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的夜俄语: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6

另母堡内暗设多层火力射孔，居高临下，以保证在数百米范围内有效地控制各子堡的火力。母堡和子堡都设四面射孔，以便少数共军冲破火力网向前扩展时仍能从后面将其杀伤；另外，主阵地带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成抵抗据点。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一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一线。市区核心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己选定有：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克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剧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沪饭店、哈同公寓、苏州河北的百老汇、北站大楼、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军队配置方案（暂定）：将整个淞沪地区划分为沪西北（黄埔江以西、京沪路以北），沪西南（黄埔江以西、京沪路以南）及浦东三个守备区，各以一个军为基干担任守备，以沪西北为重点守备区，以有力部队控制大场、江湾、真如地区，直接支援沪西北守备区之作战。另外，视必要增设一个市区守备兵团，守备核心阵地。”

尽管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绞尽了脑汁，但蒋介石看后仍不满意：“虽然上海地形易守难攻，工事准备也较周密，但当年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等地形如何？可以说是易守难守；洛阳的工事也可谓固若金汤。结果怎样？

济南的内城墙怎样？高而厚，城墙上筑有三层射击装备并筑有消灭死角的侧击掩体，城墙上下可以构成严密的火网，结果怎样？上海的工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汤恩伯说：“济南战事若没有叛逆吴化文投向共产党，打开城墙缺口，本可以安然无恙。而洛阳固然有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但他们为防御共军人海战术，只注意地堡在作战时的相对独立，虽然，各据点间也编制成火力网，并有上、中、下三层的射击射孔，用以瞰制射击和水平射击以及防御共军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坑道攻击的壕底射击，这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但不妥的是容易一处被破处处被破，而共军战术的一大特点恰恰是分割、切碎以吞食。因此，淞沪决战的阵地防御已经充分吸取前者之长处，并弥补了其之不足。”

蒋介石又问：“计划书上说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其余兵种如何运用？”

汤恩伯：“已命令各兵种司令作了计划，现已呈报上来。关于海军运用要旨，根据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报告：海军第一舰队与吴淞要塞炮兵配合，负责吴淞、高桥两岸地区的炮战及对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援，并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

蒋介石点了点头：“这很重要。”

汤恩伯继续说：“关于空军运用方法，空军司令周至柔己表态；空军将以四个大队，140架飞机，每日分三批，昼夜不停轮番协同地面作战。并己准备大批照明弹，防止共军趁夜间偷袭。空军基地除上海各机场外，还准备必要时利用闽、浙和盟军的‘海上基地’（即美国航空母舰）。至于炮兵运用要旨：炮兵司令邵百昌已报告说：总计各独立炮兵团和军、师炮兵共有大小口径炮约500门，准备每炮配弹300发，以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有炮5门为原则进行配备，在阵地前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至于装甲兵运甩要旨：二公子（蒋纬国，装甲车副司令兼参谋长）认为，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使用为好。因为他认为以往作战，敌人每突破阵地一点，就引起全线动摇；这次要吸取这些教训，只要各步兵部队各自守住阵地，阻止突破或恢复突破口的任务就交由他们装甲车部队担任。”

最后汤恩伯又悄悄地说：“必要时我们还准备把浦东战场从川沙到金山一段用海水完全封锁起来，节约兵力投入浦西作战。”

蒋介石听了，忙说：“注意保密。”

汤恩伯这里说的是“浦东泛区”问题。关于毁堤阻止敌军前进，蒋介石早就很有经验了。抗战初期，为了迟滞日军的西进侵南，蒋介石就曾下令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日军没有阻止住，人民却遭受了大灾。汤恩伯此时也想效仿蒋介石的一套。到了5月7日，汤恩伯总部派出爆破技术总队长社长城率人至埔东，会同三十七军参谋长李友杰、工兵营长漆有仁及浦东沿海支队司令耿子仁等进行侦察，决定以奉贤乍林地段海堤作为爆破点，并运去了一车黄色炸药，具体爆破时间定在5月18日大海潮到来之时，后因人民解放军于14日已解放了该区，汤恩伯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对于汤恩伯来说，既是一种荣耀，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权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不是被共军杀死就是被蒋氏处死，因此自上任开始，汤恩伯就小心翼翼地准备着。

但千里江防，一夜崩溃，他原先精心策划的以江防为外围，以京沪线为命脉，按梯次交替掩护，节节退守大上海的方略彻底失败，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同时也使他意识到工事是死的，人是活的，再牢固的工事如果人心涣散也等于一堆废土，就像江阴要塞一样，因此防守上海除了需要固若金汤的工事，还必须有对党国忠心、对前途乐观的将士。

4月25日，南京解放第三天，汤恩伯从南京经杭州辗转来到上海。同一日，汤恩伯就颁布了杀气腾腾的“战令”十条：

“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

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

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

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

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

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

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

八、贻误通讯，致失连络者杀；

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

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汤恩伯命令此“战令”以石印印发至营。

颁布完了“战令”，汤恩伯似觉还不够，又下令在部队中重新实行“官兵连坐法”、“士兵联保切结办法”、“保密法”、“防谍法”等，其中防谍法特别规定，凡发现“匪谍”及“通敌”人员，即由部队长就地处决，严格要求执行。

针对完士兵后，汤恩伯想起了他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不知这帮“高级人员”们南京失守后是否还沉得住气。

1949年3月下旬，为了收拢军心，重振士气，汤恩伯在上海开办了“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自兼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不久代市长）陈良兼副主任，工兵指挥官柳际明兼教育长。班本部设教育、总务两处，分别以许朗轩，陶一珊兼任处长。下设三个大队，以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分任大队长。大队下设中队、区队，中队及区队长由调训的师、团长选充。该班自3月下旬起共办过了3期，每期为时一周。调训对象为上海各部队团、科级以上人员。第一期尚有政工人员，后因政工人员不能保密，第二期起未再召集。

按照训练班的纪律，全体学员集体住宿，平时不准外出，请假会客必须在专门的会客室。然而，人心慌乱，已没有多少人理会这个“纪律”。

学员们一周学习的内容，分为政治、军事、精神讲话等。政治课程主要由叶青负责，以其所著的《共产党批判》等反动文件为中心，对共产党进行污蔑抵毁。精神讲话，临时邀请李宗仁、胡适、陶希圣、吴国桢、谷正纲、邓文仪等担任。军事课程，为直接有关作战事项，包括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种、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由汤恩伯、陈大庆、桂永清、周至柔、邵伯昌、柳际明、蒋纬国、罗泽闿等担任。其中主要的军事课程由原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现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担任。

无论政治课程、精神讲话，还是军事课程，目的只一个：加深学员对共产党的仇恨，培植学员对“党国”的忠心和固守上海的信心。

罗泽闿在4月上旬“作战训练班”讲作战计划时就曾说过：“上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对我们很有利，在这里作战，我们能守也能走，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加上做好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愿意守就一定能守住，不愿意守，我们具有海空运输便利，可以迅速把部队撤走。上海决不像济南、沈阳、徐州、平津等地，可以把我们的部队卡断、包围或整个吃掉”。

李宗仁也对学员们说：“国际形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

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

轮训期间，学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参观徐家汇的木栅栏内城工事，以及到虹桥、南翔、月浦阵地去看地堡群和炮兵阵地。罗泽闿指着工事对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碉堡工事群，共产党还没有摧毁它的能力。

上海地下水位高，不比北方。在北方，共产党攻城可以挖坑道，在上海他们是挖不成坑道的，所以大家不必惧怕共产党的土飞机。上海周围有数千米纵深的火网，共产党不是土行孙，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共产党企图用围城把我们困死，大家想想，我们的吴淞通道可以直通台湾，我们的美国盟友也一定会从海上、空中给我们以援助，台湾、美国盟邦，自由世界就是我们的大后方，我们决不是孤立的。”

指挥上海作战的机构有三个。1949年1月前上海原设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由跟随汤恩伯多年的亲信陈大庆出任司令，统一指挥市区警备及淞沪防务。3月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对淞沪防务直接进行指挥。4月下旬，上海又成立了另一个“淞沪防卫司令部”，由汤恩伯的于儿子石觉任司令。在以后的实际作战中，“淞沪防卫司令部”未有任何作为，这个机构完全是汤恩伯因人设事，为安置石觉而设立的。

在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而费尽心机之时，淞沪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一刻也未曾闲着。

4月24日，陈大庆命令国民党第三五三师师长欧孝全统一指挥第三五三师和宪兵第九团、吴淞要塞守备总队、交通警察第二总队、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装甲兵第四营，担任上海市中心区之警备，并限令在4月25日午后6时前控制各学校、工厂、仓库、公共事业、木城、桥梁码头，占领市区内各要点，坚固建筑物制高点，并严加守备。

同一日，陈大庆命令下属在上海市大街小巷，贴满上海市“紧急治安”条例：

“一、造谣惑众者处死刑。

二、集中暴动者处死刑。

三、怠工罢工者处死刑。

四、鼓动学潮者处死刑。

五、盗窃抢劫者处死刑。

六、扰乱金融者处死刑。

七、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

八、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

4月27日，陈大庆又签署第720号代电，要求上海市政府于三日内对各社团再进行一次总清查，就平日所得侦察记录务期肃清内部，以测安全；同时签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

“（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

（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

（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

（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5月2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官，指挥交警第一旅（含交警第五、六、十八等3个总队）及交第二、十五总队于5月1日前接防完毕；这与加强大队与正从宁波开来的交第八、九、十二总队和上海市区宪警及“民兵武装”担任社会秩序的维持、要点要线的控制以及镇压市区可能出现的“暴动”和骚乱。

其中一个大队开赴闵行，以确保该处渡口，控制所有渡船。

上海市区守备兵团副指挥官为毛森。

在毛森的直接指挥下，上海市警察总局制订了应变计划并完成了部署。

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奉命于4月26日下午6时前分别担任本城区内重要公用事业及仓库的监护。

第一总队所部署的沪南区——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等六分局辖区的各地区队都已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斗体，截止26日下午6时，已经占领老西门华商电气公司办事处、方九霞银楼、生活医院等建筑物；占领中华路、黄家码头附近的建筑物；并在防守区域内建立多个防御据点——茂名南路长乐路18层楼、震旦大学制高点、宛平路衡山路比伽利公寓制高点、衡山路高安路华盛顿公寓制高点，上述建筑物被占领后，建筑物四周道路皆己堵塞，并配备简单的工事。

第二总队部署在沪东区，该区的公用事业、工厂仓库甚多，最重要的是中纺公司，其次还有美商电力厂、英商自来水厂、煤气厂、电车厂、交通公司等。

沪东区的守备分为四大据点，并掌握有力之机动部队，控制要道、桥梁及黄埔江面，在各防御工事处备有铁丝网、拒马、沙囊活动碉堡。在火力配备上，对交叉要道均构成可以斜射、侧射、消灭死角的配置。

第一据点——以榆林路分局建筑为中心（包括自来水公司等）构成。

第二据点——以唐山路附近建筑物为中心构成。

第三据点——以杨树浦分局、扬树浦电力公司、煤气厂为主构成。

第四据点——以提篮桥警察医院、监狱仓库为主构成。

机动车队为区预备队，指挥地点在榆林分局附近。各区间的联络暂时还以电话为主，一旦电话中断，将以无线电传达。

各机动车队、骑巡队、飞行堡垒仍属总局掌握。

同一时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被蒋介石召到复兴岛。蒋介石要亲自向他布置该局的潜伏和暗杀工作。

蒋介石对毛人风说：“出于大上海保卫战的考虑，保密局上海站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会名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看来他们是不想走的。你要监视他们，并马上造出名册，决不能把他们留给共产党。至于那些专门和政府捣乱的所谓民主党派分子，能解决的就解决，张澜、罗隆基、史良都在上海，要将他们都监视起来，到时候全部解决。你务必在上海亲自监督各项事宜。”

很快，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118号家中会见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

毛人凤对毛森说：“老头子这次来，脾气大极了。刚才找我去，要我协助汤恩伯陈良两位抢运物资，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船只，并要我集中上海、宁波一带的交通警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统归汤恩伯指挥，其中两个总队担任护送物资的工作。另外还命令我们监视上海的资本家，不让他们将物资偷运香港等地。可资本家又不是傻子，大部分早在去年12月就逃到香港，就连杜月签这几天也动身去了香港，真难办。关于物资和船只的事我让黄加持他们去办，其它各项事宜也都分配下去了。现在还有一件较重要也颇棘手的事，老头子认为非你莫属。”

毛森：“请局座明示，我一定尽力完成。”

“老头子说，我们过去的教训就是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过于仁慈，一句话我们杀人还太少。这次，总裁特别说明，凡有嫌疑者一律逮捕，对民盟的张澜、罗隆基等立即予以监视，等接到命令迅速解决，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毛森：“请局座放心。”

毛森，保密局系统著名的“三毛”之一。1949年3月，正式进入上海福州路警察总局大楼办公。以办事效率高、心狠手辣著称。上任不到一个月，毛森就破获了自中共“李白台”之后又一座中共秘密电台“秦鸿钧台”。当时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一共只有三座。

接到任务后的毛森很快就行动起来。

监视史良的秘密报告发出。

逮捕民主同盟领袖张澜、罗隆基的命令发出。

一份份黑名单迅速排出，分布于全市的暗杀行动小组也随着黑名单分别就位。

一时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警车鸣笛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4月26日，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共逮捕学生356人。

进入5月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国民党刽子手屠杀的枪声。

一时间，公园、闹市如虹口公园、大世界，都成了刑场。

5月7日，浦东戚家庙。中共地下党员秦鸿钩、张困斋、李白等13人被国民党处以死刑。

截至5月20日黄昏毛森出逃，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里，至少屠杀了2000至4000人。

毛森逃走时，仍不忘屠杀革命志士。5月20日，他带着自己的卫队，在警察局的天井里就杀了9名政治犯。

疯狂的大屠杀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这群困兽临死前垂死挣扎的病态心理。

毛森大逮捕、大屠杀之际，上海市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也不甘落后。5月初，陈大庆又做出惊人之举，颁布《奖励检举共匪办法》。陈大庆认为，有了这个《办法》，共匪在上海该是呆不下去了。

上海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5月11日晚，上海战役前一夜，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灯火通明，这儿正召开作战会议。

参加人员有：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第十二军军长舒荣、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炮兵司令邵百昌、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交警总队队长马志超、补给区司令黄壮怀、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部司令石觉、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警察局局长毛森以及各部部长、各处处长等70余人。

汤恩伯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今天召集诸位是因为情况紧急。据可靠情报，共军近日已有行动，估计不出两天战斗会打响……各位都准备得如何？我想告诉大家，总裁的兵舰就在吴淞口外，他将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总裁要我务必转告各位，国军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表态，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到半年，美国一定出兵！到那时，局势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汤恩伯停了停，看了周自强一眼，说：“自强，把这几天共军情报给大家通报一下。”

周自强站了起来，拿着教鞭走向地图，说道：“据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处一科提供的共匪陈毅第三野战军各军目前所在位置如下：

