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哪里有野鸡野兔:错杀红军恩人袁文才

　　袁文才与王佐在同一个晚上被错杀于永新，痛失手足情深的战友，而且是党内错误路线和派别之争造成的，使毛泽东非常伤心。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却无力保护战友的生命，有谁能说这不是他一生中的一大遗憾？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于5月29日特意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合影留念。

　　袁文才，又名选三，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一个农民家庭，客籍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宁冈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袁文才一家深受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袁文才的父母，为了改变家庭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处境，期望着儿子能成为一个读书人，以便将来扬名显达，为客籍撑门吐气。全家人平日省吃俭用，将刚满7岁的袁文才送进茅坪私塾馆里去读书，但毕竟是穷家子弟，常因难以支付私塾馆里的学费，学业时断时续。停学时袁文才就给家里放牛，帮助父母操持家务。

　　少年时代的袁文才，由父母作主寻了一个童养媳。1917年，袁文才刚满19岁，父母便给他办了完婚的酒席。新婚不久，袁文才的妻子便被茅坪世袭劣绅谢冠南的儿子给霸占去了，豪绅们讥笑袁文才说：“你袁选三读书，是牛牯读经书，将来肚子里有草无文！”袁文才受尽人格污辱，满腔的仇恨却无处申诉，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1919年，21岁的袁文才与谢梅香结婚。婚后，他胸怀壮志，在家勤攻苦读，1921年终于考进了永新县禾川中学。入学后，他生活俭朴，求知心切，十分用功，渴望学业早日成就。可是，事与愿违，第二年父亲突然病故，家中负债累累，生活十分拮据，不得已，袁文才只得中途辍学，回乡务农养家。

　　袁文才中途退学后，又成了那些豪绅地主嘲弄的对象，他们挖苦说：“早就看得出袁文才若能读书出人头地，我们家里的牛牯也会中状元公哩！”立志复仇的烈火，在袁文才的心中越烧越旺。

　　一次，宁冈籍的官绅龙清海在南昌参加竞选江西省议长，拔了一笔经费到宁冈拉选票。豪绅谢冠南利用手中的权力，想独吞这笔经费。袁文才得知这一消息后，暗中作了准备。投票选举那天，他突然揭露了谢冠南的舞弊行径，弄得谢冠南当众出丑，狼狈不堪。袁文才首次反抗成功，声望顿增。此后，他常在公众场所为客籍人鸣不平。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加上豪绅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广大劳动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求得一线生路，湘赣边界各县山区的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组织各种绿林武装，走上了反抗官府和豪绅地主压迫的道路。军阀部队中的许多士兵也纷纷哗变，拖枪上山为匪。在此乱世时期，井冈山地区先后聚集有朱孔阳、唐光耀、杨佐山、马文林、罗冬生、王佐等为首的大小几十股绿林武装。他们都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四处“吊羊”谋生，使得平日那些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闻风丧胆。在宁冈县境，离袁文才家乡不远的半岗山上，也活跃着一股名叫“马刀队”的绿林武装，头领是当地的贫苦农民胡亚春。“马刀队”常去“吊羊”的对象，正是袁文才与之有深仇大恨的豪绅地主。他看到那些豪绅们一个个在“马刀队”手下落得人亡财空，打心眼里感到痛快。

　　为实现报仇雪恨的夙愿，血气方刚的袁文才，于1923年毅然上山，与胡亚春等头领对天盟誓结拜兄弟，参加了“马刀队”，充当“马刀队”的师爷，专为胡亚春等头领出谋献策。

　　袁文才上山入伙，“马刀队”如虎添翼，“吊羊”活动更加频繁，使宁冈境内的豪绅地主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豪绅地主们与县府勾结，从外地请来一个营的军阀部队进驻宁冈，声称“进剿”井岗山，捉拿袁文才。一天，一个连的军阀部队闯进了马源坑，却不见袁文才的踪影，连长恼羞成怒，将袁家抢劫一空，杀鸡打狗，大吃大喝，尔后把袁文才的哥哥袁选通五花大绑押往县城。其中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部队开拔时掉了队，他慌忙中误将袁家背木头的撑棍当枪扛在肩上仓促离去。这时，袁文才的嫂子下山回家，发现屋内留下一支钢枪。她立即将这支钢枪送上山交给了袁文才。那个酩酊大醉的士兵行至茅坪才归队，班长发现他背的不是枪而是一根木头撑棍，立即报告连长，连长率部返回袁家寻枪，恰遇袁文才的母亲刚从山上回到家里，他们找不到那支枪，便发泄兽性，举枪朝袁母射击，袁母当即惨死在地。

　　袁文才的家被抄，哥哥被抓，母亲被枪杀，这突然而来的横祸使他悲痛万分。他横下一条心，把妻子和儿女一道带上山加入了“马刀队”，誓与豪绅、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后来，由袁文才的岳父谢益谦出面，经过多方周旋，花了一大笔银元，才将袁文才的哥哥袁选通从狱中保释出来。

　　袁文才这次上山后，担任“马刀队”的参谋长，在井岗山安营扎寨，占山为王，率领弟兄们昼宿夜行，声东击西，“吊羊”活动有增无减。1924年夏，他率领“马刀队”乘虚攻进宁冈县城，捣毁了县衙门，吓得那些大小官吏弃家逃命，土豪劣绅只得乖乖地按袁文才提出的要求交款赎命。当大批军阀部队闻讯赶来反扑时，袁文才早已率“马刀队”躲入深山密林，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迫使敌人疲于奔命。从此以后，袁文才的“马刀队”远近闻名，威震宁冈。毫绅地主们被袁文才的“马刀队”吓得心惊肉跳，日夜不宁。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宁冈县有个进步青年叫龙超清，是江西省参议会议长龙清海的儿子。他自幼随父在南昌第二中学读书，后来接受了革命影响，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由当时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龙超清入党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利用世家子弟的公开身份，回到宁冈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他与当地进步青年刘辉霄等组织革命团体“文明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扬北伐战争，团结全县各界进步青年，同宁冈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右派组织“新民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4月间，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为本县极不稳定的政局大伤脑筋。他怕“文民社”与“新民社”这左右两派组织公开争斗会引起祸端，更对井岗山袁文才的“马刀队”望而生畏，多次派兵“进剿”均告失败。后来沈清源想用招抚的办法使“马刀队”下山归顺县府，以了心腹之患。可是他既不敢亲自出马，又一时找不着合适的说客。

