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为候门继室:弱势人群特异生存状态：记者关注的道德悖论

——深圳“集装箱蜗居”报道事件审视
梁婷婷
2010年07月07日16:16  来源：《新闻记者》
【字号大中小】打印留言论坛网摘手机点评纠错 E-mail推荐:  
社会弱势人群的特异生存状态，多与现行管理制度之间存在着摩擦和冲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将生存空间建立在“违规”的风险之上。对于新闻记者而言，基于职业敏感和同情心而对此类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调查，并予以报道，已是媒体常规性的作业习惯，也成为重要信源之一。但是，诸多报道的实际效果却与记者关注的初衷相悖，有时甚至会招来被访者的回避和抗拒，进而让记者的关注陷入道德上两难的境地。尽管此类现象长期存在，但是学界和业界对于其中存在的道德悖论及原因等问题思考不足。近期，备受传媒关注的深圳“集装箱蜗居”事件及其后续报道中出现的不同声音，再次为这个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典型样本和契机。本文试以此事件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结合博弈论相关研究方法对其背后的社会心理过程进行分析，探讨隐藏其中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新闻职业教育的相关问题。
事件回放：曝光、“辟谣”与质疑
2010年3月16日，《每日经济新闻》一篇题为《最牛蜗居：父子两代在不到30平集装箱内住7年》的报道被网络大量转载并引起广泛关注。报道讲述的是深圳市宝安区打工者王集龙一家4口因难以支付高昂的房租而选择住在由集装箱改装的“房子”里长达7年的故事。文中披露王集龙最担心的事就是“没有用地的许可，‘房子’随时可能被吊走”，并表示将对打算以类似方式解决住房问题的打工族、人住集装箱“开发商”，以及相关政策、法律壁垒等问题作延伸报道。①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社会关注度的飙升，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深圳晚报等多家媒体记者随即围绕深圳“集装箱蜗居”事件以及文章所披露的主人公王集龙进行广泛搜索、深度挖掘新闻素材。首先是对这一现象本身的持续追踪和挖掘，包括对其他集装箱居住者生活细节的捕捉、对相关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剖析，以及对相关现象的横向收集等；其次是对“集装箱蜗居”现象的相关评论，包括对这一行为利弊的分析、对这一现象社会根源的评述等；甚至出现了因深圳集装箱蜗居事件而引发的关于人住集装箱改造市场、产业的分析，以及对国外类似现象的回溯等。
出乎意料的是，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等媒体在跟踪报道中披露，王集龙一家面对追踪而来的多家媒体记者称《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严重失实，并对记者的采访持回避态度。王着重表达了三点：第一，集装箱所占土地是合法租来；第二，由于自己在集装箱周围养植花草，对市容没有影响，因此未受到任何管理部门干预；第三，选择所谓“蜗居集装箱”，与自己从事的行业有关，是自己出于其优点而进行的主动选择。部分媒体的报道还提到，当多家记者欲入户调查时，女主人严词拒绝，“你们媒体报道了，到时候城管来了，我们住到哪里去呢？”②随后出现的评论对该事件集中报道带来的客观社会效果进行了反思，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为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等提出：被采访者害怕媒体的关注，并非怀疑媒体的善意，而是担心这种善意的关注在现实中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具体说来，就是“可能会招来城管的滋扰，招来政府的清理，让他们连这集装箱蜗居的空间都没有了”。③
“集装箱蜗居”报道中出现的两个矛盾
综观“集装箱蜗居”报道的整个过程，媒体呈现的被访者身上始终集中着如下两个矛盾：
其一：关于“蜗居集装箱”这一行为性质的界定。居住在集装箱中，是社会弱势人群囿于经济原因而被迫、违规的选择还是基于其他原因的主动选择？这一矛盾在《每日经济新闻》首次报道的主人公王集龙及其家人身上表现突出。据该报报道，王集龙向记者透露：高房价、高租金是选择其蜗居集装箱的主要原因，并对此举是否会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干预表示忧虑。④而随后，面对追踪而来的其他媒体记者，王集龙却否认、修正了此前的说法，表示集装箱是自己主动自愿的选择，由于在此经营花草，对市容未造成影响，因而“城管一直没有来打扰”，并强调自己对于此前的生活状态很满足。⑤
其二，关于集装箱占用土地的问题。从《每日经济新闻》的新闻以及追踪报道看，无论是同篇，还是不同报道之间，对于人住集装箱所涉及的土地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之处。最初的报道称，王集龙最担心的事就是“没有用地的许可，‘房子’随时可能被吊走”；翌日，当南方都市报和深圳晚报的记者追踪而来时，王集龙的说法却改变了。而当记者欲入户调查时，女主人情急之下称：“你们媒体报道了，到时候城管来了，我们住到哪里去呢？”而其他集装箱住户也对记者的采访表示了抗议。⑥　矛盾背后的利益制约：被访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分析
