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评说中国改革开放

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报道

今天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

——戈尔巴乔夫评说中国改革开放

特约撰稿 姚望 费佳 发自莫斯科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人眼中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视之为自己的伟大梦想。

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重拾兴国之梦时，苏联已不是她的目标。而遇到重重问题的苏联也开始实施自己的改革。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大胆提出“新思维”和“公开性原则”，对外改变与西方关系，对内推行自由选举、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放开新闻审查。然而沉疴已久的僵化体制绝非一针见效，更有可能虚不受补，苏联的问题集中爆发了。

1989年，时任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发动“八一九事件”，软禁戈尔巴乔夫。百姓集会，军队倒戈，时任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则爬上坦克，高呼反抗。

戈尔巴乔夫获救了，但苏联的前途没有获救。至1991年，苏联分解为15个独立国家。社会主义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寒流。戈在任时就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而由苏联分化而成的15个国家。

之后，作为苏联前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失业”了，但他并没停止公开活动，继续组建政党、筹建报纸、出版著作。2008年3月，他的新作《理解改革》付梓。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赏我为俄罗斯所做的一切。”2008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用改革挽救社会主义，但他的挽救失败了。这样一个改革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怎样的评价？提出怎样的建议？对比中国，他又如何反思苏联的改革开放？

围绕这些话题，通过书面和面谈的形式，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戈尔巴乔夫。

采访他颇费周折。老先生差不多80岁了，还是满世界跑，一会儿英国，一会儿德国，经常连续几周不在俄罗斯。好不容易回到莫斯科了，事情仍然很多，下一步会如何，他的新闻秘书也不知道。

不过对于我们的采访申请，他们还是颇为重视，新闻秘书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委托他做了调查。他先通过驻中国的朋友做了一番了解，才决定接受采访。

“改革的起点上，站立着邓小平”

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应对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断裂，要战胜贫困和消除政权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

人物周刊：相信您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关注和了解。总体上，您对30年改革开放给予怎样的评价？

戈尔巴乔夫：我的回答很直接：众所周知，这些政策是现实和有效的。我注意到，在变革的起点上，站立着邓小平，他是20世纪卓越的改革家。按照我的观点，邓小平以及他政治上的战友和继承人——新体制的当代领导人，创立了这样的功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了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并且促使这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人物周刊：具体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方面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按照统计数据，中国GDP在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注：戈尔巴乔夫在本文中所列举的一些数据，因出处不同，会与中国统计数据略有差异)。在2007年，中国GDP的增长超过了11%。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一。

中国的工业不仅仅是在产值上增长了，而且逐渐具备了革新的特征。今天，移动电话、电脑技术和网络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了现代航天大国。如果对比到3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上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中国，真让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中国今天是一个有着现代工业、科学、发达精神文化和体育运动，并且在各方面快速发展的国家。

人物周刊：您认为，在哪些方面，中国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

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存在于社会主义学说拥护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现在都遵从这一思想。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曾经力推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人，您十分重视在理论和思想上的突破。相比中国在经济和物质层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这是由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至今已有30年。邓的理论获得了其后所有各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发展。

我很能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既要排除左的教条主义，也要排除忽视社会主义价值的右翼自由主义。尤其困难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克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策带来的沉重后遗症，那些政策在很多年中阻滞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但是，掌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解放人们的思想，实现对社会主义新的理解。在这个理解中，计划和市场、公正和效率之间，国家开放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都实现了本质上的协调。

“把叶利钦派出远远的”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型，我依然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人物周刊：在您领导下的苏联也曾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革，遗憾的是，改革并没进行下去。

戈尔巴乔夫：今日的中国正在做我们在改革年代也打算做的事情。我们也曾试图克服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遗产，寻找最有效的方式刺激经济，落实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一些改革的反对者，试图把苏联时期的改革进程与现代中国的改革作比较。我认为，这样的企图不能接受。