　　正在宁冈发展革命力量的龙超清，以敏锐的观察也注意到了井岗山上这支“马刀队”。他通过调查分析，发现“马刀队”均为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一支专与豪绅地主作对有正义感的绿林武装，通过教育争取，这支队伍是有可能成为革命武装的。恰在这时，又得知县长沈清源正为找不到上山的说客而发愁。于是，龙超清便利用与北洋军阀部队刘汉涛营七连连长王德文的私人关系，说通了王德文，两人一起找县长沈清源献策，自告奋勇愿去井岗山招安“马刀队”下山。县长沈清源正求之不得，心中甚是高兴，立即委派龙，王二人为县长的代表，径直上山，招抚“马刀队”。

　　龙超清和王德文不携带任何武器，来到井岗山会见袁文才，袁文才以礼相待。但是，好用心计的袁文才，总结了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头领都是因为上了当局“招抚”骗局的当才掉脑袋的教训，为防不测，他对龙、王二人的到来，以礼相待的同时，在大山寨的四周加布了岗哨，设下伏兵，保持高度警惕。经过交谈，袁文才感到龙、王二人真诚相待，所提条件也都被答应下来。龙超清还主动提出派人质上山以保袁文才下山谈判的安全。这才使袁文才消除了疑虑，表示同意下山谈判。数日后，袁文才按约定的时间，带着李晓甫等数人赴宁冈新城同县长沈清源谈判。在谈判中袁文才提出受编不受调、下山不交枪等条件。沈清源要袁文才归降。袁文才却坚持组织自立，行动自主，寸步不让。由于龙超清等在沈清源面前说明利害，竭力周旋，迫使沈清源全部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条件。谈判达成协议，袁文才同意将“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并由袁文才亲任团长。为防意外，袁文才在下山之前，把对下山受编持异议的胡亚春等部分人枪仍留在井岗山以观动静，粮晌和给养均由县府供给。1925年9月，袁文才率领一支30多人枪的队伍移住茅坪攀龙书院，就任宁冈县保卫团长。他的部下，也先后被县府委任为保卫团副团长、队长、副队长、教育官、稽查员等官职。但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袁文才及其心腹的手中。豪绅地主和官府对他们不敢轻举妄动。1925年年底，袁文才率部进驻砻市，第二年又移驻县府所在地宁冈新城。这时，保卫团在袁文才的领导下成为控制全县政局的一支主要的武装力量。县长沈清源认为袁部已经接受改编，匪患已告平复，便先后将在县内驻扎的“剿匪”军阀部队撤走。

　　1926年5月，叶挺率领的北伐军独立团，首先由广东向湖南挺进；7月，北伐军进军湖南、江西，使江西出现了空前的革命形势。这时，龙超清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在宁冈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并相机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

　　自袁文才下山以后，龙超清经常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启发他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在龙超清的教育帮助下，袁文才的思想进步很快，他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决定率部起义，投身革命。

　　同年9月，宁冈县境反动武装力量空虚，龙超清与袁文才经过周密策划与安排，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在深秋的一个夜晚，袁文才突然率部包围了县政府，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宁冈山城，不到一个时辰，缴了县清乡局的全部枪支，当场擒获了作恶多端的劣绅谢述庭，并将县长沈清源驱逐出宁冈县境。袁文才率部起义获得胜利，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

　　袁文才率部起义成功后，成立了以龙超清为主席的宁冈县行政委员会，袁文才担任了宁冈县行政委员常务军事委员，主管全县的军事工作。保卫团也随即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被任命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与此同时，还在县城办起了县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袁文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经过武装起义的考验，以及起义胜利后3个多月思想觉悟的明显提高，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于1926年11月，经龙超清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被党组织派往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通过农训班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一小撮反动劣绅和国民党右派，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谋刺袁文才，搞垮农民自卫军。袁文才机警又及时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1926年12月，江西省政府派林笑佛带领一连人到宁冈充任县长。林笑佛到任后气焰嚣张，袁文才利用他克扣士兵薪饷等恶行，鼓动士兵将他打死。随后，江西省政府又先后委派张廷芳、易乱无来宁冈充当县长，但慑于前车之鉴，他们将宁冈视为畏途，一直迟迟不敢到任。此时，逃往吉安的前县知事龙清标，在报上登文咒骂袁为“土匪作乱”。1927年春，袁文才派出农民自卫军战士周桂春等8人秘密潜入吉安，将宁冈的大劣绅龙清标抓回宁冈。袁文才发动县工会、农会和广大群众，在新城召开了公审会，当众揭露了龙清标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搞垮农民自卫军的种种罪行，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木棍当场将龙清标打死。通过这次公审会，进一步推动了宁冈全县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以龙超清、袁文才为首的宁冈左派势力的壮大和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军阀、豪绅地主和官府的反动气焰，使宁冈的政治局面在左派的直接控制下达一年之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举起反共旗帜，叛变革命。蒋、汪对共产党人、左派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湘赣边界各县和全国一样，被笼罩在一片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

　　在同军阀和豪绅地主的长期斗争中，袁文才逐步认识到：枪杆子不仅可以寻吃、报仇和防身，而且还可以推翻反动统治，解救民众的疾苦。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片缴枪声中，袁文才不为所动。在反动当局强令缴枪时，他抗拒不缴，硬是保住了他拥有的几十条枪。

　　几年前，袁文才和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首领王佐结为拜把兄弟，他们志同道合，盟誓为生死之交。袁、王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互为呼应，共同抗拒军阀和毫绅地主的压迫，并一起“吊羊”谋生，王佐的部队改编为遂川县新遂边陲农民自卫军以后，他们更是唇齿相依，配合行动。

