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老婆:《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4) 余世存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1)
　　十力功德 　　
　　熊十力（1884~1968）中国学者。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融汇儒释思想，发挥《周易》、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提出“新唯识论”。认为宇宙万物是本体（本心）流行的迹相。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原儒》等。 　　
　　◎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
　　汉语和汉语人有一种致命的倾向，就是让所谈论的对象失真失重。说得好听一些，我们都有将人物进行拔高、神话、传奇化的意愿和能力；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对人物进行妖魔化、歪曲、栽陷。我们很少从生活或历史的现场去理解人物对象，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活在他们中间。这可以反证周作人的感叹，他感叹说，“像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像是在他们的民族里不曾有过，像是他们从不曾在我们中间生活过。”对熊十力的态度，似乎也是如此。人们给予熊先生的评价，“特立独行”、“牛人”、“真人”、“不近人情的怪人”、“现代中国最具原创力的哲人”、“跟外王们如蒋介石等能心照而通道术的内圣”，等等，虽然不中亦不远，但都有意无意拉开了我们众人跟熊先生的距离。照人们的意思，我们中间不可能出现那种牛人了，不可能出现那种真人，不可能出现那种原创力了，这其实是不理解我们跟熊先生没有什么两样。
　　熊先生的行迹今天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出生湖北黄冈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父母相继病亡后，他读了半年乡塾而游学乡间。后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为宣传革命，1905年，熊考入军校即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军队首领张彪不得不管，下令通缉，熊不得不逃走。有人说他是因为性急用力过猛，“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
　　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耕读、教书。他的革命活动在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之际划上休止符，他不像革命的跟班、信徒、党员，后者往往自称革命家，但熊先生倒是跟孙中山等人一样是天然的革命家，是不需任何修饰、不需自我标榜的革命家。熊的起点虽低，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是局面恢宏、心胸开阔、百折不挠。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他的天才或智识直觉明了，当是时也，他已经无回天之力；但他有足够的力量打出另一片天地。目睹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他发现“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功夫者”，“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跟鲁迅一样，熊深感“革政不如革心”。
　　这一大转折正是中年改行学艺，熊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这样的革命家搞起学问来，一般学者儒生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命运注定他当不了政治革命家，但却给他的学术思想革命留下了余地。这是他的幸运，却是文明演进中的悲剧。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一样，为当时的政治革命作补注；他是近似鲁迅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为个体的权力和心灵张目，在全民或个体没有立起来之前，他不给个体进行任何规范、标准、所谓建设性的口含天宪。不能因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了，不能因为某个政治家喊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思想革命家就只能变身变声，充当过河卒子、埋头于改良、整理国故、宣传好人主义。在熊十力那样的人眼里，我国革命既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个人就没有任何需要膜拜的规矩、礼仪、禁区。
　　所以这个革命家改号十力。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先生取来加诸自身。他到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学佛，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欧阳大师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再著《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应战，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孚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可谓推崇至极！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
　　熊十力的生命健旺及其自觉意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常人只是没有他那样一以贯之的精气神，没有他那孤往到底的劲头而已。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他像真正的大革命家如孔子们那样，有着天不丧斯文的信念，而自觉是神州文化托命之人。他认为孔子之《周易》是呼号革命的著作，“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他说：“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在熊十力的笔下，孔子不再是梦里思念周公的保守主义者，而成了典型的革命家，《周易》不仅是最古老的哲学典籍，而且还是最古老的革命宝典。这种既保守又革命的现象，只有从历史的长时段、文明的真精神或人性的纯粹方面才可以理解。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2)

