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fallout4闪退:经济学者的道德悖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20:49:47
新浪财经
冯友兰先生反思自己言行时写道，“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
“立其诚”说易实难，对经济学者来说就更难。薛兆丰先生最近就发牢骚，说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往往被冠上“不讲道德”罪名，因为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
一方面是老百姓（及其代言人）觉得经济学者不讲道德，而另一方面是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在讲职业道德，经济学者身上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道德悖论。回顾近年来关乎经济学者的一些是非争议，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道德悖论在作怪。
○茅于轼“喊冤”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新浪财经资料图茅于轼：群众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 把我带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国经过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被压抑了几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发的机会。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 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而张维迎则刚过二十多岁，用充满好奇的眼光, 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中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我们这两种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却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
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 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风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我是我们小组的副组长，另外有一位正组长。两个组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结果当然无所谓胜负，但是确实给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
张维迎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经济系的研究生很多，让张维迎参加这次会议，显然因为他与众不同。他的导师何炼成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为何老师善于识别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时候学校里教的主要内容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何老师鼓励新思想，不怕离经叛道。张维迎就是正在两种经济学中进行认真思考和慎重选择的时刻。他在小组会上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他的发言获得普遍的称赞，并且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的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个领导点了名，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不平，就写了文章支持他，但是发表不出来。从那儿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经济改革的战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视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被批，坚持派俨然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从批判“为钱正名”以后，张维迎很快地成长起来。他后来表现的学术上的坚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这次受到的批判有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和我不断有书信未来，展开了许多讨论，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和改革中的问题。1984年底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几乎每星期都会碰几次头。记得经常往来的还有宋国清、张敢明、栗树和、梁天征等。1984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丁宁宁邀请我参加能源组的活动，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有机会通过我带到国务院的中心发表。特别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应该承认，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初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但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雷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但是现实生活远远比理论丰富。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全面公有制过渡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价格的过渡性变化是丰富多彩的。记得那时候张维迎写过一篇文章，论证公费报销会导致价格扭曲。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公费报销虽然也有，但是数量很少，不足以影响到整个价格系统的均衡。然而在全面公有制的中国，公费报销数量大，足以影响均衡价格。他的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冲突。
慢慢地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承认分散决策和自利行为，在市场规则被遵照的条件下，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目标的确立并不等于目标能够实现。如何从计划经济的现状转变为市场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动态问题，和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表达的静态问题完全不同，而且这儿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状况。比如， 经济改革中应该先放开价格管制，还是先解决所有制，这儿没有现成的理论，恐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解。这个动态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博弈过程。它的发展视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指导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一旦方向确定了，剩下的事基本上是一个博弈过程，而且是多个参与者，多个策略，极其复杂的博弈。1987—88年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价格改革的方向也放弃了成本定价，接受了市场交换价格的概念。当时更多的问题是实施。张维迎逐渐把兴趣转移到博弈论。1990年改革进入低调，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阅读一本影印的青木昌彦的《非合作博弈企业理论》，他读完后介绍给我，在去英国时就把这本影印本留给了我。可是我为别的事忙，没有仔细读。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主修课是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而所用的学科则属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他在为《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说： 如果说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有什么不同的话，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着眼点上：博弈论是方法论导向的，而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
张维迎在研究企业的时候，越来越感到法律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又关注法学，写出了《产权、政府与信誉》和《信息、信任与法律》。从张维迎治学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的确，以我之见，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许多学者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将走入僵局。也正是这种判断的反映。
前面说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标的确定，一旦目标确定它的用场就很有限了。目标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动态问题远比静态问题难解得多。中国的经济改革内容非常丰富，这是人类历史中几乎是惟一的现象。但是要科学地总结并不容易，至今还没有看到对这一动态过程的理论归纳。如果说中国人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要从改革转变过程中的博弈去发现。
在改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豪富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 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在这场争论之中张维迎坚定地站在维护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受到不少误解。对他的主要批评是认为他是为富人的利益说话。其实，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相反有些讨好公众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说假话，把是非搞乱。这才是危险的。我们在全力以赴地保护穷人的时候(我国穷人的权益常常严重地被侵犯)，不能侵犯富人的权益。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彼此残杀的历史，人的心思都用来人斗人了，还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
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改革前谁有胆子当富人？当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许上大学，不得参军，更谈不上出国，甚至还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国已经彻底地消灭了富人, 真正变成一个穷人国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过去的穷人变的，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弱势群体”变来的。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门路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人才去创业做生意。难道我们还想回到那种状态吗? 我们愿意穷人永远当穷人，还是有希望变富人? 当然是后者。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会上总有穷人。不论这个社会有多富，穷人还是难于避免。至少未来五十年里这种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不谈学问，就拿做人来讲，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他自己就是从陕北一个穷山沟里苦读出来的。我前年想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得到张维迎慷慨出资十万元。他不但自己出资还帮助我募款一百万。他那热心扶贫的精神使我极其感动。我想这和他的出身有关。有些人口口声声为穷人呐喊，但不见行动。不过对社会来讲，一个学者重要的倒不是参不参与扶贫，而是要敢说真话，要有良知，要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时髦。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
○薛兆丰“喊冤”
薛兆丰：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常被误为不讲道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M是我在美国认识三年的香港朋友。他在诺奖得主斯密(V. Smith)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将来会是个拍卖领域的专家。因为都是广东人，又在同一个地址上班，我们常见面，谈吃、谈喝、谈科研。不过，我一直没有向他提及，我在中国大陆写了八年的经济专栏。
很偶然，他在我的杂物堆中，发现了我在国内出版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便拿回家去。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说我写得好，须尽快到饭馆畅谈。席间，他问：“相识三年，为什么从不提你的专栏。”我答：“美国生活太闷，怕你不同意我，吵起来，没人陪我吃广东菜。”
经济学著作给我的第一次震撼，是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那是16年前的事情。丁小波把《财经周刊》的一角地盘交给我，让我每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是8年前的事情。从8年前起、乃至从16年前起，我就深知自己的世界观，与身边太多人是如何的截然不同。
只要传媒肯付钱，我乐于直陈己见，然后看着远处的读者吵呀吵；但身边的亲戚朋友，时间宝贵，怕伤和气，为免事端，我宁愿闭口不谈或左右言他。这就是我要向读者郑重介绍的“经济学免责声明”：经济学往往会令你与友侪产生不可逆的观念隔阂，你事前要有思想准备，事后要有敷衍对策，由此产生的代价，经济学概不负责。
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虽然他所具备的“人情”，与那些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其实分不出高下。
阿尔钦(A. A. Alchian)在教科书中写道：“购买由童工制造的纺织品，是否不道德？假如你不购买，会让非洲的童工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要是你能救人于水火，当然最好；不然，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则可以避免他们沦落到更不堪的境地。”
我的老师、经济学家兼辛迪加作家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也是阐释质朴无华的经济原理的高手。课堂上，他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可以反过来向左上延伸，穿过纵坐标。其含义是：只要价格足够高，人们就不仅会停止购买，而且会开始供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出价够高，同学们都会一个个卖光衣服，赤条条走出教室。
还有一次，威廉斯教授抱怨威廉斯太太在家里太唠叨：每次教授回家晚了，太太就说她是多么的担心。读者朋友，面对太太的唠叨，你知道职业经济学家的职业回答吗？威廉斯说：“你这么担心我，是因为我给自己买的保险不够高。”哄堂大笑之余，我相信每个学生都会永不忘记，他们领教过一次冷酷经济学中的深蓝。
最近吴向宏先生批评我：“薛兆丰有些时候不免马失前蹄，挂一漏万，如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贬斥”*。我回应：十年前，有人说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布坎南(J. M. Buchanan)投书报社反驳，指经济学者若离经叛道，就只会堕落为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随营娼妓”**。我是布坎南的学生，且老师中没有一个赞成最低工资法。若因此说我“缺乏终极关怀”，我却之不恭。
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规律的学科。是的，很多政策建议，其用意是善良的，但经济学的作用，恰恰是指出这些善良建议所带来的恶果。当经济学者(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往往被冠上“不讲道德”罪名。已经16年，我早就习以为常，但真的想学点扎实经济学(sound economics)的新朋友，可不能忘记这“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注释：
* 吴向宏，“薛兆丰的基尼系数无用论简直是信口开河” ，2006年07月21日《南方都市报》，见于新浪网。
** J. M. 布坎南，A20版读者来信，《华尔街日报》，1996年4月25日：“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来源：FT中文网-FTChinese.com)
○ 经济学者是这样看待学者职业道德的
张维迎：
学者的本职是“求真”，把问题搞清楚，说透彻。
学者与政治家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治家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
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由于真正的学者通常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有很深的信仰，并且对政策的后果看得比一般人远(这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他们也很注重自己的长远声誉，希望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考验，所以如果不是媚俗大众，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会与多数人的喜好相同，也可能不同。
钟伟：
求真是学者第一要务 替百姓说话不是其必然使命
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
钟伟/文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薛兆丰：
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近两年，中国舆论不仅强烈呼吁经济学者提高专业水准，还要求他们提高道德情操。前者须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而后者则可以靠拍胸脯来达到。不奇怪，短时间里，媒体上就涌现了一批自称“研究穷人经济学”、“为广大股民说话”、“为社会整体代言”、“自己决不会被收买”的经济学者。这不是好现象。
不论是公众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还是经济学者标榜自己的道德，都是可怕的趋势。经济学者本来是最明白其个人道德不可能改进社会的人。如果经济学者不但不去从事研究，还要靠标榜个人道德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就意味着他双料的堕落。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经济学第一课，不应该学什么“供给需求”，而应该学习欣赏经济学者哈耶克（F. Hayek）所说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美国人里德（L. E. Read）在1958年发表的短文《铅笔的故事（I, Pencil）》，极生动地阐释了“自发秩序”的思想精髓。国内学者秋风把它译成了精美的中文，在网上容易找到。
在这篇短文里，里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铅笔的制作过程。从石墨、粘土、木材、黄铜的开采和炼制，到铅笔的发明和合成，再到运输和销售，当中糅合了多个年代、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和劳动。令人感叹的是，当中没有一个人完全掌握制造铅笔的全部技术。事实上，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铅笔的制造，但铅笔还是诞生了！
铅笔的寓言告诉我们，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他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另一方面，经济学者要“取宠”也并不难：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
容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机场的咖啡会贵、为什么房价升得有道理、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剥夺了低收入人士的就业机会、为什么免费教育其实是高成本教育、以及为什么知识产权对本国的科技发展重要。我这里先要说的是，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
○ 经济学者是这样处理道德问题的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
经济学虽然离不开“道德”、价值体系之类的概念，但它本身不研究道德问题；经济学家作为社会公民的一分子，应该是有道德的；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应该作传经布道的工作；但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
张五常：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
冀志罡：经济学是科学 科学是不管道德的
经济学是科学。要明白经济学的作用，首先要明白这一点。虽然不断的有人提出置疑，但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科学的用处是解释现象，而不是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是科学与技术的一大不同之处。试想物理学有什么用呢？多少亿光年之外发生的事对我们的生活有丝毫的影响吗？价值连城的粒子加速器能增长我们的福利吗？都不能！但几千年来人类在科学的事业上孜孜以求，又是为了什么呢？科学家们是否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呢？
经济学是科学，是用来解释人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所组成的社会现象的。在这个问题上，无数的人存在误解。他们误以为经济学是用来指导经济建设的，是教人们发财致富的。而就在不久之前，我也有同样的误解。没办法，知识的隔阂就是如此之大。
由于这样的误解，长期以来我对经济学并不感兴趣。我仅仅把它当成一门技术。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薛兆丰先生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经济学的功用不是发财而是解释人的行为。说来难以置信，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迷上经济学的。当然我并非不想发财，但我却由此知道了经济学原来是科学，她可以教我理解这个世界。
经济学不能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是技术)，却可以改造世界观。她的唯一作用就是教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自然科学教我们理解物质世界，而经济学就是教我们理解人的世界。在学习经济学之前，我也曾认为政府应该大力扫黄打非，但现在我主张卖淫、毒品和赌博通通合法化。经济学不能改善我的生活，却可以改善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怎么能说没有用呢？
