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恐怖零零零在线看:继承郭沫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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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 郭沫若在首都各界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
1959.05.04 人民日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到了。今天，我们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隆重地举行纪念，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五四运动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前途，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正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的阶级基础。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了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它宣告了我国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时期。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中国才能够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更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及时地把革命继续推进到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上来。 人们一直热烈地纪念着“五四”，还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中国的封建文化统治了几千年，它是反动阶级麻痹、奴役人民的有力工具。五四运动的杰出意义，就在于它揭起了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旗帜，给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以严重的打击。“五四”文化革命的新军最初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联合组成的。但是，等到运动一深入，原来运动中的右翼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投靠到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营垒中去了。坚持革命旗帜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进一步在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尽管五花八门，简单地说来，不外是马克思主义派和反马克思主义派的斗争。当时，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所豢养的一批知识分子，分别用实用主义、世界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名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但是，马克思主义派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沉着地给了这些反动理论以坚决的回击，一个个地击败了他们。正是在和各种反动思想的斗争当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加发展了，它成了广大工农群众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锐利武器。 概括地说，“五四”以来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坚决同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历史。 今天，我们祖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进入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时期。我们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这个革命要求我们要大力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并且不断地进行提高的工作，使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无疑的，我国的知识界应该为完成这个革命而努力奋斗！我们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年或者青年，都能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有有了这样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才能够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事业，我们应该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相信，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一定会大大促进学术本身的发展。谁都知道，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五四”时代许多先驱者那种探索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同样，文学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竞赛，也一定会有助于取长补短，达到共同的提高！我们有信心地期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一道，刻苦学习，深入钻研，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就一定能够把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事业推向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顶峰，为祖国和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美帝国主义仍然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进行种种侵略我国的活动。这告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最近，西藏一小撮叛国分子，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劫持了达赖喇嘛出奔印度。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公然干涉我国的内政，企图使“西藏独立”。我国人民对此已经表示了应有的愤慨。自十三世纪以来，西藏就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中国人民坚决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决不容任何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进行干涉。四十年的历史不是已经说明：当中国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已经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六亿人民已经彻底解放、正鼓足空前干劲的今天，难道还能够在什么外来力量的干涉之前低头吗？我们希望印度的有影响的政治家们，能够保持理智，清醒地认清世界潮流，认清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支持西藏叛匪给中印关系带来的严重损害，停止对我国的各种不明智不友好的言行。我们希望和印度人民一道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不仅将有利于中印两个伟大邻邦的友好合作，而且将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西藏的现行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在水深火热中的一百一十多万藏族人民早就要求改革。现在由于叛国分子的出奔，叛乱的迅速平定，已经促进了西藏改革的曙光。我们认为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和协助平定叛乱的藏族人民正是发扬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慰问。 最后，我们要向参加今天大会的青年同志和全国青年祝贺。我国青年始终是我国社会中的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在当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是起了带头作用的。因此，我们国家把今天定为中国青年节，这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们是幸福的，党和国家为你们开辟了无限美好的前程，祝你们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最大限度地发出青春的光和热！ 对于当年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光荣战士们，我们更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他们亲自促进了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成长，并且继续参加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 对于参加今天大会的国际友人们，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愿意通过这些朋友向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有的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共同愿望，我们愿意紧密地携起手来，为实现这个愿望、为维护世界和平并促进人类进步而共同努力！''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关于郭沫若的精神个性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郭沫若都应该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又是在一些方面让人们感觉有巨大落差，以至被非议的人物。所以，他在给现代中国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文化思考。
郭沫若一生走过漫长的行旅，所涉足的领域非常之多，而在每一个他所经历的时代与涉足的领域又多会搅得风生水起。这绝对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是一个很难以一言蔽之的人物，也是一个不免会让人见仁见智的人物。但不论怎样，要真正认识这个人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郭沫若的精神个性。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这是郭沫若一首以水牛为抒情形象的诗中对于其品性的概括，正可以用来描述他自己的精神个性，准确地说，是他精神个性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既脚踏实地，又总是“神游天外”。这与他笔下有着自况意味的历史人物屈原，异曲同工。郭沫若是这样解读屈原的：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两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格中，老实说是相合无间，并显不出怎么的矛盾的。”
郭沫若以新诗《女神》的创作踏入文坛，开始了一生的文化行旅，但从那时起，诗之于他，便不仅仅是艺术。“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诗歌就是人生，是他对于人生一种感知、体认的过程和表达、记录的方式。在郭沫若看来，“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所以，他创作《女神》，为的是寻找与自己“振动数相同的人”、“燃烧点相等的人”。1940年代末，郭沫若在把抗战后期写出的诗歌作品编为《蜩螗集》时，直截了当地说：它们“作为诗并没有什么价值，权作为不完整的时代记录而已”。
