称颂新政语。而如邵氏闻见录所记「荆公居锺山，恍惚见其子雱枷扭」云云，生死轮回之说，至妄陋，而名臣言行录备载之，不免好恶之偏，为世俗转移。』以上均见初稿卷四十五。则其事已出乎异同之外，所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矣。穆堂又为王荆公辨诬，为吴草庐持平。『初稿卷二十四吴文正公从祠记』要之，豪气侠情，一入门户，未能超然。[陆子学谱]穆堂于朱学议论，具如上述。其治陆学，则备见于陆子学谱，谓：
昔朱文公与吕成公作近思录，记濂、洛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独为伊雒渊源录，记诸先生之行者也，言与行分而为二，视论、孟所记若有间矣……陆子学谱，盖兼用近思、渊源二录之体。……俾有志于希圣者，门径可循，归宿有所，不沉溺于利欲，不泛滥于章句，不参错于佛、老，庶几斯道有绝而复新之日。初稿卷三十二陆子学谱序
　　[陆子年谱]又为陆子年谱，谓：
明陈建等道听涂说，剿袭旧闻，诋陆子为禅学，实未究观二家之书。不知朱子晚年之教，尽合于陆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显道、傅子渊等，过为高论，而未及尽见陆子所以为学与所以教人之说。故其所疑为禅者，皆悬空立论，未尝实有所指。其实指而出之者，惟轮对五札与答胡季随一书耳。季随书之驳，出于语类，门人所记，容有讹舛；而五剳之讥，则屡见于笔札，所宜备载，俾天下后世得公听而并观，且亦陆子经国之大猷，不可略也。初稿卷三十二陆子年谱序
　　[穆堂讲学路径]盖就其遗教全体，合之于行事之实，以考其学说之真意，而若有以想见乎其人。此已与世之徒守科举俗学，哓哓浮辨，而目不覩朱陆全书者不同；亦与牢守道学字头，专以训诂家法，争心性、理气之辨者有异。其路径之直捷，意趣之真切，诚可谓得陆学之真传也。穆堂自言：「早岁为学，略去疏节，止守大纲，全用力于经济文章。……二十四岁复思向上。」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编修昼堂书其治学路径如此，故得有体有用，不与专治训诂讲诵者同科。又尝谓：
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自程子有「尧舜事业浮云太虚」之语，世儒借口，辄欲以空言傲实绩……内圣外王之学，一变而为迂疏无用，至令天下以儒相訾謷，皆此等谬说启之也。……自汉以来，惟诸葛武侯始着儒者之效，唐韩子、宋欧阳子用之不尽，濂溪、明道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余则虽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公出，始大着儒者之效……而世俗无知小人谬附讲学者，辄以空言诋之，不知此辈何所用于天地间也！人极之不立，岂可徒咎溺于嗜欲之人也哉！初稿卷四十五书程山遗书后
　　又曰：
自阳明先生倡道东南，天下之士靡然从之，名臣修士不可胜计。其道听涂说，起而议之者，率皆诵习烂时文、旧讲章，以求富贵利达之鄙夫耳。间有一二修谨之士，阉然媚世，而自托于道学者，稍相辨论，不知其未尝躬行，自无心得，不足以与于斯事，而考见其是非之所在也。当时首与阳明辨者为罗整庵，然……当时亲炙如邹文庄东廓，私淑如罗文恭念庵，皆粹然无疵，一出于正……若徐文贞、存斋，聂双江弟子李襄敏、见罗父遂魏庄靖、时亮，字工甫郭青螺子章，字相奎诸公之勋业，陈明水、江右王门舒文节、国裳，江右王门刘晴川、江右王门赵忠毅、南星，字梦白周恭节、用，字行之邹忠介南皋，欧阳南野弟子诸公之风节，邓文洁、定宇，王龙溪弟子张阳和、王龙溪弟子杨复所、罗近溪弟子邓潜谷、东廓弟子万思默念庵弟子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说，躬行心得，发名而成业者，未易更仆数，岂不犹贤于整庵辈训诂章句，阉然媚世而一无所建立者乎！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
　　又曰：
平心论之，整庵与阳明，同在武宗之时，天下多故，身为大臣，离事自全而已。能抗刘瑾乎？能诛宸濠乎？能靖粤西之乱乎？此实学与虚说之辨。初稿卷十八心性说
　　又曰：
阳明先生勋业塞穹壤，名声贯古今，世岂知有所谓大兴张者？人虽自绝，何伤日月？初稿卷四十五书王学质疑后
　　[躬行与功业]盖陆王之学，既以躬行实践为主，而躬行实践，必归鹄于功业济世，乃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足以证其践行之圆满而庶几于无憾。此与从事章句训诂，即于文字讲论争是非者绝不同。故穆堂盛推阳明，以其功业之发见，征学说之虚实，此正陆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诣，决非陷溺功利，偏心杂霸，空为此畔援之势论也。[穆堂与颜李]余尝谓颜、李讲学，深斥程朱，谓书生纸笔讲诵之无益于天地，而力唱「六艺、六德、六行」之说，以实用为本，其意趣路径实近陆王，以穆堂证之，可益信矣。惟颜、李尚有习恭存心之学，而穆堂无之，是颜、李犹守旧规，而穆堂已入新趋也。厥后章实斋论学颇采穆堂，故亦与颜、李近，而自谓推本于阳明。此为清学一伏流，要之与尚训诂考订书本之学判然不同，而清初程、朱正学，转与干嘉吴、皖攻朱者同为以读书训说为学也。然躬行实践，固以功业济世为归，而不必展功业济世之效，则时命限之，虽穷而在下，不得尽其意，而无害乎性分之全量。此又非陷溺于功利、偏心于杂霸者之所与知；而内省不疚，实为真血脉所关，又非章句训诂之所能争也。相传：
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穆堂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全祖望阁学临川李公绂神道碑铭
　　此即发明本心致良知之实例，穆堂所谓陆王之躬行实践，所由与章句训诂讲诵虚说者不同也。故穆堂又言之，曰：
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实行不修，于阳明子无能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
　　[穆堂论学之背景及动机]此真穆堂论学真背景，亦穆堂论学真动机矣。故扩之为功业，约之为践履，穆堂之所谓躬行实践，所以修之己而责之人者，惟问实事，不争虚辨。此固陆王讲学精神之一端，而穆堂则特以为当时之箴砭也。故穆堂所以评骘朱陆之异同者，其事是非当别论；而穆堂为人之俊伟，以博闻强记之学为陆王本心良知作发明，以考史论世为心性义理作裁判，学术、经济、文章冶于一炉，其在当时，虽意有所激，语有所偏，然磊落俊伟，光明简切，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媿矣。
　　[穆堂学说与时代之冲突]虽然，当穆堂世而言践履功业，谈何容易！[谢石霖]先是，雍正四年，谢济世石霖以翰林改御史，露章面奏河南巡抚田文镜不法状，雍正掷还其疏，石霖伏地不肯起，争益力。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讯之，并加刑，问：「指使何人？」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自当忠谏；见奸勿击，非忠也。」奏上，议大辟。得旨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边臣希旨搜其书，得古本大学注，劾以毁谤程朱，廷议坐讽刺朝政，复下狱。将刑，缚至市曹，诸受学者皆哭送，且受祭邸舍中。已而宣旨得赦，归舍，炷香末烬，酒尚温也。在戍九年，及乾隆朝始召复原官。而穆堂亦以论奏田文镜坐朋党获罪，谕旨煌煌，屡受显斥，钩党排陷，钻营行私，穆堂固不免为圣朝负恩一小人。以雍正四年诏使只身往广西，捕前署巡抚时安插罪苗后在逃者，不得携广中一吏卒，并降旨「若不能拏获，即将李绂在广西正法」。穆堂至，叛苗束身自归，曰：「吾不可以负李公。」事幸解。旨令「李绂在广西无可办理，着令来京，现在应行质问案件甚多」。[穆堂二十一大罪]遂下刑部听讯，廷臣议穆堂大罪二十一款，律应斩决，两缚往西市，手反接，刀置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曰：「臣愚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卒以天子圣明，宣旨赦还，仍置请室。[学问尚好免死]嗣奉特旨：「李绂学问尚好，着免死。」时在雍正五年越年，雍正七年冬或追供前穆堂参田文镜事，又大集廷臣召穆堂，亲诘责，色甚厉。穆堂不吐乞怜语，惟言「臣罪当诛，乞即正法，以为人臣不忠者戒」。廷臣遵旨讯，请交刑部治罪，又以天子圣明得宽免。然则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剥落，菁华亦渐耗。」[血肉之躯]又曰：「公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何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之所以然]圣天子在上，惟有尊圣旨，守圣法，努力报称，尚何纷纷辨朱陆异同为！
附：万孺庐
　　[万孺庐]穆堂着陆子学谱，有共相考证上下其议论者一人，曰万宇光，号孺庐，江西南昌人，学谱附录所称「本朝翰林院编修万子承苍」者也。李集有墓志，谢山集有墓碑铭。其答顺德陈守论陆子文集书，议论与穆堂一辙。[孺庐论陈建]自谓：「尝客东莞，其邑人言陈建素无行，为其乡先生所不齿。乡先生故多宗陈、王之学，建乃窃为此书以媚上官，而阴谤其乡先生。」全谢山鲒埼集外编卷五十端溪讲堂策问一，亦谓：「东莞陈清澜，则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阳明，并隐讥白沙以自附于河汾之统。盖有窥见其底里，直斥为小人者。」其后有吴鼎易堂着东莞学案一书畅论之。[孺庐论朱陆]又谓：「朱子平日议论太多，自孔、颜、曾、思而外，皆若其所不满，不独陆子而已。于孟子则谓其粗，谓其露才，谓其英气害事，谓学之无可依据。于二程子之言多所抵牾，谓伊川未能无我，节目尚疎，每事三说，决有两说不是。程门弟子则概目以禅学，尝云：『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又云：『诸公虽亲见伊川，皆不得其师之说。』龟山尤传道所自，谓其做人苟且，谓其随众鹘突，谓其说道理无收煞，谓其气质弱。延平语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虽亲受业，亦皆断之为禅。同时如张宣公，则所与往书，诋斥甚切，其后南轩集多删改以就己之说。吕成公则谓其杜撰，谓其看文字粗，谓其不理会经，谓其弊在于巧。今观朱子文集疑陆子为禅学者凡数条，不过如论上蔡、广平、龟山之意。而其推尊陆子，则不在二程子下，尝曰：『陆子静表里不二。』又曰：『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又曰：『南轩、伯恭之学皆疎略，南轩疎略从高处去，伯恭疎略从卑处去。』又曰：『子静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观此则其位置陆子于张、吕二公之上，章章如矣。今读朱子之书者，推崇张、吕无异辞，即上蔡、游、杨诸公，亦不因朱子目为禅学而尽摈之，独于陆子哓哓不已，岂朱子之心哉？」又曰：
考亭朱子似伊川，象山陆子似明道。元世陆子之教，仅行东南。赵江汉闇记朱子所为传注以授北方学者，后遂用以取士，明代因之不改，由是言圣人之道独归朱子。然士子特用其说弋取科第而已，即或高谈性命，博考礼乐制度，亦不过法朱子之解经，未尝期其身之必行之。一旦试之以事，非回惶失措，则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反不若任意直行者之足以有济。于是圣人之道，常无用于天下，而儒者之为世所诟厉，不足怪矣。独阳明先生负卓绝之姿，兼承朱子、陆子之学，磨砻浸润以完其德性；故其平大寇，定大难，不动声色，而勋德成于反掌，可不谓儒者之明效欤？孺庐集卷十一王阳明先生画像记
　　观此，知孺庐议论，实与穆堂一致。既激于当时是朱非陆之徒门户之见操之过甚，而又有志于事功践履，不甘徒资科举利禄为借径。此则李、万所以特提陆、王以箴世之意也。
王白田与朱止泉
　　[王白田]然当时治朱子学者，亦非尽持门户之见，如穆堂所讥，未读陆王书，亦未细读朱子书，徒以骂陆尊朱为风气也。亦有笃学谨行，实细心读朱子书而求为之发明者，其人则如王白田，讳懋竑，字予中，宝应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1668－1741年七十四。以精治朱子学名。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正李光地卒岁。雍正元年，以安庆府儒学教授特旨召见，改官翰林，称一时知遇，其颁朱子书谢恩呈看详云：
我皇上钦崇正学，表章真儒。溯道统之源流，爰升从祀，汇羣言之条贯，俾纂全书。学惟定于一尊，理同归于皆是。黜德性、问学调停之私说，敢云朱陆之并称？斥冰炭辅车谬悠之狂言，谁曰中、晚之异论？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白田治学态度]白田盖值朝廷襃崇正学之时，而笃信谨守，心欲有以为之宣扬发明者也。焦里堂有言：「他人讲程朱理学，皆浮游剿袭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于朱子之书，考订精核，乃真考亭功臣。」见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其为后世通人见重如此。其论朱子为学次第曰：
[白田论朱子为学次第]朱子早年从屏山、籍溪二公，出入于老、释者十余年。自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时，往同安归，此以前所谓出入于老、释者也。及见延平，始悟老、释之非，而受求中未发、默坐体认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没而往问之南轩。已而自悟心之动静皆为已发，而未发为性体，自以为无疑矣。「人自有生」四书，向以为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罗参议两书，则在乙酉、丙戌间，盖未至潭州前也。比至潭州，与南轩论不合，朱子谨守师说，而南轩以求中未发、默坐澄心为不然，见南轩书廖子晦录至未发、已发则无以异。朱子酬南轩诗可考其后又卒从南轩受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答程允叔、何叔京戊子诸书皆主此论。乙丑春，乃悟已发、未发之各有界地时节，于是改从程子，而于未发复寻延平之说。又至庚寅，乃极言敬字用功亲切之妙，与林择之书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自是指归一定，终身守之不易。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答宋宗洛书，「及见延平」以上一节采其子箴听等所为行状。
　　[朱子年谱]而白田生平用力，则在朱子年谱一书，盖积二十余岁四易稿而后定。见其子箴听所为行状其书大意亦承陈建、孙承泽之绪，而考订精详，远非陈、孙之比。议论与穆堂适相反，而编纂亦一本朱子手笔之书为主，谓文集、语录多有不可据，语见行状与穆堂晚年全论专录论学书札，不载语录及他杂文之意相似。惜年谱所收朱子五十以后论学书，不过五、六十首，删汰既多，即无以定朱子晚年思想全部之真态，此盖为年谱体例所限。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虽并选书札、语录，又编年写录，似更足以推见朱子思想先后大体，而书未竟稿，尚有缺失，且亦与穆堂全论通体俱钞、一札不逸者异意。故自五十以后所收论学书亦不过百十余首，较之穆堂全论所录仅亦三之一耳。其取舍之间，仍不能无主观之偏。[年谱剪裁处未脱主观]四库提要谓其书「于朱子生平著述，皆一一缕述年月，独于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两书，不载其名，似有意讳之」。提要又举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年谱置之不言。而如穆堂所举早年会僧妙喜、筑室修炼读道书，及捐馆前以香茶奠黄蘗僧诸端，亦均削不载，并无一字致辨。盖其书列于孙承泽、张烈之流，则卓出远甚，若以示穆堂、孺庐诸人，恐仍不足以悦其心，且亦不足以服其口也。又其书谓：「文集、语录中，多谦己诲人之辞，大率因人说法，应病与药，又间或有为而发，不可泥看。如与象山书『无复向来支离之病』，此因象山讥其支离故云尔。」见年谱考异卷一而推此类言之，颇多勉强。[年谱解释处颇多回护]如朱子丙午五十七岁答刘子澄云：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同，乃为修业也。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
　　白田说之云：
此云「方别寻得头绪，似差简约端的」，此为子证言之，子澄好编类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书所云「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即所谓「简约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也。见年谱附录卷一
　　此以朱子自道谓专为子澄言之，其属牵强，不辨可见。且前书云：
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前日看得诚是不切，乱道误人也。
　　岂得谓此处「前日看得不切，乱道误人」亦为子澄言乎？且白田谓「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语气特讥指象山。不知象山讲学，正如朱子此书所谓「圣门德业，初不在日用之外」，故曰「文字语言外别有用心处」，正是用心于日用伦常，并非以不言不语为用心处也。然则白田此等处，仍蹈穆堂所讥「未读陆子书，亦未细读朱子书」矣。又同年朱子有答潘恭叔书云：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义，然于缓急先后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学者之弊，苦其说之太高与太多耳。如上只见意绪丛杂，都无玩味工夫，不惟失却圣贤本意，亦分却日用实功，不可不戒也！
　　白田说之云：
[因人说法应病与药]此所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此为恭叔言，欲其向里着实用功，所谓「因人说法，应病与药」者，非向来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处也。其下即云「病其说之太高与太多」，其意可见也。亦见附录卷一
　　然朱子若向来并不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尽可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某向来不以为先急」，此与「因人说法，应病与药」之义何害？何以并不有倒置之病而必自诬为向来倒置，又诈自恨其误人不少，今方自悔，乃为「应病与药」乎？其属牵强，又甚易见。是则王氏此书，仍守孙承泽考正定论，朱子四十五岁后绝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之意。用力虽勤，成见未祛，虽免嫚骂之习，仍未出乎门户之锢也。陈兰甫谓：「王白田朱子切要语专为排陆、王而作。」真一语破的。陈语见岭南学报四卷一期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故其谱虽颇重李果斋原编，而又曰：
果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盖指玉山讲义、答陈器之、林德久诸书而言。以今考之，皆发明性善之指，说出地头名目，如韩子原性……之例，非有「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者，岂不信哉？见年谱考异卷四
　　不悟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自得，自孟子已然；发明性善之指，岂仅在说出地头名目，不必令人深思自得乎？若只是说出地头名目，至多不过「察识」一边，更何与乎「涵养」？朱子四十以后对于中和旧说之悔悟，岂晚年复背之乎？今既谓「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又何以证其必乖于大义？王谱于绍熙五年甲寅仅书「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并不详录玉山讲义，加以疏说，惟于文集有详辨。存稿卷六玉山讲义考然讲义临了有云：
就日用间便着实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纔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两事也。……故君子之学，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有阙处矣。
　　今以合之朱子答项平父书，谓：「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则朱子明明说象山所说是尊德性事，而晚年乃云学者固当以尊德性为主，朱子之意，决不斥象山为异类，显矣。白田于此不能别为分说，而仅曰「可谓明白而无疑矣」。其恳恳致辨者则在「回头转脑向自己心中识认」之说，不悟讲义固不主徒向心中识认，亦并不谓只须从外面求。朱子明分尊德性、道问学两边说之，不能抹去「尊德性」一语不理，又不能抹摋象山功夫全不是尊德性，则讲义临了一节，其语固是「明白无疑」，而必欲以抑陆为尊朱者，终不免为劳而难安之事也。又按：顾泾阳学蔀通辨序，谓：「学为圣贤，必自无我入。无我而后能虚，虚而后能知过，知过而后能日新，日新而后能大。是故君子以去我心为首务。尝读朱子之书，其于所谓支离，辄认为己过，悔艾刻责，时见乎辞；尝读陆子之书，其于所谓禅，藐然如不闻，夷然而安之。在朱子岂必尽非，而常自见其非；在陆子岂必尽是，而常自见其是。此无我、有我之证也。朱子又曰：『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盖情语，亦逊语也。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将朱子于此果有所不知欤？抑亦陆子之长处、短处，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吃紧处，陆子未之知欤？朱子歧德性、问学为二，象山合德性、问学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则失者未始不为得，而得者未始不为失，此无我、有我之别也。」今按：清儒辨朱陆异同，绝无如泾阳此序之深剧者，即此见清儒言义理，逊于前人者多矣。
　　[朱止泉]白田同时学侣有朱泽澐，字湘淘，别号止泉，亦宝应人，生康熙五年，卒雍正十年，1666－1732年六十七。为学亦专治朱子，笃谨之风，近于白田。与无锡顾畇滋交好，又亲至共学山居，盖有得于东林遗风者。其议论与白田颇有出入。[止泉朱子未发涵养辨]其朱子未发涵养辨云：
自程子发明平日涵养之旨，传之龟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圣学大明。朱子之涵养，虽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统性情、贯动静之奥……实发龟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书具在，可考而知也。……然朱子未发涵养一段工夫，原极用功，后儒为之讳者，其防微杜渐之意，自有所在。[朱子涵养工夫为后儒讳言]特以阳明晚年定论一书，取朱子言收放心存养者，不分早晚，概指为晚年，以明朱陆合一……若更言涵养，是羽翼阳明，无以分朱陆之界，故概不置词，可谓用意深远矣。然朱子涵养原与陆王两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显明指示，不惟无以阐朱子涵养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义之讥，而自为道问学之分途矣……朱子从事延平十余年，相见不过三次，后来追叙当年授受之旨，屡见于答何叔京、林择之及中和旧说序，答林、中和旧说序在己丑后，提叙于此。其中词旨井然可见。当见延平时，用力于格物致知之学，延平虽授以未发之旨，而朱子不以为然。十余年而延平没，未达其旨，故与叔京辈叙说，以为「孤负此翁」。及与张南轩往还，以未发之旨再三质证，所以有人自有生四书，皆自窃究此旨而未达之时所谆谆问辨者也。是朱子不以体验未发为然者，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己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诸书，无日不以此旨未达为念。而其考程子书，及前辈名言，只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无时不是已发，而未发在其中，因以察识端倪为用功之要……迨己丑春而恍然。……于季通辨论之余，疑而悔，悔而悟，反复于程子诸说，而自觉其缺涵养一段工夫……始悟心兼体用，而有涵养于未发，贯通乎已发之功。……答吕伯恭、周叔谨辈，往往从涵养中自见支离之失而不讳，固所以教友朋，箴来学，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浅而深，亦层进而有验。盖涵养而略于理者易，涵养而精于理者难；涵养而处事不尽当者易，涵养而事理合一者难；涵养而偏于静者易，涵养而动静合一者难。朱子自四十后，用许多工夫……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语，至庚戌有「方理会得恁地」之语……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旨也……或曰……彼援朱入陆者，方为晚同之论，以混于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所欲言？……曰：不然。……朱子如答度周卿、暖亚夫、潘子善、孙敬甫诸书，皆六十以后笔，皆以涵养、致知为训，曷尝单指本体……与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单指本性，不惟理不能穷，中无所得，即所养者亦无理之虚灵知觉，正朱子所云「一场大脱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朱子未发涵养辨一，见文集卷七。文成于康熙庚子，是年初识顾畇滋。又按：彭尺木南畇先生遗书后序，谓：「朱子未尝离德性道问学也，而后之道问学者，讳言德性矣。朱子未尝不以虚灵不昧为心也，而后之言心者，且以虚灵为大戒矣。夫不虚不灵，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学问之务，以是名朱子之学，岂不陋哉！曾大父南畇先生，生平服膺高子攀龙之学，由高子上溯朱、王，得宗会桎。病世之托朱攻王者，踵陆子陇其之说，日出不休也，于是着阳明释毁录。」此与止泉持论略似。惟止泉仍辨来、陆之异，则为彭氏所不取。要之二人皆渊源东林高、顾遗绪则一也。
　　[止泉论朱子语类]止泉论朱学，既着眼于涵养未发，又极重语类，谓：
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不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文集卷四答乔星渚，作于辛亥，在卒前之一年
　　止泉于语类别有选读之本，其宗旨亦专在阐明朱子尊德性之教。其选读语类目录后序云：
朱子之学，原是尊、道齐头用功，虽有「道问学工夫多了」之语，实从德性上着力，且明以训诂词章无益于情之病深戒学者。后儒吴草庐辈遂从而分之，以尊德性属陆氏，以道问学属朱子，历今五百余年未有定论。正、嘉间，阳明倡为格物徇外之说，以议朱子……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为吾徒者……于此等切要精透处，亦不力加发明，阐明其蕴，且以心学为讳，是无异于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文集卷八
　　故止泉谓：
朱子圣学，主敬、穷理、力行三者齐头用功，未尝缺一。而尤以主敬、涵养为先，以为知行之主。与王予中。文集卷四，辛亥
　　[王朱两家之异见]而止泉论朱子涵养工夫，则据玉山讲义、答陈器之书诸篇，以主静为归，其议论盖受无钖共学山居一派影响。集中有与王予中书五通，卷四，自庚戌以至辛亥极论其事，白田未以为是，覆书论难，见存稿卷十一止泉既殁，白田尚有追答之书。见存稿卷十二。所答止泉原书，今止泉集未载，盖已失之。又有答止泉子宗洛书存稿卷十三力辨此事，归其极则曰：
自以为宗朱子之学，反堕入陆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为陆王所笑者几希。存稿卷十二重答朱湘淘书
　　盖止泉论朱学，既重未发涵养，则与穆堂所谓朱子晚年并以尊德性、求放心为主者，意无大殊，故白田议其「堕入陆王窠窟中」也。然白田自言：「愚于学问全无知晓，钻空文义，略有所窥，岂特少涵养一段工夫，即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当从此入手而苦未能。」亦见重答朱湘淘书则白田用力，自偏于读书考索，自止泉言之，正所谓「藉寇兵赍盗粮」，不免以章句文字见讥于陆王者。今平心论之，止泉所谓涵养未发事，苟舍其文字义解之纠纷，依宋儒工夫，实下体验，则主敬、主静，所争盖微。[异同与是非]朱陆在当时，实同有此一段工夫，而后人必欲分门别户，说成天悬地隔，以朱子为集圣学之大成，以陆王为极斯文之奸邪，遂多纷纷之辨。白田于朱陆异同，虽脱嫚骂之习，仍守门户之障，年谱用力甚勤，而识解终未豁。止泉整密不如白田，然谓朱子仍守尊德性为主，实非无见；而穆堂以躬行实践推陆，谓其未废道问学，两家之说，善学者会合观之，本可无争。惟象山实自有「完养精神，收拾在内，不使放散」之说，参看学蔀通辨卷四穆堂仅谓象山不废读书，注意人伦日用，而于此不加阐述，是未得象山之全也。朱子亦自有居敬、穷理两路，又曰「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白田阐述朱学，若将统居敬于穷理，于「静」字一边，深讳不肯着一语，亦未得朱子之全也。朱陆当时虽有异同，然同有涵养未发一层工夫，而清儒争朱陆者，则大率书本文字之考索为主耳。此则穆堂、白田自为其同，而与朱陆转为异。夫知人必论世，学者同时并出，纵极相异，亦自有无逃于同者。今谓朱异于陆，不必即为贬陆；谓朱同于陆，亦不必即为贬朱。学问本于性情，各有面貌，各有涂辙，亦何必如黄茅白苇，一望皆是？异同是非各有辨，朱陆互异，可以各有其是；朱陆相同，可以俱陷于非，意气门户，皆无所用。惟穆堂所争躬行实践与章句训诂之辨，则此意郑重，学者所当明切自反尔！后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乃谓程朱详于论敬，略于论学，朱子乃与象山同讥。故后人批评点之转移，祇足以见其时学风之倾向，不必尽当于昔人之真际也。[夏炘述朱质疑]道光末，当涂夏炘心伯为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今附其说于此。夏氏谓：
[朱学三变]朱子之学凡三转：十五、六岁后，颇出入二氏，及见延平而释然，此朱子之第一转也。受中和未发之旨于延平，未达而延平没，乙酉、丙戌之间，自悟中和旧说，又从张敬夫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此朱子学之第二转也。己丑，更定中和旧说，并辨敬夫先察识之非，一以「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二语为学者指南，此朱子学之第三转也。与胡琡卿茂才论学蔀通辨及三鱼堂集答秦定叟书书，质疑卷五
[白田误说朱学层次各点]王氏深于朱子之学，然……如知答江元适书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通辨不当遗而不载，是矣；却又不信年谱二十四岁受学于延平之说，必三分辅汉卿之所录，谓庚辰为受学之始，回头看释氏之书渐渐破绽，实无左证。朱子明明自云「从游十年」，又云「十载笑徒劳」，以庚辰计之不过三年，与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语类所谓「后年岁间始觉其非」者亦大相反……「十余年」者，谓十年之外而又有余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释学，则自十五岁数起已十七年，「余」字所该，不应若是之久，而年谱所谓顿悟释、老之非者，相悬至七、八年之远。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界限不清，是一大轇轕也。原注：王氏又谓：『朱子悟释、老之非，在戊寅再见延平后。』比庚辰又早三年，其无定见如此。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龙书之「二十余年」，「二」字为羡文，可谓能具只眼矣，却于杂着中又改答薛书为壬辰，原注：『文集注以为辛卯。』以迁就「二」字之不为羡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实仅满二十年，无二十余年，况士龙卒于辛卯九月，何得有书？通辨列之庚寅，不为无据。要之此书之羡文，不仅「二十余年」之「二」字，即「先生君子」之「生」字亦系羡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称「先君子之余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余教」。答江、薛二书相为表里，必如王氏之说，则两书纠缠不清，是又一轇轕也。知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为朱子定论，其见卓矣；却又谓己丑仍守旧见，至庚寅以后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实悟于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实游移于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答张敬夫书、与湖南诸公论学书及已发未发说、记程门论学同异诸篇，皆极言敬字之妙，又皆己丑一时之言。必如王氏之说，则中和旧说与更定旧说，主脑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未发，不免少偏，是矣；却又谓朱子悟已发、未发之旨，仍用延平涵养之说，后十余年至甲辰与吕士瞻书，乃有疑于延平求中之说，谓当以程朱之言为正，至戊申与方宾王书，始断然言之。不知悟已发、未发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杨方庚寅录所谓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后之甲辰哉？朱子己丑与林择之书，所谓「遂成蹉过，辜负此翁」者，指从张敬夫先察识言也；所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恨已不能尽记其曲折」者，指静中看未发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词，以为不能尽记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说，则所谓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与胡琡卿论白田草堂杂著书
　　又曰：
……王编修懋竑所辑年谱，世称善本，然……于大节目可商者尚多……朱子幼孤，禀学于籍溪、屏山、白水之门，三先生之学皆杂禅，故朱子十五六岁即出入于二氏。年二十四，见延平而受学，又年余，尽弃其旧，朱子答江元适书所谓「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岁」是也。年谱绍兴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岁，始受业于延平先生之门。又云：「初先生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者几十年。年二十四，见李延平，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明简确凿，非果斋亲炙朱子之深，不能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谓朱子癸酉初见延平，未尝受学，直至庚辰岁始受学，而悟释、老之非。于是改癸酉为初见，而移「受学」二字于庚辰之冬，将「先生学无常师」云云，尽行删去。不思从游十年，诱掖谆至，实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诬乎？此于朱子之学问大有关系，当考订一也。朱子家礼一书，易篑后始出，虽为未成之书，然纲举目张，斟酌司马、程氏之说而折衷不苟；黄勉斋、杨信斋、黄子耕、陈安卿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即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为是，其序载于文集……乃王氏忽援元应氏之说，以为断非朱子之作，遂于干道六年下删年谱「家礼成」一条。此与朱子之著述大有关系，当考订二也。王氏疑朱子家礼，顾访溪悔过斋续集曾引北溪文集辨之，郭筠仙养知书屋文集卷六校订朱子家礼序亦有辨。朱子同时之学，湖湘则张宣公，浙则吕成公，江西则陆文安公。宣公之学，最心折朱子，末乃同归而一致。成公殁后，吕子约、潘叔昌诸公，颇为永康议论所震。朱子提举浙东一年，与浙人往来，深知浙学之弊，故年谱于淳熙十一年下，大书「力辨浙学之非」六字，浙学不仅子约、叔昌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内，此亦必是果斋之原也。至于江西陆氏之学，自淳熙二年与朱子会于鹅湖后，朱子与朋友讲习，屡言其所学之偏，非浙学比也。乃王氏忽于淳熙十二年书曰：「辨陆学之非」，又书曰：「辨陈学之非」，无论辨陆学不始于十二年，即以为白鹿会后，由曹立之墓表起衅，亦在十年癸卯，与十二年何涉？且陈学即浙学也，浙学之坏，实由于同甫，乃必出同甫于浙学之外，诚不识王意之所在。此于朱子之议论大有关系，当考订三也……此于朱子之孝思大有关系，当考订四也。按：此处辨朱子庐墓一节，删李文愍名默为姚江之学，年谱序中，以旧谱尊朱诋陆为私家言，则于旧谱之议陆学者或有删节，诚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严嵩，以致死于狱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学与朱子殊，至其立身大节，卓然天壤，凡学于姚江之门者，往往有大贤君子出乎其间，不得因其学而肆为排诋。沈继祖劾朱子一疏，闽本、吴本俱载于年谱中，虽非果斋之旧，亦未必出于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见宋史，乃是阳明后人伪造以诋朱子，而载入年谱，为后人之无识。不知宋李秀岩道命录中早已全载，何王氏竟未之考也？嗟乎，人至伪造文字以诋先贤，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学姚江之学者，何至奸诈无良若是？不惟无以服姚江后人之心，且恐重为吾道之累，当考订者五也……与朱福堂博士论年谱书，质疑卷五
　　其所诤纠，与穆堂、止泉之意复不同，然可知白田一谱，颇有可商，正亦未足尽据也。
全谢山
　　与穆堂同时，年辈稍次而相知者，鄞县有全祖望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十一。穆堂为陆子学谱，谢山颇有献替，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有奉临川先生帖子五首，均论其事。其弟子董秉纯编谢山先生年谱，谓「癸丑雍正十一年，谢山年二十九，居京师紫藤轩，与临川先生论陆氏学案，凡四上书」是也。书中盛推学谱，谓「其中搜罗潜逸，较姚江黄征君学案，数倍过之，后世追原道脉者可以无憾」。奉临川先生帖子二而凡所献替，穆堂未能采其说，其告谢山曰：「足下天资高，倘能务为远大之业，则为益于天下后世甚大；补亡订误，识其小者，虽不无小补于世，其为益亦仅矣。」别稿卷三十七答全贡士绍衣书盖穆堂治学，本重文章、经济、气节，不屑屑为考据。其后十许年，[宋儒学案之增修]据董编年谱，在乾隆十一年丙寅谢山修梨洲宋儒学案，自称「予续南雷此书，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其事亦始启于穆堂。谢山自谓自雍正癸丑之冬，穆堂招同居，万学士孺庐亦寓焉。紫藤轩下，无日不奉明诲。时人至称为「具体而微之李詹事」。具见谢山李公神道碑铭而二人相约同钞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之传钞]据董谱，在乾隆元年丙辰。事详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又穆堂初稿卷四十三有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已有请朝廷设官钞写之议；徐健庵高詹事刻编珠序，亦有请命儒臣讨论刊录之说，则又闻之穆堂者也又开以后清廷纂辑四库全书之远源。盖四库馆之设立，其议起于朱筠条奏搜辑遗书，而开局阅校永乐大典，实为朱筠奏中要点，时邵二云、章实斋等在朱幕，朱奏盖出二云诸人，亦闻其绪论于谢山耳。穆堂、谢山则首辟此途也。谢山人品学术，均与穆堂为近。其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极论朱陆学术之异于癸轫而同于究竟，谓：
[谢山论朱陆异同]予尝观朱子之学，出于龟山，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久当自然有得；至其以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是即陆子践履之说也。陆子之学，近于上蔡，原注：此语本之黄氏日钞其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至其戒束书不观，谈游无根，是即朱子讲明之说也。斯盖其从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学之全，则未尝得其一而遗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献之传，聚于金华，而博杂之病，朱子尝以之戒大愚，则诋穷理为支离之末学者陋矣。以读书为充塞仁义之阶，陆子辄咎显道之失言，则诋发明本心为顿悟之禅宗者过矣。夫读书穷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后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滥为事；故陆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经则本于孟子扩充四端之教，同时则正与南轩察端倪之说相合。原注：此语见朱子语录。心明则本立，而涵养、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顿悟者所云「百斤担子一齐落地」者也。本节又摘入宋元学案卷十八象山学案。谢山此论，颇似穆堂，而稍持平；然二人所谓践覆，似均不注重静坐养完精神等事；则与白田论朱学不重涵养一辙矣。
　　谢山又谓四明之学，「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详碑文其推论乡邦文献，溯极象山，意向居可知。[谢山学术路径]故谢山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以历史文献为用。原本性灵，重尚情感，拳拳于乡邦乔木之思，以易一时门户水火之相伐。盖真伪之辨，虚实之不同，自与奉程朱、托道学者异趣。世第谓谢山上承南雷、二万，下启二云、实斋，为浙东史学大柱，然言其渊源切磋之所自，其与穆堂关系，实至深切。江西陆学之复兴，与浙东姚江之绍述，其意境极相似，而尤相关，此亦言浙东史学流衍者所不可不知也。
蔡元凤
　　较谢山生稍晚，犹得闻穆堂绪论者，金溪有蔡上翔元凤。生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卒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年九十四。蔡氏王荆公年谱考略自序称『嘉庆九年，年八十八』。光绪抚州志文苑传称其九十四卒，上推生年，较谢山后十二年也。[王荆公年谱]着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六卷，其书经始乾隆辛丑以后，据考略附录王交三墓志铭时元凤已年近七十，至嘉庆八年书成，据王交三墓铭后附志元凤年已八十七，前后经营踰二十年矣。老当益壮，元凤有之。又自谓：「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中间有力为表襮者，在宋则吾邑陆象山所作荆公祠堂记，元吴澄、虞集，明临川邑人章衮，而近者李侍郎穆堂诸稿所辨证诬罔尤切。」据考略附录再与金式似郎中书今考略于穆堂集辨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穆堂集辨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辨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子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证论详新城杨希闵年谱推论，杨书亦继蔡氏而作。』而象山在当时则持平恕之论也。则元凤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然余观穆堂、谢山学问蹊径，并重文章、经济、气节，植本于躬行，发皇于文献，而归极于事业功名，要之以性灵之真，情感之不可已者为之基；其学由我以达之外，与博雅尚考证者异途，不得谓非清学一大支，然固不可以外袭而骤企也。当此靡风竞扇，颓波争流，超世拔俗之士，有闻穆堂、谢山之风而起者，予日企而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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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戴东原　附：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
传略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生雍正元年十二月，卒乾隆四十二年五月，1723－1777年五十五。十岁就傅读书，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即问：「朱子何时人也？」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周去宋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读诗经至秦风小戎篇，即自绘小戎图，观者咸讶其详核。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每不释；因授以许氏说文解字，大好之，学三年，尽得其节目。性强记，十三经注，能举其辞无遗；尝语弟子段玉裁曰：「余于疏不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时年十六、七矣。家贫，无以为业，年十八，随父客南丰，设塾于邵武，课童蒙自给。越二年乃归。时婺源江永慎修，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先生与其县人郑牧、歙人汪肇龙、方矩、汪梧凤、程瑶田、金榜师事之。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二十九，补休宁县学生。翌年，休地大旱，斗米千钱，家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屑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同学金榜称其坚强，困穷时能日行二百里，先生自言乖于时而寿似可必，亦自以精力之盛也。三十二岁，避仇入都，行李衣服皆无有，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一日，携所著书过嘉定钱大昕辛楣斋，谈论竟日，既去，辛楣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蕙田方纂五礼通考，以辛楣言，遂延先生主其邸；高邮王安国亦延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鸣盛、青浦王昶、大兴朱筠，先后与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三十五岁，南还，居扬州，识惠栋定宇。四十岁，始获乡荐，会试屡不第。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又游山西，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南游浙，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及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以举人特召充纂修官至京师。四十年，会试又不第，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五年，以积劳卒。
戴学大要
戴学与江永
　　戴氏之学，其先来自[江永]。永字慎修，婺源人，生康熙二十年七月，卒乾隆三十七年三月，1681－1762年八十二。为诸生数十年。其学尤深于三礼，其先自周礼入，尝见明邱氏大学衍义补，征引周礼，爱之，求得其书，钞写正文，朝夕讽诵。自是旁通十三经，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干、杨氏复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周礼大宗伯「吉、凶、宾、军、嘉」五礼旧次，名曰礼书纲目，凡八十八卷，书成，年四十一岁，为江氏著述之最大者，自谓：「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也。」[江氏之著书及其宗旨]六十二岁，又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其自序盛推宋学。谓：
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朱子尝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绿，四子之阶梯。」……晚学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儒先之志。
　　盖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风未歇，学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时清廷崇正学，纂修三礼，欲补南宋以来朱义之未备。方望溪苞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剳子『外集卷二』亦以宋儒「有志未逮，未经垦辟」为说。慎修曾至京晤方氏，未合而归。其它著书，如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春秋地名考实、乡党图考、四书典林、羣经补义，大率归于礼数名物。而又精于天官星历，其书有历学补论、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于乐有律吕阐微。于音韵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于步算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其学所涉极博，要不出礼乐名物之范围者近是。又有阐述宋五子书数十卷，则世皆未之见，据李氏先正事略可见者惟近思录集注而已。大抵江氏学风，远承朱子格物遗教则断可识也。姚鼐极推江氏，谓：「婺源自宋笃生朱子，传至元明，儒者继起。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惜抱轩文后集吴石湖家传』
　　与江氏同时并称者有[汪绂]，字灿人，号双池，亦婺源人。生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卒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年六十八其学亦以宋五子为归。朱筠督学安徽，上其遗书，并为立木主，与江永同祀紫阳书院。著书有周易尚书四书诠义、春秋集传、礼记章句、或问、乐经律吕通解、理学逢源。[汪氏著书及其宗旨]多尚义解，不主考订，与江氏异，而所治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朱筠汪先生墓表则门路与江氏相似。其发挥朱子致知格物之意曰：
有志格物，无物无理，随处目覩耳闻，手持足践，皆吾穷理之学。
　　又曰：
吾心之知虚，而在物之理实，故欲推极吾心之知，必须实靠事物上逐件印证过来，此心之知方实在信认得定。如人家有田地万顷，契墨册税，承祖以来，本皆在家，然亦须逐亩逐段，亲身历过，四至分明，与契税符合，方始信得此亩此段是自家田地。
　　此亦确遵朱子格物遗训，主从事物实地下工夫。其变而为考征，则重名物数度，其学风亦视江浙间辨易圆，辨尚书古文，辨大学，高谈朱陆道释异同，心性家国本末者，别有一段淳朴意味，自见其异也。尚考徽歙间讲学渊源，远自无锡之东林。[徽学渊源与东林]有汪知默、陈二典、胡｛渊－氵｝、汪佑、吴慎、朱璜讲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又因汪学圣以问学于东林之高世泰，详见钱林文献征存录，及江藩宋学渊源记实为徽州朱学正流，江永、汪绂皆汲其余波。故江、浙之间学者多从姚江出，而皖南则一遵旧统，以述朱为正。[江汪两家歧趋]惟汪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而其学遂大，则有清一代尚实之风，羣流所趋，莫能独外耳。汪双池年谱有与江慎修书三通，及江覆书两首，可证两家治学之歧趋。又徽人居羣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徽学之一种背景]汪绂家贫困，佣于江西景德镇，为画盌之役，其学自星历、地志、乐律、兵制、阴阳、医卜以至弹琴、篆刻、书画诸艺皆通晓。江氏亦孤起草泽中，其旁治天官、星历、律吕、音韵、步算，即朱子格物之旨，而亦当时徽学风尚所同也。[宣城梅氏]又自明末欧洲历算学输入，迄于清初，宣城梅氏兄弟，文鼎、文鼐、文鼏以历学震烁一时，文鼎生崇祯六年1633，卒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十九所诣尤深博，著书八十余种，盛行于世。歙人有杨光先，生明万历间，卒清康熙初论历斥汤若望，力排西法，并驳西教士利玛窦等地圆诸说，著书称不得已，专攻西学，自命孟子，嗣以闰月失推论死，亦为守旧者所推。孙星衍五松园文集为杨氏作传，尚力称之是当时徽、宣之间，好治天算格致之学，其来已旧。江氏覆汪双池书，自称「早年探讨西学，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近着翼梅八卷，写本归之梅氏令孙」云云，此证江学与梅之渊源矣。
　　有[黄生]扶孟，亦歙人，明诸生，入清不仕，着字诂、义府两书，阐明文字声义之相因，是徽人治声音小学之先启也。江、汪之学，盖皆有闻于乡先生之风而起者。[东原早岁学术路径]东原早岁治学，亦此一路。二十二岁，成筹算一卷。后经增改名策算二十三岁，成六书论三卷。已佚二十四岁，成考工记图。后附注成二卷二十五岁，成转语二十章。已佚二十七岁，成尔雅文字考十卷。未刊三十岁，成屈原赋注。三十一岁，为诗补传，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未成书。叶德辉云：其家藏有东原诗经补注原稿，采宋人说最多，遗书及学海堂皆删去。此均在东原三十二岁入都前，其学尚名物、字义、声音、算数，全是徽人朴学矩矱也。与东原同问学于江氏者，有郑牧、汪肇笼、程瑶田、方矩、金榜诸人，而玉成其事者则为汪梧凤。[汪梧凤不疎园及同学诸人]梧凤，歙西溪人，家雄于财，有不疎园，江、戴
皆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从得书；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汪中故贡生汪君墓志铭
　　梧凤年不永，所著有诗学女为一种，人称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韵、鸟兽、草木、虫鱼之类，援据该洽，考核精审，可自成一书。郑虎文汪梧凤行状则学风亦与江氏近，其书体例，盖亦江氏四书典林、乡党图考之类也。居梧凤不疎园最久者为[汪肇龙]，字稚川，少孤贫，力食以供饘粥。长习贾，叹曰：「是非甚巧伪，不得称善贾。」弃而归，习篆刻，资铁笔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书。后游江门，专力治经，于尔雅、说文诸小学书，以及水经、地理、步算、钟律、音韵、器数、名物之学，无不博综羣籍，考据精审，而于三礼功尤深。郑虎文汪肇龙家传是稚川之学，虽无成书，其不失为江氏规模，亦可见也。最称江氏高第弟子者为[金榜]，字辅之，生雍正十三年1735，卒嘉庆六年1801，年六十七其学专治三礼，有礼笺十卷，详稽制度，后人推为卓然可补江、戴之缺者。吴定金榜墓志铭又[程瑶田]，别有传详后着通艺录，有宗法小记一卷，又仪礼丧服足征记十卷、释宫小记一卷、考工创物小记一卷、磬折古义一卷、沟洫疆理小记一卷、禹贡三江考三卷、水地小记一卷、解字小记一卷、声律小记一卷、九谷考四卷、释草小记一卷、释虫小记一卷，其学亦在名物、度数间，此又承衍江氏学风之可考者也。
东原论学之第一期
　　东原早岁之学同于江氏，其说可征之于与[是仲明]论学书。按：是仲明名镜，阳湖人。与顾畇滋、朱止泉同讲学于无锡之共学山居。据是仲明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仲明年五十七』春游徽州，翌年庚午五月之徽州，游黄山。而东原书云：「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昨遇名贤枉驾，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肃，不待加以诲语也。又欲观末学所事得失，仆敢以诗补传序并『辨郑卫之音』一条检出呈览。今程某奉其师命，来取诗补傅，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请进一二言，惟名贤教之。」又云：「羣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惰，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名贤幸谅」云云。相其语气，疑是己巳、庚午两年是、戴相晤于徽州时事也。段氏戴先生年谱，谓：「与是仲明论学书当在丁丑，时东原在扬州。仲明江阴人，客游于扬者，欲索先生诗补传观之，先生答此书，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见于此，亦以讽仲明之学非所学也。仲明筑室江阴舜过山讲学，其人不为先生所重，故讽之。」段氏此说，纯出推想，以仲明为江阴人，故疑东原游扬始晤。查是仲明年谱，丁丑已年六十五，并无客游扬州事。且戴书引辞撝谦，明为东原未达时语。段氏为戴谱，年已八十，谱中谓「携方言分写本至玉屏，今四十余年」，又谓「丁小疋终于宁波官舍，又将十年」诸条可证，故谱中颇有误忆误排者。又段编戴集与是书题注癸酉，亦与年谱违异，可证年赞不足尽据。惟段编戴集，年五十八岁，去东原之卒亦已十六年，癸酉之注，亦非有确据，特因书中有「出示诗补传序」一语，而诗补传序成于癸酉仲夏故也。癸酉尚在东原入都前，于书中语气较似。然是岁仲明在舜过山，仍无缘与东原相遇。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其后丙戌，东原又改注二南，名曰杲溪诗经补注，段氏曰：「今二南著录，而诗补传已成者不著录」，然考东原诗比义述序，谓「昔壬申、癸酉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成一袟」，则癸酉诗补传明明未成书。段氏戴谱：「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此亦只据序文年月推定尔。又考东原尔雅文字考序，谓「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袟，亦聊以自课」，语意与是书「戒其颓惰，特惧忘失」云云相似，段定此书亦在戊辰、己巳、庚午间。大抵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诸书，皆先后略同时。则与是书虽不能确定其年月，谓在癸酉东原未入都前，谅无大误。谓：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一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覩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羣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东原始从江慎修游，当在其庚午至紫阳书院时，此书云「家贫不获亲师」，则在庚午未识慎修时语也。惟段谱谓壬戌东原自邵武归，即就正于慎修，则背师之诮，又不俟于他日「婺源老儒」之称矣。未知段谱果何据也。
　　此为东原主从字义明经义之理论。又曰：
[经学难明者若干事]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然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二二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前云「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此云「为之又十年」，则此书年岁亦约略可推矣。
　　此为东原主从名物、度数通经义之理论。又曰：
[经学之三难]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仆诚不足与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此乃朱、王之辨，非汉、宋之辨
　　此为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统观全书，所论为学门径及其趣解，全是江氏一派。然东原自述为学全出冥搜暗索，则江、戴乃规模闇合，非东原之必有待于江氏之启迪矣。此征徽学之自成风尚
　　东原毕生治学，其最大计划，厥为[七经小记]。段玉裁记之云：
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戴东原先生年谱
　　又曰：
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绖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
水地记，亦七经小记之一，使经之言地理者，于此稽焉。按：水地记未成书
诂训篇，亦先生七经小记之一。经学非诂训不明，先生欲作此书而未及为；转语二十章，亦未卒业；然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犹存，亦可稍窥涯略矣。
原象凡八篇，一、二、三、四四篇，即先生之释天也；五、六、七三篇，即句股割圜记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则为矩以准望之详也。迎日推策记亦旧时所为。成书皆在壬午东原四十岁以前，至晚年合九篇为原象，以为七经小记之一。天体、算法全具于此。
始先生作原善三篇，继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所以阐明此恉也，为七经小记之一。先生之学上承孔、孟，于此可见。均见东原先生年谱
　　此为东原计划七经小记之大概。金榜尝言：「东原发愿成七经小记，余语之曰：『岁不我与，一人有几多精神？』东原答曰：『当世岂无助我者？』亦见年谱盖东原毕生尽瘁于是，而其意则备见于与是仲明书中。惟较之朱子格物补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者，则方法门径固近似，而对象意趣实不侔。[戴学与朱子异同]朱子格物，在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今则只求即凡六经之名物训诂而格耳。清儒自阎百诗以下，始终不脱读书人面目，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然亦只格得六经书本上名物，仍是汉学家精神也。
　　[东原入都]东原以乾隆甲戌入都，时东原年三十二岁。据钱竹汀自编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移寓横街。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按：竹汀年谱，始编在五十七岁，上距甲戌仅三十年，事属亲历，不致遽误。又王昶述庵为东原墓志铭，谓：「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此亦亲历之事，不容误也。而洪榜为东原行述，误谓东原以乙亥岁北上，实不足据。懋堂为戴谱，则距其事已逾六十年，又非亲历，更不能得其详，亦定入都在乙亥，而云「盖是年入都。冬，纪文达公刻考工记图注成」，下一「盖」字，正见其无碓据。因是年戴馆纪家，又纪刻戴书，故疑在是年，而上年甲戌，段谱不能着一字，不知东原正以是年入都也。初见钱竹汀，竹汀叹其学精博，荐之秦蕙田。蕙田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据年谱翌年夏，纪晓岚初识东原，见其考工记图而奇之，因为付梓。见考工记图纪序是年，东原又成句股割圜记三篇，秦蕙田全载于通考。据年谱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本在名物数度。而东原与[方希原]书，即方矩，同居汪氏不疎园者。其为学自汉注、唐疏以洎宋五子之书，皆博涉徧观。尝谓：「孔门而后，言绝义乖，儒流灭裂，然人道不终为鬼魅者，程、朱之力也。」语见耆献类征四百三十九胡赓善所为权厝志。希原之学，盖犹是慎修矩矱也。亦谓：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巨观，目不全收，其可哉！
　　是时东原固犹以义理推宋，以制数尊汉。同年与姚姬传书，谓「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亦汉宋并举，无所轩轾。而其所欲为之七经小记，则实偏于制数一边也。
　　东原既为时贤所知，而江先生之名，亦随东原而显。东原为江先生事略状，称：
戴震尝入都，秦尚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尚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书纲目也。戴震与太仓王光禄鸣盛言先生之学，后光禄与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
　　王昶为江永墓志铭，亦称：
余友休宁戴君，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尝自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
　　钱大昕与东原书，亦谓：「前遇足下于晓岚所，足下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又曰：「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是东原初入都，其学尚与江氏沆瀣一气，并时学者同推江、戴，亦以二人所治相近似也。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谓：「江、戴师弟，谈天异辙。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此乃据其后东原校四库诸古算书而言之。窃考东原论学之变盖在丁丑乾隆二十二年，东原三十五岁。游扬州识惠氏松崖之后。
戴学与惠栋
　　[苏州惠氏之学]惠、戴为当时汉学两大师，后世分言吴、皖，即推溯之东原、定宇两人也。惠氏籍吴县，三世传经，惠周惕字符龙为其祖，士奇字天牧为其父，定宇名栋，学者称松崖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十二。其学尊古而信汉，最深者在易。天牧有易说六卷，谓：「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其议论如此。[惠氏言易]松崖守其意而为说益坚，着易汉学七卷，又为周易述二十卷，专宗汉说，历三十年，四、五易稿，犹未卒业。陈黄中所为墓志铭学者推为汉学之绝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见王昶所为墓志铭。又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谓：「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父子异方。」盖确然以汉易标宗名家者，自定宇始。
　　盖江、浙学者言易，自黄梨洲兄弟、毛西河、胡东樵，皆致力于辨易圆，诸家之说出，而自宋以来易说之图象纷纷榛莽塞路者尽辟，惠氏父子踵其后，惠士奇生康熙十年，胡渭卒康熙五十三年，士奇年四十四，惠栋年十八。遂弃宋易而治汉，亦一时风气趋会之所宜有也。惠氏治他经，亦率如其治易，大意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惠氏治学态度]其意见于天牧之论周礼，谓：「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逮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见汉学师承记故其弟子杨超曾称之，谓：「其学大抵以经为纲领，以传为条目，以周、秦诸子为左证，以两汉诸儒为羽翼，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疑则阙之。」见杨超曾惠公墓志铭，收碑传集
　　此天牧治经主从古训，故一依汉儒，并旁求之于周、秦诸子，而不肯下取晚世唐、宋之说也。先是吴江朱鹤龄长孺，号愚庵，始专力词赋，顾亭林勖以本原之学，乃研思经义，所著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诗经通义诸书。[朱鹤龄与陈启源]其友陈启源长发为毛诗稽古编，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序，诠释大义准毛传，力主释经惟求合古之旨。书成康熙丁卯，时天牧尚在幼年。亦是吴人治经尊古崇汉一来历也。及松崖守父意益坚，遂着九经古义，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着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述首。又朱鹤龄书尚有易广义略、春秋集说、左传日钞。日钞著录四库，其书多采亭林杜解补正。定宇左传补注，即承是书而起，为九经古义之一部。此所谓守古训，尊师傅，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其弟子同县余萧客、江声诸人先后羽翼之，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发之，王昶惠定宇墓志铭而于是有「苏州学派」之称。[吴皖学渊源之不同]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顾亭林已言「理学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而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而浙东姚江旧乡，阳明之精神尚在，如梨洲兄弟驳易图，陈干初疑大学，毛西河盛推大学古本，力辨朱子，其动机在争程朱、陆王之旧案，而结果所得，则与亭林有殊途同归之巧，使学者晓然于古经籍之与宋学，未必为一物。其次如阎百诗辨古文尚书，其意固犹专朱，而结果所得，亦使人知通经端在溯古，晋、唐以下已可疑，更无论宋、明也。江、浙人物荟萃，典册流播，声气易传，考核易广，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向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江艮庭与王西庄]又江声字尗澐，号艮庭，生康熙六十年，卒嘉庆四年，年七十九。自称：「年三十五师事同郡惠松崖先生，见所著古文尚书考，始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妄人伪作，于是搜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以足成之，为尚书集注音疏。」而同时王鸣盛凤喈，生康熙六十一年，卒嘉庆二年，年七十六。亦为尚书后案，自谓郑氏康成一家之学。谓：「秦火后伏生传今文三十四篇，汉注犹在，予遍观羣书，搜罗郑注，惜已残阙，聊取马、王、傅、疏益之，至二十五篇，则别为后辨附焉。」书成于乾隆己亥，又称「就正于有道江声，乃克成编」，其书乃在江氏师事定宇后二十四年也。江氏集注创始乾隆辛巳，成于丁亥；又六年而成疏，则为癸巳。王氏后案成于己亥，尚在江书成后六年。然王氏自谓草创远始乙丑，王氏年二十四，尚在江氏师事定宇前十年，而江书则起始于师事定宇后之六年也。窃疑王书颇受江书影响，吴德旋闻见录谓王鸣盛撰尚书后案，廷艮庭于家，商订疑义。故曰「就正有道，乃克成编」也。其自述草创之年，可置勿论耳。又二书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师定宇周易述体例。二书动机，皆由知东晋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乃进而为汉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讨，其意向取径，正犹惠氏父子知宋后言易图不可信，乃进而为汉易之搜讨也。此又苏州汉学，其渊源在辨晋、宋以来伪说，乃转而反向上求之一证。
　　[吴皖两派之诋宋]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阐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故定宇之评毛诗注疏也，曰：「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见李集敬堂鹤征录其激昂如是。而江藩宋学渊源记乃谓：
近今汉学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此记，实本师说。
　　又曰：
藩少长吴门，习闻硕德耆彦谈论。……耆英雕谢，文献无征，甚惧斯道之将坠，耻躬行之不逮也。汉学师承记亦云：「宋儒率履有余，考镜不足。」
　　据此言之，当时吴学后起，转不以诋宋过甚为然矣。汪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孟慈为汪氏学行记乃谓是凌次仲之诬谰，子干父蛊，亦物极必反也。盖干、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汉学家诋宋始自东原]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时纪晓岚主馆事，纪固好诋宋者，东原疏证，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东原论学之第二期
　　东原于乾隆丁丑二十二年，东原年三十五南游扬州，识松崖于盐运使卢雅雨见曾署，自是客扬州者四年。[东原游扬洲后论学态度之转变]东原论学宗旨，其时以后盖始变，此可以集中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篇证之。其文大意谓：
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明年，闻先生殁于家。今徒拜观遗像，……自愧学无所就……莫能窥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輙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义理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东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三十年，东原年四十三，见年谱而议论与前举已大异。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其后四年，己丑，乾隆三十四年，东原年四十七东原为松崖弟子余萧客序古经解钩沉，年谱谓：
后之论汉儒者，輙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今仲林余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
　　据是观之，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故训之说无疑矣。东原卒后，凌廷堪为作事略状，谓「东原于扬州见元和惠栋，论学有合」，决非虚语。王昶为东原墓志铭，亦谓「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王鸣盛亦言：「方今学者，断推惠、戴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见洪榜东原行状谓「舍古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趋]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称榜为卫道儒，又全缘其与朱笥河发明东原论学一书，可证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
　　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
东原言义理三书
　　东原言义理者有三书：一、原善，二、绪言，三、孟子字义疏证。今据段玉裁所为东原年谱，约略考定其成书之年代如次：
年谱云：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书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东原年四十一以前，癸酉、甲戌以后十年内作也。玉裁于癸未皆尝抄誊。先生尝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
　　此定东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于癸未皆尝抄誊也。至的在何年，则不可知。懋堂谓是癸酉、甲戌以后十年内者，此亦约略之辞，并无确据。[原善三篇初成在丁丑后]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约在丁丑游扬州识松崖以后，以东原论学至是始变也。[戴氏原善与惠氏易微言之关系]松崖治易，既主还复于汉儒，而汉易率主象数占筮，少言义理，故松崖又为易微言，会纳先秦、两汉诸家与易辞相通者，依次列举，间出己见。其目为：
元、体元、无、潜、隐、爱、微、三微、知微之显、几、虚、独、蜀独同义、始、素、深、初、本、至、要、约、极、一、致一、贯、一贯、忠恕之义、一贯之道、子、藏、心、养心。以上为上卷
道、远、玄、神、幽赞、幽明、妙、诚、仁、中、善、纯、辨精字义、易简、易简缺性命、性反之辨、三才、才、情、积、天地尚积、圣学尚积、王者尚积、孟子言积善、三五、干元用九天下治义、大、理、人心道心、诚独之辨、生安之辨、精一之辨。以上为下卷
　　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谓义理存乎故训，故训当本汉儒，而周、秦诸子可以为之旁证也。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粗发其绪而未竟。松崖卒年六十二，其弟子江藩谓：「先生年五十后，始专心经术，早年颇研文词、有渔洋山人菁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史籍，有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旁及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其精力所注，尤在周易述一书，为之三十年，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传二篇。」汉学师承记学者精力有限，松崖已靡精耗神于此，不得复深探潜索于彼，故虽抽其绪而未究厥奥也。而东原原善三篇，则其文颇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响。张皋文评东原勾股割圜记，谓：「其书务为简奥，变易旧名，恒不易了。」此东原早年作风如此，即原善三篇，亦有故为简奥之病，而其即故训中求义理之意，则固明明与松崖出一辙也。
年谱云：乾隆丙戌，三十一年，东原年四十四岁玉裁入都会试，见先生，云：「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谓孟子字义疏证也。玉裁未能遽请读，先生没后，孔户部广森付刻，乃得见，近日始窥其阃奥。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懋堂此年但闻东原自称「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而实未见，及后读孔刻遗书有孟子字义疏证，姑推以为即今年之所著耳，其实亦无确据。余考东原字义疏证成书尚晚，证详下此年所著，盖非其书也。
年谱又云：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户部所刊戴氏遗书第九合为一册。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抄写熟读矣。至丙戌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圣贤之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所以阐明此恉也。
　　今按：东原有原善自序，谓：
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趋也，后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而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以今之去古圣哲既远，治经之士莫能综贯，习所见闻，积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兹坠绪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今文集段氏经韵楼本所收，即始为之三章，遗书本则修改之上、中、下三卷也。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即文集本之三篇，惟语有改省。又文集有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两篇，又即为遗书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盖以篇幅较长，可以分别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或东原当时，既成原善三篇，又成读易系辞、孟子论性两篇，遂增扩而为原善三卷也。丙戌，懋堂入都，亲见东原本原善三篇旧稿，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则东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者，实即原善三篇之扩大本，懋堂不察，未经面质，后遂误认为东原所告乃指字义疏证也。[原善三卷之扩大本在丙戌]今定原善三卷本成于丙戌东原四十四岁之年，则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决距此不甚远，至迟在癸未，因是年懋堂已抄誊及之至早在丁丑，遇松崖之年先后不出十年也。乙酉，东原过苏州，题松崖授经图。原善扩大成书，即在其翌年。东原深推松崖，谓舍故训无以明理义，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书。故曰：「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则东原论学著书，其受松崖之影响，居可见矣。
[绪言草创在己丑]年谱云：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名绪言，有壬辰乾隆三十七年，东原年五十菊月写本，程氏易田于丙申四十一年，东原年五十四影抄。
　　按：绪言一书，孔刊遗书未收，钱竹汀大昕、王述庵昶、洪蕊登榜、孔巽轩广森述东原著书亦未及，惟粤雅堂丛书有之。程易田以孟子字义疏证非定本，定本改名绪言，又言于丙申影抄是书，戴本首页有「壬辰菊月写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尝改窜。懋堂则以疏证为定本，而绪言是其初稿，语详经韵楼集卷七答程易田丈书盖懋堂之辨是也。惟谓疏证成于东原四十四岁时则亦误，其时所成者乃原善三卷本，已详前论。至绪言成书年月，据程易田与段懋堂札，谓：「壬辰东原馆京师朱文正珪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伪病者十数日，起而语方伯：『我非真病，乃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段氏谓：「伪病十余日，正是造绪言。窃揣此书剙始于乙酉、丙戌，成于己丑朱方伯署中。」以上俱详经韵楼集卷七答程易田丈书今考东原四十六岁戊子，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二卷，二十四册。适方氏卒，其书未竣，以卷帙之重大，故孔氏刊遗书亦未及。其后书为吴江王履泰所窃，易名畿辅安澜志，语详经韵楼集卷七与方葆岩『观承子』两书，又有赵戴直隶河渠书辨。盖东原此书，亦自袭赵东潜原本也。此后五年，仆仆道途，往来燕、晋间，精力全耗于方志。己丑，会试不第，朱石君珪招游山西，以是年五月往，而秋后又自藩署至汾州，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乃竣。是年又还都待辛卯会试，又不第。复游晋，修汾阳县志。翌年壬辰，自汾阳入京会试不第，而赴浙江，主金华书院。据程易田转述其伪病之说，绪言草创，应在己丑秋前客山西藩署时无疑。懋堂谓剏始乙酉、丙戌必误。辨详前惟易田影抄是书，首页有「壬辰菊月写本」字样，则殆东原是年到浙，又将己丑旧稿写定一番也。[绪言完成在壬辰]据此则绪言一书，应是创始于己丑秋前，而完成于壬辰之菊月，又考钱大昕孝廉胡君墓志铭，谓：「胡亦常同谦既下第南归，与休宁戴东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尽钞东原所著书携归，特刊之东粤」云云。东原绪言惟刊于粤雅堂丛书，而不识所自来，若即系胡氏传钞本，则绪言成于游浙前，又得一证。惟程易田影抄本，与今粤雅堂考刊本，是否有异同，今仍无从详论。至丙申易田影抄时未尝改窜，而疏证尚在后，否则东原何弗示易田以疏证，而顾出其已废之初稿耶？
[孟子字义疏证最晚成在丁酉]年谱又云：先生丁酉乾隆四十二年，东原五十五岁，东原即卒是年。正月十四日，作书与玉裁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庄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谓『彼节者有间』也。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此犹舍字义、制度、名物，去语言、训诂，而欲得圣人之道于遗经也。」
又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与玉裁云：「仆足疾已踰一载，不能出户，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又丁酉四月有答彭进士绍升书，洪榜作先生行状，云：「此先生没前一月手书也。」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示彭君。彭君有书与先生，刻其文集内先生答此书。
　　今按：东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驳宋儒，其说惟见于疏证，原善、绪言皆无之。丁酉与懋堂两书，郑重道及，正是初成书后语也。疏证之作，定在丙申易田抄绪言之后，而即成于是年。至翌年丁酉正月与段懋堂书，正为「理」字义解，乃疏证最后新得，故属草既竟，即以函告。及四月一札，乃云「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则其新着初成踌躇满志之情也。段懋堂谓「绪言改定于丙申冬后，丁酉春前，是为孟子字义疏证」，亦答程书语其说最是。若疏证早成在前，东原极自得意，以易田与东原之交情，不应影抄其绪言而不获见其俊定之疏证，故使易田亦疑疏证之非定本，而东原若非预知今年五月将不起，亦何以疏证早成在前，久默不告懋堂，至是乃连续及之乎？文集卷八『经韵楼本』孟子字义疏证序题下附注「丙申」二字，是懋堂亦知疏证成于丙申，惜乎编年谱时，未能据之为定论。其与彭允初书，由允初在京师，以二林居制义示东原，并索观东原原善，是允初亦不知东原尚有疏证，东原乃并出新着疏证示之，允初贻书讨论，东原答书谓：「南旋定于何日？」是其时允初在京师也。又吴江陆朗夫耀有复戴东原言理欲书，切问斋文钞谓：
春杪接书，久未裁复。……足下究心典籍，高出群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归之语？……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可谓切中俗儒之病。
　　细按此书，盖在丁酉夏东原卒前。东原于春杪致书，谓秋令假归者，即是与懋堂书所云「足疾已踰一载，定于秋初乞假南旋」也。时朗夫在济南，东原疏证新成，不克邮示，而特写疏证新得理欲一辨大意告之。盖东原言义理三书，惟理欲之辨，得之最后，在丙申、丁酉之交。今集中有与某书，经韵楼本卷九不知某是谁人，及答彭允初书，又两与段懋堂书，及此与陆朗夫书，可指数者已五通，大率尽在丁酉。东原固自深喜其说，故一时屡屡道之，此又足证疏证成书定在丙申也。今考与某书有云：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则东原自字义明义理之说，至此仍未变，[治经先考字义之理论始终不变]惟谓「汉儒故训亦有时傅会」，此在序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已微发其意，谓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谓释复各持异解是也。此东原早年亦言之，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其识自远超乎依傍汉儒故训者。故洪榜与朱筠书见汉学师承记谓：
[字义疏证即训诂]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
　　固不得谓无当于东原论学宗旨也。按：戴集九乙亥与姚姬传书，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疏证前稿取名绪言，即谓是圣人绪言耳，与字义疏证涵旨正同，惟不如字义疏证之显豁，非有别解也。又集八原善序谓：「余言恐未足以振兹坠绪」，「绪言」之「绪」，即「振兹坠绪」之「绪」。又按：东原同时交游有[钱大昕]晓征，号竹汀。『1728－1804，年七十七』经史淹雅，一时无两。东原知名当世，亦由竹汀推挹。然东原谓「并世学人必以竹汀为第二」，盖以第一人自居也。竹汀之学，所涉甚广，而识力不高，持论惟循惠、戴藩篱。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诂训必自汉儒，以其去古未远。」『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经义杂识序』又云：「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文集二十四经籍篡诂序』此二文皆成于嘉庆己未，时竹汀年七十二矣。此等议论，不过为惠、戴诂训、义理之辨推波助澜，无足深论。据竹汀年谱，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扬州缔交亦十三年矣。则竹汀治声音、训诂之学，实闻惠、戴而起者，宜东原之以第二人处之也。其后如方植之汉学商兑、夏卯生仲子集，诋病汉学，竹汀亦不免。而并时侪偶如周春松蔼、『参读清文汇卷二十五周春答同年钱竹汀少詹序』章学诚实斋，『参读下章』皆贻书竹汀，期其于汉学偏弊，有所救正。良以惠、戴而外，学足以拔赵立汉，别树一帜者，端推竹汀也。惜其识不足以及此，轻为随逐，虽得一时风尚之朋，亦受后世门户之诮焉。然观竹汀所言，固可证一时学人意气议论之所同凑在是矣。
　　惟时人所以推重东原者，则并不在此。东原自癸巳乾隆三十八年，东原年五十一被召入都充四库纂修官，所校官书，如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仪礼识误、仪礼释宫、仪礼集释、大戴礼、方言诸书。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一类，即东原初入京时所由见知于时贤者，至是而时贤仍以此推东原。所谓「汉儒得其度数，宋儒得其义理」，并世自以度数推东原，不以义理也。故洪初堂榜撰东原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朱笥河见之，曰：「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汉学师承记洪传可见当时学者见解矣。此在东原亦自知之，故曰：
[东原不甘为轿夫]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东原不欲以六书、九数自限，在初入都时已然，而昌言排击程朱，则实始晚年。[东原攻击朱子在晚年]章实斋说之云：
古人着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则不然……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文史通义朱陆篇
　　乾隆三十八年章、戴相遇宁波道署时，东原议论已变，渐诋程朱，而为绪言犹不尔，故实斋讥其笔舌分用，又斥之为黠也。余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章氏遗书钞本，有答邵二云书一首，畅论其事，谓：「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化，权欺术御，何必言之由中？戴讥躬行实践，释、老所同，非儒者所以自异，『按：此疑章氏见东原集与某书言之，东原字义疏证，实斋似未见。』然则戴之践履，远逊宋人，乃其所以求异于释、老耶？是则辟释、老者，固便于言是行非者也。此则戴之症结，不可为讳。戴氏笔之于书，多精深谨严，至腾之于口，则丑詈程、朱，诋侮董、韩，自许孟子后之一人，可谓无忌惮矣。其身既死，诵戴遗书而得其解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益其疾者，方兴未已。以仆所闻，一时通人，表表人望者，有谓『异日戴氏学昌，斥朱子如拉朽』者矣；有著书辟宋理学，谓六经、语、孟无『理』字，以易传『穷理尽性』为后儒之言，而忘『义理悦心』已见孟子者矣。汉儒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盖言经典存文，不如口耳之授受。今尊戴而过者，亦以其法求之，不知其笔金玉，而言多粪土，学者宜知所抉择也。」然实斋又云：
