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研究
中文摘要
饮食器，作为用于盛放食物和帮助人们进食的器具，它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其造型设计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于饮食器的造型设计来说，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进行，在设计时功能性目的十分明确，并且在设计时也会受所处时代的物质生产技术水平、人们的审美风尚、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影响而使不同时期的造型呈现多样性。
唐代因其强盛国力和在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无疑是一个极具个性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设计艺术同样也呈现出全面繁荣、异彩纷呈的局面。在饮食器造型设计方面，本文通过对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的设计环境、饮器食器的类型和形制以及其设计美感等几方面的分析，认为其主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这一时期繁荣的饮食文化、饮食品类的齐全、人们对于饮食要求的提高，促使在相关食器、茶器、酒器设计方面加大投入以满足人们的要求，唐人在饮食器造型设计上以致用利人为目的，以满足人们在饮食时的需要为出发点，无论是在造型形制的选择上还是在造型尺度的确定上，基本上都是按照在使用时的要求所确定；其次，由于这一时期对外交往的扩大，加上唐人以无比自信包容异族文化，导致大量异域的器物不断涌入，这些器物的适时传入为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因素，致使这一时期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新的造物种类、造型形式层出不穷；再次，这一时期又是我国造物史上金银容器（其中大部分是饮食器）制造的黄金时代，可以说唐人在金银器物制作上倾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对其他器物的投入，面向贵族生产的金银器物，很容易引起普通人以陶瓷等较为廉价的材质进行仿造，这种仿造直接促使了唐代陶瓷饮食器具无论在成型技术还是在造型形态上都与以往朝代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唐代的这种改变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各朝陶瓷质饮食器造型的基本样式；第四，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我国起居方式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过渡的重要阶段，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致使饮食器这一与人们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器物，在造型方面随之发生变化。
本文以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为核心，以设计的角度和观点对依据功能划分出的饮器、食器的造型形制进行深入研究，在力求全面呈现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全貌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其与以往朝代相比的独特之处方面的研究，并重点对唐代新出现的饮食器造型进行分析，进而提炼、总结出其中所体现的造物观念和设计美感。通过对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的纵深挖掘，以获得对当今设计有用的启示。
关键词：唐代食器 饮器 造型设计
作 者： 宋玉立
指导教师：钱孟尧
目 录
一．绪论 …………………………………………………………………………1
（一）选题的意义 ………………………………………………………………1
（二）研究现状与本文研究视角、方法 ………………………………………2
二.唐代饮食器造型的设计环境 ………………………………………………5
（一）政治经济环境 ………………………………………………………………5
1．开明的政治氛围，有助于激发唐人的创造才能 …………………………5
2．开放的对外政策，开拓了唐人的创作视野 ………………………………5
3．发达的经济环境，为唐代造物的繁荣提供推动力 ………………………6
（二）文化技术环境 ………………………………………………………………7
1.饮食文化的兴旺 ……………………………………………………………7
2．用于饮食器制作材料的丰富 ………………………………………………8
3．器物成型技术的提高 ………………………………………………………10
三.唐代饮食器的主要类型和形制分析 …………………………………………11
(一)唐代食器的的主要类型和形制分析 …………………………………………11
1.唐代主要食物类型 …………………………………………………………11
2.唐代主要食器及形制分析 ……………………………………………………11
(1)唐代主要盛食器类型及形制 ………………………………………………11
(2)唐代取食器的类型及形制 ………………………………………………15
（二）唐代饮器的的主要类型和造型设计分析 ………………………………17
1.饮茶之风的普及与茶具设计 …………………………………………………17
(1)“唐风贵茶”的原因 ………………………………………………………17
(2)饮茶风气对配套茶具设计的要求 …………………………………………19
2.唐代的嗜酒风气对酒器设计的促进 …………………………………………25
(1)唐代的嗜酒风气………………………………………………………………25
(2)唐代的酒器造型设计…………………………………………………………26
①唐代的主要酒器类型 …………………………………………………………26
②外来文化影响下的饮酒器新样式 …………………………………………26 1