因此，在熊十力那里，没有疆界的言行其实是他拓展人性自由的关键，是他人情旅行的表现。而这种“没规矩”的言行在儒生或自以为“新”的人类眼里，都显得怪诞、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好听一点儿的，也就是天性旷达，不喜雕饰。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他是在以自己和周围之间的交往而建设一种活泼的而非僵化的人情，他要激活人情而非世故地禁锢人情。初入北大，他即把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在北大时，熊十力常与废名探讨佛经，每每意见不合，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辩越高。一日，两人身着单衣，正辩到紧张时刻，忽然陷入寂静，全无声响。众人忙去探看，发现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卡住脖子，难发一言。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争论结束时，熊十力不甚解气，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他三拳头，口骂“笨蛋”方休。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而他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
　　熊十力的故事太多了。一般人的故事少，不是因为他们正常，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无能自由地表达，因为他们虽懂人情世故却不能仁守人情世理，熊先生却智及而仁守了。所以他的故事多。他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徐复观做蒋介石侍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牟宗三首次见到他的恩师是 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他说得对，因为他是以生命灌注诸子，而其他人虽然“学问正确”或“政治正确”，却把诸子当做对象，一种学术项目或学术课题的研究对象。对如此研究如此读书者，他是相当不客气的。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
　　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经此一骂，徐复观在读书上有了“起死回生”之感。
　　因此之故，那些学问正确的知书识礼者面对政治几乎只有顺势思维时，熊十力不然。中共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他近乎不识时务地要求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会理睬他的要求。据说毛泽东也懂得他，不仅因为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郭沫若这些政学大员知道他，而且是因为每一个君师合一的霸王之才都明白，他的子民逸民中，会有个别人的生命能量大出了个体的范畴，这种能量可以暂时被压制，却一直存在，哪怕如花果飘零，终有一天仍会充沛而出。
　　熊十力在毛泽东巨人身影里并没有受多少冲击，但即使如此，“文革”却让熊十力痛惜文化和人性的沦亡。“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良久呆坐”。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错乱了。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他给朋友写道：“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熊十力完全明白这种局面的产生根源，其中之一是逐臭之夫们的大量存在：“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 ”“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有人说，这种逐臭之夫们制造的喧闹，有时就像“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
　　在这样无限寂寥的暮年，熊十力感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使如此，这位现代中国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托宏愿于未来：“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3)

这种信仰情怀开出了伟大的生命能量。在他无限寂寥的时刻，他的弟子牟宗三在海外思考他“为人不易，为学实难”的话，祝愿喃喃：“夫子得无恙乎？”这位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已经足堪告慰。他已经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其大厦足堪抵御现代外王们灌输引进的一切意识形态。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他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发展。今天的台海两岸都有了文化身份感和自觉意识，无不与熊十力等人的努力相关。
　　谈论熊十力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从并不坚实的幼教出发，中年才志于学，在霸力治世的二十世纪，自成天地，在政界学界纵横意气。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也不同于甘地那样的圣雄，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但话语传达出来的神奇，并不能掩盖熊十力在生活当中的平凡，当时的他也只是一个寻常的中国人，他不过把普通中国人内心都能感受到的人性“仁守”了一生，并培养了极为优秀的弟子弘扬这种道德自我、个体本位和文化自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字不识的慧能做到了，幼学功夫不好的熊十力也做到了。