“三十一军——太仓、常熟间地区。

“二十六军——昆山以西铁路两侧（该军第七十七、七十八师各一部曾在8日以炮火向我阵地进犯，迄9日2时许旋即沉寂）。

“二十八军——苏州附近。

“二十九军——吴江迄嘉兴公路两侧及嘉兴以东地区。

“二十军、二十三军——主力吴兴、长兴间地区，一部吴兴以东震泽、南浔一带。

“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三十军——孝丰、余杭及杭州一带，一部踞萧山附近。

“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四军——似集结于太平、石壕间地区。

“以上是敌方情况。

“关于我军目前部署分配如下：

“外围阵地：浦西方面由顾锡久军长的一二三军驻守。浦东方面，则由五十一军王秉锁军长部防守。

“主阵地：沪西北方面包括狮子林、月浦、杨行、创浦由五十二军刘玉章军长部固守；五十四军阙汉赛军长部则担任沪西部包括大场、真如、北新泾等地的防守；吴仲直军长所部七十五军则固守沪南及西南部即虹桥、梅花弄、龙华；浦东南部杨思、塘桥、洋泾一带由三十七军罗泽闿军长部担任防守；浦东北部的高桥由十二军舒荣军长部固守。

“核心阵地：由二十一军、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驻扎江湾地区。

“目前，徐庭瑶司令、蒋纬国副司令率领的装甲军部队之控制四川路以北通往吴淞港口的要道。”

周自强讲完，然后低声问汤恩伯：“司令还有什么意见？”

汤恩伯说：“五十一军王秉钺部调浦东川沙、接替三十七军防守。三十七军在浦东的防守向内收缩。好了，今天的部署就到这儿。总之，诸位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挽危局。”

同一时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正紧锣密鼓地在上海市内举行“保卫大上海”的宣传活动。浩浩荡荡的化装游行车队绵延长达3里。参加的单位有市参议会、总工会、学校，警备部政工大队、青年服务总队车辆90余。队伍前面有警察局11辆“飞行堡垒”开通，全副武装的宪兵队伍乘车殿后。

一路上，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政务委员谷正纲的讲话：“上海600万市民们！上海同胞们！共产党的武力侵略已经扩大到上海了。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它没有国家的立场，民族的观念。毛泽东在4月4日公然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宣言，公然主张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拥护苏联，它要把中华民国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用镰刀斧头来做我们的国旗，大家想想，这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吗？……如果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大家想想，在这样暴力压迫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生存吗？所以我们要求市民们，坚定必胜信念，统一作战步伐，不投机，不妥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前线去，慰问将士，救护伤兵。上海的同胞们！我们要不分男女老幼、职业阶级、一齐起来，以600万人的力量，筑成一道铁的长城！”

市长陈良号召全市市民：“一心一德，同舟共济，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放开眼光，加长视线，牺牲小我，保全大我！”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则说：“一切为了前线！全军将士发扬‘一二八’、‘八一三’伟大革命精神，救国家、救自己！”

国民党的党政军已调动起所有的神经，要在上海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九、引弓待发

军令如山！三野各部队火速到达预定地点。陈毅想把富庶的华东让给二野，三野则去大西南。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陈毅要求部队，到了城里不许“野”！准备就绪，大战在即。

百万雄师渡江成功后，粟裕、张震等随即率前线指挥部跟进。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经有过三种估计。如今，渡江战役第一步已取得了胜利，一路上，捷报频传。粟裕心里十分高兴，对张震说：“看来敌人夹击我军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对于我军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我们应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追击溃败之敌，就地歼灭。”张震说：“这个想法很好。”

4月21日19时40分，粟裕、张震联名电呈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

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以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人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同时，粟裕具体建议：

1．九兵团渡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卢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

2．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3．十兵团4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敌二十一军主力。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一部以一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尔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傈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

4．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一个师，本晚攻占扬中，22日晚强渡夹江，尔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尔后待命会攻南京……

4月22日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电令第七、第九兵团：第九兵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军于24日占领南陵、青弋江、湾止镇，并包围宣城后，稍作整顿，等骡马赶上，26日继续东进，28日抵达郎溪、溧阳地区，以策应东集团。第七兵团则于29日进至广德附近。

不久中集团指挥部接到总前委的命令：第七、九兵团应迅速向东挺进，不为沿途敌据点所抑留。从即日起，谭震林率第七、九兵团直接归粟裕指挥。

同一日下午，粟裕、张震经仔细研究，认定敌人主力将向杭州撤退。为了不使敌主力退向杭州，达到对敌人围歼的目的，必须迅速切断“京杭国道”

这条公路。为此，粟裕认为：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必须加快、再加快。

下午5时，粟裕、张震电令急行军途中的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

同时第七兵团也接到粟裕的命令：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以便让出南陵、繁昌、芜湖地区给跟进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

在中集团急行军同时，东集团方面，第二十三军在陶勇率领下已迫近常州以北，第二十八军正向常州以东挺进，一部主力向宜兴方向突破，以截断京沪铁路和京杭国道，打破汤恩伯30万主力沿铁路、公路梯次撤退的计划。

这样，第三野战军在刚取得渡江胜利之后，很快就投入围歼逃敌战役。

围歼逃敌战役展开之后，粟裕、张震最担心的是：中集团渡江后能否抢在敌人总撤退之前进入南陵、宣城、广陵一线，与沿丹阳、金坛、溧阳一线疾进的东集团在长兴、吴兴地区完成战略合围，这也是这次战役全胜的关键。

22日晚，粟裕、张震伏案在地图上反复侧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

张震说：“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和阻拦。他们行进速度必受影响，照此推算，敌人估计需要四五天时间到达上述地区。”

粟裕同意，说：“我东集团军从江边直接插向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50至80公里，如果顺利，只需要两三天即可在京、沪铁路中间切断敌人，使敌人无法从南京撤往上海。然后，再用一两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长兴地区，切断长兴到杭州的通路。”

张震：“长兴地区方圆一二百公里范围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区域，我们的干部都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只要我军吃苦耐劳，猛打猛追，用四五天时间赶到目的地不成问题。”

4月23日至24日晨，粟裕不停地电令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

命令：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除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朱绍清的第二十八军、周志坚的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疾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这个地区会合。

命令：陶勇的第二十二军从长荡猢东、西地区向南疾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

命令：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

命令：第九兵团成钧之第二十五军、聂凤智的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疾进，务必于25、26日赶到广德以东的天平桥、梅溪一线，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粟裕、张震率领指挥机关于4月26日进驻京沪线上的要地常州。

军情如火，军令如山。第三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接到追歼敌人的命令后，就像猎人发现了猎物，飞速地沿着指定路线向前，向前追击途中，广大指战员克服疲劳，克服饥饿，冒着江南连绵的春雨，踩着泥泞的道路，不停地前进。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快！快！追上就是胜利！

一路上可见敌人逃窜时留下的处处狼藉。公路上、水沟旁、麦田里到处都是丢弃的炮弹、子弹、枪榴弹，还有棉絮、皮鞋、帽徽和领章，许多地方还堆积着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临逃时烧毁的文件和其他物品的灰烬。

由于解放军的神速，其先头部队几乎与南逃的敌人共路、并肩，甚至从后面超过。队伍在炮车、马车、驮马间穿行，忽而左，忽而右，在拥挤的公路上见缝就钻，以至许多时候，行军队伍相互交错，游龙似的前进。

就这样不停地走、走，几天下来，干部战士们的脚都走“碎”了。

第二十七军第二五三团八连副指导员于竹青说：“从宣城开始，天就下雨。江南的路面一遭雨，就软得像粘面团，深一脚，浅一脚，来不及拔出脚，鞋又丢了。等到天晴，更怕了，路面被太阳一晒，坑坑洼洼都晒成梆梆硬的坎坎楞楞，能扎透鞋底，满脚都磨起大血泡。”

第二三七团政治委员丁锐则在40余年后回忆说：“追击途中，就连烧熟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刚想做点吃的，军长聂凤智就从后面赶到，说：

‘赶快走，不能停！’战士们累、饿、渴、困。头两天，还能吃一些在江北自备的干粮和生米；后来的几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行军途中，有的北方战士见到江南老百姓墙上贴着、地上晒着的干牛粪饼，实在饿极，以为是喂牛马的糠麸饼，抓起就吃。”

尽管疲惫，尽管艰难，但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仍满怀豪情，不久各部队陆续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4月25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

同一天黄昏时分，第二十三军占领溧阳，截断了南京至杭州的公路。

此时，国民党首都卫戍部队所属第四十五军在卫戍司令张耀明的率领下正沿京杭国道撤往杭州，25日到达南渡时，与从镇江撤出的王作华率领的敌第四军汇合，得知溧阳已被解放军占领后，决定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审，妄想突出重围，在郎溪他们又与东窜的敌第六十六军相遇交叉，乱作一团，而且已陷入三野更深的包围圈。

26日，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同一天，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

27日，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合围口就封上了。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以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被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10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则机动灵活、猛插猛打。29日，敌全军覆没。

4月31日，香港及国外的报纸转载了一篇由新华社发出的战地报道——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前线记者刘亮报道：

从南京、镇江和芜湖等地狼狈逃窜的蒋军先头部队刚到广德城郊，就被从数百里外赶来的我军拦头截住，并且迅速陷入各路我军的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目的中心是广德城北25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蔽天，敌人陷入这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后，建制混乱，头尾不能相顾，各自漫山遍野地逃窜，我军略加攻击，即缴枪投降。……疲惫不堪的敌军散兵，在山坡上淋着雨等待我军收容，只要一名解放军战士领着几个俘虏走过，他们便纷纷自动跟上，刹时便成为一长列的俘虏群。

记者在一个不满两百人的俘虏队伍里，发现其番号竟达11个之多。

郎广围歼战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消灭了10余万溃逃的敌军，使敌军无法按计划逃入杭州，从而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美丽古城免遭一场浩劫，同时也为即将展开的上海之战消灭了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上海之战的压力。

郎广围歼战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离上海就近了。

上海近了！——上海已经是一个大的战略概念。为了确保上海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4月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

由于我军进军的神速，粟裕所担心的当时我国最长的现代化钱塘江大桥，在守敌安放了导火索后因来不及引爆而幸存下来。

同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的率领下，从5月4日至7日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州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溶集团间的联系。而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5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各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待命。

与此同时，分工负责上海战役作战的粟裕、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

4月30日，总前委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主席：

鉴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月，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的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它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军的情况更好。目前就军事上来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并指出，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前，第三野战军可以先夺取杭州，但暂时不要再向前推进，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可由汤恩伯先守起来，以使他在上海不觉有任何威胁，不会过早地退出上海，这将有利于我们做好进城的准备。

同一日，陈毅随总前委机关进驻丹阳，开始接管上海事宜的准备。

在此之前，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是否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些，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自1947年7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正因为有了二野的牺牲，三野才有可能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起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像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因此陈毅觉得应该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而三野则“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邓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四川人，对西南地区更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

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1939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1945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梨没有让掉，陈毅只好接下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担。

不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局新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17名委员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臣、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康、刘晓、刘长胜、曾锐冰、舒同。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未来上海市的领导机构：

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位委员组成。前5人为常务，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一位非党人士。

能否顺利进占上海，当时全党十分担忧。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

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

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

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

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

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

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

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

上海，人口600万左右，工厂1．2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

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党员们，曾经把许多盖着“绝密”图章的国民党文件，化成电波或变成“药丸”、“胶卷”，送到中共中央。

刘晓、刘少文来到丹阳，立刻发密电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吴克坚、张登，及时而详尽地指出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进占上海，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校、维护秩序，防止坏人在战争发起后搞破坏活动。

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潘汉年也来到了丹阳。他是一个多年出入虎穴领导对敌斗争的老地下党员，曾主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此次来丹阳，他带给陈毅的重要情报很多，其中有他在香港做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工作的情况。

与潘同来丹阳的还有经济学家许涤新、剧作家夏衍。许个子不高，一口广东话，善做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有话愿意找他讲。陈毅很看重他这点，后来让他当上海市工商局长，专做“大老板”的统战工作。夏衍，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的著名左翼作家。他来丹阳是协助总前委上海文化系统接管准备工作的，后来出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上海经济命脉的掌管至为重要。上海地下党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了丹阳，卢绪章就是其中一位。

身着黄布军装的卢绪章出现在丹阳街上时，接管干部大队中许多人吃惊不浅，此人不是“广大华行”那位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的总经理吗？与特务头子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开幕那天，陈果夫亲自剪彩，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临会场，敬送花篮。这位上海市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也会是地下党员？别说一般人吃惊，对于卢绪章的到来，上海市地下党的同志也疑惑不解，这就难怪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出任华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时，工商界有人曾给陈毅市长递上揭发信：“我等以头颅保证，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少将军衔。”其实，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广大华行”，专门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经指示：“我们这个机构，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打不烂！”所以，广大华行始终只是由“重庆办”单线领导。为活动方便，党批准卢绪章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为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他们选中陈果夫当“靠山”。

由于有了这棵大树，广大华行多次逃脱国民党军统的审查。广大华行创办12年，不仅为党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费，而且更值一提的是它为党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规律、熟悉上海以及工商界情况的干部。其中有白天穿长衫、夹布包，准点上班，抄抄写写当小职员，晚上听汇报、领导地下党斗争的刘宁一同志；有杨延修同志；还有吴雪之同志，后来均成为接管上海的重要人物。

其实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早在渡江战役前就开始着手了。

1949年2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体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其中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

任务非常紧迫。中央要求，必须抢在大军渡江之前就拿出南京、上海城市的材料来，而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长江边。

上海组是一个大组。为充实实力，杨帆又从在上海暴露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中抽调相当一部分同志到调研科。以他们搜集到的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上海来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的出版物作为原始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极为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终于在渡江之前完成了上海部分30卷、百余万字的资料。

这30本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册囊括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海空驻沪司令部、吴淞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辎汽、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包括军警宪联合机构、检查站、纠察大队等）、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的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这30本资料还附有江湾、龙华两个军用机场的平面图，从跑道、油库、器械库到军官和空军家属宿舍的位置都绘得清清楚楚。在《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等册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各单位，上海市政府民政、社会、财政、公用、工务、教育、卫生、邮政8个局及其下属处、科两级以及32个区公所，所辖各保的机关地址，电话、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保长以至科员、办事员的姓名、籍贯、学历、政治背景。在有关上海市警察局的一本专册中，从总局、分局到派出所，以及警察系统的各保警总队、骑巡队、机动车大队等武装力量和警察所属的医院、学校、仓库、警察博物馆等单位都有完整的记载，从局长、处长到分局长、股长都列有名单，包括地址、电话，还附有一些主要的中、高级警官的简历和政治背景。

除了这些社会、军事、政治的情况，在经济方面也收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量资料。国民党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都各出了一个专册；还有三册分别介绍上海的省市银行、小四行、南三行、北三行、农商银行，以及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换所、上海的黄金市场和各钱兑业、金号、银楼等。不仅有这些单位的历史沿革，还有数百名经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甚至还列有抗战胜利后的股票行市等。

另上海市官僚资本的情况也出了一本专册。这个专册是吴雪之同志在上海临解放前三个月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刘长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项克方同志一起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搜集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况后编辑而成的，包括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

以上这些材料，成了各对口接管专员们的必读“文件”。陈毅看到这堆材料，高兴地对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一位粮食口的接管人员看了材料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

参加接管警察系统的是几位在苏、鲁、豫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上海警察局的材料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5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

总前委进驻丹阳后不久，准备参加接管上海工作的干部也来到了这座小县城。这支队伍1949年初就从山东省青州出发，队伍中多是2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一路十分辛苦，不仅要行军，而且还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到达丹阳时，他们的担子更重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熟悉上海的方方面面。陈毅对他们这支队伍要求十分严格。不仅必须读大量的材料、组织小组讨论，而且还要考试，稍不留神就可能当场让你出丑。