苏联的重建和中国的改革，从一个方面，彰显了改革在我们两个国家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那就是力图在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践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经历了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最终走上了激烈的改革道路，意图根本上改善本国国民的生活，发展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人物周刊：您自己是否曾经比较过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您的结论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不该忘却我们两国各自的历史独特性。这不单是地理和人种的差别，两国文化有许多特别之处。苏联更多地和欧洲历史相联系，这个传统来自于古希腊和罗马。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典型代表，有数千年的东方智慧、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天才的诗词和绘画大师的艺术成就。

我们两国也存在着历史和当代的社会政治差异。今天俄罗斯试图在私有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后工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延续自己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两国人民在思想性格方面也有差异：我们的特点是，喜欢通过快速而激烈的方式解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立即做好；中国人则相反，其固有的特点是，从容不迫地达到预定的目标。

我相信，每个国家都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但是，不考虑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历史特性，就匆忙地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复制从不可能达到成功。无论是中国的“大跃进”，还是俄罗斯跃进到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因此，尽管有些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型，我依然坚持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全面的现代化，从经济领域开始，以政治和社会精神领域为终点。对于中国，这个任务有其目标制约，即在本世纪中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对于俄罗斯，则是要克服社会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转型失败后开始的落后局面。

人物周刊：如果您有机会再次在苏联进行改革，您会改变您在位时的哪些做法？

“我的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历史上的先辈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您的“新思维”之后，俄罗斯尝试过“休克式疗法”等多种发展模式，对于俄罗斯自独立后的变革和发展道路，您怎么评价？

戈尔巴乔夫：据我所知，中国对苏联的改革和稍后的俄罗斯的激烈转型有很大兴趣。应该注意到，大部分俄罗斯人，并不接受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休克疗法”。因为这个疗法忽视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贪婪的私有制关系绝对化了。

实践显示，大部分人更接近这样的政策，那就是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平等、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民主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我自己在苏联的改革时期就宣布过。我的很多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鉴于俄罗斯在1990年代改革模式的代价和缺点，在本世纪初的俄罗斯，出现了根本上的转折，从叶利钦时期的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到了加强国家和社会取向的政策。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十多年前，俄罗斯进行了很多民主化的改革，现在，俄罗斯变得越发集权了。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变？

“我与邓小平开启两国和平的大门”

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事实。

人物周刊：现在有个说法“和平崛起”。在当今的世界背景下，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地位和意义？

戈尔巴乔夫：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由于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地位，是稳定发展和热爱和平的国家。我很高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针对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和冲突，表态支持和平决议。为了建立公正的全球秩序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他们推动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人物周刊：1989年5月，您曾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握手，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您怎么评价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戈尔巴乔夫：我曾作为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会见了邓小平。我们成功地商定从根本上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搁置了许多有争议的、导致我们以前冲突的问题，开启了通向和平未来的大门，确立了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也很高兴，这个关系至今成功得到发展。这不但对俄罗斯和中国，而且对全人类有利。

现在，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具有全球意义。

下台近20年后，这个前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似乎已被世人遗忘了，实际上他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未停止脚步

特约撰稿 姚望 发自莫斯科 / 本刊记者 王大骐

政治之外

1997年，他带着外孙女一起上镜，为必胜客拍广告赚了16万美元，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商业代言活动。而10年后，他又出现在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全新一季的全球广告中。

这个广告片在2007年的俄罗斯随处可见：戈氏穿着细条纹西服和大衣，坐在老式黑色汽车的后排，神情木讷、动作僵硬，在他的身旁放着一个路易威登的行李包，上面还盖着报纸和杂志。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自在， 右手紧握着车门的把手，似乎包里藏着毒药。透过车窗，外面是破败的柏林墙，就是美国总统里根曾经要求他拆除的柏林墙。

路易威登的市场总监皮尔特罗?贝卡里透露，“柏林墙的创意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主意。” 他的这一创意犹如一则“冷幽默”，显然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是1991年苏联解体的最大牺牲品：丧失了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国的国家元首的政治权力，地位一落千丈，加上俄经济曾陷入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一度使戈尔巴乔夫每月领取的4万卢布(约合1400美元)退休金大为贬值，仅有的8万美元存款也因银行破产付之东流。