痴人第二十　林觉民(1)
　　革命者的侠骨柔情 
　　林觉民（1887~1911）中国民主革命者。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十四岁进福建高等学堂，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得黄兴、赵声通知，回国约集福建同志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随黄兴打入总督衙门，受伤被捕，从容就义。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书写了某种文明。
　　◎当时的革命之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当时的革命事迹之儿戏亦非今人想象。
　　◎他的人生断后文字是如此深情、坚定，以至于他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四年，却成了深情、坚定的人格形式，成了情种的象征。
　　林觉民是福建闽县（福州）人，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生于 1887年，死于 1911年。这个二十四岁即离开人世的青春少年因为革命而为革命世纪称颂，又因为一篇《与妻书》而为后人钦仰。
　　从照片上看，林觉民长相一般：长脸、粗眉、细眼，表情执拗。这样一个人跟革命似乎没有关系，比起燕赵的慷慨悲歌豪杰，福建人似乎是温和的、柔弱的，缺少血性的，是过日子的样板。觉民确实也生活在小康之家。嗣父林孝颖是一个廪生，怀才不遇，寄情于文人的修身养性。三进的房屋，足以安顿小康之趣了。连接第一进与第二进的长廊被翠竹簇拥，觉民后来写道：“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门开放、洋务改革之后，虽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戊戌变法”，但在时世推移中，仍“与时俱进”地接过了变法者的逻辑，甚至大张旗鼓地要进行“立宪”改革。当是时也，除了外侮过甚、地方权重、国力疲软外，整个帝国还是威仪威福，改革也带来了民间、社会和商贾们的活力，社会全局也仍稳定、和谐。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的头脑里，跟无数同胞的日常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
　　按照通常的活法儿，少年林觉民会是帝国稳定的“接班人”，福州男人本来温良平和、锋芒深藏，林觉民应该是“家国天下”的乖孩子、好孩子、听话出活的样板吧。但时移世易，生命的极致一旦与思想相渗透，其中爆发的能量是没有人可以预期的。觉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却不愿学做八股文。十三岁那年，当他被迫应考童生时，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就第一个走出考场。用今天的话，在人们争相考“公务员”时，他从心里拒绝了。林父为此不安，安排他投考自己任教的全闽大学堂。林觉民有辩才，在大学堂里纵议时局，演说革命。林孝颖指望校方严加束缚。总教习却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一天晚上，还是中学生的林觉民在一条窄巷里跟人讲论“垂危之中国”，声泪俱下。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孩子模样的林觉民还在家中办了一所小型的女子学校，讲授国文课程，动员姑嫂们放了小脚。以至于周围的亲人开始习惯觉民离经叛道的言行，虽然他们从未想象，四五年后的觉民手执步枪、腰别炸弹地闯入总督衙门。
　　1907年，林觉民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四年，攻读哲学，还学日语、英语、德语。檄文《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小说《莫那国之犯人》、译作《六国宪法论》就是此时完成的。这个瘦削的中国男人在东洋留学，入眼的不是樱花的璀璨，也不是大和美人的如花笑脸，而是祖国的现状和前途。用今天的话，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崩溃论中，没有人能够看清历史、平视历史，因为中国之大，日月递邅之丰富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一世一纪甚至一生乐在其中享用。但林觉民却把中国当做解答的对象，他以为：“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这样的认知未必正确，但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来书写了某种文明。
　　少年觉民完全是意气。如果这就是革命的话，我们也只能说，革命象征或包容了意气。当时的革命之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当时的革命事迹之儿戏亦非今人想象。1911年春，黄兴等人从香港来信说：“广州起义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于是林觉民回到福州，他的任务是发动当地革命组织响应，并选拔福建志士前往广州去壮大队伍。农历 3月 19日，他带着一批志士二十余人从马尾登船，驰往香港。当然，在短暂的几天里，他回到家中跟家人团聚过了。林觉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国人都在沉睡、在被侮辱和被损害里苟且，他和战友们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林觉民的正信正念在于，他坚信那是“历史的力量”，他正信自己的审判：“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因此，他也有着对自己行为的强大自信：“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 ——嗟乎，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
　　一群玩命的人到了广州寻死，觉民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今天我们对革命尚不了解，公正地说，黄兴们策划的广州起义如儿戏、如行为艺术，他们只是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人数不过几百，却企图攻占总督衙门（今天的广东省委省府）。这连大规模群众性聚会骚乱都谈不上，这群玩命的书生所能凭借的只是理论、骚乱、口号，还有报纸、杂志和传单，以此与一个庞大的帝国对抗，他们却坚信不疑。
　　林觉民与同盟会员攻入督署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他们点了一把火，就身扑向军械局。当大家涌到东辕门，一队清军横斜里截过来。据说，林文企图策反，他手执号筒，向对方高喊“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应声而至的是一颗子弹。子弹正中脑门，脑浆如注，立刻毙命。慷慨悲壮的林文为自己镌刻的印章是“进为诸葛退渊明”。成长于军人世家的冯超骧，“水师兵团围数重，身被十余创，犹左弹右枪，力战而死”；体格魁梧、善拳术的刘元栋，“吼怒猛扑，所向摧破，敌惊为军神，望而却走，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血流满面，移时而绝。”还有方声洞，也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的福建部长，曾经习医数载，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他在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随后孤身被围，“数枪环攻而死”。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的林尹民、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的陈更新，陈与燊，陈可钧，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他们或者尸横疆场，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刃。这些人今天都已经为历史遗忘了。