郭沫若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一精神特质，贯穿其一生未曾改变。在他的诗人品性中，最核心和最可宝贵的是浪漫主义精神。这并不是诗学和审美意义上的浪漫，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浪漫精神的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其主要内涵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女神》中，郭沫若借“女神”再创世的神话，热烈呼唤理想世界的创造：“我们要时常创造些新的光明新的温热”，“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形象：“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个“大我”就是“女神”，就是创造新世界的英雄。《女神》歌唱的主旋律就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郭沫若的精神世界中，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表达的是诗人关于人生、社会的思考，英雄主义表达的则是关于自我的思考。英雄主义以理想主义为寄托，为追求；理想主义则靠英雄主义变为可能和现实。所以《凤凰涅槃》反复咏叹“一切的一”与“一的一切”，“生动呀”，“和谐呀”，“悠久呀”！郭沫若在那时还只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但他追求的是理想自我的实现：塑造“圆满的人格”，涵养“美的灵魂”，在“灵与肉”两方面都发展到完满的地步。有了理想自我的实现，从这里出发，才有理想社会的实现。
应该说，英雄主义是郭沫若浪漫精神中极具个性特征的内容，没有英雄主义，也就没有郭沫若的浪漫。它甚至凝结为一个英雄崇拜的情结，流淌在诗人的血脉中。它在郭沫若此后的文学创作、革命活动、学术研究，乃至其人生行旅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或隐或显地发生着影响。
这样一种诗人的浪漫之于郭沫若，并非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他如同自己笔下的屈原一样，在思想上又有“现实主义的儒者”的一面，即，秉承了儒家思想执著于社会人生现实的精神传统，乃至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当郭沫若真实地接触到“水平线下”的中国社会，发现仅仅依靠理想的热情和张扬个性解放，并不能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时，他毅然决然地“转换”了方向：“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在凛然宣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后，郭沫若从热心从事的文学活动抽身而出，投入到国民革命的北伐军旅中。
从“神游天外”到脚踏实地，从浪漫诗人到一个大幅度“转身”而为戎马书生，郭沫若精神个性的两个方面，“相合无间”地画出这样一段人生轨迹。这无疑让他成为那一时代的弄潮儿，此后，这也便成了郭沫若演绎人生的特有方式。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作为政治流亡者被日本警方监视居住的情况下，他很快转变人生角色，沉潜于历史学与金文甲骨之学的研究中安贫乐道。“卢沟桥事变”发生，他不但别妇抛雏毁家纾难，而且中断了已臻一家之说的学术活动，全身心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宣传组织工作。抗战胜利之后，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的人生旅途中又不断经历这样的变化。他总是能在文学(学术)与社会政治活动之间从容出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腾挪转换，或是兼及二者而达到一个角色的平衡。
郭沫若的精神个性，无论是浪漫的一面，还是执著现实的一面，都对人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因而在他一生的几乎每一次社会角色担当或是转换中，人们都能感觉到他在历史进程中主动搏击的姿态。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郭沫若个人的每一次社会角色担当或是转换的背后，都存在有一个历史的动机：时代需要，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人物；社会人生需要，也必然会塑造这样的角色。所以，郭沫若个人的人生选择，其实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要契合于历史进程的趋势，那也是时代对于个人的选择。
郭沫若富于理想精神与英雄情怀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常使他在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孕育着一种巨大变化的躁动时，便敏感到这一变化的时代涵义，从而做出选择。所以他不无自豪地说：诗人是应该领着时代走的。与此同时，他对于世事变化的认知，也常是开始于情绪化的感性思维，秉持着情感化的价值标准，并据此而得出某种决断。然后，才有深入进去的理性思考，当然，也就免不了有所修正，有随后的改变。这之间自然是有得亦有失。
那么，就个人行事的动机而言，郭沫若所做的选择，是不是包含有对于时势的迎合呢？我想到抗战期间郭沫若从日本只身回国，又一次做出人生道路的选择之后写的一首诗。那时他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决定任职之前他曾十分犹豫，因为不久前他还在婉转责备老友郁达夫不应跻身官场甘当一介“俗吏”(指郁达夫在陈仪手下任职事)，就任之后也有人对此有所非议，毕竟他又回到蒋介石治下(当年他是以反蒋而流亡海外)。郭沫若在诗中这样写道：“海外漂流十二载，沟壑随缘元尚在。耻食周粟入西山，誓不帝秦蹈东海。犹然俯首拜公卿，只为神州锋镝惊。豹死留皮供践踏，谁顾区区身后名。”这可称是一首明志的诗，并且这首诗从未刊出过，至今不为人知，那么这些诗句应该是最直接地反映了郭沫若在人生旅途上做出那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其真实的精神心态。那里跃动的是一颗浪漫诗人的赤子之心。之所以以此为例，因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选择的这一条亦文亦政的道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他的整个后半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在“十年动乱”期间，郭沫若所经历的世事变迁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相似的历史情境吗？
社会历史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力图走在时代前沿的郭沫若，当然也就不会一直葆有“好风凭借力”的得意。他也会随着历史进程的跌宕而沉浮，甚至陷入到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情境中。他的浪漫精神可以演绎出崇高，也可能会遭致骂名，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两次“凤凰涅槃”即是如此。
郭沫若精神个性中执著现实的一面，使得他的理想主义从来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空洞的呼唤，而是渗透在实践意识中；他的英雄主义也不是仅仅在文学作品里“夫子自道”的自我表现，而是充盈在行动意志中。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创造精神。
青年时的郭沫若曾迷恋过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郭沫若则说：“让我们从上帝贪懒偷闲的第七日上做起。”“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这样做的：他秉着一股“创造者”的热情，要创造新文学，开拓新诗歌，用现代思想阐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力图以“文艺复兴”式的努力从事现代思想启蒙，希望借此而使中华民族获得“性灵的复活”。“五四”以后他还是这样做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投身北伐军旅，直接参加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亡命日本时期他仍然是这样做的：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之先行者；进行古文字研究，在草创期的甲骨文研究领域成“甲骨四堂”之一……
对于传统思想文化，郭沫若主张“利用我们的优秀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对于外来的科学文化，郭沫若很早就提出：“翻译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他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剪裁，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纵观郭沫若一生，古今中外他涉足诸多领域，其兴奋点总在不断转移，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方面如此，在历史学、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如此，在社会活动领域同样如此。虽然他不一定在每一个涉足的领域都做到最好，但他都是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心态和追求去做了，并且总能有所创新。
随着时间、学识、阅历，还有客观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郭沫若曾有的冲动、孟浪、无所顾忌，渐渐被消融了，但是贯注在他浪漫激情中的创造精神依然如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沫若热情呼唤科学工作者：“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不然，人生之旅就太循规蹈矩，太平淡乏味了。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传统文化的民族，否则就容易失去活力，失去创造精神。这应该也是郭沫若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郭沫若精神结构解析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具学科跨越性的文化名人。他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巨大创造性成就，同时，也留下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失误和纰漏。因此，郭沫若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这种反差之大，正说明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研究价值。郭沫若长寿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每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仅就文学创作而言，他是唯一一个创作历程纵贯五四、大革命、革命文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十七年，直到“科学的春天”的现代中国作家。但是，郭沫若的意义已经远远不能定位在“作家”上，他是“全能文化冠军”，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郭沫若的足迹，他在文学、历史、考古、哲学、民族关系乃至政治、世界和平等领域都有着独特的巨大建树。郭沫若文学创作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贡献的多方位性，早已经使他成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进程与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标本”。但是长期以来，对郭沫若的研究和评价却一直被分割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不同的领域内。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和研究领域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郭沫若研究的深入。
