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焖羊肉图片:历史上的今天（7月11日）

历史上7月11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405～2009

（更新时间：2012-7-11） 

  

世界人口日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87年7月11日，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人口问题更深切的关注，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倡议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1990年联合国大会根据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 

郑和雕像

(位于福建省长乐市郑和航海馆外)

1405年7月11日，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从中国太仓起锚远航，首次下西洋。此后直至1433年，郑和七次出使下西洋，历时２８年。郑和每次出航，船只多达百余艘，随行人员达２万多人，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郑和七下西洋遍访了亚洲和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不仅开辟了海上航路，促进经贸、文化交流，而且传播了友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著名照片

1936年7月1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初访毛泽东。斯诺当年6月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赴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记的西方记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经周恩来安排，于11日采访了毛泽东。 

1939年6月，李公朴从延安出发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46岁。李公朴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与沈钧儒等七名爱国人士被捕入狱，此即爱国“七君子” 事件。抗战开始后获释。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技师们把通讯卫星装配在“三角”式火箭的第3级上

1962年7月11日，人造卫星首次播送全球电视，这一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从欧洲现场通过通讯卫星播出的电视，这个节目是法国与英国联合联合制作的。第一次播送的时间7时35分。当法国播放7分钟的节目，包括伊夫斯·蒙塔纳所唱的歌曲时，正值东方黎明破晓。设立在人造卫星最近轨道上的英国广播站，播出了测试方格和英国政府的贺词。 

1918年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时的邓颖超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邓颖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历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2003年7月11日，广州市政府和中国文联、中国音乐家协会签署协议，宣布中国音乐界第一个综合性艺术大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从2003年起正式落户广州。“金钟奖”是与电影“金鸡奖”、电视“金鹰奖”同级别的国家级大奖，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音乐艺术最高奖。

2005年7月11日，中国“航海日”正式启动。2005年7月11日是举世闻名的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家决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 “航海日”。首届 “航海日”的主题为“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刘翔

2006年7月11日晚，中国田径运动员刘翔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男子110米栏比赛中，以12秒88勇夺冠军，并打破了沉睡13年之久的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的12秒91的世界纪录。 

任继愈

2009年7月11日，中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季羡林

2009年7月11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临清市。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建树卓著，堪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以新华网李晓建资料为基础整理编辑）

附录1:

世界人口日 

1987年7月11日出生的地球上第50亿个居民马特伊·加斯帕尔

1987年7月11日，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联合国将其象征性地认定为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基金倡议将这一天定为“世界50亿人口日”。

1990年，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1990年7月11日遂成为第一个“世界人口日”。此后，每年7月11日，世界各国都组织开展“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

历年世界人口日确定了不同的主题，如1996年为“生殖健康与艾滋病”，1999年为“60亿人口日开始倒计时”，2000年为“拯救妇女生命”，2001年为“人口、发展与环境”，2003年为“青少年的性健康、生殖健康和权利”，2007年为“男性参与孕产妇保健”。

201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世界人口日主题确定为“每个人都很重要”，中国地区宣传活动主题为“每个人都有贡献”；而2011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为“70亿人的世界”，中国地区宣传活动主题是“面对70亿人的世界”。

2011年10月底世界人口达到70亿，人类将面临“可怕挑战”，不过如果今天就行动起来，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应对。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此前公布的数据，19世纪初，世界人口仅有10亿。100多年后，人口总数翻了一番，此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于30多年后达到30亿，1987年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按照目前趋势，世界人口大约于本世纪中期超过90亿，将在本世纪末超过100亿。

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前透露了部分报告数据：目前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达8.93亿，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4亿，增加近两倍。目前世界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再过35年将有三分之二人口住在城市。世界平均寿命正在增加，已从1950年的48岁增加到今天的68岁。 

 全球人口最稠密的五大城市

人口普查

2010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约60个国家进行人口普查的年份。完备的人口数据对于制定政策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使每个个体都能受到尊重和重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减少贫穷和饥饿，推动教育、卫生和男女平等，有效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等，也需要有可靠的数据。

