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条章鱼足的做法:清词“中兴”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近几十年关于清词中兴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大体上由概括总略性的宏观研究转向较为微观的研究，由对清词中兴论的论证走向对于清词中兴现象的多方面深入探讨，这些研究为精准考量清词中兴这一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视角和立体的观照方式，对于清词中兴的理解直接启示着对于整个清词成就的历史定位及清代词学的评价，因此在清词中兴问题的相关探讨上尚有不少有争议。

   关键词：清词中兴 原因 表现 流派 尊体 词选

    清词之中兴或复兴之说自清初以来渐成为共识。陈廷焯：“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陈廷焯《云韶集·卷十》）沈修：“词兴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两宋，否于元，剥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复焉！”(沈修《彊村丛书序》)近代王国维、吴梅等诸大家均有清词中兴之说，清词中兴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同，清词中兴已成定论。清词专家严迪昌先生称：“清顺治十年（1653）前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诏试这之间约30年左右，是清初词风胚变，词学振兴的极其重要阶段。按其百派回流、名家辈出的繁荣景观而言，较之后来的经常出现定于一尊的词坛气象，无疑要更充满生气活力，更具有一种不断运动着的勃勃之势。这是一个清词真正堪称‘中兴’的历史时期。”（严迪昌《清词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第33页）

随着现代学术的繁荣，清词的研究呈现出蓬勃之势，当代学者对于清词中兴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清词中兴是个比较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折射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因此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关于清词中兴问题的关注大体上由概括总略性的宏观研究转向较为微观的研究，由对清词中兴论的论证走向对于清词中兴现象的多方面深入探讨。

    一、清词中兴的原因

    对于清词中兴原因的探讨，龙榆生先生认为：“三百年来，屡经剧变，文坛豪杰之士，所有幽忧愤悱缠绵芳洁之情，不能无所寄托，乃复取沉晦已久之词体，而相习用之，风气既开，兹学遂呈中兴之象。”（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严迪昌先生在其《清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中认为清词中兴是历史给予的一种契机，明清易代及清统治者的文化高压使得文人将心声寄托于词体，并认为词之复兴是“气运，人心与文风诗风词风相互关联的因变”，又受到了文体自身规律的制约，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将清词中兴看作一个受到多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观点是较为中肯的。

     周绚隆《论清词中兴的原因》（《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将清词中兴的原因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与明代词坛的长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词坛的开始崛起有关；二是与明季的历史现实有关；三是由于清初的社会现实和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四是缘于清代学术风气发生彻底变化的背景；五是基于清初词坛上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关于明季的历史现实相关主要是指明末士人对明朝走向衰败的痛定思痛的总结，有深刻的亡国之伤痛和沉郁悱恻之情，是对词在创作上的情感积累，以王沂孙、张炎为代表。其次关于受到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是指清初学术界就开始改变了明代学术的空疏风气,由过去的主观冥想转向重客观的考察,由重空谈转向重实践。改变了对词为艳科小道的偏见，认为词同样有兴观群怨的作用。

    王易《词曲史》（北京出版社 1996年）中分析了清词振兴的原因，表明其己不满足于对清词发展现象的简单陈述，而是试图对清词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刘庆云、刘建国著清词《词曲通》（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清词中兴的原因尚有待从多方面探究，但有两点当可肯定：一方面从文学发展角度言，明词之敝为清词的创作提供了教训，不至于再重蹈覆辙，而在明、清易代之际，陈子龙、王夫之、屈大均等人的词作重现了词的美感特质，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无疑给了清人以极大启示。另一方面也从时代更迭及清朝的高压统治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来谈当时士人对不为统治者重视的词体的倚重。吴宏一《清词与世变、寄托的关系》（学术研究 2003年第2期）从世变与文学风气的变化之间并不对应的角度，考察清代词风的转变与明、清世变错位的事实，同时辨析清代词风流变与寄托之说的关系。邱阳《清词中兴原因再探》（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10月）同样认为清词中兴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自明代实已开启词的复兴之端。政治因素只是诱发词的复兴的一个“契机”,词的内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才是清词中兴的更重要原因。此外比较有新意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满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对清词中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和人口的激增与出版业的繁荣同样为词的中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关于满足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满人本性的质淳及入关后对文化艺术的重视和学习都对清词的复兴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例如纳兰性德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人口激增与出版业的繁荣是基于清朝统治者力图精治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商业的繁荣，而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词集的大量流行，这也对词的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客观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清词中兴的原因学术界在宏观上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探讨，可以总结为一下几点：