上述新闻主角的态度不一和说法的矛盾，实际上是他们在不同情形下对记者来访选择的不同决策，而这正好反映了此事件背后的社会矛盾。在此，本文借助博弈论方法来分析其后隐藏的决策机制，进而探讨此事件背后存在的利益关系。
综合事件发展全过程可知，被访者在面对媒体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选择之间存在一个环境的变化——记者对自己的关注由个别变为群体，自己蜗居集装箱之事正在成为舆论的焦点，自己的言论正在成为更多媒体表达意见时的证词。在这种情况下，在媒体的“中介”作用下，构成了一个由被访者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管理者”）参与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博弈论(Game Theory)，也称为对策论、赛局理论，是研究存在利益冲突的理性行动者决策选择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将博弈论方法引入该案例分析，可以借助逆推过程分析参与者最优策略产生的心理过程，进而帮助我们找到被访者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博弈论中，按照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了解程度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如果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收益函数信息了解不够准确，或者不是对所有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收益函数都有准确的信息，那么所进行的博弈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
在本案例中，根据博弈论的分析思路可知，在传媒报道的中介作用下，政府与涉嫌违规居住在集装箱内的被访者之间构成对抗关系。双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双方都必须考虑对手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对于被访者而言，最关心的利益是自己的居所和生活状态不受管理者干预，而管理者的最大利益在于管理声誉的维护和管理效果的实现。在此过程中，被访者蜗居集装箱这一事件正在为受众所知晓，其中也包括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未出场的管理者可能会根据事态的性质和发展来选择行动——调查或不调查，随后，干预或不干预。对于被访者而言，对管理部门的相关政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对管理者的策略空间，以及每一种策略的收益函数都是未知的；而对于管理者而言，对于被访者的行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经过调查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对于策略空间却不得而知。因此，这一过程可看作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依据不完全信息博弈中最优策略的产生机制，被访者选择当前策略的心理过程为：随着媒体对自身生存状态关注强度的加大，基于对政府、传媒间关系的认识，意识到因之可能引来相关管理部门的干预，为“保住”自己当前居所，被访者开始回避记者的关注，并在记者面前对自己此前的言论予以修正。
借助博弈的扩展式表述（图1、图2），可以看到，如果向记者表示，自己在集装箱中居住是“由于经济原因”（房价过高、收入过低）而被动选择，并且是非法占地的话，那么，该市民生、土地管理等方面隐藏的管理漏洞就暴露于天下，管理者就有可能面临管理不力的指责，进而在舆论的压力下如果坐视不管，则可能让已受损的声誉进一步恶化（收益下降两个单位），而如果对辖区内的人住集装箱进行清理、整顿，则可以通过补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声誉上的损失（收益只下降一个单位）；反之，如果被访者的回答是：居住在集装箱是因为其他原因（如文中王集龙所称工作性质等）而主动选择，并且并未非法占地的话，则不带有媒体所渲染的“社会弱势群体不得已而为之”的悲情色彩，进而不会牵涉到管理者。也就是说，自己居住在集装箱内的事实并不是城市管理者管理不力的结果， 那么此事件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的声誉不会发生损害， 此时如果出面干预，管理声誉反而会下降。在此状况下，尤其是当人住集装箱所涉及土地问题并不违反相关规定时，不会促成政府主动干预的局面。
注：为便于表述，此处将政府的管理声誉、作为的合理性，被访者的居所的维持和个人声誉分别看作一个单位的收益。　思考与结语
从以上案例分析可知：对于涉及“违规”生存问题的弱势人群而言，起初欲借助媒体引起社会关注，以期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在新闻报道中作为“证言”提供者出场时，舆论造成的压力可以通过“常识性”的推测首先转嫁到他们身上，使其在面对新闻记者的进一步采访时采取“证言”修正策略，回避和推翻社会对他们处境的判断，其目的在于让自己逃离媒体的视线，进而最大限度维护原有的生活状态。因为既有的“常识”让他们担心自己当前的状态和言论透过媒体的“放大器”之后会触及管理者的利益，进而适得其反地让自己陷于更加被动的处境。