在世纪之交反思名人的热潮中，沉寂了很久的郭沫若评价和研究却突然“火爆”起来。其实这种“火爆”场面恰恰显示了郭沫若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上述严重问题。因为这种“火爆”场面是被某些试图垢病、批判、否定郭沫若的所谓“反思派”所掀起的。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的郭沫若研究几乎都是散兵游勇的单项突进，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把握，这才令一些人产生了揭示“伟人的另一面”的想法。“反思派”几乎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垢病郭氏人格”和“否定学术成就”的双面夹击手法。面对“反思派”酣畅淋漓的“揭露”，广大郭沫若研究者也奋起“维护”。“反思派”举出某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有“污点”，“维护派”则举出另外一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光明磊落。“反思派”通过指责郭沫若学术结论的某些错误来否定郭沫若的学术成就，“维护派”则认定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来回击“反思派”的进攻。论证的激烈恰恰显示了双方都没有切准问题的要害。“反思派”对郭沫若研究并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他们之所以能够凑成目前郭沫若评价和研究中的“热闹”，在于他们巧妙的利用了“群众基础”。在手法上，他们对郭沫若的评价采用了民间的“小道消息法”，即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对某些传奇轶闻进行所谓的“背景分析”。这也就显示了他们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商业炒作。由于这些“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鲜为人知”，同时又为某些平民百姓茶余饭后所“喜闻乐见”，因此，“反思派”在民间的影响迅速扩大，以至于郭沫若在民间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另一面”所代替。这才是值得每一个严肃的学者所认真对待的。当我们在郭沫若研究上越来越花样翻新并感到层出不穷时，就已经显示了我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局限在“学院”的小圈子里，路子也会越来越窄：郭沫若成了新理论、新方法的试验田，种出的东西也只有作者自己才能明白。正是郭沫若研究的圈子过于狭窄和封闭，研究成果不能为民间所了解和接受，民间这一最为广泛的话语主体才与“反思派”结成联盟，形成一股否定郭沫若的潮流。郭沫若的人格肯定有很多光明磊落之处，也许有某些所谓的“污点”，但二者并不存在谁掩盖谁的问题。郭沫若在现代中国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毕竟不是作为道德家，而是作为有着多方面杰出成就的民族巨人确立的。任何揪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所谓争论，都只能造成郭沫若研究中更多的混乱局面。不从根本上探究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无法走出郭沫若研究中的这种混乱局面。
无论是力图“公正评价郭沫若”，还是偏重“从另一侧面”“反思郭沫若”，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郭沫若的思想“转换”上。时代转换，郭沫若就随之转换。每次“转换”，郭沫若几乎都是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更新。同时，这种思想“转换”也被某些郭沫若的批判者垢病为“无特操”。现象的评论不能代替原因的探究，真正值得探讨的是郭沫若的精神结构，这将成为解释所谓郭沫若“人格现象”的根本所在。
郭沫若终其一生都与“时间”有着不解之缘。因此，考察郭沫若，如果剥离了“时间”这一重要概念，将一无所得。郭沫若是怎样与“时间”结合起来的呢？对于“时间”，郭沫若总是“叩其两端”。他永远意气风发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永远沉浸于遥远虚幻的远古历史的地平线，在龟甲兽骨上摸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迷失的世界”。本来趋向于无限分离的时间的两个极端在郭沫若那里似乎接起轨来，仿佛构成了一个“时间隧道”，任由郭沫若在“上下五千年”中自由穿梭。
郭沫若永远是当代的郭沫若。他的一生都在不断“转换”。他的每一次“转换”都是向旧时代告别，向新时代迈进。他永远属于当下的时代，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是弄潮儿、排头兵、新时代的“第一小提琴手”。渴望占领时间制高点的当代意识，伴随了郭沫若一生。郭沫若的精神挽具总是牢牢地套在时代这匹烈马身上。时代就是他，他就是时代，这使郭沫若始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郭沫若对于当下的时代总是有一种天生的融合性。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郭沫若总是紧紧与当下的时代渗透在一起。文学革命时期，他是自由体白话新诗的旗手，是纯美文艺的提倡者与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是宣传的“留声机”，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号角；大革命时期，他是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副主任，是有着中将军衔的戎马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是第三厅厅长，是负责对敌文艺宣传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解放后，他创作出《新华颂》，率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声歌唱；大跃进时期，他领衔编辑《红旗歌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又“别出心裁”的炮制了匪夷所思的《李白与杜甫》；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他又张开双臂，热情的迎接“科学的春天”……郭沫若对于任何新的事物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合力，他之所以能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多维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永远渴望并善于吸取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永远渴望创新。《女神》“开一代诗风”得益于对外国新诗的借鉴；《残春》是现代中国最早引入精神分析的短篇小说。他还是20世纪中国历史剧的最早提倡者和成就最高者；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自传体文学样式似乎也是为郭沫若所开创。二、三十年代的考古、古代史研究之所以成就巨大，也是以最新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缘故。
然而，郭沫若又总是“古代”的郭沫若。郭沫若有“历史癖”、“考古癖”，终其一生对远古文明充满着无限向往，憧憬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认为那是人格得以高而全的发展、文艺得以纯而美的实现的理想境界。郭沫若重建民族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回到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这就是他终生无法剥离的“返祖”情结。远在郭沫若从事甲骨文、古代史研究以前，他就已经十分重视人类幼年时期创造的远古文明，这在郭沫若前期的新诗创作与理论文章中已经表示的很明显了。在郭沫若看来，“原始人与幼儿的言语，都是些诗的表示，”[1]（p48），在原始人的创作中蕴含着诗的本质，可以发现做诗的诀窍。“原始人与幼儿对于一切的环境，只有些新鲜的感觉，从那种感觉发生出一种不可抵抗的情绪，从那种情绪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这种言语的生成与诗的生成诗同一的。”[1](p48)在打倒孔家店的滔天声浪中，郭沫若却把孔子尊为“球形发展的天才”；在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呐喊中，郭沫若却大写历史剧，甚至在思想已经向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以后，郭沫若却一头扎进甲骨文、青铜器中。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领域，他如鱼得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就。短短数年，他由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学术积累的门外汉，一跃成为在考古、古代史领域内建树卓著的大宗师,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一系列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说明郭沫若对于古代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亲合性——他可以轻易的回到远古社会，破解甲骨文、凿穿彝铭之“混沌”，并理解其背后的远古文化。郭沫若的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相通才是理解的真正基础。
渴望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而形成的当代意识和相伴终生的“历史癖”、“考古癖”而形成的“返祖”情结显然是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思维矢量，但它们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郭沫若身上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交织成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表现在郭沫若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例如，开一代诗风的《女神》。细读《女神》，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女神》中既有最原始的东西，又有最现代的东西。一方面，《女神》充满着个性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或隐或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构成“20世纪的时代精神”，是郭沫若精神结构中当代意识的集中体现。同时，另一方面，《女神》的代表作又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史前世界。在这里，既有天狗吞月、凤凰涅槃、处女生育（《地球，我的母亲》）等神话情结，又有对女神、大海、太阳的图腾崇拜。另外，《女神》物我合一的抒情主体、单色的想象、线型排列的诗句、呐喊式的抒情方式，都显示着原始的冲动与强力。更不必说创作高峰体验时那种巫术仪式的突发迷狂般的灵感与顿悟。这两种时间差距遥远的精神矢量在《女神》中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产生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创造，闪烁着不可模仿的“天才美”。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向，除了处于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外，远古“大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恐怕也是激励郭沫若向往共产主义的“前理解”。更不必说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最古老、最原始的远古文明相结合而产生的郭沫若的考古、古代史研究领域内的巨大成就了。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也是用最先进的精神分析去体察古人的心理。当代意识与“返祖”情结的双重投影下，时代精神与历史幻觉交融在一起，从而在古人的骸骨中吹进了现代生命的气息，把历史剧变成了“献给现实的蟠桃”。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构成伴随郭沫若一生的精神结构。在同一主体的头脑内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既相互矛盾，又并行不悖的精神矢量呢？它们又是怎样在郭沫若那里发挥作用的呢？这使我们必须首先去探讨精神结构赖以形成的思维方法。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之所以能在郭沫若的头脑中结合起来，离不开互渗的思维方式。而互渗，恰是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原始思维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研究进行了整合，指出互渗律是原始思维最一般的规律。