戴君……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累。……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着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按：绪言、疏证两书，东原卒后十许年，实斋犹未见，故所举论如是。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又北大所藏章氏遗书钞本，有与史余村一书，谓：「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闇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以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誉者既非其真，毁者亦失其实。仆言戴氏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惜心术不正，学者要须慎别择耳。」今按：实斋屡斥东原心术，今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行世，东原攘窃赵书一案坐实，大可为实斋说添有力之左证矣。
　　是深知东原之为轿中人而非轿夫者，当时亦惟实斋。惟东原晚年之矜心胜气，诋弹逾量，实斋深不满。然此亦可证东原议论思想前后不同，及其言义理三书完成之先后，传播之广狭，与夫心术学术之隐微，所不尽传于后者，以及当时学者对东原评价之一斑也。
东原哲学之大体
　　东原言义理三书之年代既定，而东原哲学之大体可继是而求。盖东原三书思想，虽大体一贯，而其间亦有议论详略，意向轻重，可以征东原学说之与年俱变者。最先为原善。
原善
　　原善先成三篇，既乃扩为三卷。三篇文极简奥；三卷始详，而意解无大变。今据遗书三卷本观之，其言天道，主乎阴阳气化，故曰：
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道即阴阳气化]卷上
　　其言性本乎形质能才，故曰：
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品物者也。[性即道之分化]限于所分曰命；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而秀发于心，征于貌、色、声曰才。卷上
　　故「欲」与「觉」皆性也，曰：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欲与觉为性之能事]卷上
　　[欲与觉得其正即仁智]善用其欲与觉则为仁、智，故曰：
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卷上
　　性言乎其自然之本，仁、智要乎其必然之则，故曰：
[自然与必然之辨]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天下之道尽于顺，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卷上
　　又曰：
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性之征于巧智，美恶是非而好恶分。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尽美恶之极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权由斯而出；尽是非之极致，存乎智者也，贤圣之德由斯而备。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于必然，天下之能举矣。[情欲本乎自然智巧达于必然]卷上
　　又曰：
[欲为自然德为必然]由天道而语于无憾，是谓天德；由性之欲而语于无失，是谓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卷上
　　其循自然而达乎必然者则贵智，故曰：
怀生畏死，血气之伦尽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择善]也。卷中耳能辨天下之声，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义，人之才质得于天，若是其全也。……惟据才质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于内，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语于此。卷中
　　明智之所得为理义，故曰：
[理义由明智得]心之明之所止，于事情区以别焉，无几微爽失，则理义以名。卷中
　　故人性之所贵，在乎动而能得夫理义，不在无欲与静也，曰：
虽犬之性，当其气无乖乱，莫不冲虚自然也，动则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于是恶外物之惑己而强御之，可谓之「所以异」乎？是以[老聃、庄周之言尚无欲，君子尚无蔽]。尚无欲者，主静以为至；君子动静一于仁。卷中
　　仁智之反面为私蔽，故曰：
[私与蔽为二大患]人之不尽其才，患二：曰私，曰蔽……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得乎条理者智。卷下
是故去生养之道者，贼道者也。细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卷下
　　故其言格物致知也，则曰：
「格」之云者，于物情有得而无失，思之贯通，不遗毫末，夫然后在己则不惑，施及天下国家则无憾，此之谓「致其知」。卷下
　　此东原原善三卷之大旨也。而东原自道其所以得此者则曰故训，故曰：
[征诸古训明之心]征之古训，协于时中，充然明诸心而后得所止。卷下
　　东原此等见解，颇与同时惠氏易微言相近。微言据易系，亦主以阴阳气化言宇宙，故曰：
孟子论性而及才，才者天之所降，故曰「降才」……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孟子论为不善云「非才之罪」，因举仁义礼智而云「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继而言「天之降才」，继又言存乎人者有仁义，而云牿亡之后「未尝有才」，知才为天之所降明矣。[原善与易微言思想之同点]
　　是松崖亦据孟子，主性即在形质才能之中也。又曰：
「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曰性命之理。
乐记言「天理」，谓好与恶也。好近仁，恶近义，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好恶失其正谓之「灭天理」，大学谓之「拂人性」。天命之谓性，性有阴阳、刚柔、仁义，故曰「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
　　是松崖解乐记亦谓天理即人性好恶之正也。又曰：
道家论「一贯」与宋儒同，与孔子异。道家以一为终，故庄子曰：「得其一而万事毕」；圣人以一为始，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此儒与道之别也。
「贯」皆有积义……论语「吾道一以贯之」，释诂云：「贯，习也。」习者重习，亦有积意，荀子曰：「服习积贯」，又曰：「贯日而治详之。」
　　东原曰：「君子慎习而贵学」，原善卷下所谓以必然全其自然者，亦与松崖辨儒、道「一贯」之论相似也。松崖又曰：
忠，一也，以忠行恕，即「一以贯之」也。
　　此东原以人之有欲通天下之欲为仁，以人之有觉通天下之觉为智之说也。惠氏易微言多列故训，而少发挥，其书固不如东原原善之精洁而明畅，然据易系，申孟子，合才性，通理欲，泯天人，洽终始，重积学，而反虚无，则大体不能谓不近。今以东原交游行迹先后，合之其著述议论之异同，而谓原善一书，或颇受松崖易微言影响，虽无明据，亦非尽渺茫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谓：「见翁覃溪手批戴氏遗集，其评论性诸篇，谓此等文字与惠定宇易述后编言性相似。」覃溪识力纵不足知戴，然此语颇非无见。当时实知惠、戴两家言义理亦相通，不如近人乃盛尊东原而抑惠也。又阮元揅经室集国史儒林传序，亦谓「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尤证当时谓惠、戴言义理，同从古训出发也。
绪言
　　[绪言始排宋儒]东原原善绝不排诋宋儒，而绪言则颇排宋。据上记「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之说可证其最要者则为「理、气」之辨，曰：
[宋儒始分理气]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分，而宋儒创言之，又以道属之理，实失道之名义也。大致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
　　程朱……盖见于阴阳气化，无非有迹可寻，遂以与品物流形同归之粗，而别求诸无迹象以为其精……恍然觉悟理气之分如是。
　　而不知
[阴阳气化为自然理为必然乃要其后非原其先]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于无憾，所谓理也。理非他，盖其必然也。阴阳之期于无憾也，犹人之期于无失也。……期于无憾无失之为必然，乃要其后，非原其先，乃就一物而语其不可讥议，奈何以虚语夫不可讥议指为一物，与气浑沦而成，主宰枢纽其中也？
　　故
[理乃事为不易之则]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以归于必然，理至明显也。谓「理气浑沦，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
　　盖理不在气之外，更不在气之先，又非别有一物以为气之主宰，特人物、事为一种必然不可易之则也。此所谓人物、事为一种必然不可易之则者，即为人物、事为本身内具之条理，故曰：
举生生即赅条理，举条理即赅生生……知条理之说者，其知理之谓矣。
　　何以识此条理？则曰人心之明。
[以心通知理义]理义也者，心之所通也。天之气化，生生而条理，人物分于气化，各成其性。而清者开通，则能知性知天，因行其所知，底于无失，斯所以还于天地之德而已矣。
　　其至者为圣人。
全而尽之无憾……知之极其量也。
　　欲求心知之明，则在学问。盖
[以学问得心之明智]必然之与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圣贤之所谓自然也。彼任其自然而失者无论矣。贵其自然，静以保之，而视问学为用心于外，及其动应，如其才质所到，亦有自然不失处。不过才质之美，偶中一二，若统其所行，差缪多矣。且一以自然为宗而废问学，其心之知觉有所止，不复日益，差缪之多，不求不思，终其身而自尊大，是以圣贤恶其害道也。
　　东原又谓后世言「理」，相当于古人主言「命」。命与理皆人物、事为本身一种必然之制限，求能识此制限，则有待乎人之学问与智慧也。故曰：
[命与理之相通在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古人多言命，后人多言理，异名而同实。耳目百体之所欲，由于性之自然，明于其必然，斯协乎天地之中，以奉为限制而不敢踰，是故谓之命。命者非他，就性之自然，察之精，明之尽，归于必然，为一定之限制，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夫耳目百体之所欲，血气之资以养者，生道也，纵欲而不知制之，其不趋于死也几希。
　　故「欲」与「德」出于一根。
性之欲，其自然也；性之德，其必然也。自然者，散之见于日用事为；必然者，约之各协于中。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
　　继是而言性善，曰：
[性即自然善为必然]材质者，性之所呈也，离材质，恶覩所谓性哉？……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于其必然。……存乎材质之自然者，性也……其归于必然者，命也，善也。以上均卷上语
[宋儒言善为本然]宋儒之异于前人者，以善为性之本量。如水之本清，而其后受污而浊，乃气禀使然。……是以务于理气截之分明。以理为「性之本」，为「无不善」，以「气之流行则有善有不善」，视理俨如一物。虽显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以「才说性时，便是人性以后，此理已堕在气质之中」，孟子安得概之曰善哉？
　　盖东原之言性善，犹其言理气也，故曰：
极于至善之谓理。
　　而所以极于至善则仍在心知之明，故曰：
圣贤论行，固以忠信、忠恕为重，然如其质而见之行事，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弗恕，而害道多矣。
　　故
躬行而知未尽，曰仁曰诚，未易几也。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远近而已，光之及又有明闇，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同乎不照。疑谬之谓失理。失理者，限于质之昧，所谓愚也。[学以进于智而得理义]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故理义非他，所照所察者之当否也。何以得其当否？心之神明也。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理义岂别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进于神明，岂求诸气禀之外哉？
　　东原继此而辨智愚、善恶之不同，曰：
[人之不齐在智愚不在善恶]智愚者，远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恶则相反之名……人之成性，其不齐在智愚。……任其愚而不学不思，乃流为恶。愚非恶也，性无有不善明矣。以上均卷中语
　　本此而评骘前人学术之异同，则曰：
孔子之后，异说纷起，能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异于老聃、庄周、告子而为圣人之徒者，荀子也；尝求之老、释，能卓然觉寤其非者，程子、张子、朱子也。然先入于彼，故其言道为气之主宰、枢纽，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枢纽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以理堕在形气之中，变化气质则复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气而生，不以形气物欲累之则复其初也。皆改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理。[程朱言复初为老释所悮]故言「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岂圣贤之言哉？「天地之初理生气」，岂其然哉？
　　又曰：
人之异于禽兽者，人能明于必然，禽兽各顺其自然也。孔孟之异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者……见乎天地、人物、事为有不易之则之为必然，而博文约礼以渐致其功。彼谓……法自然，无以复加矣。孟子而后，惟荀子见于礼义为必然，见于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礼义即自然之极则。宋儒亦见于理为必然，而以理为「太极」，为「生阴生阳之本」，为「不离阴阳，仍不杂于阴阳」，指其在人物为性，为「不离气质，仍不杂乎气质」。盖以必然非自然之极则……一似理亦同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所指者……惟尊理而重学，远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矣。[孟荀宋儒皆知必然异乎老释之纯任自然]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自然之极则是谓理。老聃、庄周、告子、释氏以自然为宗……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即以为已足，与圣贤之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牖于明者异，是故断之为异说，不得同于荀子也。周子论学圣人主于无欲，王文成论致知主于良知之体，皆以老、释废学之意论学，害之大者也。
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荀子之所谓「性」，即宋儒之所谓「气质」……荀子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老聃、庄周、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荀与宋儒于圣人之教不害]老聃、庄周、释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实害圣人之教者也。以上均卷下语
　　统观绪言立论，亦主精察自然条理以建必然之则，即以必然之则完成自然之极致，大体与原善并无不同，惟全书议论多针对宋儒。其结论则以濂溪、陆、王为主本体、重自然，与老、释同斥；程、朱、横渠则以不弃「道问学」一边，与荀子同为得圣学之一体。其论归于重智，非智则无以精察自然以立必然之则也。而于「理」字尤释之再三，曰：
自然之极则是谓理。
期于无憾，所谓理也。理非他，盖其必然也。
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
理要其后，非原其先。
知条理之说者，其知理之谓矣。
心之精爽所照者不谬，是谓得理。
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绪言释理字义]
　　然此所谓自然之极则，天地、人物、事为不易之则，为我可否之标准，使我照物而不谬者，将于何求之，东原犹未明白言之也。空以言夫不易之则，仍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故东原绪言主旨，固在指陈「理要其后，非原其先」之一意，而于理之大本，仍未确说，则去宋儒「理生气」之说，虽立论不同，而渺茫亦略似矣。故东原又谓：
古人多言命，后人多言理，异名而同实。
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
　　盖东原绪言立意，在辨宋儒理气论之妄，而别立一「天地、人物、事为不易之则」以代之。其辨仅在原先、要后之间，既无以大异乎宋儒之渺茫，则亦终无以大辟宋儒之说也。至其孟子字义疏证则不然。
孟子字义疏证
　　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其大不同于绪言者，厥为其对「理」字所下之界说。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即曰：
[疏证理字新释]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
　　此犹是绪言之意，而继是则曰：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乎是也。
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均见卷上
　　夫而后确切指明理之即为人情。又曰：
[理存乎欲]理者，存乎欲者也。卷上
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卷下
　　夫而后确切指出理之本于人欲。合而言之则曰：
[通情遂欲之谓理]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卷下
　　以情欲言理，实疏证中创见，东原为绪言时，犹未得此说也。既以情欲言理，于是本此而辨古今言理之大别，曰：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谓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谓理。卷下
　　又曰：
[舍情求理无非意见]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卷上
[以意见为理适成为忍而残杀之具]理欲之辨……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卷下
　　盖理既出乎情欲，故舍情欲而言理，无不失理，而流为其人之意见也。以一己之意见为理而强人以从，则其势必至于祸天下。东原本此而极言宋儒辨理欲之为祸，曰：
[宋儒辨理欲之说足以祸天下]……宋儒程子、朱子，易老、庄、释氏之所私者而贵理，易彼之外形体者而咎气质；其所谓理，依然「如有物焉宅于心」。于是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及其应事，幸而偶中，非曲体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执其意见，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徒以不出于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卷下
　　又曰：
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上以理责下下之罪人不可胜数]卷上
　　其它类此者不胜举，而绪言则无一语及是。故在绪言惟以「天地、人物、事为不易之则」为理，至如何而始为天地、人物、事为不易之则，固未及也；疏证始以情欲遂达，至于纤悉无憾者为理，而理字之界说遂显。故绪言惟辨「理气」，疏证始辨「理欲」。绪言以程朱崇理为无害于圣教，惟不知性耳；疏证则以程朱为不知理，同于释、老，而大害于世道。故绪言尚道问学，重智，所以精察事物之理；而疏证则尚忠恕，主絜矩，使人自求之于情。曰：
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言治国平天下，不过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曰「所不欲」，曰「所恶」，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人尽自求其情则为忠恕絜矩]惟以情絜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卷上
　　又曰：
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譬则洪水横流……圣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于人，设人如是加于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则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卷上
　　此所谓忠恕、反躬者，亦绪言所未及，而疏证所特详也。[通情遂欲推己反躬为东原之晚年定论]故以通情遂欲至于不爽失为理，以推己反躬、忠恕絜情为得理之所由，实东原晚年最后思想所止，亦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之所为作也。故曰：
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卷上
　　又曰：
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己知怀生而畏死，故怵惕于孺子之危，恻隐于孺子之死。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恻隐之心？推之羞恶、辞让、是非亦然。使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又焉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卷中
　　凡此皆确切指出理之即本于人欲，即出于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之情，为绪言所未及，而疏证三卷所不厌再三申述之新义也。然所以求通情遂欲以达于不爽失者，则实不尽于推己反躬、忠恕絜矩而已，仍必有以通夫物情焉，得于事理焉，而后可以不惑于所见，则聪明圣智仍不可缺。故疏证既发新义，仍取旧见，于绪言尚智一节，犹所保留。曰：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人不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通情遂欲有赖于聪明圣智]卷下
　　又曰：
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凡异说皆主于无欲，不求无蔽：重行，不先重知……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也。
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圣学先务知]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均见卷下
　　惟先务于知，故重学问，尚扩充，曰：
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人物以类区分，而人所禀受，其气清明，异于禽兽之不可开通。然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学问，贵扩充。卷上
　　此东原辨老、释「复初」之说，即「理要其后，非原其先」之意也。惟东原以圣智言德性，则其意似仍重于推己反躬忠恕一边，故曰：
[忠恕之极而为仁智仍是一体]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以恕，行事如此，虽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圣人，未可语于仁，未能无憾于礼义，如其才质所及，心知所明，谓之忠恕可也。圣人仁且智，其见之行事，无非仁，无非礼义，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极也。卷下
　　此又东原推极忠恕而达于圣智之说也。凡此皆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所特着之议论，而不见于绪言者，盖即东原晚年之新得也。其它承袭绪言旧说者不备举。[二书异同]统观两书，绪言主要在辨理气之先后，而疏证则主在辨理欲之异同。绪言于宋儒程、张、朱三家尚未认为害道，而疏证始拈理欲一辨，力加呵斥。绪言开卷首论道之名义，由形上形下道器之辨而及于理气之先后，此在惠氏易微言已引韩非子书分说「道」、「理」二字，谓宋儒说道与理同，只见得一偏，东原似从此点发挥。原善只言道与性，亦未及辨道与理也；至疏证则开卷即辨「理」字，全卷十五条均从「理」字阐述，第二卷始及「天道」及「性」，天道四条「性」九条下卷旁及其它。「才」三条，「道」四条，「仁义礼智」二条，「诚」二条，「权」五条观其目次之先后，与文辞之繁省，即可见两书中心思想之转移。段懋堂言绪言、疏证两书异同云：「绪言三卷：上卷自立说，中卷尊孟子，下卷驳告子、荀子、扬子、周、程、邵、朱、王文成诸子及老、庄、释氏，言之綦详矣。疏证亦三卷：上卷『性』十五条<【性】乃【理】字误>，中卷『天道』四条，『性』九条；下卷『才』三条，『道』四条，『仁义礼智』二条，『诚』二条，『权』五条。自『仁义礼智』以上，绪言言之，而『诚』、『权』二目则未之及。『诚』之一目，所以正程、朱说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谓『一』为『诚』之误。『权』之一目，所以正程、朱说『一以贯之』之误，言处事必有权，以为轻重之准，非是执理无权。程、朱之说，但执意见之理，不顾人情，此是执理无权也。二目补绪言之所未备。」<答程易田书>今按：「权」字一目与上卷「理」字十五条相足，最为疏证新创，着眼此处，即可见两书异同最要点矣。
　　惟原善三卷中颇已及性、情、欲异同之辨，如云：
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失之私则仁。
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
由性之欲而语于无失，是谓性之德。
去生养之道者，贼道者也。细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
　　此皆与疏证议论相通，则疏证理欲一辨，其大意在为原善三卷时早已孕育。[疏证思想之最早孕育]至以私与蔽为人之二患，而曰「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亦在原善下卷有之。原善又言：
诗曰：「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以为民害，则民亦相欺而罔极矣；在位者行暴虐而兢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职由于贪暴以贼其民所致。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曰：「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雠民，亦大惑矣。卷下
　　其言感慨深沉，尤足与「在上者以理杀人」之意相发。岂东原抱其奇才，毕生不遇，少为稗贩，涉历南朔，闾里奸邪，米盐琐细尽知之，此章炳麟语因有以感通夫细民之幽怨，而发之特为深切欤？[东原思想与下层社会]然则东原思想固仍不失徽学精神也。其晚年见解，在为原善时固已树其崖略，惟辨理欲而归罪宋儒，则独为疏证创论。惟此是东原最后之说，为前所不及耳。故原善辨性欲，绪言辨理气，至疏证辨理欲，乃会合前两书为一说，而其对宋儒之见解，则原善全未提及，绪言已有讥排，而疏证最为激昂，此则其大较也。
东原思想之渊源
　　[东原思想舆颜李]戴望为颜氏学记，尝谓「乾隆中戴震作孟子绪言，本习斋说言性而畅发其旨」，卷一颜先生传近人本此，颇谓东原思想渊源颜、李。东原时，惟徽人程绵庄廷祚治颜、李学，东原与绵庄虽相知，而往来之详已难考。绵庄寄籍江宁，东原三十五岁后颇往来扬州，自是有原善之作，然并不讥宋。按：绵庄虽治颜、李，亦不诋宋学，详本书第五章东原四十四岁自言「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即原善三卷本也。明年绵庄卒，东原为绪言尚在后，谓疏证思想自绵庄处得颜、李遗说而来颇难证。绵庄有族侄程鱼门晋芳，与东原交游，后为正学论，极诋颜、李，遂及东原。勉行斋文集正学论三殆以东原疏证亦斥程、朱，故与颜、李并提，非必谓东原之说即自颜、李来也。今考东原思想最要者，一曰自然与必然之辨，一曰理欲之辨，此二者，虽足与颜、李之说相通，而未必为承袭。至从古训中明义理，明与习斋精神大背。若徒以两家均斥程朱，谓其渊源所自，则诬也。至辨本体，辨理气，辨性与才质异同，自明儒已多论及，东原不必定得其说于颜、李。其训「义理」、「天理」字为条理，则东原治古训，宜可自得。朱子答王子合云：「道即理也。以人共由而言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宋儒亦岂真不知理之为条理者！[东原思想与毛西河]且毛西河所著书，亦极辨宋儒「理」字，散见其论语稽求篇、圣门释非录、四书剩言、补中庸说诸书。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论大学「在明明德」，谓：「毛西河大学问实用李恕谷说，而段懋堂又暗袭西河。」惟懋堂说「明明德」，乃记其师东原作大学补注为言开宗二句之义，因述以传者。见经韵楼集卷三东原可不知颜、李，不容不知西河。东原庚辰与任幼植大椿书，谓「毛大可贼经害道」，『见文集卷九』此特讥其考证，时尚未有原善。焦里堂读书三十二赞，雕菰楼集卷六有毛氏圣门释非录，无颜、李。孟子正义备引东原疏证，及程易田论学小记，亦屡引毛氏剩言、释非录诸书，而不及颜、李。方植之谓「阮氏平日教学者，必先看西河文集」。见汉学商兑中之上凌次仲则谓「毛氏四书改错，最为简要可贵，如医家之大黄，有立起沉疴之效，为斯世所不可无」，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五与阮中丞论克己书又过萧山诗，竟谓：「千古精言萃考亭，竟将二氏入遗经；姚江亦是濂溪派，认取萧山万迭青。」校礼堂诗集卷十四推重西河如此，此皆治戴氏义理之学者，称道毛西河，然不称道颜、李也。然思想之事，固可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相视于莫逆，相忘于无形者。王船山论道器，论自然与成性，论惩忿窒欲；陈干初论天理从人欲中见，论扩充尽才后见性善，其可与东原说相通者，亦伙矣，未必东原定见王、陈书也。学者于交游诵读间，固可以多方启发，自得深造，不必坚执一二端，以臆定其思想渊源之所自。惟谓东原游扬州，见惠定宇，而论学宗旨稍变，其为原善，或颇受定宇易微言影响，则差近实耳。[东原思想与惠定宇]且易微言「理」字条云：「『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乐记言『天理』，谓好与恶也。好近仁，恶近义，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好恶失其正谓之『灭天理』，大学谓之『拂人性』。天命之谓性，性有阴阳、刚柔、仁义，故曰『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岂不与东原疏证大意至似，即此后凌次仲诸论亦自此出惠、戴至近，何必远寻之颜、李耶？郑玄注乐记云：「理，犹性也。」与伊川「性即理」之说正合，即惠氏亦以「灭天理」与「拂人性」相训，则宋儒谓理乃得于天而具于心者，自指人性言，亦未可深斥也。且惠氏论学，主尊古，故颇引周、秦诸子，谓犹足与经籍相证。今考东原思想，亦多推本晚周，虽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时近荀卿。荀主性恶，极重后天人为，故曰：「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又曰：「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均见天论篇此即东原精研自然以底于必然之说也。[东原思想与荀卿]又曰：「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心之所可中理，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正名篇东原谓理者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纤悉无憾之谓理，正合荀卿「进近尽，退节求」之旨。而荀子则要其归于礼，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篇戴学后起，亦靡勿以礼为说，此又两家思理之相通而至似者也。即东原所谓「解蔽莫如学」者，「解蔽」一语，亦出荀书，则东原之有会于荀卿者至深矣。故其为绪言，以荀子与宋之程、张、朱四子等类，而曰「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不知性耳」。东原所最斥者乃「复初反本」之说，则正亦荀子所深非矣。故曰：「荀子知礼义为圣人之教，而不知礼义亦出于性；知礼义为明于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极则，适所以完其自然也。荀子之重学也，无于内而取于外；孟子之重学也，有于内而资于外。」绪言卷中，又疏证卷中自东原观之，荀之与孟，未达一间耳。晚周诸子，善斥自然者莫过荀子，东原即以其意排老、释，而复以孟子性善之论移加于荀子。近人章炳麟言之，曰：「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以孙卿言性恶，与震意怫，故解而赴原善。」文录卷一释戴此为善论东原之学矣。戴学近荀卿，同时程易田已言之，语详本章末节。又焦里堂继东原为论语通释，亦时引荀子语；钱大昕潜研堂集先已为荀子辨诬。当时学人本自致力于荀子，故不觉其言思之染涉者深也。至东原疏证以理欲之辨极诋宋儒，章氏亦论之云：
雒、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己，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己者绝异。任法律而参雒、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雒、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着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东原思想与程朱及当时之政令]……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节而民无瘅……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啙苛，下无怨讟，衣食孳殖，可以致刑措。……夫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莅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晚世或盗其言以崇饰慆淫，今又文致西来之说教天下奢，以菜食褧衣为耻，为廉节士所非。诚明震意，诸款言岂得托哉？释戴
　　此论最为得情。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特取其排程、朱，以清末治程、朱率恶言革命也。又谓：「东原著书，特发愤于清廷之酷淫，皆一时权言耳。」检论成于民国三年，排斥程、朱之谈，太炎亦复不取。然其分辨欲当即理，乃莅政之言，非饬身之典，实旨言也。至东原著书初意，是否如太炎所云，兹可勿论耳。方植之汉学商兑亦云：
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卷中之上
　　此虽诋毁逾分，然辨理欲字义，则实与章氏所论，各得其义之一面。章氏谓东原论理欲，乃为当时从政者而发，植之则谓宋儒辨理欲，本亦为立言从政者之心术言之也。惟其如此，故东原辨理欲，虽语多精到，而陈义稍偏，颇有未圆。今姑举孟子尽心「口之于味」一章论之，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朱子集注引程子曰：
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朱子按：
不能皆如其愿，不止为贫贱。盖虽富贵之极，亦有品节限制，则是亦有命也。
　　朱子又云：
此二条者，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后五者为命，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张子所谓「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其言约而尽矣。
　　集注于此章解义明白，无可非难；而东原疏证则曰：
「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则命之谓也。仁义礼智之懿，不能尽人如一者，限于生初，所谓命也，而皆可以扩而充之，则人之性也。「谓」犹云借口于性耳；君子不借口于性以逞其欲，不借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谓性，即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于安佚之为性；所谓「人无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谓善，即血气心知能底于无失之为善；所谓仁义礼智，即以名其血气心知，所谓原于天地之化者之能协于天地之德也。疏证卷中
　　夫程子明云「五者之欲，性也」，朱子亦云「此二条者，皆性之所有」，则非不谓之性矣，东原必谓宋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已近深文。[东原驳宋儒之深文处]且孟子明以耳、目、口、鼻、四肢与仁、义、礼、智分说，而东原必为并成一片，谓性即味、色、声、臭、安佚之谓，性善即知其限而不踰以底于无失之谓。若性善专指此一边，则与孟子原文两排分说者显异，实不如集注云「此二条皆性所有」二语，于孟子原义为允惬也。且孟子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吾心之善端，扩而充之，则为仁、义、礼、智，决不能即以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之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于无失者，谓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孟子又谓孩提之爱亲敬长，达之天下而为仁义，此又不能以味、色、声、臭、安佚之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于无失者，为即爱亲敬兄之本也。东原谓：
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疏证卷中
　　此所谓「感于物而动者」，语意颇含混。若专从人类个己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之情，以求其不爽失，求其知限而不踰，则所得即无异于荀子之所谓理义、所谓性恶矣。何者？因其全由私人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之情仔细打算而来，若人类天性，不复有一种通人我、泯己物之心情故也。东原谓「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恻隐之心」，疏证卷中是已。然与言扩充恻隐以为仁者不同。孟子言恻隐，并不是推此心之怀生畏死而始为恻隐也。儒家思想所以必仁、智双提，而「仁」字地位所以犹在「智」字之上者，东原于此似少领会。故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又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在孟子所分别言之者，在东原均打并归一。是东原之所指为性者，实与荀卿为近，惟东原以孟子性善之意移而为说耳。[东原思想与孟子]推而上之，及于论语，其言亦并不与东原之意合，此陈兰甫东塾读书记已言之。[东原思想与论语]其言曰：
「克己复礼」，朱子解为胜私欲；「为仁由己」，朱子解为在我。两「己」字不同解，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驳之。澧谓朱注实有未安，不如马注解「克己」为「约身」也。按：「克己」一解，惠士奇礼说先创新说。然「克己」训「胜私」，左传述楚灵王事即然，刘炫阐之甚详；即马训「约身」，约身亦胜私耳。东塾此条乃取戴说，何也？或疑如此则论语无胜私欲、全天理之说，斯不然也。胜私欲之说，论语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不处也。」「不处」者，胜之也。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胜之也。原注：夫子虽曰「仁则吾不知」，然固曰「可以为难矣」。「枨也欲，焉得刚？」欲者多嗜欲，刚者能胜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与「得」者，欲也；戒者，胜之也。「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皆欲也，明其焉「损」，则当胜之也。论语虽无「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对言者甚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即理也，「利」即欲也。「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怀德」、「怀刑」即理也，「怀土」、「怀惠」即欲也。「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上达」即理也，「下达」即欲也。「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溢矣」，「固穷」即理也，原注：易郑注解为固守其穷也。「滥」即欲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谋道」、「忧道」即理也，「谋食」、「忧贫」即欲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仁」即理也，「求生」即欲也。「喻义」、「喻利」二语，尤为包括。故朱子请陆象山为白鹿洞学者讲之，至于「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则胜私欲，全天理，至矣极矣，蔑以加矣。读书记卷二论语
　　此言论语亦明明分两种境界，不得谓此一境界全从彼一境界出也。孟子言性善，亦惟谓此一境界，其原亦本之人心之心性，并非由外烁我，并不谓人心中惟有此一境界。此层东塾读书记亦言之，谓：「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于善也」。孟子书中亦明明分说两种境界，而东原必归之于一，又不归之于仁义，而必归之于食色，是东原之言近于荀子之性恶，断然矣。朱蓉生无邪堂答问卷三辨戴说极明尽，大章谓：「古书言『欲』，有善有恶，程、朱语录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纵，专举恶者言之，乌可以静害意！天赋人有食色之欲，未尝有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纵之。谓食色之性，人不可无，此何待言？疏证有云：『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是东原未尝不知欲中有恶也。孟子谓心之所同然者为理义，未尝谓心之所发皆合于理义也。心统性情，其情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东原以孟子言『情』非性情，而云『情，犹素也，实也』，曲说至此，可谓自生荆棘。」其论皆是。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又曰：「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壁立万仞，止争一线。」俟解，详前引亦分两境界言，其识超于东原矣。
戴学之流衍
　　东原既卒，其私淑学者凌廷堪次仲为东原先生事略状，有云：
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由古训而明义理，盖先生至道之书也。先生卒后，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故于先生之实学诠列如左，而义理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
　　次仲此说，良以当时于东原疏证议论，颇多非难。[东原思想与当时之反响]洪榜为东原作行状，全载其与彭尺木一书；朱筠谓：「何图程朱后复生议论？」东原子中立因删之。同时如姚鼐、翁方纲、程晋芳诸人，于东原疏证皆有驳论。盖考订立于共是，义理则卓在独见，又程朱之说行世已久，东原骤加抗诤，宜乎为世骇怪，故次仲亦为此婉说也。顾东原生平心力所萃，亦自靡于考订者多，注于义理者少。即段懋堂为东原大弟子，为东原年谱，于东原义理三书，已不能碓指其年代，绪言、疏证均于东原身后乃见，则其它可知。且东原生平议论，亦始终未脱由古训而明义理之一境，其言义理，仍是考订夙习。晚年着疏证，既深诋宋儒之凭臆凿空，而一本诸古训，则传其学者，自更不愿为义理空说，而益惟尽力于实事求是、考古订经之途。盖不敢遽希其师之所至，而惟依循其所由至者以为学，此亦学者谨慎笃实之一端，次仲此文，正可代表此种意见也。
　　段懋堂戴先生年谱，记东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而其后懋堂重刻戴东原集作序，乃曰：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圣人制作之大，皆精审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实，综其终始，举其纲以俟其目，与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万世。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
　　东原以义理为考核之源，而懋堂以考核为义理之源，此非明背师说，乃正所以善会师说也。[东原思想与段懋堂]圣人制作，此义理为考核之源也；后人钻研经籍，因明义理，此考核为义理之源也。懋堂之说正是东原平日戒人凿空以求义理之旨耳。而懋堂之所谓考核，其意并不专在名物、字句间，为严元照娱亲雅言序，谓：
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之不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坊者。
　　是懋堂言考核并不主排宋也。其与陈恭甫书，谓：
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坏，政事腐，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故也。故专言汉学，不讲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
　　时懋堂已八十，又与王石臞书，谓：
今日之弊，在不当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先生其有意乎？
　　又为朱子小学跋，自谓：
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
　　又曰：
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
　　懋堂毕生精力，萃其说文解字注一书，乃不自满假，自居一艺，极推朱子，谓其本末兼赅，未尝异孔子之教。此其度量意趣，诚深远矣！而懋堂又有推尊东原配祀朱子议，则懋堂终不免为不知东原。凌氏排宋尊汉，乃与东原一辙，然若言其主张考核，则固三人之所同也。而东原言考核，则实有其至精之见。尝谓：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东原论考据之精见]以此治经，失一不知为不知一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也。乙亥与姚姬传书
　　又曰：
先儒之学……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斯草薉于畦而茅塞其陆。其失者，即目未覩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为说转易晓，学者浅涉而坚信之，用自满其量之能容受，不复求远者、闳者……则不志乎闻道之过也。同上
　　又曰：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答郑丈用牧书
　　此皆东原论考据至精至卓之说也。惟东原既自喜，往往言之踰其度，[东原论考据过分处]章实斋记其口语，谓：
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
　　又曰：
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实斋此语记于乾隆丙戌，东原年四十四，实斋年二十九盖初识东原，其言即所与是仲明书中语，东原欲着七经小记亦此意，盖常常称说云尔也。实斋当时闻而重媿其言，谓：
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同上
　　后乃颇疑东原言之有过，因曰：
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戴氏言曰：「诵尧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则不卒业；诵周南、召南，不知古音，则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戴氏深通训诂，长于制数，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学问，其言是也。然以此概人，谓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孟子言井田封建，但云大略，孟献子之友五人，忘者过半，诸侯之礼则云未学，爵禄之详则云不可得闻，使孟子生后世，戴氏必谓未能诵五经矣。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曾子之于圣门，盖笃实致功者也，然其言礼，则重在容貌、颜色、辞气，而笾豆器数，非君子之所贵。由是言之，文章之用，较之区区掇拾之功，岂可同日语哉？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
　　实斋此书约在嘉庆丁巳，书中云「近与朱少白书，为论学文之要」，据遗书补答朱少白诸书应在丁巳也去东原卒已二十年矣。其所以难东原者良是，然在笃信东原者，方谓求道必于六经，而通经必先治训诂制数，则将长如实斋之乍闻东原语，寒心惭惕，重媿于四书一经未尝开卷卒业，而揖心孜孜，夫何余闲敢效其师之高谈性命义理，以复蹈宋儒往者以凭空臆见为理之失。则东原之学所以流衍于身后而专在小学、测算、典制三者间，其事亦固然，无足怪者。实斋又为东原郑学斋记见文集十一书后，谓：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见文集九则戒以轻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约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羣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戴学与墨守之异]乃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惟墨守者流，非愚则黠，于是有志之士，以谓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所云矣。……然不求于古，而惟心所安，则人各有心，略相似也；是尧、舜而非桀、纣，亦咸所喻也。依傍名义，采取前言，折中过与不及，参以三占从二，人皆可与知能。因而自信于心，以谓学即在是，则六经束高阁，而五尺之童，皆可抵掌而谈学术矣。文史通义外篇二
　　实斋此文，发明戴氏治学精神极深切。戴派学者固知通经贵在明道，而所以通经者又不尚墨守，故于训诂、名物、制数，咸能贯串羣经以求一是；又不敢师心蔑古，空谈剿说，故虽守东原强恕推情之教者，犹必以研古治礼为归。综此诸端观之，可以悟戴学流衍所以终汇于训诂、名物、制数之所以然也。
戴学与程瑶田
　　论述戴学，犹有一人可以特记者，曰程瑶田易畴。又字易田，歙人，生雍正三年乙巳，卒嘉庆十九年甲戌，年九十。少师淳安方婺如子粹然『心淳』，曾为嘉定县教谕，王鸣盛诗所谓「官推当湖陆，师则新安程」也。与东原同学江门，而东原自言逊其精密焉。易畴论学语，备见于其[论学小记]。为通艺录之一种其书体裁，略似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及稍后焦里堂论语通释，而多推衍大学之义，正与戴、焦二家分言语、孟者鼎足三峙，其精粹透露处亦视两家无逊色也。其论性善，谓：
有天地然后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后有人之性，有物然后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则必有其质、有其形、有其气矣。有质、有形、有气，斯有其性，是性从其质、其形、其气而有者也……故物之性断乎不能如人性之善。[易畴之性善论]……何也？其质、形、气，物也，非人也。……人之所以异于物者，异于其质、形、气而已矣。……后世惑于释氏之说，遂欲超乎质、形、气以言性，而不知惟质、形、气之成于人者，始无不善之性也。论学小记中述性一
　　又曰：
无气质则无人，无人则无心。性具于心，无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于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于其形与气，主实有者而言之……若夫天人赋禀之际……所赋所禀，并据气质而言。性具气质中……岂块然赋之以气质，而必先谆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赋禀之前而言性……释氏之言性也。所谓「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是故性善断然以气质言，主实有者而言之。是姜则性热，是水则性寒，是人之气质则性善。述性二
　　易畴既主性具于后天之气质，又谓性因情见，所谓性善者，易言之则情善也。故曰：
性不可见，于情见之；情于何见？见于心之起念耳……性从人之气质而定，从人之气质而有。若有两念，便可分性有善恶，今只有一念，善者必居其先……或谓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无恶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必先有善。……今为盗贼者，未有不迫于饥寒者也，其初只有谋生一念耳……是其初念未尝不善，而转而之乎恶耳。述性
　　人性之自然流露者为「情」，情之初发无不善，及其转而之乎不善而为恶，其间有其转移递变者曰「意」。然意之初发亦非不善也，易畴谓：
由性自然而出之谓情，由吾心有所经营而出之之谓意。
　　又曰：
情与意同居而异用。述性二
　　心统性情，情者，感物以写其性者也。无为而无不为，自然而出，发若机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为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为心之所发，而心则统乎性情，故意萌于心，实关乎其性情，则安得而不善？……事触于情，而喜怒哀乐不转念而应；情交于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转念而淆。慎之又慎，在持其情于独焉，即事察义以诚其意而已矣。述性一
　　又曰：
性浑然具之于心，有善而无恶；情则沛然流于所性，亦有善而无恶。意萌于心以主张之，意岂独有恶哉？内而与情谋，外而与事谋，见情之与事交也，以意为之枢，经之营之，于是利害之分明，而趋避之机习。丧其良心，不诚其意之为害大矣……[易畴之诚意论]盖情之发于性也，直达之而已；意之主张乎情者，有所经营，不能直达。惟诚其意，则好善之情如好好色，恶恶之情如恶恶臭。情本直达，意更主张之，而使之直达。故曰情无不善，情之有不善者，不诚其意之故也。述性三
　　情、意之初发，俱无不善，及其外与事物相交接，不能直达，遂辗转而迁于不善。求有以直达其情，不为事物所乱，而卒归于本然之善者，则在能「诚意」。易畴谓：
好恶者，情也。情之见于事为，而吾心经营之者，意也。有好善恶恶之情，即有为善拒恶之意，是意乃依乎本然之情而顺乎其所致之知者。无何，为善者变而为恶，拒恶者变而拒善，是反其初意矣。诚之者，务实其初意而不使之变也。论学小记上诚意义述
　　又曰：
诚意之意，非私意之谓，乃真好真恶之情之发于性者……意不能离乎情，好恶之出于不容己者，情也；好恶之情动于中，而欲有所作为者，意也。是故吾好是善而欲为之，吾恶是恶而不使有之，是情之见于意者也。乃好之而不尽其真好之情，恶之而不尽其真恶之情，是虽好恶之情已动其为善拒恶之意，而好恶之量有所未尽，则不能充实其为善拒恶之意，以无负其出于不容已之情，是之谓不诚其意。同上
　　又谓：
发于情之好恶，是真好真恶也；发于情而即欲好之恶之，是其意已自知其当好当恶也。……知其当然，而即无丝毫之不然，是能充实其为善拒恶之意，而能不负其出于不容己之情，夫是之谓诚其意也。同上
　　又曰：
诚意者之恶恶也，非专指恶已有之而后去之务尽之谓也，谓不使丝毫之恶有以乘于吾之身也。故曰，夫子言「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说「恶」字最精妙也。若不善乘于吾身，此所谓「恶念」也，不可误认为吾欲诚之「意」。其治之之功谓之「去恶」，谓之「改过」，亦不得以「诚意」二字统言之。同上
　　故人之求有以直达其性情，充实其真好真恶之不容己，以完其本然之善，其工夫在诚意，而诚意之功又有待于致知与格物，易畴谓：
[易畴之格物论]「诚意」为「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于「格物」，「物」者何？意、心、身、家、国、天下也。丽于身者有五事，接于身者有五伦，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举其物而欲贯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贯通乎物之理矣。而于是诚意，使吾造意之时，务不违乎物之理；而因之正心，使吾心常宅乎物之理；而因之修身，使万物皆备之身，始终无愧怍乎其物；而驯致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惟不外乎顺物之情，尽物之性，使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大学之能事毕矣。同上
　　又谓：
孟子谓「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盖谓心能主乎耳目，非离乎耳目之官而专致力于思。然则所谓先立其大者，舍视、听、言、动，无下手处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异学之所以歧也。吾学则不然。[易畴之慎独论]「慎独」者，慎其意之接于物。……吾学先格物，内而意也、心也，外而身也，皆物也：极之而至于家、国、天下，无非物也。盖无须臾之顷而不循乎物者也。同上
　　[易畴论性命之辨]易畴又分说「性」、「命」之义谓：
天分以与人而限之于天者谓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于己者谓之性。此限于天而成于己者，及其见之事为，则又有无过、无不及之分以为之则，……「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学斯备。五官百骸，五常百行，无物无则；性、命相通，合一于则，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谓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悦乎声，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乐乎安佚，其必欲遂者，与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于天者也。五者，吾体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顺天所限之命恒难。性易遂，则必过乎其则；命难顺，则不能使不过乎其则。治性之道，以不过乎则为断。节之以命，而不畏其难顺，斯不过乎其则矣。「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谓以吾心之仁而施于父子，以吾心之义而施于君臣，以吾心之礼而施于宾主，以吾心之智而施于贤者，以吾心所具圣人之德而与天道相贯通，其必欲遂者，与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于天者也。五者，吾体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难，而顺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难遂，则必不及乎则；命易顺，则姑任其不及乎则。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则为断，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难遂，斯必及乎其则矣。同上
　　凡此，皆易畴论学要旨也。易畴与东原于乾隆十四年己巳相识定交，时东原年二十七，而易畴年二十五。两人年相若，地相近，所学亦相类。故易畴谓「时时与东原处，与东原交垂三十年，知东原最深」。通艺录修辞余钞五友记[易畴与东原论学异点]而余观易畴论学，颇有与东原异者。东原盛诋宋儒，易畴无之，且深推朱子，其恭敬桑梓之情，有似慎修。通艺录有徽州府建文昌神祠议两篇可证然此非易畴随俗，实由其见解之不同。今论学小记中，有明与东原持异者，谓：
[去私去蔽非第一义]今之言学者，动曰去私、去蔽。余以为道问学，其第一义不在去私；致知之第一义亦非去蔽。盖本不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未行者，非必有所私也……崇德，明明德之事也，道问学以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修慝，去蔽、去私之谓也。诚意者，崇德、修慝兼而有之者也。……问学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修慝亦一大端，所以辅其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学者，但知修慝为大端，认修慝为即以崇德，其根由于不知性善之精义，遂以未治之身为丛尤集愆之身。虽亦颇疑于性善，及其着于录也，不能不与荀子性恶篇相为表裏，此说之所以不能无歧也。论学小记上诚意义述
　　此言「去私、去蔽」，明指东原。谓其「虽亦颇疑于性善，而实与荀子性恶篇相表里」，尤为精识，同时学人评骘东原，未有如此透切者。易畴谓东原所以致歧之点，由于不知性善精义，故遂以修慝为即崇德。盖东原论性，专指血气之欲，若耳、目、口、鼻、四肢之于声、色、臭、味、安佚者言之，于孟子尽心篇「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一章，强作解说，终难允洽。易畴论性以情、意为说，论情、意以好恶为说，好恶不尽于耳、目、口、鼻、四肢之于声、色、臭、味、安佚也。其言较东原平正近实，故其说孟子「性命」一章亦通明无碍。此由两人认看「性」字界限不同，故立说自异也。易畴以大学说孟子，以诚意为工夫，而即以好恶说诚意，蹊径颇近阳明；而归极之于格物，意似颇欲调和朱、王而为之折衷。[易畴与次仲里堂]稍后凌次仲闻戴氏之风而起，着复礼论三篇，主以「礼」节「性」，面目精神，益肖荀子，与易畴格物、诚意之说，亦所歧甚微，而所差则远，其辨亦在认看性善不真切也。次仲又为好恶说一篇，谓人性初不外乎好恶，其说颇近易畴，惟又谓「好恶生于声、色与味」，则不知好恶尚有在声、色与味之外者，此则仍是易畴所谓「不知性善精义」也。次仲又为慎独说，据礼器说大学，谓：「中庸之『慎独』，皆礼之内心精微，后儒置礼器不观，而高言慎独，则与禅家独坐观空何异？」校礼堂文集其说亦似易畴。易畴亦有慎独篇，谓：
「独」非专在内也，乃内外相交之际也；「慎」则专在内也。慎之然后能尽其当好当恶之实，以全其真好真恶之情，此治意之学也。论学小记上
　　易畴以「独」为内外相交之际，即犹次仲以「独」为礼之内心精微也。惟次仲自为张皇，专以礼为说，转不如易畴所诠更为精圆耳。私淑戴氏之学而起者尚有焦里堂。里堂与易畴友善，其为孟子正义，颇采易畴论学小记。易畴颜所居曰让堂，论学小记有主让、以厚、贵和诸篇，又为和厚让恕四德贯通说，论学外篇上谓：
理但可以绳己……若将理绳人，则人必有诡词曲说，用相取胜，是先启争端也。今吾一以让应之。
　　里堂亦谓：「先王治天下，以礼不以理。讼者各持一理，哓哓不已，若直论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劝以逊顺，往往和解；可知理足启争，礼足止争也。」雕菰楼文集理说又谓：「理愈明，而讼愈烦，理不足恃。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尚何讼？」同上，使无讼解此其立说之颇似者。里堂论孟子性善，颇近阳明，其说或得自易畴也。欲求东原与里堂、次仲议论思想转接处，不可不治易畴。余观易畴论学精粹，无张皇门户之意，所得有超戴、焦、凌、阮芸台诸人之上者，故略次其大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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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章实斋　附：袁简斋　汪容甫
传略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乾隆三年戊午，卒嘉庆六年辛酉，1738－1801年六十四。幼多病，十四岁，四子书尚未卒业。十五、六时，读书绝騃滞，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以后，骎骎向长，纵览羣书，尤好史部。二十三岁始出游，至北京。二十九岁始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遂知名。三十四岁，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诸人皆从游，与晋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学也。四十岁，中顺天乡试。四十一岁，成进士。迭主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水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诸书院讲席，又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书，最后为湖北通志，时年五十七。自后遂归浙，时游扬州，以老。
学术述要
文史通义与经学
　　实斋著述最大者，为文史、校雠两通义，近代治实斋之学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实斋着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尠。实斋上辛楣宫詹钱大昕一书，颇道其崖略。谓：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谓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韩退之云：「传来世莫若书，化当世莫若口。……」由韩氏之言体之，则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欲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采怀而出，何所秘焉！刘刻遗书卷第二十九
　　此绝非泛泛牢骚语，所谓「世俗风尚」，即指经学，通义、校雠两书则为挽救经学流弊而作，其意甚显白。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曰：
[六书七音乃专门之学]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着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说文字原课本书后，文史通义外篇二
　　此即明对「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之说而发也。又曰：
[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校雠通义外篇
　　此则明对「求道必于六经」之说而发也。而实斋所持[最精义理]，则在今文史通义内篇卷二之[原道]上、中、下三篇，大意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犹未着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着。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着，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实斋此文，成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时戴东原已卒十二年。实斋论道之意，盖采诸东原而略变者。[实斋东原二人论学异点]实斋于东原论学，颇持异见，而于其论性、原善诸篇，则极推许，谓：「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又谓：「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朱筠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又曰：「原善诸篇文不容没。」刘刻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至绪言、疏证两书，实斋似未见，故颇少称引。实斋谓道不外人伦日用，此在东原绪言、疏证两书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发之未畅耳。实斋所谓「道之自然」与「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与「必然」之辨。故主求道于人伦日用，乃两氏之所同。惟东原谓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而尽此必然者为圣人，圣人之遗言存于经，故六经乃道之所寄。实斋则圣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为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时会不同，则所以为圣人者亦不同，故曰圣人学于众人，又曰「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故东原始终立论不脱因训诂考核以通经，因通经以明古圣人之义理，而我之义理亦从而明，盖以义理存于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也。实斋则谓：
[道出六经与道出事物之辨]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
　　所谓「不得不然」者，乃从「自然」中来，其所以为穷、变、通、久，决不限于前人之成局。故东原谓「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天下之道尽于顺，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有所谓一常，有所谓同德，即圣人六经而求之者是也。实斋则称事变，称时会，称创制，不能即圣人之六经而求。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人遇宁波道署，论修志，东原主详沿革，实斋主重文献，即证两人意见之不同矣。实斋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详其事，可参阅。东原在当时，虽称经学大师，然并时经学家真知戴学者已鲜，实斋曾慨乎言之，谓：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着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内篇卷二，书朱陆篇后
　　今实斋著书，尚求挽救戴氏议论，又不肯畅所欲言，以招时毁，隐约其辞，婉转其说，宜乎知其意者之益寡矣。今通义原道篇后有[邵晋涵一跋]，谓：
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诚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邵氏乃实斋论学挚友，相知最深切，于实斋此文，若有意袒护，实亦全不晓实斋用意所在，则其它可知。实斋有与邵二云论学书，文史通义外篇三亦谓：「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此即原道宗旨，而二云不识也。故实斋勉之曰：「足下既疏尔雅，岂特解释人言，竟无自得于言者乎？足下博综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也。此非足下有疏于学，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也。」然则实斋固未许二云以知道，二云亦竟不识实斋之所谓道者，所以实斋发愤，有知难之篇也。见文史通义内篇卷四
　　实斋论「道」，既与东原不同，言「理」与东原亦别。东原言理，主从人之情欲求之，谓「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又曰：「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实斋言理，则本事物。故曰：
[求理于情欲与求理于事物之辨]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朱陆篇
　　又曰：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经解中
　　又曰：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东原以性情言理，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理之大端，犹可于圣人之遗经求之，仍是经学家意见。实斋以事物言理，事物之变，多出六经之外，宜不得执六经而认为理之归宿矣。
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
　　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今文史通义内篇卷二有浙东学术与朱陆两篇，即发其意。实斋谓：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峯，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戴学源出朱子]参看刘刻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
　　实斋此篇即为东原而作，时东原犹末卒，故文中隐其名。后又为书后一篇，始明说朱陆篇为正戴而发，则东原已下世十余年矣。书后亦似成于己酉，与原道诸篇同时，姑孰夏课甲编所谓「附有旧稿一篇」即朱陆篇，又加以书后也。实斋谓：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源，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显哉！
　　盖实斋实未见东原疏证诸书，故谓东原「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实斋极赏东原凿空言理之戒，谓其源本朱子，而自述学统，则不归朱而归陆，不属浙西而列浙东。其言曰：
[浙东源出象山]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父子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扬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于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宗主与门户]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义理与人事]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学问，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此所谓浙东贵专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不可无宗主，又不可有门户，凡皆自道其学统之精神也。浙东源于陆王，浙西传自朱子，真知学者莫不实事求是，不争门户，故实斋能赏东原。而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并见通义朱陆篇及与朱少白书
经学与史学
　　浙西讲经学，浙东重史学，实斋文史通义唱「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其所谓「史」者，详见于通义内篇卷五之史释篇：
[六经皆史论之意义]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鬬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求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故曰：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经解上
　　此为实斋「六经皆史」论之要旨。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实斋稍后，亦以游幕著者有安吴[包世臣]慎伯，<生乾隆四十年乙未，卒咸丰五年乙卯，年八十一。>初客朱竹君皖署，适实斋初刻文史通义之翌年也。嘉庆辛酉，成说储上、下篇，是岁实斋卒。说储主改书吏名为「史」，谓：「史者，所以缮行文移，检校簿书，习土而明风俗，近民而究情伪。汉、魏以前，皆出身辟举，杰才间出，每至公卿。唐、宋以还，屏为流外，绝进身之望，去代耕之禄；然而居其地者以长子孙，故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徧及天下，惟狱为市，弊极于今。」因主命级赋禄，敦选士人，精考课绩。继此论吏弊最著者，有鲁一同通甫类稿之吏胥论。晚清论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说始于包，而包主改吏为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说盖得之章也。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其大胆为朝廷改制者，则始于包氏之说储。时文网尚密，故书未刊布。『后国粹学报始为排印』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
学问与功力
　　实斋本此发抒其论学之意见，大体见于文史通义卷二原学上、中、下三篇，谓：
[思与学]古人之学，不遗事物……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而别思于学……者，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原学中
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身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原学下
　　是实斋论学，彻头彻尾主本当身事物实用，所谓学以经世，即空思义理，仍属无当。而当时经学家风气，则专尚考核，并思想义理而无之，故实斋讥之曰：
[征实与发挥]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又曰：
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为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与邵二云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实斋直斥此等为「竹头木屑之伪学」，亦见与邵二云书而畅论其意于文史通义之博约篇，内篇二曰：
[博与约]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祇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
[功力与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为孰为功力，孰为性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悮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博约中
　　此实斋深讥当时汉学家以博诵强识、辑逸搜遗为学也。博诵强识、辑逸搜遗之不足以为学，实斋又发其意于假年篇，文史通义内篇三曰：
客有论学者，谓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于古，是以人才不若也……或传以为名言，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
[年寿与质性]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世有童年早慧，通读兼人，及其成也，较量愚柔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尽于百年之能事……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
　　实斋族子廷枫，为此文作跋，谓：「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鬬靡者下一针砭。」又曰：
叔父实斋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辄曰：「君自不善学耳。……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专则成家，成家则己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铢锱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
　　实斋此等议论，明为针砭当时汉学家风气而发。盖掇拾补苴，与夫博诵强记，正当时汉学家功力所寄，而实斋皆非之，以为未足以当夫学也。
纂类与著述
　　学问与功力之辨，推言之，则又有纂类与著述之辨。当时汉学家相率慕为王伯厚、顾亭林、阎潜邱之札记，实斋论之曰：
[札录与著作]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
　　札录之与著作，自史家言之，则为著述与比类之两家也。实斋举其实例，谓如：
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
　　此其义，实斋畅发之于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之书教篇，其略曰：
[知来与藏往]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上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槩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书教下
　　实斋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之学术，故曰：
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书教下
　　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于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斋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达矣。实斋又言之，曰：
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
　　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实斋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于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
经之流变，必入于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征实者必极于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述造而言实斋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
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又曰：
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剳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
　　又曰：
[文章与学问]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
　　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而农余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
　　立言即著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
著述与事功
　　而实斋论学卓见，所以深砭当时学术界流弊者，犹不止此。盖实斋既本「六经皆史」之见解，谓求道不当守经籍，故亦谓学之致极，当见之实事实功，而不当徒以著述为能事。此其意盖不仅为当时经学家专事考索比辑者发矣。[实斋与颜李]求之清代，差与颜、李之说为近，而较尤圆密。故曰：
[书与学]古人以学着于书，后人即书以为学。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学术之未进于古，正坐儒家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耶？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后，命为通儒者，率皆愿学孔子之不得已者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此非酷肖颜、李之说乎？实斋此意，又深发于原道，曰：
[实事与空言]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宰我、子贡、有若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原道上
　　又曰：
儒家者流，尊奉孔子。……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所处之境，各有不同……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原道中
　　其重事功而抑著述，与颜、李同旨。晚年又有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谓：
性命非可空言，当征之于实用。文史通义外篇二
　　又谓：
[性理与履践]果形有一定之恶，则天下岂有无形之性？是性亦有恶矣。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宋儒轻实学，自是宋儒之病……顾以性命之理，徒博坚白异同之辨，使为宋学者反唇相议，亦曰但腾口说，身心未尝体践，今日之学，又异宋学，则是燕伐燕也。
　　其重践履而轻诵说，亦与颜、李相似。惟习斋欲尽废纸墨诵说而重习行，为道似狭，恕谷欲以考古穷经证成其师之意而路益歧；实斋论学，虽重当身事功，而路径较习斋为宽，辨证较恕谷为达。颜、李以周官乡三物言六艺，亦不如实斋古者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以周官三百六十为六艺源本之论之为大而精也。而原道一篇，实为实斋学说之总枢，实斋尝自言之，曰：
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较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着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与陈鉴亭论学
　　又曰：
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也。天喻，文史通义内篇六
　　故苟明于道之大原，则学业、事功、文章、性命皆足以救世，皆可以相通，而无所事乎门户之主奴。不明于道之大原，则考订、义理、文辞三者，乃始各立门户以争短长，而失事功、性命之真。自实斋见地言之，颜、李固亦不失为因偏救弊之一端，而实斋之论，尤为得其通方矣。今考文史通义外篇二，有书贯道堂文集后一篇，文长近三千言。贯道堂集乃成都[费钖璜]滋衡着，其父密此度尝与李恕谷通书论学，治陆、王而颇近颜、李也。实斋于贯道一集颇推挹，文中摘其要旨，谓：
其论经旨，则谓：「圣人言事实，不言虚理。」……论儒术，谓：「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则徒讲性命之非儒术，亦可喻矣。」……其务知篇谓：「求知当知所务。」是非篇谓：「欲定是非，不可偏执己见。」……
　　实斋称其书「纵横博辨，闳肆而有准绳，周、秦诸子无以过之；而又切中时弊，理较诸子为醇」。又称其论儒术，「尤切宋儒以后之痼矣」。以实斋平日论学态度言之，固宜其深契费氏矣。惟谓其书「不甚学而喜穿凿」，则实斋自生干、嘉博雅考订之世，故见若前人之陋耳。若实斋得读颜、李书，其批评亦视此推矣。
性情与风气
　　[实斋论治学方法]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今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方法，亦惟用之训诂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实斋论学，颇主挽当时汉学家过甚之偏，其所以诏学者以治学之方法者，亦自与汉学家之训诂考据惟务者有异，此亦实斋论学至有价值之一节也。如实斋之说，则有志于学者，必先知俗尚与道真之辨。实斋畅论其意于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见文史通义外篇三曰：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学者……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趋向专，故成功易；毁誉淡，故自得深。即其天质之良，而县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时之所趋，何必即我质之所近！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亦已难矣。而毁誉之势眩其外，利钝之见惑其中，虽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况中材而下，本无可以自通哉？
