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普京谈苏联:《历史上的智者张良》之三 化险为夷鸿门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07:05:05
历史上的智者张良》之三 化险为夷鸿门宴
第二还是第六----中国经济规模的底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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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还是第六----中国经济规模的底线（下）
柯容住：感谢徐教授的精彩报告。现在请三位评议人做评论。先请任若恩教授。
任若恩：首先非常感谢天则所请我来做这样一个评议。我做了一个POWERPOINT来表达我的一些想法。我今天主要想讲四点。前三点是对徐教授的报告做评论，最后一点是对最近引起很多误导的一个说法做评论，就是所谓的1000美元是一个坎，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传颂，我认为基本上是错的。
我先来对徐教授的报告做评论，因为时间有限，贡献就不说了。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所要解决的一个科学问题是什么？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统计GDP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了和国际上采用的方法相一致的方法？这个问题回答的是以本国货币为单位的GDP数量的大小。换句话说，现在的工作到底跟93年的SNA有多大差异？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是采用的93年的SNA的方法，而我们也说我们在做各方面的工作尽量往93年的SNA上靠。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没有靠上呢？这也是说本国货币的GDP在口径和覆盖范围上是否不具可比性？第二个问题，当以本国货币计算出来的GDP在口径、概念和覆盖范围上都相等的时候它仍然是以本国货币做的。这时候有两个因素是不可比的，一个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一个是不同国家的价格。因此还需要找到一个换算系数来把一个国家本国货币的GDP转成一个国际可比的换算单位。第三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数据是否可靠？前两者在国际统计学界叫做LEVEL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讲的是增长率问题，增长率对不对本质上是个不变价GDP的问题，你能够算出好的不变价GDP你的增长率就没有问题，你算不出就有问题。所以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这三个问题混在了一起。我觉得应该把这三个问题区别来看。
第二，我想对徐教授这篇文章里的几个重要的事实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不准确。第一个是世界银行两套排名的问题。世界银行的第一套排名本质上不是汇率，它实际是一个三年制汇率的平均。见下图：
这东西看着很麻烦，其实很简单。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汇率在短期内的波动除掉，但实际上是除不掉的。它只有三年期，所以三年以外的波动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那种大幅度的汇率升值和贬值是除不掉的。所以这种方法本质上是靠的汇率，但是对汇率有一些小修小补。第二套排名是根据的ICP的比较结果。ICP是联合国比较项目，但是这些项目是一个一个分开做的。因此凡是没有比较的年份用增长率外推，用本国货币计算的增长率外推，还有很多没参加的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推出来的。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外推，一个是时间的外推，一个是空间的外推。中国是没有参加ICP的，中国的数据是用的我和陈凯在86年做的那个比较结果外推的。我和陈凯做的这个工作曾经用英文发表过四次。这四次都是在不断修改的。其中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97年在OECD上发表的那个。但是世界银行用的不是这个。他用的那个1680曾经在他的出版物上出版过三四次，而且一直外推到现在。所以最后那个世界第二的数就是这么来的。我感觉现在还在外推的确推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参加ICP，没有新的结果来替换它。
第二个问题是徐教授谈的GDP的核算方法，我不太同意。我在这说几点我的看法，第一，要区别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这和国际比较与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的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是两套系统，基本原则是一样的。93年联合国的SNA里面讲的就是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但是那里讨论的是用本国货币计算GDP的问题。只算购买力平价本身也会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第二，国民经济核算有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解决。现在国际统计学家正在对93年版做改进，因为93年版距今已经11年了，在改进过程中有好多问题是至今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的。包括刚才讲到的服务业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世界解决了但是中国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刚才讲的地下经济的问题，非法经济的问题，虚拟经济的核算问题，这些都是现在OECD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国内也正在开始做了。所以也不是说所有中国没解决的问题都是世界范围内已经解决了的。美国也有很多核算问题是没解决的。第三，国民经济核算没有准确的价值判定。我觉得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要准确记录所有的经济活动。所以我不同意有些是可以替代的，有些外国企业家经常说，你的国有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那就作为替代品，记到GDP里。这就好像说你要去计算一个地下经济，甚至一个非法经济，比如枪械的走私等，这些也在考虑。所以我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不存在价值判定。那么怎么确定你的生产范围到哪为止。实际上随着方法的发展，生产范围的外延越来越宽。