布留尔认为，不能用我们的方式去认识原始思维，因为原始人丝毫不像我们那样感知事物，不管原始人的意识中呈现出的是什么客体，它必然包含着一些与它不可分割的神秘属性，当原始人感知客体时，从来不把客体与这些神秘属性分开，而是互渗在一起。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中，主体、客体、存在物或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既是他们自身，又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例如，巴西北部的波罗罗人认为他们既是人，同时又是金刚鹦鹉。这种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的思维令我们难以想象，但在互渗的思维方式中，却没有任何不自然。我们的意识能够把关于事物的概念和我们对事物发生反应的情感、行为明晰地区分开来，原始思维则不然，这种思维方式允许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容许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单数与复数的同一、部分与整体的同一。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对矛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它不服从我们逻辑思维的“矛盾律”与“因果律”。在原始思维中，几乎没有独立的个人意识，在那里，个人与部落，个人与环境，个人与祖先，个人与图腾往往是互渗在一起的。有些事物在我们看来不陷于荒谬就不能归一，在原始思维看来，却没有丝毫不妥。互渗的思维方式是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本艺术构思。《女神》中充满着无处不在的互渗：梅花与自我的同一，“火便是凤，凰便是火”的融合，天狗既能吞日吞月，又是日的光月的光，“我”既是偶像的崇拜者，又是偶像的破坏者，“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你中也有我，我中也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你”，一句话，没有互渗，就没有《女神》中那绮丽的想象与联想，大胆的变形与夸张，就没有《女神》这样的天籁之作。《女神》中的“自我”张扬，不是一种独立的个性意识的张扬。郭沫若对个性的景仰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郭沫若的所谓个性意识，不是把个人（主体）从世界（客体）中剥离出来探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个人如何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而是在个人与世界的互渗中达到同一，即融入自然，达到无我，“与神合体，超绝时空，等齐生死”，从而“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主客体互渗的状态是《女神》中的“自我”存在的基本状态。《女神》闪烁着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天才美。所谓天才，在郭沫若看来，“便是把小我忘掉，融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2](p211)对于“无我”境界的追求，创造了“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同时，也消融了诗人的艺术个性。郭沫若对“精赤裸裸的人性”的向往以及“愿成个共产主义者”的念头，表明他对个性、自我的理解是排除私有观念的，他追求的是“开辟洪荒的大我”，是绝对的自由自在的状态。郭沫若终生对他心中的那种个性能得以自由发展，人格能得以圆满实现的“大同社会”无限憧憬。我们知道，所谓“大同”，可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的产生，除了当时生产力低下，只凭个人的力量难以独立生存外，还与原始人个体与集体互渗的思维方式有关。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私有观念也会消失。而郭沫若看到的，恰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从这个意义讲，20年代中期，郭沫若由极端的个性主义者向极端的集体主义者的“转换”之谜，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了解了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我们才可以理解以原始思维互渗律为基础的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长期以来，学者们为了证明郭沫若所谓“时代精神”，总是力图在最新事物上千方百计寻找能与郭沫若联系的蛛丝马迹，而几乎完全忽略了远古的东西可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如果说人类的文明史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和上升，那么，最远古的人类文明与最现代的人类文明之间必定有着某种独特的相似性，不是同质相似就是异质相似。这也是“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可以在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里接轨重要保证。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交织成了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成为我们重见郭沫若心路历程的“时间隧道”。屡遭讥讽的郭沫若所谓“趋时”的人格现象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这两种背离性的精神矢量在郭沫若头脑中互渗在一起，形成一种优势灶。当它们发生的过于强烈和频繁时，就会最终导致一重化（既不能把观念的现实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加以区分），并形成一种稳固的心理场，使郭沫若不能把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区分开来，在这样的精神结构中，个人就是时代，时代就是个人，时代与个人“一重化”，个人也就成为时代特征的投影。文学革命时期，郭沫若是纯美文艺的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却成为宣传政治的“留声机”。这种“善变”，并不能说郭沫若的人格是低劣的、“无特操”，因为郭沫若的人格特征不在于恒定性，而在于时代性。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的互渗，同一精神结构中形成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精神矢量，必然会形成这一精神结构强大的隐喻功能：在表面上相差很远的两个对象中发现相似性。隐喻功能又导致精神结构的混沌态。混沌并不是混乱，也不是简单的无序，而是无序中的序，是一种具有丰富的内部层次的和精细结构的序。具有混沌态精神结构的人，比平常人更能够对整体进行分解和组合，也便更能在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事物的相似性或交融点，可以在一个单一的事物或结构中发现更多的属性。主客体的互渗，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看似荒诞，却可以使思维主体从运动和变化的角度看待事物。有几个“自我”，郭沫若就有几个视角。当这样的精神结构与不同领域内的具体对象相碰撞时，就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当这种碰撞运用的不恰当时，郭沫若就会犯普通人都不会犯的荒谬错误，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接轨所形成的“叩其两端”的精神结构，还是索解郭沫若这样一位有着多方位惊人创造的“球型天才”的重要视角。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创造性，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返祖”性使他比一般人更能了解远古文化的奥秘，理解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方式，知道他们如何在龟甲兽骨上占卜、刻写，看到甲骨文背后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另外，对最现代的科学知识的吸收运用，又使郭沫若知道如何合理的研究甲骨文，知道如何进行断片缀合、残辞互补、校对去重、划分年代，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之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开创性的巨大成就。
作为一名郭沫若研究者，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再次反观郭沫若，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单纯认定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或从人格上垢病他的缺失、从学术上指责他的纰漏。从精神结构的角度入手去探讨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原因，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开拓性伟大建树的“全能文化冠军”进行整合，使郭沫若研究走出目前混乱的局面，让不同派别的郭沫若评价者、研究者都真正全面深入的认清郭沫若，正是实现郭沫若研究世纪转型的必要步骤。
摘自《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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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文坛的精神领袖
郭沫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沫若纪念馆-纪念郭沫若,祭奠郭沫若,郭沫若,沫若网墓,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参加南昌起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抗战开始后回国，在周恩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工作。历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著有《屈原》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该书后被定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所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考证先秦社会历史和评价各派哲学人物，颇多创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又发表了《蔡文姬》等历史剧作。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见解。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职。当选为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
沙湾携手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打造沫若廉政文化品牌
本报讯 3月16日，沙湾区和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为沙湾区沫若廉政文化研究翻开崭新的一页。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廖久明教授说：“研究沫若廉政文化拓展了我们研究的思路和范围，这大大丰富了郭沫若研究的内涵！”
近年来，该区充分发挥郭沫若故里的文化优势，大力挖掘沫若文化中的廉政资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沫若廉政文化”。“戒骄防腐，至公至纯”的沫若廉政思想已扎根沙湾，深入人心。2011年，该区与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联合申报课题被列为“201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同时，沙湾区纪委监察局也被省纪委监察厅表彰为“全省优秀纪检监察集体”。
利用文化特性，让沫若廉政文化潜移默化。沫若旧居内廉政景观石、廉政书法碑随处可见。“戒骄防腐甲申祭，至公至纯赤子情”为主题的沫若廉政文化展厅，目前已进入布展施工。 “沫水双鱼”、“风正帆悬”、“廉政四季”等景观遍布十里长廊，铜河号子、铜河花灯、福禄盘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演形式融入廉政元素，让市民在赏心悦目的同时感悟。
为庆祝郭沫若诞辰120周年，该区确定2012年为“沫若廉政文化年”，继续深度挖掘沫若廉政文化精髓，通过开展“五个一”主题活动打造“沫若廉政文化”品牌，即签署一份《沫若廉政文化战略合作研究协议》、建成一批廉政教育基地、精编一本《郭沫若与廉政文化》、开展一次沫若廉政文化研讨、一次沫若廉政文化征文比赛。