　　1927年7月，为了营救被关押在永新城的革命者和群众，在中共吉安地委的组织指挥下，安福、宁冈、遂川等县农民自卫军联合会攻永新城。袁文才接到中共吉安地委的指示后，迅速通知了井冈山上的王佐。并于7月中旬在茅坪集结部队，加强战前训练。7月26日晚，袁文才率部星夜越过七溪岭，赶到永新县城南门外。为尽快解救狱中受难群众和战友，袁文才与王佐商议，将部队部署在东、南门外隔河相望的东华岭上。次日凌晨，袁文才命令部队向县城发起攻击。攻城战斗打响后，袁文才鉴于禾河水深流急、敌人火力凶猛等困难情况，立即从部队中挑选出几十名身强体壮、机动灵活的自卫军战士，组成泅渡登城的突击队，实行强攻突破。由于袁文才与王佐配合默契，指挥得当，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破了敌人的城墙防线。攻进县城后，袁文才指挥部队迅速追歼守敌，占领了县政府。接着他又打开监狱，救出了中共永新县委王怀、刘珍、贺敏学等共产党员以及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随即，由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和莲花农民自卫军在永新城外击溃敌人之后，开进县城与袁文才会合。第二天，袁文才带领部队配合其他几县的农民自卫军击溃了敌人一个正规营的反扑，解放了整个永新县城。宁冈等县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县城胜利后，马上在县城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由贺敏学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袁文才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的胜利，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慌了手脚，急忙从吉安调一个正规团的兵力，由团长祝容枝率领攻击永新县城，妄图一举扑灭赣西革命烈火。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袁文才与王新亚、王佐等商量，为了保存农民自卫军的实力，决定分路撤退。袁文才、王佐带农民自卫军保护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刘珍、贺敏学、贺子珍等迅速撤回宁冈、井冈山一带。多次遭到农民自卫军痛击的国民党军队，把袁、王部视为他们的严重后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当袁文才率部撤出永新城后，国民党军穷追不舍，除一个正规团的兵力之外，又搜罗了2000多乡勇和亡命之徒进山“追剿”，以“砍山剿匪”的策略，企图迫使袁文才出来决战。袁文才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化整为零，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明忽暗，忽远忽近，出没无常，与敌人在深山高岭打圈子，有利就打一阵子，不利就躲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周旋，“追剿”的敌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无计可施，最后将桃寮、茅坪等地农民的财产抢劫一空，退下山去。就这样，袁文才率领农民自卫军把数千敌军的“追剿”粉碎了。

　　不久，朱培德为应付军阀间的混战，从宁冈撤出“追剿”的部队，反动县长张开阳也到吉安参加“铲共”训练去了，只留下一个名叫李朝阳的连长代理县长。李朝阳为了稳定宁冈的政局，改军事“进剿”为安抚，便派说客上山，同袁文才讲和。李朝阳提出的条件是，只要袁文才缴出几支无用的烂枪，他便向上司虚报战绩，以后就不再对袁文才以“匪”相待了。袁文才权衡了利弊和当时的形势，为了利用合法手段来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便答应了李朝阳的要求，缴了几支烂枪给他。李朝阳则以“宁冈县保卫团团总”的头衔委以袁文才。从而使宁冈反动当局的军事“进剿”告一段落。宁冈的豪绅地主唯恐自己的生命财产难以保住，便联络湖南部县、茶陵的豪绅富户，成立了三县“和平委员会”，推举拥有武装的袁文才担任“和平委员会”的军事委员。豪绅们想利用袁文才的枪杆子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而袁文才也想利用“和平委员会”、“保卫团”的合法身份，通过三县的豪绅地主同江西、湖南反动政府的关系，暂时保存自己手中的这支拥有60多条枪的武装力量，同时也便于保护从监狱中救出来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的骨干。于是，袁文才接受了“和平委员会”的推举，当上了三县军事委员。袁文才的这一行动，保住了他所率领的这支农民革命武装，并为后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重要条件。

　　1927年8月，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回到湖南，为实现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领导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当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受挫折之后，毛泽东毅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集合了受挫的部队，决定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转移，从而开始了向农村的进军。9月29日，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10月6日，一个晴朗的日子，柔和的阳光泻满了千峰万岭，人们还没觉察清凉，而叫人留连的井冈山的夏季已经悄悄地过去，可绿野平畴却已更换了它那浓郁的色泽。一大早，袁文才带着李筱甫、周桂春等几个农民自卫军头领，来到宁冈县大仓村中的石桥头上，等待着一位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的重要人物。

　　袁文才一直心神不定默默地站着，脑海里泛起了一件件往事：早年，地主豪绅的欺压盘剥，迫使他中途辍学，归乡务农，接着妻子又被恶绅霸占。家被抄、兄被抓、母被杀，弄得他走投无路，才横下一条心，上山落草，参加了绿林“马刀队”，与井冈山的绿林首领王佐结成生死之交。在那乱世之秋，他几经艰难，稳住了自己苦心经营的那支绿林武装……想到这里，袁文才久久地凝视着跃上东山的太阳，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可是几天前那令人捉摸不透的一件事又涌上心头。

　　那天，他坐镇砻市，突然有人来报：一支上千人的大兵，正风风火火从莲花向永新的三湾开来，看样子要进入宁冈境内。袁文才的队伍已是强弩之末，如再遇上一次追剿，那足以使他陷入“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他立即把队伍从砻市拉回茅坪山里埋伏起来，随即又派人去三湾探听虚实，结果回报说，这是一支打着工农革命军旗号，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领头人叫“毛泽东”。不几天，他接到了毛泽东派谴何长工送来的亲笔信，说是希望他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坚持革命斗争。毛泽东还提出要和他会面的要求，希望得到他的答复。毛泽东的这封信，真叫他喜忧掺半：如果毛泽东率领的这支队伍确实是共产党的军队而且还和他合作，那他就不再怕那些国民党反动势力了。然而，他毕竟是个走过一段坎坷道路的绿林首领，深信兵书上说的“兵不厌诈”的道理，是真是假都很难说。是呀，大革命失败了，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人，毛泽东何以还能领着上千人的队伍到这儿来呢？就算是共产党的军队，倘若他们常驻在这儿，会不会来个“大鱼吃小鱼”？倘若是路过此地，又会不会“借途灭国”？

