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堂打不开:归来兮!识字,读书,作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0:14:31
归来兮!识字,读书,作文 ──纪念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55周年 张厚感 #TRS_AUTOADD_1190966123457 { 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px } #TRS_AUTOADD_1190966123457 P { 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px } #TRS_AUTOADD_1190966123457 TD { 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px } #TRS_AUTOADD_1190966123457 DIV { 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px } #TRS_AUTOADD_1190966123457 LI { 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px } /**---JSON-- {"":{"margin-top":"0","margin-bottom":"0"},"p":{"margin-top":"0","margin-bottom":"0"},"td":{"margin-top":"0","margin-bottom":"0"},"div":{"margin-top":"0","margin-bottom":"0"},"li":{"margin-top":"0","margin-bottom":"0"}} --**/  

什么是语文?这是个很缠人的问题,却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才有现代意义的语文。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虽然设置了国文科,但课本却全是文言文,没有语体文;学堂之外的众多私塾,念的是三百千,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还有千家诗,幼学琼体什么的。教学上,初期的新学堂与旧私塾无异,只要求熟读成诵,很少讲解,不讲求方法,不重视学以致用。其落后低效,已有定论。

 

语文先前称国文、国语。例如,1980年林纾编写的《中学国文课本》,1923年顾颉刚、叶绍钧、范祥善、吴研因、周予同等五人编写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1929年官方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35年叶圣陶、夏丏尊编写的《国文八百课》等,采用的就是国文、国语的概念。现在港澳台还有称国文或国语的(港澳所称“国语”又指普通话,是相对粤语说的)。称国文,称国语,不如称“语文”好,体现了“语”和“文”密不可分的观念。它始见于建国初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读本》,其《编辑大意》说:“这套课本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并且提出语文能力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这是时代的进步。

 

语文,说出来的是语,写下来的是文。进一步说,语,指语言(口头语);文,指文章(书面语)。这个文章是广义文章,包括实用文章和文学作品。曹丕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韩愈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等,其中的“文章”指的就是广义文章。我国传统习惯用“道德文章”评价知识分子,这个“文章”泛指学问、著述之类,内涵就更宽广了。

 

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学好语文,不但对于学好其他学科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将来从事工作和继续学习影响深远,可以说,终生受用不尽。

 

当今进入了信息时代,语文是否不重要了呢?应该说是更重要了。人类会说话,区别于动物,是个飞跃;有了文字,又是个飞跃;发明了印刷术,又是个飞跃;出现了计算机技术,更是个飞跃,其前途不可估量。凡此种种,说明语文是社会文明的公器,亿万年来人类从野蛮演进发展到高度文明,一刻也离不开语文。

 

开设语文课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提高语文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在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激发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

 

目前,语文教学中,人文性和文学鉴赏强调过了头,出现了颠倒主次、追求热闹的倾向,严重削弱了语文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作用会越来越明显。我以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相比,工具性是主要的;语言教学与文学鉴赏相比,语言教学是主要的。一言一蔽之,语文还是语文,语文教学主要是语言教学。语言有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内部语言用于思维,外部语言用于表达,二者功能不同又密不可分。就培养读写听说能力来说,学生生活在母语环境,习得口头语言的机会很多,因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应当着重帮助他们学习书面语言、文学语言,再学一点古代语言。在一定的人文氛围中,发挥语文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长处,指导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那么,人文精神就在其中了,它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国家编写中小学教材的机构,建国以来一共编写了十套教材。中学语文主题教材的编写,一共进行了七轮。第一轮,是建国初期的教材。这套教材是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编写的,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在语文科学性方面没有来得及周密安排,可以理解。第二轮,是1956年学习苏联实行汉语、文学分科的教材。这套教材反响较大,后来却不了了之。第三轮,是1958年的大跃进教材。这套教材突出政治,置语文的科学性于不顾。第四轮,是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教材。这套教材重视语文的科学性,开始明确语文的工具属性,使语文教学走上了轨道。第五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的统编教材。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教育,亲自过问教材编写工作,强调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这套教材吸取了1963年教材的经验,较全面地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特点。第六轮,是1990年的义务教育教材。这套教材稳步改革,几经修订,使用时间较长,教学效果比较好。第七轮,是根据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改革幅度大,正在使用或试用,有待总结经验教训。回过头来看,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1958年的教材是个教训。1962年上海《文汇报》开展了一场语文教学大讨论,最后总结指出:“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一个是“反对”,一个是“不要”,分寸感很清楚,态度很鲜明。前者是针对1958年的大跃进教材说的,后者是就1956年学习苏联的汉语文学分科教材说的,至今仍有警策意义。