（杜媛 本报记者 吕志勇）
1959.05.04 人民日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到了。今天，我们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隆重地举行纪念，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五四运动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前途，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正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的阶级基础。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了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它宣告了我国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时期。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中国才能够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更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及时地把革命继续推进到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上来。 人们一直热烈地纪念着“五四”，还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中国的封建文化统治了几千年，它是反动阶级麻痹、奴役人民的有力工具。五四运动的杰出意义，就在于它揭起了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旗帜，给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以严重的打击。“五四”文化革命的新军最初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联合组成的。但是，等到运动一深入，原来运动中的右翼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投靠到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营垒中去了。坚持革命旗帜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进一步在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尽管五花八门，简单地说来，不外是马克思主义派和反马克思主义派的斗争。当时，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所豢养的一批知识分子，分别用实用主义、世界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名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但是，马克思主义派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沉着地给了这些反动理论以坚决的回击，一个个地击败了他们。正是在和各种反动思想的斗争当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加发展了，它成了广大工农群众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锐利武器。 概括地说，“五四”以来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坚决同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历史。 今天，我们祖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进入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时期。我们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这个革命要求我们要大力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并且不断地进行提高的工作，使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无疑的，我国的知识界应该为完成这个革命而努力奋斗！我们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年或者青年，都能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有有了这样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才能够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事业，我们应该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相信，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一定会大大促进学术本身的发展。谁都知道，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五四”时代许多先驱者那种探索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同样，文学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竞赛，也一定会有助于取长补短，达到共同的提高！我们有信心地期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一道，刻苦学习，深入钻研，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就一定能够把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事业推向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顶峰，为祖国和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美帝国主义仍然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进行种种侵略我国的活动。这告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最近，西藏一小撮叛国分子，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劫持了达赖喇嘛出奔印度。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公然干涉我国的内政，企图使“西藏独立”。我国人民对此已经表示了应有的愤慨。自十三世纪以来，西藏就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中国人民坚决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决不容任何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进行干涉。四十年的历史不是已经说明：当中国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已经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六亿人民已经彻底解放、正鼓足空前干劲的今天，难道还能够在什么外来力量的干涉之前低头吗？我们希望印度的有影响的政治家们，能够保持理智，清醒地认清世界潮流，认清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支持西藏叛匪给中印关系带来的严重损害，停止对我国的各种不明智不友好的言行。我们希望和印度人民一道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不仅将有利于中印两个伟大邻邦的友好合作，而且将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西藏的现行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在水深火热中的一百一十多万藏族人民早就要求改革。现在由于叛国分子的出奔，叛乱的迅速平定，已经促进了西藏改革的曙光。我们认为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和协助平定叛乱的藏族人民正是发扬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慰问。 最后，我们要向参加今天大会的青年同志和全国青年祝贺。我国青年始终是我国社会中的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在当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是起了带头作用的。因此，我们国家把今天定为中国青年节，这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们是幸福的，党和国家为你们开辟了无限美好的前程，祝你们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最大限度地发出青春的光和热！ 对于当年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光荣战士们，我们更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他们亲自促进了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成长，并且继续参加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 对于参加今天大会的国际友人们，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愿意通过这些朋友向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有的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共同愿望，我们愿意紧密地携起手来，为实现这个愿望、为维护世界和平并促进人类进步而共同努力！''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关于郭沫若的精神个性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郭沫若都应该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又是在一些方面让人们感觉有巨大落差，以至被非议的人物。所以，他在给现代中国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文化思考。
郭沫若一生走过漫长的行旅，所涉足的领域非常之多，而在每一个他所经历的时代与涉足的领域又多会搅得风生水起。这绝对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是一个很难以一言蔽之的人物，也是一个不免会让人见仁见智的人物。但不论怎样，要真正认识这个人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郭沫若的精神个性。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这是郭沫若一首以水牛为抒情形象的诗中对于其品性的概括，正可以用来描述他自己的精神个性，准确地说，是他精神个性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既脚踏实地，又总是“神游天外”。这与他笔下有着自况意味的历史人物屈原，异曲同工。郭沫若是这样解读屈原的：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两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格中，老实说是相合无间，并显不出怎么的矛盾的。”
郭沫若以新诗《女神》的创作踏入文坛，开始了一生的文化行旅，但从那时起，诗之于他，便不仅仅是艺术。“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诗歌就是人生，是他对于人生一种感知、体认的过程和表达、记录的方式。在郭沫若看来，“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所以，他创作《女神》，为的是寻找与自己“振动数相同的人”、“燃烧点相等的人”。1940年代末，郭沫若在把抗战后期写出的诗歌作品编为《蜩螗集》时，直截了当地说：它们“作为诗并没有什么价值，权作为不完整的时代记录而已”。