    1.时代更迭、世情之变及清统治者的文化高压造成的文人精神困境，与词体自身的抒情功能相契和的结果；2.清初各词派的唱和活动及作家群体的倡导与创作实践；3.对明词中衰的反思和总结，晚明时期的积累；4.与有清一代的文化氛围与学术风气相关；五、清代人口激增和出版业的发展的影响。

    二、清词中兴的表现及成就    

    关于清词中兴的表现及成就，龙榆生先生在其词选中提到：“明、清易代之际，江山文藻，不无故国之思，虽音节间有未谐，而意境特胜。”（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指出来清词在内容情感上的特点，并且在艺术上以意境胜的特点。据严迪昌先生《清词史》（《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估量，清词总量可能抄过二十万首，而词人也可能超过一万人。严迪昌先生认为：“清词的‘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活得生气活力的一次新繁荣。‘中兴’不是消极的程式的恢复，不是沿原有轨迹或渠道的回归。”（《清词史》·绪论》）并且从清词数量之多、名家之众、流派之繁盛，特别是对词体抒情功能的充分发挥与实现等方面说明清词之中兴之象。陈铭《清词的中兴与衰微》（浙江学刊 1992年第2期）认为清词中兴的表现从宏观方面来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清词的创作促使词体从卑微走向尊崇；二是将词与诗并举；三是清词流派之间相互继承，逐渐融合。并且从相对的三个方面分析了清词衰败的原因。陈友康老师《清词中兴论》（社会科学辑刊 1999年第5期）从四个方面论述清词中兴的具体表现与成就：1.作者作品数量巨大，作者地域分布广阔； 2.内容丰富，境界拓新，功能增强； 3.流派纷呈，风格竞出； 4.理论发达，词话勃兴。特别注意到了清词作家的地域分布广阔的特点，从作家的地域分部特点来研究清词也是整个清词研究的重要方面和切入点。孙克强《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将清词中兴的标志归纳为词作词人数量之多、作家风格的多样与流派的纷呈、词学批评家、词学理论著作蔚为大观及与此相关的词选、词谱、词韵之学的发达。张宏生《清词探微》(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认为清词中兴的表现有词的境更为开阔；多学人之词；词派纷呈；词人与词作数量之多；理论之发达；风格多样化；更为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六个方面。富寿荪《简论清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5年第期）、刘尊明《老树春深更著花——清词“中兴”鸟瞰》（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汪泰陵《试论清词的中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2年第4期）也都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杨萍《清代女性词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认为清词号为中兴，它不仅由于拥有众多的男性词家以及不同词派的出现而形繁盛，也因为有众多女性的参与，出现了像徐灿、吴藻、顾春、沈善宝、秋瑾那样的杰出女词人，为词坛做出了无愧的终结。

对于清词中兴的表现及成就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作品数量之多与作家之众；

流派纷繁，风格多样；词体的抒情功能得到深化拓展，词境及表现题材内容扩大；词学批评、词话等理论著作繁荣；女性作家创作活动的兴盛等这几个主要方面。

    以上是对清词中兴这一现象所进行较为宏观的观照。清词中兴是个很复杂的文学现象，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并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对于这一现象的考察除了在宏观上进行把握，更应该从微观方面着手进行具体的探讨研究。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特别是研究清词的著名学者如南京大学的张宏生、武汉大学的陈水运、南开大学的孙克强及叶嘉莹先生，都有独到的见解。

