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听故事的爱好不会消亡（附照片）

文汇报 20120107期

    

    

    

    

    

    

    顾文豪

    忽忽2011年归入历史了，《书缘》版将一连三期盘点过去一年小说类、人文社科类、财经类引起书界关注的部分书籍，尽力不为铺天盖地的宣传所囿，而是腾出更多位置给那些静处一隅却值一读的作品。

    从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挑选出若干本所谓的年度好书，不是易事，也未免鲁莽。毕竟，阅读更多时候是一种个人行为，对于读者而言，怎样的书才是好书，别人说了不算，惟有自己去阅读。我们深知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份参考，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编者

    

    盘点2011年小说类作品，不得不提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武侠小说的外套里头藏着的是一连串亦真亦假的历史秘闻。

    地下社会与特务统治如何互为一体？蓝衣社、武功秘笈与神秘失踪的佛头缘何纠缠一处？淞沪抗战、桐油借款、黄金运台又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张大春将中国小说叙事技巧与稗官野史传统巧妙结合，一步步揭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风雨史背后的秘辛。

    我鼎力推介此书不全然因为该书穿越在正史与轶闻之间的大胆妄为，抑或张大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垦拓了武侠小说的新疆界，而是《城邦》中凭空而造的各种纷乱锦绣的知识典故，从奇门遁甲、巫卜星相、书法画论乃至美食细典、格斗技法。

    在向来接受的文学教育里，小说通常只是一种虚构性文体，故事、情节、人物为判断一本好小说最重要的指标。小说当然可以涵盖知识，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知识”或纯为日常生活的常识、或为小说推进的必要桥段、或为凸显人物性格的补充说明，换言之，小说中的知识少有一己独立的地位和美学价值。那些在前贤看来毫无不妥并且津津乐道的细琐典掌到了今天，却被自动抽离出我们的文学教育。就此而言，《城邦》真正打动我的就是张大春有心有力以小说的花招自觉洗发刮磨出那些沉溺历史底端的知识。当这些充满中国味道的知识进入小说，它便不是一本今日大多数作家的那种用汉字写就的“西方小说”，而是有了自己的中国根脉。

    同样恢诡炫奇的是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该书的写作指涉出一个习焉不察的事实，每年，相当于全国城市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人，在这地下作封闭式旅行，说地铁是一个忽然出现的崭新国度并不夸张。

    黑暗而陌生的领域、突兀充满金属感的比喻、一力开显当下生活真实的用心、碎片化的叙事方式，韩松给予我们迥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与刘慈欣那种波澜壮阔到能将我们带出地球表面的科幻小说不同，韩松毋宁说是要把我们拖入地下，不仅物质层面的地下，更从家国到个人的精神地下。作为一名记者，他从白天观察中国的思考者，到夜晚经由超现实的方式记录他所看到的当代中国，最终用小说的曲笔写就曲笔的现实。

    我非科幻迷，无力细致描摹韩松小说中那种时刻迸发的错杂快感，我只想作一小小的提醒，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与韩松的《地铁》或许无意间回应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不要忘了在1903年，彼时留学日本的鲁迅先后翻译了两本小说，一为《月界旅行》，一为《地底旅行》。当我们今天谈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不能忽略鲁迅是以科幻小说的想象与翻译介绍为其文学之始的。然则不论鲁迅，还是今日的刘慈欣、韩松，亦不论到底是冲向月界还是钻入地下，共同点与重点皆为他们面对当下的种种无奈，企图通过文字的想象力去创造一个个纸面乌托邦。

    如果说张大春的《城邦》意在诘问历史与现实的暧昧分际，韩松的《地铁》探寻隐而不彰的生活领域，那么2011年4月间推出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则将我们带回个人内心世界最不为外人道的角落。

    继《小团圆》出版后，不难发现张爱玲反复重述生命中最晦涩难言的心事，但每次出手均以不同的角度、方式，极致细腻地铺写她对周遭不同人事物的爱恨情结，让人读来更知那个临水照花人原是这样。

    按弗洛依德的说法，一个人毕生都在演绎他儿时的梦想，而美国小说家薇拉·凯瑟则说作家经营的根本素材大半是十五岁之前耳濡目染之默化阴孚，清绝孤傲如张爱玲亦不免上述说法。

    《雷峰塔》里小琵琶走亲戚，去二大爷家，张爱玲感慨：“现在由富贵回到贫困，这一家人又靠农夫的毅力与坚忍过日子。年轻人是委屈了，可是尽管越沉底的茶越苦，到底是杯好茶。”可她偏偏要搅动一番这杯陈年苦茶。相较《小团圆》，这回她更直接地写出与母亲复杂紧绷莫名难宣的心事与痛事。美丽飘忽的母亲对她永远“失望”，小到宴客搬椅生过节，大到《易经》里要骂出声，母女隔膜在在可见，“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母亲张扬厉害，女儿相似的强悍，外加从小玲珑肚皮里做功夫，自然互不见容。这般纠葛的母女关系成了张爱玲毕生的情感十字架，甚至母亲病重之际，她寄上关于自己的评价资料，大约也无非为了证明自己，讨母亲一句夸赞吧。