　　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听过毛泽东的课，并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运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对此也略知一二，但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去见毛泽东。见信后，毛泽东不露声色，耐心细致地向龙超清、陈慕平等介绍了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希望袁文才合作，一起参加革命斗争。龙、陈等人也向毛泽东介绍了宁冈党的状况及袁文才这支武装的情况。

　　袁文才听取了从三湾回来的陈慕平的报告，了解到毛泽东及其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的详细情况之后，表示愿意合作，心里也很高兴，但他仍不放心。早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夕的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就从安福县农民自卫军领导人王新亚那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革命武装有所了解。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莲花县时，受中共江西省委委派给毛泽东送信的宋任穷，又向毛泽东转告了江西省委关于袁、王部队情况的介绍。毛泽东进一步得知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已经是在党组织掌握之下的革命武装。但是，当时有些同志只看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的缺点及其受绿林武装的影响，而没有注重他们革命性的一面，把他们看作是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的障碍，因而主张以武力把他们吃掉。

　　当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时，毛泽东以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政策问题。会上，毛泽东全面分析了这两支农民武装的革命性及对他们采取团结与合作方针的重要意义，使到会同志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实行团结与改造的政策。

　　为了慎重，袁文才决定做两手准备，先回信给毛泽东，约定10月6日在茅坪大仓村林风和家的吊楼上会面，随后又命令李筱甫、周桂春等头领在林家四周布下伏兵。一切安排妥当，这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桥头，等待毛泽东的到来。

　　太阳升起越高，大仓村越发显得山清水秀，从林家祠堂往外望去，一直可以看到那条拐进山嘴又被密林掩遮的小路。

　　李筱甫突然打断了袁文才的沉思：“大哥，他们来了！”他抬头望去，只见5匹坐骑从山嘴小路上缓缓而来。他禁不住一阵紧张，用手按住插在腰间的短枪，眼睛紧紧盯着那5匹马的后面……5匹坐骑越走越近，他没发现山嘴小路上有人跟来，更没见全副武装的队伍，心弦才算松了松，目光也转落到那些骑马人身上。快到桥头，其中一个人率先下马，徒步朝他走来。这人身材高大却显单薄，面庞宽阔却瘦得颧骨高耸，蓄分头长发，衣服破旧，没带武器，步子迈得挺大却是一跛一拐。见此情景，袁文才紧张防范的心忽地松弛下来。

　　就在袁文才这一刹那的情感变化中，那人已快步到了他的跟前，满目深情地伸出一双大手，操着湖南口音说：“你就是袁总指挥吧？”袁文才措手不及，也忙伸出手：“你是……”那人放声大笑着回答：“我是毛泽东！我们都没有食言，如期相会了嘛！”

　　“欢迎欢迎！”袁文才笑了，“请进村！”一干人马朝村里走来。

　　毛泽东、宛希先等5人被引进林家堂屋，登上吊楼。厅楼的桌面上，早已摆放着一盘盘新炒的南瓜子、玉米花……袁文才亲自为毛泽东泡上了一碗茶。

　　刚一落座，毛泽东见袁文才等人言语不多，各自的脸上略显古板，他便开门见山，侃侃而谈，从大革命失败到秋收起义受挫，从共产党的宗旨到革命军的任务，以及工农革命军南进湘南的意图，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并说：“我们的队伍此次路过贵地，希望得到袁总指挥的支持与合作！”随行而来的宛希先补充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党中央专门派他来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坚持武装斗争的。

　　毛泽东的话，宛希先的补充，使袁文才悬在心上的那块石头落了地。特别是听到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时，更显得有些后悔和不好意思了，他搓了搓手，负疚似地说：“毛委员亲自率队来我山村，我袁文才失礼了。”接着，他也把自己的身世和农民自卫军的遭遇如实讲了出来，还说：“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带党组织都遭到破坏，大家转入地下，谁也不敢露头，这下可好罗，有你来作主了！”毛泽东赞扬袁文才坚持革命斗争的勇气，他说：“我知道你们损失不小，但还是坚持下来了，还保存60支枪，真不简单呀！现在我们再送100支枪给你，请你立即到砻市去取。要尽快发展呀，没有武装，我们就吃亏啊！”说完，就让袁文长拿来纸笔，亲自开具领枪的批条。毛泽东的举动，更使袁文才喜出望外。他从毛泽东手上接过那张领枪的亲笔条子，赶忙走下楼来，命令李筱甫要不动声色迅速撤走布在林家祠堂周围的伏兵，派人去砻市背枪，还特地交待部下：“杀猪摆酒，为毛泽东接风！”

　　丰盛友好的午餐之后，袁文才与毛泽东谈话十分投机，不知不觉日已西斜了。双方商定，毛泽东立即率工农革命军的大队人马开进茅坪休整，袁文才在茅坪设立一个医院、在象山庵为工农革命军建立留守处。此后不久，当毛泽东到达茅坪时，龙超清、袁文才召集群众大会，欢迎毛泽东。由于长途行军，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磨起了血泡，行动极不方便。袁文才亲自派人用睡椅（山区人民用竹子制作的一种舒适的椅子）将毛泽东抬到山里的坝上村李晓甫家里作客。他还亲自选定警卫和勤务人员，以确保毛泽东在山里休息期间的安全。他对毛泽东说，我将立即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在井冈山的老庚王佐。工农革命军在茅坪休整后，又继续开拔南进。行前，袁文才特地找到毛泽东，希望毛泽东不要离去。毛泽东告诉他，工农革命军一定会回来的。袁文才将1000元大洋送到毛泽东手上，说：“这是我袁某的一点心意，给部队作个见面礼吧！”并再三请求毛泽东在适当的时候派些干部帮助他训练队伍。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宁冈继续在湘赣边界打游击，袁文才用毛泽东赠送的枪支，立即扩大自己的武装队伍。袁出于自身的深切感受，主动写信给井冈山上的王佐，向他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情况，殷切希望王佐对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采取合作的态度。