除了接拍广告，写书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前苏联解体至今，戈尔巴乔夫至少已出版了10本回忆录形式的书籍，其中既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也有洞察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新思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关于过去与将来》等等。

他的书以大胆新锐的观点而著称，有些内容直指当今俄罗斯政府的弊端和不足。因此，每本新书的面世，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畅销的是《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该书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冷战历史的宝贵资料。这本书让他赚到了数百万美元的版权费。2007年2月，他将新作《理解改革》作为献给自己76岁生日的礼物。

此外，到大学演讲也是他最热衷的事，“现身说法”讲述十几年前苏联解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是他永恒的话题。刚退位的头几年，他的演讲费可达到每场2万~10万美元，现在有些缩水，基本上是1万美元一场。

所谓“树大招风”，戈尔巴乔夫名声在外，自然也带来不少烦恼。其中最让他厌烦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肖像频频出现在伏特加酒瓶和通心粉的外包装上。2003年，戈氏索性宣布，将自己的名字和昵称统统登记注册成商标。第一家被授权使用“戈尔巴乔夫”商标的，是俄罗斯一家小有名气的伏特加酒厂。

政治选举上的不得意，使得戈氏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对环保和儿童事业的关心，因为领导、创建全球性环保组织“国际绿十字会”，安南曾向他致电表示赞扬；2004 年，他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一起为俄罗斯音乐剧《彼得和狼》配音，令他意外获得了格莱美奖。

此外，戈氏在国际社会的名声很大。2005年6月，德国统一委员会向为德国统一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德国前总理科尔颁发了“阿尔法检查站”德国统一奖。2008年9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向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为结束冷战做出的贡献。

20年回首

英国《独立报》著名记者Mary Dejevsky今年7月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了戈氏。当时他正在那里参加每年一度的赖莎?戈尔巴乔夫儿童癌症基金会的慈善晚宴，这个以他去世妻子命名的基金会在圣彼得堡有自己的专属医院，可以一次入住80名年轻病孩。

“并且可以提供原本只有俄罗斯超级富豪的孩子们才能享受得起的医疗服务。”戈氏自己介绍道。

赖莎这么多年来始终是戈氏的最爱，这个当年曾使同时代的美国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黯然失色的女人，拥有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相比于这片土地上普遍存在的早婚早离现象，他们两人自从大学第一次见面开始几乎就没再分开过，直到1999年血癌夺去莱莎的生命。多年来戈氏鲜在公共场合谈论亡妻，直到去年，他亲自献唱并出了一张名为《为莱莎而唱》的CD，里面的7首歌都是妻子生前最爱的曲子，伴奏的是俄罗斯的摇滚名星安德烈?马卡列维奇。

根据Dejevsky的描述，相比于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第一次见面，戈氏略显肥胖，已不像以前那样身手敏捷，但他善意的目光和慈父般的精神气质却一点也没改变，这也曾是苏维埃政权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人性化面孔。

今年对于戈氏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回首的日子。30年前，他第一次进入了中央政治局。25年前他作为苏联的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20年前他成为了苏联的第一任总统。

戈氏在莫斯科大学主修法律，并于1952年在大学里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在大清洗运动中未经审判就被判14年监禁，爷爷安德烈也是未受审判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了两年的苦役。而在1933年的大饥荒中，他爷爷的5个孩子只活了他爸爸和一个叔叔。

30年代大饥荒和“大清洗”的情景，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中烙下了强烈的印记。在戈氏出任总书记以后，一次审查影片《忏悔》时，当他看到秘密警察敲一位无辜音乐家的门，要逮捕音乐家时，他“强忍住泪水”，回忆起外祖母给他讲述外祖父被捕那天晚上的事。

在大学时，在给莱莎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周围环境之恶劣……尤其是区里上层的日常生活。陈规虚礼，等级制度，种种注定的结局，官员公开的厚颜无耻，妄自尊大……你看这里的某个首长，除了肚子之外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后总统期的从政之路