第三，我感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没有优劣之分，它是对一个问题的三个观察角度。世界各国的经验是用这三种方法算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不仅是中国算出来不一样，其他国家也是。
下面谈这个说法。它是怎么出来的呢？1940年，克拉克的工作，用同一价格对不同国家的产品进行分类。最重要的两个贡献是1950年OECD的两个工作，这也是支出法的两个重要结果。在支出法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方法论研究，多边法、双边法。最后主要的方法论就是以下这三本书。这三本书包括了ICP下面的所有方法论。后来联合国出了一个手册把这些方法简化了一下。但是真正原始的方法论都在这三本书里面。ICP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我们现在所能想到的关于这种方法的毛病都已经争论过了。曾经争论到最后把这个方法停了下来，一直到93年几乎10年没有动，原因就是它毛病太多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还是要做的。现在就正在做2004年的全球ICP。
下一个就说生产法的国际比较。这个最早的研究是剑桥的两个教授做的，现在这种方法的主要研究基地是荷兰的敦根大学。在这方面埃迪芬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他只计算大国，不计算小国。我在97年OECT这本书里面既做了一个生产法的，也做了一个支出法的。
下面就谈这个表。这个表有好几个问题，而且它实际上来源于我下面这个表。这是我早期做的一个表。这个表的第一个问题是折算年份错了。克拉维斯的折算年份不是1988，克拉维斯的工作是1975年，他1978年在中国收集的数据。国际货币基金实际上是泰勒做的，也不是1992年，他论文发表是92年，但是折算不是92年。北航那个是我们做的，我们做的比较年份是1986年。而这个数据我们反复核对过，我敢说它是对的。我们做这个之前，国际上已有的对中国人均GDP的算法，其结果的差距是从3448到327。
接下来我对徐教授的加工深度系数法做一个评论。第一个评论是，用产品数量来做国际比较，用同一价格对世界各国的相同产品做估价，是一个长期使用的方法。麦森最早做的农业，农业里面比的全是一个一个产品。矿业也是比的一个一个产品。这个是FAO做的，把世界各国的农产量放在一块比较。我自己做过两次东北的农业和矿业比较。我看了一下选的样本基本上和徐教授选的差不多。我感觉这个方法的关键是表5中的那个加工深度系数的计算。而加工系数的计算关键的问题是GDP的数据怎么样。因为前边那个数据是用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来做的评估。如果是用汇率折算的GDP我认为就没必要往下算了，因为汇率的毛病我们都知道，另一个可能是用的购买力平价，但是如果我已经有了购买力平价的GDP我就不会往下做了。
最后我说一下1000美元一个坎这种说法。我觉得它有两个根本错误，一个是它用了汇率，另外，中国是在2003年度当年折出来的，世界各国在操作1000美元的年份上是不一样的，如果加入当时汇率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在20世纪价格增长了20倍，所以根本就不存在1000美元是一个坎的这样一个推论。我认为之所以出现了这个推论是因为有误导，这个误导来源于原来钱大理做的一个东西，一个国家过了人均多少美元以后它的经济出现新的特征。但是钱大理没有犯这个错误，因为他的书用的是1964年的数据。反过来钱大理用的是汇率法，所以他很支持ICP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对钱大理当年的工作要重新去看。现在把他这个1000美元是一个坎拿来不断说是一个误导。
王小鲁：我粗略的讲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涉及到中国的GDP究竟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的问题，首先应该回过来问一个问题，我们指的是GDP核算方法本身存在问题还是我们中国的GDP核算没有采取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因此引起了争议？还是我们基本上采取了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但是数据上出现了问题？刚才徐教授讲到罗斯基那篇文章批评中国90年代末期那段时间经济增长可能是下降的，但是统计数据是上升的。就我看来罗斯基的那篇文章不是一篇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文章。我读了他的文章，发现他实际上是单独把98年的数据调出来，用来证明没有那么高的生产力，于是拓展开来认为中国在这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率都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他的这种方法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用一年的数据来推导到一个时间段去，而且他选取的98年这个年份，根据我们的粗略推算实际上我们98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误差最大的一年。从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没有哪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比98年的低，而这一点在官方统计里面看不出来。如果说98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两三个百分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结论不能够推到一个时间段去。按照他的说法，从90年代后期到2001年如果说经济增长率是2，甚至是负的，我认为这个结论确实是很荒唐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不可信的结论，首先是因为他的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他的推算方法也有毛病，比如说用民航的增长率来比经济增长，民航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民航增长率2%，那么经济增长率也超不过2%，这个说法肯定不成立。民航这个行业需求弹性非常大。