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同人音之旅程:小兵沈安娜

　　上海。位于东方绿舟的国家安全教育馆展板上，有一张照片里有一位秀美女子笑意盈盈，她就是现已耄期高寿的沈安娜。

　　今年九十四岁高龄的她，是现已为数不多依然健在的当年隐蔽战线斗争亲历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她的忆述，活的史料。

　　九十四岁的沈安娜始终念念不忘她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中央特科的一名小兵。”

　　只是她这一名最最普通不过的“小兵”，非但在中央特科最后撤离上海前夕，挺身加入我党隐蔽战线斗争，光荣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内“播下的几颗小种子”之一；而且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里面任速记员，一再出席高层峰会，频频送出绝密情报……

　　【回眸】

　　“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

　　沈安娜清楚记得自己是在1934年末加入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在那之前，十九岁的她是上海炳勋速记学校的学生。校长见她“学习学得比较好，平时又很刻苦”，就推荐她去浙江省政府当速记员。

　　此时沈安娜的姐姐已是中共党员，在党内接受王学文的领导，王学文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成员，又受王世英的领导。所以，沈安娜一被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正式录用为速记员，就将相关情报先送她姐姐再转王学文。当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浙江方面奉命配合前方“剿共”，在闽浙赣边界、皖浙边界和浙南地区“剿灭”共产党。沈安娜就把那些军事会议上的报告，一些很完整的作战计划，包括碉堡的构建和火力的配备等等，全部记下，整理成文，交给党组织。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和董必武。董必武说：“你过去做过情报工作，又有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关系，现在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用老部下的身份向他要求进国民党中央党部。”周恩来则再三叮嘱：“你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遵照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第二天就找到朱家骅，要求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上班。朱家骅问沈安娜：“你是从浙江来的吗？”沈安娜说：“是啊，我千辛万苦来到武汉，请分配我工作。”朱家骅满口答应：“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接着又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职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员。”沈安娜一听，暗暗吃惊，但转念一想：周恩来和董必武不是要我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吗？不加入国民党，就打不进去，于是立即反问道：“我在浙江省政府时年纪还轻，还没加入国民党，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当即吩咐旁边的秘书：“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

　　朱家骅为沈安娜大开方便之门，沈安娜顺利成为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那时候，只要国民党政要召集重要会议，她就有可能在主席台的一侧就座，埋头记下会上的全部发言。然后留下底来，由她丈夫华明之负责送出，经过东北救亡总会党组成员徐仲航的中转，交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手中。

　　然而，1941年秋，徐仲航不幸被捕，沈安娜面临暴露危险。

　　徐仲航一出事，周恩来马上想到了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安危。但是不等他以他的方式作出反应，沈安娜和华明之已经假借同事之间的正常往来给徐仲航发信联络。声称孩子生病，欠他的钱要等下月才能归还。“军统”方面也就拿着这一封信找到中央党部，点名要见沈安娜。

　　先是直接领导失踪了，接着就是两个不速之客，说是要找沈安娜谈话。这事实在蹊跷。真的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沈安娜决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她说她不认识这两个人，让传话的人撵他们走。

　　孰料那两人就是赖着不走。他们说他们奉上峰的差遣来见沈小姐，沈小姐避而不见，他们不好回去交差。

　　沈安娜这就起身下楼，来到他们面前。

　　来人拿出沈安娜写给徐仲航的那封信，问是不是她写的。沈安娜瞥了一眼，点头称是。

　　来人追问沈安娜，为什么找徐仲航借钱。还说徐仲航是共产党，已经被抓起来了。

　　沈安娜看他们的模样像是两个小特务，又一听，只是问信上的那些事，便居高临下，抬出“大靠山”来压他们：“小职员向朋友借几个钱算得了什么？你们有事向朱家骅秘书长报告好啦。”说罢便将两人撂下，扬长而去。

　　沈安娜的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加上徐仲航的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打死也不说，使得整个危机没有演变成为灭顶之灾。沈安娜一如既往，继续栖身敌营，战斗在敌人心脏。沈安娜继续以机要速记员的身份，列席一系列最高级别的会议，记下蒋介石等人的绝密讲话，让这些讲话最终成为我党、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重要保证。

　　1942年1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中全会，民国元老张继在会上哀叹：“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接着，他话锋一转，直面蒋介石，大声说道：“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呢！”蒋介石当场翻脸，拂袖而去。其实，张继自己，又何曾想到，当时坐得离他要比离蒋介石更近的那一位小姐，那一位低着头、默默记个不停的速记员，正是让他一“提起”就要“汗流浃背”的共产党员？！