　　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酃县水口村后，根据当时湘南已有敌军重兵镇守和南昌起义部队在南进途中遭到失败的实际情况，决定回师井冈山驻军。回师前，毛泽东考虑到在茅坪会见袁文才时，他曾提出派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的要求。于是，毛泽东在水口派共产党员游雪程、徐彦刚、陈泊钧、金蒙秀等4位优秀的军事干部先行返回宁冈，到袁文才部帮助进行军事训练。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派出工农革命第一团刘团副和副官艾成斌直接上井冈山与王佐联络。

　　他们4人返回茅坪到袁部后，袁文才非常高兴，对毛泽东派来帮助他的干部特别器重，分别委以连长、副连长、军事教官等要职。袁文才将扩大的队伍编成两个连，选择步云山为训练场所，以工农革命军为榜样，开展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袁文才本人也自始至终参加训练。从此，袁文才这支农民革命武装，真正开始了走上革命道路。

　　10月下旬，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在做王佐工作的同时，于11月上旬又来到茅坪，与袁文才促膝长谈，启发教育袁文才。毛泽东还亲自到步云山为整训部队上课。在毛泽东的教育帮助下，袁文才的部队发生了深刻变化，更使袁文才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革命和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进一步坚定了他为中国革命努力奋斗的决心。袁文才在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称赞毛泽东学识渊博，有军事才能。他还经常向部下宣传毛泽东是中央一级的大能人。他不仅在口头上这样说，而且在实际行动中认真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做，把毛泽东的意见当作指路明灯。他主动清除部队中那些豪门出身的不良分子和老兵油子，大批地吸收有阶级觉悟的青年入伍，迅速改变了起源于绿林武装的这支队伍的复杂成份，使之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

　　随着袁文才革命觉悟的提高，他对部下遵守革命纪律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有一天夜里，他的特务连有几个战士在野外捉到几只散失的鸭子，回到步云山私自杀掉煮熟吃了。袁文才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开特务连的全连大会，严厉批评了那几个战士，还责成连长带领几个战士去向丢失鸭子的农民赔礼道歉，并按价给予赔偿，在群众中获得了很好的影响。

　　在步云山练兵期间，袁文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各连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一批有觉悟的干部、战士入党。尔后，他又在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他还经常对干部、战士讲：“我袁文才犯了错误，也要由士委会来处理。”他的胞弟袁雪梅是第二连的连长，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士委会的批评后，不仅没改，反而私自离开队伍。袁文才知道后，不徇私情，要求土兵委员会对其胞弟从严作了处罚。由于实行了民主制度，废除了打骂制度，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原则，在这支部队中得到了认真地贯彻。

　　袁文才对坚持不下山而继续过着谋财害命的那种土匪生活的胡亚春、何正山等人，多次进行劝说，但胡、何恶习难改，不听劝告，反而时常冒充袁文才的名义去拦路枪劫，甚至企图谋刺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维护党和工农革命军的声誉，袁文才不拘前盟，大义灭亲，于1927年底将胡亚春、何正山捉拿归案，并于次年正月将胡亚春处决。这使袁文才在宁冈一带更加深得人心。

　　1927年的隆冬即将来临，驻扎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过冬被服成了迫切的问题。为此，袁文才积极协助工农革命军原第一师副师长余贲民在桃寮创办了被服厂，为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赶制过冬棉衣。

　　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城时，袁文才利用他与“和平委员会”的旧关系，把他的部队驻扎在茶凌与井冈山之间的坑口，担任前后方的交通联络工作，同时密切注视江西方面放军的动向，有力地支援了工农革命军顺利攻克茶陵县城。

　　袁文才部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工农革命军派干部帮助训练，同时又经过几个月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考验，于1928年2月中旬，与王佐部一起，从地方武装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袁文才及其所部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列，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7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就曾建议省委批准袁文才担任前委委员或特委委员，让他直接参加前委或特委的领导工作。袁文才得到了党和毛泽东的极大信任。

　　1928年初，江西军阀朱培德乘工农革命军远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机，派出一个营的正规部队进驻宁冈新城，妄图会同地方反动的靖卫团“进剿”刚刚建立起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闻讯后，立即率领部队从遂川回师宁冈，布置新城战斗。袁文才受毛泽东的指派，率第二团第一营埋伏在新城西门外，当工农革命军主力攻进县城，敌军纷纷向西门外突围，朝永新方向逃窜时，他指挥部队迅速切断了敌军的退路，经一阵激战，全歼逃敌于西门外，并活捉了反动县长张开阳，取得了新城战斗的胜利。新城大捷，显示了袁文才部整训后的巨大进步和坚强的战斗力，同时也表现了袁文才本人出色的指挥才能。

　　同年3月间，袁文才率领第二团随毛泽东出击湘南，去策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兵至酃县中村时，得知湘南起义的队伍受挫，正朝井冈山地区转移。袁文才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率部直插资兴、宋阳等地，接应北撤的湘南起义部队，行至资兴的滁口，袁文才与王佐指挥部队，顽强阻击了尾追湘南起义部队的敌军，从而保证了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部分队伍及湘南起义农军，于4月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5月4日，袁文才参加了在砻市召开的庆祝朱毛两军会师和中国红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袁文才的部队被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继续担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蔡协民任党代表。此时，在红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袁文才又被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开始直接参与红四军的领导工作。

　　1928年的5月中下旬，在著名的五斗江、草市坳战斗中，袁文才率领第三十二团镇守在井冈山区的大后方，保证了红四军主力出击五斗江、草市坳，首战告捷，取得了两次占领永新城的胜利。

