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上午9点钟，伦坡的军官(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马立克少校)报告，看见很多敌人从色基姆向下走，显然是去吉米塘。最后我发出警告命令，要把伦坡的全部装备和仓库毁掉，全体人员下到吉米塘来，并且抄近路到山谷，经过萨客地直接去达旺。现在，从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国人，在哈东山口遥远的山坡上，从色基姆下来，走向吉米塘直升机场。然后我向提斯浦尔汇报了最新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决定撤到达旺。
最后，我为撤退发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无线电机毁掉了，密码销毁了，我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手提无线电机的人员一行才离开。
我首先到吉米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机场(旧机场)，我等待在那里，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走了，仍然没有看到惊慌失措的现象；在那种情况下，这真是人们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动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还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飞得颇高。有一架下降低飞，大约离山谷100英尺，就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肯定看见了我们让他们降落的信号。然而，它决定不着陆。最后两架飞机都转回去了。后来我听说，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里。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较低的机场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之间，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飞机很可以飞行几个架次。)
后来我才得知，这最后两架直升飞机的飞行，被誉为“军区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着陆并去控制局势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向他们打信号，召唤他们下来，而且敌人离吉米塘还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那架直升飞机根本没有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离开机场，起程上山去萨客地，大约下午5点钟才到。我通过无线电，向提斯浦尔报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萨客地有一个工兵排，由一位青年军官指挥。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形势，并且命令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务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桥畅通，以便即将到来的部队过河。后来我听说，这位军官惊恐万状，匆忙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幸亏还有一座桥没有完全破坏，还能使用。
萨客地离吉米塘1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当我到达萨客地的时候，我已极度疲劳，但是我非常关切达旺的安全。我决定坚持向前赶路，到卢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艰难地爬上12000英尺的南坡。我到卢姆拉是大约早晨两点钟。那里有一个电话机，我与达旺通了话。我听说军区司令已在达旺降落，并在那里过夜。
从21日上午10点钟，直到22日早晨3点钟，我一直行军，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带。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仅仅睡了两三小时。早晨6点钟我起来了，因为我必须看看卢姆拉的防御工事。我同古伦上尉围着兵营转了一围。边境修路机构的分局指挥官也在卢姆拉。我向他讲了形势，并且发布保卫哨所的详细命令。我命令古伦上尉负责保卫该哨所，直到奥伯罗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来接管为止。
然后我向达旺打电话，并要求同森将军讲话。军区司令拒绝接电话。相反，正当我将要动身去达旺亲自我他的时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卢姆拉。我很纳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要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这一群人；但一询问，我被告知在达旺没有一架直升飞机了。连21日军区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尔，并没有按想象的那样带军区司令回去。事实上，森将军也违反了他自己的意愿，被困在达旺，这使他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下令让我留在卢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服从命令留下来，但我告诉卡尔茵·辛格，他直接负责保卫达旺，应该尽其所能，尽快赶往达旺，研究一下作战的形势，并且向我提出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最后得到通知说，现在我可以去达旺；于是我就起程，下午6点到了达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见森，但是听说，军区司令坚持在达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机场扎营住宿，为了就近等候，免得误了乘坐在达旺降落的第一班飞机。我打电话约见他，但是他的参谋长西巴尔准将说，当晚森不能见我。
一个关心国家安危(截然不同于他个人的安危)的军区司令，特别是考虑到达旺现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应该设法尽早地与下级指挥官取得联系。可是森的大部分时间(在达旺等候他的参谋告诉我)都用于给提斯浦尔打电话，命令他的直升飞机返回达旺来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参谋长，没有一个人关心保卫达旺的准备工作。
（摘自《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印]尼兰詹·普拉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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