“两白一黑”也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江苏解放区南下，铁路上、公路上，一片繁忙。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也来到了丹阳。这套钞票共有12种面额：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伍拾元、壹百元、贰百元、伍百元、壹千元不等，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发行。币面上的图案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纸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由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井主持中共中央财政部工作的董必武亲自题写，字体为标准的柳体。

人民币由后勤部管理。他们是最早到达丹阳县城的单位之一，驻扎在丹阳东南角的汤庄。

在丹阳，陈毅最关切的还是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最终都要靠他们在群众中落实。

因此一到丹阳，陈毅就召集广大干部、战士开大会。他说：“对上海这样一个商店、工厂密布的东方大都市，我们单纯从军事上占领，只是小胜。

假如稀哩哗啦，乱轰乱打，就把城市建筑和工业生产打烂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建设时代，破坏城市等于破坏自己取得的胜利。”“上海这地方，外国洋行，青红帮，特务网，流氓组织，复杂得很！诸如此类，包括我自己，都不太懂。不能自大、吹牛皮。想想看，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嘴天天要饭吃，不那么简单。光是每天的大小便不解决就不得了。垃圾几天就会堆一座小山……老百姓佩服我们会打仗、演戏、唱歌，但是还要看你管上海能不能管得好？我们要抱‘临事而惧”的态度，不要打算进去做官、享福，报上登照片，光宗耀祖。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大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我们不是靠天才，靠马克思保佑，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中国革命有前途，有希望！”

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正在进行，但丹阳仍出现了一些令陈毅恼火的看起来是小事情的问题。

为了配合解放，丹阳光明大戏院上演《白毛女》。临近开演时，剧院门口有几个穿着黄衣服的军人和剧院的人吵闹，他们没有票硬要挤进去看戏，说什么是部队的演出，结果堵塞剧院的门，使有票的老百性挤在门口进不去。

正和饶漱石在街上巡视的陈毅听见吵闹声，问清了缘由，立刻喝令那几个军人：“都给我回去，好好检讨！”风波这才平息，但陈毅心情却未平静。

一天，敌机来骚扰，陈毅利用防空的空隙，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去看看。

他询问职工：部队有没有破坏纪律的事？回答说：没有。过去国民党来一次住一次，弄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军纪律很好。陈毅不罢休，再三细问。最后有人说，前几天有个解放军，把他的灯泡拿去了，不过第二天就有人陪着，把灯泡送了回来。这本是夸赞的话，在陈毅听来，觉得颇不顺耳，这说明还有漏洞。

于是陈毅再次召集干部战士开会。在会上，陈毅特意提起了这两件事：

“为什么没有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拿灯泡，也是这个思想作怪。还有，每天下午，丹阳满街都是我们的人，不请假就出来兜，闭着眼睛都可以抓几个！（笑声）“笑什么？假如都像这样，进了上海不吃败仗才怪！要注意，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见面礼搞不好，是会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可不许再‘野’啰，纪律，一定要严。”

这之后陈毅就特意命令即将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十兵团的所有官兵利用战前休整时间进一步学习入城的政策和纪律，必须每个人都“过政策关”。

5月10日，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在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向正在集训的几百名接管干部作报告，他说：

“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现在存在两种偏向。有些同志对进城无信心，愿意在农村工作，觉得管理城市没有办法，怕出纸漏。而敌人也认为我们是不能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很好地把上海接管下来的。整个中国都可以解决，进入上海为什么就没有信心呢？我们有几百万大军和强大的地下党的组织，广大群众的拥护，加上我们本身很存准备，很有次序，很有组织，再说管不好上海，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但也有同志以为进一个城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看到进城的各种困难，而盲目乐观。上海有600万人口，要我们给它解决煤粮问题、生活问题，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具有谨慎小心临事不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不好，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能大胆他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在粟裕、张震移驻苏州之前，在泰州、常州粟裕已召开了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会议，由部队，地方抽调约5000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军事接管委员会由唐亮、刘瑞龙、张震、钟期光、余立金、张崇文、谢胜坤、陈锐霆、张凯、张爱萍、熊天然等11人组成，粟裕住主任，唐亮、刘瑞龙任副主任。军管会分为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训练部等6个部。

5月2日，粟裕、唐亮代表第三野战军前委赴丹阳汇报工作。

上海战役的作战方案在粟裕的领导下正加紧制定。根据中央对上海战役“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

的指导思想，粟裕设计了三种打上海的方法：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都曾采用过这种战法。但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都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很难将他们围死。另外渡江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应力争尽快解放上海。所以长期围困战法不可取。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优点在于可以避开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是这一战法的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不符合中央要求。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市区的主力调到吴淞周围进行决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但因吴淞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个方案最接近中央指示精神。

为了不打烂城市，粟裕还给攻城部队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三种方案上报后，中央同意使用第三种方案。

对于上海战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有三种解决方式——北平、天津、绥远。毛泽东说，他希望用北平方式。

毛泽东的愿望是根据中央情报部门关于“上海可能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判断而发。

有关部门已将起义的具体日期、部队、位置，起义将领的名单和指挥部所在点详细报来。

为了军事上的绝对把握，第三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商请他们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为解放军提供敌人设防部署情况。

不久，上海地下党转来最新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要图，张震即令复制，下发第九、十兵团。

5月1日，粟裕、张震电令第九兵团为准备攻占上海即进吴兴、桐乡、崇德间地区待命。第二十军到吴兴城以东约80里震泽镇为中心马漾以北、长漾以西、南洵镇（不含）以东、严墓镇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并对吴江、平望镇、盛泽镇、新塍镇警戒。第二十七军到以乌镇（嘉兴城以西约50里）为中心严墓镇、马要镇（不含）以南、新塍镇（不含）以西、琏市镇（含）以东，嘉兴、石湾镇间观音桥、单桥段（含）以北地区休整；并对新塍镇、嘉兴、桐乡、崇德地区侦查警戒。第三十军即解除对广德以北山区清剿任务，向吴兴东开进，至以双林镇（吴兴东南约40里）为中心马要镇、琏市镇（不含）以西、瑾琏市（不含）以北，棕镇（不含）以东、西阳、王家桥、古山村（含）以南地区。第三十三军到以民舍镇为中心西阳、王家桥、古山村、袁家汇（不含）以北、东圩镇、马要镇（不含）、太湖以南地区休整，该军以一个团担任吴兴城警备。兵团直属机关到以南浔镇为中心及马要镇、东圩镇（含）间地区休整。第九兵团接令后，于5月2日晚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第十兵团也开始向苏州、常熟地区集结。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了。

十、战上海

毛泽东电令三野：要给蒋氏宗祠以特别照顾。叶飞对粟裕的命令划了个大问号。上海起又失败，张权将军身陷囹圄。战上海我西线兵团损失惨重。

“月浦大捷”，汤恩伯兴高采烈。“不成功，便成仁！”敌军长刘玉章反锁碉堡门粟裕认为：司令部事先不打招呼是个错误。“东方马其诺防线”终于溃决。大上海解放，蒋介石留下痛苦的日记。

中共中央对于即将展开的上海战役十分关注。

4月30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鉴于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吴克坚关于蒋介石正在从上海撤入撤物资的报告，以及外国通讯社4月27日关于汤恩伯又从上海撤走1万余人的报道，为了减少物资损失，集中歼灭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力量，特给粟裕、张震和总前委来电：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由于总前委复电，仍希望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进驻上海，以便于准备接管事宜，中央5月3日晨2时在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的电文中称：

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海上逃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是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于被动……（乙）只要汤不走，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清粟、张注意。

同一天，中央军委又发来最新敌情通报：

据可靠方面消息，蒋27日来沪不敢登陆，在军舰上给汤恩伯等任务为必须抵抗，使我军付出代价占领上海。除原有第三十七、五十二、七十五等3个军及第三五三师外，并增加一部分援军，已知者有川军张弋部。沪郊敌正在扫清射界、构筑工事，可能在大场、真如、浏河线配合飞机轰炸抵抗一下，争取时间疏散物资，进行破坏后再逃跑时，带走全部军譬宪兵，只留交警。另据悉，讨论时汤恩伯、陈大庆表示不能再抵抗，谷正纲、方治、毛森等坚持主张抵抗，由蒋作最后决定。又从可靠方面悉，蒋定今晚离沪，蒋纬国之装甲兵团已乘峨眉舰撤台（注：这些情报从以后的事实看略有出入）。

5月5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陈、饶、粟；据上海吴文义（即吴克坚）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撤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撤运物资是确实的，在短期内似难撤走很多物资，但如时间拖长，则撤走物资可能较多。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5月10日以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人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占领上海。

5月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

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海上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在这份电报中，中央考虑：为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尽量不占。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等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暂时不占。中央还电令迅速向杭州以南前进的第七兵团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得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同时中央还说明：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的计划。毛泽东特别请粟、张注意：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尽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接到中央命令后，在苏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作战指挥部紧张地拟定作战方案。中央军委5月6、7两日的指示与粟裕、张震等原先设想的攻占上海的第三种战法不谋而合，具体该如何打呢？

张震：“夺取吴淞，需要控制公路，也便于炮兵展开，我看心须先拿下嘉定。”

粟裕：“以二十九军两个师，附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占领后三十三军担任警备，二十八军仍掩护二十九军侧背的安全，必要时加入作战。”

张震：“昆山、安亭一线，可由二十六军控制。”

粟裕：“以上各军均由叶飞指挥。第九兵团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以便适时加入作战。二十、二十七军仍在原地集结待命，准备会攻上海。”

张震：“攻占吴淞后，我警备部队势必迫近江湾，上海外围顾锡九部有可能向里收缩，这样，作战实质已进入上海市近郊；尤其在我军截断敌海上退路，敌人完全有可能经南汇、川沙由浦东入海撤退。”

粟裕：“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我三十、三十一军可进入浦东，截断他们的浦东退路，二十七军则提前进入沪郊青浦，二十军进驻松江待命。”

张震：“行动时间定在5月12日、13日。”

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上报作战方案：由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辖第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军），配属炮兵第五、六团和工兵一个营从苏州、常州地区由西向东，首先向太仓、吴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即从西北方向向上海市区突击，协同第九兵团解放上海。为完成第一步任务，该兵团以一部兵力围歼昆山、安亭、太仓、浏河、嘉定地区之敌。由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军），配属炮兵第四团，自硖后、桐乡地区北上，首先向黄浦江东岸之敌实施攻击，协同第十兵团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由东、南、西三面向上海市区突击，协同第十兵团解放上海。为完成第一步任务，该兵团以一部分兵力先占领平湖、金山卫等地开辟前进道路。

5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一）同意7日已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总前委。

5月9日，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起草完成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0日，粟裕下达《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1949年5月10日）于苏州城本部京字第3号

一、［略］

二、我为贯彻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除以七兵团控制杭州、余杭、萧山地区，争取数日休整，准备以一部继续分向宁波、奉化（二十二军）、义乌、金华（二十一军）及温州、青田（二十二军）前进，协同二野浙赣线作战，另一部担任杭州警备；八兵团（欠二十六军）警备南京市（二十四、三十四军）、镇江及金坛、句容、溧水、高淳、郎溪、广德（二十五军）地区开辟地方工作肃清散匪外，次以第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首先包围上海截断之一切逃路，封闭上海物资之窃运，进而全歼该敌或迫敌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待命进入上海市区。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

（一）十兵团（欠三十一军）并指挥二十六、三十三军，附特纵炮五、六团并工兵一个营，应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之出口船只运输，其余应分割歼灭昆山、安亭镇、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尔后即控制该带阵地，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九兵团会攻上海。内定：

1．以二十九军（欠一个师）、二十八军（欠一个师）主力附炮五、六团，应干12日晚，由吴市（二十八军）、常熟、支塘（二十九军）地区出动，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如吴淞、宝山一时难于攻占，暂以一部监视之，而应以得力一部配合炮火由吴淞与江湾之间楔入黄浦江边攻占殷行镇，切实封锁黄浦江，尔后待命配合二十六军向上海攻击。

2．二十六军第一步应于13日控制昆山、安亭镇（并首先以一部抢占昆山东大铁桥）策应二十八军主力作战，掩护其侧背之安全，尔后待命沿京沪路苏州左岸向上海攻击。

3．三十三军应于15日集结常熟地区，准备接替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之警备任务，以便二十八、二十九军参加攻沪，或开赴吴兴、吴江、苏州地区开辟地方工作。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统由叶司令、陈参谋长（注：第十兵团参谋长陈庆先）决定之。

（二）九兵团（欠三十三军）并指挥三十一军附炮四团，应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南之逃窜退路，并割歼嘉善地区之敌，其余力视机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内定：

1．二十七军应于14日晚集结嘉善（有敌则袭歼之），并控制大东浜铁桥，监视松江、青浦之敌。如该故撤走时（确实逃走），应即进青浦以东，泗泾镇以西地区，待命由苏州河以南攻占上海。

2．二十军应于14日攻歼平湖、金山卫之敌，并以一部控制侍交三十一军接替，尔后集结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如松江敌逃走。应即控制松江，待命沿铁路向老法租界及以南及南市攻击。

3．三十一军应于15日接替二十军之平湖、金山卫地区之防务，封闭沪敌南逃退路，其主力（担任三十军二梯队）应适时尾三十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

4．三十军应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赁、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攻歼该地区之敌，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敌之海上一切逃路，其先头部队力求16日晚占领川沙。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由宋司令、郭政委、覃参谋长（注：第九兵团参谋长覃健）决定之。

（三）作战分界线：苏州河，即吴淞江（不含）以南及浦东属九兵团；苏州河（含）以北及闸北、吴淞属十兵团。

三、［略］

四、注意事项：

（一）在我开进或攻占指定地区后，敌人溃乱或和平解决时，我各部应按警备区分，以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进入上海市区，其余各部均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在攻占上海时，除担任市区警备三个军外，其余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撤出市区。

此令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

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

从《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可知，预定上海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2日开始，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工作准备就给以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

常熟十兵团司令部。兵团司令员叶飞接到三野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后，下意识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划了一个大问号。

他知道，自己率领的西线兵团战线过长，且兵力不甚集中，西起浏河、太仓、昆山、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口，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真如、大场、江湾一线，而这个地区的外围守敌则是国民党顾锡九的第一二三军大部，核心守敌为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九十九师全部，共计4个军13个师。守军中除顾锡九一二三军是由江苏地方保安团队编成，战斗力稍差外，其余守军战斗力较强，尤其是五十二军、是在辽沈战役中由营口登舰比较完整地逃来南方的，装备很好，所以汤恩伯把该军配置到了吴淞、宝山地段，以保障出海通道的安全。

两天到达？叶飞站在地图前默默无言，从地图中可知，从常熟到吴淞的距离是120余公里，正常的急行军一天也只能走6O—70公里。何况中间还要渡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国民党重点防御的地域。

叶飞想不通。他找到参谋长陈庆先说“老陈，走，咱们找粟副司令去。”

叶飞说毕，就要通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然后和参谋长陈庆先驱车直奔苏州总部而去。

叶飞：“我对野战军淞沪作战的总体部署没有意见，但对西兵团的作战方案有点意见，西线兵团于两天时间之内到达吴淞，会有很多困难。原因有两条：一是守敌在沿途部署兵力太强，二是距离太远。”

粟裕：“根据中央提供的情况，上海守敌可能和平起义，如时机谈成，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大仗。所以，野战军命令十兵团采用猛插战术，分割包围，限两天时间到达是可行的。再说，二十九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还没有碰到大仗、硬仗，军长胡炳云到我这儿请缨，要求他们能在上海战役中立功，这也是他们军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以后这种机会不多了。我和张震同志综合各方面考虑到整个战争进程，认为你部必须完成总部命令。”