　　又答沈枫墀论学，说此尤详，谓：
文求其是而学思其所以然，人皆知之，而人罕能之……缘风气锢其习，而毁誉不能无动于中也。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着于循环者也。足下欲进于学，必先求端于道。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进乎道矣。今之学者则不然，不问天质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风气与天姿]夫风气所趋，偏而不备，而天质之良，亦曲而不全。……然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其所以入于伪者，毁誉重而名心亟也。故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风气纵有循环，而君子之所以自树，则固毁誉不能倾，而盛衰之运不足为荣瘁矣，岂不卓欤！
　　此所谓风气者，在当时，则汉学考订是也。实斋又特指陈其实例于所为淮南子洪保辨，见文史通义外篇一而曰：
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
　　又曰：
古今是非，祇欲其平，不欲其过。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实也。
　　此实斋辨性情、风气，而终绾合于经世事功之说也。此其义又见于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之天喻，曰：
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孔子……孟子……韩子……程朱……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开风气与趋风气]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因其弊而施补救。……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然则学者从入，必发端乎一己之性情，而成为经世之事业，乃得为学业之真。人之性情既万殊不同，世变亦千古常新，则为学更无一定之规矩，亦无共遵之涂辙矣。实斋自述其意乃本阳明，故曰：
言学术功力，必秉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约下
　　今以实斋风气、性情之论，上观阳明拔本塞源论所辨功利与良知之异，则渊源所自，大体固若合符节耳。
专家与通识
　　[实斋论专家]实斋论为学从入必本性情，而极其所至则以专家为归。故曰：
学问文章，须成家数。与林秀才
　　又曰：
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博约下
大抵学问文章，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诚贵乎其专也。……盖登太山绝顶，则知千万途陉之所通，登者止择一陉，而以他陉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故……成己欲其精专，取人贵乎兼揽。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刘刻遗书卷二十二
　　又曰：
学人必有所自恃。如市廛居货，待人求索，贵于不匮，不贵兼也。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无金珠。是以学欲其博，守欲其约。又答沈枫墀，刘刻遗书卷二十九
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售药而或欠于方剂，则不可也。博约上
　　然实斋之论专家，其从入若易，各就资性之所近而致力焉，其事易。而到达则难，必本其所专精而扩充以抵于道之全量，则难也。同时学者如邵二云，实斋最所契合，然犹曰：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与邵二云论学
　　因曰「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是实斋尚不以「闻道」许二云也。负盛名者如汪容甫中，实斋且深非之，特为立言有本一文文史通义外篇一发其旨。谓其聪明有余，真识不足。时汉学家为实斋称许者，无如戴东原，曰：「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又与正甫论文，刘然刻遗书卷二十九然东原诋排朱子，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慧有余而识不足」。此即聪明有余，真识不足之意也是东原亦未为知道，未为深知夫学术之流别也。不仅考据家然，文章家亦莫不然，实斋本此意见而尚论古今文集，则堪当专门名家之选者，为数实尠。其意见于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之文集篇，谓：
[实斋论集部]……文集之名，昉于晋代，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实斋又本此而论诗，谓：
文流而为纂组之艺，诗流而为声律之工，非诗、文矣。而……诗人之滥，或甚于文学。……尝推刘、班区别五家之义，以校古今诗赋，寥寥鲜有合者。……必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陈东浦方伯诗序，校雠通义外篇
　　又本此而论史，谓：
[史贵笔削]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序，胥吏之文移。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内篇四
　　故自实斋所悬之格而求，古今文史著述，得跻于专门成家之流者盖不多，大率专门成家者必具别识，别识本于性真，其归会于大道，其用达于经世；其在风气，则常为辟而不为趋，其为抉择，则常于诚而不于名，此则所由以成家也。然专家既贵有别识，尤贵有通识。[实斋论通识]何以谓之通识？曰：
忖己之长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扩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即所谓通识也。通识何以求？曰：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着，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文史通义外篇二
　　夫必既贵专门，又尚通识，先本性情，归极大道，而后风气循环，乃有以默持其运于不弊。故实斋评东原、容甫，皆谓其识不足，言朱陆门户，则曰道并行而不相背，此则实斋论学之渊旨也。故曰：
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于去伪，风尚所趋，不过一偏，惟伪托者，并其偏得亦为所害。而慎于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则可以无弊矣。[去伪与治偏]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伪趋逐势者无足贵，其间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长，则强不知为知；否则大言欺人，以谓此外皆不足道……曾见其人，未暇数责。亦可以无欺于世矣。说林，文史通义内篇四
　　盖发乎己之性情之所诚然而实有所不得已者以为学，是诚也。及其学有所得，悟见大道，而知我之所治、所有之不过为大道之一偏，而同有以见夫人之所治、所有之亦不过为大道之一偏，而互有其可以相通焉，是识也。凡实斋论学，发乎性真，极乎通识，合之阳明良知之教，所谓「知行合一」、「拔本塞源」之论者，面貌虽异，根柢则一。引而上之，即中庸明、诚之辨，天、人之别，性、道之分也。实斋主专门即是「致曲」，贵通识即「道并行而不相背」。原道三篇，为其总枢，而浙东学术一文，则实斋自道其立说渊泉之所自也。
方法与门路
　　实斋论学要旨，具如上述，而实斋自道其为学经历，颇有可与上述相证发者。其语多见于家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实斋谓：
[学问之门路]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着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家书二
　　又曰：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实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又曰：
吾……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羣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廿八岁矣。廿三、四时所笔记……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为高论异说，知人所具才质，不可一例限也。惟归其要于识趣，则自阅历之言，差觉信而有征。家书六
　　此皆实斋之自道也。又曰：
人之才质，万变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据者。……观前辈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为高深。……其有意主劝诱，而言之太易者，亦须分别观之。……有自讳初习之陋，而以后之所得，一似生知之者。……又有天姿之高，不尽由于学力，而意之所主，自足成家，惟嫌天姿不足为训，遂举生平所得，强归功于所主之说，而不知其所以得者不在此也。家书六
　　此言效法前辈得力之未尽可据也。又曰：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昨年过镇江，访刘端临，自言颇用力于制数，而未能有得，吾劝之以易意以求。夫用功不同，同期于道。学以致道，犹荷担以趋远程也，数休其力而屡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致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数休其力之谓也；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复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屡易其肩之谓也……[功力屡变无方，而学识坚定不易]，亦犹行远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则未出门而先定者矣。家书四
　　此言治业贵专门，而亦须变换兴趣，多方探索也。此皆实斋指点为学门径方法极亲切处也。
校雠与著录
　　实斋于文史通义外，别着校雠通义，议论与文史通义相发明。大意谓：
[家法与流别]家法不明，著作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学术所以日散。校雠通义卷一第二之一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校雠通义卷一第三之一
　　校雠方法之最大且要者有二：一曰互着，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皆兼收并载，不嫌重复，而于甲乙部次之下，加以互注，以便稽检是也。盖
书之易淆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第三之四
　　二曰别裁，
于全书之内……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第四之一
　　是也。
至其全书篇次……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也。同上
　　故校雠之用，可以评骘古今学术源流，分别诸家体裁义例，其事即无异于著作。若
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于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校雠通义卷二第十二之一
　　实斋尝为周书昌作籍书目录序，亦发其意，谓：
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然羣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斯则书昌之有志而未逮，读其书者不可不知其义也。周书昌别传，刘刻遗书卷十八
　　实斋文史通义议论，多为救挽当时经学家风尚而发，至其校雠通义，一本古人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之旨，推原周礼，发明家学。与文史通义立论大体相通。抑其书亦似有感于当时清廷之修四库书而发者。四库之议，始自朱筠，时实斋从游在皖，朱筠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凡拟办法四条，而著录、校雠当并重，亦为其一，疑此奏实斋、二云诸人当预闻。胡适实斋年谱已主此说，沈元泰章学诚传谓征书奏始自实斋，不及二云，未知其别有据否。沈传收碑传集补卷四十七。其后实斋力辨「校雠」与「著录」之不同，若以其论史之体裁为例，则著录仅是记注，校雠乃属著作；著录可据成法，校雠须具特识。当时清廷既修四库，实斋之意，欲就其著录再加辨章流别，勒成一家之业也。然其所标七略义例，与夫互着别裁之法，在当时颇少信者，则其时学风尚于征实，既不解实斋文史之旨，自不取其校雠之说尔。
实斋学风之影响
　　实斋以讲学反时趋，并世学者至不知其学业是何门路。实斋亦自言：「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故钱林字东生，生乾隆二十七年，卒道光八年。1762－1828文献征存录为邵晋涵作传，至称为「张学诚，以明经终」。是实斋没世未久，即其乡人，钱东生亦浙人已不甚知之。惟征存录称实斋「少从山阴刘文蔚豹君、童钰二树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此语应有受。又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纪年经纬考，亦误题实斋姓为张。盖实斋生时既无灼灼之名，其文史、校雠两通义，至道光壬辰十二年始得刊行，据其子华绂跋生前文字流传，颇自谨重，其过背时趋者，未必轻出，故外人亦不深知也。惟[焦里堂]读书三十二赞，通义列于十九，所赞大率皆当时朴学，独实斋一书非其类，而题注作章石斋，较之钱东生之误章为张，亦相胜一肩而已。是可征实斋当时声名之暗晦矣。然实斋与邵二云论学书，遗书卷九谓：「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鄙昔着言公篇，久有谢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后，何必名出于我？」则实斋生前虽未享盛名，而思想议论之影响于当世者，非无足道矣。余观实斋并世，即如焦里堂、凌次仲之徒，虽称私淑东原，而议论与实斋相通者已不尠。其后常州今文学起，治经羣趋于春秋，旁及周礼，好言政制，而极于变法，训诂名物之风稍衰。而仁和龚自珍，著书亦颇剽窃实斋。时会转移，固非一端，而实斋平生论学，所谓力持风气之偏者，要不得谓非学术经世之一效也。
实斋文字编年要目
　　实斋为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文史通义外编二尝谓：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故凡立言之士，必着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
　　则实斋自撰文字，宜每篇均注年月矣。然今刻本于其题注，复多刊削，良可惋惜。顷见武昌柯氏藏章氏遗书钞本，藏燕京大学图书馆题下附注较详，虽不全备，所缺已稀，弗能详录，姑志与本篇较有关系者，为编年要目如次：[实斋成学前之几个阶段]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实斋年二十七。
　　*是年参编天门县志，作修志十议。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实斋年二十八。
　　*始学文章于朱竹君，始见刘知几史通，自称彼时「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跋甲乙剩稿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实斋年二十九。
　　*是年有与族孙汝南论学书，谓：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好立议论……攻排训诂……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重媿其言……可为惭惕。
　　按：是时实斋已识东原，亦已好立议论，攻排训诂，闻东原言而重媿。此后于东原云云，重有驳难，则是时实斋性趣已见，而识议未定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实斋年三十四。
　　*始识邵二云。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实斋年三十五。
　　*是年始着文史通义。有侯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与严冬友侍读两书，皆云「录呈三篇」，其目不可考。又戊午钞存有上辛楣宫詹书，亦在是年，已言「文史、校雠，与时异趋，欲有所挽救」。盖其时议论尚未入细，而识趣大端已立。然上辛楣一书，似经晚年点定，非尽当日笔致也。又按：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今按：钱氏考异自序在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距戴东原卒三年耳；钱氏又称编次考异，始于丁亥，其时戴学固未大行，江说不足信。惟钱氏治史，自与惠、戴路径不同，故实斋独希为针芥之投耳。又按：竹汀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是岁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此尚在实斋贻书前两年。其时竹汀治学，已走上东原一路，则宜乎章书之不见契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实斋年三十六。
　　*是年作和州志例。在宁波道署遇戴东原，论史事多不合，论修志亦不合。是时实斋见解，盖较乙酉益进矣。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实斋年三十七。
　　*是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
◇乾隆四十午乙未，1775实斋年三十八。
　　*实斋跋甲乙剩稿，谓其时「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矜张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实斋年四十。
　　*戴东原卒。实斋有朱陆篇，为评东原而作，似尚在东原卒前。
　　*是年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实斋年四十一。
　　*是年成进士，续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实斋年四十二。
　　*永清志成。是年着校雠通义四卷，此稿后两年游河南遇盗失去，前三卷有朋友抄存本，后亦改作。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实斋年四十四。
　　*遇盗，凡四十四岁前撰着文稿均失，后从朋旧家借钞存录别本，名辛丑年钞。是年朱竹君卒。
　　*辛壬剥复删存稿有通说一篇，为实斋论学要旨之一。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实斋四十六。
　　*是年有癸卯通义草十篇，篇名可考者为诗教上、下，言公上、中、下五篇。有书后云：「若其撰述之旨，则得自衿腑，随其意趣所至，固未尝有意趋时，亦不敢立心矫异，言惟其事，理惬于心。」可征实斋[初撰通义时态度]，与戊申、己酉以后自不同。又书后云：「有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今按：俗嫌、针名、砭异三篇不分章，疑即今年作。
　　*又癸卯录存，有代拟续通典礼典目录序、籍书园书目序、与陈鉴亭论学、与乔迁安论初学课蒙三简、与邵二云论文书、与邵二云论学、与家正甫论文、又与正甫论文、与冯秋山论修谱诸篇；又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极重要。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实斋年四十七。
　　*是年有甲辰录存，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两通，及题朱沧湄诗册等。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实斋年四十八。
　　*是年有论课蒙文法二十六通。又跋甲乙剩稿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实斋年五十。
　　*至河南，始依毕秋帆。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实斋年五十一。
　　*主编史籍考。五月有报孙渊如书，谓：「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钞鄙着中，亦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俟为尚书公毕沅成书之后，亦当以涉历所及，自勒一家之言，所为聊此自娱，不敢问世也。」
　　按：是书，实斋[初发「六经皆史」之论]，其时文史通义中重要诸篇均未作也。史释篇亦后成，近人皆以本篇义说「六经皆史」，实未得实斋渊旨有与邵二云论学书。
　　*校正校雠通义，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按：此年校正者，即今传刻本，议论与文史通义相发，而言之未畅，盖此后文史通义之先声也。惜校雠通义初稿不可见，否则必可证实斋思想进展之痕迹。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戊申录稿有礼教、所见、论修史籍考要略、与邵二云书诸篇，殆即十篇之四也。又与刘宝七昆弟论家传书称戊申秋课。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8实斋年五十二。
　　*是年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言。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甲、乙两编，统名姑孰夏课。甲编文目盖如次：
　　经解上中下，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上
　　原道上中下，原题注：庚戌夏钞存
　　原学上中下，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上
　　博约上中下，同上
　　十二篇外又附存旧稿一篇，今疑是朱陆篇，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下。据朱陆篇原文，似当东原未卒前作。而朱陆篇书后云「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则今年去东原卒十二年，恰合，知书后乃今年作，而并以原篇编附十二篇后也。
　　其它篇名可考者有：
　　匡谬、黠陋、习固、篇卷，皆称庚戊钞存通义上。
　　辨似、说林、知难、史释、史注、文集、天喻、师说、假年、感遇、感赋、史学例议、亳州人物表例议上中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皆称庚戌钞存通义下。
　　杂说上中下称庚戌钞。
　　朱先生墓志书后、郑学斋记书后、答沈枫墀论学、答周永清辨论文法、又答沈枫墀、答朱少白、与朱少白论文，皆注庚戌钞存杂文。
　　大体多是己酉年作也。又文理篇大概亦是年作。实斋重要思想，大部均于此时成熟。上举文目，实为[文史通义之中心文字]，为研究实斋学术者最须玩诵之诸篇。而己酉一年，亦实斋议论思想发展最精采之一年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实斋年五十三。
　　*是年亳州志成书。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实斋年五十四。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如史德、唐书纠谬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论文上弇山尚书诸篇。
　　*又庚辛间草，有释通、答客问、同居、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元次山集书后、唐刘蜕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各家校注韩集书后六篇、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与史余村简、与周永清论文两篇、与族孙守一论史表，及家书七通。
　　*又庚辛杂订有公式篇。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实斋年五十五。
　　*是年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云：
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着。
　　则书教三篇，盖成于今年，实可代表[实斋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也。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故其论六经，于书与春秋最为经意，书教之成独晚。王宗炎复章实斋书『晚闻居士遗集卷五』谓：「春秋为先生学术所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源，以追阐董江都、刘中垒之绪言，尤思早成而快覩之。」而惜乎春秋之竟无成文也。
　　*始任湖北通志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实斋年五十六。
　　*癸春录存，有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癸丑录存，有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实斋年五十七。
　　*湖北通志脱稿。是年汪容甫卒。
　　*甲乙剩稿，有报黄大俞先生。
◇嘉庆元年丙辰，1796实斋年五十九。
　　*是年有丙辰山中草，有文德、答问、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论学十规、史姓韵编序、与汪龙庄书、答某友请碑志书、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自称「论锋所指，有时而激，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云。
　　其与汪书云：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
　　今按：文史通义其时已有刻本，据柯氏钞本目录原题注下有「已刻」二字者，盖即指此时刻本而言。[文史通义之初刻本]惟惜于实斋原注年岁均已略去，遂不知其撰述之年月耳。其目如下：
　　易教上中下
　　书教上中下，壬子
　　诗教上下，癸卯
　　杂说
　　评沈梅村古文
　　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与邵二云论文
　　又与史余村
　　与史余村论文
　　杂说上中下，庚戌
　　方志三书议此下二篇，以后改入方志略例
　　州县请立志科议
　　余又见别一钞本，即现藏北大图书馆者知先刻文尚有言公、说林、知难、答陈鉴亭诸篇。北大藏钞本有又与朱少白一书，谓：「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
　　大抵实斋初刻文史通义，仅仅如是。其论学精要文字均未刻，所谓「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决非虚泛言之。而当时对之犹多讥议，实斋是年有上朱中堂世叔石君书，谓：
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
　　此殆指易教、书教、诗教数篇而言。题似说经，已为时人讥议，故实斋谓即此数篇，尚不欲徧示于人，若其己酉前后所发议论，出而问世，羣哄可立起也。观于实斋文史通义一书完成之先后，及其刊布之次第，可以想见学者成学之难，及所以自襮其学之慎。大率成学迟在晚年，传世期之身后，必如此乃可深切悟得实斋己酉前后论学一段意义及其精神也。北大所藏章氏遗书钞本，有又与朱少白一书，谓：「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怅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挽近治实斋学者渐有其人，而此意知者仍尟，良为增慨。
◇嘉庆二年丁巳，1797实斋年六十。
　　*是年袁子才卒。
　　*二月作陈东浦方伯诗序。三月有答朱少白书，见刘刻遗书补论及戴东原、程易田及洪稚存。
◇嘉庆三年戊午，1798实斋年六十一。
　　*是年补修史籍考。戊午钞存，有立言有本、述学驳文、论文辨伪、上石君先生书、上辛楣宫詹书、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诸篇。又通义有诗话、书坊刻诗话、妇学三篇，皆为攻击袁子才而发。诗话题注杂订，三史同姓名录序亦称杂订，乃是年作，疑诗话篇亦成是年。其它尚有书贯道堂文集后、与吴胥石简、读北史儒林传随剳，均称杂订，疑均是今年作品。又按：论学十规在丙辰，第十规即斥袁，已谓「别有专篇声讨」，则攻袁诸篇有成于丙辰前者。书坊刻诗话题注黠陋，又有方志辨体亦称黠陋，乃丁巳年作，疑书坊刻诗话亦或在丁巳也。妇学题注载艺海珠尘，不详何年。
◇嘉庆五年庚申1800实斋年六十三。
　　*是年庚申新订，有书原性篇后，及横通诸篇。又庚申杂订有浙东学术篇，殆可谓[实斋晚年定论]也。
◇嘉庆六年辛酉，1801实斋年六十四。
　　*是年十一月卒。
附：袁简斋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生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卒嘉庆二年丁巳，1716－1797年八十二。幼有异禀，年十二为县学生。以进士散馆改知县。初试溧水，调江浦、沭阳，再调江宁，所至有政绩。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退居五十年，不复仕，以诗古文名。
简斋论学语
　　实斋晚年极诋简斋，然两人论学，颇有相似，实同能对当时经学考据之潮流施以锐利之攻击者也。简斋言论，流播极广，实斋后起，盖有不能一一自别者。偶摘数条，识其涯略。简斋尝言：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随园文集卷十史学例议序
　　此即[「六经皆史」之论]也。又曰：
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圣人，德在心，功业在世，顾肯为文章以自表着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诗、书、礼以立教，而其时无六经名。后世不得见圣人，然后拾其遗文坠典，强而名之曰『经』，增其数曰六，曰九，要皆后人之为，非圣人意也。是故真伪杂出，而醇驳互见也。夫尊圣人，安得不尊六经？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张之，如托足权门者，以为不居至高之地，著作与考据不足以磷轹他人之门户，此近日穷经者之病，蒙窃耻之。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此即实斋古人之学不遗事物，与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之意也。简斋谓「六经亦圣人之文章」，即所以破当时经学家重考据、轻文章之病。其言孔子道不行而立教，亦颇似颜习斋。简斋又曰：
[六经之于文章]，如山之昆仑，河之星宿也。善游者必因其胚胎滥觞之所，以周巡夫五岳之崔巍，江海之交汇，而后足以尽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独处于昆仑、星宿间，而自以为至足，则亦未免为塞外之乡人而已矣。试问今之世，周、孔复生，其将抱六经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将汉后二千年来之前言往行，而多闻多见之平？同上
　　此亦斥当时经学之昧今博古，而议论与实斋肖似。惟实斋本六经皆史之见，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礼时为大，学求经世，故不能不知当代而徒好古；简斋则又本六经亦圣人之文章为说，文章与时俱新，学诗者决不专诵三百首，学文者决不专诵尚书二十八篇，则无可以笃古自封之理。盖简斋抱文学进化之见解以衡量经学之价值与地位，此则与实斋微异也。简斋既一本文学之见地以衡量经学，乃又进而言[著作与考据]之不同，其言曰：
著作……考据……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矣。且先有著作而后有书，先有书而后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于六经，盛于周、秦，而考据之学，则自后汉末而始兴者也。文集卷二十九散书后记
　　此亦有近于实斋学问与功力之辨。惟实斋自义理思想言之，故以征实发挥为说，简斋则自文章创造言之，故以劳心、劳力为比。戴东原言学问有义理、考据、辞章三途，实斋以义理言，简斋以辞章言，其所以指摘考据之意则一也。章氏遗书卷九与吴胥石简，盛斥简斋，谓「古人本学问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考据与古文之分？」其论甚是。然简斋之意，亦如章氏之讥襞绩补苴以为学者耳。若谓「充其所见，六经宜去三礼，尚书宜去典、谟、贡、范」云云，则似近深文。要之，一重文，一重史，二人立场自不同。简斋议论不如章之正大则有之，如章所贬亦逾分也。简斋于考据工夫深致不满，谓：
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徐遵明误康成八寸策为八十宗，曲说不已，一哄之市，是非麻起，烦称博引，自贤自信。而卒之古人终不复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寻鬼神，搏虚而已。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此则极言考据之徒劳无成，其言近于后之方植之。然简斋虽深斥考据，而其思想议论，亦往往能得考据深处。尝曰：
予于经学，少信多疑。文集卷十虞东先生文集序
　　又曰：
夫穷经而不知经之所由名者，非能穷经者也。三代上无「经」字……六经之名，始于庄周；经解之名，始于戴圣。庄周，异端也；戴圣，赃吏也。其命名未可为据矣……六经中惟论语、周易可信，其它经多可疑。疑，非圣人所禁也……且仆之疑经，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经证经而疑之也。其疑乎经，所以信乎圣也。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孙自宜听受，然未必其言之皆当也。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经而以为非圣者无法，然则疑高、曾之言，而为之干蛊，为之几谏者，亦可谓非孝者无亲乎？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书
　　简斋即本考据家法，言三代上无「经」字，见经学之无据。又谓「疑经非私心疑，即以经证经而疑」，尤为深入考据三昧。至谓「六经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此仍昆仑、星宿之喻。简斋自抱一种进化日新之思想，则更非当时信「经学即理学」，谓「舍经学外安得有所谓理学」者所能领解矣。故当时经学家率疑尚书古文为伪，而简斋则并疑及于今文，曰：
金縢虽今文，亦伪书也。文集卷二十二金縢辨上
　　此简斋所谓[「疑乎经以信乎圣」]之说也。又曰：
人多疑古文尚书，而不疑其征苗。……夫「窜三苗于三危」，舜典也；「三苗丕叙」，禹贡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剿绝」，吕刑也。苗既窜矣，何事于征？苗既叙矣，何必再征？苗剿绝矣，又何曾格？其它「分北三苗」、「何迁乎有苗」，皆无来格之说。以尚书证尚书，而真伪定。文集卷二十二征苗疑
　　此简斋所谓「以经证经而疑经」之说也。时清廷设三礼馆，学者方务为古礼之探讨，而简斋于此亦多疑，尝曰：
夫礼，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真伪，不摘其纯疵，而概以为先王之书，莫敢眕视，则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文集卷十五答李穆堂先生问三礼书。颜、李以古礼为习行之谱，戴学一派主以「礼」易「理」，识皆不及此。惟实斋「六经皆史」之说，与此最为接近。
　　于是而疑仪礼，疑周礼，疑戴礼，于经学家所谓三礼者无不疑，谓惟折衷于孔子之言，而欲求孔子之言，当折衷于论语。其言曰：
自幼读礼而疑，稍长泛览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远矣，今之微文大义，幸不绝如线者，赖有孔子。孔子之言，又杂矣，今之可信者，赖有论语。引孔子为断，而三代之礼定；引论语为断，而孔子之言定。同上
　　然简斋于论语亦谓不可尽信，其言曰：
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虽论语，吾不能无疑焉。文集卷二十四论语解四篇。赵翼陔余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皆有疑论语者，三人皆同时，崔较最后，袁、赵往还颇密，赵书盖受袁之影响也。又按：朱子尝言：「论语后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圣人法语」，则疑论语，亦自宋儒已然矣。
　　凡此见解，非深通于考据家法者不能知，不能言。清初诸儒治经，尚能辨真伪、别醇疵，而务其大。及于简斋之世，则治经者大率从事训诂考释，笃信之风日盛，怀疑之情日减。简斋目光炯炯，所见多有超乎清初诸儒之上者，宜其蔑视并世之经生，不足以摇撼其诗文吟赏之清兴也。同时以治史之法治经而能疑经者，惟崔东壁，东壁亦可以见简斋之文字也。实斋于此，似不能与简斋抗衡。
　　简斋既不喜当时经学家托足权门，自居至高之风气，故亦不喜宋儒所谓「道统」之说。其实「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得有理学」者，亦即变相之道统论也。[简斋之斥道统]，曰：
夫道无统也，若大路然……后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统」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广，而忽狭之，陋矣！……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广；所得者狭，其所弃者多……夫尧、舜、禹、汤、周、孔之道所以可贵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须臾离故也。必如修真炼药之说，以为丹不易得，诀不易传，锺离而后，惟有吕祖，愈珍秘愈矜严，则道愈病。文集卷十七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
　　然简斋不喜宋儒道统之说，而于当时汉学家之轻薄宋儒，则颇不同意。良以汉学家之盛斥宋儒，欲以经学代理学之席者，其意亦仍不出往昔宋儒道统观念之宿障。简斋既撇去道统见解，故评衡汉、宋是非，转得其平。其言曰：
[简斋论宋儒]创天下之所无者，未有不为天下之所尊者也。古无笺注，故郑、马尊；古无词赋策论，故邹、枚、鼍、董尊；古无图太极而谈心性者，则宋儒安得不尊？……虽然，讲学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汉、唐之儒则不可：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则不可。文集卷二十一宋儒论
　　此简斋所以衡量汉、唐、魏、晋、宋、明诸儒之地位，而以「创天下之所无者，未有不为天下所尊」一意为主，是简斋仍守其文学上变化日新之旨趣以为言也。能创者必知「变」，故简斋又言之，曰：
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乃不得不变。若必禁其不变，虽造物有所不能。文集卷十一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简斋之主与变为创者，亦据其文学见解而言也。然简斋颇不喜「适用」之说，曰：
必以适用为贵，将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专生布帛菽粟。文集卷十九答友人论文第二书。章氏与吴胥石简，谓简斋「与友人论文，深戒文章须有关系，甚至言『欲着不朽之书，必召崔浩之灾』。推原其意，不过嫌人矫揉造作为伪体耳，然不反其本，而但恶天下有伪君子，因而昌言于众，相率为真小人。其所刻种种淫词邪说，狎侮圣言，至附会经传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得罪名教，皆此书为之根源」。此乃章、袁两人态度根本相异处。
　　其所以与变为创之具，推简斋之意，似以[才情为本]。其言曰：
天下事何一非才所为？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亲，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文集卷十六答和观察书
　　又曰：
复性者，不于空冥处治性，而于发见处求情。……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焰，则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扬其光，其有益于水火也大矣。若夫污而为泥沙，郁而为烟黣，此后起者累之，所谓「习相远」也，于情何尤哉？文集卷二十三书复性书后
　　简斋不言德、性，而言才、情，此又本其文学之见解以为言，而又与实斋之说可以相通者也。然实斋力斥简斋，谓：「李白论诗，贵于清真，此乃古今论诗文之准则。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无意工辞，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彼方视学问为仇雠，而益以胸怀之鄙俗，是质已丧而文无可附矣。」又曰：「毋论诗文，皆须学问。空言性情，毕竟小家。」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居今论之，简斋轻俊，自逊实斋之深沉。然实斋笔墨淋漓，诋诃逾分，转自点污。学术之是非高下，岂堪以骂詈争之耶！
汪容甫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乾隆九年甲子，卒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44－1794年五十一。少孤好学，贫不能购书，助书贾鬻书于市，因徧读经、史、百家。早擅词藻，为哀盐船文，杭世骏序之，以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显。又肆力诸史，年二十九，始颛治经术。
容甫学术大要
　　容甫经术文章，皆冠绝一时，而自道为学则曰：
[私淑亭林有志用世]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与巡抚毕侍郎书
　　又曰：
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旦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与汪武曹书。据年谱，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杭世骏序哀盐船文，亦谓：「容甫方学古之道，其言必期于有用也。」尝有意撰述学一书，其与刘端临生乾隆十六年，卒嘉庆十年，年五十五书，谓：
[容甫述学原稿之内容]所谕鸠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学一书，文艺又其末也。据年谱，是书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然其书迄未成。惟其子喜孙孟慈生乾隆五十一年，卒道光二十七年，年六十二所为年谱，记其大略。谓：「是时先君撰述学一书，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之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之制第二，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凡六。」略云：
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秋已然而书存，孔门比于告朔之饩羊。至宋儒以后，文献征存录作「唐、宋以后」则并其书之事而去之矣。
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传闻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闵其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它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之所掌，荡然无存，而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
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为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不复举以教弟子。
礼乐征伐，失在诸侯、大夫，又后而有四豪游侠之徒出，而学问乃在士大夫。
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旧则犁然俱在，而历世既久，徒以沿袭失之，而不复能知其制作之义。孔子则睠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诸当世，故云：「人存政举」，又曰：「待其人而后行。」庄子则一以为无用而思欲尽去之。
　　喜孙所以志其父述学一书之大旨如是。钱林文献征存录又有「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一条。同时刘端临亦言之曰：
君搜辑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有系于学者，分别部居，为述学一书。属稿未成，更以平日读书所得，及所论撰之文，分述学内、外篇。汪君传
　　其后徐有壬生嘉庆五年，卒咸丰十年，年六十一为述学故书跋，据汪氏学行记卷四谓：
江都汪先生以淹雅之才，具宏通之识，尝取古人学术之散见他籍者，网罗编次，为述学一书。先之以虞、夏、殷、周及周人兼虞、夏、殷之制，又继之以周衰列国之失礼者、存礼者，又继之以孔门言行、七十子后学者。又为之通论，以明古之学在官府，以及史之司图籍、明天道、数典、释经、世官世业。为之援据经、传，博征子、史，以明是说之信而有征。嗟乎！此岂唐、宋以下儒者所能见及哉！虽当时属藁未就，传至今日，多有放失，其纂述之大旨，固可按而寻也。后之人因先生之条目，部居载籍，以终先生之绪，庶几周、孔之学术复炳于今日矣。至若幼仪、曲礼、内则、学则，皆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彝伦之不可阙，其关于世道人心尤巨，古所谓履小节、履大节者，胥是物也。迄于今，他卷多有残阙，而此卷独完，或者鬼神默有以呵护之。有壬既获读先生书，以为存其目，则先生之书，虽不传犹传也。
　　目如次：
古之学出于官府，人世其官，故学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
卷一　虞夏殷之制
卷二　成周之制王国大学　侯国贡士　废学附　王国小学　侯国小学　诸子之学　乡学
　　周礼士冠　公冠附　士昏　士丧　既夕　士虞　奔丧附　特牲　少牢　有司彻　乡饮　乡射　投壶附
　　幼仪保赤附　曲礼　内则学则
卷三　周衰列国异礼　失礼　变古　存古　举礼　从礼　乐　制度之失
　　有壬按：此卷多阙文，今特存其目。各目中又分子目六：曰吉、曰凶、曰军、日宾、曰嘉、曰通礼。又
　　按：异礼乃亡于礼者之礼，及用礼失当者；存古乃饩羊仅存者；举礼乃讲求典礼以修其国之法者；从礼
　　乃违众而独从礼者。
卷四　孔门　言　行　储说　通论附
卷五　七十子后学者
卷六　旧闻　典籍原始
卷七　阙
卷八　通论甲古之学在官师瞽史　通论乙史数典　史释经　史司图籍　通论丙史明天道　史世官世业
　　又薛寿生嘉庆十七年，卒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一学诂斋文集记之，曰：
先生尝谓三代之学出于官，官世其业，志记掌于外史，道艺董于司徒，自列侯去籍，太史失官，儒、农、名、法诸子，则析为九流，易、礼、诗、书众经，则兼存数氏，公卿之职守已缺，草野之家法遂兴。先生乃核世官之原始，探典籍之旧文，自虞、夏以迄孔门，分标子目，附诸说而终通论，略举大凡，著述学未成，成条目纂述大旨一卷。……今所刊述学内、外等篇，则汇录诸说经杂着诸作，非其全书。汪氏遗书后序
　　据此则容甫述学之所拟议，大体可见。其说与实斋文史、校雠两通义所论，古者官师流变，政学分合，意见殆相近似。[章汪两人之关系]实斋、容甫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同游皖；翌年，实斋即草创通义，然其详已无考。通义重要议论，当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而「六经皆史」论则始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容甫与刘端临书自道有意为述学，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两人对此问题发见之先后，虽无可确考，然容甫之非得自实斋，则可知也。郑献甫补学轩文外集书三通序后，谓：「章氏校雠通义，独创之见，皆出夹漈。今取其编次必谨类例论观之，首云：『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忘』云云，此即章氏得间之处。后来推拓尽致，乃托本于太史公六家、刘子骏七略，讳其所出，并举校雠绪论，驳其未纯；然其所从来，无可讳也。」今按：章氏论史学极推夹漈，献甫所指摘，亦或情实。然汪氏亦有述学之经营，则学思途径，往往汇于世需，自然合辙，固不必一一指寻其来历矣。大抵宋、明矩矱既远，清儒论学，颜、李六艺习行为一派，吴、皖以经训明经义为又一派，而章氏官史典章之说为又一派，同时如汪容甫，稍后如龚定庵，皆有志于此者。迨清社将覆，学者乃不辨学术而竞言改制，则所谓今文学之末流也。而诸家轨迹，又莫不有其相通，故汪、龚之或先或后，皆可以参实斋思想在当时之消息也。容甫、端临订交，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实斋识端临，亦当在四十三年戊戌前；两人同交端临，固当相知。其后容甫客游武昌，实斋亦至，乃成隙末。刘刻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又答朱少白，谓：「淮、扬间人有从先生<朱筠>游者，其才甚美，学问虽未成家，记诵则甚侈富，仆向以为畏友。近见之于湖、湘间，与之谈款，一妄人耳。言大而不知惭，切而按之，枵然空落而无所有，有才无识，不善用其所长。激以名心，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气多而志不逊。以彼之甚才而美，又加十许年之功力，不但无进而反有逊者，傲与慢也。」此所谓「淮、扬间人」即指容甫。实斋自道「向以为畏友」，武昌再面，容甫恃才傲物，又文名籍甚，必有得罪于实斋者。及容甫卒，实斋特为一文诋之，谓：
[实斋诋容甫]其人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不善尽其天质之良，而强言学问，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盖得其是者贵自得，而难于投众好之缘；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于招声气之附也。散万殊者为聪明，初学之童，出语惊其长老，聪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学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闻，犹聪明也。定于一者为识力，其学包罗万有，其言千变万化，而所以为言之故，则如诗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识力也。
舍学识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据空室而指其门闼以为家也；博学能文而不知宗本，是莞库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
今观汪氏书，所谓内篇者，首解参辰之义……次明三九之说……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时尚是趋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鲜助。
杂引经传以证其义，博采旁搜以畅其旨，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内外分篇，盖有经纬，非如艺文著录，必甲经传而乙丙子史也。……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代毕制府黄鹤楼记等亦泛入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谓貌同而心异矣。然此正汪之所长，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进于专家之业也。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识力闇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
　　又曰：
汪氏之文，聪明有余，真识不足，触隅皆悟，大体茫然。述学驳文附注
　　其所以评述学者则是已，其于容甫为学本末，又何不相瞭知之甚耶！实斋当经学考订全盛之日，孤识独抱，屡发「知难」之叹，若袁简斋、汪容甫，虽为学途径，与实斋不全似，然持论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顾实斋独深加诋毁，则「知难」之叹果不虚欤！按：章氏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学，谓：「鄙昔着言公篇，久有谢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后，何必名出于我？」而余观北大所藏遗书钞本，言公篇初刻，题下附文一行，云：「遭听涂说，争名趋诡，腑械心窬，斯文如毁，着言公上、中、下篇。」仍不免情见乎辞也。又与陈鉴亭论学则谓：「鄙着通义，凡意见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着前人之说，示不相袭。幸足下与同志诸君，为检先儒绪论，审有似此者否？<按：指原道、原学篇言。>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于雷同剿说之愆，感荷非浅鲜矣。」夫岂实斋过以创辟自喜，遂于毫厘之辨，尤斤斤不甘轻舍耶？较之戴东原攘窃人书，大言欺世，固为美矣。要之亦似有一间未达，未能尽符其学术经世，言公谢名之深旨也。余故于实斋篇后，稍举袁、汪两氏之说，备尚论者之兼观焉。
附录：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今年冬，旧都书肆有携章氏遗书钞本至北京大学求售者，余取阅之，审其为实斋子华绂所录副本也。既转写其未见传刻者近二十篇，时此书适排版，余亲校字，因稍摘一二增入，而全录本篇附此。
　　渊如先生执事：十年不见，积思殊深，云泥道殊，久疎音问。前岁维扬税驾，剧欲踵访旌辕。适以俗事南旋，不克一罄积愫，至今为怅！倾晤少白于皖抚署中，详悉近状，良慰良慰！又从少白索君问子堂集读之，如乡人入五都市，惊耳骇目，处处得未曾有，畏气外敛，愧心内生。大约博综贯串，而又出以颖敏之思，断以沉挚之识，卓然不朽，夫复何疑？顾诸家商复疑问，不必尽同尊旨，而皆列首简，不以为忌，则又虚怀乐善，虽在古人，犹且难之，集思广益，愈见包涵之大。因思鄙人所业，至为专陋，凡学业途径，苟非夙所专门，不欲强与其事。尊着贯彻天人，包罗万有，多非鄙见所及，无论不敢妄弹，即称说亦恐不得其似，谨谢无能为役矣！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颇涉藩篱，以谓向、歆以后，校雠绝学失传，区区略有窥测，似于大集校刊诸家书序，所见不无异同，谨献其疑，犹愿执事明以教我，幸矣！一曰：校定神农本草，据大观本取白字书别出古经，是也；其过信皇甫氏帝王世纪，而谓本草与素问之书，皆出炎、黄之世，则好奇之过矣。文字最古，莫过羲画虞典，五经则多三代之文，下逮春秋而止。若夫传记与诸子家言，皆出战国，同为籍去官亡而作。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术艺，亦莫非世氏师传，未有空言著述，不隶官籍，如后世之家自为书者也。本草、素问，道术原本炎、黄，历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司世氏，其间或存识记，或传口耳，迭相受授，言不尽于书也。至战国而官亡籍去，遂有医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笔之于书，今所传本是也。灵、素问难，旨多精微闳奥，出于炎、黄故也。若其文辞，非惟不类三代，并不类于春秋时，出于后撰集故也。执事好奇太过，欲求古于六经之上，往往据灵、素诸文，以折经传是非，则战国时固有为神农言者矣，恐未可全信也。素问文字为春秋前所无者甚多，即开端上古天真论中「真」字从化，乃神仙家言，字出战国，亦春秋以前所无。前人疑汉艺文志不载本草，王伯厚据郊祀志及楼护传，证明西京实有本草，足破其疑。执事犹以为不足，而漫据贾氏周官疏引汉艺文志食禁文为食药，遂取以当本草，则画蛇又添足矣。按「食药」二字，文义难晓，必贾疏传本之悮。食禁七卷，盖出周官食医之遗，食医固与疾医、疡医分科而治者也。若取食禁以当本草，无论名目卷数全不相符，且汉志遗漏之书甚多，岂能悉补？即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脉书，今汉志并无其书，又将何物当之？叔孙朝仪，萧何律令，尤显著纪传，为一朝之大制作，今汉志之载，亦岂有他书之相似而可证者耶？李氏本草纲目，如论考古，则本经以下，各有叙录辨证，未尝变乱古人。如论证今，则数百年来医家奉为圭臬，未尝悮人术业。且其书乃汇集诸家，自为经纬，并非墨守大观旧本，不可移易，今乃谓其割裂旧本，何耶？又诋其命名已愚，夫正名为纲，附释为目，名正言顺，何愚之有？二曰：墨子之书，谓出夏礼，说似奇创，实无所本。据本书与公孟辨，谓法周不如法夏，及庄子叙墨子，称禹自操橐耜诸语，及淮南要略谓其背周而行夏政，遂定为墨出夏礼。不知战国诸子，称道黄、农、虞、夏，殆如赋诗比兴，惟意所欲，并非真有前代之礼，可成一家学术者也。当籍去官亡之际，本朝典制，尚不能稽，况夏礼无征，甚于殷宋，孔子生春秋时，已不可见，而谓战国尚可学其礼哉？如以墨子尚俭之说，推于菲衣恶食，为出夏礼，则茅茨十阶，安知不合唐、虞？如以荒度勤劳为合禹事，则己溺己饥，安知不合稷、尹？一偏似是之说，触处皆可傅合，非定论也。三年之丧，孟子明着三代共之，夏丧三月，自是传记之讹。薄丧之说，孟子尝诘夷子，如果出于夏礼，夷子必据儒家尊禹之说以抗其辨，何转引周书保赤文哉？且殷人尚鬼，正与明鬼之义相近，若致孝鬼神，则大舜宗庙享之，武王、周公达孝，又未见其必为夏也。三曰：柳子厚论晏子书，谓齐人为墨学者为之，其说是也。盖尚俭之意，似讽齐俗侈也。然在田齐之时，而非姜齐时书。盖春秋时本无著述，而其文辞轻利，并不类于战国初年文也。执事斥柳氏为文人不学，盖以晏氏为春秋名卿，不当称之为墨学耳。不知柳氏之意，以书为墨学，非以晏子为墨者徒也。且其说亦不始于柳氏，孔丛诘墨之篇，所诘孔子相鲁及晏事三君、路寝哭声诸条，凡指谓墨说者，今俱在晏子书中，古人久有明证，柳说不为无本，岂可轻议！鄙尝疑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儒家有魏文侯、平原君书，其书已亡，其名不伦不类，以意度之，当出诸子称述，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论语之有季氏、阳货、卫灵公之类耳。按：汉志平原君七篇，班注：「朱建也。」此章氏误说校雠诸家，或取篇目名书，如经记之有檀弓，使其书亡，人亦必疑檀弓为著书人矣。然则晏子书为墨者所述，何足为异？执事必欲晏子列于儒家，意非仅从汉志，且为晏子争其地位，则大惑矣。儒家者流，诵法先王，不得位而行道，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不得已而著书，后世列为儒家，若曾、孟、荀卿诸人是也。晏子身为齐相，行事着于国史，与列国名卿子产、叔向诸人，先后照灼春秋之传，岂皆守先待后之流耶？且管、晏同称久矣，如以班、马之法修齐史，将管、鲍、宁、隰诸贤皆入儒林传乎？至晏子春秋之名，亦战国时人习气，自孔子笔削春秋，有「知我罪我」之说，后人因以「春秋」二字，为胸中别具是非之通名，不尽拘于编年例也。虞卿、吕不韦之书，与晏子春秋所出，未知孰先孰后，何以见其效法而袭其号？亦何必谓从国史中刺取其事而用齐春秋名也？如管子生春秋初年，管子之书，皆后人采取齐史及齐官掌故而成，不闻仍齐春秋，何独于晏子变其例乎？晏子卒于齐景公前，景公卒于周敬王三十年辛亥，为鲁哀公五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绝笔又二年，夫子卒。当春秋时，并无诸子著书之事，孔子之前，亦无别出儒家之名，儒行之篇，乃战国杂出传记，非孔子时所撰述也，皆不足为晏子儒家之证，明矣。墨子序称「与奢宁俭」，又称「节用爱人」，谓「孔子未尝非墨」，晏子序言「晏子居丧亦与墨子短丧法异」，皆任情予夺。四曰：执事不信春秋之世无著书事，而据史记列传，阖闾称孙武十三篇，遂为当时手着。不知春秋内外传，记吴、楚交兵甚详，其无孙武其人，即纵横短长之言，亦鲜称述之者，故叶水心氏疑其子虚乌有。且观阖闾用兵前后得失，亦与孙武之书，大相剌谬。天下固有所行不逮其所言者，必出游士空谈，不应名将终身用兵，所言如出两人。是则史迁悮采不根传记，着于列传，明矣。至其书，实可为精能，校雠之司，当列撰人阙疑，而不得凭悮采传闻之列传耳。艺文称「八十二篇，图九卷」者，书既亡逸，当着缺篇，亦不得悬断合图为八十二篇，又不得悬断十三篇为上卷，而知中、下二卷皆图，鄙人向有专篇讨论，行笈未带，容后录呈强合七录三卷之数也。孙子书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即此便见非阖闾时。且以十万之师，而云「不得操事七十万家」，明着七国显证，决非春秋时语矣。执事谓其文在列、庄、孟、荀之前，似未审也。五曰：文子之书，汉志疑周平王问出于依托。执事以书称平王，本无「周」字，遂谓是楚平王，班氏悮读。今按文子全书，未有托春秋初年事者，此言指楚平王，以时考之，良是。但非文子手着，亦出战国时人撰述，执事所未信也。盖其书有秦、楚、燕、魏之歌，执事以为楚平王时之人，六国之时犹在，试以年计，可乎？按十二诸侯年表，楚平王卒于周敬王四年乙酉，是为鲁昭公二十六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绝笔，为敬王三十九年，凡三十六年，又四年为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共四十年，又历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五年，凡五十一年，再历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三晋始得列于诸侯，乃有秦、楚、燕、魏之称，相去已一百十四年矣。文子见楚平王，亦须生十有余岁，见时未必即其薨年，秦、楚、燕、魏之语，未必即在三家分晋之年，是文子必须一百四、五十岁，方合尊旨。神仙长生之说，起于后世，春秋之季，未闻有此寿也。六曰：天文历算，鄙人懵然，不敢与闻。惟执事力辟岁差之说，则以浅说度之，不能无疑。书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而历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以其言为不可信，则何以冬至日躔，子年不与丑年同度？如以其言可信，则闰月止能画气盈朔虚之平，不能齐四分度之一也。若果无岁差，则周天必三百六十有六度，更无丝毫盈歉而后可。果无丝毫盈歉，则每周朞冬至日躔，又当同度无参差矣。此二说不容两立，则此事容待徐商否耶？七曰：古人疏证论辨之文，取其明白峻洁，俾读者洞若观火，是非豁然，足矣。立言莫如夫子，而文、武之政，则云布在方策；好辨莫如孟子，而孟献子之五友，忘其三人，封建井田，但举大略。岂孔、孟学荒记疎，不如今之博雅流哉？言以达意，不过如斯而已。窃见执事序论绪篇，繁称博引，有类经生对策，市廛揭招，若惟恐人不知其腹笥便富，而于所指是非，转不明豁。浅人观之，则徒增迷眩，而无所解；深人观之，则曰：「吾取二三策，而余皆可置勿论」，毋乃为纸墨惜欤！且言多必失，古人之言，本不可以一端而尽，巧构似形，削趾就屦，以证一隅之说，原性篇书后已详辨转授人以反证，致启庄、惠濠梁之辨。夫称先述古，以云明例，非云穷类也；例足明而不已，是将穷其类矣。明例则举一自可反三，穷类则挂九不免漏一，则是欲益而反见损也。经传之外，旁证子纬百家，亡逸古书，博采他书所引，极为考古之乐。近则夸多斗靡，相习成风，赖识者能择要耳。欲望高明稍加删节，必云不能割爱，则裁为小注，附于下方，姑使文气不为芜累，抑其次也。八曰：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夫辨论疏证之文，出自名家者流，大源本于官礼。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皆不能不驳正古人。譬如官御史者，不能无弹劾；官刑曹者，不能不执法。天性于此见优，亦我辈之不幸耳！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古人先我而生，设使可见，齿让亦当在长者行。马、郑、孔、贾诸儒，于前代经师说不合者，但辨其理，未尝指斥其人。即今官修奏御之书，辨正先儒同异，尚称孔氏安国、郑氏康成云云，未有直斥先儒姓名，史传又是一例，不与论辨相涉可覆按也。尊着于前古诸贤，皆直斥姓名，横肆诟詈，不曰愚妄，则曰庸陋，如官长之责胥吏，塾师之诃弟子，何其甚也！刘子玄曰：「谈经讳言服、郑之嗤，论史畏闻迁、固之失。」史通多讥先哲，后人必不服从，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颇验。盖其卓识不磨，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鄙人于文史自马、班而下，校雠自中垒父子而下，凡所攻刺，古人未有能解免者。虽云不得不然，然人心不平，后世必将阳弃而阴用其言，则亦听之无可如何而已。吴氏新唐书之纠谬，为治唐史者之准绳，乃人竞责其憾欧阳而快私愤，何耶？盖攻摘本无所非，而人情不容一人独是，故击人者人恒击之，庄生所以着齐物也。今请于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不必过责其人，且于称谓之间，稍存严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且我辈立言，道固当如是耳。鄙着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者之甚耳。今已知悔，多所删改九曰：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学固贵博，守必欲约。人如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别有专篇论著，容另录呈执事才长学富，胆大心雅，问字堂集，未为全豹，然兼该其广，未知尊旨所在。内而身心性命，外而天文地理，名物象数，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不包罗，可谓博矣。昔老聃以六经太泛，愿问其要，夫子答以要在仁义，说虽出于诸子，然观汉志所叙诸家流别，未有无所主者。昔人谓博爱而情不专，愚谓必情专而始可与之言博。盖学问无穷，而人之聪明有尽，以有尽逐无穷，尧、舜之知不遍物也。尊着浩瀚如海，鄙人望洋而惊，然一蠡之测，觉海波似少归宿，敢望示我以尾闾也！十曰：方以类聚，物以羣分，君子虽尚泛爱，气类亦宜有别。简端刻诸家商订异同，是矣。集中与某人论考据书，可为太不自爱，为玷岂止白圭所云乎哉！彼以纤佻倾仄之才，一部优伶剧中才子佳人，俗恶见解，淫辞邪说，宕惑士女，肆侮圣言，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败坏风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不诛为幸。彼又乌知学问文章为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议中书堂事，岂值一笑！又如疯狂谵呓，不特难以取裁，即诘责之，亦无理解可入。天地之大，自有此种沴气，非道义所可喻也。此可与之往复，岂不自秽其著述之例乎？别有专篇声讨，此不复详幸即刊削其文，以归雅洁，幸甚幸甚！嗟乎，学术岂易言哉！前后有风气循环，同时则有门户角立，欲以一人一时之见，使人姑舍汝而从我，虽夫子之圣，犹且难之，况学者乎？前辈移书辨难，最为门户声气之习，鄙人不敢出也。鄙人所业，幸在寂寞之途，殆于陶朱公之所谓人弃我取，故无同道之争。一时通人，亦多不屑顾盼，故无毁誉为之劝阻。而鄙性又不甚乐于舍己从时尚也，故浮沈至此。然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强己量之所不及。知己学之不可以槩世，而惟恐人有不得尽其才。以为道必合偏而会于全也。杜子美曰：「不薄今人爱古人」，是矣。鄙请益曰：「不弃春华爱秋实。」故于执事道不同科，而欲攀援调剂，以斟于尽善，是则区区相爱之诚，未知有当裁择否耳？行笈无书，而记性又劣，书辞撮举大指，如有讹悮，容后检正也。按：刘刻遗书附录，臧镛堂丙辰山中草跋云：「论学十规、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议等，伟论闳议，又复精细入神，切中文学之病，不朽之作也。有时文序二首及与人书之无要者，当删之。谷塍先生以此册惠读，即以鄙见质之，然否？」据此，臧镛堂曾于王谷塍处见此文，今刘刻遗书云「王目有文缺」，殆王氏删去之也。此钞本将题文「十规」二字贴去，又将文中「十日」下评简斋一节钩抹，殆亦嫌其语过而欲删削存之耳。又妇学篇书后，今传刻本屡见「不学之徒」一语，观此钞本，知原文并不尔，亦后人代改也。然则论学而轻肆逾量之诋诃，诚何为者！此文实斋先以规孙，旋复自犯，白璧之瑕，不能为之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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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焦里堂　阮芸台　凌次仲　附：许周生　方植之
里堂传略
　　焦循，字里堂，扬之甘泉人。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763－1820年五十八。以举人应礼部试不第，即奉母家居不出。母卒，即托疾闭户，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足不入城市者十余年。著书数百卷，皆精博。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与东原]里堂论学极重戴东原，谓「东原生平所著书，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雕菰楼文集卷七申戴又曰：「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故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文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是里堂论学，亦主以训故明义理，仍是「经学即理学」之见也。其先尝为论语通释，在嘉庆甲子，[论语通释之年代]此据文集卷十六论语通释自序，木犀轩丛书所刻论语通释前序作癸亥，先一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七有焦循的论语通释一篇，考论与此异，可参看。时里堂年四十二，其书体例即仿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而作。文集序通释凡十二篇：曰圣、曰大、曰仁、曰一贯忠恕、曰学、曰知、曰能、曰权、曰义、曰礼、曰仕、曰君子小人。阮芸台通儒扬州焦君传亦作十二篇，盖据文集序言之。今刻通释凡十五篇：曰一贯忠恕、曰异端、曰仁、曰圣、曰大、曰学、曰多、曰知、曰能、曰权、曰义、曰礼、曰仕、曰据、曰君子小人；增异端、多、据三篇，而次序亦异。疑木犀轩本乃里堂以后改定之本。文集编次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里堂年五十五，距其卒尚三年，今刻通释殆尤后，出里堂晚年也。里堂又为论语补疏，书成于丙子，里堂年五十四。自序谓：「向尝为论语通释一卷，就正于吾友汪孝婴，孝婴苦其简而未备。迄今十二年，孝婴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删次诸经补疏，订为论语补疏二卷，略举通释之义于卷中，俟更广通释以求详备。」自丙子上推十二年，则甲子也。故知今文集所收通释序乃原稿，后通释略有增广而易其序文，乃误记为癸亥耳。补疏中于异端执一诸义，言之极详，故知今刻通释，其异端、多、据三篇，乃向后增入者也。里堂晚年又为[孟子正义]，先于丙子冬，与其子廷琥虎玉，纂孟子长编三十卷，越两岁乃完。戊寅十二月立程自限，次第为正义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毕。翌年七月里堂下世，距正义成书整一年矣。凡里堂论学语，除散见文集外，大率萃是三书。而里堂平生精力所注，尤在周易，有离菰楼[易学三书]四十卷，通释二十卷，图略八卷，章句十二卷成于嘉庆乙亥。里堂于经学外，尤精天算，能诗文，淹博精深，阮芸台以「通儒」目之，真无媿也。
里堂论性善
　　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彼盖富具思想、文艺之天才，而溺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矣。其立说之最明通者，为其发明孟子性善之旨。其言曰：
所谓性善，善即灵也，灵即神明也。……人之有男女，犹禽兽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无别，有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人伦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兽，禽兽不知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圣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觉于善，则[人之性亦能觉于善]，第无有开之者耳。……故非性善无以施其教，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之所谓伪也，为也。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孟子正义「滕文公为世子」章，参读文集卷九性善解五篇
　　里堂言性善，以人之有智慧言之，又以人之能进化言之，其说亦本于东原，而人类之自以其智慧而进化者，其一段之历程，里堂名之曰「变通」，变通之所得即善也，仁义则善之大者。故曰：
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里堂论义之时变]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正义「性犹杞柳」章
　　人类何以必出其智慧以求变？里堂则曰[变化所以为利]。故曰：
春秋繁露仁义法云：「义者，谓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变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与禽兽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无论贤智愚不肖，皆变化而知有夫妇父子。始食鸟兽蠃蛖之肉，饥则食，饱则弃余，神农教之稼穑，无论贤智愚不肖，皆变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为利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此利不利之间，利不利即义不义，义不义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则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则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兽也。几希之间，一利而已矣，即一义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正义「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
　　故人性之善否，视其心知之智愚。智则能变而之于宜以得其利，故曰善；不智则不能变而之于宜而不得其利，故曰不善。人与禽兽之分在此。其界说明白通顺，自来持性善论者未能及。今更进一步言之，此所谓变而之于宜以得其利者，其实即人智之变也，即人之智慧之进化也。人智慧之能进化，即可以人之一生证之。故曰：
人初生，便解饮乳，便解视听，此良知也。然壮年知识，便与孩提较进矣；老年知识，便与壮年较进矣。[人智与年俱进]同焉此人，一读书，一不读书，其知识明昧又大相悬绝矣。同焉受业，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识多寡又大相悬绝矣。则明之与昧，因习而殊，亦较然矣。正义「性犹杞柳」章
　　里堂以人智之进化言性善，故不喜言赤子之心，曰：
[人之为赤子，犹天地有洪荒]。……庄子缮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岂知晦芒憔悴之初，八卦未画，四时何由而节？渔佃之利未兴，弧矢之威未作，人与鸟兽相杂，其灵于鸟兽者凡几？不知粒食，其疾病疢毒于鸟兽蠃蛖之肉者又凡几？而谓之不伤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无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护之，教诲之。……若失而不教，则终于愚而无知……卒之文字不能通，农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养，妻子不能保，自转死于沟壑。彼老氏之徒，乃以为真朴未散，不亦傎乎！……不失赤子之心，而即为大人，于是佣人匠贾，皆可自命为圣贤。相习成风，其祸于天下，与吃菜事魔者等矣。正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里堂既不喜言赤子之心，因亦不喜言心悟、心觉，谓：
[斥觉悟而主行习]舍六德、六行、六艺、诗、书、礼、乐而以心悟为宗旨，皆乱天下之杨、墨也。正义「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按：此实焦学歧点，上云性能觉于善，何以言心悟又为杨、墨耶？
　　又曰：
明人讲学，至徒以心觉为宗，尽屏闻见，以四教、六艺为桎梏，是不以规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聪。于是强者持其理以与世兢……弱者恃其心以为道存，……真邪说诬民，孟子所距者也。正义「离娄章句」条下。按：以赤子比洪荒固是，然今世只是洪荒变来，圣贤亦从赤子植基，既主性灵，何以又不敢言觉悟？焦学从此入歧矣。绝事物习行而言觉悟，固不可；只有事物习行而无觉悟，亦不可也。
　　里堂此两条及前引人智明昧因习而殊诸义，极重学习，力斥心悟，且明举周官「六德、六行、六艺」为说，颇似颜李。[里堂近似颜李处]然里堂似未见颜李书，故正义自序历引诸家著述，独颜李缺如。可见论学容有暗同，近人必主东原疏证闻之颜、李，实无的据，此亦可为旁证矣。里堂既深斥心悟、心觉之说，谓人智之开通进化，必有赖于习行，而[习行必有所因]。故曰：
习先圣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诵其诗，读其书，博学而详说之，所谓因也。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观于物，伏羲所因也。神农则因于伏羲……黄帝、尧、舜则因于神农……惟其因，乃有所变通。「通其变，使民不倦」，通其所因，变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载在六经，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即何以通变神化？……故非习莫知所因，非因则莫知所述。同上
　　习行必有所因，而归于诵诗、读书，博学详说，此意近恕谷，可以矫习斋主习行而力攻读书之偏。[里堂近恕谷远习斋处]然后人学问，正不必全赖六经羣籍，仍自有仰观俯察，近身远物可因也。习斋力斥读书，亦不能从此处着眼，乃专据礼乐为习行之主，失之益远。又里堂谓人初不知夫妇，伏羲教之有夫妇，人初不知熟食，神农教之有熟食，而曰：「非性善无以施其教，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其说是矣。然伏羲、神农所以能发明人伦、火食以教人者，正亦由其性之善。则亦可谓非性善无以开其教，亦非能教无以证其性之善也。[里堂性善论之不彻底]圣人与我同类，后世非不能再有伏羲、神农。孟子言圣人，[有性之者，有反之者]。「性之」则自「诚」而「明」，自发自悟，开教创义者也。「反之」则自「明」而「诚」，因人之教，反之吾心而知其诚然，信教服义者也。里堂　因斥心悟、心觉之说，故其论性善，似偏于信教服义者言，于开教创义之理未能深阐，故其言　重「因」不重「创」。则以当时汉学家读书博古之风方盛，里堂浸染者深，遂不觉其言之偏倚。至习斋亦言性善，又力斥读书，乃亦未能从此层发挥，则以习斋成学精神，本在其意志气魄之坚强，不在其心知识解之湛深也。三百年来学术大体，要之[不能脱「尊圣信古」之一见]。虽若里堂以人智进化言性善，习斋以力斥读书言习行，而结局均不免。然则陆王发明本心之论，即孟子所谓「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之义，其末流之空言心觉、心悟者固可斥，其教人自发自悟，自开自创之风，苟言性善，决不能抹摋此路，又断断然矣。又按：里堂言「因」，本含二义：一则「所因」，如「通其所因」、「变其所因」、「神化其所因」云云，「所因」者，指其所变通之事实言；一则「所以因」，如「神农因于伏羲」，及「非好古敏求何以因」之说，所以因者，即指所以为变通之方法与事实言。则「所以因」者，即是「革」，即是「创」，非「因袭」之「因」矣。里堂以变通言因，故但惩空洞之陋，而无承袭之弊，此则犹贤于当时汉学家，惟以读书博古为学者已。
　　里堂言性善，其主要义有二：一曰义之时变，里堂谓「通变神化之道，全以随在转移为用，所谓『集义』。」正义「义内」章语是也，其说如上举。又其一则曰[情之旁通]。其言曰：
禽兽之情，不能旁通……人之情，则能旁通……故可以为善。惰可以为善，此性所以善……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如是则情通。……是性之神明有以运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为善，而决其性之神明也……盖人同具此神明，有能运旋乎情，使之可以为善；有不能运旋乎情，使之可以为善。此视乎才与不才，才不才则智愚之别也。智则才，愚则不才。正义「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章
　　里堂谓义之时变者，相当于东原之言「解蔽」；里堂谓情之旁通者，相当于东原之言「去私」。惟东原谓「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二者分言之，于是有「忠恕反躬」与「精察几微」之两途；里堂则一以智愚说之，其不得时变之义者为不智，其不识旁通之情者亦不智，而智即吾性之神明也。苟吾性之神明得畅遂而毋窒，则义之时变无不知，情之旁通无不得。惟其能变而通，故曰性善。此其为说，似较东原尤完密焉。然里堂时亦分言之，故曰：
圣之为言通也，通之为言贯也。……大戴记曰：「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性情者也。」圣人以通得名，非智无以通，非学无以智，非恕无以测万物之性情，非能测万物之性情，无以应变而不穷。通释「释圣」
　　此以「智」与「恕」分言也。然一归之于吾性之神明，则虽分而仍合矣。智即义之变，恕即情之通。里堂既以义变与情通二者说孟子之性善，又复广推其说于六经，谓诗教主通情，毛诗补疏序礼教主时变，礼记补疏序而会其义于周易。[诗主通情礼主时变易义兼之]里堂易学三书，处处发挥此「通情」与「时变」之二义，惜其拘牵于时尚，未能摆脱注疏考据面貌，卓然自抒心胸之所得，效实斋通义体例为之，则其成绩，必远超于今诸书之为一鳞一爪，隐现出没于烟云雾霭之间者，无疑也。郭嵩焘养知书屋集卷七周易释例序，谓：「焦氏循易通释，其辞博辨不穷，而颇病其舍本义而专意于互卦，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未闻错综其言也。焦氏之弊，在以易从例。」所言颇中焦书之病。
里堂论异端与执一
　　里堂论学，既尚情之旁通与义之时变，故其论学态度极明通广大，颇不喜唐、宋以来所谓「异端」之说。乃别为「异端」二字创新解，其说曰：
[执一即异端]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论语通释「释异端」
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无意、必、固、我」。异端反是……执一即为异端。……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执一由于不忠恕。同上
　　里堂所谓不忠恕，盖谓惟知己之所有，而不知人之亦各有其有也。故曰：
闻见之外，有不知；闻见之内，亦有知之，有不知……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此而不知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则不执矣。知其所知，知也；知其所不知，亦知也。执一者，知其一端，不复求知于所不知。不求知于所不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以为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也。通释「释知」
　　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此里堂之所谓「执」，而深恶焉者也。故曰：
杨子惟知为我而不知兼爱，墨子惟知兼爱而不知为我，子莫但知执中，而不知有当为我、当兼爱之事。杨则冬夏皆葛也，墨则冬夏皆裘也，子莫则冬夏皆袷也。趋时者裘、葛、袷皆藏之于箧，各依时而用之，即圣人一贯之道也。使杨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思为我之说不可废，则恕矣，则不执一矣。[善与人同则不执]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执中者也。「善与人同」，同则不异矣……孟子之距杨、墨，距其执也；距其执，欲其不执也……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太史公曰：「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文集卷九，攻乎异端解下
　　里堂既恶「执」，故言「权」，曰：
[趋时能权则不执]易之道，在于趋时，趋时则可与权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无弊者而执之，以为不偏不过，而不知其为子莫之执中。夫杨子之为我，墨子之兼爱，当其时则无弊。文集卷十，说权一
国奢示之以俭，国俭示之以礼，可以权，治天下如运诸掌。说权二
春秋公羊传曰：「权者何？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说者疑于经不可反。夫经者，法也。法久不变则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变则不善，故反而后有善。说权三。说权凡八篇，可合观
　　又曰：
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执一者，不知有忠恕之道，不能自贬损，则至害道而害人。如执于礼而视嫂之溺而不拯，不欲贱其君而使君止于敌，执一端以至于害人，既害人而道亦害。圣人所以重能权也。通释「释权」
　　然则里堂言权，仍不越通情、达变之两义也。里堂言通情、达变，言权，恶言执，故又不喜「矜」。不喜「定」。文集卷十有说矜一篇，说定上、下二篇，可参看。
里堂论一贯忠恕
　　里堂深恶异端执一，乃反而言「一贯忠恕」。夫谓执一者不达于义之时变，此说犹显，知之者多，谓执一则不达于情之旁通，此说则晦，知之者少。里堂于此，发挥特有深趣，此即其一贯忠恕之说也。其言曰：
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则一贯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善与人同即忠恕一贯]凡后世九流二氏之说，汉、魏南北经师门户之争，宋、元、明朱陆阳明之学，通释此处多「近时考据家汉学、宋学之辨」一语其始缘于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与人同，终遂自小其道，近于异端。使明于圣人一贯之指，何以至此？……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惟其不齐，则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执己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例诸天下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故有圣人所不知，而人知之；圣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圣人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于化育之中……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诸」，举贤之要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力学之基也。克己则无我，无我则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济善，而天下之善扬，以善化恶，而天下之恶亦隐。贯者，通也，所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文集卷九，一以贯之解
　　又曰：
由一己之性情，推极万物之性情，而各极其用，此「一贯」之道，非老氏「抱一」之道也。
　　又曰：
[忠恕之极度]不使天下之学皆从己之学，不使天下之立达皆出于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尽，圣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贯之指，至此合内外、出处而无不通。通释「释仁」
　　里堂此论，可谓宏深圆密，较之实斋为学必本性情之说，尤为本末兼赅，物我并顾。德儒尼釆，以怜悯为弱者之道德，而创为「超人」之说，岂如里堂所言，不使天下立达皆出己施，为始尽忠恕之道者，遥为深厚而入情耶？里堂亦深以其一贯忠恕之说自喜，故其序通释也，谓：「余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疏证，于理、道、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之若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贯忠恕之说，未及阐发。」则其书要旨在是，可知也。余谓阳明拔本塞源论，乃以孔、孟之知命尽性，为老、庄之齐物逍遥，若里堂此说，可与并观矣。
里堂论同异一多
　　里堂论异端，论一贯，其说皆与昔人异。盖里堂之论性，乃重视其异，而不重视其同，故曰：
[人各一性同而实异]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故君子不同也。通释「释异端」
　　又曰：
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子不同道，其趋一也。清、任、和，其性也。不同道，即分于道也；其趋一，则性不同而善同矣。通释「释一贯忠恕」
礼记乐记云：「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注云：「理，犹性也。」以性为理，自郑氏已言之，非起于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记本命篇云：「分于道之谓命。」性由于命，即分于道。性之犹理，亦犹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即指气质而言。性不妨归诸理，而理则非真宰、真空耳。正义「性无善无不善」章
　　又曰：
[理者，分也]。义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达于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趋燕者行乎南，趋齐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则非义，即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义……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于道，即命分于道，故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后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恉，故戴氏东原详为阐说，是也。说者或并理而斥言之，则亦芒乎未闻道矣。正义「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条