近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

从1996年起，联合国人口基金为每年的世界人口日确定一个明确的宣传主题。

1996年：生殖健康与艾滋病。

1997年：为了新一代及其生殖健康和权利。

1998年：走向60亿人口日。

1999年：60亿人口日倒计时。

2000年：拯救妇女的生命。

2001年：人口、发展与环境。

2002年：贫困、人口与发展。

2003年：青少年的性健康、生殖健康和权利。

2004年：纪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0周年——遵守承诺。

2005年：平等＝授权。

2006年：年轻人—为了年轻人，与年轻人一起行动起来。

2007年：男性参与孕产妇保健。

2008年：规划你的未来：规划你的家庭。(旨在让人们意识到计划生育与一系列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包括性别平等、消除贫困、生育健康、人权、环境保护等。)

2009年：应对经济危机：投资于妇女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2010年：每个人都很重要。

2011年：“70亿人的世界”。 

世界人口增长趋势

附录2：

郑和下西洋

徐焰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纪念日，1405年7月11日，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一个庞大的舰队从江苏的刘家港启航，7次远航，时间长达28年，发生在这个600多年前的郑和下西洋，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是扬明朝天威。第二是寻找建文帝，第三是打通到欧洲的海上贸易线，扩大海外贸易，第四是实现海内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愿意搞一些炫耀面子的事，不过派这样大的舰队炫耀武力彰显国威未免代价太大了，郑和是为了寻找建文帝这也是很多人的猜测，当年明成祖朱棣是靠用武力夺了他侄儿的皇位，所以朱棣攻下南京的时候声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亡，他这样继位就合法了，其实当时没有找到尸体。因此明成祖朱棣一定要搞清楚，前任皇帝侄儿的下落。

有人认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想把海洋贸易的利益都掌握在朝廷手里，朱元璋当政之后出于狭隘的农民意识，下达禁海令，不许再对海外搞贸易了，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就打破了父亲的禁令，应该说他想用朝贡贸易取代其他形式的海洋贸易。

至于说明朝想实行海国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这只是一种理念。不可能真派船队为了这个目的花费如此巨大，郑和出洋的时候搜集了一些供皇帝赏玩的珍奇异兽，但是只有观赏价值，他下西洋的时候还要赏赐各国，所以丝绸耗费是很大的，当时明朝又无偿的向江南织户征集，搞的许多纺织业破产了。后来的士大夫把这个举动看成是先皇弊政，不仅废止大型舰船，而且为了防止后人再效仿，把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档案都付之一炬，应该说以巨大的政治、经济挥霍的郑和远航并没有开启一个新时代，广阔的大洋此后还完全让给了西方人，这就从此成了东西方力量的转折点，今年我们纪念郑和航海，但是对这个无效益的行动也应该引发深刻的反思。

附录3:

斯诺初访毛泽东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陕北延安 

毛泽东与斯诺(左1)在天安门城楼上

美国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28年首次到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到中国东三省、内蒙古和西南各省。1933年至1934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并学习汉语。

1936年6月，他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赴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记的西方记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经周恩来安排，于11日采访了毛泽东。

斯诺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在保安的采访活动中，斯诺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6日夜，斯诺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长谈。后来许多夜晚，毛泽东回答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经历和中国红军的历史。10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1938年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此后，1939年、1960年6月、1965年初、1970年10月，斯诺多次来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说“我热爱中国”。根据斯诺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于1973年10月19日运到北京，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附录4：

昆明“李、闻血案” 

李公朴遗容 

诗人与学者闻一多 

上海举行的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大会会场门前的情景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中国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抗战结束后，李、闻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下达秘密指示，以“密报、密捕、密决”对“中共与民盟分子”下毒手。7月11日晚，李公朴偕夫人外出，归途中，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向他射击，李于12日清晨逝世。7月15日上午，闻一多不顾处境危险，赴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李公朴追悼会，会上他拍案而起，公开揭露国民党血腥暴行，表示为争取民主，绝对不怕牺牲。当天下午，闻一多又出席《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5时半左右，在西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被国民党特务用冲锋枪射杀身亡。昆明一城5日内两位著名民主人士惨遭枪杀，举国震惊。