一、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
1.中国造物历史源远流长，造物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世人所瞩目。爱德华·卢西·史密斯在《世界工艺史》中就认为中国“曾经在工艺发展史上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当它的技术远远领先于西方世界时，那确实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
1。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被制造出的种种器物，从当今的设计角度看来，既是当时国人技术的结晶，也是当时人们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的载体，其中蕴含着的古人的造物智慧和设计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研究的。
2.对于今日身处全球化、现代化的大潮中的中国设计来说，回首凝视古代设计艺术的伟大成就，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对传统造物设计的研究，正是希望能够从中整理、分析出古人造物的观念与思想，以便得到对当今设计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参照，进而对当今的艺术设计有所帮助。
3．鉴于中国传统造物种类的庞杂，如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应对其进行分类。以往学者也十分着重于器物的分类研究，如按照器物的材质类型分为青铜器、漆器、陶瓷器、金银器等进行研究。然而诸如材质、工艺这些在以往器物研究中多有关注的问题，固然是在设计史研究方面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但是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其中“为人造物”则是对设计的功能性的强调。而我国古人在造物时，其出发点和首要目的正是为了“备物致用”，是为了获取器物的使用功能。因此在研究我国传统器物设计时，以功能为依据进行分类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分析器物功能性的同时，更可兼顾其材质、审美等特点。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就是根据功能将饮食器这一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器物品类从众多器物中分离出来。
4.饮食器，作为用于盛放食物和帮助人们进食的器具，它的出现完全是人们生活的需要，在传承过程中，尽管形式上不断变化、制作手法上不断更新，但这些改变基本都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要所进行，在设计过程中功能性目的十分明确。“美食配美器”，中国古人对待饮食，所追求的是要在大快朵颐的同时还能从食器上获得审美观感，因此饮食器在讲求实用的同时，人们也将当时的审美观念注入其中。对这一类传承脉络清晰、设计目的明确的器物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隐藏在其中的古人的设计理念，使我们在继承古人优秀的设计思想、延续自己的设计文脉的同时，更可将其中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方面提炼出，用以指导今日之设计艺术。
5．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造物品类，饮食器的发展一方面与人们食物品种的增加、饮食风尚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饮食器设计的变化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和技术水平，并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要想从更深层次对饮食器造型设计进行研究，避免泛泛而谈，应该将其置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进行考察。而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唐代无疑是一个极具个性的时代，其“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熔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
在中国的历史上，唐代又是一个前承魏晋南北朝，后启宋元明清的朝代，“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正是因为唐代强盛的国力以及在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这一时期的器物造型设计理应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正如《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在对二十一世纪研究进行展望时所说：“饮食是一种境界，应加强饮食器的分析，因唐人饮食讲究情趣与和谐”，作为“隆盛时代”的唐代，在对其器物设计进行研究时，饮食器的设计研究是不应为我们所忽视的。
（二）研究现状与本文研究视角、方法