    从《雷峰塔》到《易经》、《小团圆》，天纵才气的张爱玲一任记忆放肆，近身写个人浮沉与家族星散，延展开去则为时代骤变存真留影，而人性种种之深沉阴暗亦浓缩笔下。值得一提的是，上佳的翻译使得此书张腔十足张力弥满，虽读来不无细碎之感，但即是在此等细碎处见出张爱玲对流年往事的诚恳痛切，当然不必一一坐实书中细节，然若参照其它张著，想必亦会生出“竟然如此”与“原来如此”的双重悲悼吧。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理查德·耶茨系列在低调中赢得不少读者。从2010年初推出的《十一种孤独》、《复活节游行》到2011年接续的《年轻的心在哭泣》、《恋爱中的骗子》，这位“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正如雷蒙德·卡佛一般逐渐成为都市小资们的最爱。

    耶茨的短篇略胜长篇，事实上，他并不能驾驭也无心驾驭那种事繁人多的大场面，换言之，其可贵处不在写作的维度，而在专意，他专意书写都市普通人的孤独和悲戚。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读到的不是惊心动魄的传奇，而是心有同感的故事，那些曾经有过激情与梦想，却在一个声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大时代中逐渐被迫或主动磨灭自己的人们的欢喜与悲凉，由此憬然有悟你我不过拥挤人群中一张模糊不清的面孔。耶茨的小说无意对抗似是而非的大时代，只是冷峻揭开现实的虚伪，好比《年轻的心》中露茜和迈克尔的不断逃离，从一个郊区搬到另一个郊区，从一段恋情奔向另一段恋情，从光华夺目的青年到无可奈何的中年，从沉溺梦想到与现实妥协，最终发现生活不过是一个失败接着另一个失败，而所谓成功也不过是差一点失败了的意思。

    精确、简朴、含蓄，耶茨的小说有着契诃夫般的一流文体。读耶茨，我总会无端悬想皮耶尔·德·芒迪亚格的小说《闲暇》，写主人公外出经商，中途在巴塞罗那收到家中女仆来信，告知其妻子出意外了。他并未读完信，决定暂不理睬这起事故也不去追究原由。他用三天时间饱览风光和寻欢作乐。此后再继续读信，知道儿子不幸溺死，妻子因而自杀。最终，他饮弹自尽。如果人生终将走向不堪的结局，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期冀结局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若将此故事移来谈文学，可见世间作家之两大类型。一者是知道这份不堪，但尽力描绘人世美好欢欣之事，好让人坚起心志活下去；另一类则是毫不掩饰，白描勾勒，写出人人心中所有却不欲明言的怅惘伤怀。耶茨即是后者中的翘楚。

    和耶茨的小说一样，德国作家施林克的《周末》也是从日常生活中引发出深刻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前者意在凸显普通人的生存实境，后者意在探讨日常生活中的善恶边界。

    《周末》是一本从结构到剧情都颇为简单的小说。主人公约尔克曾是德国红军派重要成员，在亲手制造了4起命案后被捕入狱，二十多年后被总统赦免释放。为庆祝其重获自由，姐姐克里斯蒂安娜组织了一个周末聚会，邀请几个约尔克的老朋友参加。然而聚会进行得并不顺利，约尔克像个箭靶，承受来自各方的好奇、关心与挑衅。最特殊的攻击来自他儿子费迪南德。当约尔克和朋友们美滋滋地回忆往事时，费迪南德不停质问他关于杀人的记忆和细节，并严厉谴责他：“面对事实面对悲痛是如此的无力，和纳粹一般无二，你一点不比他们强……你们为你们的父母的一代，为他们的历史感到愤怒，但你们与他们却没有任何区别。”

    更叫人意外的是，在聚会的最后关头约尔克向友人坦承，他已患上了前列腺癌，需要靠尿布生活。曾经的英雄或恐怖分子，得知病情后向总统道出一切，得到特赦，在别人看来是懦弱的行为；获得自由的他，必须时刻在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做选择；他需要承受日益消萎的现实，也需要不停回忆愈加清晰的过往；他需要周围人的关心，也需要不时回避他们看到贴着尿片的自己；出狱让他的旧生活得以了断，也瞬间抹杀了过去。施林克借着书中人说道：“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就什么都不是了？那么剩下的人，算是什么的人就并不多了。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实现了他梦想的人生。”

    这句值得深思的话，将我们带到被悬宕的善恶边际，好比施林克曾说过的：“人不因为曾做过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世间本无所谓简单明确的是非善恶，而恶中裹藏的善恰恰是永远值得探勘的主题。善恶在施林克那里，不是一个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或名字，而是一种波动不居甚或分辨不清的状态。

