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鲭鱼有什么用: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摘  要]：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从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阳明甚至现代新儒家都坚持了“学者为己”的为学宗旨。为已之学的含义似可包括：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已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已性；为学过程的涉已性与为学效果的已为性。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是：第一，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第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第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其现代意义体现为：第一，对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频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二，在当代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趋向上，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第三，对于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频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儒家  为已之学  现代意义
   
    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那么，其含义和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其现代意义何在？这是本文欲加以探讨的。
一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古”象征着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今”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孔子所谓“为已”即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为人”则是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以为已否定为人，意味着儒家将为学的重点指向自我。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为后期儒学流派所继承，“为己之学”得到进一步展开。孔子以为已反对为人，孟子以天爵反对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又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荀子持论与孔孟相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苟子·劝学》）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以为禽犊”，是说以学问知识取悦于人，不是用以改造自己的品质，而是“为人”，相当于孟子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这是儒家大师们最为反感的。
汉代以后，儒学流于章句之学。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对空守章句的形式主义学风进行批判。“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乎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颜之推认为，学习是为了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品行和修养，有的人读书仅数十卷，便顿时恃才自傲，哗众取宠，这实际是“以学自损”。颜之推把学比作种树，学以修身，尤春华秋实也。
 宋代以后，心性儒学复兴，为己之学得以显扬。诸多儒家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二程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成己成物虽为一事，但次序不可颠倒，否则一无可成。胡宏说：“古之学者求天知，今之学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己，今之仕者求利”（《胡宏集·知言·纷华》）。“求天知”即提升精神境界，也就是为已，“求人知”即炫耀于人也就是为人。
朱熹在父亲朱松的影响下，很早就把“为己之学”作为人生的方向来接受了。朱熹多次明确地表达了此意。“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 这说明，“为己之学”作为终极关怀，已深深植入朱子心中。
朱熹与陆象山虽然在为学之方上存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但是两人在承认“尊德性”的主要问题上，都坚持了儒家的传统一贯的立场，都把为学理解为学做人。陆象山说：“凡欲为学，当先认义利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也。”（《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为学只在于学习如何做人，没有其他功利目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子所说的义理之学，就是为已之学，意在修身；辞章之学也就是为人之学，沽名钓誉而已。朱子不但讲学者应该为己，而且讲学者如何为己。“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而今人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朱子语类》卷八）入道之门在于人与理相亲为一。
    王阳明把儒家成圣之学归结为“为己之学”。“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王阳明全集》卷八《书王嘉秀清益卷》）在王阳明看来，“为已”的真实意义是指儒家学说不是一套理气的命题和体系，不是没有生命的章句训话，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那就是通过为已之学，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境界。王阳明不仅讲为己之学，还十分重视确立为已之心。“人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须先有笃实为己之心，然后可以论学。不然，则纷纭口耳讲说，徒足以为为人之资而已。”（《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与王节夫书》）为已指向自我的充实与提高，为人则将自我降为他人的附庸去认同外在的标准，从而失去独立的人格。
传统儒家从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阳明，坚持了“学者为己”的为学宗旨。“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
在当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人类的尴尬境地，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赞赏有加，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已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i]学者为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二
那么，为已之学具体是什么含义？它在价值导向上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以笔者浅陋之理解，其含义似可包括：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已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已性；为学过程的涉已性与为学效果的已为性。
“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ii]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虑。诚然，如果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称是人，这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从伦理学或哲学的意义上看，成为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学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之“学”虽有认识论的意义，包括知识经验的积累，但更多更主要地应理解为自我道德修养，自我修养是儒家之学的焦点所在，儒家把它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问题。“儒家学做人的观念表明，通过个人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iii]学做人的圣人之学也就是为已之学。或者说学做人是为已之学的性质，而学道德或道德修养是为已之学的内容。儒家虽然并不排斥智性甚至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必仁且智”的，但却是以尊德性为优先价值，以仁为本的。
为已之学的起点必然是为学动机的为已性，这里的“为已”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而是说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和核心和为学即修养的起点。按照儒家的思维方式，自我是处于各种关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内圣，要实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均要以个人的自觉修养为基础。因此就不难理解，这里的为已一方面是为学的的起点与核心，另一方面，在为学动机上每个人必须是为已的，但这里的为已就是要实现在道德与人格上的成已即自我完善。学者为已的启发意义，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修养的一种命令，内在的认识自己是在外部世界正确行为的前提。“为已，欲得之于已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四书集注•宪问》）为已之学指向自我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指归；为人之学以求人知，追求声名利禄，是一种功利价值。明儒陈白沙说：“为学莫先乎为已、为人之辨，此是举足第一步。”（《明儒学案·白沙学案•语录》）因此，儒家所言之学就是在于强调修已成圣的优先性与根本性。