自从前苏联解体、戈氏辞去总统职位后，他继续从政和推动社会变革的热情未减，先是于第二年成立了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基金会，简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接着由于19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转型不顺利，百姓对叶利钦政府怨声载道，戈氏寻机再起，参选1996年的总统选举。可惜所得选票不到百分之一。

他并未就此收手，2000年组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任党首，因为他认为自己还处于政治家的“中年时期”。2001年该党并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担任党魁。可该党在俄政坛一直没什么影响力，2007年7月，该党被俄最高法院取缔。戈尔巴乔夫旋即在同年10月又组建了社会组织“社会民主党人联盟”。

2008年，77岁的戈氏宣布重入政坛，和50岁的亿万富翁列别杰夫合作组建新的政党——独立民主党，以参加2011年的杜马选举。这个消息曾在莫斯科政治圈激起了小小的涟漪，可惜由于普京政府出台的《政党法》的限制，目前依旧没能通过政府的认证注册。这表明了当局的一个态度，那就是减少政党的数量。

戈尔巴乔夫的政党在目前的选举社会中很难有大作为，盖因各大政党为了选票，纷纷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以苏联时期和美国抗衡的实力相感召。南奥塞梯事件后，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寻根溯源，人们把这个事件归到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则被看做导致苏联解体的责任人。

2005年10月14日，戈尔巴乔夫演讲时遭人泼水，泼水者恨恨道：“戈尔巴乔夫背叛国家、背叛党，对苏联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的这次组党，是希望占据一定的政治空间。目前自由派政党力量的式微、现政权反对派力量的薄弱，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都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戈尔巴乔夫喜欢在公共场合称自己为“民主社会派”。他在2003年说：“我深信，俄罗斯需要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计划。这既是对那些想要把我们拉回到旧制度去的共产党人的回答，也是对破坏了国家的叶利钦那帮自由派的回答。” 2006年他又说：“我认为最正确的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现在许多奉行社会发展方针的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

对那些苛责他导致苏联解体的言论，他这19年来也一直在反思：“我们当时应该阻止它的发生，而如今，我还一直在责备自己。人们批评我当时太过优柔寡断，但实际上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大了。一个拥有如此丰富历史的国家应该逐步演变，我曾说改革需要20-30年的时间，但当时激情已经无法控制，开放和改革政策抢在了前头，大形势变成了不断加速前冲，”说到这里，他一次次用拳头敲击桌面，“只有继续，再继续。”

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叶利钦政权的失望，尤其是“休克疗法”，使得“不稳定成了头号问题”。

去年6月，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曾抱怨：“苏联的垮台让这个国家从此变得不再重要，不再是伙伴，对美国而言失去了价值。当经济崩溃时苏联是跪着的，美国人赞赏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我当时就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对西方来说，苏联的垂死挣扎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从此也更坚信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帝国。”

的确，戈氏对那些“朋友和伙伴”的失望，在1991年的伦敦G7峰会上就开始了。当时他几乎是在乞求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国家向新经济制度顺利过渡。可唯有与他会面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愿意帮他说话，同意的只有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而老布什、德国总理科尔和日本首相都表示了拒绝。美国的决策者们，早已把赌注压在了叶利钦身上。

尽管如此，戈氏在西方还是享有极高声誉。去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戈尔巴乔夫跨过了柏林墙旧址的标示线，在他身边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赞颂戈尔巴乔夫是“让这成为可能”的那个人——“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可他在俄罗斯国内却不那么受欢迎。因为戈尔巴乔夫放手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墙的倒塌，还有一个国家的灭亡。英国《金融时报》作家约翰?劳埃德撰文写道：“戈氏政治生活的悲剧，在于他的重叠视野：自己以仍未实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对俄罗斯人的灵魂造成了严重伤害。”

俄罗斯总理普京也曾将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而戈氏的亲密助手格拉契夫的话则显得更为有趣：“看起来，改造世界比改造苏联更容易。”

当时恰好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闻一，在后来所写的《解体岁月》一书中，这样描述听完戈尔巴乔夫电视讲话宣布苏联解体后的情形：