痴人第二十　林觉民(2)

无论是非常道，还是常言道，这些中国话语的主人，都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中国男。
   《非常道》作者余世存最新力作，近现代四十一位“非常人”列传。
余世存如是说：
   曾国藩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以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李宗吾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内容简介

在书中，作者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本书区别于作者以往书籍最明显之处，在于作者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本身。近现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然所有变化之主体、参与者、推动者、承受者都是处于历史激流中的“人”。从文界的龚自珍、刘文典，到政界的曾国藩、宋教仁，从军界的蒋百里、吴佩孚，到实业界的张謇、范旭不，从内省的弘一法师、闻一多，到外观的徐继畲、严复……作者用四十一种人，串起零散的中国近现代史。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常言道》、《类人孩》等多部著作。 

再出江湖，余世存独家讲述五年心路，自称真男，以人格济世

因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2005年推出畅销书《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正值名声大噪之时，湖北籍学者余世存却从此悄然淡出了公众的视野，隐居大理。自从一下子被推到聚光灯下，被誉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他觉得自己底气很不足，希望补上传统文化的课。

2007年，他和一些朋友启动了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旨在提供一个基于图书馆的教育体系，为乡村青少年提供更多知识、自信心和生活勇气。至今，国内已开设有五个分馆，湖北省内的一个名叫“黄侃图书馆”，位于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

时隔五年，余世存又推出新书《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这一次，他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出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对他们进行价值重估。文/卢欢

余世存

男，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居住在北京。

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亲戚曾抱怨我北大毕业却不能给他们好福利

锐读：这一场赴大理生活的出走打算持续多久？是您远离现代化社会的尝试么？

余世存：当时就到大理感受新的生活方式。大理曾为国都，不显小家子气，有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有迷人的风土人情。塞林格红极一时却选择隐居，对我触动很大。在大理隐居，我觉得自己突然可以支配自己的生活了，终于摆脱了以前在城市生活时的普遍的无所适从的焦虑感，身心获得某种平衡。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物欲裹挟着前进。我现在可能要在大理与北京两头跑，毕竟还要生活，现在除了做手头工作外，还要将这几年的学习心得和文章整理出来。

锐读：回家乡随州的机会多么？这些年，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余世存：平均每年回去一两趟吧，我有很多老师、同学在随州。以前，家人亲戚对我有些抱怨，觉得一个北大毕业生，都不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福利。渐渐地，他们理解了我的选择，热情欢迎我，这让我十分感动。至于感受的变化，我觉得，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渐渐丧失了精气神，随州也不例外。小时候经历的那种田园乐趣都没了，很多地方几乎都成了垃圾场。这真没办法。

锐读：如果像书中人物那样，给自己也安个“头衔”，您会称自己是什么男？

余世存：真男。真实真诚。我有个北大同学，曾是有名的校园诗人，他在毕业之际跟我推心置腹地交谈过，担心我毕业后会饿死，担心我这样太有赤子之心的人能否在社会中生存好。其实，要求每个人真实、真诚应该是一种社会常识，俗话说诚则动人。如今，整个社会都在质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群体的道德水准下降，呼唤真实、真诚，这真是很可笑。

张学良到临终仍未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锐读：您选择继承由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式的传统来写作历史，意味着您实际上是从历史中研读人的内心，研读人与转型时代的关系？