郭沫若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一精神特质，贯穿其一生未曾改变。在他的诗人品性中，最核心和最可宝贵的是浪漫主义精神。这并不是诗学和审美意义上的浪漫，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浪漫精神的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其主要内涵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女神》中，郭沫若借“女神”再创世的神话，热烈呼唤理想世界的创造：“我们要时常创造些新的光明新的温热”，“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形象：“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个“大我”就是“女神”，就是创造新世界的英雄。《女神》歌唱的主旋律就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郭沫若的精神世界中，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表达的是诗人关于人生、社会的思考，英雄主义表达的则是关于自我的思考。英雄主义以理想主义为寄托，为追求；理想主义则靠英雄主义变为可能和现实。所以《凤凰涅槃》反复咏叹“一切的一”与“一的一切”，“生动呀”，“和谐呀”，“悠久呀”！郭沫若在那时还只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但他追求的是理想自我的实现：塑造“圆满的人格”，涵养“美的灵魂”，在“灵与肉”两方面都发展到完满的地步。有了理想自我的实现，从这里出发，才有理想社会的实现。
应该说，英雄主义是郭沫若浪漫精神中极具个性特征的内容，没有英雄主义，也就没有郭沫若的浪漫。它甚至凝结为一个英雄崇拜的情结，流淌在诗人的血脉中。它在郭沫若此后的文学创作、革命活动、学术研究，乃至其人生行旅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或隐或显地发生着影响。
这样一种诗人的浪漫之于郭沫若，并非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他如同自己笔下的屈原一样，在思想上又有“现实主义的儒者”的一面，即，秉承了儒家思想执著于社会人生现实的精神传统，乃至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当郭沫若真实地接触到“水平线下”的中国社会，发现仅仅依靠理想的热情和张扬个性解放，并不能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时，他毅然决然地“转换”了方向：“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在凛然宣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后，郭沫若从热心从事的文学活动抽身而出，投入到国民革命的北伐军旅中。
从“神游天外”到脚踏实地，从浪漫诗人到一个大幅度“转身”而为戎马书生，郭沫若精神个性的两个方面，“相合无间”地画出这样一段人生轨迹。这无疑让他成为那一时代的弄潮儿，此后，这也便成了郭沫若演绎人生的特有方式。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作为政治流亡者被日本警方监视居住的情况下，他很快转变人生角色，沉潜于历史学与金文甲骨之学的研究中安贫乐道。“卢沟桥事变”发生，他不但别妇抛雏毁家纾难，而且中断了已臻一家之说的学术活动，全身心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宣传组织工作。抗战胜利之后，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的人生旅途中又不断经历这样的变化。他总是能在文学(学术)与社会政治活动之间从容出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腾挪转换，或是兼及二者而达到一个角色的平衡。
郭沫若的精神个性，无论是浪漫的一面，还是执著现实的一面，都对人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因而在他一生的几乎每一次社会角色担当或是转换中，人们都能感觉到他在历史进程中主动搏击的姿态。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郭沫若个人的每一次社会角色担当或是转换的背后，都存在有一个历史的动机：时代需要，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人物；社会人生需要，也必然会塑造这样的角色。所以，郭沫若个人的人生选择，其实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要契合于历史进程的趋势，那也是时代对于个人的选择。
郭沫若富于理想精神与英雄情怀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常使他在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孕育着一种巨大变化的躁动时，便敏感到这一变化的时代涵义，从而做出选择。所以他不无自豪地说：诗人是应该领着时代走的。与此同时，他对于世事变化的认知，也常是开始于情绪化的感性思维，秉持着情感化的价值标准，并据此而得出某种决断。然后，才有深入进去的理性思考，当然，也就免不了有所修正，有随后的改变。这之间自然是有得亦有失。
那么，就个人行事的动机而言，郭沫若所做的选择，是不是包含有对于时势的迎合呢？我想到抗战期间郭沫若从日本只身回国，又一次做出人生道路的选择之后写的一首诗。那时他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决定任职之前他曾十分犹豫，因为不久前他还在婉转责备老友郁达夫不应跻身官场甘当一介“俗吏”(指郁达夫在陈仪手下任职事)，就任之后也有人对此有所非议，毕竟他又回到蒋介石治下(当年他是以反蒋而流亡海外)。郭沫若在诗中这样写道：“海外漂流十二载，沟壑随缘元尚在。耻食周粟入西山，誓不帝秦蹈东海。犹然俯首拜公卿，只为神州锋镝惊。豹死留皮供践踏，谁顾区区身后名。”这可称是一首明志的诗，并且这首诗从未刊出过，至今不为人知，那么这些诗句应该是最直接地反映了郭沫若在人生旅途上做出那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其真实的精神心态。那里跃动的是一颗浪漫诗人的赤子之心。之所以以此为例，因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选择的这一条亦文亦政的道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他的整个后半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在“十年动乱”期间，郭沫若所经历的世事变迁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相似的历史情境吗？
社会历史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力图走在时代前沿的郭沫若，当然也就不会一直葆有“好风凭借力”的得意。他也会随着历史进程的跌宕而沉浮，甚至陷入到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情境中。他的浪漫精神可以演绎出崇高，也可能会遭致骂名，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两次“凤凰涅槃”即是如此。
郭沫若精神个性中执著现实的一面，使得他的理想主义从来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空洞的呼唤，而是渗透在实践意识中；他的英雄主义也不是仅仅在文学作品里“夫子自道”的自我表现，而是充盈在行动意志中。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创造精神。
青年时的郭沫若曾迷恋过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郭沫若则说：“让我们从上帝贪懒偷闲的第七日上做起。”“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这样做的：他秉着一股“创造者”的热情，要创造新文学，开拓新诗歌，用现代思想阐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力图以“文艺复兴”式的努力从事现代思想启蒙，希望借此而使中华民族获得“性灵的复活”。“五四”以后他还是这样做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投身北伐军旅，直接参加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亡命日本时期他仍然是这样做的：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之先行者；进行古文字研究，在草创期的甲骨文研究领域成“甲骨四堂”之一……
对于传统思想文化，郭沫若主张“利用我们的优秀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对于外来的科学文化，郭沫若很早就提出：“翻译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他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剪裁，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纵观郭沫若一生，古今中外他涉足诸多领域，其兴奋点总在不断转移，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方面如此，在历史学、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如此，在社会活动领域同样如此。虽然他不一定在每一个涉足的领域都做到最好，但他都是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心态和追求去做了，并且总能有所创新。
随着时间、学识、阅历，还有客观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郭沫若曾有的冲动、孟浪、无所顾忌，渐渐被消融了，但是贯注在他浪漫激情中的创造精神依然如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沫若热情呼唤科学工作者：“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不然，人生之旅就太循规蹈矩，太平淡乏味了。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一点浪漫精神，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传统文化的民族，否则就容易失去活力，失去创造精神。这应该也是郭沫若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郭沫若精神结构解析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具学科跨越性的文化名人。他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巨大创造性成就，同时，也留下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失误和纰漏。因此，郭沫若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这种反差之大，正说明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研究价值。郭沫若长寿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每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仅就文学创作而言，他是唯一一个创作历程纵贯五四、大革命、革命文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十七年，直到“科学的春天”的现代中国作家。但是，郭沫若的意义已经远远不能定位在“作家”上，他是“全能文化冠军”，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郭沫若的足迹，他在文学、历史、考古、哲学、民族关系乃至政治、世界和平等领域都有着独特的巨大建树。郭沫若文学创作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贡献的多方位性，早已经使他成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进程与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标本”。但是长期以来，对郭沫若的研究和评价却一直被分割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不同的领域内。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和研究领域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郭沫若研究的深入。