“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闻一遇到一个研究共产国际运动史的年轻学者格里高利，他并不为苏联的消亡而惋惜。另一位曾经任戈尔巴乔夫农业改革私人顾问的老研究员，以及闻一的一位朋友，同样把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下台，看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壮士暮年

今年2月，戈尔巴乔夫作为嘉宾上了日本SMAP组合的烹饪节目，收到了木村拓哉的献花和一只小玩具熊——“米哈伊尔”在俄语中就是熊的意思，当时陪伴他的还有孙女阿纳斯塔西娅。

戈氏不会用筷子，在节目中用刀叉吃天妇罗。当问起他平时的消遣时，他说最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自己就住在山中的庄园里。当年他总是与妻子一起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女人总是紧随在离男人身后两三步的距离。节目中的戈尔巴乔夫大部分时间眉头紧缩，但开起玩笑来却像个邻家老头，更难得地多次展露出了微笑。

明年3月2日步入80岁的戈氏生活依旧繁忙，依旧像执政时期一样半夜两点入睡。他说，“一旦闲下来了感觉会更糟。”每天清晨，他一直保持长达一个小时的6公里行走，紧接着冷热交替地淋浴。“这能使我的身体变得有条不紊，”他解释说。

他把自己旺盛的体力和坚强的意志，归结于童年时期在俄罗斯南部村庄普利沃利诺耶度过的那些岁月。“很小开始，我就从事了大量体力劳动”，他说，“尽管食物并不特别，但它们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并且空气十分纯净。”

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在4位国家政治领袖的带动下，形成了“起承转”的连接。但是何时能“合”，以怎样的方式“合”，则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尘埃落定——这是普京定下的“手动档”治国的界限

特约撰稿 姚望 发自莫斯科

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完全认清楚的。对于戈尔巴乔夫，或许我们应当把他放入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对他的历史作用有所观察。

自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推进民主化开始，后继的俄罗斯总统们都为民主化的大戏设置了不同的场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起”，叶利钦是“承”，那么普京、梅德韦杰夫就是“转”。至于“合”在哪里，目前人们寄希望于未来。

戈氏 民主的先行者，启动民主化道路

对于缅怀苏联的左翼人士来说，戈尔巴乔夫实在不可原谅，在他们的意识中，戈尔巴乔夫要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他上了美国人当”、“他以为美国的都是好东西”，在一次莫斯科的“五一”游行中，一位中年左翼愤愤地说。

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2008年5月6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有类似的反思：“美国人承诺，在'冷战’结束后，北约的边界不会超过德国，而现在中欧和东欧的一半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当初的承诺到哪里去了？”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苏联的解体也不是他想见到的。

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掌舵人。他担任了总书记的职位，也继承了总书记的权力，他很希望苏联这艘大船能在他的带领下破浪远航。他用计划的手段，在苏共的主导下推进改革。当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又希望按照自己设定的步骤推动民主化，但是局势最终超出了他的预期。

在苏联酗酒的人很多，戈发动了反酗酒运动，以“整顿国民精神秩序”。他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为原料的酒类，商店限量供应酒类。可惜事与愿违。一方面限制使酒类工业的上游——水果产业几乎破产，另一方面私酿酒风行。结果这一运动不了了之。

戈氏起初使用计划手段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推行“加速战略”，全面改革经济管理模式，给企业放权，大搞劳动竞赛。但由于经济改革者的经验还停留在计划思维阶段，对于市场理解不深，再加上政府内部官僚体制的惯性比较大，经济改革的步子也不协调，碰到了阻力。1985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是3.2%，1986年后下降到2.8%。“加速战略”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

这时候，他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想以此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改革，同时监督苏共的干部队伍。由此，他终于开启了一扇门，一扇他无法掌握的民主化的大门。

民主化的起点是提出了“公开性”的口号，放开了舆论环境，自由言论纷纷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开始重新评价和反思苏共的历史，并形成了种种和民主有关的概念。

楼管员丽达大婶回忆这一段时的感觉是：“当时不清楚怎么回事，突然有些乱。”她记忆中的黄金时代是安德罗波夫(1982年到1984年任苏共总书记)时代，“那个时候很有秩序。”