    石黑一雄的作品教人领略了文学的宁谧之美。2011年推出的石黑一雄作品系列包括三种，分别是《小夜曲》、《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

    尤其值得推介的即为《小夜曲》，全书以音乐为线索，由五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勾连的故事组成。主要人物都与音乐相关：郁郁不得志的餐厅乐手，风光不再的过气歌星，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萨克斯手等等，多是对音乐一往情深，对生活满腹牢骚。

    石黑一雄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音乐与黄昏这两个颇吸引人的背景。在书中我们读不到对于具体音乐或音乐家的大通点评，有的只是蓝调、爵士、英美民谣，埃尔加、拉赫玛尼诺夫的若隐若现，换句话说，音乐在石黑一雄那里并非故事的主角而是烘托故事的气氛，而将这些柔板音乐收拢在黄昏薄暮时分，又给书中那些多少皆潦倒窘迫的主人公平添一层潇散落寞的悲凉感。

    除了柔板音乐的抑扬婉转、黄昏落日的宁谧深沉以及书中各色人等的崎岖人生，最牵惹读者情思的或是石黑一雄的文字了。虽然五岁即迁居国外并长期用英语写作，但石黑的文笔仍旧透着浓重的日式风格，叙述轻盈，节奏纾缓，字句如日本清酒般素雅有味，不论是叙事写景，皆平平道来不加修饰，故事结构亦松松散散，恰似随手即景般天成浑然。而这等清雅的文字味道用来书写“回忆”可称绝配。或旁观一隅，聆听他人的回忆；或自言自语，与人物一起追溯过往。不论追念往昔生活的小欢乐还是大感伤，石黑的文笔总那么克制冷静，他有本事将回忆消解为一种弥漫如薄雾的感觉，勾惹读者随之一并回眸。

    当书中落魄的爵士乐手最后叹道，“我应该向前看，生活确实不单单只是爱一个人”，与其说此言透出对未来的向往，毋宁说回忆力量之巨大恍如老树扎根，盘根错节地包裹住我们的内心。阅读石黑一雄，就像坐上一辆他驾驶的怀旧列车，在黄昏时分启程，行驶在落日的余晖中。

    新近上市的《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令人大开眼界。诚如卡尔维诺所言：巫师在面对危殆处境时，其对应之道是抛去他的肉体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力量改变现实的面貌。安吉拉·卡特或许正是这样的巫师，他抛却肉身所在的世界，轻盈地飞行。

    这位英年早逝的出色的英国小说家，确如巫师般奇幻诡异，她的作品不断突破边界——性别的、道德的以及一切社会规则。“精怪故事集”是她收集的各国家、各民族的民间故事，1992年她去世前，手稿还在手边。和我们读惯的温馨小故事迥异，这些民间故事口味颇重，既残忍又真实，荒诞不经、毫无逻辑甚至多少有点违背惯常的道德律令，而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安吉拉更是花大气力书写那些“聪明的妇人、足智多谋的姑娘和不惜一切的计谋”，让读多了白雪公主、美人鱼的读者颇感讶异。不过亦如安吉拉所说，民间故事直指人类的生存经验，“传统故事中的家庭生活向来离灾难一步之遥。”而残酷有时比善和美更接近生存和生活的本质。

    是的，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艺术的消亡的警告言犹在耳，“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或许讲故事的人日渐稀少，但是人类听故事的爱好不会消亡，故事只是需要不停转换外在形态。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因为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上映而备受关注。这部据说修改了四十遍的小说触碰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近代史上最大的创痛。

    《南京安魂曲》讲述了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开始惨绝人寰的屠城后，美国教士明妮·魏特琳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主任坚守校园，建立了当时在南京屈指可数的国际安全区之一，为上万名的妇女、儿童提供了可暂时栖身的庇护之所，使他们尽量免遭日军的性暴力和杀戮，并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以赴的营救难民们的亲人和当时为南京市民提供帮助的国际人士。哈金自述为了确保叙述的尽量客观，他选择了从魏特琳这个美国人的角度切入，而且比起拉贝，最终自杀的魏特琳的故事更耐人寻味。

    如何用小说去处理这般复杂宏大的历史事件，确实是对作者的大考验。小说家并不希望篡夺记者和史家的地位。关于历史题材的小说若一味旨在还原历史场景难免误会了自己的职能，以至最优秀的小说家每每在此时沦落为一个三流的历史学者。

    哈金显然注意到历史与文学的分际，是以虽然掌握了极多的历史资料，并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彼时的南京，但仍然极有克制地铺陈细节。尤其是对血腥的大屠杀，很多描述只是点到为止不加渲染，而有意思的是，正是哈金的有意克制，反倒形成极大的文学感染力，读者在淡淡的描述中自能体味埋藏起来的痛楚。同时，哈金并未太过纠结这一历史事件背后，他只是发自内心地书写历史，以使文学不被其它东西所挟持。换言之，哈金此书既较为成功地透露出文学如何与历史互动，又告诉我们好的文学如何与历史乃至伦理维持必要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