叶飞：“既然没有什么大仗打，我就不必跟进，可以由二十八军军长统一指挥西路军。”

粟裕：“考虑到上海是国际城市和战争的复杂性，尤其对帝国主义是否会干涉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的意见还是请你亲自指挥西路兵团的作战行动为好。”

叶飞返回驻地后，马上召集十兵团下属各军领导，下达作战命令：除第三十三军作为预备队，在战役打响后，由常熟开赴嘉定地区待命外，其余二十九军、二十八军、二十六军都参加进攻吴淞的战斗。其中，二十九军（欠两个团）附特纵炮八团全部，3个工兵连及第三十一军之92步兵炮5门，担任攻歼吴淞、宝山之守敌，并封锁黄浦江截断上海敌水上逃窜退路之任务。

按命令，二十九军应于12日上午8时前进抵岳王市西泾营为中心集结，并派一部于12日下午6时前完成攻占浏河镇，12日下午6时半自该地出发，迅速东进。该军主力应于13日上午拂晓前完全包围月浦，并限于13日下午6时完全夺取该点及狮子林炮台，同时以一部兵力于13日下午8时前攻歼潘家桥站，13日下午6时自该地向吴淞镇攻击前进，务于当日下午12时前完成对吴淞镇的包围，并派一部主力于14日拂晓前确实夺取吴淞以南之张华洪车站及海军医院，向殷行警戒，准备迎击由上海市北援之敌，待攻击吴淞得手后，即北攻宝山城。

第二十八军、二十六军位于第二十九军右翼，配合第二十九军完成作战任务。

下达完作战命后，叶飞和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告别。

想到第二十九军即将出征，叶飞心里充满了复杂情感。他很清醒，这次上海外围战役，在西线兵团中，二十九军担任作战任务最艰巨。第二十九军的作战位置位于上海外围的最北端，而它的北边沿线就是长江。在上海近代发生的几次战争中，这紧靠长江的一线——浏河、狮子林、月浦……历来都是最残酷的战场。

叶飞关心地问：“部队还有什么困难。”

胡炳云说：“有困难不怕，可以克服。”

叶飞：“部队情绪如何？”

胡炳云：“士气很高。”

叶飞：“出发后，随时保持和前指的联络，有情况直接向我报胡炳云临上车时，叶飞又叮嘱：“一定要注意当面敌人的动向，判断情况要准确，组织战斗要填密，一定要保持你们当年老七纵在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

胡炳云：“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打好淞沪这一仗。”

5月10日晚，第二十九军冒着蒙蒙细雨从常熟经支塘镇、东塘墅一线向浏河开进。

同日，第二十八军（欠位于浙江海台地区担任军管的第八十二师师部及两个团）在朱绍清军长的率领下从吴江县踏上了上海战役外围作战的征途。

与此同时，临时归属第十兵团的第八兵团第二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三十三军也都先后到了集结地。

南浔。第九兵团司令部驻地。3月10日，宋时轮、郭化若接到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后，立即召开了第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司令员宋时轮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宋时轮，“这次上海外围作战，九兵团的任务是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向南之逃窜退路，割歼嘉善地区之敌，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而战役前期意义重大的是三十、三十一军的浦东作战。因此下面我们着重讲浦东战役问题。”宋时轮一边说着，一边转身指着身后的一幅巨大的军事挂图。“从挂图上看，浦东位于上海以东，与市区一江之隔。它西临黄浦江，东濒大海，北接长江口，位于最北端的三岔港与吴淞口隔江相对，为上海的水上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上海市区通往海上的交通要道，因而也是上海守敌从海上逃走的必经之地。浦东的地形南宽北窄，为典型的江南水网地带，它的东面临海，纵横交错的河川水位受海潮影响，时涨时落，利守不利攻。仅有的几条公路受制于敌人海上兵舰、吴淞岸炮的炮击和天上飞机的轰炸，这为我们部队的快速行动和重武器的展开增加了不少困难。因此，三十军应首先拿下川沙、白龙港，这不仅封住了敌人的海上逃路，而且也是我们在浦东作战的第一仗！”

宋时轮说到这儿，看了看三十军年轻的军长谢振华，然后对谢说：“你部作为我兵团向上海以东实行迂回作战的第一梯队，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攻歼该地区之敌，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敌之海上一切逃路，先头部队必须于5月16日24时以前攻占川沙、白龙港地区，有没有困难？”

谢振华说：“没有！”

宋时轮又指了指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说：“你部于15日接替二十军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沪敌南逃退路，主力担任三十军二梯队，尾三十军之后随时加入浦东作战。”

“如果战役进展顺利，很快我们就可以拿下浦东心脏高桥，然后再向浦东最东头的三叉港插去，这样就与直插吴淞、宝山的西线兵团形成隔江相对的两只铁钳，直接威胁汤恩伯的海上咽喉！”

上海外围作战初期，西线兵团进展十分顺利。

5月11日，第二十六军首先向昆山方向发起攻击。其中第七十六师于5月12日午后乘民船400余艘，沿苏州河东迸，切断昆山东南的昆沪公路和铁路线，占领京沪铁路上的青杨港、陆家浜车站，歼灭顾锡九第一二三军1000余人，击毁两列装甲铁道车；第七十八师由昆山以西向守敌作正面攻击，于13日凌晨1时夺取昆山县城，然后继续向安亭、黄渡、南翔方向前进，以策应西线主力作战。

5月12日14时，第二十八军从北线发起攻势，其中第八十二师猛攻太仓，当晚8时，第二四八团一营首先由东门攻入城内；第八十四师于5月12日晚进攻嘉定，守敌不战而逃。第二五○、二五一团又连夜包围占领罗店，到13日拂晓，第二十八军在不到一天时间里连克两城；天明时，该军在滂沱大雨中继续向杨行、刘行敌主阵地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军投入宝山战区作战的八十七、八十六两个师又一个团（八十五师二五三团临时归属八十七师指挥）正向战区纵深月浦、浏河一线挺进。

5月11日上午10时，担任主攻的第八十七师在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乃清的带领下从集结地牌楼市出发。5月12日拂晓，该帅前卫二六一团一营首先进入浏河镇，出乎意料的是该镇门户洞开，毫无敌人踪影。

5月12日晚，担任助攻的第八十六师一部攻占潘家市据点；13日黎明，攻占新镇据点，全师进抵罗店、月浦公路以南的马金桥、马桐沿和新镇砖桥一线，实施对罗店、杨行、刘行方向守敌的警戒，以保障第八十七师的侧翼安全。随后，又以第二五六、二五七团向东猛插，切断月主公路，防止宝山敌人向月浦增援。

12日下午，八十七师师部命令各团分两路向月浦、狮子林方向跑步前进。当日午夜前，各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第二六一团进驻月浦镇东北侧，并派出一部在月宝公路警戒；第二六○团进入月浦镇北的主攻位置，配属第二五三团进入月浦西南侧待命；第二五九团进入月浦至狮子林间叶大村据点的阵地前沿。这样，月浦镇已在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三面包围之中。

月浦镇，从地图上看，并不起眼，可从军事角度看，它的位置十分重要。

它不仅是淞沪守敌在月宝公路上设置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是进入吴淞、宝山的唯一门户。地形难攻易守，它的北面是狮子林炮台，南面是杨行据点，三者联结一体，遇到攻击，随时可以互相策应。因此，要歼灭吴淞、宝山的守敌，首先必须从这里开刀。

嘉定。西线兵团前进指挥所。自部队开拔后，司令员叶飞就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候消息。当二十九军通报已顺利渡过浏河时，叶飞的心中不觉有些犹疑：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这一路没有遇到守敌大的抵抗，反而一泻而下60余里，这是什么问题？敌人再不能打，再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也不应疏忽浏河的设防，敌人为什么不在浏河设防？这是上海的第一道防线嘛！难道是驻守上海的敌军要起义？如果是这样，又为什么没有人来联络？是和上面直接联系，为什么又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敌人阵前起义的通知？

叶飞百思不得其解。

但很快叶飞就放弃了这些顾虑。他下令各部迅速前进，猛打猛插。如果一切顺利，按照野战军的命令于5月16日之前进入吴淞没有问题。

同一时间，苏州，三野指挥部。

粟裕接到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转来的上海起义失败的信件，心中不觉一沉。

本来，以张权为司令的上海市区武装起义军定于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起义。

起义军临时司令部设在吉祥路121号。

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亲自传达经中央同意的起义计划，授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地下联络员依然是始终参与起义准备的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者陈约珥。

起义计划：5月16日上午10时，驻扎在西体育会路的国民党炮兵第五十一团刘仲泉团，首先占领四川北路的施高塔大楼，以此为基点向通往吴淞方向的咽喉要地蕴藻洪、张华浜扩展，以便和16日到达吴淞的人民解放军西线兵团里应外合；届时，王秉钺第五十一军、驻扎在市区的钟勉的摩托化团也将在战斗打响后配合出击；同时在市区参与起义的还有驻扎在复旦大学由李锡佑控制的第一三二师；驻浦东前线青年军第三十六军第二○九师——师长方懋锴是张权的学生，他们之间已求得默契，一旦解放军进入浦东就开放阵地；和方懋锴同时行动的还有国民党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挽纪。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张权则凭借施高塔大楼，亲自率领起义军攻打近在咫尺的警备司令部。

为确保起义军起义成功，张权布置由他单线联系的陈大成舰长在起义发起时即在吴淞口狭窄处炸毁军舰设障，封锁吴淞水道，使停泊在吴淞水面上的国民党军舰无法逃离。郑振华则重点组织力量破坏飞机场，使国民党飞机无法起飞。

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场起义一旦成功，就可以打乱国民党上海市区的防御，控制敌人咽喉要害，和外围解放军配合，从而达到迫使上海守敌投降、和平解放上海的目的。

张权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很深。张权，河北武强县人。1917年考人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三期攻读炮科。1923年学成归国后，在孙传芳部任职，因上书孙传芳劝其救国救民，勿败国害民，被孙解职。1925年投奔程潜部。北伐开始，张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副师长、师长。当时，林伯渠正在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常到第十九师工作，张权受其影响极深。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决裂，张权积极赞成林伯渠的讨蒋主张，从这时起，张权和共产党就有了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权任国民党河南战地警备副司令，坚持在河南省境内进行艰苦的抗日游击战。1938年，张权组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炮兵第五十一团，以后又陆续建立了8个炮兵团，张权首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刨始人。1941年，张权升任中将总队长，辖8个摩托化团。在滇缅会战腊戍战役中，张权的战车防御炮部队使日军坦克遭受重大损失。1944年，战车防御炮总队调防重庆附近的壁山，张权从此成了曾家岩50号的常客，周恩来亲自推荐王亚文到张权的手下任上校秘书。张权非常高兴，他向王亚文提出加入共产党。董必武知道后告诉他说：“共产党了解你，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更大。”抗战结束后，由于受陈诚排挤，中国军队第一支装甲兵部队被裁撤分割。1947年，正当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挥师南下时，张权被蒋介石任命为河西警备副总司令。上海局统战部部长沙文汉知道后，立即请王亚文传话：张权不要去河西，因为国民党主力不在河西，人民解放军正在东北、河北、中原、华东、华南、西北与他们的主力作战。河西是薄弱地带，不打自溃。请张权留在京、沪、杭，利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身份去找何应钦，建议在京、沪、杭三角地带土匪出没无常的太湖区域，以绥靖太湖，保卫京、沪、杭为名，建立太湖警备区，要何应钦委派张权为太湖警备司令。就在张权准备上任之时，淮海战役即将爆发，中共中央急需国民党战场的军事情报。沙文汉立即请张权利用他在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去前线视察，以全面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和军事部署。张权很快答应，并利用与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的友谊，以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身份赴前线，为淮海战役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11月，张权又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从南京抵达上海，为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和上海的解放履行新的使命。渡江战役前，张权几乎跑遍了国民党一个个壁垒森严的阵地、工事、前沿哨所，然后根据记忆，绘制了一份详尽的《长江沿岸江防图》。在这份图上，张权将军还附上了他自己对军情的分析和建议，为渡江战役顺利进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情报。这之后，张权将军忙于准备上海起义事宜。

为此他特将他的内侄秦然轩从台湾调到上海，安置在上海港口司令部，担任传递密件、沟通联络的工作。

5月12日，上海外围战役打响。

5月13日，张权让妻子胡雪影大量准备应变食物。

上午，张权的结拜弟兄李锡佑来和张权商谈驻扎在复旦大学、正处起义中心区域的第一三二师起义一事。李锡佑当场就起义具体细节给一直由他单线联系的策反对象一三二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写信。下午，张权从安全考虑，派秦然轩将此密信送给张贤。

5月14日，张贤在秦然轩的带领下，在四川北路的凯福饭店与李锡佑见面。为安全，两人后转移到秦然轩事先在新雅饭店开好的房间密谈。直到此时，起义准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5月15日，武装起义前一天，张权和王亚文在外滩公园就起义的具体细节作最后一次核定。

此时，张贤已叛变。秦然轩刚出门就被几个便衣拦在弄堂口。被捕后的秦然轩为了引起张权妻子的注意，故意途经38号，此时，张权妻子和女儿正外出。秦然轩大喊：“张贤叛变，速叫李锡佑先生转移。”然而，正在这时，李锡佑却迎面走来，李锡佑被捕。

身在外滩的张权一无所知。中午12时，张权和王亚文离开外滩公园，并约定于16日上午8时在吉祥路121号会面。

张权告别王亚文后，亲自驾车直奔吴淞要塞，他要在起义前夕再次做做吴淞炮台司令邵百昌的工作。邵百昌是张权的老部下，对于起义一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张权想在最后关键时刻，再拉他一把，但张权失望了。下午3时离开吴淞炮台司令部，张权心情沉重，老朋友就要兵戎相见了，而且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权已在邵百昌的部队里动员了一个团参加起义，到时如果邵百昌依旧负隅顽抗，他将腹背同时受敌。

傍晚，张权返回麦加里，刚跨出车门，就有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的前胸，张权被捕。

一个小时后，张权被押上车离开麦加里38号。就在这段时间里，麦加里38号前楼晒台上挂出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5月16日上午8时，王亚文和陈约珥来到吉祥路121号。一个小时后，王亚文前往麦加里，还在前面的海伦路上，他就看见了38号晒台上挂着的红色信号。

起义流产了。

起义失败，粟裕马上意识到：西线兵团将遇上强敌。果然不久就传来西线兵团进攻受阻的消息。

原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在其回忆录《淞沪攻坚战》中这样写道：“5月13日晚，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担任主攻的二六○团和助攻的二五三团立即发起攻击。战士们锐不可挡地向月浦前沿阵地冲去。这时，隐蔽在树林、草堆和坟包中所有的敌堡，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和冲锋枪疯狂的吼叫着，我们部队受到阻拦。清晨，在前沿阵地上，浓密的硝烟呛得人透不过气，几座中心碉堡仍然时断时续地扫射着，战士们急得直咬牙，心中燃烧起复仇的火焰。”

也难怪战士们想“复仇”。仅13日晚，担任主攻的第二六○团，只剩下120人，团以下几乎所有军事干部都因伤亡离开了战场。付出这么大代价，但月浦未攻下。而担任助攻的第二五三团情况也好不到那里，最后不得不调上用作团预备队的二营。