那时的苏联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很直观。人们希望舆论开放，希望多党制，希望亲自选择国家领导人。人们也开始相信，全人类具有普世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人道主义。其中还包括，加盟苏联的各个民族可以自由讨论民族自决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

五十多岁的政治学者安德烈对笔者说：“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前，人们的行动自由度没那么高，尤其在找工作方面有限制，有些人比如犹太人，虽然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公开化后他们拥有了自由找工作的权利。”

但安德烈对“公开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公开化’之后，自由泛滥了。人们对过去采取批评的态度，不但批评不好的，也批评一些好的东西，破坏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伦理规则。比如社会主义式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以及爱国主义等。”他总结道：“自由化给人带来了自由，但是没有带来规范，自由扩大了人的选择范围，但是丢失了理想。”

伴随着涌动的多元社会思潮，戈尔巴乔夫主导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权的尝试。首先是修改党纲，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提法，把党的权力转到最高苏维埃，并推动修改苏联宪法，通过竞选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1990年第三次人代会议上，进一步取消了宪法中规定的“苏共党对国家领导作用”的条款，并规定了公民有结党的权利。还在苏联设置了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届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推动了民意、顺应了民意，并且似乎是推翻官僚制的先锋，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但是，有3个因素影响了他获得“苏联民主之父”的殊荣：

各个加盟共和国在“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下，自波罗的海三国始，纷纷欲摆脱苏联的控制，连俄罗斯也打算独立。这就消解了苏联整个国家的权威。

叶利钦通过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和政策不彻底，进展缓慢，没取得什么成绩”，以及从体制中脱离，成了反体制的英雄。而他的形象一改苏共官僚们的沉闷之气，在选举时代很能挣得选票，并尽收这样的光环，掌握了当时的民心。

“八一九事件”给了戈尔巴乔夫最沉重一击，一些还打算维护苏共体制的官员期望通过政变结束政治改革，挽救苏联。但是民心已经不向着他们了，连军心也不能收复。这一事件中，叶利钦成了反政变英雄，并在政变后实际掌握了原苏联中央所掌握的权力。

最后，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签订新《独联体条约》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则无奈地在1991年12月25日辞职。

“戈尔巴乔夫是个好人，但是选择了不明智的方法。”这是丽达大婶的评价。不过当时对戈尔巴乔夫的离职，她并没什么遗憾。如今的她则期望能改善生活。她抱怨，以前很多东西是免费的。赫鲁晓夫式的房间虽然小，但毕竟是自己的。但现在什么都没有。

在前代总理盖达尔出版的著作《帝国的消亡》中，他对苏联的解体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方面苏联的经济很困难，希望得到援助，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呼声很高，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选择了经济援助。

当“八一九政变”的领导人试图劝服戈尔巴乔夫和他们一起，对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

叶利钦 民主发展，承上启下

1991年底，随着苏联国旗的飘落，叶利钦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建国元勋。他要大展拳脚，为俄罗斯的民主之路打下框架。

选民也给予了相应的预期。独立初期的俄罗斯，人们很朴素地想，万恶的官僚体制结束后，这些被自己选出的民主精英能够为自己办事。逻辑线很简单：民主意味着民选，意味着三权分立，民选的官员会为选民谋利益，而权力的制衡可以防止某些官员为恶。所以他们很真切地希望，新的俄罗斯能很快给自己带来利益。

叶利钦成了这样的化身，可以把他们带到更好的道路上去。即使叶利钦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如1993年以炮打白宫的方式，瓦解了对手的对抗，人民也认了。

可惜事与愿违。

刚独立时推行的“休克疗法”，并没有给俄罗斯百姓带来实际的利益。人民对新的体制失望，他们对经济迅速恢复的幻想破碎了。

第二届杜马选举，表现了这种愿望。象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的政党遭到了打击，左翼政党有向上的趋势。这表达了人民经过比较后的失望。