余世存：我自觉地认同司马迁的那种写史传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必然会有主观判断，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孔子编《春秋》，司马迁作《史记》，都追求自己内心与历史人物的相通。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讲历史，太注重社会属性，而不注重人的心智、精神、感受、社会风俗、价值观，对此我是不满意的。其实，捍卫历史正义应该是对讲史者的起码要求。历史正义，不需要学者来告诉读者，读者自然可以从中体会到。

锐读：近两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最终确立了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框架，只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仍处于探索之中。你认为这些人物为此做出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探索？

余世存：这些人物的探索，一方面是自觉地努力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拥有深切的民族、国家、人民关怀，一方面是不自觉地成为历史的工具。换言之，他们在追求自己个性与参与社会的公民意识两方面都做得不彻底，要么是公共参与不够，要么是对自己内心的审视不够，总处于一种矛盾、挣扎中。

锐读：这本书也是在为您的“类人孩”历史观做注脚么？比如写张学良，您评说“他的一生表现了典型的‘类人孩’生存状态，直到晚年，或者说他长达一甲子直到临终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余世存：是的。人要突破自己的阶层、圈子，才能追求人类的共性价值，否则只能是更大系统的孩子而已，无法为别的阶层说话、谋利益。比如说，如果你要了解阶级，需要与自己的小学同学来往；要了解阶层，需要与自己的中学同学来往；要了解圈子，需要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来往。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更多与大学同学来往，所以只站在自己和相应圈子的立场来说话，无法突破自身的局限。

锐读：这次写作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特别是男人）本身，反复提及了“人格”这个词。您对近代史上的人格成就评价很高，也很强调这些人物的人格丰富性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

余世存：由“话语”转向“人”的选择，渗透着我的写作用心。我们社会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制约。人丧失自尊，与自我期许有关。比如说，有的女人只求出名、过好日子，就可以将人格矮化到最低，为达到目的，自然敢用脱衣、录像、发到网上散布等等手段。有些学者被抓住抄袭了，根本不道歉，继续堂而皇之地继续自己的学术活动。对于这些情况，仅仅靠话语谴责恐怕不管用。所以，我想写人，弘扬伟大的人格，给普通人树立榜样。现在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后现代社会里，人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卓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伟大的人格不仅可以出现在古代，当代也有伟大的人格。

论人格，卢作孚是“完人”

锐读：您独独把“完人”这个头衔给了卢作孚这个旧时代的企业家。为什么？

余世存：在我评卢作孚为完人之前，梁漱溟等人就说过。实际上，卢作孚跟自己周边的关系处理得都很圆润，这是很不容易的。当今社会上至精英巨富下至普通民众共有此种心理——“必须要挣钱，有钱才保险”，但卢作孚的人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懂得享受生活，他的生活的维度是多方面的，物质之外亦关注信仰、家人朋友、代际关系等。

锐读：当初，在卢作孚有机会建设北碚时，他迅速将当地最初一赌二吃喝的面貌做了“移风易俗”。您指出，中国的圣贤们，自孔子以下到一般大臣，都认定移风易俗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这样的结论适用于当下么？

余世存：书上说，禹居住的地方，一年成聚（村），二年成邑（城镇），三年成都（四县为都）。这说明，禹有很好的人格魅力、领袖气质、人文关怀，普通人愿意跟从，从而将洪荒草莽之地变成教化文明之地。古代圣贤姑且不提，民国时期有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把南通变成模范县的张謇、把广西变成模范省的李宗仁，近有把福建建成经济建设的桥头堡的项南。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在三五年间“移风易俗”。反之，当下一些论调：“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可以取得某些成绩”，我总嫌太慢。

锐读：本书最后一篇写哲人王康，也用他的话“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来做标题。您认为这句话有几分道理？

余世存：这话，说的人很多，此前的新儒家学派也说过。我很认同。现在很多人总觉得中国人没有神圣感，没有信仰，但总需要一个替代物，那就是历史。都说中国人渐渐丧失历史感了，但也有很多人会在乎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毕竟，历史也是社会的一条底线。