 

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而语文又是最基础最传统最民族因而最稳定的学科,应该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抛开传统,食洋不化而生吞活剥人文精神不对;鼓吹精英教育,盲目强调探究性而贬低接受性学习也不对。总之,任凭怎样放言高远,语文教学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脱离学科,不能脱离文本而天马行空。要面向大多数学生,讲求实效,打好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从前常说而现在被忽略了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听说读写。这些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表述,但万变不离其宗。

 

语文的运用是一种技能,要准确、熟练才能形成语文能力。运用不准确,漏洞百出,歧义丛生,似是而非,不成其为能力;不熟练,时对时错,捉襟见肘,反应落后于时机,也不能成其为能力。然而,形成语文能力又是个慢功,需要反复实践,一点一点积累,养成习惯。孩子刚会说话,从母亲那里学会说“吃”,后来会说“吃饭”,“吃苹果”,进而懂得饭有早饭午饭晚饭。先懂得了一些概念,一个一个概念串联起来就成了句子,会说“我吃饭”,“我们吃苹果”等。随着语言积累的增加,又知道早饭也叫早点,午饭就叫中饭,也知道苹果、香蕉合起来可叫水果。当然这是从生活中习得的。上学读书以后,知道了水果与苹果、香蕉是大概念小概念的分别,水果包含着苹果、香蕉等。有了一点修辞知识,就知道吃食堂,吃小馆,吃大碗,是借代,都是吃饭的意思。这个饭也有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区别,大概念指吃一顿饭,包括吃主食和副食,乃至喝饮料,喝酒,小概念专指吃大米饭。学了一点文言文,知道古代管“吃”叫“食”,管“菜”叫“肴”,“饭”现在还是叫“饭”;也知道古代汉语多用单音词,现代汉语多用双音词,比如古代说“宴”,现在说“宴会”或“宴请”。一个吃字,就可以积累这么多东西。学了一点语法知识,同时知道了“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就能理解打败敌人和战胜敌人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我胜敌败。到街上馆子吃饭,可以说上馆子,也可以说下馆子。而上厕所却不能说下厕所,哪怕人住楼上,厕所在楼下。这些都是共同认可的习惯说法,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不能拿语法规范去套它。如果掌握了2500~3500个常用字次常用字,扩大词语积累,就可整合成无比丰富的语文材料,经过消化吸收,融会贯通,逐步增强语感、语理,就可以派上用场。其实,就高一个层次而言,积累篇章结构、写作方法也是一步一步来的。至于人文素养的提高,也要经历一个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没有终极的关怀。

 

当前的语文生态令人担忧,表现在浮躁,急于求成,人为拔高,削弱语文基础,忽视语文知识,大话空话复燃,语言学习缺失,等等,不一而足。教育周期长,语文教学动辄影响一两代人。这需要有识之士有权之士,发扬学术民主,和广大教师一起通力协作,淡化利益驱动,净化语文环境,在实践中努力解决。

 

当务之急,都说要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其实,语文自身就应当减负。诸如关爱生命保护环境法制意识科学精神传统美德近代屈辱世界风云乃至交通安全等等,这些属于教育中共性的东西,通通不宜强加于语文一科。否则,贪多务得而不勘重负,最终得不偿失!笔者在别处说过:归来兮!识字,读书,作文。现不嫌重复再絮叨一遍。

 

注释:①三百千: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②语修逻文:指语法、修辞、逻辑、文学文体等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