在世纪之交反思名人的热潮中，沉寂了很久的郭沫若评价和研究却突然“火爆”起来。其实这种“火爆”场面恰恰显示了郭沫若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上述严重问题。因为这种“火爆”场面是被某些试图垢病、批判、否定郭沫若的所谓“反思派”所掀起的。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的郭沫若研究几乎都是散兵游勇的单项突进，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把握，这才令一些人产生了揭示“伟人的另一面”的想法。“反思派”几乎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垢病郭氏人格”和“否定学术成就”的双面夹击手法。面对“反思派”酣畅淋漓的“揭露”，广大郭沫若研究者也奋起“维护”。“反思派”举出某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有“污点”，“维护派”则举出另外一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光明磊落。“反思派”通过指责郭沫若学术结论的某些错误来否定郭沫若的学术成就，“维护派”则认定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来回击“反思派”的进攻。论证的激烈恰恰显示了双方都没有切准问题的要害。“反思派”对郭沫若研究并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他们之所以能够凑成目前郭沫若评价和研究中的“热闹”，在于他们巧妙的利用了“群众基础”。在手法上，他们对郭沫若的评价采用了民间的“小道消息法”，即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对某些传奇轶闻进行所谓的“背景分析”。这也就显示了他们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商业炒作。由于这些“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鲜为人知”，同时又为某些平民百姓茶余饭后所“喜闻乐见”，因此，“反思派”在民间的影响迅速扩大，以至于郭沫若在民间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另一面”所代替。这才是值得每一个严肃的学者所认真对待的。当我们在郭沫若研究上越来越花样翻新并感到层出不穷时，就已经显示了我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局限在“学院”的小圈子里，路子也会越来越窄：郭沫若成了新理论、新方法的试验田，种出的东西也只有作者自己才能明白。正是郭沫若研究的圈子过于狭窄和封闭，研究成果不能为民间所了解和接受，民间这一最为广泛的话语主体才与“反思派”结成联盟，形成一股否定郭沫若的潮流。郭沫若的人格肯定有很多光明磊落之处，也许有某些所谓的“污点”，但二者并不存在谁掩盖谁的问题。郭沫若在现代中国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毕竟不是作为道德家，而是作为有着多方面杰出成就的民族巨人确立的。任何揪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所谓争论，都只能造成郭沫若研究中更多的混乱局面。不从根本上探究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无法走出郭沫若研究中的这种混乱局面。
无论是力图“公正评价郭沫若”，还是偏重“从另一侧面”“反思郭沫若”，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郭沫若的思想“转换”上。时代转换，郭沫若就随之转换。每次“转换”，郭沫若几乎都是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更新。同时，这种思想“转换”也被某些郭沫若的批判者垢病为“无特操”。现象的评论不能代替原因的探究，真正值得探讨的是郭沫若的精神结构，这将成为解释所谓郭沫若“人格现象”的根本所在。
郭沫若终其一生都与“时间”有着不解之缘。因此，考察郭沫若，如果剥离了“时间”这一重要概念，将一无所得。郭沫若是怎样与“时间”结合起来的呢？对于“时间”，郭沫若总是“叩其两端”。他永远意气风发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永远沉浸于遥远虚幻的远古历史的地平线，在龟甲兽骨上摸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迷失的世界”。本来趋向于无限分离的时间的两个极端在郭沫若那里似乎接起轨来，仿佛构成了一个“时间隧道”，任由郭沫若在“上下五千年”中自由穿梭。
郭沫若永远是当代的郭沫若。他的一生都在不断“转换”。他的每一次“转换”都是向旧时代告别，向新时代迈进。他永远属于当下的时代，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是弄潮儿、排头兵、新时代的“第一小提琴手”。渴望占领时间制高点的当代意识，伴随了郭沫若一生。郭沫若的精神挽具总是牢牢地套在时代这匹烈马身上。时代就是他，他就是时代，这使郭沫若始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郭沫若对于当下的时代总是有一种天生的融合性。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郭沫若总是紧紧与当下的时代渗透在一起。文学革命时期，他是自由体白话新诗的旗手，是纯美文艺的提倡者与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是宣传的“留声机”，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号角；大革命时期，他是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副主任，是有着中将军衔的戎马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是第三厅厅长，是负责对敌文艺宣传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解放后，他创作出《新华颂》，率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声歌唱；大跃进时期，他领衔编辑《红旗歌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又“别出心裁”的炮制了匪夷所思的《李白与杜甫》；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他又张开双臂，热情的迎接“科学的春天”……郭沫若对于任何新的事物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合力，他之所以能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多维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永远渴望并善于吸取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永远渴望创新。《女神》“开一代诗风”得益于对外国新诗的借鉴；《残春》是现代中国最早引入精神分析的短篇小说。他还是20世纪中国历史剧的最早提倡者和成就最高者；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自传体文学样式似乎也是为郭沫若所开创。二、三十年代的考古、古代史研究之所以成就巨大，也是以最新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缘故。
然而，郭沫若又总是“古代”的郭沫若。郭沫若有“历史癖”、“考古癖”，终其一生对远古文明充满着无限向往，憧憬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认为那是人格得以高而全的发展、文艺得以纯而美的实现的理想境界。郭沫若重建民族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回到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这就是他终生无法剥离的“返祖”情结。远在郭沫若从事甲骨文、古代史研究以前，他就已经十分重视人类幼年时期创造的远古文明，这在郭沫若前期的新诗创作与理论文章中已经表示的很明显了。在郭沫若看来，“原始人与幼儿的言语，都是些诗的表示，”[1]（p48），在原始人的创作中蕴含着诗的本质，可以发现做诗的诀窍。“原始人与幼儿对于一切的环境，只有些新鲜的感觉，从那种感觉发生出一种不可抵抗的情绪，从那种情绪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这种言语的生成与诗的生成诗同一的。”[1](p48)在打倒孔家店的滔天声浪中，郭沫若却把孔子尊为“球形发展的天才”；在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呐喊中，郭沫若却大写历史剧，甚至在思想已经向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以后，郭沫若却一头扎进甲骨文、青铜器中。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领域，他如鱼得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就。短短数年，他由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学术积累的门外汉，一跃成为在考古、古代史领域内建树卓著的大宗师,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一系列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说明郭沫若对于古代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亲合性——他可以轻易的回到远古社会，破解甲骨文、凿穿彝铭之“混沌”，并理解其背后的远古文化。郭沫若的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相通才是理解的真正基础。
渴望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而形成的当代意识和相伴终生的“历史癖”、“考古癖”而形成的“返祖”情结显然是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思维矢量，但它们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郭沫若身上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交织成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表现在郭沫若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例如，开一代诗风的《女神》。细读《女神》，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女神》中既有最原始的东西，又有最现代的东西。一方面，《女神》充满着个性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或隐或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构成“20世纪的时代精神”，是郭沫若精神结构中当代意识的集中体现。同时，另一方面，《女神》的代表作又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史前世界。在这里，既有天狗吞月、凤凰涅槃、处女生育（《地球，我的母亲》）等神话情结，又有对女神、大海、太阳的图腾崇拜。另外，《女神》物我合一的抒情主体、单色的想象、线型排列的诗句、呐喊式的抒情方式，都显示着原始的冲动与强力。更不必说创作高峰体验时那种巫术仪式的突发迷狂般的灵感与顿悟。这两种时间差距遥远的精神矢量在《女神》中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产生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创造，闪烁着不可模仿的“天才美”。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向，除了处于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外，远古“大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恐怕也是激励郭沫若向往共产主义的“前理解”。更不必说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最古老、最原始的远古文明相结合而产生的郭沫若的考古、古代史研究领域内的巨大成就了。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也是用最先进的精神分析去体察古人的心理。当代意识与“返祖”情结的双重投影下，时代精神与历史幻觉交融在一起，从而在古人的骸骨中吹进了现代生命的气息，把历史剧变成了“献给现实的蟠桃”。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构成伴随郭沫若一生的精神结构。在同一主体的头脑内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既相互矛盾，又并行不悖的精神矢量呢？它们又是怎样在郭沫若那里发挥作用的呢？这使我们必须首先去探讨精神结构赖以形成的思维方法。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之所以能在郭沫若的头脑中结合起来，离不开互渗的思维方式。而互渗，恰是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原始思维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研究进行了整合，指出互渗律是原始思维最一般的规律。布留尔认为，不能用我们的方式去认识原始思维，因为原始人丝毫不像我们那样感知事物，不管原始人的意识中呈现出的是什么客体，它必然包含着一些与它不可分割的神秘属性，当原始人感知客体时，从来不把客体与这些神秘属性分开，而是互渗在一起。