如果你要了解阶级，需要与自己的小学同学来往；要了解阶层，需要与自己的中学同学来往；要了解圈子，需要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来往。

开卷有益：从《非常道》到《中国男》

馮　磊

　  2005年，在我所居住的小城，有一家小書店生意紅火。這個名叫席殊書屋的連鎖店後來因為經濟的緣故倒閉了，但是，因為出售的多為社科人文類書籍，後來曾經在小城讀書圈裡引發了種種感歎。

　  這一年冬天的一個傍晚，我在席殊書屋的書架上讀到了一本名為《非常道》的書。瀏覽之後，發現竟然是極為有趣的讀物。於是買回來細細研讀。而這本小書的編撰者，就是後來爆得大名的余世存。

　  今天來看《非常道》，仍然覺得非常值得一讀。編者以自己獨特的眼光，把從晚清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歷史「下腳料」整理出來，分為不同的欄目進行羅列。作為編撰者，余世存恪守嚴格的新聞立場。

　  這裡的「新聞立場」，指的是客觀、公正。眾所周知，新聞媒體的第一生命即是客觀與公正——《非常道》就是這樣匠心獨運的一本。在這本書裡，作者對其間涉及的人物幾乎沒有任何評論。但是，作者所要表達的，讀者在文字裡都可以尋找得到。就這一點而言，滔滔不絕的演說和慷慨激昂的評價反而顯得多餘。

　  數年之後的今天，當我想起《非常道》，仍然會為其中的一些文字讚歎不已。

　  話說曾國藩早年，喜歡為活的親朋好友撰寫輓聯以自娛。某一天，此公正忙乎得起勁，一位好朋友來訪，發現曾國藩居然在為自己寫輓聯。憤怒之中，奪路而走。

　  又有一則往事，談到沈從文先生的臨終語。1988年，《邊城》的作者、國內著名作家沈從文先生病逝。臨終之前，家人問沈先生有沒有什麼遺言。

　  老先生留下一句讓人吃驚的話，他說：「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隨即，飄然而逝。眾所周知，沈從文先生早年以文學成就著稱。建國以後，曾長期處於被批判的尷尬境地。為求自保，先生轉而去研究中國古代服飾，竟然成為一代大家。而與他同時代的不少人，都先他而去了。先生以八十七歲高齡去世，發出此等厭世之語，其耿耿之情懷，可想而知。

　  近日，讀到余世存的新作《中國男》。這本書，相對於《非常道》的世說新語體，頗有了一些變化。首先，這本書每篇文字都比較長一些；另外，在寫作的過程中，盡可能採取直接評價的方式。至於論述的對象，則往往以在歷史進程中曾經發揮重要作用的大人物為主。

　  這些人，要麼是軍閥，要麼是政客，要麼是意氣風發的書生或者實業家……在撰寫思路上，則主要從近百年來的人物命運和評價手。試圖要從微觀的環境裡，尋找到國人圖強的種種痕跡，從而把握大時代的命運脈搏。

　  這本《中國男》，其實還有一個副標題，叫做《百年轉型中國人的命運與抗爭》。在字裡行間，閃爍對良知的認同和渴求。另外，余世存每節都為主人公擬寫了一個評語。如徐繼畬，稱為「過人」；龔自珍，為「衰人」。究竟為什麼做如此評價，作者自有自己的看法。

　  我比較贊同作者對戴笠的評價。實際上，戴笠是蔣介石時代寡頭政治的一個代表人物。這類人，在中國近、現代並不少見。而戴笠本身，因為恐怖活動的緣故，曾被羅斯福稱為「東方的希姆萊」。

　  在抗戰期間，戴笠與他的軍統曾經做出過重要貢獻。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在鞏固獨裁政權方面，戴笠們同樣是一股讓人厭惡的力量。