它高速增长的时候完全可能超过经济增长率，但是当国内需求不足的时候它的增长率完全可能低于经济增长率。就算是用一个时间段的民航增长率来推经济增长率也是不可取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统计里边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中国的GDP的核算在原始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间存在比较大的失真。地方政府为了虚报政绩虚报增长率，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当然，中国的GDP的统计过程中也存在相当多的漏洞，有很多没有算进去的部分。总体来讲，在90年代我们认为虚报的比漏报的情况严重。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变价格的计算。统计局用的可比价格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可比性是要打很大问号的。我觉得主要存在的是这两个问题。把这两个问题考虑在内，我们认为一个相对比较可信的GDP应该是多少呢？我们有一个计算结果，从90年代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官方有一个统计数据是10%左右，而我们的计算结果是8%左右。
接下来我来讨论一下GDP的这些计算方法。我觉得这里确实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徐教授刚才讲的一个是用汇率法来进行国际比较，一个是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进行国际比较。在这里面有一些毛病，在这个基础上他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来重新计算。我觉得如果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中国GDP核算中存在的统计数据的问题，另外存在对不变价格的计算方面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在采纳世界通行的GDP计算方法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而且统计体系也是越来越和国际接轨的，基本上是符合国际上GDP的统计方法和原则的。如果说我们找一个标准，找一个确定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的GDP。那么中国的这套GDP统计的方法，无论是用汇率计算，还是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是举不出更多的问题的。
但是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呢？你可以从逻辑上挑出很多毛病来。这些问题确实是这套国际通行的方法中也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说这个方法现在就不能用呢？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这样。像刚才徐教授讲到服务业怎么计算价格的问题。像流感、SARS之类的来了，医疗支出费用就高了，GDP自然就上去了。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推到制造业来。美国打伊拉克，军火制造业就上来了，GDP也上来了。如果用价值判断来衡量的话那这个问题会有无穷的争论。不仅是在服务业，在制造业，在物质生产行业也同样如此。这是现在GDP核算中间无法解决的。引进一个价值判断来判断哪些该算，哪些不该算，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方法，但是就这套方法本身来讲，需要有一个逻辑上自身一致的基础。按照这个GDP核算的基础，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根据汇率核算，那么我们只能基于汇率，同时我们承认基于汇率的比较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回过头来说，由于基于汇率的比较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引进了购买力平价法。购买力平价法是说同样的物品我给你同样的价格，不管在哪个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汇率法带来的问题。但是它非常复杂，要计算无穷多的产品的价格，而且这些价格老是处在变动过程中，因此也可能由于这种动态的变化使得计算的精度出现问题，得出一系列的结果，高的很高，低的很低。世界银行计算出来的中国的GDP是用现有的汇率法算出来的。其他人算得可能就相对低一些。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当你衡量GDP的时候你用一个什么标准？你用汇率法，这就是一个标准。当然你知道在用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多问题。你用购买力平价法那你就用了另外一个标准，当然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刚才徐教授用的是加工深度系数法。我总的感觉是没有超出这两种方法的。加工深度系数法中所用的农产品、工业原材料是按同一价格计算的。这个方法和GDP的计算方法严格上来讲是具有一致性的。这个系数是拿GDP来作为分母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GDP到底是什么？是用汇率法算的GDP还是用PPP方法算的GDP？如果是用汇率法计算的GDP，那你就是把原来的问题又带回来了，因为汇率法计算的GDP有问题，所以要重新计算，但是实际上你在计算的时候用它来做了分母就把很多问题又带回来了。这时候得出的结果我想更像是一个介于汇率法和GDP法之间的折中。一方面你限定了同一种产品必须是同一价格，另一方面你把各国的GDP拿出来相除，你又承认了各国GDP之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把汇率法的一些问题带回来了。如果说你用的直接就是PPP的GDP，那么还有没有计算的必要呢？算出来的结果是中国的GDP水平会高于现在官方公布的水平。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用了同样的价格计算了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工业原材料，而我们的GDP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它必然会高于现在用汇率法算出来的GDP。当然，中国的这两种核算方法算出来的结果相差这么大，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长期研究的。而徐教授得出的这些结论在理论和逻辑的一致性这方面可能还是需要考虑的。