李公朴，原籍江苏扬州。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1月26日生于镇江。1924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1925年加入国民党。次年参加北伐。1928年赴美国进雷德大学政治系学习，1930年冬回沪。“九一八”事变后，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曾与艾思奇等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和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执行委员。同年11月与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战开始后获释。1938年11月与夫人张曼筠经成都赴延安，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次年6月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活动，于1940年出版《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后与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1946年2月重庆各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庆祝会，任大会主席团成员，遭国民党特务殴打。

闻一多，1S99年生，湖北浠水人。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1922年赴美学习美术、文学，并致力于诗歌创作。1925年回国。1928年加入新月社，任《新月》杂志编辑。曾先后在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后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其问，潜心古籍研究，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学术研究中有较高成就。193S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1944年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

附录5：

邓颖超逝世 

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邓大姐 

周恩来夫妇 

伉俪情深 

遵照邓颖超的遗愿，她的骨灰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撒在天津海河 

7月17日目送邓颖超的灵车经过长安街时的街头市民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因病于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县，1904年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1910年随母迁居天津，以后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她和周恩来等一起组织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五卅”运动中，邓颖超组织天津妇女联合会、天津各国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各国救国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1926年邓颖超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5月，赴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邓颖超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等职。1937年12月，被派往武汉，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

1946年1月，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1月，由南京撤回延安。

1949年3月，邓颖超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6月，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9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曾任全国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十一、第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邓颖超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还长期从事国际友好活动，会见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各阶层人士。1988年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

生前，邓颖超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要求：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住房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勿以周恩来的关系，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

邓颖超的最后人生

赵炜 

周恩来逝世 邓颖超作最后的诀别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病倒了

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艰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负荷的重压，使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这个刚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上的病变，她还患上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对于邓颖超得的这个病，赵炜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这样的经历会影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实，邓颖超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人们只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会对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饶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进城后诊断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曾动过胆囊手术，不久又因胆管结石再次手术。这时，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龄的老人。1982年，在邓大姐身上出现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状，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邓大姐开始担任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个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时，邓大姐年岁已高，到哪儿我都小心翼翼地扶着，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就因为一眼没见着，邓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邓大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后正好遇见经普椿同志，她们两人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当时一见就高兴得拥抱起来。这时一位摄影记者想照相，我就主动往边上躲躲，我刚离开，邓大姐就不知怎么摔了一跤，当时把我脸都吓白了，扔下手里的祝酒辞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来。医生、护士都赶过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也关心地问邓大姐还能不能讲话，因为此时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十分钟了。

还好，邓大姐没什么事，她表示不会影响讲话，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天，我把邓大姐送上主席台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实，在这之前，邓大姐就经常出现站立不稳的情况，有时还好像要摔倒，我总是提醒家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别出事，没想到自己陪邓大姐出来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对邓大姐说，您要真摔个好歹，我也不活了。邓大姐说那不能怨你呀。我说，可这是我的责任呀。出了事我没法向党和人民交待，更对不起周总理对我的嘱托。从那以后，我陪邓大姐出去时就更精心了。在心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邓大姐出现任何情况，我都要耐心细致地把她把她照顾好，因为我答应过周总理。

1988年3月，邓大姐退了下来，此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两年以后，邓大姐的身体明显衰弱，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过五次医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邓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还是因为肺炎引起的高烧。邓大姐的情况可能不好，我心里有点紧张，要知道，一个星期前她刚从医院出来，如今又因为同样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烧不退，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悄悄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迟疑了一下坦然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钱主任的话令我心里一颤，我告诉大家要做好邓大姐长期住院的准备，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现实，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最坏的结局。

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经中央批准，邓大姐接受了一次手术，以后她的情况略有好转，在江泽民和李鹏来病房看她时还能清楚地同他们讲话。到了8月17日，邓大姐开始出现肾衰，昏迷中的她已经不认人了，我们也已经开会研究她的后事。但邓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抢救她又脱离了危险。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那天夜里，我起来看了几次，邓大姐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1日清晨五点多钟，护士叫邓大姐，她没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来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就睁睁眼睛点点头。”但邓大姐别说睁眼睛，就连一点儿反映也没有。这时她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我和护士分别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病榻前，我吻着邓大姐的额头，两行长泪顺着脸颊流下……（《西花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