什么地方有经济管制，什么地方就有腐败，什么地方有经济干预，什么地方就有市场对干预的自发矫正。经济学让我懂得，走私是对贸易管制的矫正，腐败是对经济管制的矫正，贩毒集团是对毒品管制的矫正。这些我们称之为违法犯罪的现象，根源都在政府的管制。
经济学家说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不是说腐败好，而是说在经济管制这个约束条件存在的前提下，腐败能够提高效率。如果不懂经济学，你就只能不着边际的说经济学家没有人性。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是不管道德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会奢谈什么"为经济学引入终极关怀"。那其实是一场秀，是做不出学问的学者所做的一场道德秀。他们能够博得掌声与喝彩，但对人类的知识不会有任何的增益。
张五常说经济学家没有用，是说经济学本身不能用来创造财富。你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政府听不听是政客的事。他说的对。怀抱安邦定国的理想来做学问是不行的，而今天的许多中国学生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在学习经济学。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张五常一方面说经济学家没有用，另一方面却不断地提出政策建议。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为宏观经济构建数学模型，试图以此来指导经济发展。他们所追求的，与其说是科学，毋宁说是技术。空空如也的数学没有用，却是经济学者唯一的生财之道。那么多的人孜孜以求，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的确，从功利的角度看，经济学的确没有用。但若取这样的角度，就所有的科学都没有用。难道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科学都错了吗？难道不是科学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才使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了今天的成就吗？
出了问题的不是经济学，而是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
世上没有真理这回事，正如世上没有上帝。是科学使我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说经济学有什么用的话，这就是了。
○ “不讲道德”之穷人篇
樊纲：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
收入差距拉大：是否不可避免？
总体收入水平提高增长速度有别 差距拉大属于改革发展必经阶段
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明峰
嘉 宾：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
赵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樊 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 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0.4左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怎么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
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还是感到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难道这个问题就无法避免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樊纲：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吴敬琏：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差距不能归咎改革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你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李实：这种论断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构造。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左右。1997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过去一段时期内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可以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倾斜，带来城乡之间巨大差距。
赵人伟：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都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我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3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不会引起社会动荡
记者：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萧灼基：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应该十分重视，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国有很多特殊情况：第一，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是有，但是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这和有些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不仅是差距扩大，而且伴随着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下降。一个是上升趋势，一个是下降趋势，不一样。第二，我国还有3条保障线，一个叫贫困线，一个叫低保线，还有一个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这3条线保障了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3条线非常重要，人如果吃不上饭，就要闹事了。国家对最低、最贫困的群众的生活做了适当的安排，通过最低保障线来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就能够稳定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能够起到稳定作用。第三，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要逐步改变贫困者的贫困面貌。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以此逐渐地保障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对不少贫困人员来说，他们也会看到希望，除了极少数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外，多数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希望，这样我国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不会出现大的乱子。
林毅夫提穷人经济学 称贫富差距关键是穷人太穷
经济学家林毅夫(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经济学家首次解读“十一五”规划
以“新农村运动”闻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昨天撰文阐释“十一五”规划。在这篇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林毅夫以“穷人经济学”理论，分析“十一五”规划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价值。
在“十一五”规划审议通过后，林毅夫是第一位撰文解读的学者。
林毅夫重提“穷人经济学”
此次的“十一五”规划对于贫富分化有重要论述。对此，林毅夫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中到“穷人致富”上。林毅夫对此的看法和他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一脉相承。舒尔茨的观点曾因为被温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引用而在国内广为人知。
如何让穷人变富？林毅夫认为，国家必须让他们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而“穷人所能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这就需要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同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就已提及，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缺少一套相应的体制保证，尤其是“价格机制”这样一个市场法宝。
在林毅夫看来，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是渐进的，其间，仍然存在资源的价格扭曲，尤其是资金和土地价格还被人为压低。在这种体制下，富人还可以用低价融到资金，经济靠投资拉动增长迅速，但效率不高，也没有带来足够的就业。
林毅夫说，丰富的劳动力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本来就是“比较优势”。他展示了依靠这一优势发展的理想图景：依靠劳动力的优势，“我国的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只具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
同时，林毅夫也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远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降低环境的压力。
晨报记者 张黎明
周克成：社会的进步是伴随着一次次的贫富分化到来的
贫富分化的成因有多种，有的是好的，有的则是坏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贫富分化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分析它的具体成因，然后再作出判断，而不是一味地反对、指责贫富分化。因为这样做，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是伴随着一次次的贫富分化到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一直都很贫穷，而这么一个大国，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富裕起来。那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必然的社会进程，而在这期间形成的贫富分化没什么不好的。因为这意味着有一些人开始摆脱贫困，步入富裕了。
例如，现在城里很多出入高档写字楼、月收入数千上万元的年轻白领都是来自农村，有的甚至来自偏远、贫穷的山村。很显然，只要我们拿这些年轻白领去和他们的父老乡亲相比，就会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因为他们的很多老乡，辛辛苦苦一年未必比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干半个月赚得多。那么，这些年轻白领取得了成功，和他们的老乡拉开收入差距，这样的贫富分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难道年轻白领的进步阻碍了他们老乡的进步？完全不是。
当然，你会和我说，你反对的并不是贫富分化，而是过度分化。问题是，什么是过度分化？比尔·盖茨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么，他和我们的贫富分化是不是过度了呢？
相信很多人会说，盖茨和我们的贫富分化不算过度，或者这些贫富差距即使很大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因为他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来的。这就对了，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他的钱是靠什么手段赚来的，而不是他到底赚了多少钱，和我们拉开了多大的差距。
政府垄断、官商勾结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这些贫富分化才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但是，当我们反对这些的时候，是完全不必拿贫富分化来说事的。因为靠政府垄断、官商勾结赚的钱，是一分都不应该赚的，而不是赚了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由此是否造成了过度贫富分化的问题。
反对贫富分化“过度”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假如这个社会不允许别人暴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产品开发、企业经营上呕心沥血，其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贫穷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好产品、好企业是不可能面世的。
二是如果一定要反对贫富分化过度，我们就得有人去判断什么是分化过度，然后去执行，执行的办法是什么呢？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制剥夺私人财产。这等于是把我们每个人都置于随时可能被剥夺私人财产的境地当中。
无论是政府还是什么组织、个人拥有判断贫富分化过度并且反对的权力，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必定成为受害者。因为既然他们有这个权力，要行使这个权力，他们就会偏向于认为我们和他人的贫富分化过度了，并且剥夺我们的财产。
事实上，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不是没有过的。几十年以前，就有人以 “均贫富”为目标打土豪，可结果怎样呢？到最后是人人都成了被剥夺者，人人都一贫如洗。
○ “不讲道德”之医生篇
张维迎：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比如医疗问题，是由价格体制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但现在变成了对医务人员道德问题的反思。
周其仁：我们要明白，市场体制最重要的特征是准入自由和价格自由，而不单单是收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政府垄断经营许可并实施价格管制的当下中国医院，称为市场体制或“市场化”的。我国公家医院的现状，既不是香港和欧美的“政府医院”，也不是市场体制里的赢利性机构。比较恰当的比喻，还是一个向普通人收费的官家招待所。在这个招待所里，权力侵犯他人利益，天价消费也损害他人利益。
胡晓翔：药费太高，光靠痛骂医生起不了实质作用。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一定要打破行政垄断，打破了行政垄断才是真的市场化了。
郑山海：医生创收不是他们道德滑坡的主要因素，缺乏正当的创收手段以及充满了不正当创收的办法，才是让医生和传统道德渐行渐远的关键。尽快改变当前医生尴尬地谋生手段，才是挽救医德的关键所在。
○ “不讲道德”之学费篇
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张维迎
（原标题为：教育这笔帐该怎么算）
我想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分开大家肯定同意，但我们始终别忘了一点，我们今天面临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个封闭国家的教育问题，而是全球化情况下的教育问题。以大学为例，大学好多专业的教师市场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商学院感觉最深，即使在国内，李嘉诚办了商学院，欧洲办了商学院，然后哈佛等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跑到中国来办。我们还要不要有中国的大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大学有很多种模式，有一种模式是OEM，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邮电大学都在做OEM。很简单，外国大学来了，你帮助招人，国内学2年，国外学1年，叫作2+1，然后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学了。我们自己的大学管得很死，没有办法，这样很可能最后都变成OEM。现在大量的商学院也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80年代面临的问题，只是大学死起来比较难，由于教育的特点，使它活起来难，死起来也难，没有几十年是死不掉的。
我们再看我们的学生都是全球化的，很多的研究生没有必要非在国内上大学。现在我们一年的教育经费流失几百亿，过去是研究生出去，现在是大学、高中生好多都出去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教师待遇就这样，那么好的老师都跑了，好的学生不到这来了。我想，用不了10年，英国前300所最好的中学，基本被中国人占据了。所以，我们不能关起门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另外就是中国要不要有一点像样的大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现在一批评大学就是大学变成赚钱机构，腐败了，教师的心黑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几年前都说提高教师的待遇，义务教育国家没有给钱怎么办？大学也是这样。像北大，一个大学生25000元的成本，政府给拨款6000元钱，学费5000元，其他的钱哪来？这是很简单的算术问题。站在大学外部的人批评大学，但大学里边的人的酸甜苦辣谁知道？我们的校长们一会儿跑到新加坡，一会儿跑到泰国，干什么？给人家叩头要钱啊，没钱怎么办啊。我所知道的好的大学，并没有谁想去赚钱。我们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光从海外引进的博士学位人才50多个，我们怎么去吸引人？没有一定的待遇不行。真正好的大学，所有的经费一定是用来想办法把这个大学做得更好。我们现在海外招来的人有特殊待遇，比我们原来教员的待遇高得多，没有办法，否则人家不来。对原来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牺牲。真正要办好大学，是需要很大的牺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从更大的决策层面上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有没有竞争力？欧洲的大学为什么现在不行了？美国把它击跨了。过去是美国人去欧洲留学，现在欧洲人跑到美国留学，为什么？教育体制不行。
再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保证给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绝不能不让私人办中学、小学，人家办得好可以呀。而且大家也不要认为私人办的中学就是拼命收钱，收钱的现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私人中学特别注意把贫困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自己学校，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上大学还要提供助学金，因为他们在乎这个学校整体的声誉。所以，我们义务教育国家应该保证，但不能卡住不让私人办学校，大学更是如此。我们现在搞的大学不能让私人自由进来，我说的私人不是营利的。我可以保证，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绝对不会成为一流大学。现在网络大学可以做这些，培训班可以做这些，大学分工比较细，越靠近应用的东西，很多被咨询公司、公司大学做了，真正好的大学靠营利是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再过10年之后，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常，中国出现一批有钱的人愿意投资学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留名。即使企业办得好，但是30年、50年可能就没有了，只有大学是长生不老的，所以，国外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大学。捐给大学，过了10代人、20代人都知道他的祖先名字在大学里挂着。所以，一定会出现一批人愿意办大学。政府在这方面不能管得太死。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学费的问题，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多的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病人，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学校都想各种办法筹集资金解决贫困生的学费问题，包括我个人，我把所有的稿费一年几万元全部设立贫困生的奖学金。我们还从企业找钱，国家一年给100万，学校还用各种办法拉公司设立以公司命名的助学金，想尽各种办法让贫困的孩子上大学。
从教育内部来讲，把教育部拆开，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给人家代工。很多做得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是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二战之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法国要当一个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国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时期，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被北大和香港大学同时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本文系作者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本报略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编者)
周其仁：反对教育产业化是一句很空洞的口号
还没写完本文标题，就想到它要挨骂。但仍然坚持写了下来，因为前思后想，我认为无论怎样高喊“反对教育产业化”，还是无助于解决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我认为不是“产业化”或那根本子无虚有的“市场化”，而是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现在广招批评的“教育乱收费”，恰恰是教育不能满足需要的一种表现。教育政策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任务，是动员社会多种资源和力量大力发展各类教育的数量，提升教育的质量。空喊口号贻误时机，只会越来越被动。
先简单举证一下教育怎样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农村居民至今是我国人口大数，农民子女受教育的需要，满足了没有？没有。就是最起码的义务教育，全国而言至今也没有完全落实。本届政府承诺两年内实现全部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如果做到了，是一项了不起的德政。我国农村天地广阔，真正做到“一个不能少”谈何容易！
不少农民已经离开了农村，这又是当今中国的一项国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万、几千万。这些身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农民”，一部分把子女留在了老家乡下——我刚刚访问过的一个地方，“孩子只会叫爷爷奶奶，不会喊爸爸妈妈”。还有一部分，带着孩子在城镇打拼。这些进城农民子弟的义务教育权利，怎样切实保障？今年两会以后，看到一些城市政府发言人解说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两免”政策必须在原地解决的报道。“原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里的干部会把“两免经费”汇到每一个在外农民工手里，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吗？要是“原地”做不到，城市政府又管不了，这部分国民的义务教育如何覆盖？这就需要中央教育部门出场了。高喊“反产业化”，对履行该项职责显然也没有什么帮助。