三、清词中兴与作家群体、词派及个体作家的关系

清词创作数量之丰盛和作家数量之多以及流派纷繁是有清一代词坛的显著特点，也是清词中兴的最重要标志。清词中兴无疑与其众多流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这个着眼点对清词中兴进行考察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些词人也从个体的角度对清词中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清词流派与词风演变的关系论述的最为全面深入的是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将整个清代词坛视为一个变动发展的过程，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对清词人、词风、词派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对于清词中兴与流派的关系也提出了颇有影响的见解。孙克强《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词学主要特征、各流派的形成背景和词学主张，其中也涉及到这些词学主张对清代词风的影响。叶嘉莹的《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有四章涉及到清初词人，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些词人对于词风变化的影响。这是从整体上对清词流派与清词中兴的关系上进行的研究，更多的研究则是对某一词派的相关考察研究。

    1.关于遗民词人群体的研究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都认为遗民词人对词之复兴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汪泰陵《论明末清初的遗民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在分析遗民词特点的同时，也论证了遗民词对明末清初词风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顾世严《清初贰臣词研究》（2005年3月）认为清代是词的中兴期，清代初期作为词由振起元、明之衰到全面兴盛的过渡时期，有着尤为重要的词史意义。分别从“提倡之功”和“流派之考”两个方面论述清初贰臣词人在清代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展现清初贰臣词人在清词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扬州大学刘纯斌硕士论文《清初扬州遗民词人及其作品研究》（2007年）认为扬州遗民的血泪忍写，抑或强为巧笑，拉开了清词中兴的序幕。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应在清词史上大书一笔。赵秀红《论清初贰臣词人对清初词坛复兴的开启》(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从清初贰臣词人的经历和心理维度进行分析，认为他们在用词抒写自己心声的同时，使词在明末云间词风之中加入了慷慨之音,身世之感,真情吐露,气骨遒劲,促生了清初词的复兴端绪。在他们开创的词风的影响下，在心灵的交流中,摩荡、扬弃、融汇、嬗变所形成的词的风气的骚动,必然消解着门径的偏见,冲击着“定于一尊”的宗旨，从而真正催促了清词向自具面貌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2.关于云间派对于清词振兴的影响。龙榆生先生也认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序》)认为云间派、陈子龙对清词的复兴有重要作用。孙克强《试论云间派的词论及其在词论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1998年第4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清代词学史，是一部流派史，这正是由云间词派肇其端的，云间派的贡献在于：（1）总结明词衰因，强调风骚之旨；（2）崇南唐北宋尚婉丽当行；（3）戒浅率尘俗，倡含蓄蕴藉。云间派开启了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是词史上第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流派，并对以后词派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张宏生《论清词复兴之端绪》（江海学刊 2004第3期）认为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承继七子之风，以复古为旗号，提倡古雅，反对俗艳和俗谐，通过对从宋至明某些词学现象的批判，提出向上一路，确立创作榜样，应接了晚唐五代的词学传统，并在新的时代中予以升华。云间词派在创作和理论上的探索，开创了推尊词体的清词复兴之路，启发了朱彝尊、陈维崧、张惠言等人在词学上的进一步思考，对清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越深《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从几社活动对云间词派的影响加以分析，角度新颖，得出一些较有价值的论说，如认为云间词派是几社的衍生物，认为党社诗酒唱和的风气“恰恰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刘勇刚《明末词运之转移与清词中兴之契机——云间词派新论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认为逢时代之变，云间派尊崇南唐北宋的词风，云间词派大大提升了词的品格，为清词中兴赢得了契机。云间词派对清初词坛有交叉感应和交叉刺激云间词派宗风风靡词坛，清初词人多受其熏染。清词的复古思想是云间词派带来的。云间词派开启清词，连同它的复古思想一并交给了清人。