　　5月下旬，在湘赣边界各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在宁冈茅坪的仓边村召开了湘赣边界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最高权力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由于袁文才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被大会推选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袁文才的工作更加深入细致，责任心更强了，他积极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把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根据地各项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袁文才立场坚定，作战英勇，他与王佐一起指挥部队，坚守在井冈山的桐木岭、朱砂冲、八面山、双马石等各个哨口工事上，顽强地阻击了从永新、遂川等方向进犯井冈山的敌军。8月29日的深夜，袁文才还指挥团部特务连袭击进占大陇、柏路、茅坪的敌军，使准备进攻黄洋界哨口的敌军整夜不得安宁，终于迫使进犯井冈山的敌军退却，从而取得了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之后，在红四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期间，袁文才又率领第三十二团，在10月、11月的坳头陇、龙源口战斗中，英勇作战，再次配合主力红军打退了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敌军，为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袁文才带领的红四军三十二团，不论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还是在出击湘南的征战中，都突出地表现了这支队伍的人民性及其卓著的成功。在地方政权和群众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袁文才经受了井冈山斗争时期艰难岁月的锻炼和考验。因此，在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袁文才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在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特委委员。在同年11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继续当选为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委员。同年年底，为了加强中共宁冈县委的领导，袁文才又担任了中共宁冈县委书记的职务，领导宁冈县人民为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但是，袁文才性格豪爽，争强好胜，跟宁冈地方领导即特委、县委负责人的关系一直不顺。据说，袁文才曾经当众从宁冈县委书记腰间，夺取过一支精美的勃郎宁手枪；随后又跟另一位宁冈县委书记同时看上一个女人，使得两人很不愉快。此外，袁、王与特委因工作问题争辩时，情急之下多次出言不逊：“除了毛委员，天王老子也莫把我老袁叫得动。”这些都为袁文才被害种下了祸根。

　　1929年1月4日，红军前委、特委和红军四、五军军委等在宁冈柏路开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提出了“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目的。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1月7日，传达“六大”精神。因为当时的党中央受到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影响，决议有所谓“杀戮土匪首领，收编他们的部队”的内容。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对“土匪”进行“秋后算账”。袁文才、王佐当时也在场，毛泽东读到这里时，说“休息一下”。

　　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了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使劲扬了扬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了眼，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侵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可出不得乱子。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只得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上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上过师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再说，副参谋长职务上还有军长、党代表、红四军前委呢。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一天，做事有城府、不爱张扬的袁文才来到刘辉霄处，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窗户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望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悄悄走到了门口。他正欲跨门而入，却在本能间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返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动他神经的标题——关于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读了下去。这一读不要紧，一读完，袁文才倒吸一口凉气，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

　　袁文才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然后瞅瞅四周，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无妄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放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一路上，他们化装成商贩，昼伏夜行，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了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几天后，在井冈山腹地边界特委所在地砻市，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从新城急匆匆赶了过来，向特委书记邓乾元报告了袁文才不辞而别，悄悄从赣南逃回了井冈山，现藏在王佐那里的情况。

　　邓乾元大为惊讶，始觉不信，后确证了消息。3天后，他与特委委员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

　　在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对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作擅离红四军的处理。

　　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岂料，这次正常的党委常委会却开得变了调。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身为特委组织部长的宛希先，不得不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在下一级党委会上加以仲裁。

　　宛希先经过反复劝解调停，引导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装的领导。

　　对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成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心结；他的另一个重要心结，便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广为留传着这样一句时谚：“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

　　土客籍的矛盾在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也不例外。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后，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由于土籍的土豪数量远远多于客籍，由此而来，客籍人高兴了，土籍人却认为吃了大亏，加上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挑拨，一时间，根据地内因打土豪、分田地而引发的土客籍纠纷层出不穷。

　　维持现状吧，革命纲领不容许；继续执行呢，土客籍矛盾一时又难以解决。尤其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劳神的是，土客籍的党员大多又置党性原则于不顾，若明若暗地卷进了双方的纠葛中。

　　以1928年2月18日成立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为例，推荐选举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土籍与客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毛泽东只得退而求其次：工农兵政府主席由两籍人士轮留担任，任期3个月。双方这才平息下来。

　　岂料，这一方案后来又横生枝节，待到土籍人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的主席，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土籍人把持的宁冈县委以“没文化、水平低”为由撤换下来。这一下差点激起客籍人的民变。袁文才以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的名义否决了宁冈县委的决议。

　　官司打到了毛泽东处，他批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籍贯地界，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亏你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土客籍的界限要你们带头去打破，可你们是怎么打的？打到党内来了，涉及区委、县委，成了土籍一个党，客籍一个党！”心情沉重的毛泽东接着又说：“消除土客籍矛盾，应当首先从党内开始，道理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哪个以后还要搞土客籍争端，组织上对他不客气！”

　　随后，宁冈县委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继续围绕着土客籍争端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也抽时间到训练班讲课。

　　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客籍间的争端。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人之多。后经边界特委与红四军前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这位时年24岁的党务工作者，祖籍湖北黄梅，自从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一直专事井冈山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建设。

　　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中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关系形同冰炭之际，他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如果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书记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开始，他们担心与袁、王没有撕破脸，且素来支持毛泽东的永新县委一干人不会参与其中。孰料，一经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刘真积极性最高，一直暗伏在心中却又始终无法排遣的对宛希先的仇恨，令他在关键时刻完全丧失了理智。

　　他们之间有何仇？

　　事情还得从“八月失败”说起。1928年8月，红四军下山攻打郴州，宛希先仅率红四军三十一团两个连留守边界。国民党地方民团闻讯后，立即出动200余人，在永新大地主、县联防团团总龙庆楼的带领下，迅即窜犯。同时，他们虚张声势，称国民党正规军将从吉安攻打永新。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永新县赤卫队队长贺敏学等人带领该县7名妇女干部退守在小西江一个村上的祠堂里。到了晚上，龙庆楼带领联防团偷袭而来。赤卫队仓促应战，遭受了巨大损失。一排牺牲了18人，另17人藏于隐匿处方才脱身。

　　对这番惨景与损失，边区特委与永新赤卫队都觉得万分难过。伤心之余，一条无法证实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人妄断，永新县委书记刘真新婚3个月的妻子、妇女干部龙家衡暗通民团，出卖组织。因为联防团团总龙庆楼是其胞兄。