1.研究现状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宏富，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重要又极富特色的一部分。饮食器具作为人们进行饮食活动所赖以凭借的工具载体，为人生活所必需，也被历代造物所重视。与饮食器在我国传统器具以及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相比，对于饮食器具的研究则显得十分不足。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饮食器的研究多散见于关于中国饮食史、饮食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中，如任百尊先生主编的《中国食经》、黎虎先生所著的《汉唐饮食文化史》、孙机先生的论文《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在这类论著中，鉴于体裁的限制，涉及到有关饮食器的内容仅是将其作为人们饮食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并辅以知识性的介绍。姚国坤、胡小军主编的《中国古代茶具》和杜金鹏、焦天龙、杨哲峰主编的《中国古代酒具》，则是近年来少有的关于饮食器方面的著作，显示出这一领域开始逐渐为人所关注，但是这两本书主要是从一种鉴赏的角度“为文物考古知识的普及而写作”，选取各阶段较有代表性的茶具、酒具进行相关论述，个案的分析就限制了其在写作时难以对包括与其周围诸因素的关系以及各代酒具、茶具的特征、发展规律等进行系统研究。
饮食器具，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产品，为了使其在充分发挥满足人们使用需要的功能性的同时又能够照顾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感受，古人在对其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无疑是费了心思的，因此当今设计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也应该以这类实用器物为主。但是，在目前已出版、发表的关于工艺美术史、设计史研究的专著、论文中，却鲜有对饮食器设计的专题研究。以目前在广大院校中所普遍使用的田自秉教授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和在研究唐代工艺美术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尚刚教授的《唐代工艺美术史》为例，两本书在进行研究时，都是以材质作为划分依据，将这一时期的器物分为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进行研究。对于技术、材料这一“造物后过程”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也就造成了有关饮食器的内容只能是在研究这几种工艺门类时有所涉及，很难对其展开作深入的分析。这种缺憾在目前有关中国设计史方面的论著中也同样存在。
目前的这种情况，就像柳宗悦先生在《工艺文化》中提到的那样“多数人对于每天与之共同生活的器物并没有过多的予以注意，这是很遗憾的。因为是始终围绕在身边的平凡器物，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打算从这一领域中探讨理论的问题”。因此，从设计角度对各朝代饮食器造型进行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本文写作的切入点即是从设计的角度对唐代饮食器的造型进行研究。由于饮食器具在讲求实用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人们的审美观念，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一书中提出的“宜碗者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错期间，方觉生色”，正是古人在希望饮食器具能够物尽其用的同时也不忘追求其悦目的效果的反映。其之所以能够令人赏心悦目，主要是依靠能够为人视觉或其他感官所知觉的形。设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艺术的造型设计而存在和被感知的”，造型对于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设计的基本任务。因此，对饮食器设计的研究，也应把侧重点放在造型这一最能够引起人们关注并激起人们情感变化的方面。
对于历史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追溯过往的历史现象，这一过程必须借助各种史料，以使我们的研究尽可能的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在写作时所收集的主要资料包括：出土实物资料。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大量唐代饮食器具的出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这些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造型实物，是本文写作所必须的最为关键的资料，只有通过对这类资料的大量掌握，才有可能对其造型包括造型各部位的尺寸等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更好的总结出唐人的造物观念、思想。
形象资料。如唐代所遗留下来的壁画等。虽然目前已发现的唐代墓室壁画中真正意义上表现宴饮场面的仅有中唐时期韦氏宗族墓中的《野宴图》一幅，但是在唐墓壁画中却不乏捧物侍女的形象出现，而这些侍女手中所捧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当时的饮器或食器，加之在这一时期敦煌壁画中描绘经变题材的壁画中也有不少饮食场面表现。
尽管在壁画中出现的饮食器物在器物的比例、尺寸方面与真实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差距，但其足以反映出饮食器在当时生活中所被使用的情况，并可与出土实物资料进行互证。
文献资料。在有关唐代的正史以及唐人所写的笔记小说包括唐诗中都可见到有关于饮食器的描写，虽然其多是作为在记录事件过程中所顺带提及的片段，但通过对这些零星史料的整理、分析，也能够用来说明一些问题。
本文力图在将上述三部分材料综合运用，大体勾勒出唐代饮食器具使用全貌的基础上，以设计的角度和观点对依据功能划分出的饮器、食器的造型形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进而提炼、总结出其中所体现的造物观念和设计美感，通过对唐代饮食器造型设计的纵深挖掘，希望可以为当今日显单调的饮食器造型设计提供良好的参考，以期达到古为今用的作用。5