    3.其他作家群体与流派的研究。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 1993年）是第一部词派研究专著。该书在对大量词学史料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描述了阳羡词派词风形成和演变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王东京《从三个作家群体看清词的繁荣》（淮海工学院学报 2000年12月 专辑）力图进免以流派或是以时期划分的传统方法阐述清代词坛。而是从清代词坛的众多特色中，以词人的身份为立足点，选取录具特色的三个侧面:颇共风骨的遗民词人、浮朴风健的满族词坛、繁荣发展的女性词坛，来论述清代词坛的中兴和嫂变，驳斤“宋后无词”观点的片面性。刘扬忠 《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沈松勤《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述论》（ 文学评论 2007年第2期）在考察郡邑词选的分布与选况后，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特定人文空间中形成的区域文学观念，以及乡邦情结与时代心理的相互作用；进而从词学的多元化格局、词派的再生性态势两个方面，论述郡邑词派于明末词坛起废振衰，至清初开创词学新局面的历程；这既揭开了词学中兴的序幕，并长期影响清词的发展，又谱写了一段相对独立的史。纪玲妹《论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第3期）认为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人员较多，词作颇丰，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地域性词人群体。他们为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环境。另外，在词学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启了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对常州词派影响深远。清初毗陵词人群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

这是关于清词流派与清词之复兴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深入的考察了诸流派对清词复兴的影响，从不同方面进一步厘清了清词复兴的端绪，另外一些词人也从个体角度有一定贡献和影响。周绚隆《论迦陵词以文为词的倾向——兼评陈维崧革新词体的得失》（文史哲2002年第l期）认为陈维崧号称清词巨擘，他以极具个性化的创作为清词的中兴莫定了基础，陈维崧革新词体形式的主要方法是以文为词，他的以文为词又集中体现为以问答形式为词、以议论为词、以才学为词和在词中对逻样语言的语法关系的恢复等四个方面。迦陵的以文为词为克服传统词体语言老化做出了贡献，为清词的中兴注入了活力。张世斌、刘崇德《曹尔堪与明末清初词风演变》（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认为曹尔堪除了在清初三次大型词作唱和活动中所起的组织倡导作用外,他的词作对改变宗尚“婉丽绮艳”的明末清初词风为清雅俊逸的词风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另外，张宏生《朱彝尊的咏物词及其对清词的开创作用》（文学遗产 1994年第4期）、周绚隆《拟物写形与抒情的符号化倾向——陈维崧咏物词中的自我表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则分别从咏物词具体分析中兴词人在具体创作中情感内涵及创作手法的创新实践，为清词在创作上做了具体的开拓，为清词在创作上做了有益的实践。清代的咏物词向来被认为是别有寄托的，因此这种视角是很值得深入关注的，因为清词中兴是个很复杂的现象，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应该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来做具体的考察和研究，这样才能得出更为有价值的结论和启示。

四、清词中兴与尊体的关系

    清词的发展史被认为就是一部尊体史。因此清词的中兴与清代词人及学人的尊体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方面研究主要包括对明词的反思及对词体功能的重视。

    皮述平《清代词学的“尊体”观》（ (学术月刊》1997年第11期）总结出清代学人尊体现象的原因包括历史经验的反省、文化知识的统合及学术研究的训练。清代词学倾向虽然基本以南唐二主词的艺术风格以婉约正宗，但也同时在理论上平衡了豪放词的艺术价值。在态度上表现了中肯博通的格局与见识，为清词中兴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王力坚《清初“本位尊体”词论辨析》（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清初词人以词体自身的艺术生命为立足点，倡导“本位尊体”的词论主张，突出词独具的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对清初词体创作的繁荣起着积极引导作用。然而其核心理论“缘情绮靡”说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倾向，使清初词学不可避免地滑向衰萎。谭新红《论清人对明词的体认和反思》（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认为清人作为明词最早的接受者总结出明词衰落的表征有三：一是治词者寥寥；二是托体不尊、大雅不存；三是失宫坠羽、音律讹误。其衰落的原因有二：主观上是词人丧失了创作动力；客观上是文体自身演进的必然结果。并认为明词衰亡的根源是在宋元两朝。但清人并没有完全否定明词，对一些创作成就较高的词人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体认和反思为清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艾立中《清初词坛的词曲之辨》（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认为清初词学的中兴，首先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即肃清明代词曲二体混杂的观念，改变以曲为词的创作面貌。词人从词的语言风格、词韵、格律方面严辨词曲二体，逐步树立了正确的词体观，为清词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为清词的健康发展开辟了一条路。张宏生《明清之际的词谱反思与词风演进》（ 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探讨了明清之际的词学建设，不仅体现在词的创作和词学理论上，而且体现在对词谱、词律等的探讨上。以万树为代表的词学家总结明代词谱的得失，主要对《诗余图谱》和《啸余谱》进行批评，从格律形式上确立了词的创作规范。这一探讨集中在清代初年的三十年间，可以视为清初词风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河北大学张世斌博士论文《明末清初词风嬗变研究》（2006年），在上编重点论述“尊体说”与词的发展、词由曲化向诗化的转变和词风宗尚的变迁三方面问题。认为卑视词体是明词衰敝的重要原因，因此明末清初词人们“推尊词体”的努力对词的再度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词人有感于明词曲化的流弊，努力从风格、意境、语言以及词韵词律等方面厘清词曲分疆，同时由于时代的巨变和词创作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词人开始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词。因此，词在逐步摆脱戏曲影响的同时，逐渐显露出向诗体靠拢的倾向。