“集装箱蜗居”报道事件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当今媒体与政府、公众之间博弈过程的一个缩影。这个案例比较集中地折射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记者和媒体所面对的道德悖论——对于生存于制度和政策缝隙中的社会弱势人群，关注与披露，究竟是社会救助的开始还是政策干涉的线索？ 当弱势群体关乎生机的直接利益与社会制度、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记者和媒体行为的道德评价标准究竟应该如何放置？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层面：首先，发现新闻线索的记者和媒体在“采”与“不采”、“报”与“不报”之间的选择；其次，在跟进报道中，发现矛盾的记者和媒体将如何抉择——是在竞争中幸灾乐祸，趁机举“辟谣”之旗数落嘲弄竞争对手？是以此为筹码与“失实报道者”暗中媾和，采而不报，进而换取更“安全”的作业环境？还是在理性判断之后，在理性和道义之间斟酌、处理？……在浩如烟海的新闻报道中，如此案例或许微不足道，尽可忽略不计，也没有足够有效的监督机制能约束记者和编辑的高度自律、理性抉择。而这种抉择的背后，却可能关乎一个弱势人群的生计问题。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例不在少数，同样涉及弱势人群安居问题的北京唐家岭大学生聚居地曝光事件就是另一个典型。在该地区动迁规划出台前后，所谓“蚁族”所持“拒绝被关注”、“抵制被炒作”的强烈态度就是类似矛盾、对抗关系最真实的写照。这样的一种“拒绝”与“抵制”反映的同样是弱势人群在舆论压力及其预期结果面前的策略选择，这样一种选择是害怕舆论使自己的生活境遇陷入更深的窘境，是生存需要和自己的价值判断使然。
由此，面对处于特异生存状态，尤其是“越政策、制度之墙”而艰难生存的贫弱个体时，新闻记者的关注、采访行为就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一个道德上的悖论：一方面，当记者进行采访报道时，从个人道德、情感的角度，更大程度上关注的是这些个体的艰难处境，其初衷建立在同情心和新闻职业敏感之上。从这个意义上看，此举是值得肯定的——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推导出：被访者是值得同情的，需要帮扶的；而另一方面，由于记者所关注的只是弱势人群中的个体，如果他们的生存方式的确与现行政策相悖，那么，相关管理部门在知情后会重新考量并整改，尽管这也许会让当事人蒙受损失，使他们原本的生活空间被破坏，生活的困难有可能变本加厉。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整改正是为了在公平的条件下规范、彻底地改变现状，正是让更多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开始，因此也是无可厚非的——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推导出的结论是：被访者现有的生存条件被破坏也是正常的。对比这两个推论过程可知：政府、媒体和“违规”生存的弱势人口之间的矛盾，正是社会中的弱势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矛盾，这并不是新闻记者或者新闻媒体的报道所能化解的，而是要受制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行政管理部门的执行效力、手段，以及我们整个社会对弱势人群救济和扶助体系的完善。而记者的关注，初衷是要发挥新闻记者社会监督、预警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激化这一对矛盾的导火索。避免矛盾的关键，唯有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和理性判断。
另一个方面，对于新闻职业教育而言，由此也应该带来深刻的思考——在我们的新闻理论教育和新闻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是不是存在着道德与理性之间交叉的盲点？在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需要更新和补充的知识领域又有哪些？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这个社会经济转型速度加快的环境中，新闻职业教育除了沿袭和发展既有的知识体系之外，还需要贴合时代特征与实际案例，让记者深谙社会知识和现状，强化和丰富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新闻记者在实际情况下理性审视和判断的能力。纵然这样的道德悖论在一时间内难以克服，但是记者的采访、报道却应该是有备而来，进而方能在知情、审慎的前提下做好新闻报道。这样，无论是对于困境中的个体，还是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都将是有益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新闻学博士）
注释：
①④ 翟敏：《最牛蜗居：父子两代在不到30平集装箱内住7年》，《每日经济新闻》，转载于环球网，2010年3月16日
②⑤⑥ 详见《最牛蜗居主人称集装箱是买的 指责报道严重失实》，《南方都市报》2010年3月17日、《最牛蜗居：“集装箱里住7年”实为临时居住》，《深圳晚报》2010年3月17日等
③ 详见《“集装箱蜗居”为何怕媒体关注》《青年时报》2010年3月18日、《过度渲染集装箱蜗居会伤害穷人》，《现代快报》2010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