再往城镇看。为什么“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愈演愈凶？原因甚多。但是我以为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本报读者，都不会相信以下的说辞：那些大把“乱收费”的学校负责人，是因为脑子中了“教育产业化”论的毒，或者像某位公立大学校长最近说的，是因为受到了“泛市场论”的蛊惑。
冷静下来认识“教育乱收费”的根源并不难。我们先问，教育为什么可以乱收费？我们国家已实现产业化或市场化的行当很多，粮食和农副产品、牛奶和饮料、纺织品和服饰、鞋袜、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暖壶、餐饮、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电脑、随身听、手机……为什么都没有乱收费？是这些行当早就把“产业化”批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是因为这些业者从来远离“泛市场论”，以至于个个都成了“完全不想乱收费”的圣人？
其实，以上提到的许多产品和服务，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乱收费”。上世纪60年代初，不少大城市突然开放“高级糖果点心”和“高档餐饮”，把很多居民家庭多少年的储蓄一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是“乱收费”是什么？80年代的居民为一张“彩电票”付几百块还要走门子，不是“乱收费”又是什么？可是说来奇怪，那年头要是挤不进“乱缴费”的行列，人们还老大不乐意哩。
是的，天下所有“乱收费”皆因为有一些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供不应求”的状况越严重，形形色色的“乱收费”就越严重。这是“乱收费”第一定律，无论彩电还是教育概莫能外。要是说来骂去多少年，“乱收费”依然故我，甚至愈演愈烈，那就一定是在“扩大供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能对症下药消除这些妨碍扩大供给的因素，破口大骂“产业化”一万年，“乱收费”还是挥之不去！
不要一听到把彩电、鞋袜、餐饮之类“形而下”的玩意与教育并提，就以为是在故意辱没斯文。没有这个意思。教育当然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就完全没有一点相通之处，更不应该以“反对产业化”为由，拒绝从其他产业部门怎样从严重的“短缺经济”转向“买方市场”的成功经验里，结合教育的实际情况来一点学习和借鉴。
事实上，今天就是放手允许“教育乱收费”，我国的教育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方面的主要证据就是蔚然壮观的“留学潮”。部分学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国留学，永远需要。但是眼看那么多中小学生都远离父母、跨洋越海去“留学”，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不错，总有人误以为“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圆”。也不错，给定高额的海外留学费用，部分海外自费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显赫——不是“大款”就是权力人物。但是怎样看，也有相当一部分普通的中等收入人家，宁愿忍痛支付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出去。这又是为什么？我的解释是，在国内无论怎样“乱交费”，也还是得不到一些家长和学子们中意的教育服务。历史的讽刺是，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我们要明白，在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条件下，“乱收费”事实上难以根除。今天压下去，明天就可能弹回来。要么就是变换形式，从“乱收费”转化为批条子、走门子和拉关系，或者两者并存——完全取决于政府管制的方式和力度。在这种条件下，教育资源、特别是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让全体人民平等地分享。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糊弄一时的对付招数，难道也算是一个“办法”？
治本之策是更大限度地动员财政和全社会资源，扩大教育的量，提升教育的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全体国民特别是农民最起码的义务教育，首先要靠国家财力分配到位和落实，至于那些超出了国家义务教育标准的初等教育需求，以及国民对非义务教育更为庞大的需求，政府既然无力满足，就不应行政垄断，而要更大幅度地开放，以动员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加大投入。在以上两个大的方面，“反教育产业化”既没有点明政策目标，也没有昭示政策手段和工作重点，因而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薛兆丰：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然而，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质优价廉”的产品，无论汽车、电脑、相机、服装、电影、杂志、美食，都是既允许商人赚钱、又不存在政府准入限制的行业；反之，任何“质劣价高”的产品，好像国内的电信、邮政、医疗、药品、教育，都是要么有价格管制、要么有准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业。
是的，学校乱收费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学校乱收费能得逞？最近有三百多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革职。他们难道是商业奇才？难道是土匪强盗？他们若改行卖青菜豆腐，乱收费也能得逞吗？不能。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求学的人多，而可选择的学校少，学生和家长别无选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除乱收费的校长，有助于减少求学的人数，或增加学位的供应。也就是说，学位的短缺，不会因为革除校长而得到缓解。既然如此，那么禁止学校明码实价收费，就无异于鼓励个别人偷偷摸摸收费——因为不管怎样，学生对学位的激烈竞争，只会从一种形式转成另一种形式，而不会因为“宣布不准乱收费”而减弱或消失。
长期而言，把教育当作公益事业来办，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下降、再下降。跟花生、大豆、鸡蛋这些商品不同，教育质量是最难衡量、最容易偷工减料的。今天把学费统一压下去，明天师资就统一降下来，将来毕业生的品质更不会无端端上升。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必须指出，鼓励民间办学，与政府资助教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真想资助贫穷的学生吗？真想缩小贫富学生的差距吗？当然可以，办法就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义很简单：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给选定的学校，而是先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自由选择民间自由开办的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拿着靠实力赚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这个制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美国各州零星试行，始终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来自哪里？来自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来自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来自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立学校在缺乏政府资助的竞争劣势下，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而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来教师团体和教育部门。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统揽各级办学的审批权，设置办学的准入障碍，对他们有实质好处。这些实质好处很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撼动。但基本国策的设计者和社会评论者，要理解问题的症结倒并不困难。
本文经编辑后发表于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 “不讲道德”之工资篇
李剑阁：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
张五常：最低工资种祸根
中国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了，不难理解政府要帮助贫穷的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最低工资规定》已于今年3月1日开始施行。个人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开始时不良效果不明显，但种下了祸根，经济更上一层楼会引起很多困难。让我简略地分点说说吧。
(一)美国带头的最低工资规定，不起于政府，而是福特汽车工厂创办人的发明。大约90年前，当时老福特划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天5美元。后来政府立例，今天美国的最低工资(包括雇主要付的社会保障金)大约是每小时8美元。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福特车厂差不多破产，原因不仅是Model-T不合时宜，而是加上有管制的最低工资。
(二)最低工资的意图是维护低收入的贫穷工人，但到头来这些下层找不到工作。有最低工资的规限，雇主当然是选聘生产力较高或较“可爱”的了。在美国，最低工资增加了种族歧视——支持这结论的研究多得很。同样最低工资，同样工作能力，取白舍黑不难理解，而女职员当然是选较为好看的了。
(三)1940年代，在工会压力下，美国好些行业禁止件工合约。这是因为以件工算，生产力弱的工人不能以件数算而得到最低工资的收入。但很多时生产力弱的要靠件工所得的低微收入而得到训练，从学习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二战前后香港的工厂学徒往往是要补钱给雇主的。这些学习机会会给最低工资破坏了。今天中国工业的件工合约非常普及。如果最低工资提升到某一点，废除件工的呼声会不绝于耳。到那时，要到中国设厂的外资就会觉得其他地区较有吸引力了。
(四)今天中国的工商业，分红很普及——是有钱赚才分红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减少失业的工资制度。但有分红，议定的时间工资一定较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提升至某一点，分红的合约安排不能成事。
(五)2000年，曾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J. A. Mirrlees教授到港大讲他的失业理论。我指出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是减少失业的重要安排，而在中国这些合约的普及推翻了他的失业理论。他立刻同意分红会减少失业，但件工他要多想一下。不用多想了，到东莞或任何在中国的工业区看看，会知道件工是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很少失业的。
不要忘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不要忘记，1970年代香港的成衣、玩具、手表等制造业冠于地球，而香港是没有最低工资的。也不要忘记，廉价劳力今天的世界多得很。我的水晶球说，在不远的将来印度的生产力会见于《华尔街日报》。没有错，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了不起。是劳动人口的竞争力促成的。任何削弱这竞争力的政策都不应该考虑。
最低工资是一种价格管制，其直接的不良效果屡见经传。少为人知的间接效果是阻碍了合约的选择，为祸更大。
(作者系香港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薛兆丰：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此文摘自2001年4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的福利来自于完善的规定和法律。每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让“起码”的生活水平有个保障。如果有人违反这样的法规，就要予以追究和严惩。不幸的是，好生活往往不是“规定”出来的。
工资是由什么确定的
收入怎样才合理，众说纷纭。常常有人认为工资应该根据人的素质来定。如果考古学博士去教小学，红楼梦专家去扫地，那么工资似乎就应该高一点。反过来，如果连中专都没有毕业，倒是赚了高收入，似乎就不正常。有些暴富的明星，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合理。
这种想法是错的。说得深奥一点，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以为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但经济分析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供求”先决定最终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再决定原材料的“成本”。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顺序完全颠倒过来了。
那个搔首弄姿的明星，之所以赚大钱，是因为市场对她有需求，您可以讨厌她，但得承认，别的很多人喜欢她，所以她的劳动力才值钱；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她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她的表演就不值钱。培养博士和专家的成本确实很大，但他们如果去扫地，那就只能接受扫地的工资，而他们过去钻研学问的成本与此无关。如果我搬到总统套房里写专栏，那么应该提高我的稿酬吗？不。
归根结底，市场的“供需”是劳动力价格的惟一决定因素。
最低工资法的恶果
既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否则我们早就干脆“规定”自己是个富翁了。
“最低工资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工人收入低吗？规定它高一点好了——人们往往这么想。但大家没有料到，这种硬性规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业，是低薪求职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低薪工人自己本来不要漫天要价，漫天要价会伤害他们。
我们知道，“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费、有薪假期、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等，那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出于好心赞成“最低工资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害处。但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强制性地提高工资，会产生意想不到后果。
例如，美国北部的工资比较高，南部的比较低，但北部的工会却极力呼吁，要提高南部的工资。这是为什么？那是没安好心。因为北部的工资本来就高，而且劳动力不密集，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成本的影响小；但南部劳动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成本就会大增，竞争力就会削弱。
美国的制衣工会，也一直强烈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声称那是为了保护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让他们受低工资的“剥削”。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提高了最低工资，大部分的新移民和年轻人就会失业，最终得益的是工资本来就比较高的白人和中年人。
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够
万一我沦落到要讨饭，那么您不要禁止我讨饭，那只会进一步伤害我。您或许说我该去学点会计或英语，但“应该”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给人擦鞋，请不要规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资。如果您爱护我，就请保护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权利——擦鞋，以及保护我的顾客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服务的权利——被擦鞋。
萧伯纳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年龄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 “不讲道德”之房价篇
周其仁：房价是政治问题 关键看政府维护谁
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把房价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对待。为什么房价问题具有政治性？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政府还是百姓，房价问题都与其利益相关，这种事关众人利益的经济问题也因此具有了政治性
这里所说的“政治”，取之于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政治是众人之事。由于当今“众人”的利益发生了分化，因此人们对同一种经济现象常常有相去甚远的感受和看法。这样，不少经济问题成为众人之“事”，也就是经济问题有了政治含义。
房价上涨过快，是最近两年比较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面对房价较快地上涨，众人的感受很不相同。对于已经买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财产的市值增加，但对于还没有买房、或正准备买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升就意味着痛苦。反过来，房价下跌，已购房者可能叫苦不迭，欲购房者却喜上眉梢。房价的变化还会影响城市的布局。房价越高、或者升得越急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严重。今年我到上海，听当地朋友调侃说，大上海已经分成了三个圈：最里面的讲英语；第二个圈讲外地话，其中许多人讲温州话；而“阿拉上海人”住在了最外面的一个圈。这是今天很多上海人的牢骚。这里“众人”的分歧因为中国的开放还涉及到“老外”，其政治含义就更加微妙。
各个方面加到一起，房价问题就有了政治含义。本来市场可以把不同利益的群体连接起来。市场的基本办法是比赛出价，大家竞争意欲的商品和服务嘛，那就出价高者得。问题是，以出价论高下就不能不涉及到出价的能力。在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里，人们出价能力的差别不仅与各自努力程度的差别相关，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人们不接受收入机会分布的现实，就不能普遍、稳定地接受按出价高低分配资源的市场准则。既然出价准则不能普遍地生效，非市场准则包括种种政治干预就怎样也挥之不去。
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
并不是只在房价问题上才显示政治含义并要求政治干预的。类似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我们早就似曾相识。在改革的历史上，许多涉及大众的消费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供求，都经历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才逐步回归为普通经济问题的过程。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间内都曾经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房价问题时可以参考。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使市场需求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
当前在房价问题上，要让不同利益群体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简直就等于零。这就是说，怎样仔细地抉择，也要损害或至少是限制一方或几方的利益。所以，处理房价问题———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在采取非用不可的非经济手段解决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机制的发挥留有空间。因为事后才看得清楚，最后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靠市场需求刺激供给方面的竞争，并通过供给的竞争来刺激生产的增加，直到供给有能力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
为此，我们集中分析房价上涨的经济原因和平抑之道。我的观点是，无论派生出来的现象多么纷繁复杂，房价上涨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市场对住房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枝节需要说清楚：究竟房价拉动地价上涨，还是地价推动房价上涨。我的看法是，应该是房价上涨，导致人们预期土地的未来收入的增加，才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而导致地价的上涨。但是，土地的供应数量又的确影响房价。其实任何已经形成的需求都包括高位、中位和低位，要满足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关键是供给方的竞争。要是供给竞争不足，比如供地数量过少，市场对房产的需求就永远只能实现高端部分。由于成交的只是高位需求，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房价很高。
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经验支持。香港特区1997年后宣布增加供地数量，房价应声而跌。我们看近几年全国土地开发量与商品房销售价格两个指数的走势，发现土地开发指数下来不久，房价一定上升；土地开发指数上升，房价就下来。其中的道理，不可不察。
从体制上看，目前我国惟一合法的供地途径是政府征地、再批租给市场。这种政府集中供地的模式，除了分配方面的严重问题，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对市场土地需求的变动做及时灵活的反应。如果允许民间私人卖地，地价上涨，各家竞卖，供地数量自动增加，房价就可以被平抑。进一步分析，房地产是非常地方性的市场，由中央政府集中调控，大起大落、此起彼落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当务之急,是推进供地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好在这方面的内容———土地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改革———已列入今年国务院改革的大纲。最近广东省通过地方性法规，从10月1日起率先实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新体制。这对全国将有重要的影响，也提供了改变我国现行城市化供地机制的契机。对这件事情，这里就不多谈了。(来源：北京日报；作者：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
周克成：房价上涨是个好现象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抱怨房地产价格上涨得太快了，有一万个理由要求房价降下来，有一万个理由指责政府制定了太多关于房地产的愚蠢政策。但是，我要说，房价上涨是个好现象，因为房价上涨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不信的话让我们看看如下三个现象。
第一，今天买房的人和昨天买房的人不同。虽然中国有商品房——在市场上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分配房子的历史不长，但昨天的购房者和今天的购房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昨天，比如2001年买房子的人，更多的可能也就是买得起30万元一套的房子，而今天买得起60万元一套房子的人更多了。是的，经济在增长，人们的收入增加了，能花在房子上的钱越来越多了，所以房价上涨了。