　　这一下如同满锅沸油浇下了清水。赤卫队一排长汪某带着8名战士找到贺敏学，坚决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敏学极力劝慰，以龙家衡矢志革命，早与家庭及兄长决裂，且又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是她出卖了赤卫队行踪，故不能随便抓人。

　　那些人郁愤难平，越级上告，径直找到了宛希先。宛希先未加审慎考虑，同意暂行关押龙家衡。

　　这期间，宛希先又收到一封署名为龙庆楼写给他的亲笔信，称只要放掉身陷囹圄的妹妹，他们可自行退兵。

　　可是，宛希先收到信后，却对这件事的处理更加轻率。他居然同意由赤卫队一排长将龙家衡解往他处，再作处理。这些人已被失去战友的义愤燃烧得丧失了理智，在路途中居然杀害了龙家衡。

　　消息传出，宛希先大为震惊，他这才为自己的处置失当与草率懊恼不已。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痛失新婚爱妻，心中的愤懑与伤痛可想而知，他将失妻的仇恨完全记在了宛希先的头上。同样，朱昌偕、王怀也认为宛希先擅自加害地方妇女干部，是对永新县委的蔑视。

　　不久，朱、毛重回井冈山，这件事暂时平息下去。

　　1929年10月，远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了特委的紧急通知，令他火速赶回，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赶回参战。因国民党正规军的阻袭，宛希先耽误了行程。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方才赶到永新大湾村。

　　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房门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代出自己的问题。”

　　宛希先正欲分辩，却被几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绑入一间土屋内，关押了起来。

　　宛希先顿时明白，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即使百口争辩，也无济于事。眼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赶快脱身赶往袁文才、王佐处。是夜，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掉土屋的木窗，逃上了山。可是，转来转去，一则天黑夜暗，二则心急，始终不辨方位，情急之下，他决定躲在山上，天亮再走。

　　王怀等人很快就查悉宛希先逃走，他们当即动员千余农民搜山。天亮时分，宛希先被发现，未等他开口，就被推进一孔用于保鲜的生姜窖中，被乱枪射杀了。

　　袁文才、王佐等人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两人带着人马，次日便赶往大湾村，一面安葬宛希先，一面痛斥王怀等人。

　　宛希先一死，双方更加对立。原来袁、王与永新县委刘真等人关系还说得过去，经此变故后，双方完全冷落下来。同时，在朱昌偕、王怀等人眼里，袁、王二人已经完全走向了对立。一场更大的灾祸正在酝酿之中。

　　灾祸的导火索是袁文才自己点燃的。

　　在尖锐的对立中，袁、王二人与边界特委共同迎来了1930年的新春。一天，袁文才坐在屋里，与他的供给处长李筱甫围炉烤火，默默无语。

　　井冈山地区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环境，实在令他们心中不安。由于外围的封锁，三十二团的后勤补给捉襟见肘，枪支弹药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袁文才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何不借鸡生蛋，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抓上山？这样来个变害为利，将他那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为红军所用。如此一来，既拔掉了一颗威胁自己的钉子，又可以解决武器的供应，为坚持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袁文才的设想很快得到王佐和三十二团骨干李筱甫、谢角铭的赞同。1930年2月元宵节，三十二团派出周桂春率特务连趁着雪夜，潜行90多里，在茶陵一个名为猎狗垅的地方，将在姘妇家过夜的罗克韶抓了起来，然后威逼着他交出了14名造枪工人和所有的机械设备，神不知鬼不觉地连人带厂搬回了宁冈。

　　按理，袁、王二人在行动前，应按组织程序将“抓罗夺厂”的行动预案报上去，至少应与特委通个气。可是，较着劲的袁、王二人自认为出于公心，又为部队建设着想，加之心中多少瞧不上那些人，心中顺不了这口气，居然自始至终没有对特委言语一声。

　　罗克韶被抓到山上后，受到了袁、王优待，二人为他置酒压惊，时常还到城墙上散步聊天。当然，三十二团也得到了回报，需要从外地购买的原材料，通过罗克韶的旧关系，没费多大劲就购了进来。

　　对此，颇有见地和眼光的三十二团一营副营长、袁文才的妻舅谢角铭不无忧虑地劝道：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干脆将罗克韶杀了，以免授人以柄。

　　袁文才不以为然。他说，不少人劝他干脆杀了罗克韶，这样做，固然应该，可是杀了罗克韶，兵工厂的原材料从长沙购得进来吗？费尽心思缴获来的兵工厂岂不是无法利用？

　　这时，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韶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韶。

　　袁文才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

　　谢希安愤愤而出，气呼呼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韶。

　　宁冈县委一班人一面惊叹如此大事、前前后后俱不闻袁文才向特委有只言片语的报告，更令他们紧张的是，如果罗、袁等人勾结在一起，那边界革命算是彻底完了。于是，他们立即报告了特委书记朱昌偕。

　　这时，宁冈、永新的豪绅趁机煽风点火，一时间“袁文才已反水”、“袁、王被逼，另找出路”的消息在边界内外传得沸沸扬扬。总之，各种不利于袁、王二人的传闻甚嚣尘上，言之凿凿，不由得人不信。

　　本就对袁、王怀有深深偏见，又恼其不受拘约的特委一班人得到信息后，连最起码的调查研究都不搞，更不用说实事求是、按组织原则办事。他们怀着惊恐、仇恨的心情，用“左”的调子，以形同帮派方式的处理方法，认定袁、王二人已反水，不借机除掉，后患无穷。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

　　彭清泉在中央收到了两任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对事关袁、王的报告后，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先入为主，定下基调，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当边界特委提出了诛除袁、王的主张后，他偏听一面之词，根本不作任何形式的调查研究，立即拍板赞同。

　　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却令他们深感头痛。袁、王两部合编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兼之该部官兵对井冈山地形特别熟悉，闭着眼都能找到方位，他们大多猎户出身，战斗经验丰富，其军事实力决不会在留守的红五军之下。显然，企图用“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怎么办？几经商定，他们决定采用智取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红五军，再行下手。