　　里堂谓「性不妨归诸理」，即东原「生生而条理，人物分于气化各成其性」之说也。惟里堂本圣人重博重多此极论性分之不同，则似非东原所及。其言「以性为理，非起宋儒」，又曰：「性不妨归诸理」，皆纠戴说之偏。既定性分之异同，则进而论为学之「一」、「多」，其言曰：
[圣人重博、重多]，乃曰：「……予一以贯之」，何也？重多者，恶执一也，执其多于己，仍执一也；一以贯之，何多之有？多与一，相反者也。儒者不明一贯之旨，求一于多之外，其弊至于尊德性而不道问学，讲良知良能而不复读书稽古。或谓一以贯之，即贯其多。亦非也……多闻者，己之所有也。己有所闻，即有所不闻；己有所知，即有所不知。则合外内之迹，忘人己之分。……艺有六，流有九，学诗不学易，不知易也；学名不学法，不知法也。虽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习之，终不能知。谓明其一，即可通于万，岂然也哉？通释「释多」
　　此即实斋为学必本性情，及其博约之论也。里堂辈行稍后实斋，虽未能尽见实斋书，而为论颇若时兼东原、实斋两家之长矣。
里堂论汉学考据
　　里堂，一极富文艺天才之人也。乾隆己亥，年十七，应童子试，受知于督学诸城刘墉石庵。问：「学经乎？」曰：「未也。」曰：「不学经，何以足用？」又曰：「不学经，无以为生员。」里堂归，乃屏他学而学经。文集卷一感大人赋然里堂治经途辙，亦复与当时风尚不同。里堂幼承其祖、父学，好易。丙申，十四岁自塾归，其父问日课，举小畜彖辞。曰：「所谓『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复见于小过之六五？童子宜有会心，其思之也。」里堂自后着易通释，即本此发轫。文集卷十六易通释自序其学主就经之本文精思眇会，得其大义。[里堂治经方法]其治易与当时所主治汉易者不同。治他经，亦以治易之法治之。其治论语曰：「十数年来，每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复以孟子之言参之。既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旁及荀、董、扬、班之说。」文集卷十六易通释自序其意境途辙，亦非当时名物训诂逐字逐句零碎考释之类也。里堂能诗文，读书每玩大体，又精天算，能为严密之考核，二者交济，又治宋明理学者言，故其成就，颇与当时专务考据者异。而里堂亦深不喜「考据」二字，尝与孙渊如书极论其事，曰：
[里堂论考据]仲尼之门，见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见诸著述者，曰文学。自周、秦以至于汉，均谓之学……无所谓考据也……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盖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赵宋以下，经学一出臆断……王伯厚之徒，习而恶之，稍稍尊究古说，摭拾旧闻。此风既起，转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补苴掇拾之学。……不知起自何人，强以「考据」名之。……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邱；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经学非考据]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文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里堂此书，在乾隆乙卯，为袁简斋散书后记有「考据」、「著作」之辨而发也。实斋通义内篇卷五诗话，又书坊刻诗话后，又外篇三与吴胥石简，皆驳袁说，论考据不得别称一家。此章、焦二人立说之同时相通也。翌年又与刘端临书，谓：
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去年在山东时，曾作札与孙渊如观察，反复辨此名目之非。文集卷十三
　　此与东原以义理、考据、辞章分学术为三途者，深浅有殊，而与实斋文史通义议论，颇相桴鼓也。里堂之所以深恶于考据者，正为其不能用思以求通。里堂又畅论之于论语通释之释据一条。其言曰：
近之学者，以考据名家，断以汉学，唐、宋以后，屏而弃之。其同一汉儒也，则以许叔重、郑康成为断，据其一说，以废众说。荀子所谓「持之有故」，持即据之谓也。孔子一贯之道，自杨、墨出而充塞之，故孟子力辟以存孔氏之学。荀子谓「人之患，在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于是非十二子。由秦及汉，儒道消亡，圣人之教微……公孙宏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然圣人一贯忠恕之指，莫之能明也。各经其经，各师其师。石渠之议，同异互执。[有据即执一而不通]孟子改师法，遂不见用。江公与王式，同为鲁诗，至嫉而相詈。严彭祖与颜安乐同事眭孟，而各持所见。譬如五季之乱，各据一地，据淮南者不复至吴越，据楚、汉者不复至孟蜀。扬子云恶夫当时之习……曰：「……一哄之市不胜异意，一卷之书不胜异说，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曰：「呱呱之子，各识其亲；譊譊之学，各习其师。」……班固作艺文志……曰：「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官，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学者之大患也。」然东汉诸儒执一尤甚……范蔚宗论郑康成曰：「东京学者，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緐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儒林传论曰：「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或从，故通人鄙其固焉。」盖东都之学，至郑氏始通……其笺诗主毛而屡易其义，注仪礼则兼用古今文，注周礼则兼釆杜子春、郑众之说而案以己意，子夏丧服传且驳正之，注诗不必同于注礼，前说与后说殊，虽一己之言，不拘于一，诚能述古而不泥古，博而能贯，得乎圣人之意。王肃、孙毓，不知郑义，或相争难，至于南北分途，门户异立。唐学士元行冲作释疑引王邵云：「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宁道孔、颜误，讳言服、郑非，」然则服、郑之外，皆屏之矣。服、郑之外皆屏之，则仍两汉譊譊之习。盖必据郑以屏其余，与必别有所据以屏郑，皆据也，皆非圣人一贯忠恕之指也。班固论诸子曰：「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然则九流诸子，各有所长，屏而外之，何如择而取之，况其同为说经之言乎？论语通释「释据」
　　此则畅论两汉以来所谓经学家知据不知通之弊，惟郑康成能不专据而求会通，今康成且不当据，况又别据以屏康成！其言可谓廓清摧陷，纤翳不留矣。然其时所谓汉学者尚犹据康成，后则复据今文屏古文，康成亦在所斥，至谓自有康成而两汉十四博士专家之经学遂亡，是诚考据学之末路，皆惟求有据，不能用思以求通者也。然当时经学家所以专务为考据者，夫亦曰我以述古也，里堂于是又深辨之，作[述难]五篇以见意。曰：
孔子曰「述而不作」，学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孟子能述；孟子殁，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必得其人之道。学者以己之心为己之道，以己之道为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学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于古人之言而莫知古人之心，而曰「吾述之」，是诵也，是写也；诵写，非述也[述非托非诵写]……述也者。述其义也，述其志也。圣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聪明才智以造于微，以所知者着焉，不敢以为述也，则庶几其述者也。文集卷七，述难一
　　又曰：
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述无等差]，各当其时而已。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孔子……非不作也，时不必作也。生伏羲、神农、尧、舜之后，别思所以作之，则「不知而作」矣。……宋、元以来，人人读孔子之书，皆自以为述孔子，而甲只乙为异端，乙斥甲为杨、墨，究之……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述难二
　　又曰：
学者好诋諆人，人不易诋也……善述者，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学宋、元人之学者，非汉、魏矣，学汉、魏人之学者，非宋元矣，犹之学冶者非陶，学农者非圃。老于农而后可非农，精于冶而后可非冶，门外者不知门内之浅深。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述难三
　　又曰：
学者诩于人，辄曰：「吾述乎尔」……「吾学孔子乎尔！」然则所述奈何？则曰汉学也。呜呼，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学者学孔子是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耶？……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则亦未足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述难四
　　又曰：
善述人者，如善医……不善医者，先具一病以拟其人……或县一不切之药以泛应千百人之病……善医者，能各审其人之病而无我之心，则必于阴阳、表里、虚实之故，骨空、经脉、营卫、度数之理，金石、水火、飞潜、草木之性，无一物不深索而穷究，不名一物而无物不明……学者述人，必先究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条理缕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后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长，且亦不敢苟，[善述须无我存人]……善医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不善述者，拂人之长，引而归于己之所知。述难五
　　凡里堂所谓述之难者如此。述作无等差，各当其时。苟非深有得于里堂所论时变旁通之义，能自出性灵，以运思而求通，而专据古人之一说以为述，则里堂之所谓诵、写，非述也。否则拂人之长，引而归于己之所知，曰古人如是，则里堂之所谓托，非述也。惟其专据而不能会通，故终不足以言述，而当时汉学家，则专以考据为述，故里堂深非之也。里堂本此而评论当时成学著书之等次，凡分五级。其言曰：
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故迟钝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过焉。[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其弊也，局蹐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雠]者，六经传注，各有师授，传写有讹，义蕴乃晦，鸠集众本，互相纠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误，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阅者参考之也。[摭拾]者，其事已亡，间存他籍，采而聚之，如断圭碎璧，补苴成卷，虽不获全，可以窥半。是学也，功力至繁，取资甚便。不知鉴别，以赝为真，亦其弊矣。[丛缀]者，博览广稽，随有心获，或考订一字，或辨证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听涂说，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则相济，学者或具其一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不广也，于是乎辨？文集卷八辨学
　　是里堂所讥为据守者，尚列二等，其下如校雠、摭拾，则只是学者预备工夫，非可语于成学。丛缀一途，貌似通核，一得其整，一得其散，盖通核者出其余事为之，亦可由是而进窥通核之藩篱。通核之于丛缀，正犹据守之于校雠、摭拾也。然则经学涂辙，由里堂之见论之，只有通核、据守两派，可谓成学，而里堂则力主通核，极斥据守者也。
　　统观里堂成就，阐述性理近东原，平章学术似实斋。东原、里堂乃干、嘉最高两大师，里堂继起，能综汇两家之长，自树一帜，信可敬矣！惟里堂于东原素深服膺，而实斋书则未全覩，其读书三十二赞，大抵皆当时汉学家言，独孱一文史通义，亦仅佩其论文史义法诸说耳。实斋批评当时经学家之意见，里堂似未详知。里堂殆所谓「能述之乃能非之」，其非议当时之考据者，乃由其精治考据而得，乃不期与实斋之说颇多暗合也。[里堂与实斋]雕菰楼集卷十七有赠方铁珊序，自记平日研治诗文情况，谓「诗与古文，迭相疏密」，又说始好食蒜，已乃爱韭，执一不变者愚，而每嗜其一，则必赴以深情。此等处可见里堂性格，实活泼而兼纯挚。其迭相疏密为课，正又与实斋类似，知两人性好，亦有一部分相通也。[里堂论学缺点]然里堂虽力言变通，而里堂成学格局，实仍不脱据守范围，凡其自所创通之见解，必一一纳之语、孟、周易。里堂虽自居于善述，然自今观之，与当时汉学据守诸家，仍不免五十步之与百步耳。其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及解「格物」诸篇，文集卷九有格物解三篇若脱离旧文，自造新说，固足成一家之见，若以此为述古，则不惟不通核，抑且难据守，又何以服当时汉学家颛颛于考据训诂之业者哉？
　　盖里堂论性善，仍不能打破最上一关，仍必以一切义理归之古先圣人，故一切思想议论，其表达之方式，仍必居于述而不作，仍必以于古有据为定。故里堂既为论语通释，又为孟子正义，集中论义理诸篇，亦必以语、孟话头为标题，言义理决不能出孔孟，此非仍据守而何？又其治孔孟，仍守六籍为经典，虽于诗、礼诸端，未多发挥，而奇思奥旨，往往寄之治易诸书，不知易之为书，未必即是孔门之教典也。又里堂既务为通核，乃不愿为考据、著述分途，论语通释专言义理，乃早成之书，未刻入雕菰楼全书，而别为论语补疏，与易通释、孟子正义诸书，均以发抒义理之言与考据、名物、训诂者相错杂出，遂使甚深妙义，郁而不扬，掩而未宣。以体例言，显不如东原原善、疏证，别自成书，不与考据文字夹杂之为得矣。故其先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有理学者，至是乃感义理之与训诂考据，仍不得不分途以两全。雕菰楼集卷七申戴篇，述东原临终之言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里堂极辨东原所谓义理，乃其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然要知考据与义理，在东原自身，显属两事，未能并归一体矣。则经学权威必以此降落，而学风将变之候也。合观东原、实斋、里堂三人之学，正可以见斯间之消息矣。
里堂论命
　　里堂书中，尚有论「命」一义极精善。里堂论性，主人智进化为说，故言命，亦主创造革新，而不主有一成不变之命。其论见于其说易之书，曰：
道变化而不已，命分于道，则有所限。有当安于所限者，不舍命是也，有不当安于所限者，申命、改命、致命是也。命而能改、能申、能致，则命不已，即道之不已，如是乃为知命。自变通之义不明，而「未受命」、「未顺命」之文，遂成一莫解之说矣。易通释卷五「命」
　　[里堂与船山]昔船山论学，主性乃日生而日成，命亦日新而日受，里堂所见，颇与相似，故其说孟子性命一章，亦较东原为圆密。其言曰：
圣人在尊位，君天下，则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国，则可造一国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长，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则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孟子以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与口、鼻、耳、目四体同指为命。天下之饥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无教，则近禽兽，劳来匡直，命在司徒，此仁、义、礼、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饥寒囿于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饥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囿于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不肖，皆有以育其德。于是天下之命，自圣人而造。惟圣人不得位，则不特民之生无以遂，即己之生亦待人而后遂。故味、色、声、臭、安佚，听之于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为性也。是知命也。圣人不得位，民之德无以育，而己之德则不必待人而后育，故庸行之谨，庸言之信，率之于性而不听之于命也，是知命也。文集卷九，知命解下
　　里堂言命，全本人事，与向来以天意言者不同，犹其言性善，全本后天智慧，与向来以先天禀受言者不同也。
芸台传略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764－1849年八十六。江苏仪征人。里堂，其族姊夫也。芸台敡历中外，所至提倡后学，主持风气，不遗余力。督学浙江，修经籍纂诂。及抚浙，立诂经精舍。任国史馆总纂，创立儒林传。抚江西，刻十三经注疏。其校勘记多出段懋堂、洪震煊、徐养原诸人手总督两广，立学海堂，编刻皇清经解。晚年为体仁阁大学士。其致仕归里之年，清廷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鸦片烟事，奏禁鸦片，固芸台督两广先言之也。及芸台卒之明年，而洪、杨起于广西。芸台犹及干、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咸、同以下，世乱相寻，稽古之业，亦遂衰焉。
芸台论学宗旨
　　芸昼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交邵二云、王怀祖、任子田，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邵氏遗书序时戴东原卒已十年，怀祖、子田，皆东原弟子也。[芸台与东原]芸台讲学，颇师承东原，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其言曰：
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辨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容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尝病古人之诂散而难稽也，于督学浙江时，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经籍籑诂百有八卷。按：其事在嘉庆三年戊午及抚浙，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
　　[经籍籑诂]一书，其议亦先发于东原。见钱竹汀经籍纂诂序以古训求义理，本东原所主，而自古言之，则宋自不如唐，唐不如晋、魏，晋、魏又不如汉也。又曰：
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
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
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
　　然若仅务诂训而不求义理，则亦非是，故曰：
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此等议论，完全戴学面目也。[芸台与定宇]然自古训求义理之说，惠、戴皆主之，语详东原章故芸台于惠氏亦深契，其序江藩郑堂生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十一汉学师承记有云：
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甘泉江君子屏，得师傅于红豆惠氏，心贯羣经，折衷两汉。元幼与君同里同学，窃闻论说，三十余年……所纂国朝汉学师承记……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揅经室一集卷十一国朝汉学师承记序
　　郑堂又为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均不著录，见其子钧跋语而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在焉。可证当时惠、戴论学固无差歧，以古训发明义理，而取径于汉儒，两家意见实相一致，芸台则闻其风而起者。[芸台古训论之推衍]今观其集中如论语论仁论、一集卷八孟子论仁论、一集卷九性命古训一集卷十诸巨篇，皆所谓以古训明义理之作也。伊川诲学者，将圣贤言仁处类聚观之。张南轩祖之，类聚孔、孟言仁，而朱子不甚谓然，云：「恐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则宋儒未尝不知将古训类聚而观，惟领悟之浅深，仍不在此。近人若以阮氏方法为汉学家独擅，宋儒皆专辄自信不守古训，此岂为知汉、宋之辨者？其它如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均见一集卷二亦同为讲明古训之文。而所以讲明古训者，则一以古人之言为依据。如论语解亦一集卷二引刘向、延笃诸人，论语、孟子论仁两篇，据郑玄「仁，相人偶也」一训，孟子论「性命」章。据东汉赵岐注，此皆依据汉人古训之明例也。又推而上之，谓：
百世学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渐远者，其言亦渐异。子思、孟子近孔子，犹非亲受业于孔子者也。七十子亲受业于孔子，其言之无异于孔子而独存者，惟曾子十篇乎？一集卷二曾子十篇注释序
　　推芸台之意，凡取法孔子者，其时代去孔子益近，其说益可信。故宋不如唐，唐不如晋、魏，晋、魏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子思、孟子，子思、孟子又不如七十子，此皆本其自古训明义理之一意推衍而得者也。此间尚有真伪一层，芸台似未细辨。故信大戴记曾子十篇为真曾子语；又信孔子三朝记，谓与论语并重；<一集卷十一与洪筠轩颐煊论三朝记书>信孝经，谓「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语，实圣门微言。<一集卷二孝经解>此皆其失也。然若义理自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亦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矣，芸台本此而有诗、书古训之推寻。其言曰：
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论。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续集卷一诗书古训序
　　故芸台[自两汉之古训，推而上之至于七十子，又越孔子上推而至于诗、书焉]。然依芸台此意，严格论之，孔、孟义理，出于诗、书之古训，诗、书之义理复何出乎？若必以最先之古训为贵，则推溯古训来源，必有穷极。钱大昕谓蒸民之诗，孔子叹为知道，而其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训诂也。方植之驳之云：「是时六经未有，籀史同朝，秦汉小学，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讲为何等训诂？」见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此即推溯古训必有穷极之说也。主张自古训求义理，起自竹汀、定宇诸人，至芸台而竭。植之遂有以掎其后，然后微言大义之说起。此亦汉学穷极必变之一端也。以最先之古训，即为最真之义理乎？此尤无说以解者。而义理自古训中来之意见即无形摧破，而芸台不之悟也。芸台所极自得意者，即在其推溯古训来源之一事，其性命古训一长篇，即本此意而成。「仁」字不见于尚书虞夏商书、诗雅颂、易卦爻辞之中，故芸台仅为论语、孟子论仁论，不及诗、书芸台又申说义训最古即义理最精确之意于释敬一篇。续集卷二其言曰：
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音狗也。苟即敬也，加攴以明击敕之义也。警从敬得声得义，故释名曰：「敬，警也，恒自肃警也。」此训最先最确……非端坐静观主一之谓也。
　　谓「敬」字本训恒自肃警，后乃变为端坐静观主一，其说纵是，然学者何以必恒自肃警，不当端坐静观乎？此别是一事，与敬字义训无关也。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之云：「以敬属心，并不自宋儒始。即以说文证之，恭亦训肃。恭与敬，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故许君并以肃释之。如近儒所疑，戴记明言『手容恭』，洪范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将毋造字之误耶？说文心部自有『憼』字，与『恭』字相次，如谓敬在事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临事者乎？」则知敬字义训，亦并不能专从外面行事说也若谓文字最古之义训，即人生最高之真理。此稍一置思，可悟其不然。清儒推尊汉学，亦为其去孔子较近，欲求孔子书中义理，不得不借径于去孔子较近汉人之训诂：而孔子义理何以当尊，此别为一事。今芸台即本惠、戴两家古训明而义理明之说，推进一层求之，乃超越孔子而前，谓孔子义理亦本之诗、书之古训，然则孔子亦止等于一汉儒，乃不得不转而为「古圣人造字，本义最精确无弊」之说。[自诗书推至造字之圣人]然则孔子著述之圣人，乃不如荒古造字之圣人也。芸台本此而论「性」字之义训，曰：
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从心，则包仁、义、礼、智等在内；从生，则包味、臭、声、色等在内。是故周、召之时解性字者朴实不乱，何也？字如此实造，事亦如此实讲。再续集卷一节性斋主人小像跋
　　然则自周、召乃至孔、孟，不过为几个能解字的圣人而已。清儒唱「古训明而义理明」之说，自居为解字者，今乃欲强坐周、召、孔、孟亦与汉儒、清儒同等并列，为解字之圣人，然则彼造字之古圣人又何人乎？一切最精确之义理，果包蕴于造字最先之初，而此最先造字之古圣人为后世一切义理准绳者，其人何人，若茫若昧，已在荒晦不可知之域，即芸台亦不得不仅而称之曰「古圣人」而已。推极「古训明而义理明」之说，终不得不超越孔子而上；否则孔子义理何从来，仍是问题。既超越孔子而上，终不得不极于不知谁何之造字古圣人，而古圣人之造字又何始乎？芸台又说之曰：
古人造字，字出乎音、义，而义皆本乎音。一集卷一
　　其说亦是矣。则造字古圣人，其最先义理，乃得自开口出声说话之古圣人也。[自造字之圣人推之说话之圣人]苟本「古训明而义理明」之说，苟本「舍古何以求是」之意，充类至尽，不得不推溯及于开口出声说话之古。以其茫昧难寻，乃不得不降而稍下，求之于初造字之古；而犹苦其茫昧而难寻也，乃益降而下，求之于初见于诗、书之古。如芸台所云：
尚书之「虞性」、西伯戡黎「节性」、召诰毛诗之「弥性」，大雅卷阿言性者所当首举而尊式之，盖最古之训也。性命古训
　　然犹或苦诗、书之简略不详备，难尽尊式，乃益降而下，求之于孔孟之古。孔孟去我亦已远，其义训亦未可骤晓，乃求之于七十子后学，及并世诸子，乃至于两汉说经之言。此则清儒精神大率如是，芸台不过其百尺楼头，更上一层者也。
　　芸台又有[塔性说]，文见揅经室续集卷三大意谓：
东汉时称释教之法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者则别有一物……梵语称之曰「窣堵波」。晋、宋、姚秦间翻译佛经者……别造一字曰「塔」以当之，绝不与「台」相混……至于翻译「性」字则不然。浮屠家说，有物焉具于人未生之初，虚灵圆净，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为嗜欲所昏，则必静身养心，而后复见其为父母未生时本来面目。……晋、宋、姚秦人翻译者，执此物求之于中国经典内，原注：经典释文所谓「典」者，老、庄也有一「性」字，似乎相近，彼时经中「性」字纵不近，彼时典中「性」字已相近。原注：庄子「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骈拇、马蹄之喻最为明显。庄子曰：「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谓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是庄子此言复性，谓复其自然也。晋人读老、庄者最重自然，故与佛所谓「性」相近也。李习之复性书之「复初」，则窃取佛、老之说以乱儒经，显然可见也。于是取以当彼无得而称之物。此譬如执「台」字以当「窣堵波」而不别造「塔」字也……然而与儒经尚无涉也。唐李习之……作复性书，其下笔之字明是召诰、卷阿、论语、孟子内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着于书者，仍是浮屠家无得而称之物……是直以「塔」为「台」，口崇古台而心炫西塔，外用台名内用塔实也……佛经明心而见之物，原极高明净妙，此与庄子复初之性已为不同，与召诰、孟子之性更相去万里特惜翻译者不别造一字以当其无得而称者，而以典中「性」字当之，不及别造「塔」字之有分别也。
　　继此而有[复性辨]，亦见续集卷三曰：
元读庄子，未尝不叹其说为尧、舜、孔、颜之变局也。彼所谓性，即马蹄「天放」也，即所谓初也。以天放为初而复之，此老、庄之学。唐李翱复性之书，即本之于此。……文与博，正是周、孔、颜、曾之学，而庄子以为灭溺，无以复性之初，然则禅家不立语言文字，儒家借良知为宗旨，非以庄子此说为祖乎？周、孔、颜、曾之学，首重文、博，后人才力浅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复初之一说焉，可以不读书，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乐趋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释家别开禅学，可以不说一切经而面壁见性也。
　　芸台之辨精矣！其深辟庄周、李翱复性之说者，意亦本东原。然芸台不悟若自古训求义理之说为之，实同一反本复初，将同一使人还归于茫昧淳朴之上古也。阮福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庭训云：「余之学多在训诂，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贤儒自命，故论仁、论性命古训，皆不过训诂而已。塔性之说，本应载入性命古训之后，嫌其取譬少入于谐，然由晋人清谈转入翻译释典，又转入于唐人之复性，实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彻，将来姑收入续集而已。」则芸台讲学，不脱训诂根柢，芸台亦郑重自言之然芸台「文与博正是周、孔、颜、曾之学」之说，则截断众流，卓乎为干嘉考据树一至坚定之标的矣。芸台同时如方植之，虽力诋汉学，而卒不能不先虑夫自考据之厌倦，而一变为陆、王。<详后>稍后陈兰甫、曾涤生论学，虽均有主约之说，然特足为阮说之补充或修正，未能对阮说为反驳也。
　　抑余观芸台于古训，亦有未能明白求之适得古训之真者。如上论「敬」字之例兹仍举其性命古训为说，[芸台误解性命]其言曰：
性命之训起于后世者，且勿说之，先说其古者。古性命之训虽多，而大指相同，试先举尚书召诰、孟子尽心，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赵岐注曰：「……美味……美色……音声……芬香……安佚……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乐者有命禄，人不能皆如其愿也。凡人则任情从欲而求可乐，君子之道则以仁义为先，礼节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谓之性也……恩爱施于父子……理义施于君臣……礼敬施于宾主……明智知贤达善……以天道王于天下，此皆命禄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凡人则归之命禄，任天而已……君子之道则修仁行义，修礼学知，庶几圣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听命。故曰，君子不谓命也。」按：孟子此章性与命相互而为文，性命之训最为明显。赵氏注亦甚质实周密，豪无虚障。若与召诰相并而说之，则更明显。惟其味、色、声、臭、安佚为性，所以性必须「节」，不节则性中之情欲纵矣。惟其仁、义、礼、知、圣为命，所以命必须「敬德」，「德」即仁、义、礼、知、圣也。且知与圣即「哲」也，天道即「吉凶」、「历年」也。今以此二经之说建首，而次以诸经，再随诸经古训比而说之，可以见汉以前性命之说未尝少晦。诗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此之谓也。
　　今按：孟子此章，赵注本甚是，即朱子集注亦不误，自东原疏证别创新解，转嫌牵强，芸台又节外生枝，比附于召诰，说益支离。孟子「命」字乃遭遇之命，赵岐一语已足，何得与哲命、敬德互相牵缠？芸台误认古训必大指相同，故为之比附，又误于东原疏证只认食色为性，不欲将孟子仁义礼智云云，直捷认为性分中所有，故遂支离牵强说成如此。又如论语论仁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芸台谓：「心与仁不违，可见仁与人心究不能浑而为一，若直号仁为本心之德，则是浑成之物，无庸用力为之矣。」然孟子论仁篇又谓：「孟子大指谓仁义为本心，故曰：『仁，人心也。』」以仁义为「本心」，与以仁为「本心之德」，所别何在？既认「仁，人心也」之说，又何以谓「仁与人心究不能浑而为一」？[芸台讳言心]芸台此等处甚多，由其先未有一根本之见解；既牵缠于古训，又依违于新说，故时见矛盾模棱也。芸台专据康成以「相人偶」为仁，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辨之云：「当孔、孟时，小篆未兴，但有从千从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论语：『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尝以『相人偶』为仁也。」又谓：「仁当作内外动静言之。专求诸内近释，专求诸外近墨，必待人偶而后仁，将独居之时仁理灭绝乎？」万氏商兑对此亦有详辨，见卷中之上。无怪讥评汉学者，谓彼辈只能考订名物，谈及义理，便无是处，亦由如芸台此等处授之口舌。然若谓古训自可有异同，则此异同之间，孰为得其义理？孰为不得？若谓愈古则得义理愈正，则孔孟尚非甚古，势必至连弃孔孟而后已。若谓孔孟得义理独正，则古训之尚在孔孟以前者，何以转不如孔孟之可据？此皆无说以解。故既主自古训求义理，则必认古训为大指相同，苟欲汇列并说，自不得不为之勉强比附，此亦势之有必至也。芸台性命古训凡举尚书皋陶谟、西伯戡黎、召诰、洪范、诗大雅文王、卷阿、抑、周颂昊天有成命、春秋左氏传刘康公、邾文公语、谷梁传、周易文言、干彖、萃彖、系辞传、说卦传、孝经、论语、礼记、中庸、礼运、乐记、王制、孟子诸书，凡言及性命，莫不同其意指，此固甚难之事。论、孟论仁两篇成绩较佳者亦在此然芸台要为辟此一蹊径，要为[实做从古训求义理之工夫]也。
　　[焦阮两家异同]今就芸台、里堂两家为学，合而观之，其学风同源于东原，亦同主古训明而义理明之说，而其用力之途辙，则两家确有不同。芸台长于归纳，其法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乃为之统整，加以条贯，如前举性命古训之例；揅经室一集卷一有释顺、释达两篇，亦用古训归纳之方法也。里堂则长于演绎，往往仅摭古书一两字，引申说之，极于古今，如论语通释用「据于德，游于艺」一语，乃力斥「据」之无当于为学至于千数百言是也。又按：研求古训有两法：一则会通以求之，如芸台之所为；一则分别以求之，如当时所谓西汉专门家法之学。芸台国史儒林传序于孔广森公羊春秋、张惠言虞氏易，特致推尊，即分别以求之学也。惟自里堂之见言之，则二者皆为有据，与里堂所唱求通之学不同。故芸台每喜举河间献王传「实事求是」一语，而里堂则主以我之性灵思而求其通。若以古人例之，则芸台近朱子，里堂近象山。故芸台集中极斥陆王，里堂则颇喜阳明，此两家为学途辙之异，亦自其性情以为别也。[阮氏之影响于后学]至其影响于后学，则以两人出处显晦之不同，芸台远较里堂为大。其所编刻诸书，如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学海堂经解，皆大有惠于学者。其在浙立诂经精舍，在粤立学海堂，兴起尤多。以芸台颇主求义理，故渐成汉宋兼采之风。其在粤，又颇推誊陈清澜学蔀通辨，谓「其学博识高，为三百年来之崇议」。续集卷三学蔀通辨序粤之学者因杂治朱子。后有陈澧兰甫，其学盖闻学海堂芸台之遗教而起者。着汉儒通义，即芸台性命古训之旧规也，力主读六朝、隋、唐注疏，即芸台学海堂策问续集卷三所提倡也。方植之先已推许此说，谓为儒林谠议，见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方氏又谓：「郑氏易、书实于经旨正解为短，唐人所定未便为非。诸经经文实未尝读，诸儒注疏实未尝详玩，客气好事，非惟不能入宋儒之，矫异矜名室，亦断未能若唐贤之笃实。」其论当时经学家未能细读注疏，亦与以后东塾言合。惟东塾主会通汉、宋，植之则主宋抑汉，芸台乃尊汉抑宋，此三家之异耳。故东原当日力诋宋儒，而其后承东原之风而起者如芸台、如里堂，其言义理，皆不能为孔孟与宋儒间造一严格之壁垒，里堂并不斥宋，芸台晚年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辨后云：「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理必出于礼也。」此虽偏重「礼」字立说，然谓朱子中年讲理精实，其意与东原远歧。江郑堂经义目录有孟子字义疏证，而清经解不收，仅刻己着论孟论仁、性命古训诸篇；雕菰集中屡赞东原疏证，揅经集无之。若自此点言，似芸台东原不如里堂之深。然两人皆不守汉、宋壁垒则一也。其极卒汇而同流焉，此则又自河北颜、李以来一番起落之波澜也。
次仲传略
　　凌廷堪，字次仲，安徽歙县人。生乾隆二十年乙亥，卒嘉庆十四年己巳，1755－1809年五十五。其父经商海州之坂浦场，家焉。次仲六岁而孤，家贫，年十二，弃书学贾。偶在友人家见唐诗别裁集及词综，携归就灯下读，遂能诗词，而六经未全覩也。年过二十，亟思发愤读书，着辨志赋。时两淮鹾使奉朝命置词曲馆，检校词曲中字句违碍者，次仲遂至扬州，从事雠校，得修脯自给，年二十七矣。越两年，至京师，从游于翁覃溪，始习举子业，嗣以进士为宁国府教授。母没，哀毁骨立，眚一目，旋卒。次仲治礼极精，又熟于史，其友甘泉江藩称之，谓：「近时学者喜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苟问以三代制度、五礼大端，则茫然矣；至于潜心读史之人，更不多得。先进中惟钱竹汀、邵二云两先生，友朋中则李孝臣、汪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又称其骈体文在胡穉威、孔巽轩之上，而世人不知也。
次仲与东原
　　次仲论学，极尊东原。为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谓：
先生卒后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师，大兴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遗书，读而好之。又数年，廷堪同县程君易田，复为言先生为学之始末……盖孟、荀以还所未有也……廷堪于先生为同郡后生，爰综其论著，及生平出处之大略，缀辑成篇，聊自附于私淑之末……
　　其推挹向往如是。故次仲于宋明朱王之学，均致不满，晚年赋姚江篇，诗在戊辰，次仲年五十四，翌年次仲卒云：
[次仲论朱子阳明]六经日月光中天，家法端赖儒林贤。王何以来弊渐出，稍有异论违师传。翻新好奇宋所尚，竟以二氏参遗编。援儒入释始关洛，理窟时扶曹溪禅。晦翁无极本丹诀，贯通佛老尤融圆。袭其精微诋其迹，面目虽变心神专。……阳明学亦考亭学，窃钩窃国何讥焉。至今两派互相诟，稽之往训皆茫然。本天本心苦争辨，潢潦乌足言通川！校礼堂诗集卷十四
　　此次仲论学态度也。
次仲之复礼论
　　次仲治经，最精于礼，着礼经释例十三卷。其文集有复礼三篇，阮芸台称之为「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揅经室集次仲凌君传其意谓：
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性与礼之关系]……良金之在卝也，非筑氏之镕铸不能为削，非樐氏之模范不能为量。良材之在山也，非轮人之规矩不能为毂，非辀人之绳墨不能为辕。礼之于性也，亦若是而已矣。如曰舍礼而可以复性，是金之为削、为量，不必待镕铸、模范；材之为毂、为辕，不必待规矩、绳墨也。如曰舍礼而可以复性，必如释氏之幽深微眇而后可。复礼上，校礼堂文集卷四
　　盖次仲分言情、性，以性为具于生初，情则缘性而有，实即宋儒先、后天之辨也。以性本至中，情则不能无过不及，实即宋儒性本至善，夹杂气质乃有不善之说也。程易田以性必待气质而有，情之发亦初无不善；议论均较次仲为圆密以礼为复性之具，如金之待镕铸，木之待绳墨，则全是荀子性恶善伪之论。程易田以礼为性中天秩之所有者，亦较次仲说精。而其所谓节情复性者，亦几乎庄，老反本复始之义矣。[次仲议论渊源荀子]，有荀卿颂直言之，曰：
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知其然也，制礼以节之，自少壮以至耆耄，无一日不囿于礼，而莫之敢越也。制礼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饮、射，无一事不依乎礼，而莫之敢渎也。然后优柔厌饮，徐以复性而至乎道。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别无所谓性、道也……夫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坿；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盖礼者，身、心之矩则，即性、道之所寄焉矣……孟子长于诗、书，……荀卿……所推，……皆礼之精意……后人尊孟而抑荀，无乃自放于礼法之外乎？校礼堂文集卷一
　　又曰：
卓哉荀卿，取法后王，著书兰陵，儒术以昌；本礼言仁，厥性乃复，如笵笵金，如绳绳木。同上
　　东原论性本近荀子，而空尊孟子性善以为说。次仲深慕东原，乃论古径推荀卿，较东原为条达矣。次仲又曰：
孟氏言仁，必申之以义；荀氏言仁，必推本于礼。同上
义因仁而后生，礼因义而后生……后儒不知，往往于仁外求义，复于义外求礼，且不识义矣，乌覩先王制礼之大原哉？……道无迹也，必缘礼而着见……德无象也，必藉礼为依归。……礼也者，不独大经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盖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后儒……乃别求所谓仁义道德者，于礼则视为末务，而临时以一理衡量之，则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鲜矣。复礼中
　　次仲谓义因仁生，礼因义生，则先王制礼大原，端在此心之仁矣。顾曰为仁惟礼，求诸礼始可以复性，是原仁制礼者惟属古人，后人祇能习礼以议仁，不得明仁以制礼。此亦与东原所谓「古训明而古圣贤之理义明，古圣贤之理义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亦从而明」之说，为径略似。[创礼与袭礼]要之祇许古人有创，后人有袭，不敢求古圣之所以为创者，以自为创而通其变，故使义理尽于考据，此则东原、次仲之缺也。宋儒重义理，故言「理」，东原、次仲重考据，故言「礼」，次仲又言之曰：
[礼与理]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其所以节心者，礼焉尔，不远寻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节性者亦礼焉尔，不侈谈夫理气之辨也。……后儒熟闻夫释氏之言心性……媿圣人之道以为弗如，于是窃取其理气之说而小变之……复从而辟之，曰：「彼之以心为性，不如我之以理为性也。」……诚如是，圣人之于彼教，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乌足大异乎彼教哉？……圣人之道，本子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颜子问仁……孔子告之者惟礼焉耳。……夫仁根于性，而视、听、言、动则生于情者也，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复礼下
　　又曰：
五常实以礼为之纲纪，何则？有仁而后有义，因仁义而后生礼，故仁义者，礼之质干，礼者，仁义之节文也。夫仁义非物也，必以礼焉为物。仁义无形也，必以礼焉为形。……记曰：「致知在格物」，物者，礼之器数仪节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复钱晓征先生书<癸亥>，文集卷二十四
　　夫而后东原之深斥宋儒以言理者，次仲乃易之以言礼。同时学者里堂、芸台以下，皆承其说，一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徽学之流变]夫徽歙之学，原于江氏，胎息本在器数、名物、律历、步算，以之治礼而独精。然江氏之治澧，特以补紫阳之未备。一传为东原，乃大詈朱子，而目其师为婺源之老儒焉。再传为次仲，则分树理、礼，为汉、宋之门户焉。至曰格物即格礼之器数仪节，是宋儒以格物为穷理者，次仲以格物为考礼，寻之故训，其果若是乎？次仲十年治礼，考核之精，固所擅场，然必装点门户，以复礼为说，笼天下万世之学术，必使出于我之一途，夫岂可得？此皆当时汉学家意气门户之见驱之使然，亦不必独病次仲也。
次仲之好恶说
　　次仲复有好恶说，立论与复礼三篇互相发。其上篇曰：
好恶者，先王制礼之大原也。人之性受于天，目能视则为色，耳能听则为声，口能食则为味，而好恶实基于此。节其大过、不及，则复于性矣。……性者，好恶二端而已。……大学「性」字祇一见，即好恶也。大学言好恶，中庸言喜怒哀乐，互相成也。好恶生于声、色与味，为先王制礼节性之大原。……大学虽不言礼，而与中庸皆为释礼之书也。好恶说上，文集卷十六
　　此以好恶言性，其说甚是，顾专以声、色与味言好恶，则非也。好恶固有关于声、色、味者，然实不尽于声、色、味。即以礼言，古人尊天事帝，崇神敬祖，哀死乐生而有礼，礼不能无声色，礼不尽于声、色也。谓节人对于声、色好恶之过、不及而有礼，则浅之乎言礼矣。东原言性善，专就食、色之性言之，与次仲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失也。既专以声、色、味之好恶言性，故曰性不可以不节，芸台承之，乃有节性之论，要之为荀学之承统而已。次仲好恶说下，乃[力斥宋儒事理体用之说]，谓之为禅学，其言曰：
论语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好恶，即大学之好恶也。宋儒说之曰：「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考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按：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则宋儒所谓好恶当理，正本乐记，乌见其必为援儒入释之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按：乐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郑注：「理，犹事也。」淮南子诠言：「唯能胜理」，注：「理，事理情欲也。」事理并称，亦汉人常语。其于大学，说「明德」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说「至善」曰：「事理当然之极」，说「格物」曰：「穷至事物之理」；于中庸，说「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按：道、理互训，尤为常见。吕览慎行：「则可与言理矣」，淮南子原道：「是故一之理」，本经：「喜怒刚柔不离其理」，主术：「而理无不通」，说林：「不如循其理」，修务：「殊体而合于理」，泛论：「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注皆云：「理，道也。」吕览察传：「必验之以理」，注：「理，道理也。」广雅释诂三：「材、宝、纶、理、鲁、牖、命、裕，道也。」王念孙疏证，七字皆有说，独「理」字绝不论，不知何故。其宗旨所在，自不能揜。又于论语，说「知者」曰：「达于事理」，说「仁者」曰：「安于义理」，说「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说「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说「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于「无违」下文明有三「礼」字，亦云：「谓不背于理」，按：乐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乐论亦同。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礼器：「义理，礼之文也。」则无违礼以不背于理说之，亦非大缪。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其它如「性即理也」、「天即理也」，郑注乐记「天理灭矣」，已云「理犹性也」尤指不胜屈。故鄙儒遂误以理学为圣学也。然理事并称，虽为释氏宗旨，犹是其最初之言，若夫体用对举，惟达磨东来，直指心宗，始拈出之。按：王弼老子注，「上德不德」章：「虽贵无以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此处「体用」对举，尚在达磨东来前。至卢慧能着坛经语录，乃云：「法门以定慧为本，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宋儒体用，实出于此。故其大学补传曰：「全体大用」；中庸章句曰：「一体一用」；又以「大本」为「道之体」，「达道」为「道之用」。论语集注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以为「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说「忠恕」，以为「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注说「理也义也」，引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体用之谓也。」至于论语「礼之用」，本无「体」字，亦云：「礼之为体虽严」，补出「体」字，以与「用」对。此外随处莫不以体用对举。然则宋儒所以表章四书者，无在而非理事，无在而非体用，即无在而非禅学矣……夫好恶原于性，子产言之，子太叔述之，春秋时学士大夫，尚知此义。……宋儒最喜言学、庸，乃置好恶不论，而归心释氏脱口即理事并称，体用对举，不知先王制礼，皆所以节民之性，好恶其大焉者也，何必舍圣人之言，而他求异学乎？……晁以道曰：「体用本乎释氏」。然则虽在宋人，犹有见及此者。近时如昆山顾氏、萧山毛氏，世称博极羣书者也，而昆山攻姚江，不出罗整庵之剩言；萧山攻新安，但举贺凌台之绪语，皆入主出奴余习，未尝洞见学术之隐微也。又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仍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以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其余学人，但沾沾于汉学、宋学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则汉学胜，理义则宋学胜」者，宁识宋儒之理义乃禅学乎！文集卷十六
　　次仲此论，证宋儒以「理事」、「体用」字解经，原于释氏，援据尤明备。然六籍所无，而为义蕴所宜有，后儒加之发明，此正后儒之功。程明道谓「天理」由己体得，即是此意。若谓其字来自释氏，即谓其学乃释氏之学，则「道」字见于老庄，儒家即不得言道，「理」字见于佛书，儒家即不得言理；治汉学者，欲专以一「礼」字代之，其事不可能。且宋学与释氏虽同言「理」，同言「体」，其为学精神途辙固非无辨；且佛书亦并非一字要不得，亦非无一处可与孔、孟相通。陈澧东塾集卷四有复戴子高书，谓：「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学术未有久而不变者。且唐以后皆华僧，其未出家时，固尝读儒书矣，而所见所闻皆中国之俗、儒者之教，后虽学佛，不能尽废。大约自唐以后，儒者自疑其学之粗浅而骛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譬之西方之人向东行，东方之人向西行，势必相遇于涂。」东塾不守汉、宋门户，故于儒、释亦得通解，语虽平浅，实非次仲、子高之所与知也。若必以考核为义理，即以用字之同，证其学术之无异，排宋入释，夺儒归礼，如次仲所云云，乃亦仍有未得为定论者。次仲言好恶，好恶不能无节也：先王制礼以节民之好恶，次仲言之矣，而先王制礼之大原何在乎？次仲亦谓「有仁而后有义，因仁义而生礼」矣。宋儒虽不专言好恶，而固常言仁，宋儒亦未可深非也。阳明则明明以「好恶」言「良知」矣东原之排宋儒，犹辨「理欲」，辨「仁智」，范围尚大，今次仲惟欲以「礼节好恶」四字，上接孔、荀传统，尽排余说，所见已狭，实未能超东原而上之也。
次仲论慎独格物
　　次仲又有[慎独说]，谓：
礼器曰：「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称其德者，如此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此即学、庸慎独之正义。……然则学、庸之慎独，皆礼之内心精微可知也。按：此语实嫌不辞。礼器谓礼有以少为贵者，因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内心之精微，故不得不以少为贵。此谓礼之器数、仪节，不足以表达其内心之精微，今反谓是礼之内心精微，内心指在人，岂在礼乎？后儒置礼器不观，而高言慎独，则与禅家之独坐观空何异？……又曰：按：此指礼器篇「君子曰：『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故曰：礼也者，物之致也。」此即大学「格物」之正义也。格物亦指礼而言。……然则大学之格物，皆礼之器数、仪节可知也。[次仲论格物]后儒置礼器不问，而侈言格物，则与禅家之参悟木石何异？文集卷十六
　　又曰：
考古人所谓慎独者，盖言礼之内心精微，皆若有威仪临乎其侧，虽不见礼，如或见之。今按：此数语更嫌不辞。若谓礼之内心精微在行礼时，即不得谓虽不见礼，若有威仪也。若谓此内心精微并不在行礼时，又何以说是礼之内心精微乎？非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也。按：次仲下引：「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此皆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与礼无关。当知独坐观空，与己所独知，亦非一事。……又考古人所谓格物者，盖言礼之器数、仪节，皆各有精义存乎其间，既习于礼，则当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按：此言似只认礼有精义，不认天地间别有事物之理矣。宋儒训格物为「穷理」，并非主张参悟木石也。其与大学原意合否可不论，然大学原意，决不谓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工夫，全在格礼之器数仪节，则断可知。……由此观之，圣人之所谓学，即指礼而言也明矣，学者尚何疑乎？文集卷十六
　　如次仲此说，圣人学问只有一「礼」字，然礼何从来？且礼之义，时为贵，苟不知制礼之原，即无以通礼之变。义理之学，尽于考核，次仲与懋堂仍出一途。良以当时学风，本尚考核，于义理并不精，而必架空为大言以驾宋儒义理之上，适足陷于东原之所谓「意见」也。
次仲论汉学流弊
　　次仲治经精审，于当时堪推巨擘，然好越训诂考据而言义理，架空为大言，抑扬汉宋，盖承东原之风而益甚。然次仲要不失为一深心人，于当时汉学流弊，颇能道之。与胡敬仲书癸丑夏阐发尤详尽，其言曰：
都中奉到手书，所云「近之学者，多知崇尚汉学，庶几古训复申，空言渐绌」，是固然矣。第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岂如足下真知而笃好之乎？且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遂可尽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经注疏，亦不皆汉学也。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汉兴，立五经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氏，诗齐、鲁、韩氏，礼大、小戴、庆氏，春秋公羊严、颜氏、春秋谷梁氏，党庠无异学，授受有专家，西京之盛，蔑以加之。哀帝时，刘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诸儒怨恨，众议沸腾，龚胜乞骸，师丹大怒。建武初，韩歆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为不可，陈元争之而不从。哗然而攻之者，如此其众也，岂非变于始者难为力乎？……至郑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所注诸经，皆两汉之不立学官者……于是天下皆靡然从之，矫之者独一王子雍耳。……及魏、晋以还，郑氏之易、书、诗、礼，服氏之左传，始立于学官；延至永嘉之后，西京立学之书，遂扫地而无余。此学术之一变也。[西汉至魏晋为一变]魏王辅嗣以空言讲易，好异者竞相祖述，未几而杜预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几而梅赜之古文尚书出矣。东晋太兴初，周易王氏，尚书孔氏古文，左传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后，南北分裂之际，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易、书则郑康成，左传则服子慎，诗则并主毛公，礼则遵郑氏。盖天下攻之者半，而从之者亦半，其风会又不同于魏、晋之初矣。唐贞观十二年，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用梅赜所上孔氏传，诗用毛公训故传及郑氏笺，礼记用郑氏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天下始靡然从之，而郑、服之学寝微。唯资州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汉晋以前之旧，所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学术之又一变也。[魏晋至隋唐为又一变]由是而行之数百年……陆务观所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啖助、赵匡，舍三传而说春秋，时人未之或从也。宋刘原父七经小传出，稍稍自异于传注。嗣是有疑及系辞者，有排及诗、书序者，王文公导之于前，朱文公应之于后。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按：次仲单据礼器一篇解学、庸，谓圣人之学只有一礼，不悟礼器亦小戴之篇，五经非一礼可尽。则其为学取径，亦何以全异于所讥？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而浚仪王氏、金华范氏数公者，尚能以旧说自持者也。元仁宗皇庆二年，诏易用程氏、朱氏，尚书用蔡氏，诗用朱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礼用古注疏，四书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学术之又一变也。[唐至宋明为又一变]元、明以来，儒者墨守程、朱，亦犹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郑、服也。元行冲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者，则又「宁道孔圣误，讳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陈氏经典稽疑，郝氏九经通解开其端。然其书或守诵习之说，而未安于心，或舍传注之文，而别伸其见，学者咸以诡异视之。[清代汉学渊源]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按：此段述汉学渊源，本出明人，西河而下，并及惠、戴，诠次脉络，最为分明。本书论东原学术渊源一节，其意次仲早言之矣。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末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当时学风之真态]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嗟乎！当其将变也，千百人哗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变也，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亦庸人也；矫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谁乎？文集卷二十三
　　次仲此文，论风尚流变，极似同时章实斋，论汉学弊病，极似稍后陈兰甫，而次仲又有志于矫其弊而毅然持之之人也。其辨学篇亦言之曰：
弟子问于博士曰：「……今天下争言学矣。易以辅嗣为异端，书以古文为赝作，毛诗以淫奔为非，左氏以杜注为凿，此唱彼和，一唯百诺。至于考其居稽，核其闻见，则彖、象、系辞所云，典、谟、誓、告之文，阅之未能循也；三百十有一篇，二百四十二年，读之未终卷也。甚且忆说文数字，挟许氏一册，轻诋先儒，妄改古籍。忽公、谷之易，屏之而不视焉；畏礼经之难，束之而不观焉。岂其言之果可从欤？抑浮薄不足效也？……」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问也！今夫……学术之变迁……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故肆力于未盛之前，则为矫枉之术；攘臂于既兴之后，遂为末流之失。子徒惜寿陵之失其故，不知固无伤于邯郸之步也；徒诧丑女之惊其邻，不知无害于西施之真也。昔者汉氏诸儒，专己守残，十四博士，立于学官，同源别派，互相讥弹，非所师承则必毁，殊所授受则必刊。于是郑康成、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篱，抉其门户，郁而未明者为之探索，伏而未发者为之训诂。故其论撰诸家，皆西京儒者所未取也。[郑服变西汉]自是而下，递相阐扬，释不厌冗，疏不厌详，绵绵延延，以至于有唐。当是时也，唯传注之是遵，莫章句之敢违，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后濂、洛、关、闽诸君，并起而救之，盖以矫株守之陋也。[濂洛关闽变隋唐]迨其后则不尔矣，其为说易入，其为教易成。以笃学为鄙俗，以空谈为粹精，趋新义者谓之奇士，守旧训者谓之腐生……数百年来，不复知汉、唐之渊源，不能举孔、贾之名号……于此而欲踵其故迹，袭其绪言，譬犹水沸于壑，火燎于原，捧雪塞之益其涨，负薪扑之增其燔，岂不误哉？……寒极则必暑，旸极则必雨……故易不独掊击辅嗣也，将荀、虞之是宗焉；书不独指摘古文也，将马、郑之是从焉；毛诗不独辟淫奔也，将以笺、传为趋向焉；左氏不独排杜注也，将以贾、服为依傍焉。……若夫斤斤于声音文字者，盖闵小学之不行，而六书之久昧也；迟迟于二传、三礼者，盖知异说之未淆，而古义之尚在也。[清儒变宋明]其又何怪乎？……」弟子曰：「敬闻命矣！然则今之学者，万全而无病乎？」博士曰：「恶，是何言欤？夫伪士不可以乱真儒也……[学术之真伪]子前所疑者，愤俗之激辞，乃并其不当疑者而疑之；今所信者，卫道之正论，乃并其不可信者而亦信之……且吾不云乎？未盛而扶之，豪杰矫枉之术也；既兴而趋之，庸众末流之失也。是故为所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则谓之抱残守阙；为所为于众人共为之时，则谓之雷同剿说，彼拾人余唾而甘之者，特猩猩之效人言耳，乌足与守先待后之儒并论列乎？」文集卷四
　　考证之学，至惠、戴已臻全盛，而弊亦不胜焉。次仲此文，在癸丑前，与癸丑与胡敬仲书并观，可以见当时汉学风气矣。次仲他文，[可以见当时汉学流弊者尚多]，如云：
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雾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大梁与牛次原书，<戊申>文集卷二十三
　　为学不通世务，不切时用，为汉学一大病。[不通古今成败]又为汪容甫墓志铭，谓：
君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聆之者辄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汉、唐以后所服膺者，昆山顾氏、德清胡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尝云：「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尚书者，阎氏也。尚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文集卷三十五。又文集卷十四，正蒙七政随天左旋辨云：「毛奇龄，世称专攻宋儒者。」
　　[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以为千古绝业，此又当时汉学一大病也。按：次仲谓容甫好骂宋儒，汪孟慈孤儿编辨之，谓：「先君与刘先生端临为同学交，刘先生素习有宋诸儒之学，先君若闻人举宋儒辄骂，则不与之友矣。胡竹邨云：『仲子先生骂宋儒最甚』，则凌盖假先君以自附耶？」据此则次仲亦是好骂宋儒者。又复孙渊如观察书云：
伏读来札，云「近时为汉学者，又好攻击康成，甚以为非」。此言切中今日之弊。文集卷二
　　不仅骂宋、骂朱子，又进而攻击东汉，骂康成，此又当时汉学一病也。然当时汉学家必尊许、郑于考亭、阳明之上，以为圣学之宗传，而许、郑训诂，亦自有失，固难尽掩。[骂郑与佞郑]孙星衍同时有管世铭缄若，其人乃时文家，然韫山堂集有汉学说一篇，论孙氏佞郑，颇足发噱，兹为并录。其说云：
郑康成博洽贯穿，荟诸经之精蕴，集汉儒之大成，厥功伟矣。但详语而未能精择，纯杂参半……近代学者，厌弃宋、明以来空言性命之陋，复不能实力穷经……高言汉学……则必以郑说为大宗。崇奉太过，即郑说之误会经文，沿习众说，有待后人之厘订者，亦必强为之说，旁引曲证，使无一字不合于圣人而后已。此则郑氏之佞谀……就使康成复起，必以为失吾廓然大公、抑然自下之意，挥之门外，惟恐其不速去者也。……姑以尚书……开卷言之，郑训尧典「稽古」为「同天」，尔雅所未有，七十子之徒所未尝言也。……必由汉初诸儒，本孔子「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二语，为放勋义疏，经口授者传讹颠倒，遂以「同天」移帝尧之上，因以当「稽古」之训，郑氏耳熟而沿其误也。……夫康成羽翼诸经之功甚巨，千虑一失，不足为康成病。……譬如食瓜舍蒂，尝梨弃核……偏嗜者乃并其蒂核咀嚼而夸美之，夫岂瓜与梨之知己哉？同里孙观察星衍，本以诗鸣，骎骎入古人之室矣……忽去而说经，有不尊奉郑氏者，骍面戟手而与之争。余未尝与辨，而心不以为然，着是说以纠其失。又窃取韩稚圭终身未尝与欧阳永叔言易之义，不必示孙，亦以息争端、全交道也。
　　学术之盛衰，一往一复，历时必变。风尚歇则是非白，虽有大力，莫之能持。孙氏以汉学护法，极推康成，然已不足服同时乡里之口，更何论于后世？王鸣盛蛾术编卷五十八郑康成下，迮鹤寿按语云：「先生生平惠守郑氏一家之言，所著尚书后案三十卷，搜罗宏富，辨证详明，洵为郑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称，独守郑氏家法，于古今一切训诂、一切议论，与郑合者则然之，略有异同即斥之，必欲强天下之人悉归于郑学而后可。」孙、王同于佞郑，及其反动，乃为骂郑，而汉学渐衰矣。次仲虽颇然孙说，然次仲又谓：
世之学者，徒惜夫宋学行而两汉之绪遂微，不知郑学行而六艺之途始隘也。汉十四经师颂，文集卷十
　　其意固在针砭夫执一师所垂为圭臬，悬一氏之义作标准者，而承风逐流之徒，则又不至于尊西京斥东都不止，是又次仲所言学术必变之大例所莫可逃也。次仲又谓：
六书废已久，训诂多阙残，一二笃信儒，阐发诚艰难，殷殷考订时，亦择心所安。纤儿择唾余，羣籍束不观，但取许氏书，闭户施铅丹，六经所有字，无不遭讥弹，说文未载者，毅然信笔删。用力既不多，已足惊愚顽，寻彼沽誉念，真见其肺肝。宋儒论错简，厥咎尚可宽，似此僭妄罪，何止如邱山！[以许掩孔]岂其许叔重，遂掩周孔还？学古诗之一，校礼堂诗集卷五
　　汉学本主以训诂明义理，其极遂至以许慎掩周、孔，此又当时汉学一大病也。今人洽甲骨、钟鼎，流弊所极，亦有似之者次仲又曰：
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祀制，洛诰何以诠？不明宫室制，顾命何以传？不明有司彻，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仪，安能释宾筵？不明盥与荐，易象孰究研？不明聘与觐，春秋孰贯穿？如衣之有领，如官之有联，稽古冀有获，用志须精专。学古诗，诗集卷五
　　此则俨然东原七经小记之说，而范围尤狭，必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天下皆以其有为不可加」，遂以考核为义理之原，又以礼之器数、仪节为考核之原焉。[高抬考核]汉学考据家意气之日盛，此又当日一大病也。
次仲之史学
　　次仲不仅治经精善，其史学亦为流辈所推。然其论史有可异者，[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尝谓：
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拓拔起北方，征诛翦羣寇，干戈定中夏，岂曰无授受？蕞尔江介人，弒篡等禽兽，荒淫无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构，奈何纪宋元，坐令大纲覆？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学古诗，校礼堂诗集卷五
　　治汉学者必斥宋，宋儒论史，主严辨正统，次仲乃讥为贱儒之陋。而以金晟比汉文，又深惜其谋之不臧，坐失灭宋之机。书金史太宗纪后，文集卷三十一又谓：
靖康之时，不幸而用李伯纪；绍兴之际，幸而不用胡邦衡。读宋史，文集卷五
　　又谓：
道学之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于元。同上
　　而于秦桧、史浩，皆力持平反。书宋史史浩传后，文集卷三十一又深惜元人不能重用扩廓，付以恢复之事，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书元史陈祖仁传后，文集卷三十一又为十六国名臣序赞，文集卷十一谓：
尼父之作春秋，亦书荆楚，左氏之撰国语，不遗吴越。
　　对于范长生、陈元达、张宾、王猛诸人，若不胜其仰敬之私。又为十六国名臣补赞，同上旁及慕容恪、苻融，目之为宗贤。嗟乎！此其治史之意，所为深异于船山、亭林、梨洲诸老而适成其为干嘉之学者，则又深心治史之士所当引以猛省深惕者也。
附：许周生
　　许宗彦，字积卿，又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768－1818年五十一。以嘉庆己未成进士，是科得人称盛。大兴朱珪曰：「经学则有张惠言，小学则有王引之，词章则有吴鼒等，兼之者其许某乎？」著书号能持汉宋之平，极为时流推许。
周生论学语
　　周生为学，盖亦值汉学之全盛而颇感不满者，其大意备见于寄答陈恭甫同年书。鉴止水斋集卷十谓：
来教谓学莫大乎经术文章，宗彦以为经谊之大者十数事，前人聚讼数千年未了，今日岂复能了之？[经学上之悲观论]就今自谓能了，亦万不能见信当时，取必后世。此似指典章制度等言之，其说颇似方植之。非考证学发展到相当限度，不能发此想也如仅仅校勘文字同异讹脱，或依傍小学，辨析训诂形声，又或缀拾零残经说，所得盖小，私心诚不欲为之。此似焦里堂所谓汉学家中校雠、摭拾、丛缀三派也。……夫人之为学，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诸心而逐世之所尚，非善学者也。此意极似章实斋天下殊涂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欲伸己之所见，使人同己，愈不可也。此意极似焦里堂宗彦自惟生平思过于学，而学又屡变。此自述学风全似章、焦，及以后陈东塾二十以前，专务词章；二十以后，始知经学。为之有年，乃悟三代去今远，书籍散亡，典章制度，诚有不可考实者，自西汉之儒，已不免望文为说，况又二千载下乎？昔孔子学三代之礼……而已叹文献不足，至轩、农、唐、虞，孔子固未尝言，且未尝学也。则使孔子生于今世，其所学者，[不过由明溯宋而止]耳，当不远追三代，为无征之言，而施诸当世，无一可用也。此论为章、焦、方、陈诸家所同。以后今文家遂以古经籍言变法改制
　　此虽周生写述一己感想，然足以反映当时学风转变之大体矣。周生又畅论其意于原学及学说之两篇。原学曰：
古之所谓学者，将明道而行之也。所谓道者，内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国、天下而无弗达，民咸被其利……。明于造化，察于事变，洞于人情。……圣人以是着六经，示后世。……圣人之教学也，期于有用焉耳。今之治经者吾惑焉！其言曰：「圣人所以明道者，辞也；以成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必有渐。」……考之苍雅，攻其训诂，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载籍，展转引伸以说之。一字之谊，纷纭数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为古学。夫六书特小学之一耳，古之时，唯年十五以下者为之，今则穷老毕精竭虑于比，而犹不能尽通。将由是以考其辞，复由辞以知其义，而期于道之成，则虽假以彭、聃之寿，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今之学者，奈何不求圣人之志，而专务其文辞也！方植之谓汉学家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与此正反适合。然而不为是者，则羣斥以为空疏。[学问虚实之辨]夫学之虚实，至易明也。积之内，见之外，行其所学而贤不肖皆见焉，言其所学而贤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谓实学矣。联牍殚翰，返之心，无当于仁义礼智之数，推之家国天下，一无所施之，执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谓，则真所谓迂竦寡效者也。此辩学之虚实，亦与植之全似。且夫圣人之道，未尝一日亡于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进贤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养得其所，及其衰乱，贤者在下，持名义，抑贪伪，扶风教，使弗至大坏者，盖莫不有六经之意存焉。则皆圣人之学也。此视宋、明儒者见解稍宽，而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亦微别。……夫六书亦何尝非学？而以为高出前世诸儒之上，必如是而后为学，则惑之甚也！……弊不极则不返，其始也，一二专己者倡之，群焉以为新奇可喜而慕之，继焉则相与为名而摭拾以仿效之，盖数十年于兹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鉴止水斋集卷十六
　　此正式对于由古训以明道之说，施严厉之攻击也。学说篇则曰：
子路言「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是圣门本以读书为学。此论所由与陆王、颜李异途。以后汉学转变，如陈兰甫提倡郑玄、朱熹，常州学派专治公羊，皆仍就读书博古一路。……学也者，所以求知也……始于知言、知礼，终于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谓「下学而上达」者，诗、书、执礼，则下学也；知天命，则上达也。后之儒者，研穷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达而不知由于下学，必且虚无惝怳而无所归。考证、训诂、名物，不务高速，是知有下学，不知有上达，其究琐屑散乱，无所总纪。[下学与上达]圣贤之学，不若是矣。鉴止水斋集卷十四
　　原学一篇所以破，学说一篇所以立。芸台为周生作传，录其学说一篇，而不采原学，以原学之所破，正是芸台学术立足点也。周生之所谓「学」者，在乎治性情，达政事，而止至善。语亦见上文至其所以为学者，则见于其所为书斋之记，曰：
余不肖，幼秉先人之训，读周公、孔子之书，深观自汉以来二千年政事治乱得失，究古今儒术隆替，文章真伪……思竭虑毕能，效其区区，以佑圣化之万一。鉴止水斋集卷十四鉴止水斋记
　　此周生论学大旨也。周生又有[礼论]三篇，其言曰：
古之圣人，欲天下之久治安也，于是为礼。礼也者，静天下之人心者也。天下之治乱，由于人心之动静……大乱之后，民困兵革，思所息肩，受命之主出，荡涤而抚安之，天下翕然以定。承平既久，人日众，物力日耗，富贵者恃财力以纵其欲，贫贱者常不胜歆慕，以生觊幸。在上者绳之以政，威之以刑，民曰：「此有位与权者所为也。我一日得其位与权，则所以绳我威我者，我亦可以绳之威之。」于是政刑不足以静民，而益以速其动。稍前有洪亮吉之意言、程瑶田论学外篇之觉梦，稍后有龚自珍之平均篇，均可与此互参，以见清代自乾隆盛极后社会之状况与其意象也。古之圣人，逆知其必至于是也，故于其得天下之始，因民之思治，而制为一代之礼以治之。[礼以静人心同风俗]自朝廷以至草野，吉凶万事，尊卑异等，莫不稽之天理，合之人情，为之一定之节制而不可越，则民无所生其觊觎。贵者、富者，行其礼之所得为，不为荣；贫者、贱者，亦行其礼之所得为，不为辱。上下相磨厉以礼，则无歆慕势力之心……虽有兵凶之变，而民犹知顾恤于礼义，则不至于动而难静。礼论上，鉴止水斋集卷十六
　　又曰：
自汉以至元、明，莫不有一代之礼。其异于三代者……三代之礼，通于上下，[后世之礼，详于上而不行于下]，此其所以异也……礼非专为天子设……后世国家有大典，儒臣博议，依仿古礼而为之，以饰耳目而已；至于祭祀、婚嫁、居室、坟墓，凡民日用之事，固未尝一一为之制焉。其编于礼书者，自公卿之家犹未能遵本朝之法度，而况于庶人乎？然[则其所为礼者，具文而已]。……士民各从其乡俗之所尚，而又各逞私臆以增之，益趋于浮华诞慢而不可止……蚩蚩之民，日相耀于势利，则不逞之心生。采章服物无所别，而禄位轻；四民不相异，而贤知绌；州党不读法，社蜡不会民，而上下不相亲也。其使民嚣然而不靖者，皆礼之流失为之也。礼论中
　　又曰：
或曰：「礼不行于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于俗，扰及天下，而终不可行耳。」是不然。[顺人情而制礼，斟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求合于古]，亦何不可行之有？……盖人情所甚不便者，莫过于无节。无节则贫贱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贵者亦终不能以自畅。即如一送终也，饰以彩缯，盛以鼓吹导从，甚且杂以俳优百戏，而又荡然无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从颓俗，此岂人情之所乐哉？……有圣人作，察人情之所便，事事而为之节。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见天下之人从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礼论下
　　自戴东原以来，学者相戒恶言「理」，而以「礼」代之，里堂、芸台、次仲其着也。周生与诸人同时，于此未能自外，然其言礼，主今不主古，主社会庶民不主朝廷君相，其议论发端于人情世故而不重穷经考核，亦其异也。周生成进士，芸台为其座主，两人又为姻家而论学谔谔不苟合，芸台亟称之。其同年陈寿祺恭甫，推为「于越士足以蹑梨洲而跨堇浦」，见寿祺所为墓志铭其见敬于时贤如是。惜其多病不寿，未能极学力之所至。其卒岁，正江郑堂在广州督署刻行汉学师承记之年，而继此有方植之著书盛毁汉学，其论乃颇近于周生焉。
　　仁和[汪家禧]，字汉郊，亦肄业诂经精舍，遗着有东里生烬余集二卷，其儒与二氏出入论，谓：
天人五行，汉人亦语幽微；郑氏注经，先后异说，论学者不闻以驳杂斥之。且泥章句训诂而荒实行者为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赅备，伪学之禁，宋为失人，后世和之，谓道学亡宋，何昧昧欤！统论之，儒有郑而经明，有韩而用彰，有朱而体立。近世讲义据之学，碎义逃难，繁则生厌，必有以空悟济者，防不可不豫。此防空悟一说，与方植之同见。
　　又与陈扶雅书，谓：
近世雅重汉学，妄论真汉学亦不尽传。孟氏之学，当时已有微论，况历久至虞氏，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检牍，比拟详定，恐经旨不如此破碎。郑、苟同学费易，何以立说又不同？郑从马学，何以与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灾异何又不同？出奴入主，究何定论？尚书力辟古文，妄谓今时伏、郑本文久已放失。近世复古者，所本仍用伪孔，即郑注无有者，仍不得不用孔义以通之，用其说而辟其书，何足令人心服？诗四家同本荀卿，一堂受业，纵有异同，何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传，未必尽经师本旨，或出陋儒附益，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谓陈已弃之刍狗矣。妄谓汉儒经学，以适用为贵。诸大儒之书，皆当各存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遗经，又不必曲说以添胶结。至于唐、宋以来，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当一一参稽，断不可概为抹杀。如必限代读书，则太仓、历下，用其说于诗文者，今复用之于经学，恐千秋定论，断不能废程、朱而但遵伏、贾也。且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述？高冠褒衣，临阵诵经，操术则是，而致用则非也。班史无韦贤，邺都无王粲，精专则是，而闳览则非也。魏默深经世文篇卷五亦录此文
　　此亦自经术转而为经济、掌故，识趣堪与周生并驾，骎骎乎薄梨洲、谢山之藩篱矣。诂经、粤海，皆汉学最盛结集也，而歧趋异论如此，不足以觇世变乎？又按：东里生烬余集卷一六艺流别论，亦主成周官师合一之说，与实斋文史通义相似。汪与王宗炎交好，必有闻于章说也。余观里堂、次仲、汉郊诸人持论，与章氏相通者甚多，实斋思想议论，其影响于当时者已至深矣。又桐城[胡虔]，字雒君，为广学篇，谓：「国朝通儒硕学，鉴宋人之失，义不敢臆造，语必有据依，疏通证明，以求本始，洵汉以来说经之盛轨矣。乃风会所趋，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近不妨弃其精华，古则必珍其糟粕，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夫以子夏之学，传为田子方、吴起，彼二子之言，果圣门之绪论乎？且推崇叔重，诟厉紫阳，几于万口一声。而撰述之体，博引繁称，以多为贵，一字之偏旁，音训动辄千言。以古准今，事穷则变，不数十年，知必有厌倦而更张之者矣。」胡以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年世与汪相若，议论亦相似。胡氏曾游鄂，与章实斋同修湖北通志，相交契，宜其识议及此也。
方植之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咸丰元年辛亥，1772－1851年八十。尝学文于姚姬传。阮文达督两粤，延修广东通志，又授经文达幕中。着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两书，皆讥弹汉学。
方氏论学大要
　　植之评汉学大意，备见商兑一书，其序例成于道光六年丙戌，是年乃文达在粤最后之年。仪卫轩集卷七有上阮芸台宫保书，自献其商兑，惜是书无年月可考。郑福照所为年谱，附仪卫轩后集定着商兑在道光四年甲申，然亦无他证。近梁氏清代学术概论，谓商兑成书在嘉庆间，益无据要之成书在丙戌前，刊行则在辛卯，又其后之五年也。文达在粤十年，立学海堂，刻经解，在嘉庆二十五年庚辰颇招致名士，以宏奖汉学自任。江郑堂汉学师承记八卷，即刻于粤署。嘉庆二十三年戊寅翌年而植之亦赴粤。后商兑刊行，而郑堂即以是年卒。商兑[于郑堂师承记及阮刻经解均致抨击]，谓：
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卷上
　　盖阮刻经解，其意本如郑堂师承记所列经师经义目录之类。芸台为师承记作序，谓「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欲析缕分条，加以翦截，引系于羣经各章句之下，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其先计划如是。略近经籍籑诂后乃苦其繁重，乃创始为今刻经解之编辑。郑堂之师承记、芸台之经解，皆汉学极盛期之产品也。而植之其时亦适在粤，乃不禁对此全盛之空气而生反动。其议论所到，实亦颇足为汉学箴砭者。其言曰：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考据只在纸上]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卷中之上
　　植之又深斥自训诂求义理之见，谓专据说文以证经义有十五谬。详卷中之下。姚惜抱文后集卷二跋许氏说文，谓：「许书非一人一时所成，故所引多殊今学者之读；又有本书互异者，又不着为何家之经；则是书诚兼贯诸家传经之书，而许叔重非能兼贯之人矣。」植之颇承其意。又新城陈用光硕士序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引顾亭林论说文之学，谓「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为善学」，于钱竹汀曲护许氏处，颇有纠难。文中亦引姚说，此皆当时桐城一派对说文所持之见解也。[说文不足尽恃]其于考礼以易理之说，亦极致非难，谓：
[理与礼]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理斡是非，礼是节文，若不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今欲申其蔑理之旨，举凡事物之理，悉举而纳之三礼注疏，是尚未及率履之礼。李颙、颜元、李塨等有惩于明儒心学之失，务以躬行矫之，似也……兹汉学者，仅欲以训诂小学名物制度易程朱之统，又下于二曲、习斋辈一等。卷中之上
　　又谓：
汉学诸人，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如考工制度，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窃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以荀子「法后王」之语推之，则冕服、车制、禄田、赋役等，[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胔耳]。三统之建，忠质之尚，井田礼乐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又何论后世，而欲追古制乎？卷下
　　凡植之所以驳斥汉学者率具如是。而于朱子尊护尤力，谓[「理即事而在，即物穷理，即实事求是」]。卷中之上又谓：「朱子非废训诂名物不讲，不如汉学诸人所訾谤。朱子自言：『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汉学家删去最后一层，遂差失离畔而去。」卷下大抵植之此书，议论骏快，稍前如章实斋，稍后如陈兰甫，同时如许周生，皆于当时汉学极盛空气中感不满，持论亦往往与植之书相出入，惟皆立言有节，不如植之肆口无忌。以造诣言之，则文史通明不如实斋，经义湛密不如兰甫，识趣深细不如周生，而惟以纵横排奡见长。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即其首列诸家题辞可见。良以汉学已臻极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学术将变应有之象也。
　　植之书于商兑外，尚有[书林扬觯]，谓：
两粤制府阮大司马既创建学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以「学者愿着何书」策堂中学徒。余慨后世著书太易而多，殆于有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因诵往哲遗言及肊见所及，为十有六论，以谂同志。
　　其书亦掎摭时病而发，与商兑为姊妹篇也。扬觯末载商兑序略，今不见于商兑；商兑末亦述及扬觯。两书同刊于辛卯，盖亦同时所成。惟商兑专务纠驳，扬觯则稍有建白。大率其书上不逮章实斋通义，下不及陈兰甫学思录，而风格差近。要其在汉学极盛之时，努力欲创一新趋，虽识解未深，魄力未宏，而颇有平坦浅易处，可以绳当时汉学病痛者。植之复有待定录，乃随时剳记之稿，未刊行。又仪卫轩文集卷一有[辨道论]一篇，谓：
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何则？人心之荡而无止，好为异以矜己，迪知于道者寡，则苟以自多……吾为辨乎陆王之异以伺其归，如弋者之张罗于路歧也，会鸟之倦而还者，必入之矣。
　　其后陈兰甫起于粤，倡为郑、朱同归之学，亦所以防倦返者之归于陆王也。今文学派则转而治春秋，以发明微言大义为标帜，而德清戴望子高倡为颜、李，凡此皆倦鸟也。惟均不归陆王，植之言卒不验。是盖干、嘉尚实博证之风，尚有其宰制牢笼之力，使后之来者，虽变不能脱其樊。倦鸟之扬不厉，囿阱之防尚密，此亦道、咸以下学术风气回翔往复，终不能一变故昔之所由也。
　　又按：当涂[夏炯]卯生，生乾隆乙卯，卒道光丙午，年五十二有仲子集，桐城姚石甫、武进李申耆、宝山毛生甫俱推之，许其识见为百年所未有。而姚氏序之，谓其与植之之书若遥相和者也。父銮，官新安，炯与兄炘、弟燮皆年少随侍，犹及闻徽学诸宿如程瑶田、凌廷堪、汪莱诸人之议论。及銮再宦新安，又得交俞正燮、江有诰，皆徽人所称考据名儒也。然炘、燮皆以理学、史学成名；炯早年亦治训诂考据，继而悟其非，于汉宋之见力为平反。集中于清儒自顾亭林以下，如毛西河、朱竹垞、阎百诗、臧玉林、惠定宇、戴东原、钱竹汀、卢抱经、江艮庭、段懋堂、王怀祖父子，以及阮芸台、凌次仲诸家，皆有纠弹，而于乾隆以下臧、惠所倡以小学说经、以训诂明义理之说，排驳尤力。其学于清主杨园、稼书，于明主敬轩、心吾，循是以上溯紫阳，而辨陆王之非。此道、咸以往治理学者，轨辙大率皆然。而仲子集议论明畅，条贯不紊，量其识议所届，犹在唐镜海、倭艮峯诸人上。其弟燮治朱子尤精密，考辨明当，亦胜王白田。近人于景紫一集颇有流传，而仲子书独晦。民国有铅字排印本其集写定于道光庚子，距商兑行书不越十年，议论亦时有高出商兑之上者，亦考论当时学术思想转变一可注意之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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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龚定庵　附：庄方耕　庄葆琛　刘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农
一　常州庄氏
　　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学不显于当世，而颇为后之学者所称许。阮元序其书，谓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又谓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见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此文刻入味经斋遗书卷首，而阮氏揅经室集未之收。董士锡序其书，谓：「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正汇也。」又曰：「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亦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见董氏易说序。亦刊味经斋遗书卷首魏源之序其书则曰：「韩诗外传之言曰：『儒者，需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无类之言，不形之行，不赘之辞，君子慎之。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则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韩傅、董生，处西汉之初，而其言若是。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词巧说，破坏形体，说尧典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大患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义所极。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夫班、徐二子，生东汉之世，而其言又若是。清之有天下，百余年间，以经学名家者数十辈，独先生尝支离釽析，如韩、董、班、徐四子所讥，是以世之为汉学者罕称道之。乌虖，公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见魏氏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刊庄书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后者，推之愈崇，辨之愈畅。庄氏之学犹是也，而世风既变，人心既易，则出主入奴之见自异焉。然阮氏刻经解，仅收其春秋正辞，其意盖犹取乎其专家，非取乎其大义也。至龚自珍为庄氏神道碑铭，定庵文集卷上举庄氏之不辨尚书今古文真伪者而亦曲誉婉称之，谓：「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夫而后稽古之业，不如济世，轩轾之间，断然舍此而就彼矣。至于魏氏之论，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汉儒之说驳汉学，而若惟庄氏为得学术之正统。此皆风气之变，未必即是非之准。干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转而不满于干嘉，因以推尊庄氏，庄氏亦未必是。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干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汪中与毕沅书，自谓：「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王引之与焦里堂书，亦谓：「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王念孙拜经曰记序，亦谓：「世之言汉学者，但见其异于今者则宝贵之，而于古人之传授，文字之变迁，多不暇致辨，或以细而忽之。」惠学流弊，当时已多能言之者。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则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导夫先路，而特任其自为波激风靡以极乎其所自至故也。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执宦丛书，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葆琛有甥曰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葆琛称之曰：「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于庭可以为友。」常州之学，盖至是始显。