第二，今天的建筑和昨天的建筑不同。有些人仅仅从价格的角度看，拿2005年的房子去和1998年的房子比较，然后说，看，房价上涨了一倍！殊不知这样比较的方法是很不科学的，因为这些人忘记了昨天的建筑水平和今天的建筑水平也是不同的。
拿北京的房子来说明，假如你去问熟悉房地产的人，他一定会肯定地告诉你，1998年在北京盖的房子和2005年在北京盖的房子质量确实不可相提并论。房子格局设计得怎样？小区花园设计得怎样？防震、抗震能力怎样？这些看起来区别似乎不大的地方，对价格的影响何曾消失了？所以，房子建筑质量的不同，也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成因，我们不要忽视了。
第三，昨天的配套和今天的配套不同。人们常常指着某栋房子说，昨天这里的房子才多少钱多少钱，今天就多少钱多少钱了，这个价格涨得实在太可怕了。他们说得没错，价格确实上涨了，但是他们忽视了，虽然是同样一栋房子、同样一间屋子，但是，昨天的房子已经不是今天的房子了。
一座城市发展的典型图景，是交通越来越发达，绿化越来越好，银行、超市、学校越开越多。在早期，这些便利人们生活的设施都是不足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方的生活、娱乐设施完善起来。于是，一栋今天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房子，由于其周边环境改变了，更适合人们居住生活了，所以这房子的价格也就上涨了。
当然，经济增长的同时，房价也可以下降而不是上涨，正如同样是处在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电脑、汽车、家用电器等的价格却在下降一样。事实上也早就有无数人正确地指出，政府控制土地供给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根本原因。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否认，房价上涨确实是中国经济在增长的体现，因为假如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本文列举的三个现象，房价也就不可能一再上涨。
当然，如果你要说通货膨胀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 “不讲道德”之腐败篇
张五常：
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 。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
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再也不用这些权力了。
樊纲：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张维迎：在政府垄断资源的条件下，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
张曙光：腐败盛行的罪魁祸首真是经济学家吗
编者侧记
2005年12月27日，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这宣告了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的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终于落下了帷幕，也为2005年的反腐风云画上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近年来的腐败大案大多集中在官员任用、土地、公用设施、金融、教育与医疗等领域，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甚至缺失，加上巨大利益的诱惑，失去制约的公权力变成了为一己谋私的工具。200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构建了完整的反腐倡廉工作战略和体系；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自此，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然而，整个2005年的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而且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多项社会调查表明，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
为何腐败无法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人们一直在寻找着“病因”和“药方”。最近以来，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成为了人们批评的焦点。隐含其中的逻辑是“腐败的盛行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坚持和推进市场化，因而腐败盛行的罪魁祸首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而市场化改革又是如何造成腐败盛行的呢？他们的主要理由有：在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价值，是货币，贪欲一下子膨胀起来，腐败所涉及的数额不可比拟地大大增加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育得很成熟了，但是腐败丑闻却从来没有断过……
针对这些观点，张曙光研究员撰文《腐败盛行罪在经济学家吗？》，分析出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腐败的滋生泛滥，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足，由于改革中的举措违背了市场化的方向，出现了重大失误，才造成了腐败的盛行。论争应是理性的对话而不是情绪化的争吵，我们期望通过这期话题，促使大家对腐败问题、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乃至对中国正在艰苦前进的市场化改革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
内容摘要：
- 经济学家虽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但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终究有限，这类言说也过分抬举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适当地拔高和夸大了经济学家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神化。
- 没有一个腐败案件是由于正确实施了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因为任何一个腐败行为都是官员行为，都与政府制度的缺陷和政府行为的失范有关。
-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制度在私人经济生活的领域中是有效的，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个信息维度最小的制度，超出了这个范围，一旦进入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它必然是失败的和无效的。
- 改革过程就是一种以权钱交易为中心的以毒攻毒的过程。这不仅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增加了改革中反腐败和反贿赂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不仅是改革易于诱发腐败和贿赂，而且改革还会产生腐败和贿赂；不仅是改革要抵制腐败和贿赂，不使其发生革命，而且是改革还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利)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最近，在国内的各种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讨伐和批判，但凡针砭时弊、批评经济的，鲜有不骂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这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时髦和一道风景。这些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把改革和发展中的失误，特别是分配不公和腐败盛行归罪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的刊物甚至把一些经济学家文章中某些言论摘录下来，以资证明。笔者的言论有幸也在其中。
经济学家为何成为众矢之的？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其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是空穴来风。自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推到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经济学成了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了时代的宠儿，风头出尽，令人羡慕。由于中国的改革采取了逐步推进，先易后难的战略，经过初期狂飚突进和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以后，改革进入了相持以至攻坚阶段，市场化和逆市场化、改革和拒斥改革的反复博弈，遗留和积累的问题堆积成山，矛盾重重，社会不公，人心不平，有气没处出，不骂你骂谁。再加上一些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忽视了经济学的局限，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招致了社会性的惩罚，一些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批评者义愤填膺，言词激烈，网上的支持投票占压倒多数，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炒作的一个绝好题材。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被批评者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因为，经济学家虽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但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终究有限，这类言说也过分抬举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适当地拔高和夸大了经济学家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神化。且不要说当代的中国，就是最开放、最民主的国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没有这样的殊荣和神威。这也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和我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顺民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遇有内忧外患，不敢直指当权者的失误，却总要找几个垫背的，今天经济学家就成了这样的冤大头。
社会上的讨伐和批评既有好处，也有负面效应。好处是它尤如一瓢盖顶的凉水，可以使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家头脑冷静一下，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存在问题。坏处是一些人将此看作是发财和发迹的大好时机，凭着炒作的本领成为引领潮流的“英雄”和一夜暴富的“商人”。先行者斩获巨大，名利双收，效法者络绎不绝，一批跟着一批，连港澳和国外也鱼贯而入。这既在情理之中，也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不过，严肃的学者千万不可混迹其中，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应当清醒，这种讨伐和批评即使有百分之百的人投票支持，也只是一种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而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但对于知识生产的进步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基本无益，甚至有害。其结果虽然使某些经济学家的声誉受损，但损害最大的不仅是经济学本身乃至知识生产的发展，人们对经济学的误解和误读加深，知识生产的制度结构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和扭曲，而且是中国的改革大业，即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批评遵循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即腐败的盛行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坚持和推进市场化，因而腐败盛行的罪魁祸首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腐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在社会生活中，所谓腐败就是以权谋私，而且是以公权谋取私利。由于公共权力必须由具体掌控权力的官员个人来运用和实施，这就决定了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腐败的行为主体必然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而不是与公共权力无缘的普通学者和平头百姓；二是自从公共权力产生以后，就出现了公益决策与决策者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任何社会都会产生腐败的基本原因。但是，腐败能否滋生蔓延和普遍盛行，取决于很多因素。目前国内腐败的盛行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公共权力的范围是否和受到多大的限制，决定了腐败发生的客观基础的广狭厚薄。计划经济是一个全权社会，一切经济决策，甚至包括一部分个人消费决策都是公共决策，这就意味着公共权力没有限制和不受限制，因而，腐败的客观基础最广最厚。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要逐步缩小公共决策的范围，划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界限，把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侵犯的私人权力和私人决策交还给个人和私人组织，使其仅仅局限于必要的公共决策。所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比以前缩小了很多，但是，由于改革尚未完成，特别是政治改革滞后，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且没有明确和有效的限制，不仅腐败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且给了贿赂官员的行为以激励。
其次，公共权力的分立制衡状况，事前制约着公共权力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腐败行为的发生。公共权力如果高度集中，没有制衡，不受约束，就意味着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可以毫无阻碍地将公共权力用来谋取私利，也就是说，腐败行为可以畅行无阻，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或者收益大大超过成本，因而腐败的盛行必不可免。市场体制是一种分权体制，市场化改革不仅要限制公共权力的范围，而且要实行分权制衡，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这是减少腐败行为，防止其滋生蔓延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改革滞后，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高度集中和一元化的，司法没有独立，公共权力的运用没有制衡，官员的行为没有约束，腐败必然蔓延盛行。
再次，对运用公共权力和官员行为的监督机制是否健全有效，直接决定着腐败行为的成本，反过来也会对官员行为形成事前约束。由于公共权力的特殊性质，对官员行为的评价和监督本来就是一件难事。我们现在对官员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纪检委和反贪局实施的。这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因为纪检委和反贪局等专门机构的监督不仅是挂一漏万，而且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广泛的社会监督，把所有的腐败行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才是腐败分子心惊胆寒的事情。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社会组织也不发展，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就难以建立和实施，特别是官员处于强势地位，不仅可以以权谋私，而且可以运用手中权力打击压制抵制腐败的官员和老百姓。这就为腐败的滋生蔓延大开了绿灯。
最后，意识形态是否与经验现实相符合，不仅制约着正式制度规则的作用，而且决定着道德约束的效力。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组成，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制度公正的评价。改革前，传统意识形态在使人们相信公有制及其与之相关的一套制度规则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方面是成功的，人们尽力约束和压抑个人的利益追求(包括正当的利益)，主动维护公共利益。文革暴露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验现实的矛盾，改革不仅是对传统制度规则的直接批判，而且是要建立一套与传统意识形态有别、而与市场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改革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传统意识形态不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甚至不惜放任和助长假话大话空话的盛行。这样，意识形态与经验现实发生背离，不仅使新建立的市场规则存疑和动摇，而且使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使各种各样的潜规则风行，腐败的滋生蔓延如虎添翼。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腐败的滋生泛滥，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足，由于改革中的举措违背了市场化的方向，出现了重大失误，才造成了腐败的盛行。难道市场化改革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腐败的基础和可能吗？难道建立权力分立的制衡约束机制和广泛的社会监督不是抑制腐败，而是助长腐败行为的猖獗吗？难道不是维护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作法破坏了市场制度的正当性和市场制度的道德基础，而使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吗？所有的腐败案件，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田凤山事件是最近揭露的最突出的腐败案，为什么本案的规模那么大，为害那么烈，牵涉的人那么多，黑龙江省从上到下，腐败成风，省、市、县、乡有那么多干部成了腐败分子？为什么田凤山贪污腐败如此严重而不能及时揭露，还要加官晋爵，从地方调到中央，从省长改任部长，难道不是因为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不受监督吗？在这样的制度规则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下，那些抵制腐败的干部和行为能够生存吗？如果发展新闻监督和社会监督，田凤山们能够肆无忌胆地疯狂攫取吗？这难道是市场化的错吗？
征地拆迁是近几年腐败严重发生的一个领域，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土地市场没有形成，一级市场基本上不存在，由政府全面垄断，官员暗箱操作，采取的主要办法是行政划拨，二级市场虽然有了市场的某些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国有商业银行三方共谋的一场游戏。政府主导，官员无风险套利，三者的强势地位，再加上征地拆迁条例违背宪法原则，侵害了土地使用者的基本权利，不滋生腐败才是怪事。这能把板子打在市场化改革的屁股上吗？
高速公路建设也是腐败为害最烈的一个方面，建成一条高速公路，就会倒下一大批干部，近几年，各地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出事的还少吗？这里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招标投标、工程监理等市场化的制度办法是最早引入建设领域的，这是建设领域市场化改革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不搞招标投标的，但是，有多少招投标是真正公正、公开、公平进行的？有多少工程设计、建设和监理是各自独立，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有多少工程没有猫腻，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这是以市场化之名，行行政操作之实的一个绝妙写照。难道这不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扭曲，而是市场化的罪过吗？
还有，教育医疗领域也是腐败严重的两个部门，为什么药价飞涨，看病难、看病贵得吓人，以至于发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深圳市人民医院那种天价医疗费的怪事，(背景资料：翁文辉老人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住院费139.7万元，在医生建议下，家属自购抢救急用药交给医院，花费400多万元，共计550万元，成为中国“最昂贵的死亡”；患者诸少侠因心累、气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ICU住院119天，住院费用90余万元，自购药23万元，总共120万元，病故后第二天，医院还打印出15页账单，共15184.72元。)为什么学校收费漫天要价，借读费、择校费以万元计，上学的独木桥挤破了头，难道不是政府管制和高度垄断造成的，而是市场化的结果？稍稍懂得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供方享有垄断权，拥有定价自由，其他社会资源不能进入，垄断厂商必然限制产量，抬高价格，需方无从选择，只能听命。在这种政府管制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腐败行为，垄断就成为他们的保护伞。有人说，医疗改革失败是市场化的失败，非也。医疗改革失败是由于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公共医疗方面的责任，把不该市场化的部分也推给了市场，而在可以市场化的方面又实行行政管制和放纵垄断的结果。这造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扭曲。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没有一个腐败案件是由于正确实施了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因为任何一个腐败行为都是官员行为，都与政府制度的缺陷和政府行为的失范有关。这绝不是说，市场制度是一个十全十美、法力无限的制度，而恰恰说明它是一个有限合理的制度。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制度在私人经济生活的领域中是有效的，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个信息维度最小的制度，超出了这个范围，一旦进入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它必然是失败的和无效的。这不是市场化和市场制度的错，而是人们给它强加了过多的负载，硬要它去完成本该不属于它和它也承担不了的功能。不仅如此，市场制度的效力不仅取决于它本身完善的程度，也取决于其他与之相配合的制度，特别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状况。把由于政治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而造成的腐败及其滋生蔓延现象，硬加在市场化和市场制度的头上，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如果说无知可以通过学习变无知为有知，那么，别有用心则无可救药，其目的在于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又不敢和不能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就采取了这种移花接木和泼脏水的伎俩。