起点与核心是人自身，那么在为学的过程中必然是始终涉已的，这种为学过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努力。既然学做人，进行道德修养是为已之学的内容，那么，这种学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价值认识或道德认识的过程而非事实与科学认识，后者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参与，才能达致对客观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结合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行为等才能进行。道德思考或道德思维，就是一种切已或涉已的思维，即对自己如何处理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采取何种手段或行为，以及关于这一系列行为、手段的意识进行思考，道德思维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应当的问题。以应当为实质内容的道德思维，是为已切已的，所谓“为已”，是指所思维的应当首先是为自己立法而不是为人立法，就是在日常为学和行为实践中，时时存有“为我”的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一想我应当不应当如何如何。事事处处联系自身的思想、行为而进行反思，因而必然时时处处涉已。学与切已自反相结合，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一个鲜明特色，道德思维就是要把所获得的知识同已身相联系，从中明了做人的道理。道德思维总是离不开主体自身——“我”，总要以“我”为整个思维的支点。舍弃了“我”，其思维则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或者说不属于道德思维。在道德思维中，“我”是轴心、是重心。道德思维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有所得，在于通过自省，来陶冶情感、磨炼意志、增进理性、完善人格。学做人或道德修养不仅要在思维上把自己放进去，同时也要在实践与行为活动中使自己参与进去，否则知而不行、坐而论道、空谈义理也是不能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的，因此，为已之学不仅在思维中是切已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涉已的。既然道德修养或为已之学要切已涉已，那么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成就即使自己的人格境界有所变迁和提升，那么这只能*自己的作为和努力。孔子说：“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自身之内，不在自身之外，如何实现出来，这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只能依*自己，不能依*别的什么力量，因此，儒家所讲的为已，只能是自为，而不是他为，是*自己的躬身践履。儒家认为，自我修养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这就需要自我承担、自我做主，也必须从自我做起。“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人，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论语·泰伯》）“仁以为已任”就是说这是做人的责任，完全是自己的事，只能*自己去实现。
那么，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
第一，儒家的为已之学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而非功利价值。这一方面是指为已之学的内容是德性心性，如湛若水把学者为已理解为存养自己的心与性。“古之学者，为已是也。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者，尽为人之道也。尽为人之道者，尽已也。心，已之心也；性，已之性也。学问思辨笃行，皆以存已之心，养已之性，是无所为而为。心又不为人而存，性又不为人而养，这便是古之学者为已。”（《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九华山中华书堂讲章》）另一方面也是儒家的一种价值导向。在儒家学说中之所以会出现为已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冲突，穷根溯源，与儒学（先秦）的“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和“内圣外王”的最高理念有直接的关联。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各国的养士之风与私学兴起，使“学而优则仕”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成为各家及儒家的办学宗旨，与此相关联，儒家孔子把利禄视为为学的当然所得，“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功名利禄虽不为儒家所完全排斥，但必须是在符合仁义道德的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儒家的基本价值导向是重义重利，以义取利，因此，在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方面必然强调道义为先的价值导向。内圣外王是儒学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模式，儒家坚持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从内圣中才能开出外王。另一方面，内圣还必须走向外王，不仅要成圣成德，独善其身，还要成名成功，兼善天下。儒家既然要求外王之功，那么“学以求人知”、“学以求功名利禄”，自然会成为儒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应该说，成就外王之功是儒者自我完善、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由“内圣外王”的理念所导致的为已与为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矛盾中，儒家坚持为已之学的的导向，为已之学就是内圣之学，从孔子儒家的“为已之学”中，鲜明体现了人的内在德性价值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因此，必然受到重视和倡扬。儒家这种强调人的德性价值的人文关切虽然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也不免有其理想化的色彩和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但这种提升人性的人文关怀精神仍然是可贵的。
第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修心、进德、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完善，实现自身的身心合谐、人际合谐，最后达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为自我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要人们善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货物，必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荀子·修身》）这种内在精神诉求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安身立命之地不在彼岸，也不在来生，而是在自己的身心性命中，在自己的现实存在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实现人生的理想，找到人生的归宿。而“为已之学”就是这种安身立命的唯一正途，以主体实现为最高原则，以自我实现为旨归，自安其身，自立其命，以实现自身心灵的安宁，而不为外物所动。
第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儒家既然把修德成性看作是为学的内容，把弘扬人的德性内在价值看作是其为学宗旨，那么，自然认为能够达致这一目标的为已之学是一种正确的、良好的学风，相反那种追求外在的虚名，读了几本书就到处夸耀，以博虚名，并把为学当作谋利进身的工具的时尚与不良学风进行了批评。朱熹对这两种不同的学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概括：“相古先民，学以为已；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为已之学，先诚其身，君臣之义，父子之仁，聚辨居行，无怠无乎，至足之余，泽及万物。为人之学，烨然春华，诵数是力，纂组是夸，结驷怀金，煌煌炜炜。世俗之荣，君子之鄙，惟是二者。”（《朱子文集》卷十四《学古斋铭》）陆九渊说：“古之学者为已，所以自昭其明德。已之德已明，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因此，为已之学是一条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道路，而为人之学却以学求人知，追求功名利禄，不但不能成就自我，反而丧失了自我，更无以成就万物，这是一条逐末忘本的歪门邪道。程颐说：“古之学者为已，其终至于成功，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已。”（《论语集注·宪问》）虽然人性中也不免有功利的一面，为学也不免有追求功名利禄的一面，也不能完全排斥学以致用的工具性价值，但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是坚持以修身养性为为学正途、根本和基础而反对一味追名逐利的不良学风。  三
