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银杏树观赏地点: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巅峰之作：中道管理之虚以控实的道理(4)

     “亲民”是用相亲相爱的方式来正人，就是孔子主张的“安人”。“安人”是管理的最高理想。管理者可以“逞权威、施压力”来“管人”，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亦越强，不能使追随者心悦诚服，表面或许顺从，但内心殊为不乐，因而可能会暂时忍耐，应付了事。管理者如能用“敬重、信任”来“理人”，就比较容易收到“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效果。追随者深感知遇，当然会加倍努力。管理者以“仁”安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管理者好像北极星，静居在那儿，满天的星斗自然都环绕着它而运行。追随者慕名而来，自然人才济济而又人尽其才了。
　　（二）掌握根本，分清楚本末、轻重、先后、缓急，管理才能够有效。我们中国人不管到哪里去发展，他一定做一件事情，回家拜祖宗、扫墓。这就是表示我们不忘本。我觉得中国人最可爱的就是他永远不忘本。我们中国人开口就是“谢天谢地”，就是天地是我们的根本，没有天地就没有人类。
　　管理哲学是根本。掌握了根本，就可以分清楚本末、轻重、先后、缓急。任何事情都是有轻就有重，有先就有后，有缓就有急，一定有两边的，而最根本的就是本和末。所以中国人都是抓住根本再讲。因此我们有时候不太注重细枝末节，保持无所谓的态度。
　　（三）从格物致知着手，以诚意来正心，便是用理智指导感情，使心意的活动，正当而光明。格物致知就是科学。科学只是起点，不是全部，因此要以诚意来正心。我们慢慢会感觉到，你有诚意，别人就对你讲真话；你没有诚意，别人是不会对你讲真话的。你心意正，员工就会交心给你；你心不正，那些干部首先就跑掉了。从这几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心不正的人，他上去很快下来也很快，最后就会坐牢。
　　我们有一句话，是古人没有讲清楚的：“中国人很讲感情。”这是好还是不好，很难讲。人没有感情，和动物一样，那不算人，可是我们现在乱用感情就糟糕了。《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而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能知仁、义。人类要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而要造就高尚的人格，就要减少兽性，增多其人性，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符合道德的要求。我们一定要用理智来掌控我们的感情，这样就对了。
　　《大学》认为人应该有感情，但是感情最后变成人的包袱，这就糟糕了。一个人感情用事，这个人就失去了理智，那就很麻烦。所以他找出一条路来，便是用理智来指导感情。所以孔子不主张我们控制，不主张我们节制，而是主张让感情合理地发泄，这是很人性化的。
　　我们要使心意的活动很正大、很光明。所以北京故宫乾清宫的匾上写着“正大光明”四个字。意思是说，皇帝要做到“正大光明”，才会“国泰民安”。
　　（四）谋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大道，一切从自身做起，少怨天尤人。管理者以修己为第一纲领，从自身内部的修治做起，由格、致、诚、正，然后层层扩大，齐家、立业、治国，推到平天下止。我们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地往外推的。老实讲，一个人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别人？
　　因此要谈管理，就应先把自己管好。外国人没有这种观点，只有中国人有。我们经常有这种观念：“你想管我？先把自己管好再说！”“你自己都管不好，别想管我！”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可笑：“凭他那副德性，也想管我吗？”这是外国人怎么也听不懂的，因为他没这种概念。
　　（五）德本才末，是选用人才的可靠标准。先看品德修养的表现，再就合乎标准的人选，量才而用。西方人是能力本位，没有品德观念。而在中国，有才的人，我们不一定敢用。我相信大部分人喜欢品德好、也有才能的人，对那些品德不好、有才能的人，却怕得要命。中国许多有才华的人，经常会受到打压，经常觉得自己有志难伸，好像才能被埋没了，原因就是别人怕他。
　　我问过太多的企业家：“如果两个人都很有能力，你怎么选？”他说：“我选有品德的人。”我说：“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品德呢？”他说：“选没有能力的人。”我就问：“为什么？”他说：“没有能力的人即使想害我，也害不了我。”这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中国人十分清楚，两人品德都好时，他敢用有能力的人；只要对品德没有信心，他宁肯用那些庸才，也不用没有品德的人才。
　　德本才末，这是我们选择人才的一个标准。怎么知道谁的品德最好？中国有一句话很重要，“忠诚从孝中来”。所以中国人会看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处得好不好，处得不好，这个人就可怕了，将来他一定会把别人害掉的。所以中国人重视孝道，是有道理的。一个人不孝顺父母，就是他忘本。一个忘本的人，栽培他是没有用的。
　　六、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
　　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管理哲学。管理哲学就是管理之道，它应该是一种不能改变的常数。管理者的理念，是决策的根本原则，不可以变来变去。
　　“道”是一种“常数”，管理不可以没有常数，否则变来变去，会变得没有定准。“易”的意义，包含“不易”和“变易”，便是看出“宇宙是变动的，但变动中有其常则”。管理者秉持“常道”去“变易”，才能够“万变不离其宗”，不是乱变，而是变得有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满脑子“什么都要变，什么都可以变”，其实这是错误的。管理者的理念，就是决策的一个常数，是不能变来变去的。
　　“道”属于“智慧”的层次，无形无影，难以捉摸，甚至是空洞的；它不像“知识”（knowledge）层次那样明确而具体。现代人受到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的影响，一切都要观察事实，要求实际、清楚而具体，逐渐远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殊不知管理原本就是依据这种近乎空洞的原则来做决定的。形式是虚的，质料才是实的。管理哲学一定要虚，才能够十分灵活、非常灵光地达成“虚以控实”的目的。
　　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虚以控实”。管理者想要把管理科学应用得更有成效，首先就要依靠这套很虚的、隐隐约约存在的、永远不可能讲得很具体很清楚的经营理念，并把自己的经营理念当做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管理者有了透彻的、协调的、系统的管理观，便不致“想到就做”、“爱变就变”，甚至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管理者把自己的经营理念确立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办法很具体化，因为任何东西到了非常具体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弹性，就无法应变了。最后就会害死自己，把自己捆绑得死死的。我们要有一个“常道”作为调整、变革的依据，但是不能把自己捆得死死的，而要根据这个常道，经常去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就会越变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