陈水云《清代词学与杜甫的诗歌思想》（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大多数诗人是既写诗又填词的，诗人词人往往兼于一身，清代诗坛浓厚的尚杜风气当然要波及清代词坛。这里，试图从“诗史”意识、风骚比兴的观念及沉郁顿挫的风格几个方面，分析清代词学与杜甫诗歌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明杜甫诗歌思想对清代词学的积极影响。叶嘉莹《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认为直到清代的词学家们方才对于此种特美, 有了逐步深入的体认。而促成他们对此有所体认的, 则正是缘于由明入清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的世变。因此，我们通过对清代词学审美观念的纵向考察，就能够找出清词繁荣的原因。“雅正”“清空”的审美经验早已积淀于汉民族的心理结构中。清代词学的繁荣，浙、常两派的审美观念的变化是主要原因之一。曹明升《清人对宋词离合之法的总结与体认》（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认为清人对词文学中言与意、情与物等艺术关系的理解与处理已基本实现了超越性融合，同时也反映出清人对词体特性与主体性情间关系的把握已达到一种辩证的深刻。

    总之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清人尊体总的取向是一方面扫清明词曲化的陋俗，对明词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在尊词别是一家的前提下重新深化对词的抒情功能的体认，并且在尊体上是向诗靠拢的。这种尊体观念提高了词的地位，并且扩大了词在抒写内容上的范围，但这也为清词的衰微留下了隐患。这种态度是客观而谨慎的。

五、清词中兴与词选的关系

    词选之盛、影响之深是促成清词中兴的又一重要因素，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少关注。龙榆生先生在《选词标准论》中对清代词选的特点与意义评价说:“自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自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乃至近代朱彊村先生之《宋词三百首》,盖无不各出手眼,而思以扶持绝学,宏开宗派为己任”（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年第3期）认为《词综》的编纂正与清词的“中兴”之势,尤其同浙西词派的崛起密切相关。它注重格律法度等艺术形式的倾向,从另一方面看,恰好集中提供了词艺精美而丰富的典范作品。这都对词的中兴起到了一种典范作用，倡导了顺应时代潮流的词风和审美取向。 叶晔《清代词选集中的擅改原作现象——以〈明词综〉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研究 , 2006年春之卷）认为清代词人在选本的编选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擅改原作现象,尤以明词选本为最。以王昶《明词综》为例,选家以当时的词学观来考察明词创作,在声律、格调、本事背景等多方面径直删改,有的改动篇幅竟达一半以上。这是清代中兴词学观在前人词选中的局部体现,既有潜在的心理背景,又有明确的学术动机和目的。李睿《论〈倚声初集〉对清初词风的开启之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倚声初集》是清代最早编撰的词选之一,它对清初的词风嬗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人们编撰词选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强烈的中兴意识和对艳词的改造与反思,前者集中体现了选者的词学思想,后者是选者思想在词中的具体实践。从这两点看,《倚声初集》已经走出了明代词选的窠臼,开启了清初词学复兴之端绪。李睿《论清代词选兴盛的表现及原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9年 第4期）浙江大学刘琴的硕士论文《<古今词统>与明清词学中兴》（2008年）认为《古今词统》作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词选之一，打破当时《花间集》、《草堂诗徐》二集盛行的局面，扩大词选之选域，大力廓清了之前淫哇理俗的词风，以兼容并存、统而总之的多元化词学主张为宗旨，选辑代表古今“诸家之胜”之词作，提倡推尊词体、尊北尚南的词学主张，积极引导词坛开放的创作实践。卓人月、徐士俊通过编选《古今词统》，将词学思想和创作主张融入其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正式揭开了清词中兴之序幕，其余波还不断为词之中兴推波助澜。认为清代是词选编撰的高峰时期,词选的兴盛表现在:编撰态度更为自觉；词选本身更为完善；各个词派都编有词选。清代词选的一大特点便是态度严肃,选词超越了自发阶段,走向自觉。编选者不仅选词,而且对选坛的利弊得失进行总结,表达一定的选词观念和看法,由此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词选之学”，这对清词的再次兴盛起到了很好的标榜和引导作用。