14日凌晨，八十七师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乃清和参谋长叶克守部分别到了前沿，准备组织第二次强攻。但他们很快发现战场情况十分复杂：首先，守军不是什么“散兵游勇”的杂牌，而是敌王牌第五十二军精锐部队；其次，阵地构筑十分隐密、十分现代化。关于阵地情况，胡炳云曾回忆说：“在这个阵地中，敌人采取主堡和小堡相结合、暴露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以构成子母堡式的交叉火力网。主堡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面有枪眼，胸、背墙厚达1米多，外面再铺盖枕木、积土和草皮，因此抗力很强。主堡周围是小堡，用上草堆顶，或利用土堆、田埂筑成，比较低矮，远看像坟包，很不容易察觉。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散堡，不规则地分布在阵地各处，以补主堡火力的不足……副防御设施也很强，由外朝里一般有四道障碍……”除此之外，敌人还有海上和空中的配合。

张强生意识到，要想很快攻下月浦看来很困难。回到师部后，张强生及时将战场情况向胡炳云报告。胡炳云马上调整部署：为保证第二次强攻的胜利，决定抽调叶大村的第二五九团增援月浦。

14日傍晚，八十七师新的一轮攻击开始。一场激战，二六○团和二五九团好不容易进入月浦街，但代价不小，第二六○团原剩的120名官兵只剩下64人。增援的二五九团团长胡文杰牺牲。但敌人并未打算放弃月浦。15日清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10余艘敌舰开始向月浦阵地猛烈炮击。随后，敌人的两个连在4辆坦克掩护下，朝月浦阵地猛扑过来。这一天，敌人连续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进攻，方圆不过数里的小镇成了一片废墟。但阵地仍在八十七师手中。

同一天，第二十八军的攻势同样在汤恩伯的永久性工事前严重受挫。

刘行、杨行和月浦镇由南向北排列，同属汤恩伯北起宝山、南至龙华、西至刘行这条长达百里，纵深20—30里的浦西弧形防御带。刘行、杨行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国民党为抵挡日军海上登陆而修筑的重要防御地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美国军队在这里登陆，日军又在这里加固工事，作为对上海地区防御的主阵地；这次“大上海保卫战”，汤恩伯将月浦视作抵御人民解放军进入吴淞的重要门户，而刘行就是直接插向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

5月13日，第二十八军向刘行、杨行敌主阵地逼近。黄昏前，第八十四师完成对杨行包围，第八十三师附第二四四团完成对刘行的包围。

5月14日上午10时，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七团占领刘行以东鸭岸桥，第二四八团占领十属、朱家宅一线，第二四九团占领刘行西南的严三房、六桥一线，第二四四团占领泥墙宅、沈家宅一线。至此，第八十三师已截断刘行以东公路，并控制刘行至顾村的公路，切断了敌人之间的联系。14时，第二四七团控制唐家浜、周家桥一线地区，第二四四团也全部控制刘行以西地区及村庄，完成了对刘行东西的包围。

18时，第二四四、二四七团开始运动。他们也很快就陷入敌人迷魂阵一般的工事区域：鹿砦、竹签、陷阱、屋脊形铁丝网、地雷……第二四七团攻占刘行东北敌地堡群，遭敌炮火猛烈反击；一营三连攻克刘行东北面敌人一个地堡群，竟付出80个人的代价！同时二四八团、二四九团也遭受大的伤亡。

14日20时，二四四团再次对刘行发起总攻。经激烈战斗，在付出大的伤亡后，终于于当晚突破了敌刘行阵地。

5月15日，第二十八军第八十四师曾一度越过刘杨公路，插入杨行西南的钢钩船、大朱宅、王磨油等村庄，切断了杨行与大场、江湾的联系，对杨行形成包围态势。

由于刘行主阵地被突破，杨行危在旦夕，汤恩伯速调第九十九师在空军和装甲车的掩护下，集中炮火向失守主阵地实施反击。解放军第二五二团楔入过深，立足未稳，后续部队增援不上，接到撤退命令时行动已经不便，伤亡600余人，阵地丢失。

仅仅两天多的时间，解放军西线兵团第二十八、二十九军未能到达预定地点，伤亡高达3000余人。

5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某军事观察家顷称：国军在上海附近布成无数之袋形阵地，周围均置步、炮、战、辎重兵种，对匪军之楔形攻击、渗透战术，均能发挥极大效力。以十三日战果论，一日之间匪军伤亡六六千人。此尚为一个小袋形之战斗。若每日有五个袋形阵地进行战斗，则匪军可每日损失三万人。陈毅全力不过二十个纵队，上海或可成为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二次大战中之斯大林格勒……”

同一日，上海国际饭店，到处披红挂绿，好不热闹。

国民党的庆功大会正在四楼大厅——“英雄厅”内举行。高挂的横幅上写着：“热烈庆祝国军月浦大捷”。

自上海战役打响后，为了鼓舞士气，汤恩伯不仅在国际饭店设立了他的临时指挥部，而且还在此开辟了“英雄厅”，招待上海各军的战斗“英雄”，凡属“英雄”者可在此免费吃喝玩乐，并登报出榜，列名表扬。一时间，“英雄”成群，仅五十二军就从战壕里直接选拔出200余名。

15日的庆功大会，汤恩伯亲自主持。大会开始后，首先宣读《总理遗嘱》，唱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接着给“英雄”们颁发奖章，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得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这是国民党军队中最高级别的勋章。当年台儿庄战役轰动全国，得此奖章者也不过二三人。

平生仰慕曹操、很想在乱世立下不朽之功的汤恩伯，这天格外自信、格外振奋。他充满激情地说：“月浦大捷足以证明，国军的钢铁阵地确实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百分之三十三，诸位想想看：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型工事，3000座美式活动碉堡，1万多处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

为了筑这些工事，汤恩伯不惜血本，临战前夕，他又令“扫清射界”，碉堡阵地前方2000米内，民房一律拆光，坟地夷平，阻拦者格杀勿论。上海中学附近有位白发老妇，眼看家被烧光，竟投身火中惨死。

可汤恩伯对此并不内疚，反而在“庆功会”上，洋洋自得地说：“当初我下令扫清射界，有人还动恻隐之心，真是妇人之仁！我就说：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放胆去做，由我负责！现在我们有30万大军，140架飞机，30多艘军舰，还有这样强固的工事，只要大家像五十二军一样团结一致，勇敢顽强，我们就一定能确保上海安全。”

会后，汤恩伯拍着刘玉章的肩膀说：“老弟，守得不错啊！听说，你还把碉堡的铁门反锁起来，硬要部下和碉堡共存亡。比我的《十杀战令》还厉害啊！”

刘玉章忙笑着说：“总座早有明示：‘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嘛。”

汤恩伯很懂得宣传战绩的重要。此次月浦小战，他大吹特吹，可以说用心良苦。一来扬自己的名；二来鼓部下的气：三来邀蒋介石的宠；四来敲工商界的竹杠，要他们出钱劳军。上海的广播大叫：“全市同胞们，上海军政当局既有这样大的决心来保卫大上海，我们上海市民应该勇敢地奋起，贡献我们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踊跃输军，慰劳国军，救护伤病，肃清匪谍。同胞们！输军才能保产，拼命才能保命，起来吧！”

尽管共军在西线进攻一再受挫，汤恩伯的心中并不踏实，浦东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浦东是汤恩伯的“永久性设防地带”之一，沿黄浦江向北至出海口处与长江南口沿岸大都构成“A”字形，浦东即位于这“A”形之中，三面临江滨海，其间村镇星罗棋布，河沟港汊纵横交错。在这“A”形地带内，汤恩伯布下了三道防线——沿长江南口和东海岸的白龙港至川沙为一线，沿黄浦江东岸各据点为一线，长江一黄浦江汇合处附近的“牛角尖”内高桥地区则为另一线。在每一条防线内，都构有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现代化防御阵地和大量土本工事，碉堡林立，铁丝网、竹签、鹿寨、壕沟等障碍重重，火力点层叠如网。这种地形和阵势，对守军来说，战则可以“天地江海”一齐动，四面火力支援；败则可以北逸长江，西逃浦西，东窜大海，“安全系数”极大。

但汤恩伯仍觉不放心，浦东尤其是高桥，是国民党在上海全部物资以及7个军23个师共约15万人撤退的重要保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按照原计划，汤恩伯准备炸毁奉贤柘林海堤，水淹浦东，使之无法成为共军争夺的战场。然而天不作美，这几天没有大潮水，提前炸堤无法达到水淹成泽的效果。可是共军的大部队已经向浦东开来，为此他不得不向浦东增派援军。

5月12日晨，汤恩伯电令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限13日前开抵川沙，接替三十七军川沙至三九港间防务，加强工事，坚固守备之。”当天第五十一军即向川沙一线开拔，可杂牌军的第五十一军能否挡住共军的进攻？

汤恩伯心中没底。

5月13日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在军长谢振华的率领下从平湖出发，由西向东分两路沿公路、海堤向浦东地区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白龙港方向疾进。尽管一路风雨，一路泥泞，在年轻的谢振华率领下，第三十军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中途边走边打，扫除小股敌人干扰，走完了200多华里的路程，比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一天到达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

此时的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也抵达了川沙。王秉钺认为共军距离川沙近二三百里，又逢雨天，道路泥泞，因此他对部下说：“最坏的估计，共军也需要两三天才能到达这儿。”可就在当晚，第五十一军就在调防的混乱中和快速到达的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的先头部队交上了火。

5月17日，谢振华第三十军全歼王秉钺第五十一军和暂编第八师。第三十军的辉煌胜利打破了汤恩伯5月18日爆破柘林海堤、水淹浦东南部地区的企图。第三十军奉命继续快速北上，沿海边向高桥地区发展。

第三十军向北一路猛进，然而，由于对敌人的阵地工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和攻击月浦、杨行的部队一样，前卫部队一下就扎进了高桥以南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中，陷入迷魂阵——“到处是带火光的坟包！”40余年后，当年的第二六四团三营营长叶志忠还这样说。

第三十军的快速穿插行动在高桥以南被迫停顿。

位于第三十军左翼、主力担任第三十军第二梯队的第三十一军，在接到第九兵团司令部下达的向浦东进军命令后，连夜急行军，5月14日到达浦东地区南端的奉贤、南汇。在研究了敌情和浦东地形之后，军部决心以第九十一师直取周浦镇，得手后直接向北端高桥攻击前进；第九十三师沿南汇、川沙公路直取新陆，得手后继续向北经高行、金家桥、东沟镇方向横向攻击，为完成浦东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攻占高桥清扫外围，第九十二师为军预备队。

第九十一师师长高锐向来以领会上级作战意图好、快著称。从军部领受任务回来，高锐立即召开师作战会：“周浦这一仗，是我三十一军在浦东战场的首仗，一定要打好，取得成功的要点就是突然。”周浦镇是敌浦东外围阵地一个重要据点，守敌为青年军第三十六军第二○四师第六一二团和江苏保安第一、二旅，共计3000余人。5月15日下午，高锐率部经拓林出发，沿奉贤、航头，向周浦镇接近。经过一天的激战，第九十一师终于将周浦镇的敌人全部消灭，俘虏敌海防司令耿子仁、参谋长谢元良及保安第二旅旅长孙元惠以下3000余人。

第九十三师在九十一师出发后，也由南汇、大团镇奔向川沙县之新陆、金家桥一线。新陆是高庙至川沙铁路线上一个小火车站。新陆之战能否成功是下一步能不能打下金家桥的重要条件，而能否顺利拿下金家桥，又是部队能否攻占黄浦江庆宁寺渡口，以此切断浦东大道、切断敌青年军第三十七军沿江防御带和高桥敌人联系的关键。5月16日18时，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向新陆发起总攻，22时，占领新陆。部队还未撤下，就接到师部命令：沿铁路向西横扫，包围金家桥镇。金家桥、庆宁寺同在新陆以西铁路线上，是汤恩伯重点防区之一，除驻有方懋锴的第二○九师第六二六团外，还配备有徐庭瑶、蒋纬国的部分坦克装甲车队。主攻金家桥是解放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师第二七九团，5月18日20时，总攻开始。不久副营长牺牲。这一场战斗，第二七九团打得不顺利，与守敌反复厮杀、反复争夺，最后被卡在金家桥阵地前。同一时间，另一方向，随第二七九团跟进担任金家桥西、西南方向侧攻任务的第二七八团在攻占杨家宅、顾家宅继而前进至翁家湾时，因黄浦江涨潮，主力撤至王家宅一线待命。5月19日清晨，第二七八团奉命向倪家荡守敌再次发动攻击，因敌固守，部队不得已向庆宁寺方向退却。不久因敌一再增派援兵，庆宁寺渡口失守。

由于第三十军快速攻击受挫，作为第三十一军预备队的第九十二师5月17日接到军部命令：快速北上，接替第三十军张家栅镇至高桥镇外围的部分防务，攻歼高桥西南、正南外围守敌，尔后会同第三十军攻占高桥镇。两天后拂晓，部队到达高桥以南，正值大雨滂沱。5月20日夜，进入高桥外围作战的第九十二师开始向北出去，进展十分缓慢。部队卡在高桥外围。

苏州。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指挥所。自上海外围战役打响以后，粟裕、张震就整天“泡”在作战室里。上海战役的组织似乎比渡江战役更复杂、更艰巨：由于有“既要打下上海，又不能打碎上海”的中央指示，所以在总体作战部署上，就要把和平解放上海作为“可能”加以考虑。军事行动既不能太快，因为这样会惊扰汤恩伯，破坏上海，同时也使我方的接收工作来不及完成；同时也不能太慢，因为这会给汤恩伯加强上海防务的喘息时间，加重指战员作战的负担。然而，解放上海是中国革命里程中一件大事，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粟裕、张震在战略战术上只能采取避开正面，钳击两翼的作战部署，将敌人诱出城市外围打，这无形中给部队的攻击增加了困难。

5月14日晚，粟裕、张震接到叶飞、刘培善西线兵团向月浦、刘行进攻受阻的电报：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钢筋水泥碉堡群有7道之多，且附近村庄均为敌拆除，难于一下插入吴淞控制。电报特别指出，第二十九军攻击月浦两次均未奏效，第二十八军主力解决刘行也遇到很大困难，而敌主阵地附近村庄均被拆毁，部队要在10日黎明前到达吴淞完全不可能。叶飞强调：该线事实为敌人主阵地，必须要有准备的攻击方可奏效。同时叶飞建议放弃西线兵团15日到达吴淞口的原定作战部署，改变运动战术，采用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攻击。具体方案：以第二十九军主力解决月浦敌第五十二军第二师主力，尔后再楔入宝山、吴淞之间江面，向吴淞迫近；待解决宝山之敌，速将炮兵开入，封锁江口。第二十八军主力应先解决杨行之敌，对刘行之敌则以一部包围，待交第三十三军接替，并由该军歼灭之。第二十八军解决杨行后，即扑入吴淞与江湾之间，进逼黄浦江岸，封锁江面，尔后协同第二十九军会攻吴淞，完成淞沪作战第一阶段任务。

粟裕、张震同意了叶飞的部署。

15日上午7时，粟裕、张震考虑到为西线兵团减压，决定加快浦东作战节奏。同时，他们研究了西线部队月浦、杨行一线进攻受挫的战术原因。张震认为，敌15日又增派九十九师赴月浦，月浦方向战事应暂停为好。粟裕则认为，司令部对于月浦工事情况事先没有给十兵团好好打招呼是个错误，司令部除了战前抓政策教育，应对作战有一个直接指导作用。