1993年第一届杜马选举，盖达尔领导的自由派政党“俄罗斯选择”在450席中占了96席，成了议会第一大党，俄共获65票是第三大党。而两年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俄罗斯选择”连进入杜马的门槛都没达到。而俄共获得157席成了杜马第一大党。

但这一时期，民主思想获得了普遍的传播。1993年，叶利钦希望通过武力去攻占议会时，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不想执行这样的命令。只是在一颗子弹意外打死“阿尔法”(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一位军官后，部队产生了愤慨情绪，促使他们进攻议会大厦。叶利钦在自己的自传《总统笔记》中对此作了描述。

叶利钦也基本遵守了民主政体。1996年大选之前，民调很不看好叶利钦，以致总统安全局长科尔扎科夫建议取消总统大选。不过叶利钦本人没采纳这个建议。其后利用执政的条件和传媒指责俄共想要回到苏联时期，在寡头帮助下，叶利钦险胜共产党的候选人久加诺夫。不少观察家认为，把俄共和苏联时期的消极现象联系起来，从而获取选票，这是从叶利钦直到现在的俄罗斯总统获胜的秘诀。

“苏联时期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人们并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政治学家安德烈说，“因为现在人们有了自己的资产，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读书。”

女商人薇拉说：“当然不愿意回到苏联时期。那时还不错，哪像现在国力变弱。不过幸运的是，现在开始复兴了。苏联体制只适合那个时期，只适合那个时期的人们，尤其是反抗纳粹德国，但是不适合国家的发展。以前我的父母住在封闭的国家，有许多限制。那个体制早就该被淘汰了。

人们也对这一时期的准民主状况进行了反思。

“叶利钦有积极的一面，他打碎了原有的极权主义模式，初步地，只是初步地建立了民主的基础。”政治学者安德烈这样说。“但是当时人们滥用了自由，人们用这个口号不遵守秩序，犯罪率上升。”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六十多岁的让娜向笔者表示。相比较3个总统，她最喜欢叶利钦，因为叶利钦给国家打下了基础，但因为战争，他没有精力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让娜送了一本精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笔者：“这可能是最后一版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她的脸上透着遗憾。

普、梅 民主何处，转的精彩？

普京当选总统，的确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一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有着克格勃背景的强力人士，当选了总统。

不过他2000年的当选，被认为是符合了宪法，符合了民主标准：公开竞选，全民投票，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然他也借助了他作为掌权者所拥有的便利，有车臣的胜利军事行动作为功绩。

西方一开始也对他抱有推行民主的厚望，美国总统小布什“从他的眼中看出了真诚”。不过，随着任期的推进，西方人士转换了思路。普京收缩了反对党的权力空间，收缩了地方的权力，通过打击寡头，把原来寡头旗下的传媒转换到了自己的手中。

普京在收权时，也善用民意。比如发生公共事件时，利用民众的群情激愤，收缩权力。

2002年，莫斯科大剧院事件，由于独立电视台的报道，泄露了警方的行动，独立电视台领导被更换。不久，修改了《传媒法》，对媒体在反恐行动中的报道进行控制。

2004年，9月13日，别斯兰人质事件爆发10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台了一系列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国内安全为目标”的反恐新举措。一是要改变现行地方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制，用任命方式替换全民投票选举制，在总统提出地方行政长官人选后再经过地方立法机关表决通过。二是将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混合选举制度(450名议员的一半按照政党比例分配，一半由各大选区选举产生)改成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制。

布什还像老大哥一样教训普京，他认为，“伟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保持权力的平衡。”

但是安德烈不同意这个看法，“叶利钦为了争夺中央权力获得地方的支持，对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领导人说，你们需要多大的自由就给你们多大的自由，这样就使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很大，像国王一样。这使俄罗斯有进一步解体的可能。”

2004年，笔者曾经询问一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怎么看待普京的政治。那位美国学者说，普京会大力推行民主，这是总统第二期为自己树立历史丰碑的时刻。也有分析认为，普京会推动两党制的发展，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