冯友兰先生反思自己言行时写道，“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
“立其诚”说易实难，对经济学者来说就更难。薛兆丰先生最近就发牢骚，说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往往被冠上“不讲道德”罪名，因为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
一方面是老百姓（及其代言人）觉得经济学者不讲道德，而另一方面是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在讲职业道德，经济学者身上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道德悖论。回顾近年来关乎经济学者的一些是非争议，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道德悖论在作怪。
○茅于轼“喊冤”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新浪财经资料图茅于轼：群众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 把我带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国经过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被压抑了几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发的机会。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 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而张维迎则刚过二十多岁，用充满好奇的眼光, 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中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我们这两种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却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
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 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风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我是我们小组的副组长，另外有一位正组长。两个组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结果当然无所谓胜负，但是确实给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
张维迎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经济系的研究生很多，让张维迎参加这次会议，显然因为他与众不同。他的导师何炼成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为何老师善于识别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时候学校里教的主要内容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何老师鼓励新思想，不怕离经叛道。张维迎就是正在两种经济学中进行认真思考和慎重选择的时刻。他在小组会上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他的发言获得普遍的称赞，并且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的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个领导点了名，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不平，就写了文章支持他，但是发表不出来。从那儿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经济改革的战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视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被批，坚持派俨然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从批判“为钱正名”以后，张维迎很快地成长起来。他后来表现的学术上的坚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这次受到的批判有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和我不断有书信未来，展开了许多讨论，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和改革中的问题。1984年底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几乎每星期都会碰几次头。记得经常往来的还有宋国清、张敢明、栗树和、梁天征等。1984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丁宁宁邀请我参加能源组的活动，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有机会通过我带到国务院的中心发表。特别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应该承认，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初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但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雷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但是现实生活远远比理论丰富。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全面公有制过渡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价格的过渡性变化是丰富多彩的。记得那时候张维迎写过一篇文章，论证公费报销会导致价格扭曲。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公费报销虽然也有，但是数量很少，不足以影响到整个价格系统的均衡。然而在全面公有制的中国，公费报销数量大，足以影响均衡价格。他的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冲突。
慢慢地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承认分散决策和自利行为，在市场规则被遵照的条件下，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目标的确立并不等于目标能够实现。如何从计划经济的现状转变为市场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动态问题，和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表达的静态问题完全不同，而且这儿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状况。比如， 经济改革中应该先放开价格管制，还是先解决所有制，这儿没有现成的理论，恐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解。这个动态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博弈过程。它的发展视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指导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一旦方向确定了，剩下的事基本上是一个博弈过程，而且是多个参与者，多个策略，极其复杂的博弈。1987—88年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价格改革的方向也放弃了成本定价，接受了市场交换价格的概念。当时更多的问题是实施。张维迎逐渐把兴趣转移到博弈论。1990年改革进入低调，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阅读一本影印的青木昌彦的《非合作博弈企业理论》，他读完后介绍给我，在去英国时就把这本影印本留给了我。可是我为别的事忙，没有仔细读。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主修课是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而所用的学科则属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他在为《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说： 如果说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有什么不同的话，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着眼点上：博弈论是方法论导向的，而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
张维迎在研究企业的时候，越来越感到法律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又关注法学，写出了《产权、政府与信誉》和《信息、信任与法律》。从张维迎治学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的确，以我之见，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许多学者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将走入僵局。也正是这种判断的反映。
前面说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标的确定，一旦目标确定它的用场就很有限了。目标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动态问题远比静态问题难解得多。中国的经济改革内容非常丰富，这是人类历史中几乎是惟一的现象。但是要科学地总结并不容易，至今还没有看到对这一动态过程的理论归纳。如果说中国人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要从改革转变过程中的博弈去发现。
在改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豪富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 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在这场争论之中张维迎坚定地站在维护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受到不少误解。对他的主要批评是认为他是为富人的利益说话。其实，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相反有些讨好公众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说假话，把是非搞乱。这才是危险的。我们在全力以赴地保护穷人的时候(我国穷人的权益常常严重地被侵犯)，不能侵犯富人的权益。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彼此残杀的历史，人的心思都用来人斗人了，还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
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改革前谁有胆子当富人？当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许上大学，不得参军，更谈不上出国，甚至还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国已经彻底地消灭了富人, 真正变成一个穷人国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过去的穷人变的，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弱势群体”变来的。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门路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人才去创业做生意。难道我们还想回到那种状态吗? 我们愿意穷人永远当穷人，还是有希望变富人? 当然是后者。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会上总有穷人。不论这个社会有多富，穷人还是难于避免。至少未来五十年里这种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不谈学问，就拿做人来讲，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他自己就是从陕北一个穷山沟里苦读出来的。我前年想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得到张维迎慷慨出资十万元。他不但自己出资还帮助我募款一百万。他那热心扶贫的精神使我极其感动。我想这和他的出身有关。有些人口口声声为穷人呐喊，但不见行动。不过对社会来讲，一个学者重要的倒不是参不参与扶贫，而是要敢说真话，要有良知，要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时髦。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
○薛兆丰“喊冤”
薛兆丰：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常被误为不讲道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M是我在美国认识三年的香港朋友。他在诺奖得主斯密(V. Smith)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将来会是个拍卖领域的专家。因为都是广东人，又在同一个地址上班，我们常见面，谈吃、谈喝、谈科研。不过，我一直没有向他提及，我在中国大陆写了八年的经济专栏。
很偶然，他在我的杂物堆中，发现了我在国内出版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便拿回家去。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说我写得好，须尽快到饭馆畅谈。席间，他问：“相识三年，为什么从不提你的专栏。”我答：“美国生活太闷，怕你不同意我，吵起来，没人陪我吃广东菜。”
经济学著作给我的第一次震撼，是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那是16年前的事情。丁小波把《财经周刊》的一角地盘交给我，让我每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是8年前的事情。从8年前起、乃至从16年前起，我就深知自己的世界观，与身边太多人是如何的截然不同。
只要传媒肯付钱，我乐于直陈己见，然后看着远处的读者吵呀吵；但身边的亲戚朋友，时间宝贵，怕伤和气，为免事端，我宁愿闭口不谈或左右言他。这就是我要向读者郑重介绍的“经济学免责声明”：经济学往往会令你与友侪产生不可逆的观念隔阂，你事前要有思想准备，事后要有敷衍对策，由此产生的代价，经济学概不负责。
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虽然他所具备的“人情”，与那些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其实分不出高下。
阿尔钦(A. A. Alchian)在教科书中写道：“购买由童工制造的纺织品，是否不道德？假如你不购买，会让非洲的童工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要是你能救人于水火，当然最好；不然，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则可以避免他们沦落到更不堪的境地。”
我的老师、经济学家兼辛迪加作家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也是阐释质朴无华的经济原理的高手。课堂上，他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可以反过来向左上延伸，穿过纵坐标。其含义是：只要价格足够高，人们就不仅会停止购买，而且会开始供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出价够高，同学们都会一个个卖光衣服，赤条条走出教室。
还有一次，威廉斯教授抱怨威廉斯太太在家里太唠叨：每次教授回家晚了，太太就说她是多么的担心。读者朋友，面对太太的唠叨，你知道职业经济学家的职业回答吗？威廉斯说：“你这么担心我，是因为我给自己买的保险不够高。”哄堂大笑之余，我相信每个学生都会永不忘记，他们领教过一次冷酷经济学中的深蓝。
最近吴向宏先生批评我：“薛兆丰有些时候不免马失前蹄，挂一漏万，如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贬斥”*。我回应：十年前，有人说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布坎南(J. M. Buchanan)投书报社反驳，指经济学者若离经叛道，就只会堕落为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随营娼妓”**。我是布坎南的学生，且老师中没有一个赞成最低工资法。若因此说我“缺乏终极关怀”，我却之不恭。
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规律的学科。是的，很多政策建议，其用意是善良的，但经济学的作用，恰恰是指出这些善良建议所带来的恶果。当经济学者(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往往被冠上“不讲道德”罪名。已经16年，我早就习以为常，但真的想学点扎实经济学(sound economics)的新朋友，可不能忘记这“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注释：
* 吴向宏，“薛兆丰的基尼系数无用论简直是信口开河” ，2006年07月21日《南方都市报》，见于新浪网。
** J. M. 布坎南，A20版读者来信，《华尔街日报》，1996年4月25日：“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来源：FT中文网-FTChinese.com)
○ 经济学者是这样看待学者职业道德的
张维迎：
学者的本职是“求真”，把问题搞清楚，说透彻。
学者与政治家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治家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
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由于真正的学者通常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有很深的信仰，并且对政策的后果看得比一般人远(这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他们也很注重自己的长远声誉，希望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考验，所以如果不是媚俗大众，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会与多数人的喜好相同，也可能不同。
钟伟：
求真是学者第一要务 替百姓说话不是其必然使命
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
钟伟/文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薛兆丰：
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近两年，中国舆论不仅强烈呼吁经济学者提高专业水准，还要求他们提高道德情操。前者须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而后者则可以靠拍胸脯来达到。不奇怪，短时间里，媒体上就涌现了一批自称“研究穷人经济学”、“为广大股民说话”、“为社会整体代言”、“自己决不会被收买”的经济学者。这不是好现象。
不论是公众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还是经济学者标榜自己的道德，都是可怕的趋势。经济学者本来是最明白其个人道德不可能改进社会的人。如果经济学者不但不去从事研究，还要靠标榜个人道德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就意味着他双料的堕落。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经济学第一课，不应该学什么“供给需求”，而应该学习欣赏经济学者哈耶克（F. Hayek）所说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美国人里德（L. E. Read）在1958年发表的短文《铅笔的故事（I, Pencil）》，极生动地阐释了“自发秩序”的思想精髓。国内学者秋风把它译成了精美的中文，在网上容易找到。
在这篇短文里，里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铅笔的制作过程。从石墨、粘土、木材、黄铜的开采和炼制，到铅笔的发明和合成，再到运输和销售，当中糅合了多个年代、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和劳动。令人感叹的是，当中没有一个人完全掌握制造铅笔的全部技术。事实上，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铅笔的制造，但铅笔还是诞生了！
铅笔的寓言告诉我们，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他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另一方面，经济学者要“取宠”也并不难：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
容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机场的咖啡会贵、为什么房价升得有道理、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剥夺了低收入人士的就业机会、为什么免费教育其实是高成本教育、以及为什么知识产权对本国的科技发展重要。我这里先要说的是，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
○ 经济学者是这样处理道德问题的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经济学虽然离不开“道德”、价值体系之类的概念，但它本身不研究道德问题；经济学家作为社会公民的一分子，应该是有道德的；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应该作传经布道的工作；但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
张五常：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
冀志罡：经济学是科学 科学是不管道德的
经济学是科学。要明白经济学的作用，首先要明白这一点。虽然不断的有人提出置疑，但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科学的用处是解释现象，而不是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是科学与技术的一大不同之处。试想物理学有什么用呢？多少亿光年之外发生的事对我们的生活有丝毫的影响吗？价值连城的粒子加速器能增长我们的福利吗？都不能！但几千年来人类在科学的事业上孜孜以求，又是为了什么呢？科学家们是否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呢？
经济学是科学，是用来解释人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所组成的社会现象的。在这个问题上，无数的人存在误解。他们误以为经济学是用来指导经济建设的，是教人们发财致富的。而就在不久之前，我也有同样的误解。没办法，知识的隔阂就是如此之大。
由于这样的误解，长期以来我对经济学并不感兴趣。我仅仅把它当成一门技术。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薛兆丰先生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经济学的功用不是发财而是解释人的行为。说来难以置信，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迷上经济学的。当然我并非不想发财，但我却由此知道了经济学原来是科学，她可以教我理解这个世界。
经济学不能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是技术)，却可以改造世界观。她的唯一作用就是教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自然科学教我们理解物质世界，而经济学就是教我们理解人的世界。在学习经济学之前，我也曾认为政府应该大力扫黄打非，但现在我主张卖淫、毒品和赌博通通合法化。经济学不能改善我的生活，却可以改善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怎么能说没有用呢？
什么地方有经济管制，什么地方就有腐败，什么地方有经济干预，什么地方就有市场对干预的自发矫正。经济学让我懂得，走私是对贸易管制的矫正，腐败是对经济管制的矫正，贩毒集团是对毒品管制的矫正。这些我们称之为违法犯罪的现象，根源都在政府的管制。