5月16日巳时，粟裕、张震给十兵团下达了战术指示——

一、从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筑城地带；

二、部队为守沪之精华（五十二、五十四军及九十九师与一四六师），战斗力为蒋军强者；

三、炮兵系兵舰炮可直接支持敌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兵阵地面积设计，故在我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两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1000人代价；

四、配合战车、装甲车连续反攻。有的阵地争夺5次之多。

根据一项情况，目前作战已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性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特提出以下问题供你们研究：

（一）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结合部与较弱的敌攻击，楔入敌之纵深，尔后由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太原战役此种方法收获很大。

（二）集中兵力（小群动作群的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压制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地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的火力封锁。

（三）交通壕作业逼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的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

（四）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敌之反击部队与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五）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5月16日，第十乒团下令停止攻击，巩固既得阵地，以认真研究攻打钢筋水泥堡的战术。月浦、杨行部队遂奉命暂缓攻势。

这之后，西线兵团部队官兵就在阵地前召开起“诸葛亮会”，发扬民主，群策群力，出谋献计。

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三师副师长陈景三和第二四四团副团长宋家烈亲自上前线研究攻打战法——5月19日，该团五连以小群动作，交互掩护，首先占领敌地堡，并逐步向纵深推进，顺利突破敌阵地，经过3小时激战，该团占领真如国际电台。第二四七、二四八团也同时攻克杨行外围地堡群。

第二十八军经验很快就总结上去。5月19日辰时，第三野战军向所属部队发出《关于敌守备战术特点的通知》，特别提到第二十八军的经验：锥形突击，以地壕作业进行包围迂回，实行单人爆炸小组突击。

第二十八军的作战经验同时发往浦东作战各部队。

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后，西线兵团进攻顺利多了，伤亡也减少了。不久，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自共军在浦东开辟战场以后，汤恩伯就坐卧不宁。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他的耳中：5月17日共军相继占领金家桥、庆宁寺一线，国民党第三十七军伤亡惨重；20日，共军的中路部队将攻势频频推进至高桥以南。浦东岌岌可危。为了保证吴淞出海口的安全，浦东万万不可丢失。

5月17日，为了保住浦东，汤恩伯将指挥所自国际饭店搬到高桥。19日，他先后将上海市区部队5个团的兵力调往浦东，和嫡系第三十七、二十、五十四军组成浦东兵团。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出任兵团司令。当晚，吴仲直第七十五军的一个师到达高桥镇。

在汤恩伯的亲自监督下，自5月2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的东面大海、西面黄浦江，以及西北方向吴淞要塞的儿千门重炮同时自南向北狂轰滥炸庆宁寺、金家桥，以及我第九十二师第二七五团守备的蔡司庙、王家码头，二七二团守备的陈家荡。汤恩伯要用“火海对付共军的人海”，“使浦东成为共军的葬身之地”。但汤恩伯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解放军尽管伤亡很大，但仍坚守在阵地上。这之后，汤恩伯的处境更加艰难。5月22日，作为进攻浦东的人民解放军第三梯队第二十军东渡黄渡江，参加了浦东作战。其中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师分别向洋泾镇、张家楼、周家渡、塘桥等地发起了攻势。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的3个师部已被解放军第二十军团团包围，上海市区的侧背被封死了。

自从钳击吴淞以后，汤恩伯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3个军到吴淞及高桥，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十分有利的，也符合中央打上海的指导精神。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兵力展不开，解放军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而且战役的时间也拖长了，而市区虽已空虚，因受接管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鉴于上述情况，5月18日辰时，粟裕、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认为应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宝淞，而以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再会攻苏州河北。这样进攻，我方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但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5月18日，总前委复电：“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5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辰前有（即25日）

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按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请一并考虑见复。”

5月20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粟张和总前委：“……接收准备就绪，如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可先取上海，后取吴淞。”

5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出向上海攻击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京字第4号

一、我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自5月12日发起对淞沪外围敌作战以来，在浦东地区我已顺利占领奉贤、南汇、川沙、王家港镇、顾家路镇，控制高桥镇以南之沿海线，截断沪敌向东海逃窜之港口，并向黄浦江推进至高行镇、林家宅、东沟镇、庆宁寺、金家桥、张家栅镇、北蔡镇、周浦镇、林塘镇之线；在沪西地区我已经占领莘庄镇、七宝镇、南翔镇之线，并于刘家行、杨家行、月浦之线与敌对峙中。旬日以来，歼敌五十一军残部，并暂八师全部，三○八师大部，以及海防支队、保安旅等3万人（俘15000余人）；我各部均已逼近淞沪市区，进入敌主阵地作战，敌人已完全收缩以市区及吴淞、高桥为核心之守各计划，而敌守备重点是以浦西重于浦东，以苏州河北重于苏州河南，企图控制吴淞、大场、江湾、新上海以及机场为核心阵地，保持海上退路，借永久设防工事以消耗我军，妄图继续榨尽上海资财，阻滞我军迅速进入上海市区，惟汤恩伯各部经我严重打击后，其守备信心已呈动摇，正一面扼守要点，一面抢运资财中。

二、我为提早夺取上海，保护物资，以便迅速接管进行建设，决以九、十兵团并八兵团之二十五军（其二十四军主力应集结宁郊待命参战）、二十六军，七兵团之二十三军并特种兵纵队全部逐步攻击上海，首先夺取浦东，封锁黄浦江敌之交通逃路，威胁上海侧翼，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南之市区，同时攻占吴淞、宝山，完成对敌包围，最后会攻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汇湾为中心地区之敌。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

（一）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黄浦江交通与海上之逃路。内定：

1．以三十、三十一军全部并二十军主力继续割歼黄浦江右岸之敌，控制江岸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黄浦江面，截阻敌从水上一切退路。

2．以二十三军（应于5月23日到达松江集结）、二十七军、二十军一部完成对苏州河南上海市区之攻击准备，并以炮火冻结机场，以积极动作钳制浦西之敌，策应浦东作战。

以上5个军统归九兵团宋司令员、覃参谋长指挥，具体部署由宋覃决定之。

3．以二十五军（附二斗四军山炮团，5月23日进至太仓集结，尔后开进位置由十兵团指定之）、二十九军完成攻击吴淞、宝山之准备。

4．以二十八、三十三、二十六军完成攻击吴淞、江湾、大场、真如地区敌之准备。

以上5个军统一归十兵团叶司令员、陈参谋长指挥，其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

第一阶段任务限于5月25日前完成，但十兵团所指挥各军应尽量迫近市区与交通壕作业，选敌弱点攻击，制造我第二阶段作战有利条件。

（二）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之上海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之包围。内定：

1．三十五军（附二十四军山炮团）、二十九军全力攻占宝山、吴淞，并控制沿岸要塞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吴淞口，截断敌人水面交通逃路，并与黄浦江右岸三十、三十一军阵地构成火力联系，切实遮断封锁黄浦江口敌之水上退路。

2．以二十八军首先割歼杨行地区之敌，尔后楔入吴淞、江湾之间地区，保障二十五军、二十九军攻占吴淞、宝山侧背安全，三十三军由刘行向东南攻击前进，楔入杨行至大场至江湾地区；二十六军由南翔沿铁路向东楔入大场至杨家桥及杨家桥至真如地区，力求与苏州河南之二十七军打通联系。以上5个军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

3．以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军全部由黄浦江与苏州河之间地区，由南及西南向来北攻击前进，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全部，力求楔入纵深分割歼灭。尔后组织警各部队（以不超过两个师兵力）控制市区，主力应完成渡苏州河配合十乒团围歼苏州河北敌之攻击准备，或尾敌追击抢占北岸桥头堡，以利北岸之作战。

4．以三十、三十一军应于黄浦江右岸组织炮火，除严密封锁黄浦江面敌之交通外，并应以必要炮火压制钳制黄浦江左岸之敌，直接配合攻击吴淞、宝山及苏州河南市之各部作战，并应加强白龙港、徐码头线警戒，防止敌舰扰乱。以上5个军部署具体由宋郭覃决定之。

第二阶段任务，内定于5月27日发起，但第一、二阶段战斗分界线按京字第3号命令不变。

（三）第三阶段：最后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

以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内定：

1．十兵团除以一部分兵力控制宝山、吴淞阵地，组织炮火封锁黄浦江口，防敌人东逃及防敌舰进扰外，集中主力由化向南及由西向东攻击。

2．九兵团以一部控制浦东地区及苏州河南市区，并组织必要炮火协同十兵团沿江左岸阵地封锁黄浦江口术面交通外，集中主力由南向北及由西南向东北攻击。

战斗分界线：殷行区、江湾区、阐北区（含）以东以南属九兵团，以西以北属十兵团。

（四）特纵炮兵配属：

［略］

三、本部仍往苏州指挥。

注意事项：

［略］

此令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

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

1949年5月21日12时于苏州本部

浦东战区。5月23日，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转达第三野战军命令：由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第三十、三十一军沿海岸、江岸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被军部参谋李华评价为“绝对聪明”的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接到负责指挥向高桥实施总攻命令后于当晚在军指挥所和姚运良副军长一起，请来第三十军副军长饶守坤及两军的师长等作战有关人员，就高桥作战召开战前会议。

这之前，第二十一军已攻下金家桥镇。

在会上，周志坚先简单介绍了九兵团所赋予的任务，然后说：“这几天下来，我军经过连续作战，伤亡很大。敌人一边是江上封锁，一边是坦克，如果我们两个军依然沿海岸、黄浦江岸实施钳形攻击，就不可能集中兵力迅速占领高桥，插向三叉港，封锁吴淞口。因此，我们能否采用中间突破的手段直接攻打高桥，请同志们研究。”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攻打高桥的战术定下来了：集中兵力，中央突破。

西线兵团。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攻击上海的命令一经发出，所属各部即开始对所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一时间，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

5月21日7时30分，为了保住失去月浦街后，屏障吴淞和宝山的最后一个支撑点，位于月浦镇东南的25．32高地，汤恩伯命所部兵分三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月浦镇东南的27．1高地发起反攻。

阵地在敌强大攻击之下失守。

同日，担负主攻25．32高地任务的第二五三团在牺牲69名战士后，向前艰难前进1公里。

5月22日，第二五三团完成迫近作业，将战壕挖至距25．32高地200—300米处。

5月23日清晨8时，敌人向第二五三团阵地实施陆、舰、空全方位炮击，第二五三团伤亡惨重。

5月22日，苏州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粟裕、张震接到情报：汤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敌人正渡河北去，向吴淞收缩。根据以上情况，粟裕、张震断定敌人将撤出上海，于是命令：全线所有部队于当晚发起攻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浦东战场。5月23日，位于第三十一军右翼的谢振华第三十军重炮团赶至黄家湾以西地区，对高桥以东海面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7艘，其余敌舰逃遁，这样第三十军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5月24日，刘飞第二十军主力占领浦东市区，之后集结高昌庙渡口，准备西渡浦江，攻占上海南市。

5月24日夜，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突入高桥镇东前沿。

5月25日晚18时30分，第三十一军从正南方向向高桥发起攻击，一时间，万炮齐发，火光飞腾，烟柱冲天。跟着，小包炸药不断在敌堡前连续爆炸，响声此起彼伏。突击队员们立即穿越层层敌堡——有的战士不管侧翼和背后地堡敌人的火力怎样射击，干脆从堡群的隙间向前冲。有些地堡来不及解决，就留下一部分兵力予以监守，大部队则继续攻击前进。与此同时，第三十军正奉命由高桥镇东向西钳形配合。战至午夜，第三十军攻占承园敌第十二军军部。

浦东守敌全线崩溃，纷纷向三岔港、德士古码头、吴淞口外边逃窜。

西线战场。5月22日，第三十三军奉命率第九十七、九十八师、军山炮营配合第二十八军共同担任攻歼杨行守敌的任务。很快，九十七、九十八师进入指定阵地，并于24日向杨行镇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并突破敌阵地。

5月23日，第二十八军也向杨行外围张宅发起攻击。经过几天激战，5月26日凌晨，杨行一带残敌向吴淞收缩。第二十八军的第八十三师沿蕴澡浜北岸向东攻击前进。第八十四师沿杨行至吴淞的公路追击。

5月26日上午9时，张克侠、韩念龙率领的第三十三军与第二十八军会合吴淞。

5月25日夜，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及第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开始全面出击。各种火炮齐声吼叫，巨大的轰鸣震耳欲聋。第二十九军的出击线距宝山县城仅5公里，距吴淞口不到10公里。出击令一下，人人奋勇当先，潮水般向宝山、吴淞口方向席卷而去。26日拂晓，第八十五师胜利占领宝山县城，俘敌7000余人，并缴获江面敌舰一艘。与此同时，第八十六师一部和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全部，在拔掉前进通道口敌堡以后，迅速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吴淞镇。守敌一触即溃，吴淞镇被攻克。

浦东、西线战斗正激烈进行之时，策应西线主力作战的第二十六军一刻也未空闲。自5月18日起，该军对困守刘行以南至南翔以东一线的敌阵地开展了“剥竹笋、削萝卜”式的攻击。5月23日夜，部队加紧对刘行、大场、真如外围敌人展开攻击，以钳形攻势向市区逼近。5月25日下午2时，第二十六军沿京沪铁路两侧向真如发起攻击，一小时后，占领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凌晨2时，解放真如，歼敌近5000余名。这之后二十六军直插大场，不久占领大场飞机场并向江湾发展。5月26日，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包围了敌第二十一军残部，这些已被抛弃，被解放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国民党军队在包围圈里狼奔豕突，敌高级参谋周屏中亲自前往解放军第二二六团三营阵地交涉投降事宜。当第二二七团二营按计划行进到西新桥的西郊时，只见公路两侧的钢筋水泥地堡上，各个村镇街头的树干上，到外挂起了白毛巾或白被单；许多国民党军的官兵实在找不到白色的东西，就把军帽翻过来顶在头上，表示投降。五连的战士威武地屹立在西新桥头——桥下，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的官兵带着私人财物分别列队，有秩序地放下了武器。

上海外围战役即将结束之际，准备参加上海市区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十三、二十七军也已分别进入攻击位置。

随着上海战事进入尾声，一直在海上巡游观战的蒋介石终于结束了他近半月的“漂流”，继而永远地离开了上海。

尽管上海战役打响前，蒋介石一再对部下声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5月4日，杭州解放后，他预感到呆在上海太不安全，5月7日晨，就乘“江静”轮溜到海上。他于当天日记中写道：不管前途怎样艰难，“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我眼看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前进的一条路谁都知道是困难的，但是不必害怕……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12日上海战役打响时，蒋介石已到达舟山，在海天孤岛上，他眼望大陆，不禁怅然，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蒋介石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成败得失，并且制定了一个未来治理台湾地区的政治纲领草稿。16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如果大师塑像。17日下午1时，蒋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4时30分到澎湖列岛的马台岛。距离台湾仅一步之遥，可蒋介石不愿直接去，他仿佛觉得只要自己上了台湾岛，上海就会永远失去，他想给自己留点希望。

5月22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最后一次去上海处理物资疏散事宜，因机场已落下解放军进攻的炮弹，蒋经国未能在上海降落，得知此一消息，蒋介石脸孔当即变色。