不过，随着普京成为总理，打碎了西方世界对美国式民主之路的想象，俄罗斯似乎被披上了不民主的外衣。

但普京还在坚持着民主的底线。他不敢超越宪法的限制，连续三任当选总统。如果这样做了，会失去民心。2007年11月，一个俄罗斯民调向受访者提问：“是否应该将普京定为终生总统？”调查结果是三分之二的人反对。

笔者的朋友薇拉说：“如果普京修改宪法谋求三连任的话，大家还是会投票给他，但是人们会很失望。”

很有可能，普京是怕丢却其老师索布切克和叶利钦对民主的希望。普京在2007年底一次采访中说，把自由赋予俄罗斯，这绝对是叶利钦时代的历史功绩。

普京也一直尝试用西方式的概念来描述权力。比如他当选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同时也预备接任总理时说：“作为政府首脑同时担任政党的领袖，是文明的和自然的做法，民主国家的传统都是如此。”

笔曾者问过一位发社会主义传单的小姑娘，怎么看待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她说，经济发展是不错，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然后她又匆匆继续她的宣传了。

2008年3月份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32%的受访者认为，普京执政期间的不足，是没能打击腐败和受贿；18%的人认为是没能限制寡头影响力；17%的人认为是打击犯罪不力。 53%的人认为，普京执政时期居民贫富分化扩大。大约70%的被调查者对普京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政策表示满意。

安德烈也表达了他对普京的认可：“普京制定法律，采取权威性措施，限制过度的民主泛滥，使国家走上稳定的道路，使政治经济都获得安定。在他当政时，生活有了好转，比如我的表弟，有自己的卡车跑运输，在以前，罪犯和警察常向他勒索。现在国家有秩序了。”

2008年总统大选中，梅德韦杰夫在普京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有西方媒体指责不民主。

莫斯科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笔者说：“叶利钦时代的民主有些乱。但我认为本次大选是民主的，我投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博士生爱德华说，普京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证明是成功的，其他人还没得到证明。所以如果选其他人的话，风险会更大。

梅德韦杰夫成为这块土地上第四任总统，他在就职时说自己的最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公民自由、经济自由和开发公民的新机遇。”

他上任不久，就推动了修改宪法，使下一任总统任期由4年变为6年。梅总统也大力开展反腐工作，并不时发表政改言论。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发表《前进，俄罗斯》一文，提出要把俄罗斯建立为“以民主价值观和民主体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

在这10年中，曾在解体之初叱咤风云、具有西方自由主义背景的政党都未能进入国家杜马。2007年，棋王卡斯帕罗夫作为反对派曾被短期拘留，理由是“没有遵从集会游行的条例”。

俄罗斯民主之路走向何处？

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民主化之门。2007年12月，普京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我不大可能敢做的事。他们向摧毁原有体制迈出了一步，俄罗斯人民已经不能忍受这个体制。我不能确信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迈出了第一步。”

“民主”的概念得到俄罗斯社会的确认。2007年12月的一个民调显示，大约67%的民众认为俄罗斯需要民主。

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在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先后带动下，形成了“起承转”的连接。但是何时能“合”，以怎样的方式“合”，则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尘埃落定——这是普京定下的“手动档”治国的界限。2007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说，俄罗斯最近15至20年需“手动档”治国，“当各种必要的法律条件和所有市场经济因素得以建立的时候，国家才可以摆脱'手动档’而转向'自动档’”。

安德烈说：“当然也有担心，他把权力都集中在手里。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民众的爱国自豪感得到恢复。”

这个国家最盛大的仪式，是每年5月9日的胜利日大阅兵。也许俄罗斯当局认为目前最紧迫的，是提高国家的实力，以映衬普京的主权民主。

现在的俄罗斯人民有着更多的要求，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的让娜说：“现在经济条件比苏联好，但是人的心灵秩序就比不上以前。”

“现在社会富裕了，但我们丢掉了理想。”安德烈说：“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人道主义，现在人们都很忙碌，也希望富人能帮助穷人，帮助孤儿和老人。”

更多的人道主义？这似乎是20年前戈尔巴乔夫的诉求。在他主导下，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中宣布：“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