    以一部或几部词选的内容风貌及影响来考察其与清词中兴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视角，由一个具体的点看到清词中兴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创作方面，词选本身甚至要比具体的词学理论更容易被接受，从而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清词中兴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展开，成果最为显著，反映了较高的学术水，也反映了对清词中兴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学术走向。

六、清词中兴尚有争议的问题

一是关于清词肇端是否起于陈子龙的问题。龙榆生先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说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后，便引起了一场关于陈子龙能否开三百年中兴之盛的争论。在前面的论述中，如张宏生、孙克强及刘勇刚都赞同此说，但是严迪昌先生《清词史》认为“事实上，指出云间词派与三百年来词风演变的关系是必要的，认定陈子龙开清词‘中兴之盛’则不甚吻合史实。”因此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清词中兴是个复杂的文学史现象，其影响是多方面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因此不宜轻易将一种文学现象之开端定于某一个个体作家身上。

二是关于清词与宋词孰优孰劣的问题。清词胜于明词以为共识，但清词与宋词的优劣仍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钱仲联选注《清词三百首》通过五方面分析得出结论：“清词，超越元明，上继两宋，青出于蓝”（《清词三百首》前言 9页），其五方面的分析大体如次：1.从文学的“变通”角度。清词境界阔大，宋词词家很多是写个人“小己”反映社会生活过于狭窄，清词有大量反映民族内部斗争及反帝斗争的词篇；2.清词有大量学人之词，远远胜于两宋；3.清词流派众多，而两宋无词派；4.清代词学理论发达，词不复蒙“小道”之讥；5.词人总数量远远超过两宋。通过这样的分析，从而认为清词“何止中兴，且又胜之”。晚清词学大家文廷式认为“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朱祖谋也说“清词独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及。”（俱见叶恭绰《全清词钞·序》中华书局 1982年）。由于诸多词学大家的提倡，特别是随着清词研究的渐近繁荣，出现了清词超迈宋词说。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清词与宋词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我们提倡将二者互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来进一步挖掘其文学的美学的及文学史上的意义，不能将否定一者作为另一者存在合理的前提。清词超迈宋词只在一定的学术研究范围内可以讨论，不宜作为定论。

    七、清词中兴的启示与思考

    笔者认为关于清词中兴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和值得深入关注的问题。一是从特定历史时期及政治环境中开考察文人知识分子心态有很多的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下提供借鉴；二是整个清代文坛的各种文体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对于清词中兴问题的研究可为其他文体如清诗、清文的研究提供方法也视角等多方面的借鉴：最后，已有学者提到了清词中兴受到了满足文化的影响，因此清词中兴的特殊文化背景值得深入关注，这对于文学乃至整个历史的发展都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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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越深.云间词派研究.浙江大学[D].博士论文，2004.

[16]张世斌.明末清初词风嬗变研究.河北大学[D].博士论文，2006.

作者简介：杜庆英（1984— ），女，陕西榆林人，云南民族大学08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