　　又阳湖[恽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庆二十二年，年六十一与葆琛略同时，着三代因革论，谓：
汉兴百余年之后，始讲求先王之遗意，盖不见前古之盛，六百余年矣。朝野上下，大纲细目，久已无存，遗老故旧，亦无有能传道者。诸儒博士，于焚弃残剥之余，搜拾灶觚蠹简，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艰，故其信之也笃。书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为皆然；书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为不可不然。呜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论一
　　又曰：
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哉！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已。三代因革论八
　　其言极悍廉明尽，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领，遂辗转牵引，至于二千年前汉博士专门绝业，掇拾补缀，谓可以当二千年后经世之大任，则何啻所谓「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如汉博士之所为哉？夫苏州惠氏专门之学，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诸贤，乃尊之为大义，援之以经世，此则其蔽也。
二　刘宋
　　刘逢禄，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进。幼传外家庄氏之学。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其业。谓：
清之有天下百年，开献书之路，招文学之士，以表章六经为首，于是人耻乡壁虚造，竞守汉师家法。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礼，其善学者也。禄……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公羊何氏释例叙
　　又曰：
[条例与家法]余尝以为经之可以条例求者，惟礼丧服及春秋而已。经之有师传者，惟礼丧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汉人治经，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师说今皆散佚，十无二三。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于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辞稍为完具。然毛公详故训而略微言，虞君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则公羊传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郑康成二氏为宗。丧服之于五礼，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终麟，天道浃，人事备，以之纲罗众经，若数一二、辨白黑也。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叙
　　申受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戴望刘先生行状，记嘉庆五年，刘举拔贡生入都，父孰故旧徧京师，不往干谒，惟就张惠言问虞氏易、郑氏三礼。张氏为学亦由惠氏家法入也。刘氏有虞氏易言补，即补张氏书，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刘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公羊春秋特盛之背景]值时运世风之变，而治经之业乃折而萃于春秋，因其备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趋于公羊焉。因其具师传，详条例。惠士奇论春秋，曰：「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此与申受专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异，然无害谓常州之学原本惠氏。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广森]巽轩，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为方耕门人，而亦从学戴氏，为公羊通义，已不遵南宋以来谓春秋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义，然于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尽守。至申受乃举何氏「三科九旨」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特着春秋论上、下篇，极论春秋之有书法，上篇针对钱竹汀潜研堂集春秋论而加驳难。钱氏文例证坚明，而刘氏非之，此如庄方耕不斥古文尚书，实同为考证学之反动。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后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与条例之必遵何氏。下篇针对孔巽轩公羊通义而发。何氏「三科九旨」不见传文，而刘氏信之，则以家法师说之论为辨，此焦里堂所讥为「据守」之学也。常州公羊学之渊源于苏州惠氏家法之论，此等处最显。遂为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谷梁废疾申何诸篇，重兴何氏一家之言。又为左氏春秋考证、箴膏肓评，谓其书称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类，非传春秋，而刘韵增书法，改名春秋左氏传。又为论语述何，则并欲以何氏之学说论语。其意若谓孔门微言大义，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一年，卒咸丰十年，年八十五着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于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续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又为大学古义说，以明堂阴阳相牵附。此亦吴学惠氏遗风也[今古文与汉宋门户]晚年编过庭录，又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盖几几泯汉宋之见焉。见过庭录卷十二「道学」条。干、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为一变。干、嘉研习讨论，多在三礼、小学，易与春秋鲜所尽心。易自惠氏开其端，武进张氏继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于刘氏；宋氏则欲以公羊、易理说论语；自训诂、考据转而治易、春秋，为又一变。此后南海康有为亦极推易、春秋，遂又以礼运说春秋，不知易传、礼运皆战国晚世杂采老、庄，邹衍所成，岂诚孔门大义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则彰然可见也。
三　魏默深
　　继刘、宋而言今文者有龚、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丰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谓毛诗晚出，据齐、鲁、韩三家撰诗古微，又申史记、伏生大传及汉书载欧阳、夏侯、刘向遗说难马、郑，为书古微。又谓孔、刘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于董书未之详，撰董子春秋发微。尝谓：
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古微堂外集卷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刘魏之异点]刘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诗并言；魏氏则转尚西汉，故既斥毛诗，又尊董于何。然主微言大义，重经术、政事，则仍当治易、春秋。魏氏诗、书古微之作，仍不脱家法观念之作祟，仍落考据窠臼，非能真于微言大义、经术政事处见精神也。
　　[今文与公羊]然后今文学之壁垒渐立，与常州之所谓公羊者又异焉。刘氏治公羊，不斥毛诗，即是一绝大异点。然默深之求微言大义，颇不据于传注，谓：
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外集卷一论语孟子类编序
　　又曰：
自明以来，学者争朱陆；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即论洙泗渊源，亦止云定、哀间儒者之学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托尊论语以排思、孟，甚至训「一贯」为「壹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同上。按：所讥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说经，本主摆脱传注，直求经文，此意较后来陈兰甫为强。又主以躬行践履求经文也。此则几由汉返宋矣。故曰：
明之季，梁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虚习，敦于实际，体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国初诸子裂之。守朱者曰户庭之儒，考经者曰涂辙之儒，皆将以挢虚就实，而叩其自得则瞠然，以所见诸用则瞠然。卷四张铁甫墓志铭。按：陈兰甫提倡郑康成、朱子，仍不过返诸清初之户庭涂辙，然如魏氏诗、书古微之作，则路径更窄，更不实际，更无所谓「体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即其当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于干嘉学风颇不满，此与定庵态度微不同，以二人环境自异耳。尤于当时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者致深嘅焉。谓：
[默深论四库馆臣]乾隆中修四库书，纪文达公以侍读学士总纂。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曰：「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数语见尽言集提要，魏氏误记为言行录以私灭公，是用愤懑。」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发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之误，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载及丁谓诸人，未尝言及刘安世，亦魏氏误忆之也。于清江三孔集发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刘安世，惟元城语录提要有「道命录备载孔平仲诸人弹论程子疏议，以示讥贬，独不载安世之疏，盖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动摇，未敢丑诋」一条，遂以误忆。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虽然，吾不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佑，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南宋黄震日钞亦评骘兹录诸人，亦厕刘公于王岩叟、范祖禹间，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文达殆徒睹董复亨繁露园集之瞽说，适惬其隐衷，而不暇检原书，遂居为奇货。至书目于庆元党禁谓「南宋亡于诸儒，不得委托之侂冑」；于龟山集谓「东林起于杨时，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见四库书目庆元党禁，杨龟山集无之，亦魏氏误忆。则固无讥焉。卷四书宋名臣言行录后。按：南宋胡致堂读史管见，四车斥其书不入著录，提要引王应麟通鉴答问，谓「胡氏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以为笃论。而考答问实无此语，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书读史管见后以此为讥。然尚不如默深所发之甚也。魏文亦多误，然所论提要门户之见则甚是。李慈铭日记驳魏文，至谓四库所收言行录或非足本，则有意回护矣。夏仲子集卷五读四库提要，谓：「国初若张杨园、李二曲、魏环溪、刁蒙吉、左翊宸、耿逸庵诸儒，皆卓然理学，无片祇只字录入四库，其所采国朝之书，朱竹垞、毛西河、阎百诗、万充宗、万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书，最为详备。」讥为「不知体要」。又读简明目录，谓：「各门类书一涉宋儒，即有微词讽语，至程、朱所训各经颁在学宫者，仅详卷什，不置一词。」谓：「四库馆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要之，提要门户抑扬之见过深，不足以持平服众也。
　　干嘉所以诋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诋干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见世风之骤变，而是非之无定矣。[默深尤力诋东原]，谓其「平日谭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又历指其著书之不德。魏氏遗文书赵校水经注后，见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时平定张石州穆，有全氏水经注辨诬，亦证东原攘窃，文见薛刊全校水经注附录，张氏｛殷－殳｝斋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颇推东原，而王国维氏复有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发其覆，本文见观堂集林卷十二。至杨守敬最为近代治水经专家，其为水经注疏要删，亦谓戴窃赵书，此案殆成定论。今大典水经注已由商务影印行世，孟心史告余，曾通体校读一过，知戴窃赵书确然无疑也。
　　默深又尝赞贺长龄纂辑皇朝经世文编，着海国图志及圣武记诸书，感切时变，有志经济，而晚节仍以辨汉儒经学今古文名家。则甚矣时风世业之难回，苟非大力斡旋气运，足以驱一世而转趋，则仍必随逐因循至于途穷而后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魏、龚皆其着例也。
四　龚定庵
　　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而变于龚、魏，然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否则何治乎春秋？何贵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义」，义贵褒贬进退，西汉公羊家皆以经术通政事也。亦何异于章句训诂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
传略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璱人，别号定庵。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792－1841年五十。父闇斋，名丽正，为段玉裁女夫。定庵天才早秀，年十二，即得闻其外祖小学之传。年二十八，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进士，时年三十八。负才气，久困闲曹，以礼部主事弃官归，为道光十九年己亥。越两年卒。
定庵之论政
　　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尠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干、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于训诂考索也。[学者政论之复兴]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蘗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定庵虽自幼濡染于朴学，而早年持论，颇已着眼于世风时政。嘉庆十九年甲戌，定庵年二十二，为[明良论]，大意谓：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清暇之宫，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尟矣。洪稚存亮吉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有廉耻论，已先定庵言之，可参看
　　盖定庵一家，自其祖匏伯、敬身，字屺怀父闇斋，两世仕宦。定庵年十一，即侍父居京师。至嘉庆十七年壬申，其父简放徽州知府，定庵随侍南行。居京国适踰十载，当时朝廷士大夫风习，定庵虽少年，英才卓荦，固已得其涯略矣。定庵又夙工韵语，为怀人馆词，其外王父段懋堂为之序，深奖其词之工，而谓：「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愈远。」叮咛教戒，欲其锐意于经史。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亦在嘉庆壬申又寄书勉学，嘱问业于程易田。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事在嘉庆十八年癸酉[定庵与章实斋]而其时定庵学问志趣，似不屑屑为经生，而颇有取于其乡人实斋章氏文史经世之意也。嘉庆十九年甲戌，闇斋议修徽州府志，延歙汪蛰泉龙、阳湖洪孟慈饴孙诸人为纂修，定庵亦预其甄综人物、搜辑掌故之役。有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见定庵文集卷上大意谓：「府志非史，特为省志底本，以储他日之史。君子卑逊之道，直而勿有之义，宜繁不宜简。」其议论已俨然似实斋。而尤著者，则在所为乙丙之际箸议，此等题目亦仿实斋盖创稿于嘉庆乙亥、丙子间，时定庵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于嫥嫥治古经籍，而有志为昭代治典之探讨，畅见其趣于箸议之第六，其言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定庵之治学合一论]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上不必陈于其王……下不必信于其民。陈于王……信于民，则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覩。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乎？此文亦名治学
　　此其陈义至新颖，而实承袭实斋「六经皆史」之说也。定庵外王父段氏，为东原大弟子，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孙属草箸议之年。学术随风气而变，风气依时代而易，观于此，而实斋所谓「学术当以经世，勿趋风气追时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盖实斋之唱六经皆史，与常州庄氏之所谓「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同为一时之孤径。方其生，声名落漠，而终不能抑塞其后世之大行。至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学之与常州，若略其节目，论其大纲，则同为干嘉经学之反响，故游其樊而得相通也。定庵之不满于当时所谓经学者，又见其意于所为江子屏所著书叙，文成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其言曰：
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蕲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余则规世运为法。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
　　此其抨弹汉学，大旨与实斋通义之说绝类。定庵既为江书作序，又附笺极论江氏书名之不安，谓：
[定庵论汉学师承记]大着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实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汉人所能专……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谓汉学……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大易、洪范，体无完肤……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此笺亦在丁丑冬至，即乙丙箸议之后一年也
　　凡定庵早年深不满于当时所谓汉学者如是。而定庵之学业意趣，乃亦一反当时经学家媚古之习，而留情于当代之治教。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唱变法之论，其意见于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其言曰：
[定庵之变法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孰若自改革？……天何必不乐一姓？此文亦名劝豫。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一有永命篇，先定庵言之。又安吴包世臣为说储，在嘉庆辛酉，已切实为清廷拟新制矣。越后以公羊言改制最激者，极于戊戌之变政，然如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诸要端，包氏书亦一一先之也。
　　然当嘉、道之际，去雍、干盛世未三十年，一世方酣嬉醉饱，而定庵已忧之，曰「将败，其豫师来姓」。汲汲为一姓劝豫，人其孰信？抑且目为狂。定庵乃深愤懑而见其意于箸议之第九。其言曰：
[定庵之人才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世有三等……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瞷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心｝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此文又称乙丙之际塾议二
　　定庵抱掩世之才，具先覩之识，危言高论，不足以破一世之訑訑。其后三十年而洪、杨难作，定庵所谓不远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变法则尤有待于一世之人才，人才则有待于百年之培养，而定庵之世何如者？定庵谓世之衰征于无才，而无才则原于无培养。定庵又微见其意于所为江南生橐笔集叙，谓：「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视前代矫枉而过其正。」此意管同异之拟言风俗书已畅论之。安吴包慎伯着说储，主罢八股，以明经术、策时务应之。又主设给事中，以新进茂才除授，直门下，主封驳诏勅，国有大政、大狱下九卿者，国子监祭酒得手教诸生各以意为议，呈本师汇择奏之。其书与管文略相先后。管氏谓清政安静于庙堂、学校之间，大臣无权，台谏不争，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包书则正从正面立法以矫其弊也。包氏已大胆为清廷草拟改制书矣。经学家承其后，乃以孔子春秋相附会。其[所谓「纠虔士大夫甚密」者，于定庵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为[太仓王中堂掞奏疏书后]，其文绝瑰丽，如怨如慕，极动宕之致。谓：
圣朝受天大命，以圣传圣，家法相诒，不立皇太子。纯皇帝尝申命曰：「万世子孙之朝，有奏请立太子者，斩毋赦。」以数大圣人之用心持识，夐然前后千万岁，不但汉、唐、宋诸朝不足为例，即羲、炎、顼、喾以来，统祚之正，气运之隆，岂有伦比！掞区区抱蝼蚁之忠，逞隙穴之窥，于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请册立皇太子，疏前后十余上。圣祖始优容，不报，掞疏不止，自撄震怒。然犹扩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鉴，愍其愚忠，怜其耄昏，廷议以远戍上。其子奕清请代父往，竟曲从之。按：王掞时年八十四……恭读圣祖谕曰：「王掞敢将国家最大之事妄行陈奏。」又曰：「朕心深为愤懑。」又曰：「王奕清请代父谴戍，伊等既自命为君为国之人，着即前往西陲军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无所不容，教诲委曲，至夫斯极！王氏世世万子孙，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过者哉！高宗皇帝临御六十年，如尧勌勤，乃兢兢付托，为百神择主，为先圣择后圣，为兆民择父母。诞以我皇帝嘉庆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礼，尧坐于上，舜听于下，重光迭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则固出于一人之断，而岂待夫奏请之者？可见至大至深之计，圣明天纵之主，又自能运于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区区儒生，抱蝼蚁之忠，逞隟穴之窥，自命忠孝，始克赞夫景烈与鸿祚也。惟是夷考掞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勌勤之际，与高宗六十年时，时埒事均，又值废太子理密亲王锁禁后。老臣衰惫，其愚忠近似于不得已者。意者纯皇帝读实录之暇，俛见掞之私忧过计，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尘，以东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显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虽一时触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于七、八十年之后，为神圣师，公顾不荣也哉！此文成于丁丑，亦在乙丙箸议后一年
　　又其一则为[杭大宗逸事状]，其文绝冷隽，如泣如诉，极凄婉之致。谓：
乾隆癸未岁，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庵误记也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意解，赦归里。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此文作年无考，疑亦在定庵入京前。又按：癸巳亦无南巡事，龚文盖出传述之误。汪涤源杂记云：「乙酉，四举南巡，在籍文员迎驾湖上。上顾杭世骏问曰：『汝性情改过么？』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对曰：『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龚或由此误也。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开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气节廉耻？又奈何言人才？定庵又嘅言之于古史钩沉论之首篇曰：
[定庵之廉耻论]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本文亦名觇耻。又按：吴昌绶所为定庵年谱，谓：「国朝诗征序：年三十四<乙酉>着古史钩沉论七千言，具槀七年，未写定。己亥杂诗注则系于癸巳岁，盖其时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则删省多矣。」
　　定庵又极言之于与人之笺，曰：
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与人笺
　　嘻，何其言之沈痛而深刻耶！以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变法？定庵于是又唱为[尊隐之论]。其诗谓「少年尊隐有高文」，是尊隐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则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
　　然定庵实不能为一之民，定庵不能隐，终且如京师。定庵以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乡试，即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会试不售；又明年，庚辰会试仍不售，仅得为内阁中书；真所谓「京师弗受」矣。然定庵自负其才气，敢为出位之言，是年即为东南罢番舶议已佚，国学扶轮社本龚集注云：「为其子所匿。」又按：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二有禁用洋货议，包世臣说储亦主之。及西域置行省议。及其晚年，犹津津自道之，曰：
[定庵之微官吟]五十年中言定捡，苍茫六合此微官。己亥杂诗
　　其后合肥李鸿章黑龙江事略序亦言之，曰：
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此云道光朝，误
　　则所谓五十年而譣者，固非夸诞。然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也？定庵则又嘅言之，曰：
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牍尾但书臣向校，头衔不称閷其词。己亥杂诗。自注：「在国史馆日，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职也。乃上二千言。」按：其事在道光元年辛巳，定庵年三十。
　　其后又三经会试不第，乃稍稍寄媚于经术，又放情于金石，流玩于释典而终不忘其用世。及道光九年己丑，定庵年三十九，始得会试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以知县用，自请仍归中书原班，则自庚辰以来，适十年矣。其廷试对策，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自咏当日事，谓：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
　　其兀傲自喜，不欲中绳墨如此。乃又不胜愤懑，激而为吊诡，自以楷法不中矩，「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干禄新书自序乃托言为干禄新书，用以嘲世。时已道光十四年，定庵年四十三，其成进士亦六年矣。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一微官何。翼教丛编：「叶德辉讥魏默深已试令，有何政绩？龚定庵干禄新书序，胸怀猥鄙，何能致用？窃谓怀才愤懑，似不当专以猥鄙说之。」定庵乃于是而又唱[尊命之论]。其言曰：
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后之儒者……其于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其功。其于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贸易者之执券而适于市，亵君嫚君孰甚！……是故若飞若蛰，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如鱼泳于川，惟大气之所盘旋，如木之听荣枯于四时，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庵之无聊赖，乃欲设此自逃遁。然定庵不徒不能尊隐，抑亦不能尊命，以定庵之聪明才气，终不能「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困郁闲曹，既不得一伸意，乃于是又激而为[宾宾之说]。其言曰：
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耇，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雠。」……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然而祖宗之兵谋，有不尽欲宾知者矣；燕私之禄，有不尽欲与宾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欲受宾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宾之议论者矣。四者，三代之异姓所深自审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皆姬姓也。其异姓之闻人，则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训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则不辱矣；知所以不论议，则不殆矣；不辱不殆，则不顦顇悲忧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吾从周。」从周，宾法也。又曰：「出则事公卿。」事公卿，宾分也。孟轲论卿，贵戚之卿异异姓之卿；夫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也。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若夫其姓宾也，其籍外臣也，其进非世及也，其地非闺闼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此篇又名古史钩沉论四
　　定庵之唱为宾宾之义者如是。则其先所谓六经皆史，士大夫皆当守本朝之法以为本朝之用者，至是乃不得不转而谓生乎本朝，仕乎本朝，而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生是人者焉。其人则宾，其学则史，其所待乃在后起之新王。此其为说，固断断非章氏初创「六经皆史」论之所知，亦非定庵早年着议乙丙之际时所能自逆料者矣。古史钩沉论创始于乙酉，完成癸巳，已在乙丙箸议后十年至十七年。故定庵谓：「六经，周史之宗子；诸子，周史之小宗。」见古史钩沈论二此皆章氏之绪论，而定庵袭之。定庵又谓：「孔子述六经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乃异名而同实。」则奇思奥旨，别开天地，前人所未敢知。然而其气激，其志愤，其意亦可哀矣！而定庵终亦未能守其宾宾之道，终亦未能知止、知足，不憔悴、不悲忧。道光十八年戊戌冬，林则徐拜钦差大臣，赴粤，定庵为文送行，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复申之以手书，则徐覆之曰：「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旌旆之南，事势有难言者。」原书附定庵集盖定庵不得志于朝廷，欲求一试于疆吏。至是又不售，乃浩然有归志，终不得不折而逃于往者所为尊隐之高文焉。[定庵出都]而定庵又不甘心于终隐，其己亥之弃官而归也，又赋诗以见意，曰：
[定庵之弃妇吟]弃妇丁宁嘱小姑，姑恩莫负百年劬！米盐种种家常话，泪湿红裙未绝裾。
　　又曰：
亦曾橐笔侍銮坡，午夜天风伴玉珂。欲浣春衣仍护惜，干清门外露痕多。
　　是定庵虽弃官去，终不忘朝廷，异乎其所谓隐，又异乎其所谓宾也。且定庵亦若有不甘于其所自谓隐与宾者。而既终不得志于朝廷，于是乃横逸斜出，为红粉知己之想。其诗曰：「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又曰：「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娥眉。」又曰：「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又曰：「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可谓咏叹淫佚，情不自禁矣。然定庵又不欲以美人金粉风流放诞终。盖定庵既少受家训，长染时风，又不能忘怀于经生之业。故曰：「六义亲闻鲤对时，及身删定答亲慈。」又曰：「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于是定庵乃仍不失为一当时之经生。而定庵之治经，又一如其论政，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概。
定庵之论学
　　定庵虽自幼得其外王父段氏之诱引，而若终不欲拘拘治小学，盖定庵之精神意趣，自有不甘同于干嘉正统之辙迹者。[定庵之经学意见]其不乐经生之媚古，不徒见之于乙丙之际箸议，及其中浙江乡试再进京师，犹时时言之，其意可征于所为陈硕甫所著书序。其言曰：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后世小学废，专有大学，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则穷理尽性幽远之言；六书、九数，白首未之闻。其言曰：「学者当务精者、巨者，凡小学家言不足治，治之为细儒。」于是君子有忧之，忧上达之无本，忧逃其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之，不使有遁。其所陈说艰难……有高语大言者，则拱手避谢，极言非所当……愚瘁之士，寻之有门径，绎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陈硕甫曰：「是苦且劳者，有所甚企待于后，后孰当之？则乃所称闻性道与治天下者也。……使黄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终不能以兴礼而齐刑，则六艺为无用，而古之儒之见诟，与诟古之儒者齐类。彼陟颠而弃本，此循本而忘颠，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齐之之后，既省吾力而重负企待者，于是始以六书、九数之术，及条礼家曲节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于治天下。……」兵部主事姚先生学塽，镜塘曰：「今天下得十数陈硕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学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国家进士必于是乎取，则至教不躐等，且性与天道之要，或基之闻矣。」中书胡先生承珙，墨庄曰：「使硕甫自信所推毕无阂，请从姚先生之言。所推犹有阂，则姑舍是言，整齐益整齐，企待益企待，总之必不为虚待，无歧谬。」是二言者，龚自珍皆闻之，因最录书指意皆识之。此文作年无考，然硕甫以丁丑来京师，定庵以戊寅来京师，文殆作于此时，去所为江子屏所箸书序不一二年也。魏默深评此文云：「空谈性理，非学也。乃朴学之士，矫空疏之弊太过，又谓学尽于是，是古有六书九数而无天人性命也。此云天人性命之学从小学入手，小学者，实兼礼经十七篇、曲礼、内则、少仪、弟子职与六书、九数而言，此儒者家法，本末体用备具，千古可息争端矣。此文恐是古今一关键。」盖当时议论，不仅不以六书、九数尽学问，并不敢以六书、九数尽小学矣。戴望为陈硕甫弟子，再从此一转身，遂折入颜、李路上，则此文诚当时一关键也。
　　硕甫乃懋堂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学自限，乃蕲通于治天下，虽同时犹有「整齐益整齐，企待益企待」之论，而定庵则徘徊无所一是，且无宁谓其同情于硕甫也。定庵既来京之翌年，己卯遂从学于刘逢禄，习公羊春秋。又深爱宋翔凤，谓其「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壬午又称其「朴学奇材张一军」。盖常州之学，固已与干嘉朴学诸前辈不同，固已[自朴而转于奇]，定庵之所谓朴学而必奇材者，常州公羊之学有之。定庵亦以奇自负，既不满于其外王父所治小学之循谨，而欲高谈性天、治道，则闻刘、宋之说而喜之。道光壬午，定庵年三十一，从刘学之三年乃为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极推其所为尚书既见。其言曰：
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勿复言。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
　　夫而后阎百诗、惠定宇诸人所毕精力辨于尚书古文之真伪者，乃曰其术浅且近、今之魁硕勿言。夫亦曰可以通治道，则已矣。此常州公羊之学，所由与干嘉朴学考订异趋也。定庵治经，既务求其通治道，乃曰「琐以耗奇，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约」。铭座诗定庵不乐「借琐耗奇」，四字亦诗语乃务益为其大。癸未有五经大义终始论，此物此志也。陈兰甫评此文云：「孔子至圣，但为易传，七十子以下至汉之大儒所箸者，礼记、春秋传、书大传、诗传、外传，从无极五经之义以着论者。但观此题，即知其人之无学问，直狂妄而已！」陈氏论学与龚不同，然若使干、嘉诸老见之，恐亦首肯此说。顾治五经大义以求通于治道，而为之朝廷天子者弗受，则其道终绌。[大与琐之两途]定庵不能不有以耗其奇，耗其奇者不能不终以陷于琐，此则非尽定庵之过也。道光丁亥，定庵年二十六赋常州高材篇，其辞曰：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门下宾客盛，始见臧庸，在东顾子述来裒裒。奇才我识恽伯子，绝学我识孙季逑。最后乃识掌故赵怀玉，，味辛献以十诗赵毕酬。……干嘉辈行能悉数，数其派别征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窔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谭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雠。常人倘欲问常故，异时就我来谘诹。
　　凡此所举，惟算学非定庵所习，其它则定庵皆擅其能事。所谓「借以耗奇」者，其究不得不归于琐；及其琐，乃不得不落于小。逮定庵晚年，而重有[抱小之论]。其言曰：
古之躬仁孝，内行完备，宜以人师祀者，未尝以圣贤自处也，自处学者。未尝以父兄师保自处也，自处子弟。自处子弟，故终身治小学……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有余力以学文。」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中，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其为人也，淳古之至，故朴拙之至。朴拙之至，故退让之至。退让之至，故思虑之至。思虑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无所苟之至。无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穷理尽性之谋，高明广大之用，不曰不可得闻，则曰俟异日，否则曰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自珍谨求之本朝，则金坛段公，七十丧亲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尝不哭泣，八十时读书，未尝不危坐，坐卧有尺寸，未尝失之，平生著书以小学名；高邮王尚书，六十五丧亲如孺子哀，平生著书，以小学名。此文著作年无考，然谓「王尚书六十五丧亲」，则至早在道光壬辰后也。
　　定庵言当时小学家者如此，可谓精美矣。定庵自谓「年十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即授以许氏部目」，是其浸润于小学家之庭训者至深且久，宜其言之精美若是也。定庵之举浙江乡试，高邮王引之伯申实为其座主，所谓「王尚书」是也。尚书既卒，而定庵为之铭墓表，王伯申卒在道光十四年甲午，定庵墓表铭作于十五年乙未。自述平日所闻于尚书者，曰：
「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伯申季子寿同观其自养斋烬余录，有拟复龚定庵书，谓：「先人于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皆有校正，其说皆在读书杂志中；至广雅疏证末卷，则直着文简公名；何阁下曰先君有言『吾于百家不暇治，独治经』耶？」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曰：「吾之学，未尝外求师，本于吾父之训。所著书谓之经义述闻；述闻者，乃述所闻于兵备公也……」寿同书云：「先君着经义述闻，名述闻者，善则归亲之义。其中凡先光禄公说十之三，先文简公说十之七，其书阁下亦既读之矣。今不别其辞，而浑举曰述闻于兵备，则先君述闻一书，不仅写录之劳乎？又阁下独举述闻而遗释词，窃恐后之读定庵文集者，就文以考先人之书，必曰释词非王文简公着也。」按：定庵此文，实为对其理想中小学家之风度为一种极好之描写，观于寿同之缕辨，益见龚文剪裁有深趣也。又曰：「吾著书不喜放其辞。」自珍受而读之，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与人言，未尝有所高论异谭。年近七十，为礼部尚书，兵备公犹在；比丁忧服阕，再补工部尚书，而公旋卒矣。公终身皆其为子之年。此文语意与抱小篇相足，知抱小篇亦略同时也。
　　定庵之善言当时小学家风格与意度者，乃又若不禁深寓其爱慕之意焉。故曰「六义亲闻鲤对时，乃身删定答亲慈」，亦有意乎其人也。然则定庵之为学，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于治经媚古；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自浙东之六经皆史，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义微言；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坛、高邮之小学训诂；此则定庵之学也。以定庵之才，遇定庵之时，而遂以成其为定庵之学。定庵之诗又有之，曰：
九州岛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若定庵可谓不拘一格之人材矣。然定庵似不能善自用其才，既奔迸四溢而无所于止，乃颓然自放而有[宥情之说]。而又不能以宥情终，定庵乃益彷徨无所宁。故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而终之曰：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则定庵亦于是乎卒矣！[定庵之卒]定庵以暴疾终。其己亥出都，以一车目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不携眷属傔从，仓皇可疑。杂诗谓：「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又曰：「生还重喜酹金焦。」其年十月北上迎眷，谓「陈硕甫为予规画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征良友之爱」。自驻任邱县，遣一仆入都，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雄县；又请，乃又进次固安。<均见杂诗自注>自必有甚不得已者。张孟劬告余，定庵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张家与龚世姻，故知之。又曰：「定庵为粤鸦片案主战，故为穆彰阿所恶。」余谓定庵若为顾太清出都，其诗中不应反复自道，若惟恐后人之不知，则传说自未可信。若孟劬说，定庵终为不能守宾宾之道自全也。惟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游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后知其邪僻哉！」则其论至深酷，又为更进一层之责备，定庵亦无自解也。大抵定庵性格，热中傲物，雇宕奇诞，又兼之以轻狂。定庵谓：「起而视其世，乱亦竟不远。」定庵殆亦此时期一象征之人物乎！
　　[定庵之佛学]定庵自言：「江铁君沅，是予学佛第一导师。」铁君乃江艮庭之孙；艮庭师事惠定宇，亦小学名家。铁君既传其家学，又师事彭尺木学佛；定庵有知归子赞，即尺木，而定庵自号怀归子，识其慕尺木也。定庵自谓「一事平生无齮出，但开风气不为师」。然余观定庵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定庵特沿袭干嘉以来全盛之学风，而不免露其萧索破败之意象者也。定庵有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谓：
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欤？
　　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觇国运。扬州盛衰，可参看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卷三扬州书舫录二跋。第一跋在道光十四年；第二跋在道光十九年，即己亥也当定庵之世，固是一初秋之世也。[定庵之时代]定庵卒年，林则徐广东事败，不十年洪杨乱起，定庵所谓莫善于初秋者，其境乃不可久。湘乡曾氏削平大难，欲以忠诚倡一世，而晚境忧讥畏谗，惴惴不可终日。异性之宾，虽掬忠诚以献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乡之倡导忠诚，亦及身而歇，无救于一姓之必覆。龚、曾二氏为人、治学俱绝不同，然其论当时之风格与知命之说，则居然相似。此可以征时变。自是而公羊之学附会于变法，而有南海康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钺，身则奔亡海外，仅全腰领，犹且昌言保皇，识出定庵宾宾下远甚。而定庵治春秋，知有变法，乃不知有夷夏。其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乃谓：「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定庵又言尊史，乃知有干、嘉不知有顺、康，故止于言宾宾而不敢言革命。然则定庵之所讥「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者，正彼之所以得夷踞于宾之上，而安为其主者也。向使圣清之列祖列宗，亦效「三代神圣，不忍弃才屏智士而厚豢驽羸」，亦乙丙塾议第二篇中语则何以使定庵生初秋之世，酷热已消，衰象已见，方治春秋，而犹不敢游思及于夷夏，顾惟以宾宾、尊命之说自慰藉哉？然而定庵犹知倡宾宾之说，要已为一代之奇才矣！定庵集他高论尚多有，然如平均篇则本之唐大陶，唐甄潜书极行于吴，定庵必见之；又许周生有礼论三篇，亦发不平召乱之义。定庵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九，论西北水利，许周生答丁子复书已言之。<鉴止水斋集卷十>定庵文字往往有来历也。私篇则颇似洪北江，意言真伪篇。定庵熟常州文献，又交其子，亦必见之。散而无统，不足成一家之言矣，此故不备论。
五　戴子高
　　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尚有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生道光十七年，卒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七。或作三十五年十四，偶读颜习斋书，大好之。中更习为词赋家言、形声训诂校雠之学，从游于陈奂、宋翔凤，治西汉经说，欲以窥孔门微言大义。为颜氏学记凡十卷，谓：「习斋当旧学久湮，奋然欲追复三代教学成法，比于亲见圣人，何多让焉！」颜氏学记序又为[论语注]，谓：「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櫽栝春秋及五经义例。庶几先汉齐学所遗，邵公所传。」论语注序是子高之意，仍欲遵西汉博士章句家法治论语，而特墨守齐学一途。此其牵强附会，未能尽当于论语原旨，可不烦举证而知也。习斋论学，本可与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相通。戴氏喜颜、李而终归于常州之公羊，此犹如定庵之自实斋而折入公羊也。
　　惟子高既好颜、李，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义为帜志，而又拘拘于汉儒之章句家法，颜氏学记成书在同治八年六月，庄棫戴子高哀辞谓「论语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则论语注成书应在学记后。则面貌虽殊，精神犹昔，终不脱苏州惠氏汉学之牢笼矣。子高尝与友人论学，谓：
世事纷纭，师资道丧，原伯鲁之徒，咸思袭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于前，无知之人和之于后，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党振而兴之，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弊而维圣教在是矣。此札与张星鉴，即据张氏戴子高传转录。
　　此则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陈兰甫，虽知汉学考据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据则逃于空疏不学，故乃徊翔于汉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秋、论语以接径于政事。不悟训诂考据可言家法，如干、嘉学者所唱「以汉还汉，以宋还宋」之论，即以家法治训诂考据也。政事义理不可言家法，政事义理贵能通今而实践，训诂考据已不够，何论守家法！若言政事义理而尊家法，则其极必近于宗教。其后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视孔子，子高所叹「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实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颜、李之与章句家法，此乃绝相违异之两事，子高好颜、李，由激于时病；而治公羊，则逐于时趋；治公羊而归宿于西汉之家法，则困于传统。[颜李与公羊]子高智不及此，尚不能辨西汉章句家法与颜、李事物身世之乖异，而兼信并好之，则子高亦为一不脱时代束缚之学人也。俞樾序戴氏管子校正，谓：「子高，陈硕甫高足，实事求是，深恶空腹高心之学。」此见子高仍为干、嘉汉学传统也。惟陈氏以家法求毛诗，犹未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则失之甚远耳。[戴子高之制行]又李慈铭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戴望子高，湖州附学生，游匄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改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则子高制行多可议。大抵道、咸以下学人，虽薄考据，转言义理，而其行己操心，尚颇有不逮干嘉考据朴学诸先生者。风俗之日趋卑污，正足以证见考据朴学之流弊也。
六　沈子敦
　　当嘉、道之际，尚有一人焉，虽不为常州公羊之学，而其砭时论世之风，颇有似于定庵者，其人曰沈垚，字子敦，浙江乌程人。生嘉庆三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1798－1840年四十三，游京师，馆徐星伯松家，星伯极推其地学之精，然子敦之学实不仅于此。其居京师，为徐星伯、姚伯昂元之、沈匏庐涛、徐莲峰宝善诸人修书，惟以糊口，颇欲别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论两篇，一曰立名，一曰风俗，则子敦[论学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饰虚名之谓。……古今治乱之故，系于当时之好尚。周、汉而下，大概人争立名则世治，人争殖利则世乱。西京盛时，争为长者名，东都则以至行过人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业济世为名，宋之士大夫以节高古人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则一。以济世为名，则随时隆污，惠泽必思及下，故其功丰。以节高为名，则遇贤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节，故其望峻……二者虽异，有裨于世道人心则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实士大夫砥砺名节之效……若夫殖利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战国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祸起。魏、晋之人好利，而刘、石之祸起。后魏宣武后，朝士多贪鄙而河阴之祸起。唐大中后，令狐绹以贿用方镇，而庞勋、朱温之祸起。刘刻落帆楼集卷四
　　其风俗篇云：
[沈氏对于当时风俗之记载与批评]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卷四
　　子敦二论之意，盖特有感于时病而发。尝谓：
览观史册，于古今利病，亦略识其梗概。今日风气，备有元、成西汉两帝时之阿谀，大中唐宣宗年号时之轻薄，明昌南宋时金章宗年号、贞佑金宣宗年号时之苟且。[阿谀轻薄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呜呼，斯非细故也。叔鱼之贿，孟孙之偷，原伯鲁之不说学，苏、张不信古人，有一于此，即不可终日。今乃合成一时之风俗，一世之人心。呜呼，斯岂细故也！卷八
　　又曰：
看到风俗人心，可惧之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有元、成时之阿谀而无其经术，有大中时之轻薄而无其诗才，至明昌、贞佑时之苟且，则全似之矣。卷十与吴半峰
　　又曰：
都下人物，祇是[无性情节概]。今所以发靡骋之叹者，亦廉耻道丧、风俗颓败故也。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来论述里中钱粮，日重一日，此事今日无可告愬。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聘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卷九与许海樵
　　又曰：
[学术欺人]大概近日所谓士，约有数端：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术也。或略窥近时考证家言，东钞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此又欺人之一术也。最下文者，文理不通，虚字不顺；而秦权、汉瓦、晋甓、唐碑，撮拾琐屑，自谓考据金石，心极贪鄙，行如盗窃，斯又欺人之一术也。三者同一欺人，而习语录者最少，习考证者亦以无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术，则贵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膴仕者，踵相接。卷八与孙愈愚
　　此子敦对于当时学术风气所下之谳辞也。问其何以致此，则子敦颇归咎于干、嘉以来考证之
　　学。尝曰：
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卷八与孙愈愚
　　又曰：
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垚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卷九与许海樵
　　又曰：
前明人学问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乱得失之故，大率有得于中，故立朝则志节凛然，宰一乡一邑，亦有实政及民。今人动诋前明人为不通，而当世所推为通士者，率皆冒于货贿，昧于荣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觉，是尚可为通乎？譬之于身，前明人于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滞，而心体通明，自足以宰世应物。今人于一拇一指，察及罗纹之疏密，辨其爪之长短厚薄，可谓细矣；而于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徧识，况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尚可为通乎？……居家则父子责利，处世则势利相倾，贪冒之习，纰缪之论，积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卷八与张渊甫
　　夫治学而专务为琐屑之考据，无当于身心世故，则极其归必趋于争名而嗜利，而考据之风亦且不可久。子敦又言之曰：
数十年来学者……闻见自夸之人多，读书贯穿之人少。闻见须有所凭借，故奔走形势之人，既得润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学自命。贯穿非空山静坐，默而好深沉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饿死于荒江老屋之中……无怪好学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读书二字，今殆将绝矣。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况但拾其唾余，以瓦砾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羣奉为读书人。而不工世俗之书，不为昏夜之乞，虽有瓦砾之耀，终于进取尺寸无获。故以瓦砾耀者，亦落落不数见。卷八与张渊甫
　　子敦寒士濩落，其言容有过激，而当时官方之颓败，学风之堕退，与夫世乱之不终日而起，亦从此可见矣。然子敦论学，似仍主从当时所谓汉学者入手，非能别辟一新径也。故曰：
今世原无通经之士，少知读书者，不过从事于形声训诂之学。谓形声训诂非君子进德修己之学则可，谓穷经而可不先从事于形声训诂则不可。卷八与孙愈愚
　　又曰：
君子有高世之才学，必先能为时贤之所为。[沈氏之入室操戈]夫唯为时贤之所为，而觉不安于心，乃能创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为疑；成一己之独是，而在人不以为惑。韩昌黎唯能为世俗之文，故能独创为古文，程朱唯能贯串注疏，故能独成己说。遗书具在，不可诬也。卷九与许海樵
　　盖当时朴学风气已衰，子敦交游中，颇有欲唱高论，弃训诂考订不务者，故子敦言之如此。此犹方植之所谓「人心厌于考据，则且逃而为虚无，故先为之罗以张之」也。然则子敦论治学，实仍遵干嘉旧辙，非能有所摧陷。其论立身行世，亦不愿轻尊宋儒为名高，谓：
宋儒先生律己甚严，自处甚高，而待人则失之不恕……今之士大夫，其贤者每皮傅宋儒……言语步趋，矜矜以宋儒为继。而其居官也，见善不能举，见不善不能退，民之厄困不能救，处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函，辞官之牍，若未尝见而读者，而于无甚关系之事，言必称朱子。凡所以求于人者，无以甚异于利禄之徒；而其出于给人之求，转不及利禄之徒犹有豪侠之举。则是阴用小人之术以图利，而阳借君子之名以蕴利。宋儒先生有灵，必疾首痛心于斯人……矣……[然而宋儒实有过高之弊]……先辨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饿死二字，如何可以责人？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古有此训。宋儒亦以自励，非只以责人也。……垚尝谓东汉之人清，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务责己而不责人者，东汉之人也。人、己俱安于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处于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世而欲振厉之，惟东汉处士之行，责己而不苛求于人，最为践履笃实而无弊耳。若鲁斋治生之言，则儒者之急务，能躬耕则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卷九与许海樵
　　其论宋儒流弊，颇似戴东原，而当时所谓「宋学家」底里亦从可见。卷七有记汤侍郎告门生语一篇，尤证当时治理学者之伪而陋。其主儒者当躬耕习艺以治生为急，又似颜习斋。惜乎子敦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不能如习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东汉人之践履笃实，则义理之于制行，犹树木之有根，必壅植之以土，今不究义理之源，而空羡制行之美，是无土以培其根，而望树木之长养，不可得也。然则子敦虽蒿目时弊，而亦无以为易也。
　　[龚沈两氏之相似点]子敦与定庵同为浙人，生同世，龚先沈生六年，沈先龚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边事。而尤似者，则同以不工小楷困于场屋，定庵既为干禄新书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谓：
近日风气，于进取一无可望，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君子处此世，但可读书自淑以求无媿而已。……今世不工胥吏书，即一领青矜，恐亦不可得。卷十与丁子香
　　又自谓：
垚书札每多沈痛语，后人观之，当深悲其所遇。……与故人诸札，虽未得性情之正，然与时下不着痛痒语大异。卷十与丁子香
　　子敦之所遇，即龚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为得性情之正，然皆与同时不着痛痒者异矣。
七　潘四农
　　龚、沈同时，复有讥论时风可相参证者，曰山阳潘德舆，字彦辅，别号四农。生乾隆五十年，卒道光十九年，年五十五诗文有养一斋集二十五卷。其言曰：
今之士大夫，学愈博，愈薄程朱为迂疏空陋不足仿效，遂致一言一动，疾趋快捷方式，攫取势利。世方安平无事，而士已浮伪不可托矣。此盱衡风俗者所深忧也。养一齐集卷十八陆丞相集序
　　又曰：
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严气厉色，督以峻刑，亦莫能胜。徒发愤太息，不知由于数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学者率深嫉讲学，成此风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后官箴、民俗、生计、狱讼交受其弊也。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
　　又曰：
合四海之众，数十年之久，争为考据、词章与八股文之皆异乎圣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学术，而求其心之必恶利、必嗜义，是犹射鱼而指天也……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欲救学术，则非复位取士之制不可。不复位取士之制，士习所趋，如众水汹汹东下，欲以孑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浇俗，是又以篑土障河也。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四农固以老孝廉，久不得志于有司，所遇与龚、沈似也。四农之言政制，主革科举，此并世前后言者多矣，尤着如包世臣、陈兰甫其言学术则一主程朱，与依违于博雅考订者异焉。其言曰：
程朱之学，近则目为空疏迂滞而薄之，其说岂必无所见，然人心风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者，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合乎圣人之罅隙，又笑其于经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不知此特文学有所不备，其德行、言语、政事，荦荦大者，固孔孟以后不可无之人。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为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卷十八任东涧先生集序。按：此颇似沈氏「今人之通达不如前明人不通」之论，皆开陈兰甫之先声也。
　　然四农极推程朱，而亦言程朱之失，与拘固称「正学」者复不同。其言曰：
世无虚静之圣学，而宋、明儒者好言之。驯至讲「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虚至静、无中含有当之者……此陆、王之学，与佛、老何异？卷十六天下之大本说
　　又曰：
凡言「静存养，动省察」者，宋、元、明诸儒之言，汉、唐之儒未之言也……言存养始孟子「牛山之木」章……养与不养，全在旦昼之所为……未尝云念未动时先有存养之功也……天地无一时不行，而不动之理自在其中……圣贤功夫只在已发时。……自程子有存养未发之说……遂有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者矣……遂有教学者静坐时看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者矣……以予意断之，不如并去存养未发之说，为更截然无流弊也。卷十六戒慎恐惧即慎独说。按：此篇辨朱子解中庸此语之误，遂推论及于程子。
　　又曰：
程子谓孔子圣人，颜子亚圣，孟子大贤……又曰：「学者必学颜子，方不错。孟子才高，学之恐无依据。」又曰：「孟子有英气，最害事，不若颜子之浑厚。」夫孟子之博学详说，所以能知言者，即颜子之博文。孟子之存心养性，所以能养气者，即颜子之约礼……今以此论学，乃东汉黄叔度、陈仲弓之行径……非圣人所谓智周万物、道济天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在春风中坐一月」之说，遂有「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之说，遂有「教人且静坐」之说，遂有「圣人怒在物不在己」之说，遂有「主一无适为居敬」之说，遂有「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之说，速有「凝然不动便是圣人」之说。皆非圣人之教之纲宗也。卷十七读孟子
　　四农所以辨正程朱之失者在是，然曰：
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在人。程、朱识其大者，汉、唐诸儒识其小者，同上
　　则四农论学，依然偏向此边也。四农又善论文，曰：
文于士大夫之行为末……然文乃气之所为也。一人之文，观一人之气；一世之文，观一世之气。假使一世之文，至于媕阿纤仄，悉无直气，则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于尊崇其廉耻，培养其直气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士气之信屈，天下之利病治忽系焉……居京师数年，所见士大夫，多假诗古文以鸣，而明白正大之气，与古人彷佛者，未之获也。卷二十二答鲁通甫
　　四农邑人有[鲁一同]通甫，尤相得。四农以诸葛武侯、陆宣公朗之，然亦未有所申展，要之皆江、淮间志士也。
　　又按：道光以来，言士风积弊而推本于汉学者，其例尚多不胜举。吴江[张海珊]，字越来，谓：
谈经训者，专攻宋人，浸淫至今日，而其祸烈。穿凿于故训文字之微，张皇于名物器数之末；鄙理学为空言，斥廉耻为小节；嗜货利，竞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诃为「利禄之途然」者，岂不信欤？小安乐窝文集记收书目录后
　　福州[陈寿祺]，字恭甫，谓：
昔者孔子恶乡愿，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程、张、朱子辟禅学。然杨、墨以下，其人率严取与，谨出处，与陋儒薄夫相去千里。……今则皆无患此，举世攘攘熙熙，为利往来，耽耽跾跾，而无所止，尚何暇伪忠信，貌廉洁，标为我、兼爱与讲明心见性之学哉！今世之药石，在乎明义利之辫而已。左海文集卷三义利辨
　　又曰：
呜呼！今日士行之偷，尚可言哉！自其束发知书，父兄师长汲汲然日督以科举之业，其子弟俛首听命，亦皇皇以一衿一第之得丧为荣辱。幸而弋取之，一旦莅官临政，内竞职司之凉热，外揣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沉得失，日往来胸中至熟；礼义廉节之大防，荡然颓溃而莫知所守；立人济物之要道，概乎未之有闻也。故其人率猚诟亡耻，媕娿苟安。卷七书雷翠庭先生闻见偶录傅鹏起事后
　　又曰：
仪征阮夫子、金坛段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卷七孟氏八录跋
　　又曰：
近日学者，文藻日兴而经术日浅，才华益茂而气节益衰，此人心世道之忧也。卷四答段懋堂先生书
　　此皆可与龚、魏、潘、沈之说相阐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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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曾涤生　附：罗罗山
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1811－1872年六十二。家世力农，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及其祖始向学；父老儒，县学生员。先生以道光戊戌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七迁为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
曾氏学术渊源
　　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尝谓：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又曰：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羣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其弊也，杂以谶纬，乱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定为义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着为功令。至今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阙隙攻难为功，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欤？文集七赠钱献之序
　　又曰：
说经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时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诸贤所持汉学，与明以来讲章诸君何以大相过哉？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
　　姚氏晚主锺山书院讲席，门下着籍者，有上元[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尤称高足。按：此据曾氏欧阳生文集序。方植之年谱以管、梅、方及刘开孟涂为姚门四大弟子，不数石甫。管氏集中屡言士习吏治，谓：
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因寄轩集初集卷六与朱干臣书
　　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立功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二集卷二说士上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愞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初集卷六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
　　而其拟言风俗书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以古言之，历历不爽。清承明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兢，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埸屋策士之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弊，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恒，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盖国家之于明，鉴其末流而矫之过正，是以成为今之风俗也……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标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奋激而必兴；无志之徒，亦随时而易于为善。不出数年，而天下之风俗不变者，未之有也。初集卷四。又与朱干臣书，谓「乡者私作议俗一篇，以为当今之风，坏于好谀而嗜利」云云，与此可互观。
　　异之有深议能持论，惜乎未极其年寿。姚氏卒后，其辈行最尊推祭酒者为[梅伯言]。梅氏亦本其师姚氏之言以为言，尝谓：
昔李文贞、方侍郎苞，以宋、元诸儒议论，糅合汉儒，疏通经旨，惟取义合，不名专师。其间未尝无望文生义，揣合形似之说，而扶树道教，于人心治术有所裨益……其解经虽不必尽合于经，而不失圣人六经治世之意……后之学者，辨汉、宋，分南、北，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应经义、不倍师法为宗。其始亦出于积学好古之士为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厉。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贤义理之学，涉之惟恐其污，矫之惟恐其不过。因便抵巇，周内其言语文字之疵，以诡责名义，骇误后学，相寻逐于小言辟说，而不要其统。党同妒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谓愈于空竦不学者也。柏枧山房集卷五姚惜抱九经说书后
　　此即姬传赠钱献之序之意也。又曰：
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节亢行，无所激而施，而专务于通经博古之学，则大科鸿博之士彬彬出矣。岂非士之趋舍，一视乎时之所贵贱为盛衰哉！
　　又曰：
以一时之习尚，使后世谓士气不可伸，而名贤亦为之受垢，驯至清议不立，廉耻道消，庸懦无耻之徒，附正论以自便，则党人者亦不能无后世之责也夫！卷四书复社人姓氏后
　　又曰：
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卷一臣事论
今以士之有类于商贾负贩，而谓用商贾负贩无异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终不出。卷一士说
　　此等即异之拟言风俗书之旨也。今读其集，于当时吏治之窳，民心之不就宁，大祸猝发之无日，无往而不流露其深忧焉。桐城派古文家，议者病其空疏。然其文中尚有时世，当时经学家所谓「实事求是」者，其所为书率与时世渺不相涉。则所谓「空疏」者究当何属，亦未可一概论也。同时有临桂[朱琦]伯韩，亦为姚氏学，为名实说，亦足见当时士风之一斑。其言曰：
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身之便安不暇计，世之指摘不敢逃也。谨厚、廉静、退让三者，可以安坐无患，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不争趋此？故近世所号为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当其峨冠襜裙，从容步趋于庙廊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深沉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桥舌莫敢言，而藏身之固，莫便于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其究乡愿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
　　而[姚莹]石甫，与其邑人[刘开]孟涂，于汉宋是非，主持益坚，诤辨尤力。李慈铭日记有评石甫中复堂集一则，于石甫尊宋诋汉门户之见，颇有纠弹。谓：「其覆黄又园书谓：『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壤，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云云，尤猖狂无理。道光中年以后，时事日亟，正坐无读书人耳。夷变时，当国者潘、穆二公，非能为汉学者也。广事坏于耆龄、琦善、奕山，江事坏于牛鉴，浙事坏于乌尔恭额、伊里布、奕经、文蔚，闽事坏于颜伯焘、怡良，皆不识一字者也。而御史陈庆镛一疏，最足持当时朝局之弊，陈固汉学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谓：「惜抱先生孤立于世，与世所称汉学诸贤持异趋。夫惜抱以郎中告归不出，诚为恬漠。然汉学诸贤中，若西庄<王鸣盛>以阁学左迁光卿时，仕仅五稔，年力方盛，遽遂杜门。竹汀<钱大昕>以少詹，抱经<卢文弨>以学士，皆清华首选，毕志名山。兰皋<郝懿行>官户部十余竿，不转一阶。此岂皆出姬传下者？他若顨轩<孔广森>之纯孝，北江<洪亮吉>之孤忠，皋文<张惠言>之鲠直，虚谷<武亿>之廉峻，鄦斋<李赓芸>之循良，南江<邵晋涵>之清介，以论风节，奚媿宋儒？而檠斋<金榜>、左海<陈寿祺>，则锐屣词林；子田<任大椿>、颐谷<孙志祖>，则投簪台府；小雅<丁杰>、孝臣<李惇>，终身进士；里堂<焦循>、叔辰<汪龙>，绝意公交车；懋堂<段玉裁>、申耆<李兆洛>，宰县而早归；溉亭<钱塘>、仲子<凌廷堪>，注令而改教；又岂以郑、许为系援，虫鱼为钓弋者乎？」李氏所举，颇足为汉学雪诬。门户之见，持之已甚，均足以启不平，易地则皆然也。又刘孟涂文集卷二学论上、中、下，卷三上莱阳中丞书，卷四与蒋砺堂、上汪瑟庵，卷五与朱鲁岑，卷六姚姬传寿序、沈晓堂寿序，卷七论语补注自序诸篇，于人才风俗、教化政术之间，颇善持论。刘氏以才气为干谒，同时侪偶或未之推敬，要亦足见当时桐城派古文家持论之一面。此一派也。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湘学之两派]嘉、道之际有善化唐鉴镜海，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垿皆从问辨，涤生亦预焉。唐氏为学案小议十五卷，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传道，余为翼道、守道，涤生为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贺长龄与唐氏相友善，倡为[经世致用]。邵阳魏默深受知于安化陶澍，为贺长龄编辑经世文编。湘阴左宗棠亦客陶氏，相与缔姻；而胡林翼则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孙鼎臣芝房，亦治经世学，为刍论，至以洪、杨之乱，归罪于干、嘉之汉学。湖、湘之间讲学者一时风气如此，此又一派也。吴廷栋字竹如，生长桐城，持论亦颇有与管、梅诸人近者。其复沈舜卿书，谓：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
　　其于当时风俗之颓败，与夫贤有志者之所以为自处之道，尤可谓言之深切而着明也。
曾氏之风俗论
　　涤生之来京师，盖犹得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左右采获，自成一家。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其言曰：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文集一原才
　　此文所论，与上举吴竹如复沈舜卿书，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笃。所谓「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干、嘉鸿博尚考订者已不知。此种意念之复活，则唐、吴诸人相从讨论之效也。然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涤生之言曰：
天之生贤人也，大氐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聿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峯、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文集一陈仲鸾父母七十寿序
　　又曰：
朝有媕娿之老，则羣下相习于诡随；家有骨鲠之长，则子弟相习于矩矱；倡而为风，效而成俗，匪一身之为利害也。同上
　　夫将以己之所趋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刚直之性，所谓「寸衷所执万夫非之不可动」者固不胜其任。至于媕娿回枉柔靡之徒，极其至不过如朱伯韩氏之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而止，决不足以转风习而振人才可知也。涤生之所提倡，其秉诸性者曰刚直，其见之事业者则曰[忠诚]，涤生又言之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鸣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羣伦，历九州岛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文集二湘乡昭忠祠记
　　拙与诚者之处世，又有其必具之心理焉，曰不求报。涤生于此尤力言之曰：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以相证慰，何其陋欤！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瓌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乐以终身，无所于析，何所为报？文集二圣哲画像记
　　涤生又有一名言，曰[「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此即其不祈报之理论，实即历古儒家相传义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书亦谓：「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饿倾，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此实曾氏一至坚碓之观念，亦即其毕生事业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积其不求报之心理，而渐济之以学业，则其见之于外者曰[器识]，涤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一黄仙峤诗序
　　凡涤生理想中之人格，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者，其规模大率如是。则试问当时之习俗又何如乎？涤生复贺耦庚书有云：
[曾氏对于世风之嘅叹]窃以谓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卷一
　　此书在道光庚子，按：是年即沈子敦卒岁。当时官方士习，可参读子敦章犹远在大乱未起之前也。其复彭丽生书有云：
足下称「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云云，国藩私见实与贤者相脗合。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书有云：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则已在咸丰癸丑，洪、杨过长沙而北，奉命办团防之后矣。又曰：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挢之之苦衷也。书札四覆黄子春。道光三十年，咸丰初立，涤生应诏陈言，谓：「京官通病退缩琐屑，外官通病敷衍颟顸。故习相沿，但求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难，国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与朱伯韩名实说并观，皆足为当时官方士习之写照也。
　　又曰：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与龙翰臣
　　又曰：
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书札五与胡咏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书札九覆吴竹如
　　又曰：
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二十与胡宫保
　　又曰：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豪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书札十二覆陈俊臣
　　此则已在咸丰辛酉，胡润芝、唐镜海卒年军兴逾十年，而言之犹如是，则当时人心世习积弊难返之情，概可见矣。自此以往，涤生名位日高，责望日重，驰驱军旅，虽大难幸平，而忧谗畏讥，日惴惴于晚节之不终保。己未覆胡宫保，已有「我辈指目者多，预保得此后不大错谬为佳」之语。又辛酉覆胡宫保，谓「乱世之所以弥乱，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风力之劲，正坐好让；公之稍逊昔年，亦坐此耳」之语。又覆毛寄云，谓：「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贻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覩合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此亦辛酉语。则涤生态度之趋而益谨，尚不待平难后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氐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举事，贵在因俗立制，昕谓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则曰：「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船山>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孰视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此皆可见涤生之处境及其意态之逐渐转变也。盖转移习俗以陶铸一世人才之至愿，在涤生固未尽酬。此所以涤生个人，虽竟其戡平大难之勋业，而晚清中兴，仍未有起衰转泰之新机也。又曾氏与袁小午，谓：「迩来军务渐平，时局之艰难，迥非咸丰年间可比。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须援资按序，各循常调。即昔之勋望赫奕者，今亦祗能循分供职。无盘根错节，则利器末由显著。近日贤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于此。然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来示以少年盛气蹈厉无前者，不宜以孟浪绳之。昔在道光之季，国藩饫闻此等议论，盖尝深恶而痛惩。今虽衰孱无似，决不欲效此摸棱意态，消磨举世之英气。特狂狷两途及所谓蹈厉无前者，亦殊不数数见。而来函所称心事如青天白日，忠爱诚恳出于天性，尤为罕觏，是则似有数焉存乎其间，而自媿引针拾芥之无具也。」此函写出曾氏晚年世态及心境，尤可含味。