儒家为已之学传统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民众价值趋向及学风教风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第一，对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频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旨在提升人的德性和人格的道德价值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弘扬。因此某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是道德型或伦理型文化或德性主义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是智性主义文化。如果以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概念来讲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价值理性得到提升和弘扬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工具理性比较发达的文化，这是指西方有着悠久和深厚的科学主义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现代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我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经过这之后的科玄论战，似乎使科学主义成为一种人生观，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大众思想和行为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以弘扬人的德性的孔门儒家则被作为“孔家店”打倒了，我们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先生，却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毛里斯”（道德）小姐。虽经新儒家的奋争、创造性转化和弘扬，但似乎效果仍不那么显著。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促进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科学的实证与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工具理性而使人本意识丧失。重科学轻道德、重才轻德、重功利轻道义、重外在事功而轻内在的安身立命是有偏失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这固然对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这种偏面化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上急功近利意识与物欲的膨胀，人文精神的失落，使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丧失了自我或对自我灵魂与精神的关照，人活着的意义好象就是为了钱、为了占有并享受物质文明成果，不需要重视精神价值，无需谈理想、信念与道德。从社会范围内看，道德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无力与金钱物欲抗争，拜金主义泛滥，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感失落等等。身临这样的社会背景，笔者以为仍需要弘扬儒家的德性主义的为已之学传统，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当代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趋向上，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
儒家的德性主义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内在幸福的关怀，是对人性的提升和弘扬，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引导人们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外在幸福，这两者虽然都是需要的，但当代文化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沫视前者。幸福，没有外在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条件是不行的，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追求，才会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它给人带来的幸福才是长远的、深刻的。才会使人有安身立命的安宁祥和而不假外求，才会真正实现人的精神自由。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引述香港学者石元康如下一段话：“罗素的一句话最能道出现代社会的特质。他说：‘现代人认为做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为了完成别的东西，而从来不是为了它本身。’我们也可以说，现代人不了解有所谓‘内在的价值’这样的东西，所有的价值都是外在的价值。这点在边泌的效益主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所提的‘异化’，韦伯的‘理性化’，都是对于这个现象一针见血的描述。”[iv]人文精神、德性主义的弘扬，是克服现代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已之学的传统要求我们首先要关切自己的内心世界、灵魂和道德，追求内在价值，自我完善这显然是有现代意义的。为已之学的德性主义价值导向、为学动机、思维方式如能深入人心，则必然有助于提高民众的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气质。
第三，对于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频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
为学，不仅在求知，以知为用，而且要以学求道，籍以成性成德。虽不能说学以致用是错误的，（同样是致用，仍然有致用于社会和个人之分，如是致用于社会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把为学的目的完全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或者说致学目的被过于功利化、工具化，而沫视为学的提升人性和人格境界的内在价值，那么就会形成诸多不良学风。时下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学术腐败的种种现象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沽名钓誉、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以及学术评审深度腐败等等，其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者主体身上来检查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是学风不正，或者说是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对待致学的动机和目的了，这正是儒家所着力批评的“为人之学”的不良学风。因此我们知识分子群体应当自觉的继承和弘扬儒家为已之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建立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端正学风。
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澎胀，追求外在价值这种现代文化弊端不仅体现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民众生活、学术研究中，而且也体现在教育活动中，导致了不良的教育风气。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文道德教育，人文教育培养德性是教人做人，科学教育培养知性是教人做事，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否定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了传统人文精神，使科学教育的发展失去了人文价值体系的辅助与支持。这样使现代教育忘记了自身培养人的本体价值，而只注重了其工具价值：成才成器。受教育者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内在价值，人的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重智轻德，重分数轻素质，重视功利价值，缺乏人文关怀。学校教育，是为了升学考试，不是为了人格的培养，是追求外在的功利，不是提高人自身的价值，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功利化越来越严重。教育目的不仅反映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提高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增加人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度，教育才能发挥其工具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教育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教育的完美实现。因此，在当前我们继承发扬儒家德性主义的人文传统，对当前开展的素质教育以及克服教育的工具化倾向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i]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江苏人民出版社，l991年版，第49页。
[ii]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江苏人民出版社，l991年版，第49页。
[iii] 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４页。
[iv]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1页。
 
 
参考文献：
１、刘复兴 刘长城著：《传统教育哲学问题新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２、杜维明著：《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江苏人民出版社，l991年7月版。
３、焦国成著：《传统伦理及其现代价值》，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