　　【钩沉】

　　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最后代表是谁

　　长期以来，一直有说邝惠安等人的被捕与罹难是中央特科史上的最后一幕，说邝惠安等人的壮烈牺牲，代表着留在上海的特科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所破坏，从此以后，中共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已不再存在，上海地下党也失去了上级领导。

　　也有最新资料显示，1933年1月，博古、陈云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王世英被中共上海中央局调入特科情报科，协助潘汉年工作。1933年夏，潘汉年撤离上海，王世英代理特科情报科科长。1934年冬，邝惠安等人被捕，中央局任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任命王世英领导“红队”。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央特科负责人刘仲华又成立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由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同年7月，临时中央局再次蒙难，除了军委系统，各个部门损失都很大，王世英就又代管临时中央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进入了王世英的视野，他们就是沈安娜和华明之。

　　【口述】

　　我们是中央特科最后播下的几颗小种子

　　口述人: 沈安娜

　　作为一个特科的小战士，回忆过去做过的一点小事情，心里很高兴，也很惭愧。我的工作做得很少。总的说起来，也是特科后期的小战士，时间也不长。那年冬天，1934年的冬天，天气很寒冷。外面马路上都是追捕共产党的警车，呼叫声刺耳欲聋。报纸上又是经常报道共产党的机关被破获了，有一些人被逮捕了，有一些人被杀害了。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们是被反动派绞死的，牺牲得很英勇，很壮烈。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浙江省政府要招一名速记员，我们学校校长点到了我的名字。当时我的思想不通，不愿意去。我对那个社会很不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打日本鬼子，还要捕杀共产党、进步人士。我不愿意给反革命做事。我姐姐就跑到“舅舅”那里去报告，说我有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却不愿意去。“舅舅”就是王学文。王学文是中央特科的。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中央特科。王学文也不用真名真姓。他的化名是“老李”，我们都叫他“舅舅”。“舅舅”马上一锤定音，他说好啊，一定要动员沈安娜去，打入浙江省政府做情报工作。姐姐他们就做我的思想工作，我逐步逐步思想通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情报工作是不是革命工作？他们说当然是革命工作，革命工作有多种多样，情报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工作是隐蔽的，要跟敌人斗智斗勇，要胆大，但是也要心细，还有生命的危险。他们问我怕不怕？我说我不怕。为了革命，我不怕死。

　　于是，过了十九岁生日，我就去杭州报到，科长就把我带到重要会议上做记录。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只要是对付我们共产党的，对付红军的，我就特别重视，就记下来。然后写信给姐姐，说我这里有一点杭州的土特产要给你们，到底是你们来拿，还是我带回去？姐姐告诉“舅舅”，“舅舅”说叫她送过来吧。我就把我的记录，还有一些偷出来的秘密文件，夹在衣服里面，一起带回上海。姐姐打开一看，说你这个冒失鬼，这么重要的东西，包都不包，就卷在衣服里面带回来了，这怎么可以？姐夫看我挨骂了，就在一旁摇手，说不要批评她，怪我们没有教她，她不懂。姐夫也是中共党员，跟姐姐是一起的。他随手翻了一翻，挑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就去送给“舅舅”。“舅舅”细细一看，很高兴，说安娜了不起，一炮打响了。

　　后来，“舅舅”调离上海，新的领导化名叫小张，姐姐在他那里住机关。我又赶过去见他。到了他那里，只见他不在，我就向姐姐汇报。姐姐说，你还是等他回来，当面向他汇报。姐姐还说，他很年轻，你见到他，就叫他哥哥好了。后来，他来了，我就向他汇报，请他指示。他说你的工作还可以，还不错，继续努力。他还说，现在的形势很恶劣，叫你来的目的就是要你提高警惕，注意隐蔽，保持和党的联系。无论如何，不能跟党断了关系。

　　领导的话很重要，我记住了。作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人员，无论多难多苦，我们都应该保守机密，很好地隐蔽自己，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始终跟党保持联系。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秋天，上海方面传来中央特科被迫结束的消息。消息传来，我很难受，华明之也很难受。我们是一个夫妻组。华明之是我的丈夫，也是我跟党组织之间的交通员。我的姐姐和姐夫是上海的夫妻组。王学文建立了这么两个夫妻组，相互之间又有联系。中央特科结束后不久，我就去了武汉，又去重庆，根据总理和董老的指示，继续为党工作。

　　我们是中央特科最后播下的几颗小种子，这几颗小种子在党的领导下，生根发芽，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和谈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上海解放、全国解放，一点点开花结果，尽到了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