曾氏之礼论
　　干、嘉以来，士习官方日坏，其弊由于学术之偏蔽，而其征见于当时汉学家之好诋宋儒，涤生[于此，颇致箴砭]，谓：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羣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文集一朱慎甫遗书序
　　又曰：
近世干、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按：此说本方植之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文集二书学案小识后
　　然于汉学家长处，亦不一概抹杀，尝谓：
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文集二汉阳刘君家传
　　又曰：
天下相尚以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姚惜抱尝论毛大可、李刚主、戴东原、程绵庄，率皆诋毁程朱，身灭嗣绝，持论似太过。……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书札二十覆颖州府夏教授书
　　又曰：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文集一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
　　礼家。其言曰：
干、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书札十三覆夏弢夫
　　又曰：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文集一孙芝房刍论序
　　又曰：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襃然冠首，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按：蒿庵与亭林同时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文集卷二圣哲画像记
　　本此以衡量清儒，故为圣哲画像，首顾亭林，次即秦蕙田，而又以杜、马与许、郑并列，谓：
[许郑与杜马]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同上
　　又曰：
许、郑、杜、马、顾、秦、姚鼐、王念孙，引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同上
　　涤生此种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其论清儒实事求是即朱子格物穷理之旨，与章实斋论汉学为朱子嫡传之说，不谋而合。其论亭林学术，推本扶植礼教之意，较之四库馆臣论调，超越甚远。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纽，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其据秦蕙田五礼通考定礼之轮廓，较之颜、李惟以六艺言古礼者，亦遥为恢宏。且其言礼，又能深领「礼，时为大」之意，以经世悬之的，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迥不侔焉。尝谓：
国藩于礼经，亦尝粗涉其藩……所以沮滞而不达者，约有数端。盖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庙，而郊祀祼献之节，宗庙时事之仪，久失其传，虽经后儒殷勤修补，而疏漏不完。……军礼居五礼之一……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类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古礼残阙若此，其它虽可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书札二十七覆刘霞仙中丞
　　涤生同时交游中，有汉阳[刘传莹]茮云，持论与此绝相类似。涤生谓：
刘君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亭林以理义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书札一与洪琴西
　　又曰：
往者汉阳刘传莹茮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闲尝语余：「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从。」又曰：「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国藩则大韪之，以为知言者徒也。文集一孙芝房刍论序
　　此皆二人议论之极相似者。大体论之，涤生论学态度，以当时汉、宋畛域言，毋宁谓较近于汉学，此尤见其能自树立，别择审当，非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所可比也。又其言礼，本之杜、马、顾、秦，亦几几乎舍经而言史矣。盖苟求经世，未有不如是。同时[龙启瑞]翰臣，有致冯展云侍读书，亦谓：
治经自是学人第一要义，而求其有裨实用，则史籍较经为多。荀卿子曰：「欲观后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经术固不可不明，然……如徒拘于章句训诂，则是俗儒之学。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则井田、封建，用之于古则治，用之于今则乱。……故空谈经学，正如夏鼎、商彝，无适于用。要惟约其理而反之于身，因以推之于世，而不泥于其迹者，庶有当焉。然则今日之学，亦先学其有用者而已。
　　此种意见，渐成为道、咸以下一般之通见，[惟所以犹必徘徊于经、史之间，以经世归之礼者，其间盖有微意。窃谓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宋儒亦时运所凑，非程朱私意所得而把持驱率也。故若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曾氏之文章论
　　涤生论学，尤重文章，谓：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故窃谓今日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为要务。书札一致刘孟容
　　此盖本当时汉学家「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之说，而微变焉者。[文章与训诂]求明古书之精义，固不能专治其训诂而忽略其文章也。又曰：
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缋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同上
　　此等议论，皆所谓毋宁较近汉学之例也。故曰：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同上
　　涤生论学规模，大体如此。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语亦见圣哲画像记。姚氏在文学上之贡献，本在其古文辞类纂之选集。凡其明流变，定类例，亦皆不越考据一门；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经义耳。故曾氏亦谓姚氏虽不能比于古之作者，而终以百年正宗推之也。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龂龂徒为传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曾氏与何廉舫书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梅，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经则十三经，史则廿四史暨通鉴，子则五子暨管、晏、韩、吕、淮南等，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于集部之书皆赝作，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渎，另行编列；其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今按：涤生之学，务为通大体而致于用，故能融会羣籍，采其精英。稍前惟章实斋，同时如陈兰甫，所见有与此略似者，然犹皆偏于读书人气味，故事业之成就不大。此虽运会所凑，而学术精神之轻重向背，亦非偶然也。
附：罗泽南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幼贫甚，十岁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十九即训蒙餬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踰三十，始补学官附生；踰四十，始补廪膳生，举孝廉方正。未几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罗氏学术大要
　　罗山交于同邑刘蓉孟容，又馆善化贺修龄、贺长龄家，与唐镜海及湘阴郭嵩焘兄弟往来，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盖一时湘学风气然也。其与郭意城书云：
学问之道，至今日卑陋极矣。词章之士，奉对偶音律之文以为拟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异之士，语品行则涉于福田果报……语经济则惟考求海防、河务、盐法、水利，以待用于斯世……迹其所学，但胜于窃取富贵者之所为……要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功利与性分]不知君子之学，淑身淑世，为性分内所当为……苟不务此，徒向枝叶上用功，纵做得伟然可观，终是三代以下品诣，三代以下作用；况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终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罗山尝谓：「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贵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罗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谓：
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户萧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复，人欲日以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已尽备之于草野之中。及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色，已措天下于盘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书
　　其素所抱负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确然有以自建树，异于常人。然则所谓人才本于学术，而当时汉学家徒事训诂考订，蔑弃义理不谈者，其弊害亦从可推见矣。罗山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行为用。尝谓：
人之所以禀乎气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尝或异。有人于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损抑，其人则为和平之人；其性柔缓，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则为刚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
贤人以健行，故能尽道义而全性天。……凡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莫非分内当为之事，亦莫非尽人所能为之事。然而……求其能尽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庵说
　　又曰：
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节义，节义岂必时穷而后见哉？天下无事，士人率以名节相尚，处则浴德澡身，出则为斯民兴利除害，斯世必不至于乱。即乱矣，相与倡明大义，振厉士气，当万难措手之际，从而补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于未乱之先，弭于既乱之后者，惟赖有此耿耿之心为之维系其间耳。卷五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凡此皆罗山未出任事时之言也。及其历身戎行，仍本昔日之所信守者以为之。故曰：
天下无难事，视乎其为之而已。以其难为，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谁做？古人事业，固无有不从艰难中做出者。卷六与曾节帅论责成重任书
　　又曰：
或者斯民劫数未尽，故稍缓时日。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卷六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山任事之精神，处处见其与往昔之所以为学者本末一贯，表里相通，彼非所谓「功名出于道德」者耶！[罗氏著书]所著书，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剳记、人极衍义诸种，虽精理名言，或前人发之已尽，未必多所创辟，然蓄之当躬，见之行事，斯理虽常，世运则变，如日月之丽天，光景常新，固非必欲别出一境凌驾古人者之所与知也。然则治近世学术者，必谓考订训诂为务实，道德义理为蹈虚，是盖未之深思耳。罗氏有小学韵语序一篇，论此尤慨切，其言曰：
道光戊申，课徒左氏芭蕉山房，日与诸生讲小学、大学之方。诸生以朱子小学一编，为人生必读之书，惟……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为之撮其大要，辑为韵语……方欲锓之木，而粤匪之祸起矣。自戊申以来，迄今九年，一夫倡乱，祸延东南，天下弦诵之声，或几乎熄。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驰驱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一死生，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利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学术与世难]一日有变，昔之所谓迂者，奋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其愚不可及者与！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窃幸诸生克自奋发，不负其平日之所习。尤顾其益相策励，日亲当代崇实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学术。学术正，则祸难有不难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战已也。咸丰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谓：「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宇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渐灭故也。」又答胡润芝，谓：「世之言吏事者，动言才情，不知才生于情，情苟不至，才于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聪明才力，用之于揣摩迎合、承奉竽牍之间，而实意之及于民者益鲜。即有时勉自振作，奋欲有为，亦动于近名干誉之心，非其隐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此等见解，均可与罗山正学术之旨相发明也。
　　惜乎罗氏献身锋镝，一时羣从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于兵戎之间。祸难虽平，而当时师弟子所欲正之于学术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于世，使晚清世运，如沉疴之偶瘥，积痗之小间，撑持之力有已，倾覆之势未变。此则治曾、罗诸人之学术者，所尤当为近世中国命运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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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陈兰甫　附：朱鼎甫
传略
　　陈澧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生嘉庆十五年，卒光绪八年，1810－1882年七十三。少肄业粤秀书院，年二十三中举人，六应会试不中。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老为菊坡精舍山长。
著书大要
　　[东塾之时代]东塾生当干、嘉盛极之后，身值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正朴学考据盛极趋衰风气将变之候，而东塾为其过渡之人物。自谓：「少好为诗，及长弃去，泛滥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无不研究。」东塾集与人书「中年读朱子书，读诸经注疏、子、史，日有课程。」自述其书著者，有声律通考十卷、书成于咸丰八年，东塾年四十九切韵考六卷、书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东塾年三十三外篇三卷、书成于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东塾年三十九又着[汉儒通义]七卷、东塾读书记十五卷。通义创始咸丰四年，自记刻成于咸丰八年。据胡锡燕跋文时北方乱正炽，英、法联军于七年十一月陷广东省城，总督叶名琛被捕；东塾挈家避于横沙村舍。年四十八通义大旨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自述及通义自序其意与干、嘉盛时惠、戴所唱「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者迥殊焉。其书仅亦纂辑之体，自着条例，谓：「凡所录皆经部书，史、子、集皆不录。又汉儒说经多有本，如韩诗外传多荀子语，但韩氏既取入外传，则是汉儒之书，故亦录之。」又谓：「集众家之说分类为书，汉有白虎通，宋有近思录，今兼仿其例。专采经说，白虎通之例也；题某家之说，近思录之例也。每一类中，各条次第以义相属，则仿初学记之例。」通义序录初稿凡三千条，嗣乃多所删削，而成今书。其删削亦具微意：其于诸家书，如孟、京易说存者寥寥，犹采录一二，而马融之说则不采。其于一家之书，何氏公羊注则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则不采。其于一字之义，白虎通训「臣」为「坚」则采之，说文训「臣」为「牵」则不采。此于人品、学术及当世之弊，各有深意存于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义之相属，尤取两义之相辅。盖取汉儒二十二家之说，会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胡锡燕跋其论撰之用心如此，与当时学者博嫥于字义训诂，名物考订，以及龂龂为汉宋门户之辨者，固自异焉。惟其书既限于辑录，又所录专采说经之书，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去取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然通义特东塾中年一纂辑之书，尚非东塾重要之著述。论其精心结撰，为毕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东塾论学之全部意旨者，当推其晚年所为之[读书记]。其书远始咸丰六年，东塾年四十七初为学思录，至同治十年东塾年六十二大病几殆，撰自述，述生平著书学行大要，则读书记尚未成书也。今自述刊读书记首自后乃思力疾缀学思录旨要为读书记，至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自订读书记凡十五卷付刊。行状及七年，年七十二又自定读书记西汉一卷。其卒后门人廖廷相编录付梓翌年而卒。其书良可为东塾晚年巨著。首孝经，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也。此据郑康成六艺论次论语，谓论语及五经之錧辖也。此据赵邠卿孟子题辞首辨论语「学」字义旨，次及「仁」及「一贯」，又次论孔门四科成材之大要，又次为论语言五经，又次为孔门诸贤，又次为历代注说论语诸家；全书条理俱如此。所论皆各书宏纲巨旨，要义大端，融会贯串，有本有末，不尚空谈，不事繁证，而一字一句之音训，一名一物之考究，有不务焉。卷三为孟子，尤东塾所好。自述首论性善大义，次孟子述五经，次孟子称述古人，次孟子论狂獧，次孟子论治乱，阐发详明，指陈剀切，尤东塾论学要旨所寄也。卷四至卷十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亦皆举大纲，删小节，而于干嘉诸儒为学偏弊，尤多诤辨。如论易驳惠定宇，驳张皋文。论尚书驳江艮庭，谓：「蔡传亦有易伪孔传而甚精当者，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论诗，谓：「有毛、郑之说实非，朱子之说实是。拘守毛、郑，不论是非，为汉学之病。」论周礼，谓：「周礼乃古之政书，治此经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论仪礼，谓：「近儒经学考订，正是朱子家法。」又谓：「古今同有之礼，倍宜钻研；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论礼记，谓：「讲道学者必讲礼学，不然则不成，此尤有关千古学术。」论春秋三传，主参取不主墨守。此皆针对干、嘉以来学风而发也。卷十一为小学，谓：「仁字、敬字，后儒讲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传其精意。」此则传述阮氏意见者。卷十二为诸子，备引各家可取语而折衷于儒。卷十三为郑康成，谓：「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其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按：陈寿祺恭甫刻五经异义疏证序已论及郑、许异同，方植之书林扬觯「著书争辨」条下引之。此层东塾乃沿恭甫之意而益进者。又谓：「自非圣人，孰无参错？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既失博学知服之义，则开露才扬己之风，由失郑氏家法故也。读郑君周礼序，所谓如入宗庙，但见礼乐器；读何邵公公羊序，则如观武库，但覩矛戟矣。郑学非何所及，可于两序见之。」卷十四三国，多辨郑玄、王肃异同。卷十五朱子，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又谓：「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又曰：「朱子时为考证之学甚难，今则诸儒考证之书略备，几于见成物事矣。学者取见成之书而观之，不甚费力，不至于困；至专意于其近者，尤为切要之学。而近百年来，为考证之学者多，专意于近者反少，则风气之偏也。」又谓：「朱子既谓穷理必在乎读书，又以读书为第二事、第二义，穷理为第一事、第一义，然则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也。除此第二事、第二义，更无快捷方式。若以为第二而轻视之，则误矣。」凡读书记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语、孟两卷精言义理，郑、朱两卷极论方法，尤为全书骨干。其五经诸卷则对当时经学上诸重大问题，综述前人成绩，附以己见，虽亦箴切时病，而与方植之轻肆诋诃者不同，亦与章实斋之主于史学而评经学者有异也。
东塾遗稿
　　东塾读书记主汉、宋兼采，勿尚门户之争，主读书求大义，勿取琐碎之考订，而其书本身，即为一至佳之榜样。盖东塾不欲以空言启争端，而求以实绩开先路。故其书对当时学风弊端为东塾所不满者仅时时露其微辞，引而不发，不肯为直率之攻击也。然东塾读书记本由晚年整理平时剳记诸稿而成，而其平时积稿，为[读书记所未收者尚多]，今犹往往流传人间。近年广东岭南大学购得东塾遗稿钞本六百余小册，标题有默记、学思自记、学思录序目、杂论学术，及经史子集诸目，皆读书记之前身也。曾摘要刊载其一部于岭南学报之第二卷第三、四期其中议论，虽读书记所未收，而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为读书记已刻诸卷之引论。且其畅言当时学风流弊，尤为考论干、嘉以下汉学所以穷而必变之绝好材料。其书流布未广，故重为摘录以见梗概。读者持此以读读书记之刻本，必更有以见其著书立说之所以然。而东塾之有意于引人入郑君之宗庙，不愿示人以何氏之武库者，其意尤可思也。
东塾论汉学流弊
　　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书者或不识。其意乃畅写之于未刊之遗稿。此如章实斋讥弹汉学，着文史通义，书不遽刻，而待之身后。然今观实斋全书，其评核汉学，大抵辞旨隐约，非善读者不深晓。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学者尽推章氏文史见解，而当时所以挽风气、砭经学之深衷，则知者尚尠。东塾之生，尚在实斋卒后九年，及其中岁，汉学流弊益彰着，故东塾之笔于书者，与实斋显晦大异。[东塾与实斋]然其书亦未刊，使其遗稿不复见于今日，则读其读书记者，亦不必尽能揣见当日论学之渊旨。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以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
　　经学家所以自张其门户者，则曰古圣贤之义理存是尔。然经学之流弊，则极于专务训诂考据而忘义理。[东塾论汉学流弊]东塾论之曰：
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楝，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忽忘义理]
　　又曰：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
　　经学家既专务考据训诂而忘义理，遂至有不读经、不读注疏者。东塾论之曰：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汉儒训诂精矣，唐人训诂虽不甚精，然亦岂尽不识训诂者？何不先于汉、唐注疏训诂不误者而求其义理乎？
　　又曰：
试问今之说经者，非欲明其文义乎？明其文义之后，将再读之乎？抑置之不读乎？若置之不读，则明其文义何为也？若明其文义，将再读之，则注疏文义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读之乎？何以文义已明者不读，而独觅其文义未明者而读之乎？愿经师有以教我也！[专务说经而不读经]
　　又曰：
说经者，欲经文明白无疑也；欲经文之明白无疑者，将以讽诵而得其义也。若既解之明白无疑，而不复讽诵以求其义，则何必解之乎？且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也；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而已矣。解经而不读经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之人读之而无疑可也。」然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而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
　　故初务于训释考据者，其意在求经籍之易读，而风气所播，相率以趋于训诂考据者，其弊必至于置经籍而不读。此犹章实斋所讥：「专尚襞续补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今苟专尚训释考据，则使圣人遗经大义明白，无待考释，彼亦且无所用心也。继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则曰好难而忽易。束塾论之曰：
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朱子亦尝言之。近人则先其难者，故大误也。
　　专务训诂考据，则遇明正通达处转不留意，惟择其难晓者，以可施考释之功也。循此为之，流弊又起。一曰琐碎，不务明正通达而务其难，则往往昧其大体而玩其细节，其必陷于琐碎无疑也。东塾论之曰：
韩非子曰：「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行有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今之讲经学、小学者，往往纤察微难而非务。[考据繁琐]余非不能考据繁琐者也，水道、声律、切韵三书，可谓繁琐矣，特不欲效近人说经解字繁琐之习气耳。东塾论清儒，颇推江永、程瑶田，此等处路径极似。
　　又曰：
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此一段竟似为近代经学言之，句句字字说着近儒之病。
　　其又一弊则曰好胜，苟专务其难以求施我考释之功，则前人学术大体有不暇问，而惟求于小节僻处，别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东塾论之曰：
王西庄云：「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凿空翻案]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谓博学以知服。读书记卷十三郑学篇，论近儒失博学知服之义，开露才扬己之风一修，已见上引。又卷八仪礼下引毛西河、汪尧峯、程易畴，皆着其轻议古人之失。
　　又曰：
读书者若平心静气，自首至尾读之，于其误者考而辨之，则虽言经误可也，况注疏乎？若随手抽阅，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则言注疏之误亦僭也。[随手抽阅]
　　又曰：
若真读注疏，自首至尾，于其疎误而驳正之，虽寥寥数语，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读之，随意翻阅，随意驳难，虽其说胜于先儒，而失读书之法。此风气之坏，必须救。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经学者，贵乎自始至末读之、思之，整理贯串发明之，不得已而后辨难，万不得已而后排击。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古人，有裨后人，此之谓经学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阙之，此之谓经学。」
　　又曰：
高邮王氏述闻之书善矣，学之者则有辨。如十三经注疏，卷卷读之，句句读之，不紊不漏，其无疑者熟而复之；有疑，然后考之；考之而有悮，然后驳之，然后自为说以易之。既自为说矣，而又思彼说果误，我果不误欤？然后着于书，如是则善矣。若随手翻阅，搜求古人之悮而驳之，而自为说，虽条条的确，弗善也。若乃古说不误，而自为说误，则更不足言矣。读书记卷十一小学下极推阮元，而于王氏不甚谀。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有一条，谓：「二王治经，精审无匹，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事，则通人之蔽。」可参看。
　　又曰：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随书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凌次仲与焦里堂书云：「足下不融会礼经之全而观之，仅节取其一二语，宜乎多窒碍也。」论路寝书此最中近人学问之大病。但能全观礼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作经解耳。[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不融会全体]
　　此皆言以好胜之心读书，专务小节，不暇通体细玩之病也。继此则复有一病相连而俱起者，曰[浮躁]。东塾论之曰：
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自注：「阮文达公题凌次仲校礼图诗云：『浅儒袭汉学，心力每浮躁。』」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此条见读书记卷九礼记
　　东垫又曰：
余尝言近人多言朴学，然近人之经学，华而非朴。
　　又曰：
近来朋友说经者，只乾隆、嘉庆数十年间学派，若与论康熙、雍正以前学问，便不晓得，何况汉、唐、宋耶？云汉学者，妄语耳！[媚近忽远]
　　此皆箴当时学风浮躁不实之病也。李慈铭日记有一条云：「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徧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徧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闲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观此云云，正与东塾为同感矣。东塾又尝列举当时经学诸弊而总言之，[总说经学诸弊]曰：
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近儒异。著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以骈体加于古文之上。无诗人。门户之见太深。辑古书太零碎。原文下有「汉易、虞氏易、泰誓、孟子字义疏证、孙渊如讲天文」凡十九字。盖东塾于此诸端均不满，特举示例，拟加箴砭也。今论惠氏汉易、张氏虞氏易，见读书记卷四；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已引见戴东原章。
　　凡此诸端，皆为当时汉学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则以风尚既成，俗士羣趋，淳者渐漓，真者日伪，学术之变，必至于弊，固不独清儒考证之学为然也。东塾又论之，曰：
讲道学者以经书为讲学话头，作时文者视经书为时文题目，讲经学者看经书为经解题目，而五经之道亡矣。
　　此言道学、经学与夫时文科举之学三者之异途同归也。故曰：
彼徒以讲经学为名士，则其所作经解，不过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说可取，而其心并不在圣贤之经书，此不得谓之读经书之人也。试问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经书所言以做人否？[以讲经为名士招牌]因读震川论科举之学，感而书此。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其心皆不在圣贤之经书也。
　　故一种学术之渐盛而成为风尚，乃至为俗士所羣趋，则必漓其本真，而终变为争名逐利之具。虽其流弊之为态有不同，而其情则一。学术之弊至于是，而复有一象必相随以俱来者，曰贵近而贱远。盖近者即风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争名逐利之心趋风尚，自亦以争名逐利之心贵乎其主风尚者尔。东塾论之曰：
我未见贵远而贱近者也，大都贵近而贱远耳。于近时之风气，则趋而效之；于古人之学术，则轻而蔑之。自宋以来皆如此。宋儒贵周、程而轻汉儒，[近儒贵惠、戴而诋宋儒]，吾安得贵远贱近者而与之论学问哉！
　　是又汉、宋学术末流同归之一例也。东塾深叹之，曰：
解释辨论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叹！虽圣贤复起，殆亦无如之何。宋、明讲理学如此，今人讲经学亦如此，即晋之清谈、唐之禅宗亦如此。
　　由是观之，不徒清儒经学、宋儒理学为然，即推而上之，以至于唐之佛学、魏晋之玄学，及其成风尚而为俗趋，则学术全成口说，而[躬行心得者少]，虽圣贤无如何，是又末流同归之一例也。学术之弊至是，则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东塾又言之曰：
四库全书野趣有声画简明目录曰：「元杨公远撰。其诗不出江湖之派，盖风气所趋，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经学、小学，尤[为风气所趋]，其有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而自拔之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又曰：
风气之坏，至今日而极，无事不坏，盖数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当其间，虽发愤著书，岂为过乎？
　　故知东塾之在当时，实目击汉学家种种流弊，而有志于提倡一种新学风以为挽救者也。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果何如？东塾尝自言之，曰：
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着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东塾集卷四复刘叔俛书，时为同治十二年，东塾年六十四
　　盖当时经学流弊，专务为零碎之考解。东塾亦固习为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经学之微言大义]，与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以为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东塾所谓「考之不胜考，解之不胜解」，方植之亦有此论。东塾又谓：「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曰利』，义理愈绌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盖舍义理大体而为琐碎之考释，则漫无统类，考释不可胜穷。而自考释本身言之，则「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其事即穷，后来者不得不别寻材料，别为考释。故专惟考释是务者，其事乃以有穷而无穷，非愈趋于繁碎无统类不止也。东塾又曰：
仆近年为学思录……以拟日知录。……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读书记与日知录之比较]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术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政治人材学术三者之关系]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今于此书之末，凡时文、试律诗、小楷字，皆痛陈其弊。其中发明经训者，如论语之四科，学记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恶乡愿，言之尤详，则吾意之所在也。东塾文集卷四与胡伯蓟书。时为同治三年，东塾年五十五，上距始为学思录已八年。
　　但论学术，不尚博闻，尚博闻往往琐碎无统类，论学术则务乎大体，尚博闻往往与身世无涉，论学术则所以作人才、经世务。此又不同之一端也。东塾又明辨之曰：
[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之辨]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不独士大夫之学为然，即老博士之学亦然。老博士专明一艺，其余诸书岂能皆求甚解哉？
　　士大夫之学在观大意，而博士之学在精考释。然考释必依附于大义。大义既昧，则考释无统，而陷于琐屑。故曰「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难自立」也。然东塾重大义，亦不废考据，其言曰：
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句句读书考据，勿使稍堕一偏也。读书记全书体例即如此
　　又曰：
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断不可轻议；若轻议之，恐后来从而废弃之，则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国初以来之渊博，断不可顺其风气而一空之也，但当取义理以补之耳。学思录必须有一段说明此意。今读书记卷十五论朱子，谓「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是也。已见上引。
　　又曰：
近人有诋汉学而以程朱为言者，试问为程朱之学，能不读程朱之书而考证之乎？原注：「尝见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迹者。」务科举而荒陋，因懒惰而空疏，而以程朱借口，程朱岂荒陋空疏者？试问其曾读程朱之书否，则无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懒惰而安于空疏，将来此等议论盛行，读书种子绝矣。大可忧也！
　　又曰：
世之不学者，或以务科第，或以乏书籍，而欲入于作者之林，则诋考据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畴、阮文达，则可以诋汉学矣。
　　又曰：
凡风气必有所因而转之，若今忽然举程朱道学以教人，则必无应之者。且讲道学而不读经，则亦非程朱之学也。专经而明理敦行，此汉以来[学术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读书记用意，实欲因当时共尚之经学，转移当时共尚之风气，所由与章实膏、方植之诸人不同也。又按：此两条意近沈子敦。
　　又曰：
汉儒之书，有微言大义，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颇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谓「微言绝，大义乖」矣。宋儒所说，皆近于微言大义，而又或无所考据，但自谓不传之学。夫得不传，即无考据耳，无师承耳。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原注：「汉儒得传，宋儒得不传，皆未可尽信。」
　　此东塾所主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之说也。余观东塾立说，其力主大义，以及挽救风气之说，颇似章实斋；其论汉学流弊，颇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袭。实斋导源浙东；植之本于桐城；而东塾之学，渊源似在学海堂。[东塾论学渊源]象州陈献甫小谷避乱至粤，与东塾交好。其补学轩文集，议论与东塾相通者甚多，东塾为序盛推之。小谷卒，东塾为之传，独举其经世之见，拟之东汉王符、仲长统；而东塾著书颇不涉经世，此则其异。要之一时风尚之变可征也。
　　其浸沉于汉学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谋为转变。故其论学尊阮元，阮元建学海堂在甲申，时东塾年十五。十七应学海堂季课。二十五总督卢坤选高才生肄弃学海堂曰专课生，而东塾为举首。三十一岁举为学海堂学长，自是遂为学长十数年。<以上均见学海堂志>三十二岁赴会试，过扬州谒阮元。<自记>三十五岁又以赴会试，谒阮元于扬州。四十岁复北上，阮元已卒。曰：
阮文达公诗书古训，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此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我辈宜崇尚之。读书记小学卷极尊阮元，已见上引
　　是则东塾讲学，所谓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者，其实仍是经学盛时惠、戴所称「古训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解。东塾之意，不过欲挽汉学末流弊病，勿使放滥益远，成所谓零碎纤屑、无关要紧之经学，此亦东塾语而惟以发明古训大义为经学考释之范围耳。故曰：
余为学思录，凡无当大义者皆删。
　　此一语可见东塾讲学宗旨。而所以求大义者，则东塾之意，似仍不出于古训。本此而有教人细读注疏之说，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于切要处用心力，于不用心力处惜精神。愈繁难，愈从容为之。耐繁难者养性之功，求易简者心得之学。见解贵高贵通，功夫贵平贵钝。」此即由细心求大义之教也。曰：
[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醵之文，无益无用者，置之。」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原注：「师心之说，无本无原者，弃之。」此学思录大恉也。读书记论语卷即主以读书解「学」。
　　又曰：
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读书记朱子卷有「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一条，已见上引。
　　则东塾所谓汉、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义理，而当时经学家则专务训诂考据而忽忘义理，故兼采宋儒以为药。至于发明义理之道，大要在读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说下侪于汉注唐疏之笺焉。故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与其谓之兼采宋儒之义理，毋宁谓其特重汉、唐之注疏也。今读书记中推尊汉、唐注疏之意随处可见其言曰：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东塾集卷四示沈生：「经学者，非谓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说；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择一家为主而辅以诸家；此之谓经学。若随意涉猎，随手翻阅，得一二句，辄自出其说以驳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驳我，我能胜之否？甲胜之矣，先儒解全经，我但解一二句，相去岂不远哉？奉劝足下，收敛聪明，低头读一部注疏，勉为读书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读一部，辄欲置喙于其间，此风断不可长，戒之慎之！」
　　又曰：
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大有益。学思录必须说此，不止知经学之本原也。
　　又曰：
毛、郑、赵、何、王、孔、贾七家注疏，须发明其精善处。
　　此皆东塾提倡读注疏之说也。东塾谓[「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乱」。东塾劝人读注疏，可使心性静细，此当时学者之实病，亦即东塾之苦心。然何以劝人必读注疏？东塾之意，在使人求义理，求义理必于经，注疏则说经之书也。宋人非不言义理，然或无考据，语见前引故不如注疏之依经为说。此东塾之旨。故东塾又言：
余[不讲理学，但欲读经]而求其义理；不讲文章，但欲读经而咀其英华；不讲经济，但欲读经而知其所法戒耳。
　　此彻头彻尾之读经主义也。又曰：
能寻味经文，则学行渐合为一矣，经学、理学不相远矣。按：此仍是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见解矣。人通一经而详味之，此真汉学也。学思录当大提倡此学。
　　又曰：
专习一经以治身心。吾之学，如此而已，此学思录宗旨归宿处。
　　然则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扼要言之，可谓是[人通一经]之学也。何以谓之人通一经？易辞言之，即人读一部注疏之意也。东塾自标学思录大恉，其首条即为劝经生读一部注疏，故知人通一经，即是劝人读一部注疏也。何以必劝人读一部注疏？以当时学者懒而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东塾谓足以乱天下，故特举此以为对症之药也。东塾又自言之，曰：
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排王肃而尊郑君者，欲救近时新说之弊也。排陆王而尊朱子者，恐陆王之学将复作也。另一条云：「姚姬传、方植之、李申耆，陆、王禅学将兴。」今按：方植之攻汉学考据，亦恐此后陆、王禅学将兴，东垫此条意不知何指？岂谓似姚、方、李之反对汉学，则此后陆、王禅学将作乎？故今读书记仍是十分汉学考据之面目也。凡此等处均见当时学者目击汉学流弊而无从开辟一新门径，彷徨烦闷，莫知所适之概。着此书非儒生之业也，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也。
　　东塾讲学精神，在[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今经学之弊已极，然若径舍经学不讲，则恐陆王复起。欲惩今弊且防后弊，则莫如劝人读注疏。故东塾又曰：
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干、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郑朱并行汉宋兼采]
　　此见东塾讲学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谓讲郑学、讲朱学，在东塾之意，仍是劝人读注疏耳。此细读读书记郑学、朱子两卷自见故我谓当时学者之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实当时之实病，亦即此见东塾之苦心也。当时学者既若是其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而专涉猎小节，寻其碎义，不问其平正通达之大意，而惟择取难解难详之训诂考据，以见己长而求胜乎古人，纵博学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于心术，而害及人才。故东塾论学，常求一反其弊，归本乎心术、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推挹亭林]此条见读书记卷三
　　东塾读书记所以拟日知录，其意亦欲转移人心，自比于孟子、亭林。而东塾又谓「大凡变法者，渐则行，骤则不行」。文集卷二科场议东塾乃欲以渐变。当时学者方相矜以经学，故东塾以读注疏通一经之说进。其言则在注疏，其意则在心术，此又东塾论学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治经，则东塾亦不以读一经注疏为说。其文集有与周孟贻书云：
前者在学海堂，足下问读书法……因劝足下专治一经。……归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专经非性所近也。……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仆劝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读之，又取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十书熟读之，然后披览百家，提要钩玄，一一如昌黎之所为，而尤以孟、荀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学，一一奉以为法。积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虽与李习之、皇甫持正如骖之靳不难也。仆尝叹天下之言文者，谁不称昌黎……昌黎诚不易学，而亦实无学昌黎者。此等议论极通明，其主因才成学之意颇似章实斋、焦里堂。东塾早年为学从诗文入，与朴学家专治经籍、小学者意识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称昌黎，而实无学昌黎者，其病正犹言经学者之不读经、不读注疏也。东塾论学，既主于古人中择师，故亦重视师法。其言曰：
[师法必宜守]而不失。盖学问文章议论能为人师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虽大，而其人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谨守其法耶？
　　东塾本论语而言四科，使学者各就其性之所以专攻乎其一，又言博学知服，欲学者博学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极言师法不可废，欲学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学。凡此云云，皆深砭乎当时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务于碎义以求胜古人者，而特举读注疏以示例。今善推东塾之意，特谓未有不肯细心读一部书，专摘小节以难前人，而可以谓之学。则真学者自必细心读书，求其大体，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虚心向学，而无先以求胜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术正，学风变，而人才自此出，世运自此转。[东塾论学真意]此东塾提倡新学风之微旨也。东塾以此深推郑君与朱子，不仅以郑、朱弭汉、宋之门户也。以两人之学，皆深细博大，足以药当时之病。否则以懒且躁之心习，而骤开之以微言大义之说，彼且舍其繁碎，逃入空疏，则为陆王矣。东塾盖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陆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懒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郑学，则兼宗主与不同；言朱学，则兼考证与义理，其详已见上引此等处皆见东塾论学之斟酌尽善，博通而无偏碍也。东塾又自言其为学曰：
时习论语、孝经、孟子，粗览诸经注疏、宋儒理学、周秦诸子，略涉礼乐、律数、训诂、音韵、天文、地理、文章、诗词。余之学如此耳。
　　[反约与时习]何以曰时习论语、孝经、孟子，此东塾反约穷源之说也。东塾谓：
书以甲部为主，疏解繁多，约之以郑君、朱子。经文浩博，约之以孝经、论语。约而又约，则学而一篇而已。
　　约之于孝经、论语者，即采取郑君、朱子之意见也。何以于粗览诸经注疏之外，复旁及诸子、理学以至天文、地理、训诂、音韵、文章、诗词之繁博，此东塾[博学知服]之说也。其博学之精神，亦有似于郑君、朱子遗稿有学思录要指一则，可以见其为学之涯略。今复摘录如次：
[学思录大指]：／劝经生读一部注疏。见上引救惠氏学之弊。见读书记卷四、五救高邮王氏学之弊。见上引辟王阳明之谲。分别士大夫之学、老博士之学。见上引辨语录不由佛氏。参读文集卷四复戴子高书明朱子之为汉学。见读书记卷十五于晋人尊陶公，明其非诗人，非隐逸。辟老氏流为申、韩、李斯。见读书记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发明狂狷之说。见读书记卷三发明性善。见读书记卷三发明论语学而章。见读书记卷二发明学记。见读书记卷九发明四科之说。见读书记卷二拈出以浅持博。参读文集卷四复王倬甫书。又与王峻之有云：「浅非浅尝之谓，即约之谓，约而易知之谓也。」尊胡安定。见读书记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欧阳之病。参读文集卷四跋欧阳文忠公集发明昌黎之学。参读文集卷四与周孟贻书昌言科举八股之害。参读文集卷二科场议三篇明训诂之功。见读书记卷十一分别内传、外传之不同。见读书记卷六指汉易之病，拈出费氏家法。见读书记卷四标出礼意之说。见读书记卷八标出诗谱大指。见读书记卷六辨周礼之谆。见读书记卷七。按：谆字似误发明礼记之体裁。见读书记卷九标举孝经为总会根源。见读书记卷一标出中庸「博学」五事为中庸之妥此字似误要。辨格物。见读书记卷九辨明德。同上引申格物补传。同上。卷十五感时事。辨别先师名臣之不同。拈出陆清献「书自书，我自我」之语。考周末儒者。见读书记卷十二说自己著书之意。明郑学维持魏晋南北朝世道。见读书记卷十三引申阮文达春秋学术之说。见读书记卷十辨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论语言理欲一条明辑古书之功与其误处。明读书提要钩玄之法。／以上三、四十条乃其荦荦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见于读书记，其为学之精神细广大，博通而无偏碍，盖诚深有得于郑君、朱子之风者。东塾尝自言：
四十岁以前，不知读书；十年来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时只开得基址颇大而不能起屋，垦得田地颇宽而不能种禾。
　　观其学思录要旨，真所谓「基址颇大，田地颇宽」矣。此等气象，与东吴惠氏之专言汉学者不同；与高邮王氏之专事训诂者亦不同；与休宁戴氏之别辟新说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义疏证之所为者又不同；与当时经学家之各为经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于屑碎不务得其大意者复不同；与同时及其后起之所谓公羊今文学派，专讲孔子微言大义，而发为非常可怪之奇义者更不同。而读东塾之书者，皆确然认其为一经师，终不得摈而不预之经学家之列也。凡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论之：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惟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治经籍一依注疏，谓宋儒义理特如汉、唐注疏之笺，其说更可商。观其读书记所得至明通，至坚实，而仍无以出当时经学家之范围，以视颜、章诸人，户牖一新，以豁人明照于天地之别一方者，固稍逊矣，然其砭流俗，挽风气，防弊杜渐之意，则与二家皆近，而于实斋为尤似。今日者，学风之坏，有甚于东塾之当年。士情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东塾忧之，所谓足以乱天下者，方复见于今日。安所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此余于东塾之一编，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
附：朱鼎甫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义乌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绪二十年甲午，1846－1894年四十九。光绪二年进士。官至陕西监察御史，上疏论事，劾及内侍李莲英，降主事，告归。张之洞聘至粤，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
鼎甫论学语
　　鼎甫至粤，陈兰甫卒已五年，然两人论当时汉学流弊颇相合。鼎甫谓：
[鼎甫论汉学流弊]有学问，有学术。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已，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无邪堂答问卷一明儒学案质疑
　　又曰：
[嘉道后无名臣名儒]李次青国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后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琐琐者当之。经学虽盛，亦复得失参半。学术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汉学诸公不得辞其咎也。佩弦斋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而于干、嘉诸儒尤严词呵斥，不稍假借，谓：
干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杂存卷下复王子裳。答问评汉学弊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道，训诂皆博文之资；畔道以言文，训诂乃误人之具。」<卷一>「近人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卷二>又曰：「惠氏九经古义、臧氏拜经日记，殆类刘昭注后汉书，所谓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洁以登荐。」<卷一>　又曰：「西河东原，记丑而博，言伪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文存卷上>
　　推其弊源，则在[门户之见张皇之已甚]，故曰：
学得其正，则识日以明；不正，则识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为蔽也弥甚。干、嘉后经学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数。古之儒者，通经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穷经乃以自蔽，岂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谓形声、训诂、校勘、名物、天算、舆地之学，古人亦曷尝不从事于斯？俛焉孳孳，博观约取，汉、宋巨儒，盖无不如此；而近时学者，流弊独多，则以其张皇过甚之故也。天下事张皇过甚，则百弊丛焉，岂独学术为然欤？文存卷下复濮止潜同年书
　　而鼎甫以为干、嘉以下汉学最大流弊，尤在其蔑弃心性而不谈。谓：
言心言性，乃大义所从出，微言所由寓。汉学家独禁人言之，则无论周易一书专明性道，即四子书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贡谓性道不可得闻，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后学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借口此言，以文浅陋，则六经几可删其半矣。……[亭林习斋皆矫枉过正]顾亭林谓：「学者辨辞受取予，不当言心性。」夫辞受取予之节，孟子辨之至精；存心养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遗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鉴于明末心学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废方寸之良田，使之芜薉不治也。近儒乃专取之以佐其私说，不亦傎乎？原注：「颜习斋之学，大旨与亭林略同，皆矫枉过正者。」
　　又曰：
王学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则目自能视，耳自能听，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无所与。[戒人言心]此其为说，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于理欲之辨，未尝禁人言心，此则并心而去之，古所未闻也。按：此自阮氏以来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诃以为释氏之说……呜呼！误天下后世，而骛于口耳，相率为破碎无用之学者，非此言欤？孟子谓：「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问学。」盖德性尊，大体立，而后学问有所附丽，破碎支离，固不足以言学也。陆象山以此为宗旨，本不误，而欲以六经注我，则流弊甚大。圣门教人，学、问与思、辨并重。……去思以言学，近儒乃始有之，盍弗与读孟子？
　　其它鼎甫论汉学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论考证则谓：
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按：此言略近东塾，而较湛密矣。若汉之董江都、刘中垒、匡稚圭、扬子云诸人皆有此意，西汉之学术所以高出东汉也。／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训诂名物、典章制度无不讲求，倾羣言之沥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诵，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愈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识何以长？在乎平心静气以读书，一卷之书，终身紬绎不尽，返之于身，验之于事，而学识由此精焉。
　　又曰：
[引书与暗袭]引书备着出处，近例始严，以为可免暗袭。然暗袭与否，仍视其人，吾见着出处而暗袭尤工者多矣。古惟疏体如是，传注不拘。
　　论校雠则谓：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着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搉学术，洞澈源流。……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国朝诸儒，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干、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凌跨前人。[钱氏史学及王氏经学之短长]竹汀史学绝精，即偶有疏误，视西庄辈固远胜之。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王文肃、文简之治经亦然，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此学终古不废……第以此为登峯造极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则所见甚陋。汉学家诃佛骂祖，不但离文与行而二之，直欲离经与道而二之，斯其所以为蔽。若舍其短而专取其长，庸非三代小学之遗法乎？原注：「习斋于射与数略有所得，此亦艺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异，毋乃虚骄之气未除欤？」
　　又曰：
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板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其论博约，则谓：
宋学有宗旨，犹汉学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故学虽极博，必有一至约者以为之主，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六经无一无宗旨也。苟徒支离曼衍以为博，捃摭琐碎以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论虚实则谓：
异端以虚无立说，其弊固不胜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无」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虚」以言「实」……不知……凡物皆有虚有实，非实无体，非虚无用，以实触实，未有不激者也。[虚实之辩]近人以「虚灵」二字出于道家，不可以状心体，然则心体固当实而蠢乎？……读书穷理，实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读书实也，穷理虚也；实事实也，求是虚也；虚实相资为用……近人惟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学所以可贵者，以其本末兼尽也。……孙夏峯言：「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当泻，姚江没而天下之虚病当补。」此夏峯述张逢元之言窃谓夏峯之言未尽确，若汉学家乃正当泻者耳。
　　鼎甫之见，仍主[汉宋兼采]，谓：
有义理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此较戴东原、姚惜抱所举，多经济一类，可征当时思想风气之变。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干、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此仍主汉、宋兼采之说……如黄梨洲、顾亭林、江慎修，皆汉、宋兼治，学博而识精……故国初学术为极盛。干、嘉以后精深过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与江郑堂汉学师承记见解相反。[东原与西河]……戴东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气，博辨之词，与毛氏西河相近。当时海内翕然从风，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诋之已无完肤矣。此知学贵定识，不必随时俯仰也。按：此即章实斋勿趋风尚意。杂存卷上复傅敏生妹婿
　　盖清初学术所以胜干、嘉者，正以其犹有宋学之精神；而干、嘉以下尊汉斥宋之见，则亦不得不谓清初诸儒已开其兆，故曰：
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此陈兰甫所以有汉儒通义之作。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此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所为作。汉、宋诸儒，无不学贯天人，门径不同，及其成功则一。而宋儒义理之学，茧丝牛毛，析之不极其精，斯发之不得其当。黄、顾二先生学问为本朝诸儒弁冕，高风亮节，亦足兴起百世，而持论时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后学相承，误人不浅。原注：「亭林不喜宋儒；梨洲虽承学姚江，而论义理多粗浅。」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此鼎甫自据干、嘉以下学风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责备清初诸儒之说也。鼎甫又谓：
汉学家所当辨者固无几。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时之著述。囿于一时风尚者，风尚既移，则徒供后人指摘矣。答问卷一国朝学案小识书后
　　此则非在汉学风气已衰、人心向厌之后，不能道此。不仅章实斋时绝不如此说，即陈兰甫著书，亦尚不如此说也。即此可见当时汉学颓波日衰日落之态。而鼎甫主张所以转换学风以开此后之新趋向者，则在史不在经。其言曰：
尝谓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徒沾沾名物器数，繁称博引，震炫一世，而治术、学术之广大精微者，转习焉不察。国事、人心，亦复何补？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
　　鼎甫论史学，清代惟佩钱竹汀，宋儒颇推郑渔仲。其言曰：「近时史学，惟钱竹汀为超绝，其精审固视渔仲远胜，而孤怀闳议，亦远不逮渔仲。」又曰：「干、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皆见答问卷一。
汉时史学未兴，太史公书、汉着纪之类，班志皆附于春秋。其经学即其史学。而去古未远，制度、风俗皆于经义为近，故致用在乎穷经，犹今人之言经济当读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汉之视周，犹今之视明耳。答问卷二评读汉书艺文志。又曰：「竹汀史学绝精，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杜君卿通典、秦文恭五礼通考，通经于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论学恒推之。」朱氏此等处颇与湘乡为近。
　　鼎甫此论极得实斋「六经皆史」之意。又谓：
学者不致力羣经而专讲六书，不博稽诸史而搜罗金石，异乎吾所闻。承平之世，学士大夫闲暇无事，出其余技，寄兴于斯，小道可观，贤于博奕。若时尝多故，旋乾转坤，儒者之责，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坚卓，乃能为学。……四部书当读者甚多，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答问卷四问金石
　　盖清自道、咸以下，内忧外患，病象日显，一时学者，羣悟文字考订之业不足挽世运，乃转而求为致用淑世。陈兰甫极言于先，鼎甫又继之于后，惟兰甫主教人治注疏，仍不脱经学牢笼，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经之论，更为透切也。鼎甫又谓：
学术与治术之分久矣，学与行盖亦未尝不分。逮至近世，则汉与宋分，文与学分，艺与道分，一若终古不能合并者。然窃考董、郑、程、朱之所以为学，进而求诸圣门之所以教人，则但有本末先后之分，而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为纤儿细士，与天地世界无预，此在黄梨洲已深论之，汉学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论，盖有鉴于当时汉学分析琐碎之病，而求有以为之合。[不徒求学术与治术合，又求学与行合]。盖仍主宋儒以来以修、齐、治、平为学之全量者。故曰：
学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齐、治、平之实。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此可见鼎甫论学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无邪堂答问]五卷。无邪堂者，南皮张之洞督粤时辟广雅书院课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绪己丑十五年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十八年秋成此书，自言：
将两三年来与诸生问答之语钞录成帙。其中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门类甚多，而不别分门类，似语录非语录，似札记非札记。汉、宋学术，务持其平……大旨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义理，而如汉学家溺于训诂以害义理者则不取；由义理探源性道，而如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汨义理者则不从。言治术必求可行……言时务必明大势……此书与干、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证，与干、嘉以后儒者之言则多不合，与吾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文存卷下答龚菊田刺史书
　　此鼎甫自道其书之大略也。又两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问为书，不能如东塾读书记之湛深而坚实。盖兰甫治学，仍循干、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故自鼎甫论学之态度言之，尚不能跨出兰甫以至实斋范围之外。如其崇宋学，尊朱子，见杂存卷下答陈生锺璋问王阳明学术发明孟子性善，见杂存卷下答周生梁基问苏颖滨驳孟子性善之说以辨戴氏字义疏证之失，答问卷三其论旨大体，皆近兰甫。其主治史通今以致用，遂力辨老、释虚无之义，答问卷二因深驳颜习斋之泥古无变，杂存卷上答某生而并及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答问卷三其大意在规崇古而奖达变，亦无以异乎实斋之所持。而年仅中寿，无以赴其所志。故答问一书，遂若抨弹之高，过于建树，泛滥之广，胜其持守，徘徊汉宋，出入经史，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
　　[鼎甫与康长素]当鼎甫时而清代二百年经学复有轩然大波起为最后之一浪者，厥为公羊今文学之说。鼎甫亲与南海康有为相识，上下辨难，其事亦可记。将以并着于康篇，此故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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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康长素　附：朱子襄　廖季平　谭复生
传略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生清咸丰八年戊午，卒民国十六年丁卯，1858－1927年七十。祖赞修，官连州教谕，治程朱学。有为亲受教，有志为圣人，开口辄曰「圣人圣人」焉，里党戏号之曰「圣人为」。年十九，游同县朱次琦门。六年而次琦卒。光绪十四年戊子，有为年三十一，初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乙未，中日和议成，有为集各省公交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事。是年，成进士，复独再上书。南返，于上海开强学会。光绪二十三年丁酉，胶湾事起，适有为又赴京，上书陈事变之急。翌年戊戌，光绪命王大臣传见有为于总理衙门，有为上疏，论变法须统筹全局。又立保国会于京师。是年得蒙召见，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废八股，开学堂，汰冗员，广言路，方锐意为维新。有为又奏请行宪法，开国会。未几而政变作，有为出亡。盖所谓新政之设施，先后仅三月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游者十六年，足迹所至，遍十三国。组保皇党，与革命党相抗衡。民二归国，刊行不忍杂志，唱虚君共和之说。多掎摭时病为箴砭。民六，结张勋谋复辟，事败，避居美使馆，着共和平议一书，仍持夙见不少变。盖当前清时力主维新，举国目之为狂，至是力主守旧，举国又目之为怪云。所著书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孟子微、大学中庸礼运注、大同书诸种。
康氏之长兴讲学
　　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而长素学术生命可记者，则始于其长兴之讲学。长兴，羊城里名，长素以陈千秋、梁启超请，讲学于里之万木草堂，着[长兴学记]为学规。时光绪十七年辛卯，长素年三十四也。陈千秋为学记作跋，谓：
孔子剙造六经，改制圣法，传于七十，以法后王。虽然，大义昧没，心知其意者盖寡。汉之学发得春秋，宋、明之学发得四书，二千年之治赖是矣。国朝之儒，刳心绌性而宋学亡，经师碎义逃难而汉学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盗猖披，国命危阽，民生日顇，莫之振救，儒效既覩，而世变亦日新矣。吾师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爰述斯记……。其词虽约，而治道、经术之大，隐隐乎拨而檖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几焕炳。……缀学之士，知所趋向，推行渐广，风气渐移，生民之托命，或有赖焉。
　　此当时师弟子长兴讲学之精神也。长素亦自言之，曰：
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祇当著书，不当讲学。」……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荆棘，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
　　时长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划一境界，以自别于亭林以来清儒博雅之学矣。其所谓「孔子讲学之旧」者，大意谓：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按：长素此时，尚未专以礼运、公羊说孔教，故仍尊论语，与以后见解不同。逮既取公羊，则不得不舍论语。刘逢禄述何、戴望论语注，早已走上绝路，长素亦无从再进也。
　　因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如下：
志于道，四目：
一曰格物。言为学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不为物所引夺，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厉节。后汉、晚明之儒，皆以气节自厉。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卑污柔懦，终难振起。按：此说后亦不取，谓东汉虽美，未足尽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大道以多歧而亡，学术以小辨而惑。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则所谓小言破道，足收小学之益，决不能冒大道之传，则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独。刘蕺山标为宗旨，以救王学末流。按：格物、慎独皆宋学语，长素此后亦不取，谓孔子决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实行，不主训诂考订，与干、嘉以来风尚绝异。宋儒理欲之辨，为戴东原所极诋，今则以「存天理，去人欲」训「格物」，奉为入学之首义焉。因字义明经训，为惠、戴所盛唱，今则谓其决不能冒大道之传焉。曰厉节、慎独，则求返之晚明东林、蕺山，亦干、嘉诸儒所绝口不道也。
据于德，四目：
一曰主静出倪。
二曰养心不动。
三曰变化气质。
四曰检摄威仪。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广宣教惠。
四曰同体饥溺。
游于艺，四目：
一曰义理之学。原于孔子，析于宋贤。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
三曰考据之学。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博而寡要，劳而鲜功，贤者识其大，是在高识之士。
四曰词章之学。
学与时异，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学，较之戴东原、姚惜抱，多经世一项；此远起道、咸以来，近如朱一新诸人皆然。又以义理归宋，考据归清儒，皆其卓然异于干、嘉者。又曰：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谷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君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言语、文学亦发明二者。按：此亦长素初见，后乃专就公羊一路，谓论语非孔教正统矣。又此处所举尚不及礼运，知以春秋三世会通礼运讲大同，尚是后事。
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经学者，仅为士人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闻也。……
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犹导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
　　是谓汉、宋经世义理，分得孔门四科之旨，而清儒经学，实不得谓汉学。孔门四科之教，陈东塾已言之，然东塾不轻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干、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此长兴讲学之纲领也。至其教人读书则曰：
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着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之用，以求仁为归。
　　此处所举，首史籍，次理学，又次诸子，而干、嘉以来一切考据训诂必治之书不得与，此亦当时讲学态度之绝异于干、嘉者也。[梁启超记初见长素之情景]，谓：
余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岁中举，时年十八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
　　又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日课则宋元明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梁氏三十自述
　　当时长兴讲学，卓然与干、嘉以来学风划一新线之情景与其意义及影响，亦俱可见矣。然长素长兴规模，盖有所受之，受之其师[朱次琦]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学者称九江先生。亦南海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光绪七年辛巳，年七十五。1807－1881以早慧受知于阮元，为学海堂都讲。其学亦主融汉、宋，尝谓：
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着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师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则攻朱子为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彼考据者，不宋学而汉学矣，而猎琐文，蠹大谊，丛脞无用，汉学之长有是哉？……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讲学大旨
　　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为见复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故曰：「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为百世师。」故东塾教人，不免于读注疏，而子襄居九江，讲学礼山下，诏学者以四行五学焉。其言曰：
[礼山讲学规模]修身之实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读书之实五，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年谱讲学大旨
　　此四行五学，即长兴学记之所本。节目之间，大同小异，要之万木草堂之规模，袭取之于礼山，其事甚显。长素年十九，始从子襄问学，自谓：
未冠，以回、参之列，辟咡受学，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则先生年垂七十矣。光绪二年，九江年适七十也。才质无似，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俗学，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则舍康成，释紫阳，一以孔子为归。朱九江先生遗集序。按：朱卒光绪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谓在八年春，一误也。简朝亮编集九江诗文付梓，在光绪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绪三十四年，谓「先生卒，同门友议遗文，简竹居、胡少恺相约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二误也。康谓朱氏舍康成，释紫阳，恐特由融汉、宋之说而凿深扬高言之耳；亦不如简谱论学要旨一节为得朱氏真意。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谓：「朱先生极推尊韩昌黎，先师<康>谓昌黎道术浅薄，朱先生素方严，贵为猖狂，同学亦暗讥之。是年冬即欲束装归，明年别礼山草堂归卧」云云，见康氏在朱门，实未深契。
　　此长素自述师门宗旨，亦与长兴学记所倡导者大体脗合。故学记开首即云「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也。窃谓九江之有南海，盖犹蕺山之有梨洲，问学请业，皆在早年，而晚岁声名，远越师门。三百年学术，有此遥遥相对，足成佳话。惟梨洲自言：「始学于子刘子，志在毕业，不能有得，聊备门人之一数。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今不论朱、刘造谐深浅，惟九江之死，既尽焚其遗书，而南海奔波海内外，从政问俗之心殷，讲道治学之日浅，亦似无梨洲晚年一番境界。此则长兴学舍之成就，所由不能与证人并论也。
康氏之新考据
　　抑长素长兴讲学，所可大书特书者，厥为力反干、嘉以来考据之学，而别求辟一新径。然长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方长素讲学长兴，而已有[新学伪经考]之作。学记成于光绪十七年二月，伪经考序在四月，相差仅两月。伪经考刊成在七月「新学伪经」者，谓东汉以来经学，皆出刘歆伪造，乃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其书亦似从干、嘉考据来，而已入考据绝途，与长兴宗旨并不合，而长素不自知。且伪经考大意，亦已粗见于学记，谓：
刘歆挟校书之权，伪撰古文，杂乱诸经。……郑康成兼揉今古，尽乱家法，深入歆室。……国朝经学最盛，顾、阎、惠、戴、段、王，盛言汉学，天下风靡，然日盘旋许、郑肘下而不自知。于是二千年皆为歆学。……诸儒用力虽勤，入蔀愈深，悖圣愈甚……可谓之新学，不可谓之汉学，况足与论夫子之学哉！既无学识，思以求胜，则大其言曰：「欲知圣人之道，在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在识诸经之字。」于是古音古义之学，争出竞奏。以此求道，何异磨碑作镜，蒸沙成饭？西汉之学，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范说灾异，皆实可施行。自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沈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
　　推其意，不过谓干、嘉以下段、王所治古音古义之学，悉无当于治道世事耳。乃以牵涉于今古文家法，归罪于刘歆，若干、嘉汉学导源皆在歆，非无根不经之谭乎！汉儒家法，特博士章句之学，班孟坚所议「禄利之途然」者。至当时治古学者，大率务通大义，不事章句。莽、歆缘饰经术，施之政事，正是禹贡行河、洪范说灾异之类耳。长素以变乱博士之学罪歆，亦未深晓汉代学术真相。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犹长兴学记之言义理，皆有所闻而张皇以为之说，非由寝馈之深而自得之也。朱重义理，融汉归宋，廖主考核，蔑宋伸汉，精神意趣绝不同，长素左右牵引，知其于两家所涉皆浅。学记先云：「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而其下即云：「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一篇之中，自为矛盾，则已露两家冲突之破绽矣。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生咸丰二年，卒民国二十一年，年八十一。自称早年研求宋学，渐而开悟，主张尊孔。又谓：
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光绪二年，廖氏年二十五从事训诂文字之学，博览考据诸书。庚辰光绪六年，廖氏年二十九以后，厌弃破碎，专求大义。按：廖氏又称庚辰在家时专治春秋，则所谓「专求大义」者，即指治春秋也。此盖已受刘、龚诸家影响矣。
　　而及其成学，则专以分析今古为说。谓：
国朝经学，顾、阎杂事汉、宋，惠、戴专申训诂，二陈左海、卓人渐及今、古。论学三书与宋芸子论学书
　　其分今、古也，又自称有五变。
癸未：今古。光绪九年，廖氏年三十二。
戊子：尊今抑古。光绪十四年，廖氏年三十七。