　  談到「毒人」戴笠，余世存說，這類人往往是精英的一群。

　  他們積極上進，同時具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屬性。故而，有意或無意間，容易成為大人物手中的工具，成為「奴才中的人才」或者「人才中的奴才」。

　  「這是我們文化教育的怪胎……他們知書而不達理，讀書而不明理。他們滿腦子漿糊……總是以為亂世可以不循正道，獨裁、專斷等等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務工作可以搶奪、控制情報信息，這些非人性也不合於文明的邏輯，最終使他們自己喪失了人性……」

　   這段評價，確實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所發出的高明見解。

　　衰男、過男、牛男、悲男、寡男、畸男、怪男、覺男、神男、志男、癡男、俠男、達男、狂男、完男、史男、毒男、真男、頑男、義男、赤男、述男、逆男、隱男、哲男……晚清以來中國社會誕生了哪些特立獨行的中國男？他們濃縮了怎樣的國民性特徵？

　　2005年，余世存的《非常道》超級暢銷，引發學術掌故和歷史逸聞的出版熱潮。時隔五年，余世存的《中國男》橫空出世。如果說《非常道》是史學的民間敘事，《中國男》則是史學的價值重估。

　　《中國男》一書包含著皇帝(光緒)、政客(曾國藩和楊度)、軍閥(吳佩孚)、酷吏(戴笠)、文人(嚴復、劉文典)、科學家(丁文江)、商人(盧作孚、張謇)、革命黨人(宋教仁、林覺民)、僧人(弘一法師)、刺客(王亞樵)、流氓(杜月笙)和乞丐(武訓)等等。這41位“非常人”的命運，牽動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的陣痛與掙扎，打開歷史的種種尷尬與吊詭。中國男人的光榮與夢想，恥辱與滄桑，罪與罰，思與真，全部隱現其中。

　　開篇余世存選擇了“衰人”龔自珍，因這位激憤、憂世的詩人生於衰世，“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第一個感受到恥辱與敗落。在“萬馬齊喑”的局面中，人的廉恥心、上進心、作為心都被束縛、被剝奪殆盡，作為孤獨的清醒者，他的擊劍吹簫也成為“衰世”一個蒼涼的符號。

　　余世存以龔自珍開篇，似乎暗示，生於社會轉型之際的文人、學者，他們的一舉一動也映襯出歷史之變遷。

　　1949年林同濟的父親勸他去台灣，林同濟脫口而出的話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林同濟選擇留在大陸，但在1957年“鳴放”時，他針對當時的戶籍管理制度說：“人本來是動物，現在卻成了植物，不能動了。”抗戰時期在昆明創辦《戰國策》的林同濟、雷海宗全被打成“右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統戰工作者問道于熊十力，熊說：“存在的問題就是學習蘇聯，事蘇聯如祖，而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數典忘祖！”他堅持不改造自己，數次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建立哲學研究所，允許傳播舊學。

　　余世存另一部分聚焦在政客、武夫身上。不論是寫像武訓這樣的“特立獨行的乞丐”，還是像將青幫黑社會轉型為現代社團組織的杜月笙，都秉承著史家之筆，試圖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上海大亨杜月笙也曾為抗戰募集救國捐款，還為晉北前線的八路軍捐獻了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杜月笙從學徒到大亨，有江湖法則，也有歷史機遇。杜月笙的傳奇經歷背後是亂世風雲。

　　在余世存眼中，少帥張學良只是一個孩子，濁世公子成人難，除了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一生便無足觀，對其不戰而放棄東三省大加批評，張學良沒有對政治的激情，也沒有責任感，無法為東北軍指引方向，也無法處理危急局面。即使發動西安事變，面對於學忠的質問“捉住(蔣介石)以後怎麼辦？”張學良的回答是“先捉了再說”。

　　你不一定同意余世存的結論，但他的這本書，的確能讓我們重新認識“不同尋常、富於爭議、被誤讀、矮化或忽略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