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中，主体、客体、存在物或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既是他们自身，又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例如，巴西北部的波罗罗人认为他们既是人，同时又是金刚鹦鹉。这种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的思维令我们难以想象，但在互渗的思维方式中，却没有任何不自然。我们的意识能够把关于事物的概念和我们对事物发生反应的情感、行为明晰地区分开来，原始思维则不然，这种思维方式允许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容许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单数与复数的同一、部分与整体的同一。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对矛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它不服从我们逻辑思维的“矛盾律”与“因果律”。在原始思维中，几乎没有独立的个人意识，在那里，个人与部落，个人与环境，个人与祖先，个人与图腾往往是互渗在一起的。有些事物在我们看来不陷于荒谬就不能归一，在原始思维看来，却没有丝毫不妥。互渗的思维方式是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本艺术构思。《女神》中充满着无处不在的互渗：梅花与自我的同一，“火便是凤，凰便是火”的融合，天狗既能吞日吞月，又是日的光月的光，“我”既是偶像的崇拜者，又是偶像的破坏者，“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你中也有我，我中也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你”，一句话，没有互渗，就没有《女神》中那绮丽的想象与联想，大胆的变形与夸张，就没有《女神》这样的天籁之作。《女神》中的“自我”张扬，不是一种独立的个性意识的张扬。郭沫若对个性的景仰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郭沫若的所谓个性意识，不是把个人（主体）从世界（客体）中剥离出来探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个人如何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而是在个人与世界的互渗中达到同一，即融入自然，达到无我，“与神合体，超绝时空，等齐生死”，从而“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主客体互渗的状态是《女神》中的“自我”存在的基本状态。《女神》闪烁着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天才美。所谓天才，在郭沫若看来，“便是把小我忘掉，融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2](p211)对于“无我”境界的追求，创造了“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同时，也消融了诗人的艺术个性。郭沫若对“精赤裸裸的人性”的向往以及“愿成个共产主义者”的念头，表明他对个性、自我的理解是排除私有观念的，他追求的是“开辟洪荒的大我”，是绝对的自由自在的状态。郭沫若终生对他心中的那种个性能得以自由发展，人格能得以圆满实现的“大同社会”无限憧憬。我们知道，所谓“大同”，可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的产生，除了当时生产力低下，只凭个人的力量难以独立生存外，还与原始人个体与集体互渗的思维方式有关。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私有观念也会消失。而郭沫若看到的，恰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从这个意义讲，20年代中期，郭沫若由极端的个性主义者向极端的集体主义者的“转换”之谜，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了解了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我们才可以理解以原始思维互渗律为基础的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长期以来，学者们为了证明郭沫若所谓“时代精神”，总是力图在最新事物上千方百计寻找能与郭沫若联系的蛛丝马迹，而几乎完全忽略了远古的东西可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如果说人类的文明史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和上升，那么，最远古的人类文明与最现代的人类文明之间必定有着某种独特的相似性，不是同质相似就是异质相似。这也是“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可以在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里接轨重要保证。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交织成了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成为我们重见郭沫若心路历程的“时间隧道”。屡遭讥讽的郭沫若所谓“趋时”的人格现象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这两种背离性的精神矢量在郭沫若头脑中互渗在一起，形成一种优势灶。当它们发生的过于强烈和频繁时，就会最终导致一重化（既不能把观念的现实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加以区分），并形成一种稳固的心理场，使郭沫若不能把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区分开来，在这样的精神结构中，个人就是时代，时代就是个人，时代与个人“一重化”，个人也就成为时代特征的投影。文学革命时期，郭沫若是纯美文艺的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却成为宣传政治的“留声机”。这种“善变”，并不能说郭沫若的人格是低劣的、“无特操”，因为郭沫若的人格特征不在于恒定性，而在于时代性。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的互渗，同一精神结构中形成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精神矢量，必然会形成这一精神结构强大的隐喻功能：在表面上相差很远的两个对象中发现相似性。隐喻功能又导致精神结构的混沌态。混沌并不是混乱，也不是简单的无序，而是无序中的序，是一种具有丰富的内部层次的和精细结构的序。具有混沌态精神结构的人，比平常人更能够对整体进行分解和组合，也便更能在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事物的相似性或交融点，可以在一个单一的事物或结构中发现更多的属性。主客体的互渗，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看似荒诞，却可以使思维主体从运动和变化的角度看待事物。有几个“自我”，郭沫若就有几个视角。当这样的精神结构与不同领域内的具体对象相碰撞时，就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当这种碰撞运用的不恰当时，郭沫若就会犯普通人都不会犯的荒谬错误，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接轨所形成的“叩其两端”的精神结构，还是索解郭沫若这样一位有着多方位惊人创造的“球型天才”的重要视角。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创造性，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返祖”性使他比一般人更能了解远古文化的奥秘，理解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方式，知道他们如何在龟甲兽骨上占卜、刻写，看到甲骨文背后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另外，对最现代的科学知识的吸收运用，又使郭沫若知道如何合理的研究甲骨文，知道如何进行断片缀合、残辞互补、校对去重、划分年代，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之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开创性的巨大成就。
作为一名郭沫若研究者，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再次反观郭沫若，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单纯认定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或从人格上垢病他的缺失、从学术上指责他的纰漏。从精神结构的角度入手去探讨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原因，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开拓性伟大建树的“全能文化冠军”进行整合，使郭沫若研究走出目前混乱的局面，让不同派别的郭沫若评价者、研究者都真正全面深入的认清郭沫若，正是实现郭沫若研究世纪转型的必要步骤。
摘自《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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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文坛的精神领袖
郭沫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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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参加南昌起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抗战开始后回国，在周恩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工作。历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著有《屈原》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该书后被定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所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考证先秦社会历史和评价各派哲学人物，颇多创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又发表了《蔡文姬》等历史剧作。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见解。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职。当选为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
沙湾携手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打造沫若廉政文化品牌
本报讯 3月16日，沙湾区和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为沙湾区沫若廉政文化研究翻开崭新的一页。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廖久明教授说：“研究沫若廉政文化拓展了我们研究的思路和范围，这大大丰富了郭沫若研究的内涵！”
近年来，该区充分发挥郭沫若故里的文化优势，大力挖掘沫若文化中的廉政资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沫若廉政文化”。“戒骄防腐，至公至纯”的沫若廉政思想已扎根沙湾，深入人心。2011年，该区与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联合申报课题被列为“201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同时，沙湾区纪委监察局也被省纪委监察厅表彰为“全省优秀纪检监察集体”。
利用文化特性，让沫若廉政文化潜移默化。沫若旧居内廉政景观石、廉政书法碑随处可见。“戒骄防腐甲申祭，至公至纯赤子情”为主题的沫若廉政文化展厅，目前已进入布展施工。 “沫水双鱼”、“风正帆悬”、“廉政四季”等景观遍布十里长廊，铜河号子、铜河花灯、福禄盘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演形式融入廉政元素，让市民在赏心悦目的同时感悟。
为庆祝郭沫若诞辰120周年，该区确定2012年为“沫若廉政文化年”，继续深度挖掘沫若廉政文化精髓，通过开展“五个一”主题活动打造“沫若廉政文化”品牌，即签署一份《沫若廉政文化战略合作研究协议》、建成一批廉政教育基地、精编一本《郭沫若与廉政文化》、开展一次沫若廉政文化研讨、一次沫若廉政文化征文比赛。
（杜媛 本报记者 吕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