戊戌：小大。光绪二十四年，廖氏年四十七。
壬寅：天人。光绪二十八年，廖氏年五十一。
　　此所谓「经学四变」也。见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序目，刘申叔摘本及戊午，民国七年，廖氏年六十八改去「今古」名目，归之「小大」，专就六经分天人、大小，则谓之经学之「五变」。五变记其书最先成者曰[今古学考]，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廖氏年三十五。自谓「不过初变、二变萌蘖之生耳」。五变记小注其书
据五经异义所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
　　然不久即变其说，谓六艺皆新经，非旧史。以尊经者作知圣篇，辟古者作辟刘篇。则所谓「尊今抑古」之候也。又后有[古学考]，谓：
丙戌刊学考……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古学考成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四月，廖氏年四十三。
　　此季平治经学，初主今、古中分，既则尊今抑古之大略也。
　　[康廖交涉]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谓：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按：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长素返粤，在光绪十五年己丑之冬，而移居羊城安徽会馆，则在十六年庚寅之春。」季平己丑在粤，庚寅至鄂，二人初晤，应在己、庚冬春之际。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按：此在庚寅春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甲午，晤龙济斋大令，闻孔子会典已将成……然则王制义证可以不作矣。生公说法，求之顽石，得此大国，益信不孤。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经话甲编一
　　又曰：
己丑在苏，晤俞荫甫先生，按：此当廖先在苏，后至粤也。极蒙奖掖，谓学考为不刊之书。语以已经改易……先生不以为然，曰：「俟书成再议。」盖旧误承袭已久……一旦欲变其门户，虽荫老亦疑之。乃辟刘之议，康长素踰年成书数册。
　　又曰：
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
　　又曰：
戊子以前，尊经友人撰王制义证，藁已及半，后乃散失……继闻康长素会典即是此意，即决意不作。
　　又曰：
丁亥，光绪十三年，廖氏年三十六。作今古学考。按：廖氏古学考序，自称今古学考刊于丙戌，此又云作于丁亥，必有一误。戊子成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按：据此则知圣、辟刘两书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苏见俞荫甫，曰俟书成再议」乎？抑犹未为定稿乎？大抵廖既屡变其说，又故自矜夸，所言容有不尽信者。昔李恕谷欲为毛西河作年谱，苦其自述先后紊乱不可据而止。以廖视毛，尤甚。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经话甲篇卷二
　　季平既屡屡自道其事，又亲致书长素争之，曰：
龙济之大令来蜀，奉读大着伪经考、长兴学记，按学记成书在康、廖会谈之后，所以中亦釆及寥说也。并云孔子会典已将成书。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后之人不治经则已，治经则无论从违，伪经考不能不一问途，与鄙人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欣忭何极！惟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今观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琅……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怀也。当时以为速于成书，未能深考……乃俟之五、六年，仍持故说，殊乖雅望。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今足下大名……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敛……又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按：应作郭象之谤。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鄙人难于酬答，是吾两人皆失也。天下之为是说，惟我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其中位置，一听尊命。谓昔年之会，如邵、程也可，如朱、陆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且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四益馆文集致某人书
　　龙济之至蜀在甲午，据前引经话甲编古学考刊于甲午四月，已引及伪经考，则龙之至蜀，应在甲午初春也。长素伪经考后序，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仁铸督学湖南，以之试士，而攻之者亦羣起，朝野哗然」。故季平谓「今足下大名，震动天下，百倍鄙人」也。是年二月，长素入京会试未第，六月归粤，七月清廷即下谕毁禁其书。季平与长素书当在其时；故有「久宜收敛」又「患难与共」之语，而犹未知毁禁之令，故书中亦未及。其曰「称引必及」，盖名士相标榜之故智。伪经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称引，自显姓字，故为古学考先两引长素伪经考云云，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报。盖长素骤得盛名，全由伪经考一书，公交车上书，尚在明年乙未宜季平健羡不能置。而长素则深讳不愿自白。然季平亦震于盛名，方期相为桴鼓，故书辞亦逊，而古学考亦未及长素攘己书事。及戊戌，长素得罪，季平亦尽弃旧说，则经学之三变，不复为今古之辨矣。
　　伪经考一案，凡季平之龂龂于其事者，具如上述。而长素则藏喙若噤，始终不一辨。及民国六年丁巳为伪经考后序，始稍稍道及之，其言曰：
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银塘之乡，读书澹如之楼，卧七桧之下，碧阴茂对，藤床偃息。藏书连屋，拾取史记，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按：此实无足惊疑者，辨详后……于是以史记为主，徧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徧考古文而辨之。……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按：撰伪经考在羊城，不在银塘，上文皆饰说也。长素又谓撰礼运注亦在银塘澹如楼七桧之下，亦饰说，辨详下。……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辨，或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它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或者不察，听其所言，则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按：长素先亦尊信伪周官，闻廖氏之论而变，今乃转以讥廖，亦一奇也。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此文有之。其回翔瞻顾，诚如季平所谓「进退未能自安」者。谓自刘、魏、龚以来疑攻刘歆者多矣，此特微见彼之所为不必出自季平，抑不悟其与伪经考初成书时所言异也。长素当日之言曰：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咸奉伪经为圣法……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成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沈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闇，有所待耶？
　　又曰：
孤鸣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难。然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闇曶……吾虽孤微，乌可以已！
　　则长素在当时，应不知有廖季平其人，不知有知圣、辟刘其书，且不知有刘、魏、龚诸氏而可。不然，知圣、辟刘之篇，固足以助我之孤鸣矣。此无怪乎季平之喋喋而道也。长素谓「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事亦有之，惟其事在后不在前。即季平亦自言之，谓：
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顷，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偪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由西汉以进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邹、鲁，言新则无字不新，言旧则无义非旧。前呈四变记摘本一册，求证高明，周璞郑鼠，不知何似？与康长素书。文载中国学报第八期，民国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盖时过境迁，季平已不守旧解，而犹未忘夙恨，故如此云云也。然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则亦一时之遁辞。此已在季平经学四变之后，有与江叔海书，谓：
忆昔治三传时，专信王制，攻左氏者十年，攻周礼者且二十余年，抵隙蹈瑕，真属冰解。后来改左传归今学，引周礼为书传，今古学说，变为小大，化朽腐为神奇，凡昔年之所指摘，皆变为精金美玉，于二经皆先攻之不遗余力，而后起而振救之。伍氏曰我能覆楚，申氏曰我能兴楚，合覆、兴于一身，以成此数千年未有之奇作。说详二变、三变，无暇缕述。四益馆杂着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作于民二癸丑夏六月四变记刊本初成之时。
　　是则积二十余年之攻驳，而一旦尽变其故说，此固三百年来考证诸家所未有。季平不自惭恧，转以为伍胥能覆，申胥能兴，覆、兴之能事萃于一身，自诧为数千年未有之奇，是何其与干、嘉以来所谓「实事求是」之意相异耶！夫既昔年之所指摘皆变为精金美玉，则方者尊今抑古之见，固宜如鹪鹩之翔寥廓矣。故季平又言之，曰：
足下谓吾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案学考平分今古，并无此说；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旧说已改，见于四变记中。答江叔海书
　　至是而又以尊今摈古之见，推为长素所发见，不惟不愿贪天功，抑若不欲分人谤，出朱入素，前后判若两人矣。夫考证之事，贵乎有据，所据苟确，则积证益富，历年益信。未有前据必摇，后说必移，一人之学，若四时之代谢，以能变为出奇者也。而季平顾不然，其言曰：
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
　　不幸而季平享高寿，说乃屡变无已，既为五变记，又复有六变。先号「四益」，后改「五译」，继称「六译」。及其死，而生平之所持说，亦为秋风候鸟，时过则已。使读其书者，回皇炫惑，迁转流变，渺不得真是之所在。盖学人之以戏论自衒为实见，未有如季平之尤也！而长素以接席之顷，惊其新奇，穿凿张皇，急成巨着，前后一年外，得书十四卷，竟以风行海内，骤获盛誉。及戊戌毁版，至丁巳复辟既败，幽居美使馆，不忘前业，重付诸梓，距书之初成，则既二十有七年矣。顾独如吕览之悬书咸阳门，一字不易，则何其成书之迅，造说之确，与六译善变，其事虽异，盖可俱讥矣。
　　抑长素书出于季平，长素自讳之，长素弟子不为其师讳也。其书亦本由其弟子助成之，而其弟子即不尽以师书为然。梁启超曾言之，曰：
[梁启超记康廖著书交涉]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着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按：此指戊戌三变，廖氏自饰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者也。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有为弟子陈千秋、梁启超，并夙治考证学……伪经考之着，二人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此其所短也。清代学术概论。是书成于民十辛酉，在复辟失败后四年。谓有为受廖平影响为不可诬，不啻针对其师之自辨发也。
　　梁氏之言如此，然而犹未尽。伪经考所持，为事理之万不通者尚多，论大体亦无是处。昔全谢山谓毛西河著书，伪造证据，然毛书固多可传，不如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也。方植之有言：「考证学衰，陆王将兴。」若康、廖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羣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昔万充宗有云：「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此数言者，盖不啻为清代经学开先河。自公羊家专以一经之义说羣经，而通诸经以通一经之意失。又主口说家法为微言大义所在，而以经通经以悟传注之误之意亦失。而后说经者皆为小夏侯之「左右采获，具文饰说」焉。至于长素则并不说经，洵如季平所讥为「史学、目录二派窠臼」者，特以己意进退诸经，以赴我之所欲云云，经学乌得而不趋绝境哉！
　　长素书继新学伪经考而成者，有[孔子改制考]，亦季平之绪论，季平所谓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著；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顾颉刚亲见之。季平必谓孔子造六经者亦有说。彼谓：
以经为古史，则刍狗陈迹，不足自存，故必以孔子为空言待后。四益馆丛编尊孔篇
　　又曰：
海外法政学说昌明，因时立法，三王且不同礼，五帝且不袭乐，果系古史，刍狗糟粕，今日已万不能见之实行，更何能推之万世以后？[经非古史论之背景]此必须改为至圣立言，师表万世，决非已往陈迹，而后经乃可以自立。民二癸丑在北京世界哲理进化退化演说辞
　　又谓：
凡属史事成迹，刍狗糟粕，庄、列攻之，不遗余力。孔经新非旧，经非史。四益馆杂着旧说以经为史之弊一条
　　此季平必主孔经非史之微意也。又谓：
学经四变，书着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尊孔篇
　　盖季平必求所以尊孔者而不得其说，乃屡变其书以求一当。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其弟子亦言之：
海内读四译书者，每苦不得门径。盖自考据、义理专行已久，学者先入为主，于四译新解，辄多扞格。故初学尚易领悟……从事汉、宋工深者，转多迷罔。四译宬经学穿凿记二卷侄师政跋
　　此可谓真率之言也。
　　长素剽窃廖说，倡为伪经、改制之论，当时有遗书相纠匡者曰朱鼎甫。[朱一新对康说之诤辨]其言曰：以下所引，杂采佩弦斋文存及无邪堂答问
[史记汉书之详略并非刘歆作伪之证据]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阙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按：史记不言而汉书言之者甚多，即如淮南王传不言淮南著书，而汉书有之，固不得以此疑淮南王书为伪也。长素自谓着新学伪经考动机始于读河间一传，可证其思理之粗矣。且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证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按：崔适依长素意为史记探源，较长素益专辄。诚如康、崔说，将史记中彼辈所谓伪者抹去，史记当全部改观，且不可读矣。长素又谓汉书非班固作，班固只得二万许字，此更谬。长素一面根据史、汉，以证刘歆之伪，其与己说相冲突者，亦一并伪之。凡有一条可以证古文非刘歆伪造者，彼即可曰此亦刘歆之伪造也。如此为辨，将永无止息之日。
　　此言伪经考所用考证方法之不可恃也。又曰：
[左氏不传经非即为伪书]汉儒龂龂争辨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按：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即多据左氏，若左氏系国语改为，则必谓国语本系编年，可乎？且国语见釆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诸子书亦多如是；犹「史记」非史迁本名，即称「太史公书」者亦杨恽所题，史迁当时初不立名也。
左氏书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羣诵习其私书耶？按：余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即专从汉书事实驳康说，推极康论，非谓汉书亦刘歆伪造不可。公羊之学，盛行西汉，班史所载臣工诸条奏，本春秋褒贬灾异以立说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传福据此以求立孔子世为殷后，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遂立孔子后为殷绍嘉公。当时据以立二王后者，乃用古文及左氏、谷梁，并非据公羊。刘申受欲明三统之义，而反黜左氏，亦傎甚矣！
　　此言左氏春秋未必为歆伪，不可深斥也。按：余有周官著作时代考，证周官出六国，非歆伪书。
[春秋改制说之无稽]以春秋为汉兴而作，此尤纬说之无理者。盖自……秦人焚书……儒术久遏不行。武帝罢黜百家，诸儒亟欲兴其学，窜附纬说，以冀歆动时君，犹左传之增「其处者为刘氏」也。此在立学之初，诸儒具有苦心……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光武好言图谶，东汉诸儒从风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图之说解获麟，可云寡识。
陆贾新语术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此可见秦、汉之际言春秋者，尚无改制谬说。汉儒泥于阴阳，推迹五运，乃始以是羼入公羊耳。新语或以为伪作，实非也，严铁桥漫稿已详辨之。
　　此推证春秋公羊改制说之所由来也。
[公羊改制包括不得六经大义]且亦惟公羊为然，于二传何与？于诗、书、礼、易、论语又何与？乃欲割裂经文以就己意，举六经微言大义尽以归诸公羊，然则圣门传经，独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诸贤之纷纷也？又曰：「圣人但作一经足矣，曷为而有六？」
六经大义，戴记经解篇、庄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经义，初未尝通六经为一……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尝通六经为一乎？今以六经之言，一切归之改制，其巨纲细目散见于六经者，转以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为事，而不顾天理民彝之大，以涂饰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则然耳，曾谓圣人而有是乎？按：谭复生仁学谓改制必先改教，亦见及此矣。后长素不忍杂志诸论，亦转与朱合，惜悟之不早也。
　　此言公羊改制，特一家之言，未可推之六经，而徧以为说也。
王制一篇，汉儒后得，为殷为周，本无定论，[王制晚出不尽合于公羊]康成于其说之难通者，乃归之于殷，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又曰：「王制乃汉文集博士所作，卢侍中明言之。当孝文时，今学萌芽，老师犹在，博采四代典礼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周尺东田，明是汉人常语，与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记之有孝昭冠辞略同。太尉与冠辞，犹可云偶赘及之；周尺东田，乃王制一篇节目，谓亦赘文耶？」又曰：「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郑以为在孟子之后。」[论语与公羊亦难合]论语二十篇，可附会者惟「夏时殷辂」、「文王既没」数言，然既通三统，则韶乐、郑声，何为而类及之？……近儒为公单学者，前则庄方耕，后则陈卓人。方耕间有未纯，大体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说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论，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辞日出，流弊甚大。公羊与论语初不相涉，而作论语述何以沟通之；戴子高复推衍之，谓论语当如是解，然乎否乎？近儒惟陈卓人深明家法，亦不过为穿凿。若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离，不可究诘。凡群经略与公羊相类者，无不旁通而曲畅之，即绝不相类者，亦无不锻炼而傅合之。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凭臆妄造，以诬圣人，二千年来经学之厄，未有甚于此者！国朝公羊之学，始于阳湖庄氏，筚路蓝缕，例尚未纯；卓人学出凌晓楼，晓楼言礼制，已颇穿凿；至刘、宋、戴诸家，牵合公羊、论语而为一；于庭复作大学古义说以牵合之；定庵专以张三世穿凿羣经。皆所谓以艰深文浅陋也。足下曩言西汉儒者乃公羊之学，宋儒者乃四子书之学……既知四子书与公羊各有大义矣，奚为必欲合之？
　　此言论语、王制之未可与公羊强通也。
[汉学家走上公羊之背景]汉学家琐碎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筒，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
　　此指陈晚清公羊学骤盛由来也。
[推公羊家法说群经之非是]公羊家言，如以祭仲为行权，乃假祭仲以明经、权之义，非真许祭仲；以齐襄为复九世之雠，乃假齐襄以明复雠之义，非真许齐襄。此类颇多，皆文与而实不与。但此惟公羊为然，近儒乃推此义以说羣经，遂至典章、制度、舆地、人物之灼然可据者，亦视为庄、列寓言，恣意颠倒，殆同戏剧，从古无此治经之法。按：长素改制考即由此误。
诸子书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皆所不计。或且虚造故事……庄生所谓「寓言十九」也。后世为词章者亦多此体。至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盖议论之文源出于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六经与诸子体制迥殊……近人惑于诸子之恢怪，以为圣人立言亦复如是……谬尤不待辨矣。按：长素以诸子创教改制证孔子之创教改制，读朱说自见其误。
　　此言引申公羊家法谓儒家六经为托古改制之无当也。
今文先立学，故显于西汉，古文至东汉而始显，此乃传述之歧互，非关制作之异同。「今学」、「古学」之名，汉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岂制亦有今古耶？按：鼎甫「传述歧互，非关制作异同」一语，已足尽破廖氏之古今学考而有余矣。廖氏亦知以古学为孔子中年思想，今学为孔子晚年思想之说不能成立，乃始一转而为今学乃孔子真传，古学尽刘韵伪造，彼不知传说之本可有歧互也。
[今文十四博士并不同条共贯]足下谓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因疑古文为刘歆所伪造。夫……今文固不尽同，西汉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说有歧互也。立鲁诗复立齐、韩，立欧阳尚书复立大、小夏侯，一师所传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学，岂能尽同？今文家言传者无多，自东汉时师法已乱，其仅存者，乃始觉其同条共贯耳，岂西汉诸儒之说果如斯乎？「如鲁诗说关雎与齐、韩异，此类今犹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条共贯也。乃执所见以概所不见，未免轻于立说矣。」又曰：「陈恭甫疏证五经异义，所采有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各异者，亦间有今文与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许、郑之辨，不尽传于今者乎？」西汉有家法，以经始萌芽，师读各异，至东汉而集长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势盖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近儒别今、古文，特欲明汉人专家之学，非以古文为不可从，必澌灭之而后快也。
公羊「通三统」之义，非后世所能行，辨之极精，亦仍无益。汉时近古，犹有欲其行说者，故诸儒不惮详求。……凡学以济时为要，六经皆切当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后世学术纷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艺以正之，明大义尤亟于绍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为优于汉儒者亦以此。质文递嬗，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于今，况夏、殷之制为孔子所不能征者乎？穿凿附会之辞，吾知其不能免也。按：鼎甫举学以济时为说，而竟谓宋儒优于汉儒，则此意湛深，虽陈兰甫亦所不憭，遥遥二百年，成矍眼矣。
[辨今古文无益时用]夫今之学者，义理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聪颖者以放言高论为事，谓宋、明无读书之人，卑陋者以趋时速化为工，谓富强有立致之术，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不此之忧，而忧古、今文之不辨，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也……二千余载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纷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无事自扰，诚何乐而取于斯！按：鼎甫此论，正是朱子襄、廖季平两人学术不同之点，亦是长素长兴学记与新学伪经考两书中之歧趋，惜乎长素不能自辨耳。
　　此言剖辨汉儒今古文家法之无益时用也。按：治公羊「通三统」之说，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义焉，则帝王非万世一姓，及其德衰，必择贤禅让是也。此汉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极于王莽之代汉，亦自公羊通三统之义而来。长素盛尊公羊而力诋莽、歆，高谈改制而坚主保皇，则义不条贯，非真能知汉儒公羊家精神也。鼎甫所辨亦不及此。
[义理风俗为制度之本不可徒言变法]干、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侈言义理之变。将以吾圣贤经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法之弊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于功利，则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适增一弊。故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按：定制必先以精义，而行法尤待乎美俗；非精义则制不立，非美俗则法不行。当时治公羊言改制者昧之，流弊迄于今兹。习俗相沿，莫不以改制变法为急，惟易复古为崇外耳。鼎甫之言，虽若平淡，实足为一时之诤友也。民国肇建，百务更张，长素创为不忍杂志，持论多箴砭，乃与鼎甫之意转近。
[言春秋不当混夷夏]公羊三科，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戎狄……而徒侈言张三世、通三统，不思异外内之义，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呜呼！是亦不可以已乎！按：长素是时单提公羊改制，尚未及礼运大同，故鼎甫得以此析之；及长素倡大同之说，则夷夏之防本属小康，不足道矣。然长素不忍诸论，仍转与朱合，不能自守旧见也。
　　此则言主公羊改制者，实为援儒入墨，用夷变夏，此尤道着[康学症结所在]。凡鼎甫所云云，陈义平实，援证明碻，可谓长素之诤友矣！惜乎长素不之信，及鼎甫卒，长素为祭文，犹谓：
今学口说，三统大义，囊括四海，可扫霾曀。相契远虑，顿释宿滞，手出答问，属商疑异。
　　又自编年谱，谓：
既请我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此据赵丰田康氏年谱
　　识者讥之，不啻方望溪之于李恕谷。鼎甫复长孺第二书，谓：「凡事不可打通后壁，老、庄、释氏，皆打通后壁之书也。」若长素书打通后壁，不过如鼎甫所云「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已，不过如谭复生仁学所谓「冲决网罗，以改教而改制」而已。其是非且勿论，要之决非鼎甫所能首肯，而长素云云，为诬其死友，则极显也。又按：无邪堂答问尚多针时之见，可取与康书并观者，如[论气节]，谓：
气节，遇事乃见，平日只有集义养气之功，无所为气节也。高谈气节者，不甚可信……在己只见义理之当言当为，初无气节之见存，人之闻其风者，乃称之曰气节。气节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袭取也。袭取焉，即气易馁，而节不固矣。气之所以能不馁者，以其于义理确有所见，言之而犁然有当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于利害……若激于一时，而非裕于平日，乃意气也，非气节也。诩诩然以此自矜，乃客气也，尤非气节也。意气有时或可成事，客气则无不偾事。
　　又[论清议]名节云：
士人立身，首重名节；名节者，清议之所从出也……然清议、名节之立，尤在乎厚风俗……梨洲但知清议出于学校，不知横议之亦出于学校也。但知陈东、欧阳澈之为太学生，不知为贾似道颂功德者亦太学生也。学校之习一坏，则变乱是非之说，多出乎其中。
　　此又可与长兴学记特励气节与提倡晚明之意互观者也。
康氏之大同书
　　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序列长素三着：一曰新学伪经考，二曰孔子改制考，三曰大同书。谓：「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后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谓：「伪经考、改制考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创作则大同书也。」梁氏又谓：「大同书全书凡数十万言。有为虽着此书，然秘不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启超屡请印布，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按：大同书属稿虽早，成书尚迟，有辨详后。又近有中华书局铅印本，乃全稿也梁氏又谓：
大同书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
　　今按：大同书目录凡十部：
甲、入世界，观众苦。乙、去国界，合大地。丙、去级界，平民族。丁、去种界，同人类。戊、去形界，保独立。己、去家界，为天民。庚、去产界，公生业。辛、去乱界，治太平。壬、去类界，爱众生。癸、去苦界，至极乐。
　　长素之言曰：
一览生哀，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而救苦之道，则在破除九界。梁氏记大同书条理如下举：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院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大同书内容大体也。梁氏谓：「有为着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真可谓豪杰之士已！」然自今论之，近代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之产生，皆有相当之背景，及其逐步实现之方法；当长素时中国固无应趋大同之需要，亦无可向大同之步骤，而无端发此奇想，何也？陈义虽高，唐大不实，亦几于以空想为游戏而已。且此等思想，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朱鼎甫尝论之，谓：
足下自处甚高，凡所论撰，皆为一世人心风俗计……然冀足下铲去高论，置之康庄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凿空武断……原足下之所以为此者，无他焉，盖闻见杂博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诸庄，其兼爱无等也取诸墨，其权实互用也取诸释，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圣人之言灿着六经者，悉见为平澹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佩弦斋文存卷上复长孺第四书
　　鼎甫此言，虽不指大同书，然可谓洞窥康学隐微，而有以发其蔽矣。长素论学极尊孔子，乃持论若高出孔子远甚，与己不合者则以为伪书俗说，若惟己始得孔学之真传。实则凡彼所谓孔学者，皆杂取之孔子以外一切新奇可喜之理，不问其合否、通否，而并以归诸孔，遂使孔子为高出一切之圣人也。梁氏以「男女同栖当立期限」为大同书第一眼目，此已非孔子所传之教义，亦非长素特创之新思，特长素偶感于西人婚姻自由之制，而故为此扬高凿深之言耳。梁氏又言：「康氏谓佛法出家，不如使其无家可出」，则其主毁灭家族，又是对佛法为扬高凿深矣。至于去国界、去种界，长素粤人，适处中外接触频繁之点，对于种姓、国别为扬高凿深，故云然。[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之寓言荒唐，论语注卷五，谓：「孔子大同之道，再传为庄周，在宥天下，大发自由之旨。」又曰：「善读孔子书者，当知六经不足见孔子之全，当推子贡、庄子之言而善观之。」为墨子之兼爱无等，礼运晚出，本杂道、墨思想。又谭复生仁学亦力尊墨子，其风亦沿晚清治子学之遗绪，又附会之于西国耶教而然。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分析大同书含义，虽若兼容并包，主要不过两端：一曰平等博爱，此西说也，而扬高凿深之，乃不仅附会之于墨翟，并牵率之于释迦。一曰去苦求乐，此则陈义甚浅，仅着眼社会外层之事态，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精微。试问如长素说，无国界、种界，乃至无形界，男女同栖，一年一换，乃至无类界，人与鸟、兽、虫、鱼一视平等，果遂为至乐矣乎？孔、释、耶立教，皆有「无我」一义，大同书首曰「入世界观众苦」，此等描写，乃佛书滥套耳。苟会得孔、释、耶之无我，则此所谓众苦者，或皆非苦矣。长素独不虑此，虽打破国界、种界、形界、类界，苟使有我见尚存，恐终难觅极乐之趣。要之长素此书，[其成之于闻见杂博者，乃长素之时代：其成之于扬高凿深者，乃长素之性度]。三百年来学风，久务琐碎考据，一旦转途，筚路蓝缕，自无佳境。又兼之时代之剧变，种种炫耀惶惑于其外，而长素又以好高矜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成此侈张不实之论也。张氏南海康先生传，谓：「先师年二十七，以法越之役，粤城戒严，还西樵，居一楼，名曰澹如。涉猎西书，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罗门，旁通四教，万缘澄绝，所悟益深。因显微镜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而悟久速齐同之理。既知无去来，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知气神精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说：既知无精粗、无净秽，则专以觉悟为受用；既以畔援、韵羡皆尽绝，则专以仁慈为施用。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务致诸生于极乐。抉经、子之奥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云云，其叙述大同书思想来历，至为明备。又云：「先师年二十八，从事算学，以几何理着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可见大同书思想，实自涉猎西书与研究佛典，二者相合，又适以兵祸战乱，多所枨触，遂为此大同至乐之游想，而附会于中国经典，则以周易「元」与「阴阳」，春秋之「三世」，论语之「仁」为说。鼎甫所讥「闻见杂博，扬高凿滦」者，正为深中其病候。至其书初名「人类公理」，并不名「大同书」，其取名大同，又附会之于礼运，事尚在后，辨见下文。然康氏此书，在当时非无其深重之影响也。梁氏言：「初得读此书，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今梁氏所谓急欲宣传之一部，其详已不可考。至当时有切实发挥大同书含义，著书而传诵一时者，则为谭嗣同之仁学。
　　[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同治四年乙丑，卒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65－1898年三十四。中寿罹祸，不得竟其学，然所著仁学特闻。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自叙谓：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羣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其书大意如是，而尤致愤于世俗之所谓[名教]。谓：
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时轻，视习俗之所尚……俗学陋行，动言名教。……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忠孝，臣子之专名，终不能以此反。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曰怏怏，曰腹诽，曰讪谤，曰亡等，曰大逆不道。以为当放逐，放逐之，当诛戮，诛戮之，曾不若孤豚之被絷缚屠杀，犹奋荡呼号以声其痛楚，而人不之责也。
　　此较之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挽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之言君臣，曰：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
　　又曰：
[君臣与夷夏]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秽壤也，其人膻种也，其心禽心也，其俗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肝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切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衣冠文物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途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汗之乱，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太义觉迷录也。
　　又曰：
[变法与排满]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惟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私其智、富、强、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则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究之智、富、强、生，决非独夫所任为，则又以华人比牧场之水草，宁与之同为虀粉而贻其利于人，终不令我所咀嚼者还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试征之百年之行事，及近今之政治及外交……其迹较然不可以掩。东事亟时……且曰：「宁为怀、愍、徽、钦，决不令汉人得志。」固明宣之语言，华人宁不闻而知之耶？乃犹道路以目，相顾而莫敢先发……故华人慎无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又曰：
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长恃无败。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不稍苏。
　　此则自君臣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言，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又复生主以暗杀伸民气，亦为此后革命党人成功一因。然复生仁学成，不二年，即膺荐至北京，为军机章京，同罹戊戌之祸，是终未能自践其冲决网罗之见也。复生论君臣，又推及于[父子、夫妇]，谓：
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破之；至于父子，则真以为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议。不知天命者，泥于体魄之言也，不见灵魂也。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庄曰：相忘为上，孝为次焉。相忘则平等矣。虽然，又非谓相忘者遂有不孝也……孝且不可，何况不孝哉？梁传谓复生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之苦，故言此尤慨切。
　　又曰：
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乃为人申、韩之！岸狱之！
　　复生既论三纲，又及[五常]，谓：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
　　又谓：
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乎？
　　然则变法者，[其本要归乎变教]，教不变而徒变夫法，尽无当也。本此而论儒、墨之是非，则尤
　　深斥夫礼焉，曰：
儒之末流，亦专主体魄为教。其言曰：「……彼墨子之兼爱，乱亲疏之言也。」墨子何尝乱亲疏哉？亲疏者，体魄乃有之，……若夫……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复何亲疏之有？……不能超体魄而生亲疏，亲疏生分别，分别亲疏，则有礼之名，自礼明亲疏而亲疏于是乎大乱。心所不乐而强之，身所不便而缚之，则升降拜跪之文繁，至诚恻怛之意汨，亲者反缘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亲。日糜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阴，以从事无谓之虚礼……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礼与仁]夫礼依仁而着，仁则自然有礼，不待别为标识而刻绳之，亦犹伦常亲疏亦自然而有，不必严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礼与伦常皆原于仁，而其究可以至于大不仁，则泥于体魄之为害大矣哉！
　　然复生虽深病礼与纲常名教，而并不以此为孔教病，其言曰：
[孔教与君统]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孔之时，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既已浸渍于人心，而猝不可与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其于微言大义，仅得托诸隐晦之辞，而宛曲虚渺以着其旨。其见于雅言，仍不能不牵率于君主之旧制，亦止拨乱之世之法而已。……后之学者，不善求其指归，则辨上下，陈高卑，懔天泽，定名位，只见其为独夫民贼之资焉矣。
　　又曰：
孔虽当据乱之世，而黜古学，改今制，托词寄义于升平、太平，未尝不三致意焉。……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意。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败孔之道……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惟恐箝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其为祸亦暴着于世矣……故尝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执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又曰：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唱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勤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忘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愚黔首以死，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罪哉？
　　故曰：
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
　　又曰：
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乃若区玉检于陈编，拾大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焉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黄出于陆王，陆王将缵庄之彷佛；王出于周张，周张亦缀孟之坠遗，辄有一二闻于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与黄、王齐称，而名实相反，得失背驰者，则为顾炎武。顾出于程朱，则荀学之云礽也，君统而已，岂足道哉！
　　凡复生之所以判孔教者若此，而复生又深不喜夫老。曰：
[柔静俭]李耳之术之乱中国也，柔、静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胥天地鬼神之沦陷于不仁，而卒无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则曰俭……俭之与奢，吾不知果何所据而得其比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推此，虽矐离朱之目，攦工倕之指，犹患不给。凡开物成务，利用前民，励材奖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为、经营区划，皆当废绝……而奸猾桀黠之资，凭借高位……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焉。此乡愿之所以贼德，而允为食人之尤矣！
　　故曰：
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言俭者，龌龊之昏心，禽道也。
　　复生既力斥柔、静、俭，而又痛病于[机心]焉。曰：
吾观中国，知大劫行至矣，不然，何人心之多机械也？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今之人莫不尚机心，其根皆由于疑忌。乍见一人，其目灼灼然，其口缄默，其舌矫矫欲鼓，其体能卑屈，而其股肱将欲翱翔而攫搏，伺人之瑕隙而蹈焉。吁，可畏也！谈人之恶则大乐，闻人之善则厌而怒，以谩骂为高节，为奇士，其始渐失其好恶，终则胥天下而无是非……党之中又有党，党之中又自相攻，一人而前后歧出，一时而毁誉矛盾。如釜中虾蟹，嚣然以哄，火益烈，水益热，而哄益甚。故知大劫不远矣！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委靡、猥鄙、粗俗、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或曰：「中国人愁困劳苦，喧隘不洁，易生暗疾，固也。」然使既以遭遇攻其外，不更以疑忌巧诈自蠹其中，彼外来之祸患犹可祛也，岂非机心之益其疾耶？无术以教之，亦惟以心解之，缘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
　　呜呼！何其言之慨切而沉痛耶！复生所谓以心力解劫运者，仁即心力也。心力之表见曰通，其所以害夫通者则曰礼、曰名。盖通必基于平等，而礼与名皆所以害其平等之物也。礼与名之尤大者则曰三网五常，曰君臣、父子、夫妇：而君臣一网尤握其机枢。心力之不得其通而失于长养遂达，则变而为柔、静、俭，郁而为机心，积而为病体，久而成劫运，其祸皆起于不仁。求反于仁而强其心力，其首务在于冲决纲罗，而君统之伪学尤所先。而不幸为之君者，犹非吾中国之人，徒以淫杀惨夺而得为之。斯所以变法必待乎革命，必俟乎君统破而后伪学衰，伪学衰而后网常之教不立，纲常之教不立而后人得平等以自竭其心力而复乎仁，然后乃可以争存于天下而挽夫劫运。此复生仁学要旨也。嗟乎！卓矣！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媿色矣。不幸而复生不能自抱其孤怀，遂以至京师，以变法改制之说，献于向者彼所谓斯人受祸最烈之君，卒不旬日而斩其头以殉焉。虽然，亦幸而后有此，而后三百年之清社终屋，二千年之君位终绝，我民乃稍稍其有纡。不然，使彼满后，与子同心，向意变法，或者圣清、圣天子之歌颂拜舞，犹将在吾侪之耳目也。
　　今试进而一究仁学思想之来历，则仁学者，实无异于大同书也。[仁学与大同书思想之一原]大同即仁之境界，冲决网罗，即大同书之破除九界。去国界、去级界，则无君臣矣；去形界，则无夫妇矣；去家界，则无父子、兄弟矣。九界尽去，尚无人、禽之别，何论三纲五常？故非冲决网罗，即无以企大同。长素之书玄言之，而复生之书笃言之，其实一也。梁氏为复生作传，谓其「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三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文、算术、格致、政治、历史，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与余梁氏自谓初见，极推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又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易、春秋之义则大服。又与金陵居士杨文会游，所得日益精深。」此据戊戌政变记。仁学首页谭传词略异，谓「初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尊佛，不尊孔子。既而深窥易、春秋之奥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干元统天之精意，继又探华严性诲之理」云云。然则复生亦融儒、释、耶三教，通中外古今，为闻见杂博之学。仁学自叙谓：「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此即其思想来历之最好自道也。其曾读长素大同书否不可知，其曾知长素大同书理想无疑也。今仁学中屡有明引公羊三世大同太平之说者，即其证。
　　朱鼎甫无邪堂答间卷二谓：「西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凡所谓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长幼有序，夫妇有别者，彼皆未之前闻。而复以利为重，利尽则交绝，父子、夫妇，邈若途人，更何有于朋友？」此说可代表当时一辈笃旧者对西洋伦理之看法。[西洋伦理与谭氏思想]复生则代表维新派之见解，故谓五伦惟朋友为无弊。盖复生论三纲五常，其背后实有一西洋伦理为之张本，故五伦独重朋友，而以平等自由为说，意至显也。
　　然复生固未能自践其冲决网罗之见也。复生极不喜死节，谓：
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独何以解于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
　　由是论之，复生决不甘为满廷死节明矣。[谭氏戊戌之死难]然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谓：「复生被逮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卒不去。」复生岂不知变法大业，无望于清廷，而必有待于陈涉、杨玄感，及是脱身，犹得为陈、杨也？岂君臣知遇之感，亦终不能自解，故临时慷慨而出此耶？梁氏又记当日复生之语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康先生生死未可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共勉之。」则复生果以旬月知遇，遽忘其二千载君主之惨毒，三百年满廷之酷烈，竟自没齿效忠，称圣天子如常俗矣。复生自七月辛未由江苏候补知府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至八月甲午见杀，前后凡二十四日。然则复生之死，以仁学所谓冲决网罗，毁灭君臣、父子之伦常言之，不将为无意义之徒死乎？又按：张氏南海康先生传云：「先师弟广仁，屡劝先师出都，曰：『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一家之祚，牺牲无益。』」又事后清廷谕旨有云：「据两广总督谭锺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云云。是康党在当时，即对光绪亦未尝有十分忠良之意，保皇旗帜，特以后事势推迁所演成。复生之死，[固非有意为殉节，实其心力自然至高之呈露，而遂若与其极端之冲决网罗论，为心迹之两达也。]」
　　然复生身后，所谓冲决网罗之思潮，则演进无已。辛亥革命，君臣一伦终于毁灭，平等、自由之声浪日呼日高。凡仁学与大同书之所蕲向，方一一演出，而其时乃有大声疾呼为反抗之激论者，其人繄何？曰康长素是。其书繄何？曰康长素之不忍杂志是。
康氏思想之两极端
　　光绪十四年戊子，长素以布衣伏阙上书，极论变法图强，一时目为病狂，不顾也。乙未，复至京师，适和议甫成，即上万言书，力言变法不可缓，得宸眷，是为清廷有意议变法之始。及丁酉，胶州事起，长素又赴京陈请变法，得召见，而清帝变法之意遂定。长素遂以统筹全局之议进，其言曰：
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
　　长素之意则在于筹全局而全变。其言曰：
[必变速变全变]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上皇帝书，据梁氏引。又按：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述王氏与康有为戊戌年一番谈话：王谓：「今日惟有尽力多设学校，逐求扩充，俟风气渐变，再行一切新政。」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今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谓：「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则当时变政运动之激进可知。长素以一无权无位之人，欲藉军机四章京之力，一旦尽变百年之成法，宜其难矣。近人王蘧常严几道年谱载：光绪三十一年严氏在伦敦遇孙中山，谈次，严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针，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长素主速变，颇近中山；惟不务革命而谋之清廷，则虽欲速变、全变，又如之何其可速且全也！
　　则长素主张变法之极端激昂，居可见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归国，而其思想乃以极端守旧闻。民国二年癸亥，长素创为不忍杂志，着论大率笃旧之谭也。着中国还魂论，曰：
[不变与渐变]「利不十，不变法」，此我先民阅历极深，经验极审，而后为此言。凡行变有渐，蜕化无迹，而后美成。
　　又曰：
多行欧美一新法，则增中国一大害。此其明效大验，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之辩护。夫立国各有本末，不能以欧洲之良法举而行之于我，遂为良法也。苟非习于其俗，虽有嘉肴，不能适口；虽有美寝，不能安卧；虽有美服，不能适体。／中国为数千年之老大国……变而宜民，至难也。审其积弊……不得已而议变之。苟非然者，可勿变以增扰。
　　此与往者「必变、速变、全变」之说，先后判若两人。甚至夙所主张力变之科举，亦为之作平反。曰：
废科举而用学校，其愚闭乔僿，殆甚于八股之时。八股之士，尚日诵先圣之经，得以淑身善俗；学校之士，则并圣经不读。于是中国数千年之教化扫地，而士不悦学，惟知贪利纵欲，无所顾忌，若禽兽然。
　　又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谓：
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羣俗，久而结固，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国无大小久暂，苟舍此乎，国不能立。……人有病足者，削足而代以木，虽巧工必不良于行，况[剖心腹肾肠，而欲代以丹青药布]，其有不死？中国近岁以来，举国狉狉，抢攘发狂，举中国之政治、教化、风俗，不问其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欧美之政治、风化、礼俗，不问其是非得失，皆服而从之。……覩欧美之富强，而不知其所由，袭其毛皮，武其步趋，以为吾亦欧美矣。岂知其本原不类，精神皆非，凡欧美之长，皆我所不得焉；而于吾国数千年之政治、教化、风俗之美，竭吾圣哲无量之心肝精英而皆丧弃之，所谓学步于邯郸者，未得其国能，先失其故步也。
　　则长素亦主有国界矣。又曰：
[政俗与道德]今所模欧师美者，皆其法制，而无有道德也。夫有法制而无道德以为之本，则法律皆伪，政治皆敝，无一可行也。人无忠信之心，徒增其才智，授之以银行、铁路，则彼偷盗之；令之将兵，则彼中饱而遁逃之；令之牧民，则必暴民而取其脂膏焉。若为拔用无方，则钻营奔竞之夫，驵侩强盗之魁，皆猎大位矣。立辩护士以救冤狱，则辩护士反复是非，诈取民财。今为日至短，已彰彰于视听矣。夫欧美之政俗，自有其道德维持之，今但模仿其政俗之末，而失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欧美为成功之效，而在我为败坏之由。同方异效，良有由然。／夫政治非空言理想所能为也。政治、法律皆施于人民，必与人民之性情、习俗相洽相宜……非可执欧美之成文，举而措之中国，而即见效也。岂徒不效，其性情、风俗不相宜者，且见害焉……夫骤食异国之食，于胃必不谐；易寝他人之床，于睡必不美；则其斤斤于变法，施之中国，必不安矣。……今吾国一知半解之士，于欧美之立国根本茫然也，乃大声疾呼，曰一切法欧美；又操觚执简而为宪法、律令，曰法欧美。抄某国之条文，则曰足为自由之保障矣；学某国之政俗，则曰足致国民之治安矣。若是则数留学生稍抄写各国宪法、法令、章程，而中国已治、已安、已富、已强，无如[皆为纸上之空文，而非政治之实事也]。……蔽于异族之虚文，而束制全国之心思，曰：「是欧美之良法也，吾国不能不学也」，而中国可亡矣！／文艺，至末业也，然骤舍己之长而学人，犹不能至，且见恶焉，何况国家之大乎？何况能立数千年之国，能治万里之土，能育四万万之民乎？民生其间，习与俱化，能易其面目，不能易其心灵也；能易其礼容，不能易其性质也。拗木使圆，制器使曲，犹须之以时日，何况欲拗四万万之民乎？……然而欧美之美，不能得而受用，而中国数千年圣哲贤豪之美化，则已涤荡扫除而无所留……[两化俱无，则为暴戾恣睢纵欲横行而已]。
　　则长素亦主法制未能徒变，而当推本于民情风俗之与道德矣。又曰：
夫尊民意、民权者，不能直达而以代议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议，何权之有？……故万数千人选一议员，[号称代议，说已大谬]。虽然，若英国三万人选一议员，三万人者，亦如吾粤一巨乡耳……其有才贤，乡人略皆知之……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举，亦可谓之民举也。德、法以十万人举一人，日本以十三万人举一人……彼宪政既久，选举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谓之民举焉，亦未尝不可。至于中国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选举法，以八十万人选一人。夫八十万人之多数，地兼数县，或则数府，壤隔千里，少亦数百里，吾国道路不通，山川绝限，人民无识，交游未盛，选举不习，则八十万人之中，渺渺茫茫，既为大地选举例之所无，而曾谓八十万人者能知其人而举之，其人又能代达八十万人之意乎？……徒资数万之暴民而已！……我国地等全欧，人民倍之，国与民相去至远，民意、民权不可得。而信欧美人之谬说，大声疾呼曰民意、民权，我今质问四万万人：汝有何权？所选举者，谁为汝意？……今之国会……代金钱、代势力而议则有之矣，代民议则未之见也。今以师法欧美之盛意，乃徒为代金钱、势力而议，以此诩为五千年所未有，夸为共和之新政。欲为欧美之妙法，乃敢于扫弃数千年圣哲所遗贻之教化风俗、典章制度，而尽付此代金钱、势力者议之，举国仰之，亦举国攻之，开国会数月，一政不能议，其为是非得失，非吾所及知也。
　　是则并民权、民意之说而亦非之矣。又继而[言政党]，曰：
夫政党何为而有也？以宪法至公，许民之预闻政治也。而后集大众而成政党焉。英国之为政党三百年矣，然英人犹自以为未良，甚且以为毒物焉。今吾宪法未成，而政党先出，于政治之本，已反因为果矣……未有政党之前，凡国之才贤，皆可以任政，既有政党之后，则虽有魁硕，于政无与……而惟金钱、势力乃得。举少年夸奰之夫，乡里豪暴之士，语学问则为没字之碑，问阅历则为乳臭之子，但入为党人，即可上为执政，中为议员，下为庶僚。既非博学之儒，亦尠道德之士。以此而望其任国济民，必无是理。且政党之为俗，贿赂相争，奸诈相倾，势胁相劫，骂詈相攻，皆视为固然。贿赂成风而廉洁失，倾诈成风而正直失，蛮野成风而礼仪失，势胁成风而气节失，故政党之与圣教，几不相容。
　　此长素对于当时政制之见解也。其[论礼俗]，则曰：
今之礼仪，舍揖拜而握手免冠鞠躬矣。夫欧人握手，始于方战而言和，乃军容，非国容也。纽约一名医。曾语我执手不若中国对揖之为恭。又云：「凡遇大会，迎送者千数百人，一一握手，费时失事，又不若中国一环揖可了之。」美人方自欿而羡吾之礼，吾岂可舍而从之乎？日本人相见，皆用其国俗鞠躬之礼而不握手，吾何为独去其国俗而媚人乎？无耻甚矣！免冠者，却至见楚子免冑而趋风是也。欧人之王侯，自十八纪前千年间，皆擐铁甲胄，两目之间，数孔如豆，人不得见。乃至数龄之王子，亦甲胄蔽首，吾常怜彼小王子生遭乱世之不幸，若生中国，冠裾从容，岂有此乎？故欲相见，非免冑不可，其后无胄者相见之际，亦复免冠，此尤以军容入国容也。……夫日人变欧法不握手，突厥变欧服不免冠，日、突之变，皆有损益折衷。即印度之衣服行礼，亦不变焉。其全变欧礼免冠黑衣而握手无不师欧美人者，惟尼固乎？尼固，美洲之黑人而为奴者，凡尼固不得入旅馆，不与美人并坐而食。今之学者所主持[学欧美者，不过学尼固而已]……且欧人废一切之拜跪者，欲专其敬于天与教主耳，今吾国乃至不拜教主之孔子，而与教主鞠躬，则失欧人制礼之本矣……今日本人相见，长跪拜叩首无数，岂于日人所谓独立不羁、自由自立者有损也？推求其故，以为凡中国之礼必去之，凡欧美之礼必师之云尔。呜呼！尔何无耻！
　　至此则长素又十分眷恋于种姓之见矣。自是以往，殆无往而不流露其怀旧之思，亦无往而不流露其厌新之情。谓：
方今志士，感激于风俗之隳坏，亦多欲提倡道德以救之。然空言提倡，无能为也，必先发明中国教化之美，知孔教之宜于中国而光大之，欧美虽有美，不宜于中国，勿妄法也，而后庶乎其有救也。以上各节，均见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于是长素又进而为共和平议，立言尤愤激。谓悬此论于国门，有能证据坚确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大意谓求共和而适得专制，号民国而无分毫民影也。而于当时官方士习尤痛诋，怀旧之情亦益深。谓：
[康氏对于中国文化堕落之描写]昔有科举之时……当其盛，则文学昌明。即其衰，而郡邑郊野，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今科举既绝，人士自弱冠出学，非钻营权贵，凭借党人，不能入仕。若是皆聚于京或津、沪，而不能散居其乡……于是各省乡县，旷邈千里，寂然无士，四民只余三，无讲学，无谈道，无揅经，无读书，甚至无赋诗者，无写字者，更无藏书者。岂无故家遗俗旧士失？隐处则生计不足，日以鬻所藏书画古董为食。于是尽数千年之美术品，皆流于外，精华既竭，褰裳去之，再过六年，一切尽矣。按：此文成于民国六年也。后生无所覩闻，长老无所指示，黄茅白苇，沙漠弥望，举国人士，夷为野蛮。若夫游学之士，近已万数，然连岁译书，未见一二……盖甫离横舍，即登膴仕……车马煊赫，印绂照耀，旦夕翱翔，高飞刺天……谁肯诵译，篝青灯而摊黄卷者乎？……合中国人而弃学，尽以麻雀代之，其遗老所逍遥，人士所寄傲，舟中枕畔，茶余饭后，万籁皆寂，魂灵有所托，……则琐碎之掌故书、轻薄之诗文集、淫乱之小说，聊以迷醉其脑焉，而小说为彻上彻下之大宗矣。
　　又曰：
[民国初年政俗之一斑]日本维新老辈，皆由宋学、阳明学而来……吾国先弃孔子之教，惟权利是尚……民国开创之初，总统以诈欺谲诡得国，以金钱利禄诱人……奔竞无耻之徒，险诐无良之辈，皆得意高翔……徒属师之，荡成风俗。义理既尽，虽位至公卿，尚言为贫而仕。……或归自外国游学，率多排孔弃教。……或起卒伍拥军符，或由徒步取卿相，公行贿赂，纵肆嗜欲。新律既改，旧礼尽除……托于欧风，肆行无忌。于是中国千年之礼教，扫地尽矣。父丧不服……女奸狎纵……家庭构乱，母子仳离……或以礼义廉耻为宜弃……或以孝弟忠信为旧德……朝秦暮楚，咸以力而转移；入主出奴，视时势为去就……无三日之诺能践，无十夫之党能团，以变诈为良知，以反复为能事，以无良为大义，以无恒为圆通，以无耻为俗尚，以无是非为公论……信义既亡，礼教皆堕，遂致人无可恃之党，国无不二心之臣。太行险巇，不足喻倾诈之人心；滟滪崎岖，不足拟此万恶之人道。其奸回贪乱，为从古所未有也！
　　长素于是乃反民主而昌言君主，欲戴衍圣公为中国以后万世一姓之王室，不久而随和张勋为复辟焉。于父子、夫妇之旧伦，亦拥护备至，斥短丧，讥自由婚制，凡谭氏仁学所欲冲决之网罗，长素一一为之张设而护卫；凡大同书所欲毁灭之界划，亦一一为之浚深沟、筑高垒焉。[不忍杂志与大同书之极端冲突]然民国以来一切情状，则诚有如其所描绘者。不忍诸论不难得，读者试搜而一披览焉，知长素亦非好为顽固。然若以大同书、仁学之所蕲向绳之，则民国之于晚清，要不可不谓向大同太平之境迈进，抑去所谓无国界、种界、形界、家界尚万里，去冲决名教网罗尚千里，不谓长素乃如此其屑屑然而惊，愤愤然而叹也。然长素复自言之，曰：
昔吾着三书，曰官制考，曰物质救国论，曰理财救国论。以为能举三者，中国既富既强矣，然后开国会焉，故一切自由、自治、平等之说，未敢发也。吾少着大同书，于世界将来之事，盖无不思及，而于一切革命共和社会之说，未敢妄出。岂不知他日之有然，而夏葛冬裘，非其时不宜用也。大同书第一章即曰「人有不忍之心」，杂志取名「不忍」，则长素固并不以大同书与不忍诸论为冲突。
　　梁氏之称之，则曰：
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清代学术概论
　　然此亦非禀性之奇诡。当长素时，师友交游，言考据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谭复生，皆可谓横扫无前，目无古人。廖氏之考据，廖氏已自推翻之；谭氏之持论，谭氏亦自违抗之。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已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非有所谓奇诡也。
康氏之孔教论
　　长素自维新一变而为顽固，又各趋其极端，而尚有一始终不变之说联系其间者，日尊孔。方其讲学长兴，固以光昌孔道自任矣；及创为不忍诸论，仍以尊孔为帜志。谓[孔教即国魂]也，曰：
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精粗，无一而不举。中国学会报题辞
　　又曰：
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义、法度，皆以孔教为本。若不敬孔教而灭弃之，则人心无所附，风俗败坏，礼化缺裂，法守扫地，虽使国不亡，亦与墨西哥等。乱后罪言
　　何以谓[与墨西哥等]也？曰：
墨西哥国未亡，而古墨之文字图画，皆为班人所焚。今墨人所诵服，皆班人之先哲遗言也。是所谓永亡也。覆教育部书／墨西哥为班所灭，至古文字图画而灭之。今墨人面目，虽为墨之遗黎哉，而所述之圣哲豪杰，往训遗徽，皆班人之贤哲豪杰也，则是全灭也。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今之人不自爱国，乃并数千年之文明教化，与其无量数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而先灭之。彼以孔教为可弃，岂知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孔教会序
　　又曰：
吾之所亟采于欧美者，物质最要。宫室、图书、音乐、戏曲四者，皆不如欧人。医术，吾本有之，虽有增补，非吾所急。此外则教化、文章、衣服、饮食，皆我之国粹，我所独长，保之守之，廓之充之，方且为万国法，而安有舍弃之乎？今无论土地已灭否，人民已奴否，若吾五千年之文明礼教，无量数圣哲之心肝精英，则确然已灭矣，已奴矣。今孔子已见废矣，他日文字又废，已而书史又废，则不及百年，吾四万万人，服欧衣，食欧食，行欧礼，学欧学，然而为欧美之奴，不与彼平等并坐并食也。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此长素尊孔一义始终不变之证也。孔何以尊？日[读经]。光绪二十年长素为桂学答问时已言之，曰：
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学者学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
　　年，其学何在？曰：在六经……故凡为孔子之学者，皆当学经学也。
　　及民国二年为参政院提议立国精神议书后又言之，曰：
中国舍尊孔子而何尊也？今欲导扬立国之精神，舍尊孔子何从也？若尊孔而不读经，则……虽欲尊之而无从。欧美学校不读经，一以基督之经多言神道，少言治道，与孔子之经浃洽于人道者不同；一则教会之学校甚多，必读其经，而基督七日之祈祷，人人必得听讲经读经。吾国学校不读经，即全废孔教，即全废孔子。全废孔子，即全亡中国之人心风俗，即全亡中国之土地种族。
　　此长素尊孔当读经之说，亦始终未变也。然一究长素读经之见解，则又有甚可异者。方其讲学长兴，谓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然于论语已不甚尊信，谓：
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颜子得之，子贡知之，余皆因其质之所近，各得其一体。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邵公公羊传解诂序以春秋传商，孝经传参。孝经纬孝经，义理也：春秋，经世也；二书皆曾子、子夏得之。又最老寿，弟子最众，诸贤皆不及也。按：是时历数孔子弟子，不及子游，知长素尚未尊礼运。二家弟子集为论语。论语谶，郑康成论语序，程子说。故论语者，曾子、子夏之学。叶水心谓曾子……未为知道……盖坚毅自守之士，其于孔子思易天下、吾为东周……之说，概乎无所得。子夏洒扫进退之教，丧明之哭，盖当孔子没后，境诣尚狭小如此。故孟子谓曾子与子夏皆守约之人，诚笃论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论语，然实出二子门人之手，其传闻附会，误当不少……[康氏对于孔教经典之评骘]今言孔子义理之学，悉推本六经，而易为孔子自着之书，尤以为宗。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按：语录不尽可据，而必以自着之书为宗，此亦一说。然长素尊公羊口说，口说与语录岂非一事？谓口说可信，语录不可信，尚成何理论耶？长素思想全如此。
　　此谓[论语未尽可据]也。又曰：
[春秋与易]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着于公、谷；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然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然三统之义，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穷、变、通、久之理，求孔子经世之学，亦以易为归焉。
　　是又以汉儒言春秋为未足凭也。夫既谓孔学只有汉、宋，又谓汉学在春秋，宋学在论语，今论语既不得孔门大义，汉儒又未会春秋精微，是汉、宋皆不足循，说春秋、论语者皆未全是矣。故长素当时论孔学最尊易。何以独有取于易？以其为孔子之自着，而发明穷、变、通、久之理也。然长素于易，实未见有所深得。不久而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不独易为孔子之自着，于是全变其说，而一以春秋为主。其说见于桂学答问，谓：
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又曰：
学春秋者在其义，不在其事与文，则公、谷是而左氏非也。
春秋微言大义，多在公羊而不在谷梁。
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
　　至是而[尊孔惟在尊公羊]，尊公羊惟在尊改制，其言至明白矣。按：是时尚不及礼运又可知。迄其奔亡海外，其评骘上下诸经，又复一变。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长素居槟榔屿，既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又成[中庸注]。其序曰：
郑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孔子之道大矣，……惟圣孙子思，亲传文道，具知圣统，其云「昭明圣祖之德」，犹述作孔子之行状云尔。子思既趋庭捧手，兼传有子、子游之统，按：子思传子游之统有辨详后。备知盛德至道之全体……尚恐法久生弊，又预为三重之道，因时举措，通变宜民。按：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长素注：「重，复也。三重者，三世之统也。孔子之法，务在因时。当草昧乱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当升平世而仍守据乱，亦生大害也。譬之今当升平之时，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人情蔽所习，安于一统一世之制，见他制即惊议之，此所以多过也。若知孔子三重之义，庶几不至悲忧眩视乎！」按：宋儒尊中庸，尚不失中庸原义，长素以「三重」附会「三统」，曲解至此，并非尊中庸，直强援中庸尊己说，三百年来重视训诂遗风，不谓成此结果也。……天下欲求大道之归，至教之统者，亦可识所从事矣。去圣久远，伪谬滋炽，如刘歆之派，既务攻今学而乱改制之经，按：长素谓康成亦歆学，何为又表章中庸耶？……宋、明以来，又皆仅知存诚明善之一旨，而遂割弃孔子大统之地，僻陋偏安于一隅。……圣道不明，为害滋大。
　　是岁冬，又成[孟子微]。序之曰：
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不能尽传，荀子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按：孔门仁、礼，内外交尽，未可以大同、小康说之。老、庄及魏、晋皆深斥礼，未尝破仁也。复生仁学、长素大同书，皆崇仁黜礼，必打破一切界限等次而后有以全我之仁，非孔门之仁矣。长素不尊信论语，宜乎于孔门仁、礼交尽之旨不能憭也。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按：若大同以时未可而难言之，则荀未必非，孟未必是矣。且孟在先而荀在俊，荀子尚知以时未可而难言之，何以孟子独守此种不合时宜、不可推行之学说为？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按：长素谓论语出曾子，非孔门正统。然孟子屡言曾子而少及子游乃事实，今谓孟子得子游之传，其证何在？两汉以来五经诸儒，凡言春秋公羊，有谓孔子传子夏者矣，不闻公羊传于子游也。长兴学记亦尚谓子夏传春秋，今徒以比傅于礼运之故，而谓春秋传子游、子思，奈无征不信何！……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准其时宜……诚当乱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乱而已。按：诚如此说，大同书、仁学，皆徒为致乱之书也。……宋时心学大盛，于是独尊孟子。按：长素又谓二千年来皆荀学、歆学，何以宋时又独尊孟子？必二千年学人尽诈欺不信，否则尽盲瞽不智而后可。……夫孟子不传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几焉。按：长素既谓论语不足尽据，又谓孟子未几孔子之全，而长素于易义，亦未见有所发明，大抵只是下文「群龙无首」及「变化通久」等诸义而已。然则孔子之道，岂果仅有此「穷变通久」之虚说，专为长素提唱改制之张本者耶？虽然，孟子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虽荀子非难之，亦齐之于圣孙子思，以为传仲尼、子游之道。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又屡称「仲尼、子弓」，独子思、孟子一节有「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句，郭嵩焘谓「子游」乃「子弓」之误，盖是也。此据误文饰说。且荀既传小康据乱，何知大同太平之传统？荀斥思、孟，明指「五行」，不指「大同」，岂五行亦即大同耶？今考之中庸而义合，本之礼运而道同，证之春秋公、谷而说符，然则孟子乎，真传子游、子思之道者也……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非孟子所创也。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按：长素所谓易义深妙者，原来如此。然不忍杂志诸论，力主立君，是康亦荀学、歆学矣。复辟失败，又翻印新学伪经考，是长素一面力主小康拨乱之治，一面又深排小康拨乱之学也。以君之矛，陷君之盾，而长素不自知其矛盾，真怪事，亦趣事也！……虽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于浑仪；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
　　此与长兴学记、桂学答问时全不同，盖其前不知有子游礼运，今始知之，故其上下进退诸经传者又变也。明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长素居印度大吉岭，春三月成[论语注]。其序曰：
论语辑自曾门。按：长兴学记谓论语辑自曾子、子夏之门人，此独云曾子，不及子夏者，方为学记时，尚以春秋、论语并重，又因子夏传春秋，故论语亦据旧说称引及子夏；至是以春秋公羊推附礼运，不谓子夏传春秋，因遂并其论语之一席而夺之。曾子之学，专主守约。观其临没郑重言君子之道，而仍仅在颜色容貌辞气之粗；乃启手足之时，亦不过战兢于守身免毁之戒。所辑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约身笃谨之言，与戴记曾子十篇相符合。宋叶水心以曾子未尝闻孔子之大道，殆非过也。曾子学术如此，则其门弟子之宗旨意识可推……其为一家之学说，非孔门之全，亦可识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曾门弟子宗旨学识狭隘如彼，而乃操采择辑纂之权，其必谬陋粗略，不得精尽，不待言矣。假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辑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辑之，吾知其微言大义亦不止此。长兴学记亦据孟子谓子夏守约，论语为子夏与曾子门人所成，此处殆已忘首说矣。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宋贤推求遗经，大义微言无所得，仅获论语……遂以为孔学之全。翼以大学、中庸、孟子，号为四子书，拔在六经之上，盖千年来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而曾氏守约之儒学，于是极盛。按：如此说，则不当云二千年皆荀学、歆学，而又复为曾学矣。
　　七月，又为[大学注]。序曰：
大学……诚孔门之宝书，学者之阶准也……篇中仅一指曾子，亦无曾子所作之据，按：大学纵非曾子作，然大学果言大同，何以不引独传大同之子游，而顾称引小康守约之曾子？孔子之微言大义实传焉。朱子特选中庸与此篇，诚为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义，盖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郁而不发，二千年矣。按：宋儒以语、孟、学、庸为四书，遂以孔、曾、思、孟为道统。叶水心不认朱子道统见解，故于曾、思、孟皆有排击。今长素两取晦翁、水心之说，四书取其三，退论语而进礼运，孔、曾、思、孟之传统，变而为孔、言、思、孟。李光弼入郭子仪军，旌旗一新，论学考古，恐不易如此！况学、庸本在戴记，即西汉公羊盛时，亦未奉为圣门宝典，宋儒提倡，始见尊崇。今长素仍只守此几篇文字，而谓孔学郁闇二千年，至己始发，亦何以服异而起信？方今大地棣通，据乱之义，尤非所以推行也。按：长素所取于大学者，不过有「平天下」一节尚在「治国」之上，可以比傅其大同太平耳。然不忍诸论即全与此背，然则将令人曰读大同宝典而安守小康据乱之陋局欤？
　　至是而语、孟、学、庸各有新注，然其所大书特题者，则不在四书，而在礼运。又为[礼运注]而序之，曰：
予小子六岁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且劬。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按：此略当长兴讲学时境界。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子之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按：此略当桂林风洞着答问时境界。惜其弥深太漫，不得数言而赅大道之要也，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神方哉！」按：此略当槟榔屿、大吉岭成四书新注时境界。
　　其推尊礼运者如此。[何以独尊礼运？则为其言大同]。长素又言之，曰：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羣经诸传所发明，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按：宋儒自荆公、明道以至考亭，皆鄙薄汉、唐为小康，而盛尊三代，于是有王霸之辨。今长素则并薄三代而言大同，亦扬高凿深之一例矣。……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礼运注序
　　今试进而一究长素提倡礼运之年月，则其事又有可异者。[礼运注之倒填年月]据礼运注序，其文成于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时长素年二十七。又据长素自编年谱，此据赵氏谱引是岁秋、冬始演大同义，翌年着人类公理，后乃扩充为大同书。窃疑长素大同书思想，其来甚早，有梁氏语为证，无可疑矣。至长素以礼运为孔门教典，其事似不应在早年。诚如礼运注序云云，长兴学记已无是处。学记以董仲舒、刘向、朱子并尊，以春秋公羊传、论语并提；而礼运注序乃以荀卿、刘歆、朱子之说为小康，明以董仲舒言公羊三世义为大同，故贬辞不及。学记与礼运注序见解绝不同，岂有积年艰劬，得此绝大发明，而越后六、七年，正式开始讲学，以复兴孔道自任，转于孔门最大宝典、最上妙义独秘不宣之理！若谓其时尚不合宣扬大同，则礼运注序何以云「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乎？今再退一步，谓此是长素二十七岁时思想，越后六、七年，讲学万木草堂，始悟尚非宣扬大同教义之时；则学记所重应在小康义，应先讲荀卿、刘歆、朱子一套，不应故作鹘突，以董仲舒、刘向、朱子并提，且亦不应着新学伪经考，力诋小康学说之大本营一切刘歆古文经也。今于小康既力诋，大同又不能宣述，而孔门教义，依长素说惟分小康、大同，试问此外尚讲何事？今与其信礼运注之年月，不如信长兴学记之年月。两书相较，礼运注定在后，且应在新学伪经考后，更应在桂学答问后。殆长素欲自掩其伪经考剽窃之迹，故为此序倒填年月以欺人耳。长素尝谓刘歆伪造经典，本属无据，不谓长素乃躬自蹈之。然此等伪迹，破绽昭然，明眼人自能见也。然则礼运注应在何时？曰：会长素前后诸书观之，必与其为四书新注相先后，决不在伪经考、改制考以前，殆戊戌逃亡海外，行踪稍定，在辛丑、壬寅间，而大同书亦于是时成书也。窃观序文谓「子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尽去，尚必补以参苓；泥守旧方而不知变，非徒不适于时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云云，小康隐指专制政体等而言，大同隐指立宪政体等而言。是长素其时尚主追步西化，而不过以复昌孔教为之门面，故为此大同小康、三世之说相附会。大抵言公羊改制在前，言礼运大同在后。言公羊改制，终不脱廖季平牢笼；言礼运大同，乃始见为自辟之天地，宜乎长素之必篝火狐鸣为神怪也。实则季平亦言礼运大同，康、廖仍在同一圈套中；正如长素力唱大同而仍为四子书作新注，则仍不免与宋儒同一圈套，抑且不免与荀卿、刘歆仍落同一圈套中也。
　　又按：大同书初名人类公理，始着于光绪十一年乙酉。时长素年二十八。及光绪十三年丁亥，仍编人类公理，复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之理以论地球，是长素至是始用公羊三世义，而尚未援用大同、小康之别，故书名亦不为「大同」。辛卯成新学伪经考，丙申成孔子改制考，此数年皆讲今古文分别，亦未言大同、小康。[康氏大同思想之来历]长素大同书成题词云：「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着大同书。」梁氏按按云：「彼时尚未成书也。至辛丑、壬寅之间，先生避地印度时，始着成之。」其言较师为信矣。今按：长兴学记祇言论语及仁，又言春秋与改制，独不言礼运及大同。朱鼎甫与长素往复四书，亦不及礼运大同一语。桂学答问专主公羊言改制，以白虎通与春秋繁露为孔门真传秘本，赖此以见孔学，并不及礼运。梁氏本长素意为读书分月课程，经学首春秋，先读刘申受公羊释例，次读公羊传及何君注，次春秋繁露，次礼记王制，次谷梁传。至读礼记法，先王制，次礼器、郊特牲，次儒行，次檀弓，次礼运、中庸，次以原序读诸篇。是当时康门学术，尚是廖季平范围，并不特提礼运为孔学最上宝典也。桂学答问在甲午，时长素尚不言大同礼运。长素到处结会，如强学会、圣学会之类，亦无大同学会。知长素甚深妙义，其时尚未到手。谭复生仁学，言大同、小康，亦偶及之，并不郑重而道也。仁学成于光绪丙申。然则康门稍稍言及大同，应在乙未时乎？
　　又按：长素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成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时长素在槟榔屿。文中有云：「天未丧斯文，牖予小明，得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着伪经考别其真赝，又着改制考发明圣作，因推公、谷、董仲之口说，知微言大义之所在，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知笔削改本之所托。先圣太平之大道，隐而复明，闇而复彰，撰始于广州之草堂，纂成于桂林之风洞。」全文只言春秋，不及礼运，述始在广州草堂，不在七桧园澹如楼也。[康氏著书七桧园澹如楼之真假]若礼运大同早已发明在前，此乃孔学最上、最高、最后之极诣，春秋三世，乃其到达之层累而已，不应于此仍不溯及七桧澹如一番大彻大悟境界。然则长素礼运注至此尚未有，又一证矣。其春先为中庸注，冬又为孟子微，始尊及子游，谓其独传孔子之道，则已驾乎公羊、董、何之上矣。盖长素至是始另得一把柄，可以超出廖氏今古学之外也。然则梁氏谓康氏大同书着成在辛丑、壬寅之间避地印度时，其说信而有征。长素必自谓在甲申居七桧园澹如楼者，与其礼运注之倒填年月，同一篝火狐鸣，所谓[「国师公欲篡圣统而伪造经典」，正不啻其自供状也]。
　　今推长素大同礼运之说，则长素所谓「中国之国魂」，所谓「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义、法度」，所谓「无量敷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其实皆小康也。凡癸丑以来不忍诸论，不过曰复君主之名位，保中国之疆土，存黄种之文明，亦不过欲力背大同趋小康耳。然则长素之尊孔子，虽先后未变，而所以尊孔子者已变，仍自见其为矛盾相冲突矣。不忍附页康南海先生所撰孔子新教礼运注广告，谓：「徧考遗经，大书特书发明大同之道者，惟礼运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仅有小康，则君臣之义被攻，而孔教几倒。中国礼文，皆与孔为缘，随之同尽，则中国为墨西哥矣。」此文不知出何人笔，然殊可窥当时长素讲大同、尊礼运之一种背景也。长素以西洋有耶稣，而中国无之，遂尊孔子为教主；以西洋有美、法共和无君臣等级，而中国无之，遂以中国为小康而别创大同一境，以礼运为之证。此等思想自震惊西化而来，与以后不忍时期所深讥于一辈维新分子者，其实无大差异也。不忍十期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一文，谓：「孔子为道，有据乱，有升平，有太平。君臣为据乱之制，孔子尊尧、舜之共和，倡汤、武之革命，万法俱备，众方并陈，何尝有所偏倚？且孔子言君臣，如主伯亚旅云耳。秦、汉人相称皆曰君臣，汉人于郡将无不待以君礼，以臣道事之，此犹店肆有股东、伙计。古者君见卿降阶，有舆为下，拜必答拜，酒则亲献；后世专制太甚，与孔子无关。」则依然骑墙之见，谓尊君不足为孔病而已。彼所以[自掩其矛盾冲突之点者，则谓孔子本有三世之义]。方其主「必变、速变、全变」，则曰今者中国已小康矣，当以大同之道进；及其主复君主，保国粹，则曰中国今方据乱世，何得遽企大同？此彼所以自处于矛盾之两极，而仍以尊孔一念为之贯也。
　　三世之义，本之春秋，长素曰：
春秋之作，何为也？郑玄谓「大经春秋」，大经，犹大宪章也。纬称「孔子制法」，所谓宪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知世运之变而与时推迁，以周世用，故为当时据乱世而作宪法。既备矣，更预制将来，为修正宪法之用，则通三统焉。孔子又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故又备升平、太平之宪，以待将来大同之世修正宪法之时有所推行。各国之为宪法，限于一国及一时，春秋之为宪法，则及于天下与后世。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
　　[尊孔与尊西洋]西洋有教主，长素则以孔子为教主；西洋有宪法，长素乃以春秋为宪法。然长素既主国魂之论，谓立国各有本末，独谓春秋之为宪法，不限于一国一时，此则中国有国魂，而西洋可以无国魂，又推孔子太过，仍陷于矛盾冲突之例也。长素又谓：
春秋为文数万，其指数千，今所存大义微言，皆宪法原理之落落者。惜以口说不成文，而致郁而不发，闇而不明。同上／汉世廷臣引春秋之义，奉为宪法实行之，此皆成文宪法也，公、谷写传之，在孔门名为大义，皆治据乱世之宪法也。但孔子以匹夫制宪法，贬天子，刺诸侯，不能着之书，而口授弟子，师师相传，以待后世，故借口说以传。今董仲舒、何休之传口说，所谓不成文宪法也，在孔门谓之微言，则多为升平世、太平世之宪法焉。今举国言共和，人士皆口孔子升平、太平之义。然是义也，不着于羣经，惟着于春秋；其于春秋也，又不见于经传，惟见于董、何之口说。若不信公羊，不信董、何为传七十子后学师师相传之口说，则何依焉而妄传述乎？且夫升平、太平之义不着，则二千年皆据乱之说，宜近人之疑攻孔子也。然则孔子之道，何以通于新世，行于大地乎？若不信此篇，则孔子之道将坠于地。同上
　　长素不知国人言共和，乃从西洋来，非从孔子来。长素必欲推本于孔子，而经传无证，乃附会之于董、何之口说。然则长素之意，不啻谓孔门诸经传以及中国自孔子出世以来二千年，皆据乱之世，皆非升平、太平之道，惟董、何之口说有升平、太平义，而今日之共和即是。然则仍不过如其为大同书之例，仍是震惊于西化而发。依长素之言，不啻若谓孔子之大义在中国，而微言则入西洋矣。明白言之，苟非礼运，则孔教嫌于为专制；苟非春秋，则孔教嫌于无共和。则孔子亦一时代之人物，其教义亦无以通古今中外而皆准。此则长素之言孔门经典，所以必取于礼运之与公羊家者，其意乃与廖季平之为见无大异也。
　　故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是长素尊孔特其貌，其里则亦如彼不忍诸论所讥之无耻媚外而已耳。长素何以必奉孔子为教主？以西人有教主故。此梁氏已言之，谓：
有为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
　　此长素貌为尊孔，实则尊西俗之证一也。故其为孔子改制考，梁氏云：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