　　诱骗已与特委水火难容的袁、王二人到永新县城，这能实现吗？不知谁又出了一个“高招”，盗用毛泽东的名义，修书一封，以整编部队为由，让袁、王二人前来接受新的组织调整。

　　信的大致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第一步预谋妥当后，特委决定游说彭德怀和他的红五军。如果没有红五军的支持，要想贸然对袁、王下手，无异于徒手斗猛虎。特委书记朱昌偕带人在暮色苍茫中赶到了安福红五军军部。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在睡梦中被惊醒，听说地方党委负责人深夜求见，急忙迎出内室。还未开口，朱昌偕便赶紧走上前拉住他的手，焦急地说：“彭军长，出大事了，袁文才、王佐要叛变。”

　　彭德怀蓦地一惊，忙扶来人坐定，安慰道：“不要急，慢慢讲。”

　　朱昌偕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韶叛变了革命。他们在特委联席会议上，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时手拿驳壳枪，嚣张得很。看样子如果不通过他们提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说到此，朱昌偕请求道：“情况已到万分危急的地步，我们特委务请红五军即刻出动，挽救这场危机。”

　　“情况有这么严重？”彭德怀有些将信将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昌偕忙解释道：“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政治部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话，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如此严重紧急，又见朱昌偕等人这般焦急，彭德怀未作深层次的思考，也没有从长计议，与红五军军委成员草草讨论后，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

　　彭德怀特别叮嘱，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要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2月22日一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与此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然后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700余人枪，进驻永新县城禾川镇。

　　特委组织了上千民众，在城东浮桥头举行了欢迎仪式。大家一阵寒暄，便在城内的肖家祠堂添酒开宴。席间，彼此夹菜劝酒，猜拳行令，纷纷祝贺“袁、王二人荣升新职”。

　　一时间，袁、王二人与特委间出现了罕有的融洽。

　　当晚，酒足饭饱后，袁文才被安排到了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那是一所干净宽敞的宅院，王佐则住进了尹家祠堂，其余官兵则散居于附近早被腾空出来的店铺与百姓家。

　　随后，特委会议在永新城一家民房里召开。

　　一开场，彭清泉公开批评袁、王道：“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韶，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王二人一听，顿觉头皮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行为一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韶的动机和经过一一详陈。

　　会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而耿直的王佐早已按捺不住：“你们这帮人，整天无中生有，老子为建兵工厂，辛辛苦苦，如果哪个在打我袁老庚的野话，就莫怪我王某人不客气……”说着，他将腰间的驳壳枪取下，重重地拍在了桌上。

　　朱昌偕说：“你们干什么事都背着特委，根本就不把特委放在眼里……”

　　接着，王怀、龙超清等人群起而攻之。久积的怨愤，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袁文才、王佐据理力争，力陈己见。双方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会议的形势，已变得无法控制了。

　　恼羞成怒的彭清泉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如同晴天霹雳，喧闹的会场霎时死一般寂静。

　　“土匪”，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共六大文件内容的袁、王，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这个字眼。

　　然而，这两个字已经从代表中央的人的嘴里迸了出来。

　　仅仅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几乎是在怒吼：“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朱昌偕急忙出来圆场：“大家息怒息怒，暂时休会。”

　　会议暂时结束了，但是，双方堵在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

　　王佐回到住地，立刻拉上袁文才就要回去，并不停地说：“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当。”袁文才制止了他。

　　2月23日，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继续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被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住在一起。后来，因王佐提心吊胆，不能入眠，袁、王又调换了住处。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二位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远在安福的彭德怀哪里知晓其中奥秘，他这次轻率地派兵带来了平生第一次遗憾，以致于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时常内疚于心。

　　悲剧终于定格在了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5时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10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庭院，袁文才的几名毫无防范的卫兵则被逼到了墙跟。

　　袁文才在睡梦中刚睁开睡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袁文才的眉心。随即，另外几支枪同时响起，睡在里屋、不会打枪的李筱甫在胡乱放了几枪后也倒在了血泊中。

　　一直心怀警觉并在住处内打好了地洞的王佐，听到枪声骤然响起，仿佛天人感应一般从床上一跃而起，嘴上连连叫道：“不好，出事了。”然后，带上刁辉林等人沿着地洞钻出了祠堂，来到了菜地边，跨上几匹未卸鞍的战马，飞驰而去。

　　然而，当他们冲到城东浮桥边时，浮桥早已被撤掉，宽阔而幽深的东关潭令人望而生畏。回首处，永新县城罩于雾霭层层里，枪声、喧闹声像一壶煮开的沸水，喧腾不止。

　　王佐等人立即牵马跳进了东关潭，抱着马脖子，拉住马尾巴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他们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伴随着战马凄厉的声声嘶鸣和几人声嘶力竭的争辩，东关潭回旋着一汪血污，继而渐渐趋于平静。王佐就此命丧东关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李筱甫等人的17具尸体，内含三十二团所部的6个连长。

　　然而，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毛泽东听到袁、王等人被杀的消息后，十分震动，也十分伤心，他气愤而痛苦地说，井冈山的红军完了。果然，这以后，袁王的原部下也被错杀了不少人，又逃离和反水了不少。井冈山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后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不得不开始长征，与袁王被错杀、失去井冈山根据地有重要的关系。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袁、王两位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袁文才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刚好是49年前秋收起义的日子。现在，井冈山烈士雕塑园中，位于毛泽东左右侧前方的，分别是王佐和袁文才的雕像。

　　历史在井冈山时期，又一次发生了曲折。可悲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无力掌握战友的命运，却要听命于满天飞的“钦差大臣”。袁、王被错杀，是党内“左”倾错误留下的一个严重教训，也是地方帮派势力斗争结出的恶果。我们党是一个开放的党，是在吸收各方面力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这“各方面力量”包括改造土匪，收编敌方人员，争取中间力量等。水至清则无鱼。在社会中，哪来100％的、纯而又纯的共产党人？如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各个新阶层，是他们共同组成了建设祖国的新力量。各个群体、各个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期考验，也可以入党。我们决不能把他们中的一些人视为“异己力量”，这样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大原则。当然，也要防止个别投机份子混入党内，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