二、唐代饮食器造型的设计环境
设计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1，社会环境的改变，或多或少会通过设计的主体——人，进而影响到设计。正所谓“文变染忽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朝代的更迭、统治者的变更所引起的政治的变动、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的变化，往往会使得各个朝代的设计逐渐呈现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对于唐代的饮食器造型设计来说，也必然依存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中。
（一）政治经济环境
1．开明的政治氛围，有助于激发唐人的创造才能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自此揭开了“中国古代最灿烂夺目的篇章”。英主李世民意识到君舟民水的关系，“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强调“为君之道必需先存百姓”。统治者这种爱民、重民的民本思想，使得百姓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居乐业，随着统治者一系列的有利于稳定社会、恢复生产的政策的实行，整个国家逐渐变得“内外康宁，遂臻至治”，呈现出空前强盛和统一的局面。
在这个由动荡分裂转为统一发展的时代中，统治者在“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家的强盛和统一，使统治者有信心实施不同于以往政权在初建时所实施的较为紧缩的政策，而代之以一种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时期不仅道教流行、一度式微于南北朝的儒学重复振兴，在南北朝时期逐渐兴盛的佛教在此时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潮流，加上统治者对于外来的摩尼教、景教、祆教的传播也报以宽松的态度，多教的并存，没有主流，因此也就不会在人的思想上构成太大的束缚，这又进一步造就了唐代一种非常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稳定的社会环境，开明的政治氛围，很容易唤起人们内心之中所积蓄的对于生活的热情，而“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与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生活在宽松氛围中的唐人，可以围绕生活的需要，精心的创造生活，尽情的享受生活，并“把他们心灵的感受与内心的本质力量，自由的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
唐代也因其是“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7而彰显于世。李渊、李世民父子率领的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大军在建立了唐政权之后，便立即开始了对西部的经营。太宗和高宗时期，唐朝对西域采取的五次重大军事行动皆取得了胜利，并且设置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对西域进行管理。开疆拓土的结果，是打通了唐与西方交往的商路，从而为各种各样新的文化进入内地创造了外部条件。
而李唐的统治者和其借以起事的关陇集团内部成员大多都“源流出于夷狄”8，其自身较浓的“胡化”色彩，使得唐从开国之初在民族政策的制定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强调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平等的十分宽容仁厚的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以往朝代中弥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大为淡漠，将中华、夷、狄视之如一，这使得唐人在心理上可以从容的接纳外来文化。
加上自初唐至盛唐的一百多年间，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国力的空前强盛给唐统治者和人民以十足的自信。这种自信，反映在对外关系上，是一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反映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唐统治者似乎意识到文化的大度包容并无损于华夏文化的辉煌，在保证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外来文化不伤害到唐的中央政权和国家利益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
通过频繁的对外交往，大量本土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商品、工艺制品如金银器、玻璃器等源源不断的流入我国，这些凝聚着外来文化的高超技艺和精巧设计的物品，它们身上散发出的异域气息，引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竞相追逐。这些新奇的外来物品，给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想象力以强烈的影响，外来器物的独特造型，为唐时的器物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创作元素，使这一时期的设计突破了对以往传统的恪守，呈现出新的面貌。
3．发达的经济环境，为唐代造物的繁荣提供推动力
唐时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为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很快社会上就呈现出一片“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局面。