我就说这么多了。
柯容住：感谢两位的精彩评议。下面先请徐教授对二位评议人的评议做一个回应。
徐滇庆：两位教授的评议非常好。二位都是专业人士，而我搞GDP是业余的，而且我看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各位的著作，所以这种研究确实是存在深度和宽度的差异的，所以我应该很好的向二位教授学习。
任教授讲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这会对于我修改这篇文章提供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帮助。他说的很多文章我都没看过，所以必须要承认作为业余人士确实在很多方面是存在不足的。凡是跳出自己擅长的领域，在别的领域中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就会发现自己读的东西太少，而且要去找好的文章来读还非常费劲，只能请教行家，总之花的时间会非常多。所以我今天的收获很大。
不过任教授前边讲的一直到POWERPOINT的第31页的时候，我认为和我的文章一点矛盾都没有。我也是说那些东西有毛病，所以一直想回避那些毛病。任教授提供了那些文献倒是加强了我的论述的根据。我之所以评论那张表有毛病，是因为我手里就只有那一张表。任教授那张表显然比我的好多了，但是也支持了我的论断，差距都是这么大，从3000到300，这种差距在统计学上几乎是没法接受的。而最关键的在POWERPOINT的第32页里讲了，就像王教授讲的，需要仔细的推敲理论和逻辑的一致性。任教授刚才也讲了，如果都是用的PPP，你还有没有必要去算这个东西，如果你用的是汇率法，是不是又把原来的一些矛盾带回来了？这个问题也很重要，需要回去好好推敲。我的本意是把所有能引起争议的问题都抛除掉，不要讨论包括哪些，也不要讨论相对价格，把有争议的地方拿掉，用没有争议的东西来做出一个指标。现在看起来又把这种有争议的东西带回来了，怎么防范这些问题，还值得去研究。特别是任教授指出我这里边的有些方法他以前都用过了，这我就特别高兴。我本来也只是要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想申请什么专利。这也应了一句俗话，英雄所见略同。接下来大家可以合作，把这个方法进一步完善，也可能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分歧比较小的，大家能够坐下来讨论的方法。我再次申明，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我的主打专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虚心的向大家求教的。大家合作也许真的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为现有的两种计算方法做一个补充。我并不是否认原有的两种方法。而是提出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我们能够建立一种讨论的平台。
张祥平：你这个方法的思路实际上是要用这个方法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战时可调动的资源。刚才任先生和王先生好像是误解这个思路了。这个方法不好但是也要用呀。关键是能不能评价出在战时能够调动多少资源？你必须把握住这个大思路。否则你根本不用算那个系数。我认为你这个思路非常好，在我看来已经到了一个成功的边缘了。你已经算出了V，那个V只要减去一个东西不就是可调动的东西了吗？减去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可压缩的人均消耗底线乘以总人口数。这就相当于在战时我能调动多少资源了。如果不是按照那么多产品来算的话，连那个价格都没有必要，就我把多少东西算出来。但是拿到一个统计数据就等于加钱，用那个价格把每种产品加一下钱，得到一个总值。另外我还算另一个总值，就是不可压缩的人均消耗底线乘以总人口数，这就是战时必须留下来多少东西，是调动不出来的。你拿前一个总值减去这个总值不就得到了吗？这是我给你提供的一个思路供你参考而已。
盛洪：听了徐教授的报告，确实很有想象力。而且我非常钦佩两位评议人，他们非常专业。刚才徐滇庆说他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倒觉得这样一个模式很好，所谓非专业人士跑到专业领域中来搅和一下，也许还能带来某种创新。本专业的人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书读的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的很专，但是也应该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刚才我听徐滇庆讲的，也很有意思，比如他把GDP的功能分了一下类，这样可以更明确GDP是干什么的。从任教授的角度来看，他并不追求GDP是干什么用的，而是追求它的一个表达，但是确实在我看来徐滇庆刚才讲的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我觉得GDP大的应该是两块，一块是国际比较，还有一块是国内比较。国内比较就是我们的政府今年干的怎么样。国际比较分两块，一块是现在我们各国人民谁更幸福，还有一块是大国一旦对抗的话谁更有力量。我觉得国际比较还应该把这两点区分开，而不能仅仅针对大国对抗。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多小国很富，但是它没有什么军工产业，它可以活的很好，而且在大国对抗的时候也可以保持中立。而大国确实不一样，不把军工产业放到GDP里恐怕是不行的。一旦打仗就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目的再弄的更清楚一点。当然，所谓一旦打仗有多少资源可以调动的问题我想还可以讨论。我看了莱迪森对历史GDP的复原，举个例子，1840年，中国的GDP大概占世界29%左右，英国是9%，所以按照GDP的块头来看，中国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所谓的战时动员来说，英国比中国还要动员的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动员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你靠什么动员？我觉得就是两个手段，一个是市场手段，一个是政府手段。从市场手段的意义上来说，GDP只计算交易了的产品的话我觉得更为恰当，因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产品它不具有市场动员能力。政府手段实际上就是税收。1840年英国的动员能力强是因为英国的政府动员能力强，英国的政府税收比例比中国要高的多。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从长远来看GDP包含了军工产业，它表示了国家的这样一种能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是否真正幸福还很难说。比如说美国现在的军事很厉害，但是美国人并不见得比那些军事能力相对差点的国家的人安全。