　　故彼谓中国二千年所行皆孔门之小康，而非大同，实则大同即西俗，小康则中国之固有而已。请更举数例证之：论语：「礼与其奢也宁俭。」长素谓：
[康氏之训释]文明既进，则乱世之奢，文明以为极俭。世愈文明，则尚奢愈甚。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义，令人道退化。今中国之文明不进，大损所关，岂细故哉！
盖长素心目中，奢为西俗，俭则中化。长素谓中国文明不如西欧，即俭不如奢之证。故论语明云「与其奢也宁俭」，而长素则倒为「与其俭也宁奢」，谓所以主宁俭者，罪在宋儒。近人所以盛推戴东原，以东原高提人欲，人欲与奢侈相通，亦谓由是可以企及西洋之文明也。近人见解，仍沿长素而来。其所唱非忠孝、非节义诸端，即谭氏仁学「冲决网罗」之教；所主「全盘西化」，则尚不过到达长素大同书境界应有之一级，<以其无国界、种界故。>而尚不足以企及大同书之最高层。<以其尚有人、禽之别等故。>则长素仍安踞最近思想界之峰巅也。
　　又「奢则不孙。俭则固」，长素云：
孔子尚文，非尚俭也。后儒误以孔子恶奢为恶文，中国文物，遂等野蛮，则误解经义之故也。此处又认孔子为恶奢矣。
　　此明明以中国为野蛮，言外则指西洋为文明也。惟长素不谓孔子之过，乃谓后人误解孔子之过，此与直捷归罪孔子者，略迹论心，无大殊也。故近人所主「打倒孔家店」者，与长素之尊孔，实同一见解，无大异也。康、谭论奢俭，全由震惊西化而来。今国人风尚日奢，然文明未见遂进，若康、谭见之，不知又将何说？
　　「子见南子」，长素以为乃大同之道，子路笃守小康，故不能明。盖彼心目中，亦以西俗男女社交为文明，中俗「男女授受不亲」为野蛮。今以子路为小康，孔子为大同，此又以尊西俗者为尊孔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长素曰：
孔子之言夷狄、中国，即今野蛮、文明之谓。野蛮团体太散，当立君主专制以聚之，据乱世所宜有也。文明世人权昌明，同受治于公法之下，但有公议民主，而无君主。乱世野蛮有君主之治法，不如平世文明无君主之治法。
　　长素之意，以有君主为中俗，为野蛮；以无君主指西洋美、法诸邦，为文明。孔子谓「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长素则变为「诸夏」中国有君，不如夷狄西洋美、法诸邦之亡」矣。此又以尊西俗者为尊孔之明证也。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长素云：
无为之治，君无责任，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
　　然则孔子预言大义在西洋，不在中国，中国二千年来皆小康此长素尊孔实为尊西洋又一明证。
　　尤可笑者，论语：「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长素注作：
天下有道，则政在大夫。
　　曰：
[康氏之校勘]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政在大夫，盖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其政。
　　又「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长素注作：
天下有道，则庶人议。
　　曰：
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盖太平制，有道之至也。若如今本「庶人不议」，则专制防民口之厉王为有道耶？与羣经义相反，固知为衍文之误也，或后人妄增。
　　长素博雅，不知其所据旧本为何种本？要之以欧洲西俗代表天下有道，则显然不容疑。此又其以尊西俗为尊孔之明证也。
　　又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长素云：
此窜改之伪古文也。虽非全行窜入，则孔子以不作、好古称老彭，而刘歆增改「窃」字，原文或是「莫比」二字。春秋纬曰：「天降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测无穷，故作拨乱之法，载之春秋。删书则民主，首尧、舜以明太平。删诗则君主，首文王以明升平。礼以明小康，乐以着大同。繋易则极阴阳变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作春秋以明三统、三世，拨乱、升平、太平之法。故其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又曰：「天生德于予。」虽藉四代为损益，而受命改制，实为创作新王教主，何尝以述者自命，以老彭自比乎？刘歆欲篡孔子圣统，必先攻改制之说。按：王莽篡汉，正援公羊改制义耳。故先改国语为左氏传，以夺口说之公、榖，公、榖破而微言绝，大义乖。故自晋世，公、谷废于学官，二家有书无师，于是孔子改制之义遂湮，三世之义几绝。孔子神圣不着，而中国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运，皆刘歆为之。刘歆既乱羣经，以论语为世所尊信，因散窜一二条以附合其说，惑乱后学，兹罪之大，不可胜诛也。
　　此明以西洋民主为太平，中国君主为升平，即朱鼎甫所讥「用夷变夏」也。因其不可通于论语，而引纬书以疑之，乃蔽罪于刘韵之窜改。以如是之校勘，为如是之训释；以如是之考订，明如是之大义，清代汉学二百年，实所未有。谭复生仁学亦及论语此章，云：
孔子删书则自唐、虞，存诗则止乎三百，然犹早岁从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于是发愤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口口口曰：「论语第七篇，当是『默而第七』。刘歆私改『默』为『述』，窜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十四字，以伸其古学，篇名遂号『述而』矣。其甘为莽、歆之奴隶也乎？则好古亦其宜也。」
　　此处所引，未知何人语，疑非康即梁。要之，当时言维新改制，凡以好古、不作诸说归罪刘歆，已成风气，亦所谓非汉、非宋，非义理、非考据，而别自成其为一时之学术者。不谓时过境迁，今学者言考据，治汉人经说，尚守其论不变，则所谓惑乱后学之罪，长素亦不幸终不得而辞也。
　　[康氏思想之到底矛盾]今为长素明白分析其思想，彼盖一领袖欲至高、自信力至强之人。彼先认定中国二千年历史为野蛮，而欧洲现况为文明，遂以中国二千年历史皆孔子之小康，皆刘歆之伪说，而孔子别有大同一义，则实与彼所见西俗暗合，此长素主「必变、速变、全变」时之说也。及为不忍诸论，则所以尊孔与所以评西俗者已大异乎是，而其必力反一世之祈向以惟我马首是瞻之概，则犹夫昔日。惟昔者一世为守旧，则长素鼓之向新；今已一世尚维新，长素又督之返旧；而一以孔子为标帜。惜乎「臣精消亡」，日力不足，今不忍所刊诸经典，遂与其所悬之教义，一为大同，一为小康，令人有邈若隔世、不相酬接之憾。此长素所以虽始终尊孔，而终不能掩其先后之相矛盾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附表
纪年 经历 生死
明神宗万历元年癸酉(1573)  
二年甲戌(1574)  文震孟文起生 曹学佺能始生 锺惺伯敬生 黄姬水志淳卒(年六十六) 钱德洪绪山卒(年七十九)
三年乙亥(1575) 王元美撰定前后诗赋、文说、四部稿。 严衍永思生 鹿善继伯顺生 沈国模求如生 魏良弼水洲卒(年八十四)
四年丙子(1576) 王元美前后诗赋、文说、四部刻成，凡八十卷。 刘永澄静之生 赵贞吉大洲卒(年六十九)
五年丁丑(1577)九月，张居正以父丧起复。  吴锺峦霞舟生
六年戊寅(1578)  刘宗周念台生 吕潜愧轩卒(年六十二)
七年己卯(1579)正月，毁天下书院。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  姚希孟孟长生。
八年庚辰(1580) 顾叔时成进士。 
九年辛巳(1581)  陈仁锡明卿生
十年壬午(1582)  钱谦益牧斋生 史孝咸子虚生 张居正太岳卒(年五十八) 张节介夫卒(年八十)
十一年癸未(1583)  杨彝子常生 王畿龙溪卒(年八十六)
十二年甲申(1584)诏以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从祀孔庙。  孙奇逢夏峯生 黄尊素真长生
十三年乙酉(1585)  黄道周石斋生 顾梦麟麟士生 胡直庐山卒(年六十九)
十四年丙戌(1586)  
十五年丁亥(1587)  王襞东崖卒(年七十七)
十六年戊子(1588)  华允诚凤超生 王世懋敬美卒(年五十三)
十七年己丑(1589) 高景逸成进士。 
十八年庚寅(1590)  王世贞元美卒(年六十五)
十九年辛卯(1591)  
二十年壬辰(1592)  王时敏烟客生 孙承泽退谷生
二十一年癸巳(1593)  倪元璐鸿宝生 邓元钖潜谷卒(年六十六) 徐渭文长卒(年七十三)
二十二年甲午(1594)  谈迁孺木生
二十三年乙未(1595)  杨廷枢维斗生
二十四年丙申(1596)  
二十五年丁酉(1597) 孙夏峯与鹿伯顺论交。 项圣谟孔彰生 陈宏绪士业生 范文程辉岳生
二十六年戊戌(1598)  金声正希生 万泰履安生
二十七年己亥(1599)  毛晋子晋生 费经虞鲜民生
二十八年庚子(1600) 利玛窦至北京。 
二十九年辛丑(1601)  恽日初逊庵生 茅坤鹿门卒(年九十)
三十年壬寅(1602)  张溥天如生 李清映碧生
三十一年癸卯(1603)  万寿祺年少生 阎尔梅古古生 刁包蒙吉生 程智云庄生
三十二年甲辰(1604) 顾叔时、高景逸始讲学东林书院。
陈季立访焦澹园于金陵，借阅所藏书，成毛诗古音考四卷。 陈贞慧定生生 陈确干初生 许孚远敬庵卒(年七十)
三十三年乙巳(1605) 顾叔时作学蔀通辨序。
利玛窦刊布几何原本。 顾柔谦刚中生 王时槐塘南卒(年八十四)
三十四年丙午(1606)  朱鹤龄长孺生
三十五年丁未(1607)  傅山青主生 姜采如农生 钱肃乐虞孙生 胡承诺石庄生 沈寿民眉生生 顾允成泾凡卒(年五十四)
三十六年戊申(1608)  金人瑞圣叹生
三十七年己酉(1609)  吴伟业梅村生 邵曾可子唯生
三十八年庚戌(1610)  黄宗羲梨洲生 彭士望躬庵生 利玛窦卒(年五十九)
三十九年辛亥(1611)  张履祥杨园生 祝渊开美生 冒襄辟疆生 陆世仪桴亭生 徐夜东痴生 方以智密之生 杜浚茶村生
四十年壬子(1612)  钱澄之饮光生(原名秉镫) 周亮工栎园生 钱陆灿湘灵生 张尔岐稷若生 刘永澄静之卒(年三十七) 顾宪成叔时卒(年六十三)
四十一年癸丑(1613) 孙夏峯寓京师，与鹿伯顺读传习录。 顾炎武亭林生 归庄玄恭生 孙默无言生 曹溶秋岳生 陈瑚言夏生 刘汋伯绳生
四十二年甲寅(1614)  邱雏屏邦士生 宋琬荔裳生 冯班定远生
四十三年乙卯(1615)  应撝谦嗣寅生 王馀佑介祺生 龚鼎孳芝麓生 李明性洞初生
四十四年丙辰(1616) 黄尊素成进士。 刘珵超宗生 魏裔介石生生 黄宗炎晦木生
四十五年丁巳(1617)  阎修龄再彭生 魏象枢环极生 于成龙北溟生 万斯年祖绳生 陈第季立卒(年七十七)
四十六年戊午(1618)  侯方域朝宗生 施闺章愚山生 黄宗会泽望生 何汝霖商隐生 沈昀朗思生 尤侗西堂生
四十七年己未(1619)六月，熊廷弼经略辽东。  陆嘉淑冰修生 申涵光凫盟生 周容躄翁生 王夫之船山生 刘源渌昆石生 唐鹤征凝庵卒(年八十二)
四十八年庚申(1620)光宗泰昌元年。罢熊廷弼，以袁应泰经略辽东。  魏际瑞善伯生 毛先舒稚黄生 张煌言苍水生 马骕宛斯生 焦竑弱侯卒(年八十)
熹宗天启元年辛酉(1621)清兵取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死之。以王化贞巡抚广宁。八月，起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张鹤鸣为兵部尚书。  曹本荣厚庵生
二年壬戌(1622)八月以孙承宗经略蓟辽。 邹南皋、冯少墟建首善书院。
吴梅村始受业于张天如。 张烈武承生 李邺嗣杲堂生 吴蕃昌仲木生 李之芳邺园生 徐枋俟斋生 王弘撰山史生 黄生扶孟生
三年癸亥(1623)  毛奇龄西河生 严绳孙荪友生 伍定相学父卒
四年甲子(1624) 陆桴亭与盛圣传定交。
张溥、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诸人始立应社。 汪琬钝翁生 魏禧叔子生 范承谟螺山生 吴炎赤溟生 锺惺伯敬卒(年五十一)
五年乙丑(1625)左、魏被逮，孙夏峯营护藏活两家子弟。  计东改亭生 陈维崧迦陵生 李霨坦园生
八月，毁天下讲学书院。杀前辽东经略熊廷弼。十月，罢孙承宗，以高第代为经略。十二月，榜东林党人姓名示天下。  费密此度生 许三礼酉山生
六年丙寅(1626)三月，高第罢，以王之臣督师，袁崇焕巡抚辽东。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龙等，攀龙自沈于池。黄尊素下狱死。  王士禄西樵生 黄尊素真长卒(年四十三) 高攀龙景逸卒(年六十五)
七年丁卯(1627)十一月，魏忠贤、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诛，田尔耕、许显纯等以次伏法。 陆桴亭与陈言夏定交。 汤斌潜庵生 李颙二曲生 朱用纯柏庐生
庄烈帝崇祯元年戊辰(1628)四月，以袁崇焕督师蓟辽。 黄梨洲袖长锥，草疏入都讼冤。 薛凤祚仪甫生 姜宸英西溟生 王钖阐晓庵生 潘柽章力田生
二年己巳(1629)五月朔，日食失验，诏西洋人龙华民等推步，以礼部尚书徐光启为监督。十二月，下督师袁崇焕于狱。 刘念台讲学蕺山，黄梨洲侍讲席。
张天如、张受先举复社成。吴江令熊开元迎天如为尹山大会，集者远自楚、豫。 朱彝尊竹垞生 吕留良晚村生
三年庚午(1630)八月，杀前督师尚书袁崇焕。 张天如为金陵大会。 陆陇其稼书生 唐甄铸万生
四年辛未(1631)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作乱。以洪承畴总督三边军务。十一月，孙承宗罢。 黄梨洲以遗命发愤读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两年而毕。
陈干初始与祝开美定交。 顾祖禹景范生 徐干学健庵生 彭孙遹羡门生 陈恭尹元孝生 吴兆骞汉槎生 储欣同人生
五年壬申(1632) 张天如为虎邱大会。 
六年癸酉(1633) 陆桴亭延陈确庵于家，相与闭户读书。是年秋，行袁了凡功过格。 恽寿平南田生 徐秉义果亭生 胡渭朏明生 万斯大充宗生 李因笃天生生 梅文鼎定九生 靳辅紫垣生
七年甲戌(1634)  徐元文公肃生 王士祯阮亭生 宋荦牧仲生 徐善敬可生 陈钖嘏介眉生
八年乙亥(1635)  熊赐履青岳生 李天馥湘北生 颜元习斋生
九年丙子(1636)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刘宗周籍。 胡石庄中举人。 阎若璩潜邱生 黄仪子鸿生 陈仁锡明卿卒(年五十六)姚希孟孟长卒(年五十八)鹿善继伯顺卒(年六十二)文震孟文起卒(年六十三) 董其昌思白卒(年八十二)
十年丁丑(1637) 陆桴亭始着思辨录。 邵长蘅青门生 韩菼慕庐生 郑梁禹梅生 秦松龄对岩生 顾贞观梁汾生
十一年戊寅(1638)九月，清兵入塞；冬，下畿辅城四十八，前大学士高阳孙承宗死之。
南京诸名士顾杲等百四十人为防乱公揭，黄梨洲与焉。 孙夏峯避入五峯山。 万斯同季野生 于成龙振甲生
十二年己卯(1639) 顾亭林始撰肇域志。 王掞颛庵生 陈廷敬说岩生
十三年庚辰(1640)  汪懋麟蛟门生 颜光敏修来生 吴之振孟举生
十四年辛巳(1641)  梁份质人生 张溥天如卒(年四十)
十五年壬午(1642)清兵下锦州。十一月，清兵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州县。 高汇旃为湖南学使。
吕晚村年十四，始识黄晦木于东寺。 乔莱子静生 李光地晋卿生 王原祁麓台生
十六年癸未(1643)十月，李自成破潼关，总督孙传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诸郡。 三月，孙夏峯守五峯得全。
陈干初与祝开美入剡，从学于刘蕺山。
张献忠陷衡州，王船山父见执，船山诣贼中；翌晨，父子俱以计得脱。 
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李自成陷京师。明庄烈帝殉难。四月，吴三桂乞清军，破李自成于山海关。五月，清兵入京。
福王即位于南京。
清世祖顺治元年。 孙夏峯膺地方人才荐，敦促就道，以病辞。
黄梨洲至南京，嗣因党祸，避归浙东。
顾亭林南都诏授兵部司务。 孙在丰屺瞻生 倪元璐鸿宝卒(年五十二)
二年乙酉(1645)四月，清兵屠扬州，史可法道邻殉难(年四十余)。五月，清兵渡江，南京陷。下令薙发。
六月，唐王即位福州，鲁王监国绍兴。 孙夏峯屡膺荐举，均以病辞。
刘念台、祝开美殉难。
陈干初弃经生业，山居著书。
黄梨洲兄弟纠合子弟军，号世忠营。
四月，顾亭林应荐赴南京。六月归里，起兵吴江，事败。七月，亭林嗣母王氏绝食三十日，遗命勿事二姓。是年，亭林作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
汤若望修补新历全书成。
魏叔子、彭躬庵诸人结庐翠微。魏叔子作制科、限田、奄宦三策。 高士奇江村生 彭定求南畇生 王鸿绪俨斋生 祝渊开美卒(年三十五)黄淳耀陶庵卒(年四十一)金声正希卒(年四十八)杨文骢龙友卒(年四十九)刘宗周念台卒(年六十八)严衍永思卒(年七十一)
三年丙戌(1646)三月，唐王殉国汀州。十月，桂王即位于肇庆。始开科举。 黄梨洲入四明山寨，后避居化安山丙舍。
鲁王遥授顾亭林为职方司主事，亭林以母未葬，弗就。
清师南下，毛西河依保定伯毛有伦，事败亡匿。
王船山始有志注易，复奉父命编春秋家说。
万年少祝发为僧。
魏石生成进士。 潘耒次耕生 华学泉霞峯生 黄道周石斋卒(年六十二)
四年丁亥(1647) 孙夏峯纂辑理学宗传。
黄梨洲居山中，注授时历。
陈卧子、杨维斗死难。 徐潮青来生 姚际恒立方生 陈子龙卧子卒(年四十)杨廷枢维斗卒(年五十三)曹学佺能始卒(年七十四)王朝聘修侯卒(年七十八)
五年戊子(1648) 王船山举兵衡山，军败，走桂林，遂至肇庆。 刘献廷继庄生 王源昆绳生 邵廷采念鲁生 蔡廷治瞻岷生 陈厚耀泗源生 钱肃乐虞孙卒(年四十二)张采受先卒(年五十三)华允诚凤超卒(年六十一)
六年己丑(1649) 孙夏峯南徙至祁州，刁蒙吉扫室留止。
黄梨洲有日本乞师纪、海外恸哭纪。
瞿起田荐王船山于桂王，为行人司行人。 
七年庚寅(1650)八月，清兵陷舟山，鲁王出奔。十一月，清兵克桂林，瞿起田殉难。 孙夏峯至苏门。
黄晦木被捕，脱免。
黄梨洲至常熟，读书绛云楼。十月，绛云楼火。
陈干初着丧实论、葬论、女训。
王船山以王化澄构陷去官。
顾亭林变服出游，避怨家构陷。 臧琳玉林生 查慎行初白生 瞿式耜起田卒(年六十一)
八年辛卯(1651) 顾亭林至金陵，初谒孝陵；至淮安，与万年少定交。
毛西河避雠出游淮上。
王山史始游吴。
王船山间道归楚，遂决计遁隐。 张伯行孝先生 程智云庄卒(年四十九)吴锺峦霞舟卒(年七十五)
九年壬辰(1652)科场狱起。 孙夏峯移居夏峯。
黄梨洲着律吕新义。
顾亭林自常熟唐市返千墩，世仆陆恩叛投里豪叶方恒。 冯景山公生 万寿祺年少卒(年五十)
十年癸巳(1653) 陈干初着大学辨。
吕晚村应试为诸生。
顾亭林至金陵，再谒孝陵，并谒明祖御容于灵谷寺。十月，三谒孝陵。顾亭林至太仓访陆桴亭，桴亭适至唐市访亭林，遂两不相值。
归玄恭至太仓谒陆桴亭，顾执弟子礼，桴亭固让，叙为兄弟。
颜习斋为诸生。
吴梅村征为国子祭酒。
孙退谷致仕，筑室西山，自号退翁。 戴名世南山生 毛干干用九生 顾梦麟麟士卒(年六十九)
十一年甲午(1654) 春，顾亭林徧游沿江一带，抵芜湖；秋，游燕子矶。 潘天成锡畴生 纳兰性德容若生 侯方域朝宗卒(年三十七)
十二年乙未(1655) 陈干初、张杨园、沈朗思诸人会于翠薄山房。
顾亭林四谒孝陵。自金陵还昆山，投仆陆恩于水，叛党讼之；归玄恭营救于钱牧斋。
陆桴亭刊论学酬答。
阎潜邱始疑古文尚书。
王船山始作周易外传，始撰老子衍。 劳史麟书生 汪份武曹生 胡煦沧晓生 徐元梦蝶园生
十三年丙申(1656) 黄梨洲遭名捕脱死，弟晦木被捕，亦得免。
五月，顾亭林钟山遇刺客，家遭劫盗。是月，五谒孝陵。
王船山黄书成。
沈求如卒，史子虚继主半霖义学。
朱竹垞游粤。
吴梅村丁母忧归。
王阮亭诗编年始此。
费此度定居维扬。 汤右曾西崖生 王心敬尔缉生 吴蕃昌仲木卒(年三十五)陈贞慧定生卒(年五十三)沈国模求如卒(年八十二) 
十四年丁酉(1657) 孙夏峯中州人物考成。
陈干初着性解、禅障诸篇。
元旦，顾亭林六谒孝陵。赴山东即墨，游劳山。于莱州交任子良唐臣；济南交张稷若。北游经燕、赵，抵塞外，舍长白山。是年始校读吴才老韵谱。
史子虚等重修半霖义学为姚江书院。
唐铸万在蜀中举。 朱书字绿生 万泰履安卒(年六十)谈迁孺木卒(年六十四) 
十五年戊戌(1658)治科场狱。 孙夏峯畿辅人物考成。
顾亭林登泰山，至曲阜，遏邹平，始交马宛斯；长山交刘果庵；入都，至蓟州，历遵化、玉田，抵水平。
朱竹垞自粤归。
马宛斯始举于乡。
吴汉槎以科场事戍边。 陈汝咸心斋生 汪士鋐退谷生 刘捷古塘生 秦道然雒生生 项圣谟孔彰卒(年六十二) 
十六年己亥(1659)郑成功兵围南京。 孙夏峯四书近指成。
顾亭林初谒天寿山。是年着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其次甥徐公肃中进士一甲一名。
陆桴亭、陈言夏、归玄恭、王石隐会讲郁仪臣家静观楼，至者百余人。
吕晚村、黄晦木相遇，始订交。
潘用微寓吴郡。
颜习斋始交王五修(夏峯门人)，时在易水。
马宛斯举进士。 李塨恕谷生 万经授一生 顾鏊恒惺生 洪升昉思生 邵曾可子唯卒(年五十一)毛晋子晋卒(年六十一)史孝咸子虚卒(年七十八) 
十七年庚子(1660)江南奏销案起。 黄梨洲游匡庐，柬方密之，有匡庐游录。
吕晚村、黄晦木、高旦中、朱声始、黄丽晨共约卖艺，晚村作卖艺文。
顾亭林寓淮上，潘力田刻国史考异三卷寄之。其长甥徐健庵中顺天举人。
毛西河复出游，自此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
顾景范始创为读史方舆纪要。
杨光先抗疏论耶稣教及汤若望时宪书之非。 杨名时凝斋生 郑元庆子余生 
十八年辛丑(1661)郑成功取台湾。
苏州诸生以聚哭文庙坐大辟，死者十八人，金圣叹与焉。 孙夏峯圣学录成。
黄梨洲着易学象数论。
三月，吕晚村至虞山红豆村庄谒钱牧斋，时牧斋年八十。
顾亭林至绍兴谒禹陵。十二月，山东考古录成书。
陆桴亭刊思辨录。
颜习斋始谒刁蒙吉，得其所辑斯文正统。
阎潜邱从兄泂成进士，改旌德县知县。 何焯义门生 金人瑞圣叹卒(年五十四)杨彝子常卒(年七十九) 
清圣祖康熙元年壬寅(1662)明桂王为吴三桂所害。郑成功卒，年三十九。 孙夏峯书经近指成。
黄梨洲着明夷待访录。
夏，吕晚村课儿读书于其家之梅花阁，高旦中、黄晦木皆来，以诗文相唱和。
顾亭林以正月由山东入都，三谒天寿山。五月，至山西谒北岳。七月，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阎潜邱至京师。
魏叔子始游江、浙。 赵执信秋谷生 
二年癸卯(1663)吴赤溟、潘力田以庄氏史狱，同磔于杭州之弼教坊。
礼部遵旨议覆乡、会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以甲辰科为始，从之。 孙夏峯四书近指刻于大梁。傅青主过夏峯。
四月黄梨洲至语溪，馆于吕晚村家之梅花阁，有水生草堂唱和诗，并共选宋诗钞。
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成。
陈干初设姚江、山阴两先生像，作诗祭奠，并呈性解两篇。
顾亭林作五台山记。于太原访傅青主；五台交李天生；游西岳太华，访王山史；至盩厔，访李二曲。
颜习斋始交王法干。
阎潜邱返太原，访傅青主。
王山史至金陵。 陈鹏年沧洲生 陆奎勋星坡生 潘柽章力田卒(年三十六)吴炎赤溟卒(年四十)黄宗会泽望卒(年四十六) 
三年甲辰(1664)张苍水被擒，卒于杭州。 黄梨洲、晦木兄弟至语溪，与吕晚村同赴虞山，访钱牧斋。是年冬，晚村请张杨园馆其家，杨园屡辞，虚席待二年，乃就。十月初，黄梨洲复之语溪。十二月初，返里。
顾亭林至河南，访孙夏峯。
颜习斋又约王法干访孙夏峯，未果；同访王介祺。
冬，朱竹垞之云中。
杨光先着摘谬论，摘汤若望新法十谬上之。 费锡璜滋衡生 曹本荣厚庵卒(年四十四)张煌言苍水卒(年四十五)刘汋伯绳卒(年五十二)钱谦益牧斋卒(年八十三) 
四年乙巳(1665)乡、会试复旧制，仍用八股文取士。洪承畴卒。 黄梨洲之语溪，吕晚村自平湖来。
万充宗、季野兄弟受业于黄梨洲。
归玄恭始见潘用微，读其着道录，北面称弟子；既而悔之，致书质辨。
顾亭林置田舍于章邱大桑家庄。游阙里，交颜修来。
毛西河客庐陵，与施愚山讲学白鹭洲；已而去游淮西。
颜习斋访李孝悫。
汤若望得罪，杨光先为钦天监正。 方舟百川生 郑性义门生 朱轼若瞻生 储大文六雅生 顾柔谦刚中卒(年六十一)陈宏绪士业卒(年六十九) 
五年丙午(1666)范文程卒。 孙夏峯至内黄，讲学于明伦堂，举论语「学而时习之」义。汤潜庵至夏峯问学。理学宗传刻于内黄。
黄梨洲馆语溪；访陈干初于海宁，买祁氏澹生堂书。
吕晚村弃诸生，以不应试除名。与张杨园、何商隐、张佩葱发明洛、闽之学。
顾亭林游太原，交朱竹垞、屈介之。与李天生鸠资垦荒雁门之北。入京师，复往山东，游泰山。十月，注吴才老韵补正成，并弁以序。兖州守署度岁。
朱竹垞游晋。八月，访碑于蒙山。
陆稼书举乡试。
顾景范初刻二十一史方舆纪要五卷。(即今刻历代州域形势九卷之祖本。)
刘继庄始寓吴中。 朱泽澐止泉生 杜诏紫纶生 范文程辉岳卒(年七十) 
六年丁未(1667)陈济生诗案发。 孙夏峯订家礼酌成。
黄梨洲与姜定庵、张奠夫复兴证人书院讲会。
张杨园至语水。
顾亭林南旋，始刻音学五书，张力臣任校写役。
马宛斯选授淮南府推官。阎潜邱与宛斯相识当在此年。
熊青岳着闲道录成。 徐文靖位山生 
七年戊申(1668) 黄梨洲在甬上，始有讲经会。是年始选明文案。
七月，王船山编春秋家说成；又成春秋世论。
顾亭林自投济南府狱，半年狱解。
毛西河游睢州，为汤潜庵母作崇祀祠记；嗣返浙。
邵念鲁始见毛西河于古小学讲会。
颜习斋居朱媪丧，一遵朱子家礼，遂悟宋学之非，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为己任。
王昆绳遗书阎潜邱问左传。
吴良枢刻朱子年谱。
王山史入都。 王懋竑白田生 方苞望溪生 
八年己酉(1669) 张杨园馆语水。晚村刻二程、朱子遗书数十种。
颜曰彬会潘用微于证人书院，读其书，大服，北面执弟子礼。
顾亭林入京，馆徐健庵家。潘次耕来受学。
马宛斯移官灵壁。
颜习斋着存性编、存学编；更「思古斋」曰「习斋」。
王山史在京师。
韩仁父主讲姚江书院。自史子虚卒，至是辍讲十年矣。
南怀仁上书言历法，授钦天监副。杨光先放归，卒于途。 顾嗣立侠君生 蒋廷锡南沙生 刁包蒙吉卒(年六十七) 
九年庚戌(1670) 高旦中卒，黄梨洲为作墓志铭。
顾亭林初刻日知录八卷。是年在山东度岁。
马宛斯绎史付梓，李映碧为作序。
颜习斋与孙夏峯书论学。
毛西河复游淮西。
徐健庵登一甲三名。张武承、陆稼书成进士。
朱竹垞入京。
王山史在浙。 任启运钓台生 陈景云少章生 
十年辛亥(1671) 黄梨洲作寿张奠夫八十序。
张杨园在语溪吕氏力行堂。吕晚村、何商隐以杨园年老，不应复有课诵之劳，各具修金资其家用，请往来语水、半逻间。
顾亭林入都，主徐公肃家。熊青岳欲荐亭林修明史，亭林坚辞之。
李二曲赴襄城觅父骨，遂游吴。
毛西河复游淮安。
魏叔子重至扬州。 惠士奇天牧生 沈近思闇斋生 方以智密之卒(年六十一)吴伟业梅村卒(年六十三)费经虞鲜民卒(年七十三)韩孔当仁父卒(年七十三) 
十一年壬子(1672) 顾亭林入都，馆其甥徐健庵家。遇阎潜邱于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
李二曲讲学毘陵。
颜习斋与陆桴亭书，自述存性、存学大旨，并称誉桴亭之思辨录。(习斋记余在甲寅，此据年谱。)
阎潜邱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有「今崴壬子」一条。
陆稼书、吕晚村始相见，论学甚洽。
魏叔子客扬州，又至毘陵。
王山史游焦山。 黄叔琳昆圃生 张廷玉衡臣生 王步青己山生 蒋衡湘帆生 华希闵豫原生 李文照恒斋生 周亮工栎园卒(年六十一)陆世仪桴亭卒(年六十二) 
十二年癸丑(1673)十一月，吴三桂云南起兵。 孙夏峯寄理学宗傅，为黄梨洲母八十寿。
孙夏峯命魏莲陆辑北学编，汤潜庵辑洛学编成。
费此度至夏峯。
顾亭林成日知录续录六卷。是年之德州，订州志。在京度岁。
冬，毛西河还萧山。
阎潜邱应山西乡试，归见马宛斯灵壁署中，论古文尚书。
魏叔子客吴，始见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
诏征李二曲，称疾不就；过王山史，论为学出处。
毛孝章于万季野处见潘用微书，时用微疑已卒。
熊青岳以闲道录进呈，得御笔题签。 李绂穆堂生 沈德潜归愚生 王士禄西樵卒(年四十八)马骕宛斯卒(年五十四)龚鼎孳芝麓卒(年五十九)宋琬荔裳卒(年六十)归庄玄恭卒(年六十一)姜采如农卒(年六十七) 
十三年甲寅(1674)吴三桂军略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耿精忠据福建应之。 李二曲有旨复征，促舁榻就道，以死自矢而免。
万充宗治三礼诸书，皆此年后作。 崔渭源清夫生 张履祥杨园卒(年六十四) 
十四年乙卯(1675) 黄梨洲明文案选成，后广为文海。
毛西河客汝宁。
陆稼书为嘉定县知县，商出处于吕晚村。
李晋卿为蜡丸疏，密陈破闽策。 方世举息翁生 蓝鼎元玉霖生 陈瑚言夏卒(年六十三)沈寿民眉生卒(年六十九)孙奇逢夏峯卒(年九十二) 
十五年丙辰(1676)尚之信起兵，寻归降。耿精忠降。 黄梨洲再至海昌，欲访陈干初，未果；有留别海昌同学序。
黄梨洲始见陈干初性解诸篇，遗书论难。是年梨洲明儒学案成书。
顾亭林作日知录自序。是年在京度岁。有与潘次耕札、与黄太冲书。
徐健庵母卒居丧，为读礼通考。
李杲堂序万季野历代史表。 陈祖范见复生 杨椿农先生 计东改亭卒(年五十二)范承谟螺山卒(年五十三)孙承泽退谷卒(年八十五) 
十六年丁巳(1677) 黄梨洲序万充宗学礼质疑。
陈干初卒，黄梨洲为作墓志铭，收南雷余集。
王船山编礼记章句成。
顾亭林入关，止宿王山史家，复访二曲。
魏叔子客扬州，介王昆绳识顾景范，则是年景范亦游扬。 魏际瑞善伯卒(年五十八)申涵光凫盟卒(年五十九)张尔岐稷若卒(年六十六)陈确干初卒(年七十四) 
十七年戊午(1678)八月，吴三桂死于衡州。 是年以纂修明史，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李二曲，促迫就道，死拒始免。叶讱庵、韩慕庐争举顾
亭林，亭林遂绝迹不至京。浙省以吕晚村荐，亦不赴。
阎潜邱入都，始识王山史，数相往返；又交汪钝翁，指正汪之五服考异。
汤潜庵游江、淮，遇姜西溟于钖山，见方嵞山于金陵，冬，归睢州，应征入京。 孙默无言卒(年六十六)恽日初逊庵卒(年七十八) 
十八年己未(1679) 王船山着庄子通。
顾亭林卜居华阴。是年开局修明史，叶讱庵为总裁，欲招亭林，复力却之。
万季野入京，黄梨洲作诗送行。
王昆绳、洪去芜订交于广陵。
李恕谷始问学于颜习斋。
彭躬庵序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
召试博学鸿词，一等彭羡门、张武承等二十人，二等潘次耕等三十人。阎潜邱报罢。 沈炳震东甫生 顾栋高震沧生 浦起龙二田生(卒年不详，约八十余岁。)曾静蒲谭生 方贞观履安生 周容躄翁卒(年六十一)邱维屏邦士卒(年六十六)阎尔梅古古卒(年七十七) 
十九年庚申(1680) 黄梨洲自订南雷文案，授门人万充宗校，郑禹梅序。
顾亭林复游晋。是年三月，着音学五书后序。
夏，吕晚村削顶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
颜习斋卖侧，李恕谷谏止之。是年恕谷始效习斋立日记自考。
阎潜邱客徐健庵家。
顾景范客昆山徐氏传是楼。
应嗣寅序万充宗仪礼商。
魏叔子游无钖，赴扬州，卒于中途。
李晋卿上书论治统道统。
万授一补诸生，始迁杭州。 薛凤祚仪甫卒(年五十三)魏禧叔子卒(年五十七)李邺嗣杲堂卒(年五十九)沈昀朗思卒(年六十三)王时敏烟客卒(年八十九) 
二十年辛酉(1681) 王船山为僧开先编相宗络索。
王山史在江南。
张武承着王学质疑。
陆稼书着三鱼堂四书大全初稿成。
万充宗周官辨非应成此时前后。
汤潜庵典浙试，黄梨洲遣子百家奉书。 江永慎修生 冯班定远卒(年六十八)胡承诺石庄卒(年七十五) 
二十一年壬戌(1682)杀耿精忠。
朱方旦刻秘书，被杀。 王船山编说文广义。
顾亭林在曲沃坠马，疾作，次日捐馆。
阎潜邱客福建。
王山史客扬州。
陈梦雷被逮下狱，作书与李晋卿绝交。
陆辛斋序万充宗礼记偶笺。 史贻直铁崖生 向璇惕斋生 吴廷华林壁生 蔡世远闻之生 王锡阐晓庵卒(年五十五)陈维崧迦陵卒(年五十八)顾炎武亭林卒(年七十)朱之瑜舜水卒(年八十三) 
二十二年癸亥(1683)台湾郑克塽降。 王船山编制义、俟解，又编噩梦。
吕晚村作祈死诗六篇。
陆稼书始至京师，见张武承王学质疑。冬，赴灵寿县任。是年有与汤潜庵书论朱陆异同；又为文吊吕晚村丧。
阎潜邱以徐健庵招，重至京师。秋月，北上武进，覆舟。时尚书古文疏证第一卷成。从吴任臣学历。始晤胡朏明。
朱竹垞入直南书房。
万充宗春秋随笔止昭公。 万斯大充宗卒(年五十一)吕留良晚村卒(年五十五)施闰章愚山卒(年六十六)李明性洞初卒(年六十九)应撝谦嗣寅卒(年六十九)徐夜东痴卒(年七十三)彭士望躬庵卒(年七十四)朱鹤龄长孺卒(年七十八)李清映碧卒(年八十二) 
二十三年甲子(1684)始南巡，还幸曲阜，谒孔林。 颜习斋出关寻父。
阎潜邱初晤黄子鸿于徐健庵家。
万季野为徐健庵辑读礼通考。
吕晚村弟子周在延编行晚村之四书语录。
熊青岳下学堂剳记成。
汤潜庵抚吴。 吴兆骞汉槎卒(年五十四)李霨坦园卒(年六十)于成龙北溟卒(年六十八)王余佑介祺卒(年七十)傅山青主卒(年七十八) 
二十四年乙丑(1685) 王船山编楚词通释，作周易内传。
颜习斋得亲踪于沈阳，已没，寻其墓，哭奠如澧。
张孝先成进士。
徐敬可为高江村撰春秋地名考略。
熊青岳学统成。
黄梨洲至吴，晤汤潜庵。 纳兰性德容若卒(年三十二)张烈武承卒(年六十四)曹溶秋岳卒(年七十三) 
二十五年丙寅(1686)诏购遗书。 徐健庵以礼部侍郎充一统志、会典、明史三馆总裁。
毛西河归里。
阎潜邱父再彭七十，潜邱自京师南归。
吕晚村门人陈鏦编刊晚村之四书讲义。
戴南山入京师。
何义门游山阳，买得困学纪闻。
汤潜庵还京，为工部尚书。 钱陈羣香树生 岳锺琪容斋生 邹一桂小山生 颜光敏修来卒(年四十七)黄宗炎晦木卒(年七十一)魏裔介石生卒(年七十一) 
二十六年丁卯(1687) 黄梨洲刊子刘子集。
阎潜邱云：「疏证第四卷成书，一寄太华山顶王山史，一寄罗浮山屈介之；其二本寄千顷堂、传是楼主人宦长安者。」据是疏证前四卷成书应在丁卯前。
刘继庄北上应徐健庵聘，参明史馆事。
陈长发毛诗稽古编成。 金农冬心生 陈钖嘏介眉卒(年五十四)汤斌潜庵卒(年六十一)阎修龄再彭卒(年七十一) 魏象枢环极卒(年七十一)杜浚茶村卒(年七十七) 
二十七年戊辰(1688) 黄梨洲自订南雷文定。(梨洲为阎潜邱疏证前四卷序，不收文定，而在文约，知文成此年后。)
阎潜邱四至京师，在卯、辰之间。阎潜邱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卷成。
范彪西寄理学备考于陆稼书，稼书覆书讨论。 马曰管嶰谷生 沈彤冠云生汪懋麟蛟门卒(年四十九)毛先舒稚黄卒(年六十九) 
二十八年己巳(1689)二次南巡。 王船山编识小录。
阎潜邱南归。
李恕谷投受业刺于颜习斋，以瘳忘编、恕谷集为贽。
吕无党见陆稼书，稼书谓：「山涛『天地四时，犹有消息』一语，未尝无理，但就嵇绍言之，觉消息得太快耳。」
梅定九入都访南怀仁。
孔聘之至江宁，与王山史交游。 谢济世梅庄生 孙在丰屺瞻卒(年四十六)陆嘉淑冰修卒(年七十一)何汝霖商隐卒(年七十二) 
二十九年庚午(1690) 王船山编俟解，又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
徐健庵归里，设一统志局于洞庭东山，延阎潜邱、胡朏明、顾景范、黄子鸿、姜西溟分纂。
胡朏明、徐敬可读书莫厘峯下，相与论易。
万季野馆王鸿绪家。
刘继庄返吴。
李恕谷乡试中式。
王山史游金陵。 卢见曾雅雨生 恽寿平南田卒(年五十八)汪琬钝翁卒(年六十七) 
三十年辛未(1691) 颜习斋南游，至开封，张医卜肆。
颜习斋至商水，访大侠李子青，深相结。
京师旱，命廷臣直陈利弊，陆稼书献三议，又上速停保举先用疏，得罪出京。
刘继庄至汉口，遂南游衡岳。
冯山公在淮安，读阎潜邱尚书古文疏证，作淮南子洪保辨。
方望溪、王昆绳始订交。
毘陵金闇斋、无锡顾俟斋诸人创共学山居。 程廷祚绵庄生 尹会一建余生 张照得天生 王汲公洁卒 徐元文公肃卒(年五十八)许三礼酉山卒(年六十七) 
三十一年壬申(1692) 黄梨洲着今水经成。
贾醇庵梓行明儒学案。
刘继庄遇梁质人于长沙，手录其西陲今略，又定新韵谱于衡州署中。 厉鹗樊榭生 汪绂双池生 汪由敦谨堂生 靳辅紫垣卒(年六十)顾祖禹景范卒(年六十二)陆陇其稼书卒(年六十三)王夫之船山卒(年七十四) 
三十二年癸酉(1693) 黄梨洲明文海选成，又为明儒学案序。
冬，阎潜邱游西泠，与姚立方相交，见其攻伪古文书十卷，缮写散各条下。疏证第八卷应成是年后。
刘继庄郴州度岁。 郑燮板桥生 徐大椿灵胎生 是镜仲明生 徐善敬可卒(年六十)万斯年祖绳卒(年七十七)刘珵超宗卒(年七十八)钱澄之饮光卒(年八十二)冒襄辟疆卒(年八十三) 
三十三年甲戌(1694) 阎潜邱初交王草堂。
李晋卿母丧不去任，言官交章论，刻令解任，留京守制。
刘继庄离郴东归。 王安国春圃生 万斯选公择卒 乔莱子静卒(年五十三)徐干学健庵卒(年六十四)李之芳邺园卒(年七十三)徐枋俟斋卒(年七十三) 
三十四年乙亥(1695) 潘次耕始刻日知录于闽中。
李恕谷初至桐，钱晓城首以弟子礼来谒。又游杭，交王草堂。是年归。 丁敬敬身生 刘献廷继庄卒(年四十八)黄宗羲梨洲卒(年八十六) 
三十五年丙子(1696) 颜习斋应肥乡漳南书院聘。
阎潜邱初刻四书释地。
毛西河以驳太极图、驳河图洛书二种寄李恕谷。
王山史游吴、越十余载，至是始西归。
方望溪作读周官文。 杭世骏大宗生 胡天游稚威生 陈宏谋榕门生 
三十六年丁丑(1697) 阎潜邱为臧玉林序经义杂记。
万季野六十在京师，王昆绳有季野六十序。
李恕谷选陶诗、韩文。是年再至桐乡，与钱晓城辨古文非伪。至杭，交毛西河、王草堂、姚立方，立方以所著书经及仪礼相质。
胡朏明禹贡锥指二十卷成，又易图明辨成书无卷。徐敬可已先卒。 惠栋定宇生 雷鋐贯一生 梁诗正芗林生 
三十七年戊寅(1698) 李恕谷至桐乡，得见思辨录。如杭，再晤毛西河，投受业刺。着大学辨业。
朱竹垞、查初白同游闽。 刘大櫆海峯生 方观承宜田生 杨述曾企山生 夏之蓉醴谷生 朱用纯柏庐卒(年七十二)钱陆灿湘灵卒(年八十七) 
三十八年己卯(1699)三巡江、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成，王掞等主撰。 康熙南巡，毛西河迎驾于嘉兴，以圣谕乐本解说及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三种进，温谕奖劳。是年，西河有寄潜邱古文尚书冤词书，附李恕谷寄去。
李恕谷北返，至淮安，访阎潜邱，论古文尚书，出示毛西河新着古文尚书冤词。
朱竹垞经义考成。
胡朏明再入京。
姚立方成仪礼通论。
邵念鲁初谒毛西河，自称门下。 刘统勋尔钝生 法坤宏镜野生 李天馥湘北卒(年六十五)姜宸英西溟卒(年七十二) 
三十九年庚辰(1700) 阎潜邱刻四书释地续。
李恕谷入京会试，始交王昆绳、万季野、胡朏明，是年十一月，恕谷着禘祫郊社考辨。
万季野为胡朏明易图明辨序。
洪去芜刻朱子年谱。 沈大成沃田生 陈兆仑星斋生 于成龙振甲卒(年六十三)彭孙遹羡门卒(年七十)陈恭尹元孝卒(年七十)刘源渌昆石卒(年八十二) 
四十年辛巳(1701) 胡朏明作禹贡锥指例略。
李恕谷大学辨业付梓，先袖稿就正于万季野，季野称服。
万季野修明史纪、传成，尚缺表、志，王鸿绪招李恕谷同修，恕谷弗就。
戴南山刻南山集。
李穆堂游学苏州，始交惠天牧。 吴敬梓敏轩生 吴颖芳西林生 彭启丰芝庭生 方舟百川卒(年三十七)费密此度卒(年七十七) 
四十一年壬午(1702) 阎潜邱游杭。
李恕谷归里。
查初白、何义门入直南书房。 秦蕙田味经生 沈廷芳畹叔生 姚范姜坞生 万斯同季野卒(年六十五)严绳孙荪友卒(年八十) 
四十二年癸未(1703)四巡江、浙。 四月，阎潜邱命子咏进呈万寿诗及四书释地。九月，清帝自口外回京，咏至石匣口山边跪迎河干，为其父恳赐御书，未得。
王昆绳介李恕谷见方望溪。恕谷介昆绳执贽于颜习斋。 齐召南琼台生 
四十三年甲申(1704) 正月，阎潜邱以雍正召，力疾进京，卒以不起。
二月，李恕谷至京，访阎潜邱病。 陈黄中和叔生 高士奇江村卒(年六十)邵长蘅青门卒(年六十八)韩菼慕庐卒(年六十八)阎若璩潜邱卒(年六十九)颜元习斋卒(年七十)唐甄铸万卒(年七十五)尤侗西堂卒(年八十七)  
四十四年乙酉(1705)五巡江、浙。 梅定九召见直隶舟次，得「赜学参微」额。
胡朏明诣行在，献平成颂及禹贡锥指，得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
朱竹垞明诗综成。
李晋卿拜文渊阁大学士。
臧玉林作尚书集解序。 全祖望谢山生 李颙二曲卒(年七十九) 
四十五年丙戌(1706) 胡朏明易图明辨刊行，自为题辞。
毛西河书勉李恕谷习礼乐，李覆称乐书已成六卷，学礼亦有论著。
李恕谷注易系辞，并寄大学辨业于毛西河。
吕晚村长子葆中(原名公忠)举进士。 王又曾谷原生 储欣同人卒(年七十六) 
四十六年丁亥(1707)六巡江、浙。 李恕谷与冯辰言正学难合。
姚立方成春秋通论。
张孝先为福建巡抚，建鳌峯书院。 朱书字绿卒(年五十一)蔡廷治瞻岷卒(年六十) 
四十七年戊子(1708) 毛西河编四书改错(据李恕谷年谱甲申毛年八十二推)。
李恕谷始为传注，并重着学乐卷三、卷四。
谢梅庄领乡荐第一。 钱载坤一生 潘耒次耕卒(年六十三) 
四十八年己丑(1709) 戴南山、李穆堂、惠天牧成进士。
胡朏明洪范正论成。(书始甲申) 熊赐履青岳卒(年七十五)朱彝尊竹垞卒(年八十一) 
四十九年庚寅(1710)  王源昆绳卒(年六十三) 
五十年辛卯(1711)南山集狱兴，戴南山获罪，方望溪亦牵连入狱。 王山史寓维扬。 嵇璜拙修生 赵一清东潜生 邵廷采念鲁卒(年六十四)王士祯阮亭卒(年七十八)徐秉义果亭卒(年七十九) 
五十一年壬辰(1712)特升朱子配享孔庙；续修朱子全书。
治江南科场狱。 毛西河闻朱子配享，自斧四书改错版本。
方望溪在狱中着礼记析疑、丧礼或问。 万光泰循初生 裘曰修诺皋生 陈廷敬说岩卒(年七十四) 
五十二年癸巳(1713)御纂朱子全书成。
刑部拟戴名世大逆凌迟，上谕宽免，处斩。 李晋卿承纂周易折中。
方望溪免死出狱，隶籍汉军，以白衣入直南书房。是年周官辨成书。
张孝先抚吴。 劳史麟书卒(年五十九)戴名世南山卒(年六十一)臧琳玉林卒(年六十四)郑梁禹梅卒(年七十七)宋荦牧仲卒(年八十一) 
五十三年甲午(1714)  贾田祖稻孙生 郑虎文诚斋生 秦松龄对岩卒(年七十八)顾贞观梁汾卒(年七十八)胡渭朏明卒(年八十二) 
五十四年乙未(1715)御纂周易折中成。 李晋卿承纂性理精义。秋，归闽。
汪双池在江西景德镇为画盌佣。 褚寅亮鹤侣生 朱仕琇梅崖生 秦大士秋田生 冯景山公卒(年六十四)徐潮青来卒(年六十九)王原祁麓台卒(年七十四) 
五十五年丙申(1716) 方望溪成春秋通论。
汪双池自乐平转客万年、弋阳诸县。
楚邵车双亭编刻吕子评语。 袁枚简斋生 顾鏊恒惺卒(年五十八)陈汝成心斋卒(年五十九)毛奇龄西河卒(年九十四) 
五十六年丁酉(1717)御纂性理精义成。 郑义门刻潘用微求仁录。
方望溪成春秋直解。
汪双池自江西入福建。 卢文弨抱经生 蔡上翔元凤生 吴之振孟举卒(年七十八) 
五十七年戊戌(1718) 王白田成进士。
顾畇滋、朱止泉诸人会讲于无钖共学山居。
惠定宇自序春秋左传补注。
汪双池授徒枫溪。 程晋芳鱼门生 邵齐焘叔宀生 李光地晋卿卒(年七十七) 
五十八年己亥(1719) 郑义门晤李恕谷，以所刻潘用微求仁录赠。 庄存与方耕生 刘墉石庵生 谢墉金圃生 彭定求南畇卒(年七十五) 
五十九年庚子(1720) 朱止泉成朱子未发涵养辨。初见顾畇滋于无锡。
程绵庄始读颜习斋存学编。
方望溪成周官集注。 窦光鼐东皋生 钱维城稼轩生 华学泉霞峯卒(年七十五) 
六十年辛丑(1721)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成。王顼龄、王鸿绪等主撰。 李穆堂充会试副考官，用唐人通榜法，被论罢官，发永定河效力。
方望溪成周官析疑。
江慎修成礼书纲目八十八卷。 江声艮庭生 童钰二树生 汪份武曹卒(年六十七)梅文鼎定九卒(年八十九) 
六十一年壬寅(1722) 陈梦雷父子发往关外。
王白田授安庆府儒学教授到任。 王鸣盛西庄生 汪肇龙稚川生 顾嗣立侠君卒(年五十四)何焯义门卒(年六十二)汤右曾西崖卒(年六十七)陈厚耀泗源卒(年七十五) 
世宗雍正元年癸卯(1723) 朝臣欲征李恕谷修明史，方望溪言恕谷老病，乃止。
王白田奉特旨进见，以教授改官翰林，入上书房行走。
李穆堂得旨复职。
汪双池诗韵析成。 戴震东原生 陆耀青来生 梁同书山舟生 庄培因本淳生 陈鹏年沧洲卒(年六十二)汪士鋐退谷卒(年六十六)王鸿绪俨斋卒(年七十九) 
二年甲辰(1724)刊布圣谕广训。御制朋党论，颁示羣臣。
陆稼书从祀两庑。 李穆堂署广西巡抚。 纪昀晓岚生 王昶兰泉生 王掞颛庵卒(年八十六) 
三年乙巳(1725)汪景祺以征西随笔枭斩。 施虹玉刻朱子年谱。 程瑶田易畴生 汪缙大绅生 王杰惺园生 蒋士铨心余生 张伯行孝先卒(年七十五) 
四年丙午(1726) 钱名世以作诗称颂年羹尧功德革职，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匾额张挂居宅，并命在京现任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各为诗文刺恶。
礼部侍郎查嗣廷以所作日记有悖乱语，下狱死，戮尸枭示。
御史谢梅庄坐参田文镜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  汪梧凤松溪生 刘捷古塘卒(年六十九) 
五年丁未(1727) 方望溪邀李恕谷入京论学。
李穆堂廷议大罪二十一款，当死，获赦。
曾静徒张熙至浙江，得吕晚村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
袁简斋为县学生。
汪双池六礼或问成。 赵翼瓯北生 孔继涑信夫生 赵佑鹿泉生 阮葵生{厂吾}山生 沈近思闇斋卒(年五十七)潘天成钖畴卒(年七十四)查慎行初白卒(年七十八) 
六年戊申(1728) 李恕谷语黎长举以「顾諟明命」之功。
汪双池乐经或问成。
秋，曾静命其徒张熙投书陕督岳锺琪。 钱大昕竹汀生 鲍廷博渌饮生 
七年己酉(1729)谢梅庄以注释大学毁谤程朱罪，奉旨免死。
曾静案发，刊布大义觉迷录，吕晚村戮尸。
陆生枬以通鉴论正法。 李穆堂以参赞田文镜旧案廷召诘卖，旋宽免。 朱筠竹君生 吴省钦白华生 周春松霭生 梁份质人卒(年八十九) 
八年庚戌(1730)曾任庶吉士徐骏以诗狱斩。 全谢山入都，上书方望溪论丧礼或问。 毕沅秋帆生 汪辉祖龙庄生 周永年书昌生 王文治梦楼生 周广业耕崖生 崔渭源清夫卒(年五十七) 
九年辛亥(1731) 汪双池四书诠义成。 姚鼐姬传生 朱珪石君生 曹仁虎习庵生 严长明冬有生 彭元瑞芸楣生 向璇惕斋卒(年五十) 
十年壬子(1732) 全谢山举乡试，李穆堂招寓紫藤轩。
汪双池自序诗经诠义。 余萧客古农生 鲁九皋絜非生 沈业富既堂生 蒋廷钖南沙卒(年六十四)朱泽澐止泉卒(年六十七) 
十一年癸丑(1733) 全谢山仍居紫藤轩，与李穆堂论陆氏学案，有五书。(万孺庐亦同寓。)
汪双池自序书经诠义。
顾栋高自序司马温公年谱。 罗聘两峯生 翁方纲覃溪生 吴骞兔床生 蔡世远闻之卒(年五十二)蓝鼎元玉霖卒(年五十九)李塨恕谷卒(年七十五) 
十二年甲寅(1734) 汪双池自序易经诠义。 陆锡熊耳山生 李惇成裕生 罗有高台山生 
十三年乙卯(1735)杀曾诤、张熙。 顾栋高自序王荆公年谱。 段玉裁懋堂生 金榜蕊中生 钱塘学渊生 余廷灿存吾生 曾静蒲谭卒(年五十七)李文照恒斋卒(年六十四) 
高宗乾隆元年丙辰(1736)试博学鸿词。 李穆堂奉旨召见，授户部侍郎。
全谢山成进士。
李穆堂、全谢山相约共钞永乐大典。
方望溪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奏请出秘府永乐大典，取宋、元人经说。
三礼馆檄县抄送江慎修礼书纲目稿本。
汪双池自序礼记章句或问。始作书与江慎修。 桂馥未谷生 王昆次瑶生 翟灏晴江生 杜诏紫纶卒(年七十一)朱轼若瞻卒(年七十二)杨名时凝斋卒(年七十七)胡煦沧晓卒(年八十二) 
二年丁巳(1737) 汪双池再作书与江慎修。
全谢山左迁，南归。 孙志祖贻谷生 谢启昆苏潭生 沈炳震东甫卒(年五十九) 
三年戊午(1738) 江慎修作书答汪双池。汪三作书与江。 任大椿幼植生 章学诚实斋生 丁杰小雅生 钱伯垌鲁斯生 陆奎勋星坡卒(年七十六)王心敬尔缉卒(年八十三) 
四年己未(1739) 方望溪仍在三礼馆。
江慎修再答汪双池书。 孔继涵荭谷生 
五年庚申(1740) 程绵庄易通成书。(始丙辰。)
汪双池授经枫溪，至是凡二十三年。
戴东原随父客南丰。课蒙于绍武。 钱澧南园生 彭绍升尺木生 崔述东壁生 
六年辛酉(1741) 方望溪主纂周官义疏成。
江慎修游京师，与方望溪论仪礼数事；又着周礼疑义举要。
汪双池始授徒于家塾。 冯应榴星实生 惠士奇天牧卒(年七十一)王懋竑白田卒(年七十四)万经授一卒(年八十三)徐元梦蝶园卒(年八十七) 
七年壬戌(1742) 方望溪解书局回籍。
江慎修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
戴东原自邵武归。
沈果堂始着周官禄田考。 彭绩秋士生 汪龙蛰泉生 
八年癸亥(1743) 汪双池成理学逢源，又乐经律吕通解初稿成。
杭大宗坐时务策言满汉畛域革职。
惠定宇始见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时尚未刻。) 邵晋涵二云生 秦瀛小岘生 陈昌齐观楼生 邓石如完白生 崔迈德皋生 蒋衡湘帆卒(年七十二)郑性义门卒(年七十九)储大文六雅卒(年七十九) 
九年甲子(1744) 戴东原成筹算一卷。(后经增改名策算。) 汪中容甫生 王念孙石臞生 钱坫献之生 庄有可大久生 钱大昭晦之生 梁玉绳曜北生 任启运钓台卒(年七十五)赵执信秋谷卒(年八十三) 
十年乙丑(1745) 阎潜邱尚书古文疏证刻成。
汪双池春秋集传成。
王西庄草创尚书后案。
戴东原成六书论三卷。(已佚。) 武亿虚谷生 张照得天卒(年五十五) 
十一年丙寅(1746) 全谢山增修宋儒学案。
戴东原成考工记图。(后附注成二卷。) 洪亮吉稚存生 吴锡麒谷人生 
十二年丁卯(1747) 戴东原成转语二十章。(已佚。段懋堂年谱称此书未成，戴氏遗集亦不见。)
全谢山至金陵，馆于方望溪之湄园。 赵怀玉味辛生 张云璈仲雅生
方贞观履安卒(年六十九)陈景云少章卒(年七十八)秦道然雒生卒(年九十) 
十三年戊辰(1748) 沈果堂周官禄田考成书。
顾震沧自序春秋大事表。
徐位山始为竹书纪年统笺。 梁履绳处素生 尹会一健余卒(年五十八) 
十四年己巳(1749) 方望溪仪礼析疑成。
戴东原成尔雅文字考十卷。(未刊)
程易畴、戴东原初相识订交。
是仲明游徽州。 黄景仁仲则生 方苞望溪卒(年八十二) 
十五年庚午(1750) 沈归愚以年八十予告归。
方朴山主紫隅书院，见戴东原文，大赞服。东原从江慎修游当亦在是年，时俱客汪松溪家。
是仲明再游徽州，遇戴东原：索观其诗补传，当在是年。
全谢山为五校本水经题词于钱塘之篁庵。 倪模迂存生 庄述祖葆琛生 张宗泰筠岩生 万光泰循初卒(年三十九)李绂穆堂卒(年七十八) 
十六年辛未(1751)第一次南巡江、浙。 程绵庄大易择言成书；(始壬戌。)又为彖爻求是说。
戴东原补休宁县学生。 刘台拱端临生 祁韵士鹤皋生 王步青己山卒(年八十) 
十七年壬申(1752) 全谢山适广东，时水经注已七校。
戴东原教读汪松溪家。
休宁旱，戴东原穷居，成屈原赋注九卷，又音义三卷，假名汪君。
钱竹汀始入都。 孔广森顨轩生 赵绍祖琴士生 章宗源逢之生 沈彤冠云卒(年六十五) 
十八年癸酉(1753) 汪双池重订律吕通解成。
全谢山自粤归里。
戴东原为诗补传。(未成书。) 孙星衍渊如生 唐仲冕陶山生 陈鳣仲鱼生 杨芳灿才叔生 朱彬武曹生 厉鹗樊榭卒(年六十二)杨椿农先卒(年七十八) 
十九年甲戌(1754) 汪双池重著书经诠义成，又读近思录、读问学录、参读礼志疑成。
全谢山居扬州，仍治水经，兼补学案。是年秋，与赵东潜遇于杭。东潜依谢山说，改正所校水经注。冬，东潜自序水经注释。
戴东原避讼入都，寓歙县会馆。造钱竹汀庐，谈竟日，竹汀叹其精博。明日，言于秦味经，即日同车亲访，因为延誉，遂知名。是年东原馆秦氏味经轩。
纪晓岚、王西庄、钱竹汀、王兰泉、朱竹君俱成进士。 张敦仁古余生 伊秉绶墨卿生 李赓芸许斋生 吴敬梓敏轩卒(年五十四)岳锺琪容斋卒(年六十九)陈祖范见复卒(年七十九) 
二十年乙亥(1755)湖南学政胡中藻坐诗狱斩。禁满、汉人文字往来。 程绵庄始为论语说。
江艮庭自称年三十五师事惠定宇，见其古文尚书考而善之，后自为尚书集注音疏。(创自辛巳。)
戴东原作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各二篇。纪晓岚始识东原，东原改馆纪家。作句股割圜记三篇，秦味经全载于通考。纪并为东原序梓考工记图。
戴东原与姚姬传书论学。姚时为孝廉，欲师东原，东原约为友。 凌廷堪次仲生 吴鼒山尊生 曹振镛俪笙生 张海鹏子瑜生 全祖望谢山卒(年五十一)马曰管嶰谷卒(年六十八)吴廷华林壁卒(年七十四)张廷玉衡臣卒(年八十四) 
二十一年丙子(1756) 汪双池易经诠义定本成
戴东原馆于王春圃家，教其子。(石臞。) 石韫玉琢堂生 谢济世梅庄卒(年六十八)黄叔琳昆圃卒(年八十五)徐文靖位山卒(年九十) 
二十二年丁丑(1757)二次南巡。 汪双池读困知记成，儒先晤语成。
戴东原南还，居扬州，识惠定宇于都转运使卢雅雨署内；又获交沈沃田。自是客扬州凡四年。是年东原成大戴礼记目录后语，又作金山志一小册。
纪晓岚散馆一等，授编修。
钱竹汀始收藏金石文字。
王兰泉至江宁，与程绵庄论易。 恽敬子居生 郝懿行兰皋生 胡克家果亭生 王安国春圃卒(年六十四) 
二十三年戊寅(1758) 程绵庄论语说成，凡四易稿。又始为尚书通，阅三载而成。
江慎修春秋地理考实成。
戴东原句股割圜记刊行。 徐养原新田生 姚文田秋农生 惠栋定宇卒(年六十二)胡天游稚威卒(年六十三)汪由敦瑾堂卒(年六十七) 
二十四年己卯(1759) 戴东原乡试落第。 钱泳立羣生 庄培因本淳卒(年三十七)汪绂双池卒(年六十八)顾栋高震沧卒(年八十二)方世举息翁卒(年八十五) 
二十五年庚辰(1760) 戴东原屈原赋注刻成。有与卢绍弓书论校大戴礼事。
任幼植与戴东原书论礼。
章实斋出游，至北京。
段懋堂入都，始见顾氏音学五书，遂有意为音均之学。
凌次仲六岁而孤。 钮树玉匪石生 庄逵吉伯鸿生 王昙仲瞿生 孙原湘心青生 曾燠宾谷生 夏銮朗斋生 秦恩复敦夫生 王绍兰畹馨生 雷鋐贯一卒(年六十四) 
二十六年辛巳(1761) 江艮庭始草尚书集注。
戴东原再与卢侍讲书论校大戴礼事。
是仲明倡复共学山居。
蔡元凤成进士。 江藩郑堂生 张惠言皋文生 
二十七年壬午(1762)三次南巡。 戴东原始获乡荐。是年作江慎修先生事略。 钱林东生生 顾凤毛超宗生 严可均铁桥生 王又曾谷原卒(年五十七)陈黄中和叔卒(年五十九)江永慎修卒(年八十二) 
二十八年癸未(1763) 戴东原会试不第，居新安会馆。段懋堂往从讲学，投札称弟子，东原谦辞。夏，东原出都，赴江右。
段懋堂抄誊戴东原原善三篇，及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
纪晓岚升侍读。 焦循里堂生 黄丕烈荛圃生 莫与俦犹人生 最杰厚民生 梁诗正芗林卒(年六十七)史贻直铁崖卒(年八十二) 
二十九年甲申(1764) 章实斋参编天门县志；作修志十议。 阮元芸台生 鲍桂星觉生生 张问南船山生 李富孙芗沚生 赵一清东潜卒(年五十四)秦蕙田味经卒(年六十三)金农冬心卒(年七十八) 
三十年乙酉(1765)四次南巡。 戴东原入都，过苏，题惠定宇授经图。定水经一卷，示纪晓岚、钱竹汀、姚姬传、段懋堂。
章实斋始覩史通。
刘端临始见王白田、朱止泉书，研程、朱学。 李瑴介石生 舒位铁云生 洪颐煊筠轩生 丁敬敬身卒(年七十一)郑燮板桥卒(年七十三) 
三十一年丙戌(1766) 戴东原会试不第，居新安会馆。嗣馆裘曰修邸，成杲溪诗经补注。(又声韵考成，书凡四卷。)
段懋堂入都会试，见戴东原。原善三卷或即是年成书。
章实斋依朱竹君，始识东原于休宁会馆。
凌次仲学贾。 王引之伯申生 顾广圻千里生 姚学塽镜塘生 
三十二年丁亥(1767) 江艮庭尚书集注成。
钱竹汀告病南归。是岁始撰二十二史考异。
湖南学政卢抱经交部议处。
侍郎齐琼台革职。 臧庸镛堂生 吴德旋仲伦生 郭麐频伽生 江沅铁君生 杨述曾企山卒(年七十)程廷祚绵庄卒(年七十七) 
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 戴东原应直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未成而方卒，东原辞职入都。
纪晓崴遣戍乌鲁木齐。 许宗彦周生生 周中孚郑堂生 陈用光硕士生 彭兆荪甘亭生 汪莱孝婴生 李锐尚之生 陈鸿寿曼生生 钱东塾石桥生 齐召南琼台卒(年六十六)方观承宜田卒(年七十一)卢见曾雅雨卒(年七十九) 
三十四年己丑(1769)下命撤毁钱谦益诗文集。 戴东原会试不第。山西布政使朱石君聘，与段懋堂偕往。段主讲寿阳书院。东原客署中，嗣应汾州聘，修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修竣。)是年东原始草绪言，并为余古农序古经解钩沉。
段懋堂谒戴东原，又称弟子，东原勉从其请。
钱竹汀再入都。
汪龙庄始交罗台山。章实斋谒朱竹君。
汪容甫游幕太平。 李兆洛申耆生 朱珔兰坡生 邵齐焘叔宀卒(年五十二)是镜仲明卒(年七十七)沈德潜归愚卒(年九十七) 
三十五年庚寅(1770) 戴东原修汾州府志蒇事，又点校寿阳县志。是年还京，待会试。
钱竹汀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
段懋堂铨得贵州玉屏县。 洪震煊百里生 李黼平绣子生 丁履恒若士生 康绍镛兰皋生 
三十六年辛卯(1771) 戴东原会试，仍不第。复游晋，修汾阳县志。
纪晓岚自戍所召还，授编修。
钱竹汀始成金石文跋尾六卷。
朱竹君为安徽学政，章实斋、邵二云、洪稚存、黄仲则、汪容甫均从游。(实斋与二云尤相得，因同治史学。)是年竹君奏请开馆校书。 黄承吉春谷生 陈寿祺恭甫生 金鹗诚斋生 李锺泗滨石生 汪梧凤松溪卒(年四十六)姚范姜坞卒(年七十)沈大成沃田卒(年七十二)陈兆仑星斋卒(年七十二)陈宏媒榕门卒(年七十六)徐大椿灵胎卒(年七十九) 
三十七年壬辰(1772)购访著作遗书。 戴东原写定绪言。是年自汾阳入都会试，不第。段懋堂见之于洪初堂寓。嗣南归，主讲浙东金华书院。
钱竹汀攉詹事府少詹事。
王石臞亦至皖朱竹君幕，始与刘端临、汪容甫订交。
章实斋始草文史通义：有上钱辛楣宫詹书。
毕秋帆为陕西巡抚。 方东树植之生 陆继辂祁生生 钱维城稼轩卒(年五十三)沈廷芳畹叔卒(年七十一) 
三十八年癸巳(1773)开四库馆。 南巡，见杭大宗迎驾名，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江艮庭尚书集注音疏成。
章实斋、戴东原在宁波道署相遇，(先已相识。)论史不合，论修志亦不合。是年实斋作和州志例。
四库馆开，纪晓崴为总裁。特诏征戴东原、邵二云、周书昌等入馆编校。
王石臞在朱竹君幕，为朱校刊许氏说文。 吴荣光荷屋生 严元照久能生 洪饴孙孟慈生 端木国瑚鹤田生 裘曰修诺皋卒(年六十二)刘统勋尔钝卒(年七十五)杭世骏大宗卒(年七十八) 
三十九年甲午(1774)山东王伦唱乱。 戴东原在四库馆，校成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
章实斋作和州志四十二篇。 钱陈羣香树卒(年八十九)邹一桂小山卒(年八十九) 
四十年乙未(1775) 戴东原会试，又不第；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校仪礼识误、海岛算经。
钱竹汀在广东学政任，丁父艰归里。
段懋堂六书音均表成书。
江郑堂在吴，始从余古农学。 俞正燮理初生 包世臣慎伯生 凌曙晓楼生 徐同柏寿臧生 汪家禧汉郊生 梁章巨芷邻生 沈钦韩小宛生 邓廷桢嶰筠生 胡世琦玉鐎生 林春溥止源生 
四十一年丙申(1776)命国史馆立贰臣传。 程易畴影抄戴东原绪言写本。
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成书。
段懋堂始作说文解字读。 刘逢禄申受生 宋翔凤于庭生 胡承珙墨庄生 臧礼堂和贵生 姚元之伯昂生 
四十二年丁酉(1777)新昌举人王钖侯以删改康熙字典论斩。 戴东原作声类表九卷。
章实斋中顺天乡试举人；修永清志。
钱晦之为后汉书补表。 姚椿春木生 邓显鹤湘皋生 戴震东原卒(年五十五)秦大士秋田卒(年六十三)贾田祖稻孙卒(年六十四) 
四十三年戊戌(1778)徐述夔坐诗狱戮尸。 江郑堂从江艮庭学，受惠氏易。
钱竹汀为锺山书院院长。重订廿二史考异。
章实斋成进士。续修永清志。 唐鉴镜海生 陶澍云汀生 吕璜月沧生 许桂林同叔生 余萧客古农卒(年四十七) 
四十四年己亥(1779) 王西庄尚书后案成，自称就正于江艮庭，乃克成编。
谈阶平从游于钱竹汀。
章实斋修永清志成；又成校雠通义四卷。
汪容甫博考三代以上学制废兴，论古之所以为学者，撰述学，未成书。
焦里堂应童子试。受知于督学刘石庵，归后始治经。
王西庄序钱晦之两汉书辨疑。 罗有高台山卒(年四十六) 
四十五年庚子(1780)第五次南巡。 钱竹汀自序廿二史考异。
李成裕、庄葆琛成进士。 管同异之生 张维屏南山生 汪肇龙稚川卒(年五十九)朱仕琇梅崖卒(年六十六)刘大櫆海峯卒(年八十三) 
四十六年辛丑(1781)尹嘉铨因为其父会一请谥，且乞从祀孔庙，坐著书狂妄悖谬罪处绞。 钱竹汀续刊金石跋尾七卷。
章实斋游河南，遇盗，文稿均失。
凌次仲游扬州，在词曲馆校雠，始与阮芸台相识。
孙渊如、吴竹屿、严冬有、钱献之、洪稚存诸人均在西安节署毕氏幕。 刘开孟涂生 张澍介侯生 周济保绪生 徐松星伯生 崔迈德皋卒(年三十九)朱筠竹君卒(年五十三)吴颖芳西林卒(年八十一) 
四十七年壬寅(1782)续缮四库全书三分，分庋扬州、镇江、杭州。 钱竹汀廿二史考异百卷成书。 胡培翚竹村生 马瑞辰元伯生 张海珊铁甫生 童钰二树卒(年六十二) 
四十八年癸卯(178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 凌次仲至京师，翁覃溪教以举子业，始应试。读戴氏遗书而好之。
崔东壁始从事着考信录。 苗夔先簏生 李贻德次白生 张聪咸阮林生 钱仪吉新梧生 黄景仁仲则卒(年三十五)孔继涵荭谷卒(年四十五) 
四十九年甲辰(1784)第六次南巡。 汪容甫介凌次仲与江郑堂定交。
凌次仲重游扬州，与阮芸台定交。 王筠箓友生 包世荣季怀生 李惇成裕卒(年五十一)蒋士铨心余卒(年六十)程晋芳鱼门卒(年六十七)郑虎文诚斋卒(年七十一)彭启丰芝庭卒(年八十四) 
五十年乙巳(1785)四库全书续缮三部告成。 钱竹汀长娄东书院。
毕秋帆为河南巡抚。
凌次仲在京师。 潘德舆四农生 林则徐少穆生 姚莹石甫生 贺长龄耦庚生 程恩泽春海生 彭绩秋士卒(年四十四)陆耀青来卒(年六十三)法坤宏镜野卒(年八十七)夏之蓉醴谷卒(年八十八) 
五十一年丙午(1786) 凌次仲下第，南归。
阮芸台以举乡试，初入京师，得交王石臞、邵二云、任幼植。
梁曜北人表考成书。 梅曾亮伯言生 陈奂硕甫生 汪喜孙孟慈生 孔广森顨轩卒(年三十五) 
五十二年丁未(1787)台湾林爽文结天地会反。 章实斋至河南，依毕秋帆。
王石臞始作广雅疏证。
凌次仲始为礼经释名。是年夏，从翁覃溪在南昌；秋，至大粱，依毕秋帆。 方申端斋生 张金吾月霄生 曹仁虎习庵卒(年五十七)严长明冬有卒(年五十七) 
五十三年戊申(1788) 钱竹汀长紫阳书院，续撰金石文跋尾六卷。
毕秋帆自河南巡抚擢督两湖。
章实斋主编史籍考，校正校雠通义。
凌次仲自大梁入都应试，中副榜。 薛傅均子韵生 朱骏声允倩生 顾凤毛超宗卒(年二十七)翟灏晴江卒(年五十三)庄存与方耕卒(年七十) 
五十四年己酉(1789) 卢抱经主讲常州龙城书院，李申耆从受业。
章寅斋在安徽学使署，成姑孰夏课二十三篇。
汪容甫游武昌毕秋帆署，为撰黄鹤楼铭。
王石臞与段懋堂初晤于京师。
凌次仲领江宁乡荐。 刘文淇孟瞻生 夏炘心伯生 黄式三薇香生 侯康君模生 胡绍勋文甫生 任大椿幼植卒(年五十二)阮葵生{厂吾}山卒(年六十三) 
五十五年庚戌(1790) 赵瓯北始刻陔余丛考。
朱石君为安徽巡抚。
章实斋成亳州志。至武昌，始编史籍考，并助毕秋帆编续通鉴。
汪容甫夏自武昌归里。
凌次仲成进士。
焦里堂作群经宫室图。
王伯申入都，始着周秦名字解诂。 钱塘学渊卒(年五十六)褚寅亮鹤侣卒(年七十六) 
五十六年辛亥(1791) 段懋堂古文尚书撰异成；又为王石臞作广雅疏证叙。
崔东壁洙泗考信录初稿成；复补为上古考信录。 刘宝楠楚桢生 毛岳生生甫生 董佑诚方立生 钱泰吉警石生 周永年书昌卒(年六十二)孔继涑信夫卒(年六十五) 
五十七年壬子(1792) 毕秋帆续通鉴成书。章实斋代草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段懋堂编东原先生文集。(去东原卒十六年。)十月，移家苏州始识黄荛圃、顾千里。
章实斋始任湖北通志事。
崔东壁至京师，陈履和读其上古、洙泗考信录，遂请师事。
汪容甫写定述学内篇三巷、外篇一卷刊行。
凌次仲始易礼经释名为礼经释例。
包慎伯读书白门，始见书贾新雕日知录。 龚自珍定庵生 姚配中仲虞生 梁绍壬应来生(卒年不详)宗稷辰涤楼生 陆锡熊耳山卒(年五十九)汪缙大绅卒(年六十八) 
五十八年癸丑(1793) 庄方耕刊尚书既见。
汪龙庄撰学治臆说。
姚姬传主讲锺山书院。
段懋堂自为周礼汉读考序。
凌次仲在京师，有与胡敬仲书；冬，出都。
阮芸台督学山东，撰山左金石志。
包慎伯成两渊十六篇。 黄爵滋树斋生 吴廷栋竹如生 祁寯藻叔颖生 梁履绳处素卒(年四十六)钱载坤一卒(年八十六) 
五十九年甲寅(1794) 段懋堂始以说文解字读櫽括作注。
章实斋湖北通志脱稿。
孙渊如始着尚书今古文注疏。
阮芸台督浙江学政。
刘孟涂始从游于姚姬传。 魏源默深生 汪远孙小米生 丁晏柘堂生 梅植之蕴生生 汪中容甫卒(年五十一)鲁九皋絜非卒(年六十三)嵇璜拙修卒(年八十四) 
六十年乙卯(1795) 赵瓯北自序廿二史剳记。
王石臞广雅疏证成书。
凌次仲赴宁国教授任。
焦里堂在山东，作书与孙渊如论考据与著作。 陈庆镛干翔生 柳兴恩宾叔生 凌堃仲讷生 夏炯仲文生 徐继畲健男生 钱澧南园卒(年五十六)窦光鼐束皋卒(年七十六)谢墉金圃卒(年七十七)卢文弨抱经卒(年七十九) 
仁宗嘉庆元年丙辰(1796)白莲教事起。 章实斋初刻文史通义。冬，至皖抚署。
崔东壁谒选得福建罗源县知县，时唐虞考信录亦成书。
玉石臞自序广雅疏证。
刘申受为谷梁废疾申何。 汪文台南士生 吴式芬子苾生 邵晋涵二云卒(年五十四)彭绍升尺木卒(年五十七) 
二年丁巳(1797) 钱竹汀为毕秋帆校刊续通鉴。
章实斋在安庆；五月，至扬州。
陈履和刊行崔东壁上古、洙泗考信录于南昌。
张皋文为周易虞氏义。
焦里堂加减乘除释成。
王伯申自序经义述闻付梓。
包慎伯客朱石君皖署。(此时应识章实斋。) 毕沅秋帆卒(年六十八)王鸣盛西庄卒(年七十六)袁枚简斋卒(年八十二) 
三年戊午(1798) 章实斋补修史籍考。又为诗话等三篇，攻击袁简斋。
凌次仲在宁国。
阮芸台督学浙江，聚诸生于孤山，成经籍纂诂百十六卷。
王伯申经传释词成。
包慎伯游楚。 沈垚子敦生 余廷灿存吾卒(年六十四)周广业耕崖卒(年六十九) 
四年己未(1799) 钱竹汀编定十驾斋养新录；又成金石文跋尾三集。
钱竹汀、王伯申为阮芸台经籍纂诂作序。
崔东壁调署上杭县。
翰林院编修洪稚存上书，极陈时政，有「视朝稍晏，小人荧惑」语，得罪拟斩，奉旨免死，发戍伊犂。
凌次仲礼经释例成书。
焦里堂成毛诗鸟默草木虫鱼释十二卷；又成天元一释。
包慎伯游蜀。
张皋文、王伯申、吴山尊、许周生皆成进士。(座主阮芸台。) 黄汝成潜夫生 侯度子琴生 何绍基蝯叟生 吴熙载让之生 王柏心子寿生 顾观光尚之生 武亿虚谷卒(年五十五)罗聘两峯卒(年六十七)江声艮庭卒(年七十九) 
五年庚申(1800) 赵瓯北廿二史剳记刊行。
崔东壁还罗源县任。
洪稚存释放回籍。
恽子居着三代因革论一之四。
阮芸台抚浙，焦里堂、李尚之同客武林节署。
刘申受举拔贡生，入都应朝考，就张皋文问虞氏易、郑氏三礼。 谭莹玉生生 徐有壬君青生 章宗源逢之卒(年四十九)趟佑鹿泉卒(年七十四) 
六年辛酉(1801) 崔东壁辞去罗源县事。
凌次仲在皖，始识姚姬传。
焦里堂成开方通释。
阮芸台在浙，立诂经精舍，延王兰泉、孙渊如主讲席。
包慎伯教授鸠兹半年，为说储一篇。冬，游江、浙，至扬州。 苏惇元厚子生 汤鹏海秋生 郑献甫小谷生 冯应榴星实卒(年六十一)章学诚实斋卒(年六十四)孙志祖贻谷卒(年六十五)金榜蕊中卒(年六十七) 
七年壬戌(1802) 崔东壁还大名，始撰订夏、商、丰镐诸录。始得张筠岩校补竹书纪年。
焦里堂会试不第；秋，赴浙，冬归，遂决意家居，成禹贡郑注释。
包慎伯至常州，主李申耆家：七阅月，得尽读日知录。
龚定庵侍父闇斋入都。 汪士铎梅村生 张惠言皋文卒(年四十二)谢启昆苏潭卒(年六十六)王文治梦楼卒(年七十三) 
八年癸亥(1803) 程易畴自序通艺录。
段懋堂授其外孙龚定庵说文部目。
郝兰皋始撰山海经笺疏。
焦里堂成毛诗地理释。
蔡元凤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六卷。 朱琦伯韩生 吴嘉宾子序生 彭元瑞芸楣卒(年七十三)吴省钦白华卒(年七十五) 
九年甲子(1804) 凌次仲燕乐考原书成。
焦里堂着论语通释。
阮芸台成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
臧镛堂入京，寓王伯申家，着皇朝经解。
周保绪访包慎伯于白门。 汤球伯玕生 倭仁艮峯生 钱大昕竹汀卒(年七十七)刘墉石庵卒(年八十六) 
十年乙丑(1805) 王兰泉金石萃编百六十卷刻成。
段懋堂说文解字注成。是年有朱子小学跋。
崔东壁考信录成书。是年撰读风偶识。
阮芸台丁父忧归里，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包慎伯游袁浦，常往来扬州，初与凌晓楼相识。
刘申受为公羊何氏释例。 鲁一同通甫生 张穆石州生 邹汉勋叔绩生 吴敏树南屏生 臧礼堂和贵卒(年三十)刘台拱端临卒(年五十五)邓石如完白卒(年六十三)桂馥未谷卒(年七十)王杰惺园卒(年八十一)纪昀晓岚卒(年八十二) 
十一年丙寅(1806) 唐陶山刻纪年经纬考。 郑珍子尹生 钱坫献之卒(年六十三)王琨次瑶卒(年七十一)朱珪石君卒(年七十六)王昶兰泉卒(年八十三) 
十二年丁卯(1807) 段懋堂、顾千里辨王制郊学起争。 罗泽南罗山生 朱次琦子襄生 丁杰小雅卒(年七十)沈业富既堂卒(年七十六)汪辉祖龙庄卒(年七十八) 
十三年戊辰(1808) 王石臞为段懋堂作说文解字读叙。
郝兰皋山海经笺疏成；始撰尔雅义疏；撰竹书纪年校正序。
阮芸台入都，进四库未收书六十种，作提要上之。再抚浙，以毛西河四书改错及己作论语论仁篇寄凌次仲。
凌次仲游浙。
包慎伯为筹河刍言两篇。 张文虎孟彪生 
十四年己巳(1809) 段懋堂为严久能作娱亲雅言叙。
段懋堂致书梁曜北，辨赵、戴水经注相袭事。
恽子居着三代因革论五之八。
阮芸台为郝兰皋刻山海经笺疏，并撰序。
刘申受为公羊何氏解诂笺。
龚定庵始识王仲瞿。
包慎伯应试入都。
唐镜海成进士。 陈立卓人生 陈乔枞朴园生 冯桂芬景亭生 苏源生菊村生 李锺泗滨石卒(年三十九)凌廷堪次仲卒(年五十五)洪亮吉稚存卒(年六十四) 
十五年庚午(1810) 王石臞始为读书杂志。
阮芸台迁侍讲，兼国史馆总纂，创立儒林传，得百四十六人。
龚定庵中顺天乡试。
包慎伯卜居扬州，作策河四略。 陈澧兰甫生 胡钖燕蓟门生 邵懿辰位西生 李善兰秋纫生 蔡上翔元凤卒(年九十四) 
十六年辛未(1811) 包慎伯入都，与恽子居交游。 吴云少甫生 曾国藩涤生生 莫友芝郘亭生 臧庸镛堂卒(年四十五) 
十七年壬申(1812)洪秀全生。 陈硕甫至苏州，受业于段懋堂。
王石臞读书杂志先后付梓。
龚定庵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父闇斋简放徽州知府，定庵侍行。缔婚段氏，懋堂女孙也。懋堂为序定庵怀人馆词。
刘申受为论语述何、左氏春秋考证、箴膏肓评。
包慎伯谒姚惜抱于锺山书院，请为学之要。 胡林翼润芝生 左宗棠季高生 江忠源岷樵生 吴可读柳堂生 薛寿介伯生 钱伯垌鲁斯卒(年七十五) 
十八年癸酉(1813)滑县天理教起事。林清入内城谋乱。 段懋堂说文解字注付梓。
龚定庵在徽州，段懋堂寄书勉学，嘱问业于程易畴。
陈恭甫五经异义疏证成。 刘熙载融斋生 陈介祺寿卿生 杨沂孙咏春生 汪曰桢谢城生 汪莱孝婴卒(年四十六)庄逵吉伯鸿卒(年五十四)钱大昭晦之卒(年七十)吴骞兔床卒(年八十一) 
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 段懋堂编戴东原年谱。
焦里堂编次道听录五十卷。
阮芸台调抚江西，刻十三经注疏。
龚定庵作明良论四篇。父闇斋修徽州府志延汪蛰泉、汪孟慈诸人纂修。定庵预搜辑之役，有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
刘申受成进士。
魏默深以拔贡入都，从胡墨庄、姚镜塘、刘申受问学。 龙启瑞翰臣生 周寿昌荇农生 孙衣言劭闻生 戴钧衡存庄生 张聪咸阮林卒(年三十二)张问陶船山卒(年五十一)鲍廷博渌饮卒(年八十七)赵翼瓯北卒(年八十八)程瑶田易畴卒(年九十)  
二十年乙亥(1815) 孙渊如尚书今古文注疏成。
焦里堂成雕菰楼易学三书四十卷。 王拯少鹤生 洪震煊百里卒(年四十六)舒位铁云卒(年五十一)伊秉绶墨卿卒(年六十二)杨芳灿才叔卒(年六十三)祁韵士鹤皋卒(年六十五)段玉裁懋堂卒(年八十一)姚鼐姬传卒(年八十五)周春松霭卒(年八十七)梁同书山舟卒(年九十三) 
二十一年丙子(1816) 六月，王石臞为刘端临遗书序。
焦里堂成论语补疏二卷。冬，与子虎玉纂孟子长编三十卷，越两岁而成。
阮芸台调抚河南，迁湖广总督。
龚定庵乙丙之际箸议作于此时。 刘蓉霞仙生 彭玉麐刚直生 成蓉镜芙卿生 汪家禧汉郊卒(年四十二)洪饴孙孟慈卒(年四十四)胡克家果亭卒(年六十)张海鹏子瑜卒(年六十二)庄述祖葆琛卒(年六十七)崔述东壁卒(年七十七) 
二十二年丁丑(1817) 焦里堂成春秋左传补疏；又自订诗文集二十四卷。
阮芸台调两广总督，于荆州舟中为王伯申经义述闻作序。
龚定庵致书江郑堂，论其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并为江书作序。
陈硕甫至京师。 龚橙孝拱生(卒未详)阎敬铭丹初生 严元照久能卒(年四十五)李锐尚之卒(年五十)王昙仲瞿卒(年五十八)恽敬子居卒(年六十一)李赓芸许斋卒(年六十四)陈鳣仲鱼卒(年六十五) 
二十三年戊寅(1818) 焦里堂羣经补疏成。
江郑堂在广州节院，刻汉学师承记八卷。
龚定庵中浙江乡试，入都。
陈硕甫应顺天乡试，在都得交王石臞、伯申父子。(时伯申为座主。)又初识金诚斋。 郭嵩焘筠仙生 锺文蒸子勤生 金和亚匏生 刘毓崧伯山生 刘傅莹椒云生 蒋春霖鹿潭生 方宗诚存之生 徐寿雪村生 许宗彦周生卒(年五十一)孙星衍渊如卒(年六十六)吴钖麒谷人卒(年七十三)翁方纲覃溪卒(年八十六) 
二十四年己卯(1819) 焦里堂孟子正义成。
方植之应粤督阮芸台召，赴粤任广东通志分纂，并授经幕中。
凌晓楼撰公羊礼疏序于粤东节署。
龚定庵会试，不售，始从刘申受受公羊春秋。在京并识宋于庭。 孙鼎臣芝房生 邹伯奇特夫生 金鹗诚斋卒(年四十九)梁玉绳曜北卒(年七十六) 
二十五年庚辰(1820) 阮芸台始立学海堂。
严厚民至粤。
李申耆在粤，选录骈体文钞。
方植之在广州通志局。
刘孟瞻自序左传旧疏考正。
龚定庵会试，下第，为内阁中书。有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
汪孟慈撰其父容甫先生年谱。 劳格季言生 丁宝桢稚璜生 薛允升云阶生 沈葆桢幼丹生 焦循里堂卒(年五十八)陈昌齐观楼卒(年七十八)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1821) 方植之主粤东廉州海门书院。
刘孟瞻为其舅氏凌晓楼序公羊问答。
龚定庵在国史馆，上书总裁，论塞外形势。又撰蒙古图志。
沈匏庐自序论语孔注辨伪。 俞椒曲园生 李元度次青生 曾钊勉士生 张海珊铁甫卒(年四十)刘开孟涂卒(年四十一)许桂林同叔卒(年四十四)彭兆藻甘亭卒(年五十四)吴鼒山尊卒(年六十七)秦瀛小岘卒(年七十九) 
二年壬午(1822) 郝兰皋尔雅义疏成。
李申耆在扬州，搜集自汉迄隋八代全文；又编皇朝文典。
方植之复适粤。
龚定庵为庄方耕神道碑铭，又壬癸之际胎观九篇。 陈鸿寿曼生卒(年五十五)庄有可大久卒(年七十九) 
三年癸未(1823) 徐新田自序论语鲁读考。
李申耆至江阴，主讲暨阳书院。
龚定庵为五经大义终始论。 张裕钊廉卿生 李鸿章少荃生 黄彭年子寿生 桂文灿子白生 董佑诚方立卒(年三十三)赵怀玉味辛卒(年七十七)汪龙蛰泉卒(年八十二) 
四年甲申(1824) 方植之在阮芸台幕，着汉学商兑，又着待定录。
李申耆为刘申受刻公羊释例。
龚定庵始治释典。 曾国荃沅甫生 何秋涛愿船生 
五年乙酉(1825) 阮芸台始辑刻皇清经解，严厚民主其事。
方植之在阮芸台幕，著书林扬觯。
江郑堂还扬州。
龚定庵始着古史钩沉论。
包慎伯刻所著言河盐漕之书三卷，曰中衢一勺。
李申耆纂集八代全文成，凡二部，一以时次，一以类分。 黄丕烈荛圃卒(年六十三)徐养原新田卒(年六十八)郝懿行兰皋卒(年六十九)倪模迂存卒(年七十六) 
六年丙戌(1826) 阮芸台调云贵总督。
李申耆刊缩本舆地图，又绘皇朝一统全图。
方植之成汉学商兑序例。是年往浙。
魏默深为贺耦庚编经世文编。
陈兰甫应学海堂季课。 包世荣季怀卒(年四十三)姚学塽镜塘卒(年六十一)鲍桂星觉生卒(年六十三) 
七年丁亥(1827) 阮芸台着塔性说。
方植之在皖。
潘四农始识鲁通甫。
包慎伯在吴门，魏默深来晤，述贺耦庚意，代询山东治要。
龚定庵赋常州高才篇赠丁若士。
陈兰甫问经学于侯君模。 李垣叔虎生 钮树玉匪石卒(年六十八)姚文田秋农卒(年七十)唐仲冕陶山卒(年七十五) 
八年戊子(1828) 龚定庵成尚书序大义一卷、太誓答问一卷、尚书马氏家法一卷。
刘楚桢、刘孟瞻、陈卓人相约为新经疏，楚桢任论语，孟瞻任左傅，卓人任公羊。 黄以周儆季生 董沛觉轩生 钱林东生卒(年六十七) 
九年己丑(1829) 阮芸台刻学海堂经解百九十种成。
龚定庵会试中式，赐同进士出身。廷试对策，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朝考以知县用，自请仍归中书原班。 李慈铭炁伯生 赵之谦撝叔生 张鸣珂公束生 薛传均子韵卒(年四十二)张金吾月霄卒(年四十三)刘逢禄申受卒(年五十四)胡世琦玉鐎卒(年五十五)凌曙晓楼卒(年五十五)夏銮朗斋卒(年七十)孙原湘心青卒(年七十)张云璈仲雅卒(年八十三) 
十年庚寅(1830) 林少穆、龚定庵、黄树斋、彭咏莪、魏默深、潘四农等在京师，结诗社相唱酬。 潘祖荫郑盦生 翁同龢松禅生 
十一年辛卯(1831) 王石臞读书杂志刊成。
方植之刊行汉学商兑、书林扬觯。 陈宝箴右铭生 管同异之卒(年五十二)沈钦韩小宛卒(年五十七)周中孚郑堂卒(年六十四)郭麐频伽卒(年六十五)江藩郑堂卒(年七十一)曾燠宾谷卒(年七十二) 
十二年壬辰(1832) 章实斋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刊行。
李申耆舆地一统全图锓版成。
俞理初客陈硕士家，校顾景范方舆纪要。
包慎伯在京师。
龚定庵陈当世急务八条。(不存集中。)又羣经写官答问成。
陈卓人在扬州，自序白虎通疏证。
陈兰甫中举人。 谭献复堂生 王闿运壬秋生 黄体芳漱兰生 丁丙松存生 李贻德次白卒(年五十)胡承珙墨庄卒(年五十七)李黼平绣子卒(年六十三)丁履恒若士卒(年六十三)张宗泰筠岩卒(年八十三)王念孙石臞卒(年八十九) 
十三年癸巳(1833) 黄潜夫笺注顾亭林日知录，李申耆、吴山子、毛生甫助成之。
俞理初编刻癸巳类稿。
包慎伯有与周保绪论晋略书。
潘四农南归。
龚定庵成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左氏决疣一卷，又六经正名篇、古史钩沉论成。(又壬癸之际胎观，据吴昌绶年谱，应成在前。)
苏厚子受业于方植之。 洪颐煊筠轩卒(年六十九)赵绍祖琴士卒(年八十二) 
十四年甲午(1834) 李申耆刊日知录笺注成，毛生甫作刊误一卷附。
龚定庵作干禄新书。
潘四农入都。
沈子敦以优贡入京，馆姚荐青家。
学海堂设专课生，陈兰甫为举首，朱九江、侯子琴与焉。 李文田若农生 陆心源存斋生 陆继辂祁生卒(年六十三)陈寿祺恭甫卒(年六十四)康绍镛兰皋卒(年六十五)王引之伯申卒(年六十九)张敦仁古余卒(年八十一)朱彬武曹卒(年八十二) 
十五年乙未(1835) 阮芸台拜体仁阁大学士。
包慎伯在京师。
潘四农南归。
龚定庵为王伯申墓表铭。 姚谌子展生 吴大澄清卿生 高心夔陶堂生 萧穆敬孚生 陈用光硕士卒(年六十八)顾广圻千里卒(年七十)王绍兰畹馨卒(年七十六)曹振镛俪笙卒(年八十一) 
十六年丙申(1836) 鲁通甫、潘四农会试，皆报罢。
苏厚子重编张杨园年谱。
洪筠轩撰诸史考异。(时年七十二。) 汪远孙小米卒(年四十三) 
十七年丁酉(1837) 李申耆刊胡石庄绎志成，又刊历代地理韵编今释。
潘四农、毛生甫、姚石甫同游金、焦。姚至台湾任。
朱亮甫逸周书集训校释始属稿。 戴望子高生 张之洞香涛生 黎庶昌莼斋生 汪宗沂弢庐生 杨文会仁山生 黄汝成潜夫卒(年三十九)侯康君模卒(年四十九)程恩泽春海卒(年五十三)端木国瑚鹤田卒(年六十五)石韫玉琢堂卒(年八十二) 
十八年戊戌(1838) 阮芸台致仕归里。
李申耆历代舆地沿革图刊成。
潘四农入都谒选，即南归。
林少穆为钦差大臣，赴广东，龚定庵为序赠行。是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申刘申受谊。
罗罗山、刘霞仙始订交。
陈朴园自序鲁诗遗说考。 薛福成叔耘生 刘寿曾恭甫生 杨文莹雪渔生 吕璜月沧卒(年六十一)江沅铁君卒(年七十二) 
十九年己亥(1839) 龚定庵以礼部主事弃官出都，过扬州，见阮芸台、魏
默深。至江阴，见李申耆。有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又重过扬州记。十月，北上迎眷，陈硕甫为规划一切。
包慎伯赠龚定庵瘗鹤铭。
邓湘皋始刻船山遗书百五十卷。 曾纪泽劼刚生 洪钧文卿生 杨守敬惺吾生 汪鸣鸾{自邑}亭生 潘德舆四农卒(年五十五)周济保绪卒(年五十九)陶澍云汀卒(年六十二) 
二十年庚子(1840)鸦片战争开始。英舰陷定海。 唐镜海内召为太常寺卿，倭艮峯、曾涤生、吴竹如诸人在京相从讲学。
包慎伯在江西。
宋于庭在耒阳，成论语说义、孟子赵注补正。
刘楚桢成进士。
陈兰甫举为学海堂学长。(自是为长十数年。)
陈朴园自序韩诗遗说考。 吴汝纶至父生 沈垚子敦卒(年四十三)方申端斋卒(年五十四)俞正燮理初卒(年六十六)吴德旋仲伦卒(年七十四)李瑴介石卒(年七十六) 
二十一年辛丑(1841)英舰陷虎门。 陈兰甫赴会试，过扬州，谒阮芸台。 陆润庠凤石生 高澍雨农卒 龚自珍定庵卒(年五十)毛岳生生甫卒(年五十一)李兆洛申耆卒(年七十三)莫与俦犹人卒(年七十九) 
二十二年壬寅(1842)林则徐遣戍。南京条约成立。五口通商。 苗先簏自序说文声韵表。
魏默深着海国图志、圣武记。
陈朴园自序齐诗遗说考。
陈兰甫着切韵考六卷。
朱亮甫逸周书集训校释成书。 王先谦益吾生 何维朴诗孙生 黄承吉春谷卒(年七十二) 
二十三年癸卯(1843) 包慎伯为周保绪序晋略。
魏默深圣武记成，寄包慎伯属审定。 刘光蕡古愚生 梅植之蕴生卒(年五十)吴荣光荷屋卒(年七十一)李富孙芗沚卒(年八十)严杰厚民卒(年八十一)严可均铁桥卒(年八十二)秦恩复敦夫卒(年八十四) 
二十四年甲辰(1844) 魏默深成进士。
罗罗山馆贺修龄家，着姚江学辨。始识郭筠仙兄弟。
郭筠仙应试入都，主曾涤生寓。始谒唐镜海，见其所著省身日课。
陈兰甫再赴会试，再谒阮芸台于扬州。
包慎伯刻安吴四种。 缪荃孙筱珊生 郭庆藩孟纯生 汤鹏海秋卒(年四十四)汪文台南士卒(年四十九)姚配中仲虞卒(年五十三)钱泳立羣卒(年八十六) 
二十五年乙巳(1845) 唐镜海清儒学案成书。
罗罗山着孟子解。 王懿荣正儒生 陶方琦子珍生 马建忠眉叔生 
二十六年丙午(1846) 宋于庭为四书纂言。
朱亮甫逸周书集训校释付梓。
唐镜海致仕南归。 袁昶爽秋生 朱一新蓉生生 夏炯仲文卒(年五十二)邓廷桢嶰筠卒(年七十二) 
二十七年丁未(1847) 罗罗山改定人极衍义。始识唐镜海于长沙。
龙翰臣简湖北学政，着经籍举要示学者。 叶昌炽菊裳生 汪喜孙孟慈卒(年六十二)
张澍介侯卒(年六十七) 
二十八年戊申(1848) 罗罗山与贺耦庚、唐镜海过从，论学无虚日。着小学韵语成。
刘椒云为国子监学正，引疾南归。
陈兰甫成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 黄遵宪公度生 孙诒让仲容生 王颂蔚芾卿生 刘传莹椒云卒(年三十一)贺长龄耦庚卒(年六十四)徐松星伯卒(年六十八) 
二十九年己酉(1849) 罗罗山着西铭讲义。
陈兰甫又北上。
罗椒生为胡竹村仪礼正义序。 杨深秀漪春生 张穆石州卒(年四十五)胡培翚竹村卒(年六十八)梁章巨芷邻卒(年七十五)阮元芸台卒(年八十六) 
三十年庚戌(1850)洪秀全起兵。 戴子高始读颜、李书。
夏心伯成述朱质疑。
成芙卿自序禹贡班义述。 皮锡瑞鹿门生 柯绍忞凤荪生 沈曾植子培生 林则徐少穆卒(年六十六)钱仪吉新梧卒(年六十八)朱珔兰坡卒(年八十二)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1851) 罗罗山馆贺耦庚家。 陆恢廉夫生 简朝亮竹居生 邓显鹤湘皋卒(年七十五)方东树植之卒(年八十) 
二年壬子(1852)太平军入湖南。 罗罗山、刘霞仙练乡勇，防守长沙。
郭筠仙避乱山中，读船山礼记章句；始着礼记质疑。 廖平季平生 林纾畏庐生 姚莹石甫卒(年六十八)姚元之伯昂卒(年七十七) 
三年癸丑(1853)太平军下江宁。 宋于庭编定过庭录。
曾涤生督办团防，罗罗山等隶焉。 张謇啬庵生 严复几道生 陈玉树惕庵生 江忠源岷樵卒(年四十二)邹汉勋叔绩卒(年四十九)黄爵滋树斋卒(年六十一)马瑞辰元伯卒(年七十二)姚椿春木卒(年七十七) 
四年甲寅(1854) 罗罗山成周易附说。
陈兰甫始草汉儒通义。 范当世肯堂生 邹代钧甄伯生 丁立钧叔衡生 曾钊勉士卒(年三十四)刘文淇孟瞻卒(年六十六)王筠箓友卒(年七十一)徐同柏寿臧卒(年八十) 
五年乙卯(1855) 刘楚桢论语正义成。
魏默深成书古微。 费念慈屺怀生 江春霖杏邨生 戴钧衡存庄卒(年四十二)侯度子琴卒(年五十七)刘宝楠楚桢卒(年六十五)包世臣慎伯卒(年八十一) 
六年丙辰(1856) 陈兰甫始着学思录。
戴子高始与姚子展相识。 罗泽南罗山卒(年五十)吴式芬子苾卒(年六十一)魏源默深卒(年六十三)梅曾亮伯言卒(年七十一) 
七年丁巳(1857)英、法联军陷广州，叶名琛被虏。 戴子高始得读李恕谷论语、大学、中庸传注、传注问及恕谷集。是年始从陈硕甫、宋于庭游，治今文。
陈兰甫避乱，居横村沙舍。
郑小谷自桂林避乱至广州，复避至东莞。 杨锐叔峤生 胡锡燕蓟门卒(年四十八)苏惇元厚子卒(年五十七)苗夔先簏卒(年七十五) 
八年戊午(1858) 陈兰甫声律通考十卷成；汉儒通义七卷刊行。
俞曲园始寓吴，读高邮王氏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诸书，遂有意治经。
李少荃入曾涤生幕。 易顺鼎哭庵生 康有为长素生 龙启瑞翰臣卒(年四十五)陈庆镛干翔卒(年六十四)朱骏声允倩卒(年七十一) 
九年己未(1859) 锺子勤自序谷梁补注。
李炁伯入都。
汪梅村游鄂胡林翼幕。 刘光第裴邨生 梁鼎芬星海生 袁世凯慰亭生 孙鼎臣芝房卒(年四十一)张维屏南山卒(年八十) 
十年庚申(1860)太平军破江南大营，陷杭州、苏州。

英、法联军逼北京，焚圆明园。 郑小谷重至广州，掌教书院，未几返桂林。
陈兰甫为郑小谷补学轩文集序。 汪康年恢伯生 江标建霞生 徐有壬君青卒(年六十一)宋翔凤于庭卒(年八十五) 
十一年辛酉(1861) 俞曲园避地上虞，始假得学海堂经解半部读之。
谭复堂至厦门，始交戴子高。 端方午桥生 胡林翼润芝卒(年五十)邵懿辰位西卒(年五十二)朱琦伯韩卒(年五十九)凌堃仲讷卒(年六十七)唐鉴镜海卒(年八十四)林春溥立源卒(年八十七)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1862) 陈朴园自序今文尚书经说考。
俞曲园避寇自沪至津。羣经平议成；诸子平议亦成大半；始刻世室重屋明堂考。
倭艮峯为大学士。 宋衡平子生 何秋涛愿船卒(年三十九)顾观光尚之卒(年六十四)黄式三薇香卒(年七十四)胡绍勋文甫卒(年七十四) 
二年癸亥(1863) 郭筠仙权粤抚。
李炁伯孟学斋日记始此。 鲁一同通甫卒(年五十九)钱泰吉警石卒(年七十三)隙奂硕甫卒(年七十八) 
三年甲子(1864)曾国荃克江宁，洪秀全自杀。 汪梅村归江宁。 姚谌子展卒(年三十)劳格季言卒(年四十五)郑珍子尹卒(年五十九)吴嘉宾子序卒(年六十二) 
四年乙丑(1865) 刘叔俛论语正义始写定。
俞曲园回吴寓，主紫阳书院讲席。
李炁伯归杭州。 谭嗣同壮飞生 
五年丙寅(1866)孙文中山生。 曾涤生创设金陵书局，莫郘亭、张孟彪、刘恭甫、戴子高、刘叔俛诸人为之校勘经籍。 祁寯藻叔颖卒(年七十四) 
六年丁卯(1867) 俞曲园羣经平议刻成，遂锐意成诸子平议。 唐才常佛尘生 李瑞清梅庵生 刘毓崧伯山卒(年五十)宗稷辰涤楼卒(年七十六) 
七年戊辰(1868) 俞曲园改主西湖诂经精舍讲席。
戴子高始得全见颜、李书，为颜李学记。 章炳麟太炎生 蒋春霖鹿潭卒(年五十一) 
八年己巳(1869) 戴子高颜氏学记成。 陈千秋通父生 邹伯奇特夫卒(年五十一)陈立卓人卒(年六十一)陈乔枞朴园卒(年六十一) 
九年庚午(1870)  苏源生菊村卒(年六十二)吴熙载让之卒(年七十二) 
十年辛未(1871) 陈兰甫大病几殆，撰自述。
俞曲园又成第一楼丛书三十卷。 莫友芝郘亭卒(年六十一)倭仁艮峯卒(年六十八)谭莹玉生卒(年七十二)夏炘心伯卒(年八十三) 
十一年壬申(1872) 潘郑盦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少甫两罍轩彝器图识刊行。
吴清卿初刻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
孙仲容初撰古籀拾遣。 杨守仁笃生生 薛寿介伯卒(年六十一)曾国藩涤生卒(年六十二)郑献甫小谷卒(年七十二) 
十二年癸酉(1873)  梁启超任公生 戴望子高卒(年三十七)刘蓉霞仙卒(年五十八)吴敏树南屏卒(年六十九)王柏心子寿卒(年七十五)何绍基蝯叟卒(年七十五)徐继畲健男卒(年七十九)吴廷栋竹如卒(年八十一) 
十三年甲戌(1874)  冯桂芬景亭卒《年六十六》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 张香涛提督四川学政，刊行书目答问。 林旭暾谷生 丁晏柘堂卒(年八十二) 
二年丙子(1876) 朱蓉生成进士。
郭筠仙充出使英、法大臣。
严几道留学英伦。
康长素始从朱九江问学。 陈衡恪师曾生 王拯少鹤卒(年六十二) 
三年丁丑(1877) 俞曲园成曲园杂纂五十卷。
孙仲容始撰墨子闲诂。 王国维静安生 锺文蒸子勤卒(年六十) 
四年戊寅(1878)   
五年己卯(1879) 陈兰甫自订读书记凡十五卷付刊。
郭筠仙着罪言存略。
俞曲园又成俞楼杂纂五十卷。
王益吾刻乾隆朝东华录百二十卷成。
严几道卒业归国。 刘履芬彦青卒(年五十三)沈葆桢幼丹卒(年六十一)吴可读柳堂卒(年六十八) 
六年庚辰(1880) 俞曲园始为茶香室丛钞；又有茶香室经说十六卷。
严几道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 柳兴恩宾叔卒(年八十六) 
七年辛巳(1881) 陈兰甫自定读书记西汉一卷。(东塾读书记始自丙辰，初为学思录。) 汪曰桢谢城卒(年六十九)刘熙载融斋卒(年六十九)杨沂孙咏春卒(年六十九)朱次琦子襄卒(年七十五)汤球伯玕卒(年七十八) 
八年壬午(1882) 王益吾编续古文辞类纂成，刊于湘中。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成。 蔡锷松坡生 刘寿曾恭甫卒(年四十五)陈澧兰甫卒(年七十三)李善兰秋纫卒(年七十三)  
九年癸未(1883)  高心夔陶堂卒(年四十九)成蓉镜芙卿卒(年六十八)吴云少甫卒(年七十三) 
十年甲申(1884) 吴清卿说文古籀补刊行。
王益吾续东华录四百十九卷成。
廖季平经学初变始是。
康长素始演大同义。 刘师培申叔生 陶方琦子珍卒(年四十)赵之谦撝叔卒(年五十六)桂文灿子白卒(年六十二)徐寿雪村卒(年六十七)周寿昌荇农卒(年七十一)陈介祺寿卿卒(年七十二) 
十一年乙酉(1885) 吴清卿印行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
严几道回籍，治八股文，纳粟为监生，乡试报罢。
康长素着人类公理。 邹容蔚丹生 金和亚匏卒(年六十八)左宗棠季高卒(年七十四)张文虎孟彪卒(年七十八) 
十二年丙戌(1886) 吴清卿始从事为愙斋集古录。
御史朱蓉生奏参李莲英，以主事降补。
廖季平编古今学考。 丁宝桢稚璜卒(年六十七) 
十三年丁亥(1887) 张香涛聘朱蓉生至粤。 李元度次青卒(年六十七) 
十四年戊子(1888) 王益吾皇清经解续编刊成。
孙仲容改商周金识拾遗为古籀拾遗，重校付梓。
朱蓉生主讲端溪书院。
廖季平分古今学考为知圣、辟刘两篇，经学二变始此。
康长素始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
缪艺风选续经世文编八十卷。 方宗诚存之卒(年七十一) 
十五年己丑(1889) 吴清卿古玉图考刊行。
朱蓉生主广雅书院讲席。
康长素返粤。
廖季平在苏晤俞曲园；至粤晤康长素。 汪士铎梅村卒(年八十八》 
十六年庚寅(1890) 郭筠仙礼记质疑付梓；又成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
张香涛督两湖。
王益吾主讲思贤讲舍。
康长素、廖季平再晤于粤垣安徽会馆。是年廖赴鄂。 曾纪泽劼刚卒(年五十二)潘祖荫郑酓卒(年六十一)曾国荃沅甫卒(年六十七)黄彭年子寿卒(年六十八)彭玉麐刚直卒(年七十五) 
十七年辛卯(1891) 王益吾荀子集解刊成，自为序。
康长素讲学于广州之长兴里；新学伪经考刊成。 李垣叔虎卒(年六十五)郭嵩焘筠仙卒(年七十四) 
十八年壬辰(1892) 王益吾合校水经注四十卷刊成。
孙仲容撰尚书骈枝成。
朱蓉生成无邪堂答问。
章太炎肄业杭州诂经精舍，俞曲园为山长。 阎敬铭丹初卒(年七十六) 
十九年癸巳(1893) 孙仲容撰墨子闲诂成，又撰札迻成。 洪钧文卿卒(年五十五) 
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之战。 廖季平为古学考，有致康长素书。
康长素入京会试不第，归粤。
清廷下谕毁禁新学伪经考。康长素游桂林，着桂学答问。
梁任公推本康长素意，为读书分月课程。
谭壮飞报贝元征书，极论变法维新。 陈千秋通父卒(年二十六)朱一新蓉生卒(年四十九)薛福成叔耘卒(年五十七)陆心源存斋卒(年六十一)李慈铭炁伯卒(年六十六)张裕钊廉卿卒(年七十二)孙衣言劭闻卒(年八十一) 
二十一年乙未(1895) 吴清卿说文古籀补重刊于湘中。
严几道刊布论世变之亟及救亡决论诸文。
谭壮飞进京师，始交梁任公。
康长素公交车上书，开强学会。
吴诵孙攗古录金文刊行。 王颂蔚芾卿卒(年四十八)李文田若农卒(年六十二)董沛觉轩卒(年六十八) 
二十二年丙申(1896) 吴清卿自叙愙斋集古录。
孙仲容逸周书斠补成。
谭壮飞在南京成仁学。
严几道初译天演论。
康长素为孔子改制考。
梁任公撰变法通议；与汪恢伯创办时务报于上海。 郭庆藩孟纯卒(年五十三) 
二十三年丁酉(1897)德取胶州湾。 严几道、夏穗卿创办国闻报于天津。
谭壮飞、梁任公等创南学会于湖南。
康长素至京师，上书陈事变之急。 黎庶昌莼斋卒(年六十一) 
二十四年戊戌(1898) 张香涛刊布劝学篇。
吴至父序严译天演论。
严几道始译原富；又拟上皇帝万言书。
谭壮飞应征至京师，与杨叔峤、刘裴邨、林暾谷同参新政，下狱见杀。康长素、梁任公出走。
廖季平经学三变始此。
苏舆为翼教丛编。 林旭暾谷卒(年二十四)谭嗣同壮飞卒(年三十四)刘光第裴邨卒(年四十)杨锐叔峤卒(年四十二)杨深秀漪春卒(年五十) 
二十五年己亥(1899) 孙仲容撰周礼正义成。
严几道译穆勒自由论。
潍县商人初售安阳甲骨。 江标建霞卒(年四十)黄体芳漱兰卒(年六十八)丁丙松存卒(年六十八)黄以周儆季卒(年七十二) 
二十六年庚子(1900)八国联军。 王益吾刻汉书补注百卷成。
王正儒初购安阳甲骨。
严几道避乱之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始译穆勒名学；原富译竟。
唐佛尘起事，被杀。 唐才常佛尘卒(年三十四)袁昶爽秋卒(年五十五)王懿荣正儒卒(年五十六)马建忠眉叔卒(年五十六)陈宝箴右铭卒(年七十) 
二十七年辛丑(1901) 康长素在槟榔屿，成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发凡及孟子微。
章太炎訄书刊于苏州。 谭献复堂卒(年七十)李鸿章少荃卒(年七十九)薛允升云阶卒(年八十二) 
二十八年壬寅(1902)日、俄战起。 王益吾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成。
孙仲容为周礼政要。
严几道为编译局总办。始译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羣学肄言，又译甄克思社会通铨；评点老子道德经。
廖季平经学四变始此。
吴至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康长素在大吉岭，成论语注、大学注；又成大同书。 丁立钧叔衡卒(年四十九)吴大澄清卿卒(年六十八) 
二十九年癸卯(1903) 孙仲容撰古籀余论成。
刘铁云藏龟印布。
邹蔚丹、章太炎下狱。 刘光蕡古愚卒(年六十一)吴汝纶至父卒(年六十四) 
三十年甲辰(1904) 王益吾刻尚书孔传参正成。
孙仲容撰契文举例成。 范当世肯堂卒(年五十一)萧穆敬孚卒(年七十)翁同龢松禅卒(年七十五) 
三十一年乙巳(1905) 孙仲容撰名原成。
严几道赴英伦，晤孙中山。 邹容蔚丹卒(年二十一)费念慈屺怀卒(年五十一)黄遵宪公度卒(年五十八) 
三十二年丙午(1906) 严几道在沪讲演政治学。法意译竟。 陈玉树惕庵卒(年五十四)汪宗沂弢庐卒(年七十)俞椒曲园卒(年八十六) 
三十三年丁未(1907)  汪鸣鸾{自邑}亭卒(年六十九) 
三十四年戊申(1908) 严几道译名学浅说。 邹代钧甄伯卒(年五十五)皮钖瑞鹿门卒(年五十九)孙诒让仲容卒(年六十一)杨文莹雪渔卒(年七十一)张鸣珂公束卒(年八十) 
宣统元年己酉(1909) 王益吾刻庄子集解成，自为序。
严几道钦赐文科进士出身。 张之洞香涛卒(年七十三) 
二年庚戌(1910)  宋衡平子卒(年四十九) 
三年辛亥(1911)  杨守仁笃生卒(年四十)端方午桥卒(年五十一)汪康年恢伯卒(年五十二)杨文会仁山卒(年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