经济学家说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不是说腐败好，而是说在经济管制这个约束条件存在的前提下，腐败能够提高效率。如果不懂经济学，你就只能不着边际的说经济学家没有人性。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是不管道德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会奢谈什么"为经济学引入终极关怀"。那其实是一场秀，是做不出学问的学者所做的一场道德秀。他们能够博得掌声与喝彩，但对人类的知识不会有任何的增益。
张五常说经济学家没有用，是说经济学本身不能用来创造财富。你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政府听不听是政客的事。他说的对。怀抱安邦定国的理想来做学问是不行的，而今天的许多中国学生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在学习经济学。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张五常一方面说经济学家没有用，另一方面却不断地提出政策建议。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为宏观经济构建数学模型，试图以此来指导经济发展。他们所追求的，与其说是科学，毋宁说是技术。空空如也的数学没有用，却是经济学者唯一的生财之道。那么多的人孜孜以求，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的确，从功利的角度看，经济学的确没有用。但若取这样的角度，就所有的科学都没有用。难道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科学都错了吗？难道不是科学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才使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了今天的成就吗？
出了问题的不是经济学，而是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
世上没有真理这回事，正如世上没有上帝。是科学使我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说经济学有什么用的话，这就是了。
○ “不讲道德”之穷人篇
樊纲：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
收入差距拉大：是否不可避免？
总体收入水平提高增长速度有别 差距拉大属于改革发展必经阶段
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明峰
嘉 宾：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
赵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樊 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 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0.4左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怎么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
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还是感到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难道这个问题就无法避免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樊纲：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吴敬琏：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差距不能归咎改革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你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李实：这种论断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构造。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左右。1997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过去一段时期内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可以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倾斜，带来城乡之间巨大差距。
赵人伟：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都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我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3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不会引起社会动荡
记者：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萧灼基：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应该十分重视，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国有很多特殊情况：第一，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是有，但是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这和有些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不仅是差距扩大，而且伴随着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下降。一个是上升趋势，一个是下降趋势，不一样。第二，我国还有3条保障线，一个叫贫困线，一个叫低保线，还有一个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这3条线保障了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3条线非常重要，人如果吃不上饭，就要闹事了。国家对最低、最贫困的群众的生活做了适当的安排，通过最低保障线来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就能够稳定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能够起到稳定作用。第三，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要逐步改变贫困者的贫困面貌。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以此逐渐地保障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对不少贫困人员来说，他们也会看到希望，除了极少数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外，多数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希望，这样我国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不会出现大的乱子。
林毅夫提穷人经济学 称贫富差距关键是穷人太穷
经济学家林毅夫(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经济学家首次解读“十一五”规划
以“新农村运动”闻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昨天撰文阐释“十一五”规划。在这篇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林毅夫以“穷人经济学”理论，分析“十一五”规划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价值。
在“十一五”规划审议通过后，林毅夫是第一位撰文解读的学者。
林毅夫重提“穷人经济学”
此次的“十一五”规划对于贫富分化有重要论述。对此，林毅夫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中到“穷人致富”上。林毅夫对此的看法和他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一脉相承。舒尔茨的观点曾因为被温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引用而在国内广为人知。
如何让穷人变富？林毅夫认为，国家必须让他们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而“穷人所能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这就需要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同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就已提及，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缺少一套相应的体制保证，尤其是“价格机制”这样一个市场法宝。
在林毅夫看来，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是渐进的，其间，仍然存在资源的价格扭曲，尤其是资金和土地价格还被人为压低。在这种体制下，富人还可以用低价融到资金，经济靠投资拉动增长迅速，但效率不高，也没有带来足够的就业。
林毅夫说，丰富的劳动力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本来就是“比较优势”。他展示了依靠这一优势发展的理想图景：依靠劳动力的优势，“我国的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只具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
同时，林毅夫也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远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降低环境的压力。
晨报记者 张黎明
周克成：社会的进步是伴随着一次次的贫富分化到来的
贫富分化的成因有多种，有的是好的，有的则是坏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贫富分化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分析它的具体成因，然后再作出判断，而不是一味地反对、指责贫富分化。因为这样做，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是伴随着一次次的贫富分化到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一直都很贫穷，而这么一个大国，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富裕起来。那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必然的社会进程，而在这期间形成的贫富分化没什么不好的。因为这意味着有一些人开始摆脱贫困，步入富裕了。
例如，现在城里很多出入高档写字楼、月收入数千上万元的年轻白领都是来自农村，有的甚至来自偏远、贫穷的山村。很显然，只要我们拿这些年轻白领去和他们的父老乡亲相比，就会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因为他们的很多老乡，辛辛苦苦一年未必比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干半个月赚得多。那么，这些年轻白领取得了成功，和他们的老乡拉开收入差距，这样的贫富分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难道年轻白领的进步阻碍了他们老乡的进步？完全不是。
当然，你会和我说，你反对的并不是贫富分化，而是过度分化。问题是，什么是过度分化？比尔·盖茨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么，他和我们的贫富分化是不是过度了呢？
相信很多人会说，盖茨和我们的贫富分化不算过度，或者这些贫富差距即使很大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因为他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来的。这就对了，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他的钱是靠什么手段赚来的，而不是他到底赚了多少钱，和我们拉开了多大的差距。
政府垄断、官商勾结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这些贫富分化才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但是，当我们反对这些的时候，是完全不必拿贫富分化来说事的。因为靠政府垄断、官商勾结赚的钱，是一分都不应该赚的，而不是赚了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由此是否造成了过度贫富分化的问题。
反对贫富分化“过度”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假如这个社会不允许别人暴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产品开发、企业经营上呕心沥血，其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贫穷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好产品、好企业是不可能面世的。
二是如果一定要反对贫富分化过度，我们就得有人去判断什么是分化过度，然后去执行，执行的办法是什么呢？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制剥夺私人财产。这等于是把我们每个人都置于随时可能被剥夺私人财产的境地当中。
无论是政府还是什么组织、个人拥有判断贫富分化过度并且反对的权力，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必定成为受害者。因为既然他们有这个权力，要行使这个权力，他们就会偏向于认为我们和他人的贫富分化过度了，并且剥夺我们的财产。
事实上，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不是没有过的。几十年以前，就有人以 “均贫富”为目标打土豪，可结果怎样呢？到最后是人人都成了被剥夺者，人人都一贫如洗。
○ “不讲道德”之医生篇
张维迎：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比如医疗问题，是由价格体制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但现在变成了对医务人员道德问题的反思。周其仁：我们要明白，市场体制最重要的特征是准入自由和价格自由，而不单单是收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政府垄断经营许可并实施价格管制的当下中国医院，称为市场体制或“市场化”的。我国公家医院的现状，既不是香港和欧美的“政府医院”，也不是市场体制里的赢利性机构。比较恰当的比喻，还是一个向普通人收费的官家招待所。在这个招待所里，权力侵犯他人利益，天价消费也损害他人利益。
胡晓翔：药费太高，光靠痛骂医生起不了实质作用。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一定要打破行政垄断，打破了行政垄断才是真的市场化了。
郑山海：医生创收不是他们道德滑坡的主要因素，缺乏正当的创收手段以及充满了不正当创收的办法，才是让医生和传统道德渐行渐远的关键。尽快改变当前医生尴尬地谋生手段，才是挽救医德的关键所在。
○ “不讲道德”之学费篇
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张维迎
（原标题为：教育这笔帐该怎么算）
我想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分开大家肯定同意，但我们始终别忘了一点，我们今天面临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个封闭国家的教育问题，而是全球化情况下的教育问题。以大学为例，大学好多专业的教师市场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商学院感觉最深，即使在国内，李嘉诚办了商学院，欧洲办了商学院，然后哈佛等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跑到中国来办。我们还要不要有中国的大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大学有很多种模式，有一种模式是OEM，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邮电大学都在做OEM。很简单，外国大学来了，你帮助招人，国内学2年，国外学1年，叫作2+1，然后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学了。我们自己的大学管得很死，没有办法，这样很可能最后都变成OEM。现在大量的商学院也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80年代面临的问题，只是大学死起来比较难，由于教育的特点，使它活起来难，死起来也难，没有几十年是死不掉的。
我们再看我们的学生都是全球化的，很多的研究生没有必要非在国内上大学。现在我们一年的教育经费流失几百亿，过去是研究生出去，现在是大学、高中生好多都出去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教师待遇就这样，那么好的老师都跑了，好的学生不到这来了。我想，用不了10年，英国前300所最好的中学，基本被中国人占据了。所以，我们不能关起门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另外就是中国要不要有一点像样的大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现在一批评大学就是大学变成赚钱机构，腐败了，教师的心黑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几年前都说提高教师的待遇，义务教育国家没有给钱怎么办？大学也是这样。像北大，一个大学生25000元的成本，政府给拨款6000元钱，学费5000元，其他的钱哪来？这是很简单的算术问题。站在大学外部的人批评大学，但大学里边的人的酸甜苦辣谁知道？我们的校长们一会儿跑到新加坡，一会儿跑到泰国，干什么？给人家叩头要钱啊，没钱怎么办啊。我所知道的好的大学，并没有谁想去赚钱。我们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光从海外引进的博士学位人才50多个，我们怎么去吸引人？没有一定的待遇不行。真正好的大学，所有的经费一定是用来想办法把这个大学做得更好。我们现在海外招来的人有特殊待遇，比我们原来教员的待遇高得多，没有办法，否则人家不来。对原来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牺牲。真正要办好大学，是需要很大的牺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从更大的决策层面上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有没有竞争力？欧洲的大学为什么现在不行了？美国把它击跨了。过去是美国人去欧洲留学，现在欧洲人跑到美国留学，为什么？教育体制不行。
再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保证给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绝不能不让私人办中学、小学，人家办得好可以呀。而且大家也不要认为私人办的中学就是拼命收钱，收钱的现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私人中学特别注意把贫困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自己学校，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上大学还要提供助学金，因为他们在乎这个学校整体的声誉。所以，我们义务教育国家应该保证，但不能卡住不让私人办学校，大学更是如此。我们现在搞的大学不能让私人自由进来，我说的私人不是营利的。我可以保证，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绝对不会成为一流大学。现在网络大学可以做这些，培训班可以做这些，大学分工比较细，越靠近应用的东西，很多被咨询公司、公司大学做了，真正好的大学靠营利是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再过10年之后，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常，中国出现一批有钱的人愿意投资学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留名。即使企业办得好，但是30年、50年可能就没有了，只有大学是长生不老的，所以，国外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大学。捐给大学，过了10代人、20代人都知道他的祖先名字在大学里挂着。所以，一定会出现一批人愿意办大学。政府在这方面不能管得太死。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学费的问题，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多的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病人，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学校都想各种办法筹集资金解决贫困生的学费问题，包括我个人，我把所有的稿费一年几万元全部设立贫困生的奖学金。我们还从企业找钱，国家一年给100万，学校还用各种办法拉公司设立以公司命名的助学金，想尽各种办法让贫困的孩子上大学。
从教育内部来讲，把教育部拆开，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给人家代工。很多做得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是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二战之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法国要当一个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国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时期，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被北大和香港大学同时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本文系作者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本报略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编者)
周其仁：反对教育产业化是一句很空洞的口号
还没写完本文标题，就想到它要挨骂。但仍然坚持写了下来，因为前思后想，我认为无论怎样高喊“反对教育产业化”，还是无助于解决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我认为不是“产业化”或那根本子无虚有的“市场化”，而是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现在广招批评的“教育乱收费”，恰恰是教育不能满足需要的一种表现。教育政策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任务，是动员社会多种资源和力量大力发展各类教育的数量，提升教育的质量。空喊口号贻误时机，只会越来越被动。
先简单举证一下教育怎样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农村居民至今是我国人口大数，农民子女受教育的需要，满足了没有？没有。就是最起码的义务教育，全国而言至今也没有完全落实。本届政府承诺两年内实现全部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如果做到了，是一项了不起的德政。我国农村天地广阔，真正做到“一个不能少”谈何容易！
不少农民已经离开了农村，这又是当今中国的一项国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万、几千万。这些身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农民”，一部分把子女留在了老家乡下——我刚刚访问过的一个地方，“孩子只会叫爷爷奶奶，不会喊爸爸妈妈”。还有一部分，带着孩子在城镇打拼。这些进城农民子弟的义务教育权利，怎样切实保障？今年两会以后，看到一些城市政府发言人解说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两免”政策必须在原地解决的报道。“原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里的干部会把“两免经费”汇到每一个在外农民工手里，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吗？要是“原地”做不到，城市政府又管不了，这部分国民的义务教育如何覆盖？这就需要中央教育部门出场了。高喊“反产业化”，对履行该项职责显然也没有什么帮助。