说到国内比较问题就更多了。这也是一个GDP的讨论。目前国内已经相当的贴近一个描述了，而且统计方法比较成熟。上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地方，叫水上长城。我慕名而去，但是非常失望，本来以为野长城应该是非常漂亮的，有很多的野花、野草、树木，和断壁残垣。可是到了那以后发现根本没有绿色，所以我就断定这些花草树木一定是被拔了。后来我走到一个地方，有一道门，看门的说要进去需要付钱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才把这里的花草树木拔掉了。我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花草树木的，你们这么做其实是损害了我的利益呀。他说，拔了路好走呀。我说，长安街的路最好走了，那我们何必还到这里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GDP，它计算的是人的投入。再举个例子，三门峡水电站，三门峡大坝，你肯定要把它计算到GDP里面，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祸害肯定比你计算GDP的那个数还要大。所以我认为这是对国内计算GDP的方法的一种挑战。
我就讲到这。
李实：我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你要计算农产品和原材料，计算它国内生产的这部分还是它的消费部分。生产的部分和消费的部分是两个概念，因为消费的部分还包括进口的。如果计算生产的部分的话日本计算出来的结果非常低，日本虽然有资源，但是利用的不多，主要靠的是进口。这样的计算会造成原料的出口国和进口国产生很大的差别。
第二个问题，那个系数算出来以后，只算相对价格，也就是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的一个比例，算出来以后可不可以用它来计算GDP呢？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农产品和原材料在整个GDP中所占的份额，如果非常小可能算出来的这个系数就有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取决于国内相对价格的合理性。如果这个国家的相对价格是非常的市场化，也就是说一杯水的相对价格和一部电视机的相对价格在这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如果相对价格各国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这样的话你算出来一个东西，你再用这个相对价格来推算出的没有进入名单的那部分原材料，而这部分原材料所占比重很大，这样的话这个计算还是存在很大的偏差的。
张曙光：你计算加工深度系数用了GDP的数据。GDP的数据有两种，一种是按照汇率法计算的GDP，一种是按照PPP计算的GDP。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数据。你觉得这两个数据哪一个更好一点，你有没有做过比较？
徐滇庆：我用的是汇率法计算的，回去以后我再用PPP的方法计算一下。但是用PPP的话我必须认真考虑一下刚才任教授讲的问题，是不是又回去了？这个还需要认真推理一下。
柯容住：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财富，统计学家关心的是在一个社会里面某一类人进行的经济活动，政治家可能比较关注战争的时候能动员的资源。如果从统计一个社会真实的活动的角度来看，哪怕我建个水坝没有用，哪怕来了传染病，医生白忙活，这都该记录下来。如果从统计一个社会真实的财富的角度来看有很多费用，像防盗门、验钞机、律师、警察等等，很多行业都不能算是增值的财富。比如热带国家，冬天不用空调，寒带国家夏天不用空调，它不影响人们的真实生活水平，它不一定在GDP里面反映出来。如果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的幸福程度的话，那就更复杂了，包括宗教信仰，还包括相对收入，哪怕两个国家GDP总量一样，而收入差距很大，可能感觉就不是很幸福，如果收入差距很小，可能感觉就更幸福。每一个指标我们都看到它一定的缺陷。任何一个指标，包括GDP本身，只要我们知道了它是怎么来的，它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我要用这个指标干嘛。我们在讨论GDP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GDP会有那么大的差距？我有一个想法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大家都很盲目，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的量很大，但是创造出来的财富可能并不是很多。
张祥平：这和我们缺少信仰相关。我们就把GDP当作信仰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样我们就走上了一条非常糟糕的路。但是我觉得最近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很有潜力的，就看他怎么执行。如果执行的好，我们就不能再用GDP来取代我们的信仰了。我们必须还有别的信仰。
柯容住：好，今天的双周就到这里，谢谢徐教授，谢谢两位评议人，也谢谢大家的发言！散会！
22：24
历史上“鸿门宴”之多，证明历史是循环的吗？
化险为夷的近义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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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三贵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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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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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的文学常识
鸿门宴的问题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鸿门宴》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译文
“鸿门宴”
《鸿门宴》
鸿门宴???
谁知道历史上秦国的张仪详细情况？
“赋智者之虑”是什么意思?
鸿门宴和项羽之死对项羽的写法有什么不同
在鸿门宴中项羽是个优柔寡断之人还是重义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