此时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和市场因素的不断生长，则可看作是唐代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唐代的城市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城市。这一时期统治者所采取的徙户入城、鼓励城居的政策，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唐都长安更是成为全国人口最为密集、数量最多的城市，如显庆元年玄奘前往太极宫迎接高宗给慈恩寺撰写的《慈恩寺碑》时，“京都士女观者”就达“百万余人”众多的人口，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
商品的需求量的大大增加，最直接的表现是促成了这一时期的商业的发展，如市场内的店肆铺邸数量的增多、初唐时期封闭式的坊市制因成为限制商业发展的桎梏而在中唐时期逐渐趋于崩溃、商业活动突破了以往的时间限制出现了夜市等。但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其背后如果没有庞大的造物规模的支撑也是无法实现的。总的来说，造物与消费之间基本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庞大的造物规模，保障了充足的市场供给，使人们通过消费获得各种商品的需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市场上的这种店肆骈列、万物悉备的局面，很容易引起造物部门之间为争夺消费者而展开竞争。从唐代饮食器上的种种铭文如“丁道刚做瓶大好”、“卞家小口，天下有名”，带有广告性质的宣传，表明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者已具备一定的竞争意识，而面对竞争所采取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依靠产品在造型、装饰方面的变化来吸引顾客注意，这无疑是为唐时器物在造型设计上的不断更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二）文化技术环境
1．饮食文化的兴旺
对于饮食器具来说，它所植根时代的设计环境中，政治、经济环境固然会对其设计包括设计风格产生诸多影响，但是作为一种为了方便人们进食需要所产生的功能性极强的器物类型来说，一个时代饮食文化的繁荣与否则直接决定了饮食器的需求量和受重视程度。而唐代的饮食文化，则正呈现出一幅与盛世相适的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饮食市场的发达。唐代市场经济的繁荣，使这一时期的饮食市场也呈现出一片生机。不仅出现了专门售卖将各种主、副食原材料加工成饭菜酒肴成品的店肆，如饼肆、饆饠肆、酒肆、茶肆以及类似小餐馆的食肆等，并且这些食肆、酒肆在分布上也是星罗棋布，初唐时主要集中在市中12，随着商业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被逐渐打破，经营也逐渐延伸至居民居住的里坊之中，如朱雀街东宣平坊中有卖油者和酒肆、“安邑里有鬻饼者”，甚至在交通要道上也有方便路人饮食的店肆，“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盈。……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这些大大小小的饮食店铺的存在，势必要有大量的饮食器具才能满足其需要。
特色名食的涌现。这一时期由于饮食行业的竞争激烈，以及人们对美食的喜好心理，出现了一批比较有特色的名食，如“萧家馄饨”、“庾家粽子”、“樱桃饆饠”等。
胡食风尚。求新好奇的唐人对于从域外传入的美食自然也十分的喜爱，以致“开元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16。这一时期流行的胡食主要有胡饼、搭纳、饆饠以及同样传自异域的葡萄酒、龙膏酒、三勒浆等酒类饮品。以胡饼为例，虽然早在汉代胡饼就传入我国，但那时的胡饼可享用的人数十分有限17，到了唐代，胡饼则被广泛接受。不仅长安城升平坊中有胡人所经营的胡饼店18，安史之乱玄宗西逃至咸阳饥肠辘辘时“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19，直至开成六年，据日本入唐求法的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记》一文中仍记载有“实行胡饼，俗家亦然”，足见这种面食的流行时间之长和受欢迎范围之广。
宴会成为人们重要的交际方式。唐人经常的聚众会餐，使得宴会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往的重要手段，上至帝王的赐宴、群臣间的会食、下至普通百姓的家宴，无不是以品尝美食为手段来联络感情、笼络人心。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景龙三年韦巨源拜尚书左仆射，奉请皇帝时所设的烧尾宴，据《清异录》中所收录的一份并不完整的《烧尾宴食账》中的记载其中仅“奇异者”就有58种，水陆八珍应有尽有，足见此盛筵的整体规模和奢华程度以及这一时期饮食资源的丰富，而这些制作精美的菜肴必当配以精美的食器，以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
2．用于饮食器制作材料的丰富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饮食器具来说，它所展现出种种造型必须是通过对一定材料的塑造而为人的视觉所感知，由此可见材料的重要性。唐代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黄金时代，用于器物制造的材料也十分的丰富。以高岭土为主要原料烧制而成的瓷器，到了唐代，已“逐渐从陶器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随着烧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唐代瓷器的瓷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地域分布广阔的烧造窑场则为瓷质器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使用提供了保证。由于瓷器胎质具有细腻、坚硬、不怕酸碱、易于洗涤的特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饮食器的制造，这点从“内丘白瓷瓯，天下无贵贱皆通用之”