再往城镇看。为什么“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愈演愈凶？原因甚多。但是我以为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本报读者，都不会相信以下的说辞：那些大把“乱收费”的学校负责人，是因为脑子中了“教育产业化”论的毒，或者像某位公立大学校长最近说的，是因为受到了“泛市场论”的蛊惑。
冷静下来认识“教育乱收费”的根源并不难。我们先问，教育为什么可以乱收费？我们国家已实现产业化或市场化的行当很多，粮食和农副产品、牛奶和饮料、纺织品和服饰、鞋袜、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暖壶、餐饮、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电脑、随身听、手机……为什么都没有乱收费？是这些行当早就把“产业化”批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是因为这些业者从来远离“泛市场论”，以至于个个都成了“完全不想乱收费”的圣人？
其实，以上提到的许多产品和服务，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乱收费”。上世纪60年代初，不少大城市突然开放“高级糖果点心”和“高档餐饮”，把很多居民家庭多少年的储蓄一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是“乱收费”是什么？80年代的居民为一张“彩电票”付几百块还要走门子，不是“乱收费”又是什么？可是说来奇怪，那年头要是挤不进“乱缴费”的行列，人们还老大不乐意哩。
是的，天下所有“乱收费”皆因为有一些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供不应求”的状况越严重，形形色色的“乱收费”就越严重。这是“乱收费”第一定律，无论彩电还是教育概莫能外。要是说来骂去多少年，“乱收费”依然故我，甚至愈演愈烈，那就一定是在“扩大供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能对症下药消除这些妨碍扩大供给的因素，破口大骂“产业化”一万年，“乱收费”还是挥之不去！
不要一听到把彩电、鞋袜、餐饮之类“形而下”的玩意与教育并提，就以为是在故意辱没斯文。没有这个意思。教育当然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就完全没有一点相通之处，更不应该以“反对产业化”为由，拒绝从其他产业部门怎样从严重的“短缺经济”转向“买方市场”的成功经验里，结合教育的实际情况来一点学习和借鉴。
事实上，今天就是放手允许“教育乱收费”，我国的教育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方面的主要证据就是蔚然壮观的“留学潮”。部分学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国留学，永远需要。但是眼看那么多中小学生都远离父母、跨洋越海去“留学”，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不错，总有人误以为“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圆”。也不错，给定高额的海外留学费用，部分海外自费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显赫——不是“大款”就是权力人物。但是怎样看，也有相当一部分普通的中等收入人家，宁愿忍痛支付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出去。这又是为什么？我的解释是，在国内无论怎样“乱交费”，也还是得不到一些家长和学子们中意的教育服务。历史的讽刺是，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我们要明白，在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条件下，“乱收费”事实上难以根除。今天压下去，明天就可能弹回来。要么就是变换形式，从“乱收费”转化为批条子、走门子和拉关系，或者两者并存——完全取决于政府管制的方式和力度。在这种条件下，教育资源、特别是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让全体人民平等地分享。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糊弄一时的对付招数，难道也算是一个“办法”？
治本之策是更大限度地动员财政和全社会资源，扩大教育的量，提升教育的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全体国民特别是农民最起码的义务教育，首先要靠国家财力分配到位和落实，至于那些超出了国家义务教育标准的初等教育需求，以及国民对非义务教育更为庞大的需求，政府既然无力满足，就不应行政垄断，而要更大幅度地开放，以动员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加大投入。在以上两个大的方面，“反教育产业化”既没有点明政策目标，也没有昭示政策手段和工作重点，因而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薛兆丰：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然而，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质优价廉”的产品，无论汽车、电脑、相机、服装、电影、杂志、美食，都是既允许商人赚钱、又不存在政府准入限制的行业；反之，任何“质劣价高”的产品，好像国内的电信、邮政、医疗、药品、教育，都是要么有价格管制、要么有准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业。
是的，学校乱收费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学校乱收费能得逞？最近有三百多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革职。他们难道是商业奇才？难道是土匪强盗？他们若改行卖青菜豆腐，乱收费也能得逞吗？不能。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求学的人多，而可选择的学校少，学生和家长别无选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除乱收费的校长，有助于减少求学的人数，或增加学位的供应。也就是说，学位的短缺，不会因为革除校长而得到缓解。既然如此，那么禁止学校明码实价收费，就无异于鼓励个别人偷偷摸摸收费——因为不管怎样，学生对学位的激烈竞争，只会从一种形式转成另一种形式，而不会因为“宣布不准乱收费”而减弱或消失。
长期而言，把教育当作公益事业来办，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下降、再下降。跟花生、大豆、鸡蛋这些商品不同，教育质量是最难衡量、最容易偷工减料的。今天把学费统一压下去，明天师资就统一降下来，将来毕业生的品质更不会无端端上升。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必须指出，鼓励民间办学，与政府资助教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真想资助贫穷的学生吗？真想缩小贫富学生的差距吗？当然可以，办法就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义很简单：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给选定的学校，而是先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自由选择民间自由开办的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拿着靠实力赚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这个制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美国各州零星试行，始终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来自哪里？来自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来自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来自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立学校在缺乏政府资助的竞争劣势下，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而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来教师团体和教育部门。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统揽各级办学的审批权，设置办学的准入障碍，对他们有实质好处。这些实质好处很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撼动。但基本国策的设计者和社会评论者，要理解问题的症结倒并不困难。
本文经编辑后发表于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 “不讲道德”之工资篇
李剑阁：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
张五常：最低工资种祸根
中国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了，不难理解政府要帮助贫穷的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最低工资规定》已于今年3月1日开始施行。个人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开始时不良效果不明显，但种下了祸根，经济更上一层楼会引起很多困难。让我简略地分点说说吧。
(一)美国带头的最低工资规定，不起于政府，而是福特汽车工厂创办人的发明。大约90年前，当时老福特划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天5美元。后来政府立例，今天美国的最低工资(包括雇主要付的社会保障金)大约是每小时8美元。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福特车厂差不多破产，原因不仅是Model-T不合时宜，而是加上有管制的最低工资。
(二)最低工资的意图是维护低收入的贫穷工人，但到头来这些下层找不到工作。有最低工资的规限，雇主当然是选聘生产力较高或较“可爱”的了。在美国，最低工资增加了种族歧视——支持这结论的研究多得很。同样最低工资，同样工作能力，取白舍黑不难理解，而女职员当然是选较为好看的了。
(三)1940年代，在工会压力下，美国好些行业禁止件工合约。这是因为以件工算，生产力弱的工人不能以件数算而得到最低工资的收入。但很多时生产力弱的要靠件工所得的低微收入而得到训练，从学习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二战前后香港的工厂学徒往往是要补钱给雇主的。这些学习机会会给最低工资破坏了。今天中国工业的件工合约非常普及。如果最低工资提升到某一点，废除件工的呼声会不绝于耳。到那时，要到中国设厂的外资就会觉得其他地区较有吸引力了。
(四)今天中国的工商业，分红很普及——是有钱赚才分红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减少失业的工资制度。但有分红，议定的时间工资一定较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提升至某一点，分红的合约安排不能成事。
(五)2000年，曾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J. A. Mirrlees教授到港大讲他的失业理论。我指出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是减少失业的重要安排，而在中国这些合约的普及推翻了他的失业理论。他立刻同意分红会减少失业，但件工他要多想一下。不用多想了，到东莞或任何在中国的工业区看看，会知道件工是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很少失业的。
不要忘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不要忘记，1970年代香港的成衣、玩具、手表等制造业冠于地球，而香港是没有最低工资的。也不要忘记，廉价劳力今天的世界多得很。我的水晶球说，在不远的将来印度的生产力会见于《华尔街日报》。没有错，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了不起。是劳动人口的竞争力促成的。任何削弱这竞争力的政策都不应该考虑。
最低工资是一种价格管制，其直接的不良效果屡见经传。少为人知的间接效果是阻碍了合约的选择，为祸更大。
(作者系香港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薛兆丰：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此文摘自2001年4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的福利来自于完善的规定和法律。每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让“起码”的生活水平有个保障。如果有人违反这样的法规，就要予以追究和严惩。不幸的是，好生活往往不是“规定”出来的。
工资是由什么确定的
收入怎样才合理，众说纷纭。常常有人认为工资应该根据人的素质来定。如果考古学博士去教小学，红楼梦专家去扫地，那么工资似乎就应该高一点。反过来，如果连中专都没有毕业，倒是赚了高收入，似乎就不正常。有些暴富的明星，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合理。
这种想法是错的。说得深奥一点，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以为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但经济分析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供求”先决定最终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再决定原材料的“成本”。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顺序完全颠倒过来了。
那个搔首弄姿的明星，之所以赚大钱，是因为市场对她有需求，您可以讨厌她，但得承认，别的很多人喜欢她，所以她的劳动力才值钱；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她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她的表演就不值钱。培养博士和专家的成本确实很大，但他们如果去扫地，那就只能接受扫地的工资，而他们过去钻研学问的成本与此无关。如果我搬到总统套房里写专栏，那么应该提高我的稿酬吗？不。
归根结底，市场的“供需”是劳动力价格的惟一决定因素。
最低工资法的恶果
既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否则我们早就干脆“规定”自己是个富翁了。
“最低工资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工人收入低吗？规定它高一点好了——人们往往这么想。但大家没有料到，这种硬性规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业，是低薪求职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低薪工人自己本来不要漫天要价，漫天要价会伤害他们。
我们知道，“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费、有薪假期、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等，那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出于好心赞成“最低工资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害处。但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强制性地提高工资，会产生意想不到后果。
例如，美国北部的工资比较高，南部的比较低，但北部的工会却极力呼吁，要提高南部的工资。这是为什么？那是没安好心。因为北部的工资本来就高，而且劳动力不密集，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成本的影响小；但南部劳动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成本就会大增，竞争力就会削弱。
美国的制衣工会，也一直强烈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声称那是为了保护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让他们受低工资的“剥削”。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提高了最低工资，大部分的新移民和年轻人就会失业，最终得益的是工资本来就比较高的白人和中年人。
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够
万一我沦落到要讨饭，那么您不要禁止我讨饭，那只会进一步伤害我。您或许说我该去学点会计或英语，但“应该”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给人擦鞋，请不要规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资。如果您爱护我，就请保护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权利——擦鞋，以及保护我的顾客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服务的权利——被擦鞋。
萧伯纳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年龄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 “不讲道德”之房价篇
周其仁：房价是政治问题 关键看政府维护谁
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把房价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对待。为什么房价问题具有政治性？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政府还是百姓，房价问题都与其利益相关，这种事关众人利益的经济问题也因此具有了政治性
这里所说的“政治”，取之于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政治是众人之事。由于当今“众人”的利益发生了分化，因此人们对同一种经济现象常常有相去甚远的感受和看法。这样，不少经济问题成为众人之“事”，也就是经济问题有了政治含义。
房价上涨过快，是最近两年比较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面对房价较快地上涨，众人的感受很不相同。对于已经买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财产的市值增加，但对于还没有买房、或正准备买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升就意味着痛苦。反过来，房价下跌，已购房者可能叫苦不迭，欲购房者却喜上眉梢。房价的变化还会影响城市的布局。房价越高、或者升得越急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严重。今年我到上海，听当地朋友调侃说，大上海已经分成了三个圈：最里面的讲英语；第二个圈讲外地话，其中许多人讲温州话；而“阿拉上海人”住在了最外面的一个圈。这是今天很多上海人的牢骚。这里“众人”的分歧因为中国的开放还涉及到“老外”，其政治含义就更加微妙。
各个方面加到一起，房价问题就有了政治含义。本来市场可以把不同利益的群体连接起来。市场的基本办法是比赛出价，大家竞争意欲的商品和服务嘛，那就出价高者得。问题是，以出价论高下就不能不涉及到出价的能力。在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里，人们出价能力的差别不仅与各自努力程度的差别相关，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人们不接受收入机会分布的现实，就不能普遍、稳定地接受按出价高低分配资源的市场准则。既然出价准则不能普遍地生效，非市场准则包括种种政治干预就怎样也挥之不去。
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
并不是只在房价问题上才显示政治含义并要求政治干预的。类似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我们早就似曾相识。在改革的历史上，许多涉及大众的消费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供求，都经历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才逐步回归为普通经济问题的过程。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间内都曾经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房价问题时可以参考。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使市场需求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
当前在房价问题上，要让不同利益群体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简直就等于零。这就是说，怎样仔细地抉择，也要损害或至少是限制一方或几方的利益。所以，处理房价问题———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在采取非用不可的非经济手段解决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机制的发挥留有空间。因为事后才看得清楚，最后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靠市场需求刺激供给方面的竞争，并通过供给的竞争来刺激生产的增加，直到供给有能力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
为此，我们集中分析房价上涨的经济原因和平抑之道。我的观点是，无论派生出来的现象多么纷繁复杂，房价上涨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市场对住房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枝节需要说清楚：究竟房价拉动地价上涨，还是地价推动房价上涨。我的看法是，应该是房价上涨，导致人们预期土地的未来收入的增加，才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而导致地价的上涨。但是，土地的供应数量又的确影响房价。其实任何已经形成的需求都包括高位、中位和低位，要满足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关键是供给方的竞争。要是供给竞争不足，比如供地数量过少，市场对房产的需求就永远只能实现高端部分。由于成交的只是高位需求，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房价很高。
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经验支持。香港特区1997年后宣布增加供地数量，房价应声而跌。我们看近几年全国土地开发量与商品房销售价格两个指数的走势，发现土地开发指数下来不久，房价一定上升；土地开发指数上升，房价就下来。其中的道理，不可不察。
从体制上看，目前我国惟一合法的供地途径是政府征地、再批租给市场。这种政府集中供地的模式，除了分配方面的严重问题，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对市场土地需求的变动做及时灵活的反应。如果允许民间私人卖地，地价上涨，各家竞卖，供地数量自动增加，房价就可以被平抑。进一步分析，房地产是非常地方性的市场，由中央政府集中调控，大起大落、此起彼落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当务之急,是推进供地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好在这方面的内容———土地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改革———已列入今年国务院改革的大纲。最近广东省通过地方性法规，从10月1日起率先实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新体制。这对全国将有重要的影响，也提供了改变我国现行城市化供地机制的契机。对这件事情，这里就不多谈了。(来源：北京日报；作者：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
周克成：房价上涨是个好现象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抱怨房地产价格上涨得太快了，有一万个理由要求房价降下来，有一万个理由指责政府制定了太多关于房地产的愚蠢政策。但是，我要说，房价上涨是个好现象，因为房价上涨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不信的话让我们看看如下三个现象。
第一，今天买房的人和昨天买房的人不同。虽然中国有商品房——在市场上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分配房子的历史不长，但昨天的购房者和今天的购房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昨天，比如2001年买房子的人，更多的可能也就是买得起30万元一套的房子，而今天买得起60万元一套房子的人更多了。是的，经济在增长，人们的收入增加了，能花在房子上的钱越来越多了，所以房价上涨了。
第二，今天的建筑和昨天的建筑不同。有些人仅仅从价格的角度看，拿2005年的房子去和1998年的房子比较，然后说，看，房价上涨了一倍！殊不知这样比较的方法是很不科学的，因为这些人忘记了昨天的建筑水平和今天的建筑水平也是不同的。