同一日，蒋介石在马台岛命令汤恩伯紧急撤军福建，他已在为下一步防守福建、台湾作准备了。

十一、接管大上海

刘昌义不愿做替死鬼。蒋介石抱怨汤恩伯没有在上海“成仁”。众伤兵质问聂凤智：现在是打仗还是演戏，打仗哪有不让打炮的道理？共产党市长和国民党市长“交接班”，赵祖康对陈毅出乎至诚的话语终生不忘。“土包子”接管大上海，资本家等着看热闹。金圆券一钱不值，人民币寸步难行，新市长发出最后通牒！邓小平说：干掉它！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起了波动。

5月23日中午，丹阳空前热闹。华东局组织的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正准备乘火车到沪郊南翔镇，而后进入上海。下午2时，火车站上熙熙攘攘，气氛热烈。第三野战军司令、未来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也赶来送行。这天的陈毅特地穿了一套新发的细布军装，理了头发，十分精神。陈毅曾说过要“漂漂亮亮进上海”，现在他果真“漂漂亮亮”了。之后，他和邓小平将乘占普车向东开发。

这之前，汤恩伯和陈大庆己登上了吴淞口外的军舰，准备逃跑了，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的先头部队第七十九师已于24日晚进入了上海市区。

5月23日，吴淞口外，原卫生检疫所，汤恩伯的指挥部。

此时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正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每隔数分钟浦东危急的消息就会传来一条。“浦东的共产党一定打疯了，真他娘的连命都不要了，全是亡命徒。”

汤恩伯说着，红着眼，摇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处长王之师的电话：

“你赶快到吴淞指挥部，代我督战。你一定要给我保住浦东。“此时的浦东对于汤恩伯来说太重要。浦东不再仅仅是战场，而且还是他能否率军安全撤退的唯一通道。

放下电话后，汤恩伯稍微松了口气，对站在一旁愁眉苦脸的陈大庆说：

“老头子已命我们撤退。但是复兴岛外应变的船只大都奉命北上，去青岛接刘运祺的军队了。没有船只，上海这么多部队怎么撤？可老头子又不准丢一支嫡系部队在上海。”

陈大庆：“我们还能有多少时间？”

汤恩伯：“下死命令，月浦、浦东最多还能守3天，再多就是妄想了。”

陈大庆：“就这么几条船，怎么办？”

汤恩伯：“能走多少算多少。反正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陈大庆：“怕不是那么简单吧。老头子的本钱全在这里，丢下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好交代。”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是啊，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吴仲直的第七十五军，都是陈诚的嫡系，他现在把握着台湾的生杀大权，老蒋、小蒋每一次来，部询问关照过。第十二军、五十二军是我们的看家本钱，九十九师和特种兵部队是老头子手掌上的‘家珍’，而三十七军和罗泽阎是老头子和小蒋心里的家兵，丢下谁都不好交代。”

陈大庆：“是得慎重一些为好。”

汤恩伯：“守反正长久不了，现在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得马上组织一支持别掩护部队，找个人在上海再抵抗一阵。”

陈大庆没吭声，这明显是当替身，谁会愿意干。

过了一会，汤恩伯说：“大庆：你和刘昌义的关系不错，他不是曾一再主动要求带兵吗？你去找他谈一谈，看他愿不愿意出山，代理五十一军军长，反正王秉钺已下落不明，现在部队很乱，总得有人招呼着。他如果愿意，请他来见我。”

在此之前，年轻时狂热地崇拜冯玉祥并投奔到冯部，在冯玉祥将军身边任参谋，抗战时期颇叫日本人痛恨、已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27年，抗战结束后被蒋介石整编掉部队，成了有职无权光杆司令的刘昌义将军，曾主动要求带兵多次。然而考虑到他是冯玉祥的旧部，汤恩伯始终没有答应。上海保卫战开始后，刘昌义再次要求带兵，汤恩伯却命他帮助本身无事可干的石觉维持秩序。5月16日，第五十一军王秉钺部在川沙被歼，王本人被共军俘虏，逃回来的第五十一军残部在叶家花园乱纷纷的，刘昌义向汤恩伯提出愿意收拾第五十一军残部，汤恩伯仍不答应。可是现在，保卫战已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他自己要跑了，这时他倒想到了刘昌义。

陈大庆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很快出发，不久就找到了刘昌义，没想到刘昌义慨然应允，见汤恩伯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愿重振五十一军于党国危难之际。”

汤恩伯不费吹灰之力，给自己找了个替身。他心里想：“我要走了，这里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了。”

5月23日下午，刘昌义应邀参加了在陈大庆家中召集的最后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陈大庆说：“上海保卫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军事战略上的重新部署。我已经和汤总司令商量好了，今天晚上，苏州河以南的七十五军、五十四军，浦东方向的三十七军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河南只留下4个交警总队。五十一军、一二三军、二十一军组成北兵团，防守苏州河北，沿河有高楼大厦，又有苏州河做屏障，防务十分巩固。北兵团由刘昌义将军统一指挥，刘昌义同时还担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望大家协助刘将军，共同抵抗共军的进攻。”

汤恩伯要跑，陈大庆要走，刘昌义心里十分清楚，留给他的第五十一军是东北军，第二十一军是四川部队，第一二三军由苏北民团组成，全不是嫡系，很明显汤恩伯是要这些杂牌军当掩护他们撤退的炮灰。

刘昌义并不傻，他决定自找出路。

一切安排妥当后，刘昌义亲自驱车来到四川路赫林里刘云昭家，他急切地提出要刘云昭通过地下民革的关系迅速与中共陈毅将军取得联系。

汤恩伯在为自己安排后路之时，人民解放军担任上海市区作战的聂凤智第二十七军已作好了向上海市区挺进的准备。

在此之前，第二十七军已在上海以西泗泾、青浦一带受训20余天了。

聂凤智在第二十七军团以上干部战前准备会上说：“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入上海？是在渡江和追歼逃敌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我兄弟部队正在进攻，为我们攻击市区创造了胜利条件。因此我们的准备工作，一是军事攻占，二是军事接管。攻占的一套我们是有基础的，但是接管呢？……毛病不少，我们的干部战士不少人都有个人主义的小算盘，新解放的成份较大，领导麻痹自满，南京兄弟部队有违反纪律的教训……加强政纪准备，保证入城不乱，不发生外交问题，实在是我们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中心环节。陈毅司令员已指示我们，在打上海时，一定要军政全胜，一方面要有好的纪律，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怎样进入上海，毛主席和中央看着我们啦！”

5月23日凌晨，第二十七军的前卫部队第七十九师就从虹桥机场沿公路向东前进。他们奉命于天亮以前到达程家桥，为最终攻击上海市区打开通路。

很快，程家桥就被拿下。5月24日下午，七十九师已经到达上海市区边缘铁路线上，他们被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干部们说：“我们是在等毛主席的进攻命令，毛主席说什么时候进上海我们就什么时候进上海。”

晚9时，部队接到了出发命令。一时间，虹桥路上，向上海进军的队伍如同潮涌，汹涌东进。

5月24日晚，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组成的前沿指挥所进驻了西郊虹桥路。根据党委分工，这时军政治委员刘浩天、参谋长李元负责和上级联系，并率领第二梯队，掌握各项城市政策。

当晚9时余，吴淞方向传来了全线总攻的隆隆炮声，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前进方向也传来剧烈的枪声。聂风智拿起电话，接通了第七十九师前沿指挥所，他问师长萧镜海：“部队打得怎样？”

萧镜海说：“冲进去了，军长！”

聂凤智几乎不相信，又问了一句：“冲进去了？”

萧镜海说：“冲进去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延安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明呢！”接着萧镜海笑了笑说：“我们师指挥所马上就要搬到市区里去了。”

不久，其他各师先后打电话向聂凤智报告部队行动。聂凤智兴奋极了，从目前情况看，市区作战十分顺利，二十七军已控制了南起徐家汇，北到苏州河以南地区，敌人的防线全部被突破了，下一步该是市区巷战了。

从总体上看，上海被黄浦江分为两部分——浦东和浦西。而浦西又被分为两部分，中间的界线就是苏州河。苏州河大体呈东西走向，东头由外白渡桥开始，但这条河河道十分弯曲，走形十分任性，河面不宽，但因穿过市区，因此河上有10多座桥梁，按照顺序，它们是：外白渡桥—江西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山西路桥—老阐桥—浙江路桥—西藏路桥—恒丰桥—江宁路桥—叶家宅桥—江苏路桥—铁路桥—中山北路桥……到了5月25日，国民党的整个大上海防御此时只剩下苏州河沿线。青年军罗泽闿部守东段，刚刚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部守中段，交警部队守西段。

在此之前的5月24日下午，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的三总部已在吴淞上船。汤恩伯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第五十二、五十四、十二军和九十九师及各特种兵团于25、26日先后撤离登船，开往舟山、台湾或福建。在这道命令中，汤恩伯故意漏掉了三十七军，因为他早就痛恨恃宠狂傲的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但罗泽闿也非等闲之辈，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化装搭乘外国轮船，辗转由香港逃到台湾。罗曾任过国防部厅长和胡宗南的参谋长，活动力很强。一到台湾，就极力控告和攻击使他做官本钱丢光而且险些成解放军俘虏的汤恩伯。罗汤二人因此打了一场官司，这是后话。

尽管汤恩伯撤离上海是蒋介石的命令，而且早在这之前蒋介石就先于汤恩伯一走了之。尽管这之后蒋介石也没有追究汤恩伯丢失上海的责任，而且不久他就委托汤恩伯担当起防守福建及沿海岛屿的重任，但在蒋介石的内心，对汤恩伯没有在上海“成仁”一直是耿耿于怀的。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未老先亡，蒋介石就汤死发表了一段令人玩味的感想。他说：“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天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5年光景。这5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其实，蒋介石对生死成败何曾“看透”、“勘破”？否则不会有西安事变时他忘戴假牙，身着睡衣，跳墙而逃的狼狈样。

5月25日清晨，第二十七军的三个师先后进入苏州河南岸各桥头阵地。

就是在这里，第二十七军干部战士们遇到了一个从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为了把上海这座城市完整无损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部队在进入市区以前早就接到命令，进入市区后一律禁止使用炮火轰击，只能以轻火力武器作战。

但是苏州河一带的地形对于第二十七军来说非常不利，敌人凭借北岸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居高临下，交织成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河面和河南一条宽广的马路，在每个桥头还设有固定的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逻。因此二十七军在通过马路夺占桥头时，一再受挫。尤其是进攻外白渡桥的部队，遭受对岸20多层百老汇大厦和附近楼房上敌人机枪的扫射，伤亡很大。在牺牲的同志当中，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第一船”的全部战士，有首破济南、荣获“济南第一团”光荣称号的班、排、连长，为了不打碎上海，这些英勇的干部战士们在苏州河畔，在解放即将到来的前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惨重的伤亡，急红了前线指战员的眼睛，也使二十七军军部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5月25日上午，为了了解前沿阵地情况，军长聂凤智亲自到西藏中路第二三五团指挥所询问战情，并到前沿察看了一小时地形。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前线官兵们面对嚣张的敌人，牺牲的战友，纷纷要求解除禁令，有的部队已把榴弹炮营从郊区调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苏州河南岸的马路毫无遮掩，空荡荡的横在敌人火力之下。桥头附近的高压电线全部被打断，桥面、栏杆、电线杆、马路路面和沿街房屋墙壁布满了弹痕。聂凤智认为，这种地形条件十分不利于二十七军作战。如果不用炮火摧毁对岸敌人的火力点，要夺取桥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旦动用炮火，对岸密集的工厂、仓库和住房都将化为灰烬，无数市民将在炮火中牺牲。

回到虹桥路军指挥所，各师对禁用炮火的意见书如雪片般送来——

“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哪有不准使用炮火的道理？”

“部队已经付出了伤亡代价，不能再让同志们作不必要的牺牲！”

“当前心须牺牲沿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才能消灭整个敌人，保全上海的整体。”

“是我们同志的生命、鲜血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火药味”十足的意见书，激起了聂凤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不停地出汗，不停地喝水，但仍觉得喉咙发干，浑身发燥。作战科长刘岩向他汇报情报，说了好久，他竟然连一个字也未听进去。

必须马上召开会议以统一思想。25日下午，第二十七军召开了军党委紧急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讨论的焦点是：“是爱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

聂凤智说：“我们爱战士的生命，战士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但我们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上海的，现在这些被敌人占据着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再过几小时就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接着，聂凤智又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说：“我们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有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而敌人的作战体制已被打乱，外围敌军正被兄弟部队东西夹攻，大量围歼，吴淞口马上就可拿下。据可靠情报，汤恩伯已经逃走，残余的敌人正由刘昌义指挥，军心动摇，内部非常混乱，我们不久就会取胜的！但是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攻击战术，各部队白天继续在苏州河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主力，天黑以后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进攻市区。同时我们要尽快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确保上海城市完整。”

5月25日晚，陈毅和邓小平来到南翔，天正下着大雨。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同志已在等候，他们是来迎接华东局的负责同志们去沪西圣约翰大学临时“安营扎寨”的。但此时的陈毅并不急于进市区，他牵挂着上海市区的苏州河之战。

就在傍晚，陈毅接到了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的电话。聂在电话中汇报说：“他们至今未开一炮，秩序、纪律都很好，就是伤亡比较大。他们已改变了战术，决定军政双管齐下，目前已通过上海地下党和敌五十一军代理军长、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联系上了，向刘阐明了党的政策，晓以利害，责以大义，刘表示愿意谈判。陈毅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前线的同志真会开动脑筋。他当即答复说：“你们做得好！”并交代了谈判的原则和注意事项。不知现在谈判进行得如何？

聂凤智和刘昌义的谈判是晚7时开始的。下午2时，虹桥路二十七军党委紧急会议刚刚结束，聂凤智就接到了第八十一师政治委员罗维道的电话。

罗维道说：“通过上海地下党田云樵同志，已经与敌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联系上了，刘表示愿意谈判，并要求与军部联系。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紧急商量后，立即指示罗维道：“将刘昌义及随行人员秘密安全送到军部，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同志马上过来协助你。”

晚上7时，刘昌义等人到达二十七军前沿指挥所，谈判随即开始。参加谈判的有：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地下党代表田云樵、原东北军部直接联系刘昌义的王仲民、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

谈判于晚上11时结束。刘昌义表示愿率部放下武器，但蒋军残部有10余万人，建制混乱，有些部队他也调遣不动。聂凤智表示，不听指挥的部队，可由解放军解决。

当夜12时，聂风智要通了总前委的电话，向陈毅汇报了谈判的过程及结果。

5月26日凌晨1时许，陈毅用电报作了正式的答复：

一、接受刘昌义投诚；

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

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

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刘昌义将军一句句听完命令之后，要求看陈毅电报的原文，还特意看了看电报后面的署名，然后他放心而又为难地对聂凤智说：“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恐怕也来不及，是不是再往后推几小时，您看？”

聂凤智：“这个问题很实际，期限推到明天中午12时，如何？”

5月26日凌晨，刘昌义率五十一军大部向解放军指定的投诚地点移动。

上午10时，配合第二十七军行动的第二十军第六十六师由南京路经永安里向东搜索前进，包围了驻守在绍兴同乡会、铁路管理局等处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四师等部共约1500余人，迫其全部投降。同日，由陶勇指挥从杭州赶来参战的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也于清晨从曹家渡过河，在中央造币厂俘虏交警1000余人，27日又率先攻击淞沪警备司令部，歼灭国民党守军残部，俘虏7000余人。第六十八师主力从周家渡过河后，俘交警1400余人，然后向真如进发，与第二十六军会合。5月26日晚，第二十六军在消灭了江湾大批国民党溃军之后，第七十八师又攻到长阴路，歼灭敌第三十七军一部，俘4000余人，第七十六师则由塘桥站攻击李家楼，战至27日晨，守敌第二十一军一部投降。