的记载中就可看出瓷质饮食器皿在唐代的普及。
以漆涂于木质胎体表面，因具有胎体轻薄、防水、耐酸碱的特性，也被大量用于饮食器具的制作。由于唐代墓室多为土洞墓结构，很不利于漆器木质胎体的保存，因此专家普遍认为“目前出土的唐代漆器，不论其品种还是数量，都未能如实反映其盛况。”但是单从唐代漆器在偃师杏园、太原金胜村、湖北监利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出土来看，漆器的埋藏年代从初唐、盛唐一直延续到晚唐，且出土的漆器种类中饮食器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唐代漆制饮食器具的制作的发达。
然而真正能够体现“盛唐气象”的器物制作材料应首推金、银。金银，因其所具有的珍贵价值和眩目的金属光泽而深受人们喜爱。虽然我国早在年代相当于夏代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就出土有金环、银环和金耳环等小件器物24，但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金银仍是多被用于饰物而非容器的制作，这一情况直到唐代才真正改善，在“唐代没有哪类物品向金银器那样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古人在金银器物制作上倾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
唐人之所以喜好用金银制作器物，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这一时期金银矿开采的兴盛以及金银冶炼技术提高所提供的充足的原料保证；另一方面，则不能忽视外来文化的影响。相比距今五千多年的前波斯时期的埃兰王国已出现了造型单纯、装饰典雅的银器，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黄金容器则要到距今2400多年才出现27，中国的金银器具制造较之中亚、西亚地区从一开始就落后了。尽管自汉代武帝时期，通过张骞的中亚探险，沿途一些国家用金银作器皿的喜好已被当时汉人所了解，但当时人们往往把金银器之类“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当作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而慑于四夷的表现28，以后更是将东汉末年汉室的衰微归罪于汉灵帝对外来器物的喜好，因此这一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有限，器物制作仍主要为青铜、漆器等传统制作材料的延续。十六国北朝时期，入居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其北方民族的血脉渊源和曾经的游牧生活习惯，原本就对金银这类价值极高、在迁徙过程中便于携带、利于财富保有的贵金属十分偏爱，而得自异域的金银器制品更是因其新奇的造型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而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甚至被当作炫耀的对象。到了唐代，唐上层统治集团和北朝种种渊源已被学者反复提及，继承了自己血统中北朝所遗留的不辨华夷的性格，在对待外来文化上相比汉人的“古气”，唐人则显得洋气十足。来之不易、别有风味的外来金银器皿自然成为喜欢求新猎奇的皇室贵族们的最爱，当外来的金银器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新出现的金银作坊院则承担了在初期仿制外来器皿以迎合当时人们口味的任务。而这一时期“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观念的提及和“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的规定的制定，更使得人们以拥有金银食器为莫大的光荣，为当时饮食器制作材料中金银的使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皇室贵族表现奉食场景的墓室壁画中，出现在侍女手中的多是不见于中国传统的充满异域风格的金银饮食器物形象。
3．器物成型技术的提高
器物的造型与器物成型制作技术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唐代，各种不同材质器物的成型技术较之前代都有了一定发展。其中陶瓷烧制技术的一大进步就是匣缽装烧技术的使用。这种技术的采用，使碗、盘等不再因以往的逐层支钉叠烧而在内、外底留有支烧痕迹并且底部粗厚，更可使器物在焙烧时不受浊烟熏燎和明火烧烤，有效避免了以往釉面在烧制过程中所受烟炱和砂砾粘附的污染，保证了胎面的光滑和釉层的匀净，为使碗、盘之类的圆形器皿能向器形规整、轻薄的更为美观适用的方向迈进创造了条件。
技术的改进对金银器器形变化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我国金银器的成型制作技术，开始时主要是采用铸造法。这种在青铜器制造中运用较多的方法，既耗费原料，而且制造出的器物往往胎体厚重，不能很好的体现金银的特性。虽然到了汉代，又出现了打制、锻造技术，但我国的金银器制造技术与世界上同时代的很多国家相比仍不占优势。到了唐代，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深入，西方先进的金银器制造技术也得以传入我国。例如在西亚地区早已得到熟练运用的捶揲技术的传入，在制作中可以充分利用金银质地柔软、延展性好的特点，通过捶击金银板片使其成为设计需要的形状，从而使唐人在器物造型的塑造上更加自由，突破以往受技术局限所大量采用的圆形、半圆形的较为平板、单调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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