拿北京的房子来说明，假如你去问熟悉房地产的人，他一定会肯定地告诉你，1998年在北京盖的房子和2005年在北京盖的房子质量确实不可相提并论。房子格局设计得怎样？小区花园设计得怎样？防震、抗震能力怎样？这些看起来区别似乎不大的地方，对价格的影响何曾消失了？所以，房子建筑质量的不同，也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成因，我们不要忽视了。
第三，昨天的配套和今天的配套不同。人们常常指着某栋房子说，昨天这里的房子才多少钱多少钱，今天就多少钱多少钱了，这个价格涨得实在太可怕了。他们说得没错，价格确实上涨了，但是他们忽视了，虽然是同样一栋房子、同样一间屋子，但是，昨天的房子已经不是今天的房子了。
一座城市发展的典型图景，是交通越来越发达，绿化越来越好，银行、超市、学校越开越多。在早期，这些便利人们生活的设施都是不足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方的生活、娱乐设施完善起来。于是，一栋今天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房子，由于其周边环境改变了，更适合人们居住生活了，所以这房子的价格也就上涨了。
当然，经济增长的同时，房价也可以下降而不是上涨，正如同样是处在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电脑、汽车、家用电器等的价格却在下降一样。事实上也早就有无数人正确地指出，政府控制土地供给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根本原因。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否认，房价上涨确实是中国经济在增长的体现，因为假如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本文列举的三个现象，房价也就不可能一再上涨。
当然，如果你要说通货膨胀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 “不讲道德”之腐败篇
张五常：
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 。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
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再也不用这些权力了。
樊纲：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张维迎：在政府垄断资源的条件下，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
张曙光：腐败盛行的罪魁祸首真是经济学家吗
编者侧记
2005年12月27日，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这宣告了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的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终于落下了帷幕，也为2005年的反腐风云画上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近年来的腐败大案大多集中在官员任用、土地、公用设施、金融、教育与医疗等领域，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甚至缺失，加上巨大利益的诱惑，失去制约的公权力变成了为一己谋私的工具。200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构建了完整的反腐倡廉工作战略和体系；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自此，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然而，整个2005年的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而且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多项社会调查表明，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
为何腐败无法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人们一直在寻找着“病因”和“药方”。最近以来，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成为了人们批评的焦点。隐含其中的逻辑是“腐败的盛行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坚持和推进市场化，因而腐败盛行的罪魁祸首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而市场化改革又是如何造成腐败盛行的呢？他们的主要理由有：在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价值，是货币，贪欲一下子膨胀起来，腐败所涉及的数额不可比拟地大大增加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育得很成熟了，但是腐败丑闻却从来没有断过……
针对这些观点，张曙光研究员撰文《腐败盛行罪在经济学家吗？》，分析出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腐败的滋生泛滥，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足，由于改革中的举措违背了市场化的方向，出现了重大失误，才造成了腐败的盛行。论争应是理性的对话而不是情绪化的争吵，我们期望通过这期话题，促使大家对腐败问题、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乃至对中国正在艰苦前进的市场化改革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
内容摘要：
- 经济学家虽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但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终究有限，这类言说也过分抬举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适当地拔高和夸大了经济学家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神化。
- 没有一个腐败案件是由于正确实施了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因为任何一个腐败行为都是官员行为，都与政府制度的缺陷和政府行为的失范有关。
-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制度在私人经济生活的领域中是有效的，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个信息维度最小的制度，超出了这个范围，一旦进入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它必然是失败的和无效的。
- 改革过程就是一种以权钱交易为中心的以毒攻毒的过程。这不仅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增加了改革中反腐败和反贿赂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不仅是改革易于诱发腐败和贿赂，而且改革还会产生腐败和贿赂；不仅是改革要抵制腐败和贿赂，不使其发生革命，而且是改革还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利)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最近，在国内的各种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讨伐和批判，但凡针砭时弊、批评经济的，鲜有不骂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这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时髦和一道风景。这些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把改革和发展中的失误，特别是分配不公和腐败盛行归罪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的刊物甚至把一些经济学家文章中某些言论摘录下来，以资证明。笔者的言论有幸也在其中。
经济学家为何成为众矢之的？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其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是空穴来风。自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推到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经济学成了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了时代的宠儿，风头出尽，令人羡慕。由于中国的改革采取了逐步推进，先易后难的战略，经过初期狂飚突进和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以后，改革进入了相持以至攻坚阶段，市场化和逆市场化、改革和拒斥改革的反复博弈，遗留和积累的问题堆积成山，矛盾重重，社会不公，人心不平，有气没处出，不骂你骂谁。再加上一些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忽视了经济学的局限，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招致了社会性的惩罚，一些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批评者义愤填膺，言词激烈，网上的支持投票占压倒多数，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炒作的一个绝好题材。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被批评者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因为，经济学家虽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但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终究有限，这类言说也过分抬举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适当地拔高和夸大了经济学家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神化。且不要说当代的中国，就是最开放、最民主的国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没有这样的殊荣和神威。这也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和我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顺民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遇有内忧外患，不敢直指当权者的失误，却总要找几个垫背的，今天经济学家就成了这样的冤大头。
社会上的讨伐和批评既有好处，也有负面效应。好处是它尤如一瓢盖顶的凉水，可以使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家头脑冷静一下，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存在问题。坏处是一些人将此看作是发财和发迹的大好时机，凭着炒作的本领成为引领潮流的“英雄”和一夜暴富的“商人”。先行者斩获巨大，名利双收，效法者络绎不绝，一批跟着一批，连港澳和国外也鱼贯而入。这既在情理之中，也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不过，严肃的学者千万不可混迹其中，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应当清醒，这种讨伐和批评即使有百分之百的人投票支持，也只是一种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而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但对于知识生产的进步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基本无益，甚至有害。其结果虽然使某些经济学家的声誉受损，但损害最大的不仅是经济学本身乃至知识生产的发展，人们对经济学的误解和误读加深，知识生产的制度结构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和扭曲，而且是中国的改革大业，即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批评遵循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即腐败的盛行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坚持和推进市场化，因而腐败盛行的罪魁祸首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腐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在社会生活中，所谓腐败就是以权谋私，而且是以公权谋取私利。由于公共权力必须由具体掌控权力的官员个人来运用和实施，这就决定了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腐败的行为主体必然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而不是与公共权力无缘的普通学者和平头百姓；二是自从公共权力产生以后，就出现了公益决策与决策者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任何社会都会产生腐败的基本原因。但是，腐败能否滋生蔓延和普遍盛行，取决于很多因素。目前国内腐败的盛行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公共权力的范围是否和受到多大的限制，决定了腐败发生的客观基础的广狭厚薄。计划经济是一个全权社会，一切经济决策，甚至包括一部分个人消费决策都是公共决策，这就意味着公共权力没有限制和不受限制，因而，腐败的客观基础最广最厚。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要逐步缩小公共决策的范围，划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界限，把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侵犯的私人权力和私人决策交还给个人和私人组织，使其仅仅局限于必要的公共决策。所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比以前缩小了很多，但是，由于改革尚未完成，特别是政治改革滞后，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且没有明确和有效的限制，不仅腐败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且给了贿赂官员的行为以激励。
其次，公共权力的分立制衡状况，事前制约着公共权力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腐败行为的发生。公共权力如果高度集中，没有制衡，不受约束，就意味着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可以毫无阻碍地将公共权力用来谋取私利，也就是说，腐败行为可以畅行无阻，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或者收益大大超过成本，因而腐败的盛行必不可免。市场体制是一种分权体制，市场化改革不仅要限制公共权力的范围，而且要实行分权制衡，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这是减少腐败行为，防止其滋生蔓延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改革滞后，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高度集中和一元化的，司法没有独立，公共权力的运用没有制衡，官员的行为没有约束，腐败必然蔓延盛行。
再次，对运用公共权力和官员行为的监督机制是否健全有效，直接决定着腐败行为的成本，反过来也会对官员行为形成事前约束。由于公共权力的特殊性质，对官员行为的评价和监督本来就是一件难事。我们现在对官员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纪检委和反贪局实施的。这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因为纪检委和反贪局等专门机构的监督不仅是挂一漏万，而且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广泛的社会监督，把所有的腐败行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才是腐败分子心惊胆寒的事情。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社会组织也不发展，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就难以建立和实施，特别是官员处于强势地位，不仅可以以权谋私，而且可以运用手中权力打击压制抵制腐败的官员和老百姓。这就为腐败的滋生蔓延大开了绿灯。
最后，意识形态是否与经验现实相符合，不仅制约着正式制度规则的作用，而且决定着道德约束的效力。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组成，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制度公正的评价。改革前，传统意识形态在使人们相信公有制及其与之相关的一套制度规则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方面是成功的，人们尽力约束和压抑个人的利益追求(包括正当的利益)，主动维护公共利益。文革暴露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验现实的矛盾，改革不仅是对传统制度规则的直接批判，而且是要建立一套与传统意识形态有别、而与市场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改革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传统意识形态不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甚至不惜放任和助长假话大话空话的盛行。这样，意识形态与经验现实发生背离，不仅使新建立的市场规则存疑和动摇，而且使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使各种各样的潜规则风行，腐败的滋生蔓延如虎添翼。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腐败的滋生泛滥，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足，由于改革中的举措违背了市场化的方向，出现了重大失误，才造成了腐败的盛行。难道市场化改革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腐败的基础和可能吗？难道建立权力分立的制衡约束机制和广泛的社会监督不是抑制腐败，而是助长腐败行为的猖獗吗？难道不是维护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作法破坏了市场制度的正当性和市场制度的道德基础，而使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吗？所有的腐败案件，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田凤山事件是最近揭露的最突出的腐败案，为什么本案的规模那么大，为害那么烈，牵涉的人那么多，黑龙江省从上到下，腐败成风，省、市、县、乡有那么多干部成了腐败分子？为什么田凤山贪污腐败如此严重而不能及时揭露，还要加官晋爵，从地方调到中央，从省长改任部长，难道不是因为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不受监督吗？在这样的制度规则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下，那些抵制腐败的干部和行为能够生存吗？如果发展新闻监督和社会监督，田凤山们能够肆无忌胆地疯狂攫取吗？这难道是市场化的错吗？
征地拆迁是近几年腐败严重发生的一个领域，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土地市场没有形成，一级市场基本上不存在，由政府全面垄断，官员暗箱操作，采取的主要办法是行政划拨，二级市场虽然有了市场的某些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国有商业银行三方共谋的一场游戏。政府主导，官员无风险套利，三者的强势地位，再加上征地拆迁条例违背宪法原则，侵害了土地使用者的基本权利，不滋生腐败才是怪事。这能把板子打在市场化改革的屁股上吗？
高速公路建设也是腐败为害最烈的一个方面，建成一条高速公路，就会倒下一大批干部，近几年，各地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出事的还少吗？这里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招标投标、工程监理等市场化的制度办法是最早引入建设领域的，这是建设领域市场化改革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不搞招标投标的，但是，有多少招投标是真正公正、公开、公平进行的？有多少工程设计、建设和监理是各自独立，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有多少工程没有猫腻，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这是以市场化之名，行行政操作之实的一个绝妙写照。难道这不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扭曲，而是市场化的罪过吗？
还有，教育医疗领域也是腐败严重的两个部门，为什么药价飞涨，看病难、看病贵得吓人，以至于发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深圳市人民医院那种天价医疗费的怪事，(背景资料：翁文辉老人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住院费139.7万元，在医生建议下，家属自购抢救急用药交给医院，花费400多万元，共计550万元，成为中国“最昂贵的死亡”；患者诸少侠因心累、气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ICU住院119天，住院费用90余万元，自购药23万元，总共120万元，病故后第二天，医院还打印出15页账单，共15184.72元。)为什么学校收费漫天要价，借读费、择校费以万元计，上学的独木桥挤破了头，难道不是政府管制和高度垄断造成的，而是市场化的结果？稍稍懂得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供方享有垄断权，拥有定价自由，其他社会资源不能进入，垄断厂商必然限制产量，抬高价格，需方无从选择，只能听命。在这种政府管制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腐败行为，垄断就成为他们的保护伞。有人说，医疗改革失败是市场化的失败，非也。医疗改革失败是由于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公共医疗方面的责任，把不该市场化的部分也推给了市场，而在可以市场化的方面又实行行政管制和放纵垄断的结果。这造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扭曲。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没有一个腐败案件是由于正确实施了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因为任何一个腐败行为都是官员行为，都与政府制度的缺陷和政府行为的失范有关。这绝不是说，市场制度是一个十全十美、法力无限的制度，而恰恰说明它是一个有限合理的制度。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制度在私人经济生活的领域中是有效的，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个信息维度最小的制度，超出了这个范围，一旦进入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它必然是失败的和无效的。这不是市场化和市场制度的错，而是人们给它强加了过多的负载，硬要它去完成本该不属于它和它也承担不了的功能。不仅如此，市场制度的效力不仅取决于它本身完善的程度，也取决于其他与之相配合的制度，特别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状况。把由于政治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而造成的腐败及其滋生蔓延现象，硬加在市场化和市场制度的头上，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如果说无知可以通过学习变无知为有知，那么，别有用心则无可救药，其目的在于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又不敢和不能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就采取了这种移花接木和泼脏水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