但是市区的战斗还未结束。

5月2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新上任的第一任市长陈毅乘吉普车进入了上海市区。

陈毅对上海并不陌生。1919年，也就是30年前，18岁的陈毅带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从穷乡僻壤的四川山区头一次来到了上海，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趾高气扬的洋人和林立的高楼大厦，还有蜷缩在高楼大厦墙角的乞丐，他强烈地感到贫富的悬殊。10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当时他是化了妆的红军领导干部，来向党中央、周恩来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为了安全，他三天一转移，住过不少四川人开设的小旅馆和小饭馆。1939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攻打虹桥机场，火烧了日机4架，害得日军出动1000余兵力，包括骑兵和战车，仓促应战，这一次陈毅并没有进上海，但他的名字却在上海传开了。匆匆又是10年过去了，这一次陈毅却是以胜利之师的司令、上海市市长的身份进入上海的，他已经和广大指战员一起，亲手埋葬了旧上海。

天下着阴雨，陈毅的车开得很慢，他正注意地看着，他最关心的是军纪。

几日来，“解放军困拉马路浪，秩序交关好”的消息传遍了上海大街小巷。解放军送给上海市民的这个“见面礼”震撼了上海市民的心。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一位并不“亲共”的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进驻上海的种种情景，沉吟良久后，向他的老同事黄家驷吐出了这么一句话：“国民党回不来了！”

一个名叫曹茹的上海市民，在给报社的信中写了自己目击的事：“一个战士担了很重的挑子飞快地在路上走，路过的三轮车夫停下说：‘让我的车替你拖吧。’‘不，谢谢啦！’战士客气地摇头。‘我不会要你车钱呀！，‘那就更不敢要你拖了。’战士笑着挑担走了。我和那好心的车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多快！几天前国民党兵还在这里拉夫、抢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不仅温暖了上海市民的心，也引起西方国家极大的关注。睡马路，在世界各大都市并不少见，不过躺着的是乞丐、流浪汉和别的穷人。攻占了大城市的胜利之师睡在马路上，却是旷古未有的！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共产党以身作则！就连当时销路最大、财大气粗的美国《生活》杂志也不得不承认：“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陈毅的车并没有直接去圣约翰大学，他要去二十七军指挥所看看，他已经听说他们没有入民宅，天下雨，他们在什么地方指挥呢，原来他们在威海卫路黄肢路一所小弄堂口，上面用两块雨布搭了个小棚子。看到这样的军指挥所，陈毅欣慰地笑了。自打总攻开始，聂凤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在恍惚之中，他觉得有一只手在触动他。一睁眼，是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局其他负责同志，冒着雨，到他的指挥所来了。陈毅握着聂凤智的手说：“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聂凤智说：“目前，苏州河北市区大部解放，但是仍有一部分敌人困守在北火车站到杨树浦发电厂一带负隅顽抗，最麻烦的是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如果用武力解决，本来易如反掌，但水厂、电力必遭破坏，会危及全市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守敌似乎懂得这一点，一般广播喊话不起作用，我和仲曦东同志决定开展政治攻势，但查遍资料，没有找到线索，我们正为这事苦恼。”

陈毅听完汇报，皱着眉问：“守军的番号知道吗？”

“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二三○师。”

陈毅：“那该是川军，好像有个副师长叫许照吧。”

“有！师长跑了，现在正是许照在指挥。”

陈毅高兴起来：“那好！你们快查一查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的下落。”

“他是什么人？”

“他当过教官。许照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此人一直住在上海，历史上有过反人民活动，现在正是他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出面，劝许照投降。”

很快，找来了大厚本的电话簿，查到了蒋子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电话拨通了。

市内电话畅通无阻，这要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这个纽约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属的上海电话公司，被上海地下党牢牢地控制了。战役发起前，他们就暗中抄下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电话号码，绘制了保密电缆地下位置图。

更有甚者，当他们发现军统特务来机房窃听电话准备捕人时，便迅速地记下特务所窃听的电话号码和内容。特务一离开，他们立刻冒险去通知这些用户及时转移。大上海激战中，全市10万部电话，始终全线畅通。

在蒋子英的劝说下，阐北的敌人没有放一枪，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全上海宣告解放。全部作战时间为15天，是蒋介石严令“坚守6个月”时间的十二分之一。

同日，多日来锚泊在吴淞口外的英、美军舰，悄悄地开走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一时间，上海市内，热闹隆重的锣鼓声、爆竹声到处蔓延，秧歌队、腰鼓队满街满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此起彼伏。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解放。从马路两边，从层层高楼的窗口，一朵朵鲜花、一把把彩纸撒向解放军。

上海的老百姓是衷心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样严明的军队”。战士们宁愿用报纸、帽子、钢盔当碗，用手指当筷，也不动市民自动送来的碗筷；有的战士负责看管无人的小商店，饿得昏了过去，也不去动一下店里的现成食品；有的战士战斗中鞋子破了个大口子，他身边的仓库里有许多敌人遗弃的新鞋子，他没有去换一双；有的战士嘴唇干渴出血，但他们仍谢绝市民们送来的开水。战士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当群众有困难时，却奋不顾身。战斗接近尾声时，有一连解放军，守在苏州河畔的盈泰铁号二层搂上，监视对岸桥头的敌人。本来战士们正在转移，敌人的燃烧弹却打中了这幢楼，顿时火势凶猛，楼上东头一片惨叫啼哭声，50多个群众被大火困在楼上，情况非常危急。国民党仍在开炮。部队毫不犹豫立即返回，冲入火中，救出了全部群众。可是指导员和几个战士负了伤，有一个战士牺牲了。

战士们就是用他们的严明纪律和牺牲精神感动了上海市民赢得了他们的心，从而使得他们确信自己的苦日子已经熬出了头，新生活的道路已经展现在面前。

5月27日晚，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人，把刘长胜、张承宗接到圣约翰大学。刘晓、刘少文等人也在场。觉得两支队伍的指挥员胜利地会合了。陈毅紧紧地握着刘长胜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我们在外面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

的确是大辛苦了！经过无数个极度紧张的昼夜之后，这位“烟纸店老板”的满头黑发在不知不觉中已出现了白霜。刘长胜，十几岁就闯关东，到海参崴当皮匠，做码头工人，先在那里参加了联共（布）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开始后回国，长期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领导人。1945年日本人投降前夕，新四军向上海挺进，上海地下党准备发动“内应”起义，党中央曾正式公布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从此他备受敌特注意，在特务列出的黑名单上，他常常名字列在前面。刘晓离开上海后，留下的工作都由他主持，他的担子更重了。上海秘密电台被破坏以后，从不掉泪的他，精神上感情上压力更大了。陈毅和刘晓知道他的危险处境后，曾指示他和张承宗一起撤到解放区，但他们坚决不肯离开上海。上海有太多的工作需要他们去组织，有太多的情报需要通过他们的备用电台让中央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着黎明前的地下战斗。

上海地下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就拿张执一分工负责的策反委员会来说，第二十七军争取刘昌义放下武器，就是通过“策委”的田云樵去联系的。

在“策委”领导下，先后瓦解了交警十八总队、警备大队机动车队，策动了敌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还与有关部门一起策动了敌海军“重庆号”等20余艘舰艇以及空军飞机20多架起义！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上海能够被完整的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

上海的地下党早就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早在1949年元旦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就主持召开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经拥有党员9000余人，并建有党的外围组织“工协”、“职协”、“教协”、“新青联”、“民主军警联”等，形成了有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店员、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会上，刘晓发言：上海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抓住人民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迅速地、勇敢地、有组织地把已发展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在敌已分崩离析的时候予以重重打击，不断扩大敌人的失败情绪，使其进一步瓦解，顺利地完成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会上决定，为配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恢复抗战胜利后在全市人民中很有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暂时停止活动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建立党组，并在党组领导下设立地下武装总指挥部。在工厂系统，以各工厂原有的护厂组织和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统一编制，学校商店等也同样组织，以便在组织上加强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护厂、护店和护校组织的统一领导。

5月3日，刘长胜等接到中共华东局电报，指出：“沪匪可能逃跑，而我军可能不几天就进入上海。在此间隙，你们应集中力量，注意保护工厂企业，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破坏。在这份电报中，华东局表示同意刘长胜等策动以颜惠庆等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并同意考虑吸收杨虎、杜月笙、徐朗西等出面参加地方维持。电报还指示海地下党：在敌军撤退时，应组织动员全部力量，有组织地分区保护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及各种重要物资、档案，不受抢劫破坏。警察应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照旧维持秩序。为维侍稳定，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驻军不要组织局部哗变和起义，这可能造成混乱的局面，同样也不要在解放军到来之前逮捕战犯。

接到电报后，刘长胜和张承宗商议，决定将地下武装公开名称，叫作“人民保安队”。它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反对搬迁，完整保存机器原料及制成品；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人民损失，团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保护进步的群众组织；瓦解反动武装，争取门警、保警、义警及警察、士兵等，把敌人的反动武装——人力、物力、火力变为替人民服务的力量。

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已达6万余人，还有更多的护厂队、纠察队和消防队。人民保安队的番号和臂章样式，己电告中央并转告了三野。

5月24日，张承宗注意到，满载军人的卡车队从南京路由西向东开，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却没有继续向外滩方向，而是过苏州河折向北面，便断定国民党军队要逃跑。他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沪东区工委书记张棋商量后，决定立刻报告刘长胜，通知上海各级地下党委；当晚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按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入城部队。

很快人民保安队遍布了上海市区大街小巷，有的给解放军当向导，有的协助解放军抓俘虏，更多的则是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力争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来。

英商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是旧中国最大的自来水厂。上海开战前半月，工厂就关起了大铁门。可是工厂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积极开展护厂工作。

他们给洋人大班发英文信，鼓励爱国的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力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地下党成员、交通大学毕业生顾则南绘出水厂平面图，摸清了水厂的要害部门及机器设备，并整理出电动机、水泵、蒸汽机、锅炉以及沉淀他、快滤池等生产设备的性能资料，提出以保护电源、锅炉间、加药室作为保证自来水生产的关键。

驻守造市厂的敌军撤退时，带走大批银圆。大隆机器厂的保安队员发现后，采取行动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银圆抢回来。

5月25日，造币厂桥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向附近第一印染厂的人民保安队求援，希望能尽快提供200包沙袋做掩体工争。金厂工人立即行动，仅用3个小时，200包沙袋做成并运到造币厂桥头。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有一座基石高厚的三层楼的建筑物。半圆形的窗架、浅灰色的墙饰，无处不透露着牛津绅士的气派。它曾是英租界最高权威——工部局的办公楼。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5月27日下午，国民党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赵祖康命部下降下楼顶上的白旗，换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他已经接到陈毅派上海军管会总务处长熊中节送给他的“条谕”，5月28日下午2时，将在这里举行接管旧市府仪式。

就这样，赵祖康在枪炮声中当了4天的代理市长，成了一位送旧迎新的戏剧性人物。

赵祖康原是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然而几十年来，不但无力替中国修筑一条像样的公路，自己也弄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在中学时，赵祖康颇受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五四”时期在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门研究道路工程。1931年回国后，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宏愿，四出奔波，不问政治，只想专心修路。从1932年到抗战前夕，赵祖康倡议和组织了中国交通委员会，订立了中国最早的26种交通章程。1939年他又策划组织了牌照管理处。从此中国的交通有了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赵祖康还组织了公路桥梁标准检验委员会，使大干线上的桥梁由载重3公吨提高到可通过载重15公吨的普通炮车。

抗战胜利，赵祖康醉心于“复兴建设”。他绘制了“抗战胜利后10年内完成25．3万公里新公路”的蓝图。他到处呼吁：“我们要有自己的汽车工厂！”

“我们要有自己的桥梁配制工厂！”“我们要有自己的燃料提炼厂！”“我们要有自己的公路安全设计、公路人员训练、公路技术研究！”但尽管他声嘶力竭、尽管他心力交瘁，所有的美丽蓝图都被现实撕碎了。他朦胧地意识到，在政治腐败的国家，个人的理想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渺小！他仿惶，他苦恼，正在这时，经过一位亲友介绍，他认识了地下党的一位“李小姐”，那是1949年2月4日的事。从此以后，他常和“李小姐”晤面，并从“李小姐”处拿到一本印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他把毛泽东的著作小心地包上了《论美军登陆》的保护色封面，津津有味地关门读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隐隐约约地见到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光明之路。

南京解放后，工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悄悄地告诉他，共产党的电台广播说：

希望赵祖康、颜惠庆、张元济……等几位先生留下来，不要跟国民党走。听到这一消息，赵祖康又喜又惧。这一下，国民党恐怕不会放过他了。当5月23日深夜他接到市府打来的电话，叫他赶快去一趟时，他还以为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他与中央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市府大楼见到代理市长陈良时，陈良苦笑着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想请你代理。”赵祖康听了吃了一惊，忙推辞说：“时势这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陈良说：“我想来想去，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各局长中，工作年头最长，而且在同人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来了，也不致同你为难。”赵祖康仍表示辞谢，并且提出另外三个人选，陈良摇摇头：“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谈话过程中，赵祖康不禁想起“李小姐”曾对他讲过，“如果有机会，应该把上海政权接过来。”想到这，赵对陈说：“可以考虑遵命。”陈良说：“就这样定了。”赵祖康又伺：“代理市长该代理些什么？”陈回答：“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赵祖康一听，连说：“办理移交好办，可是维持秩序会有困难。”

陈良说：“你放心！”并从桌上取出一封行政院长4月29日写给他的信给赵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影响了国际视听，故要求陈良，万一上海紧急时，极力维持社会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随后，陈良生怕赵祖康反悔，赶紧当面写了委任“手令”，交赵保存，又令秘书郑瑜将一方用红布包好的市府大印递给赵祖康。这之后，赵祖康竭力维持上海秩序。为此，他特地找了毛森临逃跑前任命的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叫陆切实维持好秩序。5月24日下午，他又特地找了神情冷冰的陈大庆，叫陈在撤退部队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5月26日，他又亲自给上海邮政总局局长王裕光打电话，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劝降据守在邮政总局大楼的国民党军队，以免邮政大楼遭受破坏。到了5月27日下午，对赵祖康来说，已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接到陈毅的“条谕”后，他再次亲自检查每一块打蜡地板亮不亮，各个房间是否还有反共的标语。

5月28日，上海江西路九江路口市府大楼，面目一新。红旗在蓝天下飘场，马路台阶清理得干干净净。大门口，戴着红袖章的人民纠察队和军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并肩肃立，一切都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2时正，陈毅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两同志以及潘汉年，来到了市府大厦。同行的还有刘晓、周林等。他们顺着黑色大理石的阶梯，径直来了二楼145“市长办公室”。陈毅环顾了一下这个宽大的扇形房间，东面是窗户，当中铺着华贵的深红色地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对着门摆在正中，桌上摆着好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机，对着门的墙上，挂着几幅可以上下拉动的上海市区地图，桌子后面摆着一张黄皮大扶手椅，高高的椅背上雕满花纹。陈毅大步走过去，往椅子上一坐：“国民党市长派头不小啊！”

陈毅落座后，其余人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陈毅对熊中节说：“请赵祖康进来！”

此时的赵祖康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端坐在会议室里候命。一听召唤，他整整西服领带，走进门来。先朝陈毅一个九十度鞠躬，又给其他人一个六十度鞠躬。

陈毅问：“你就是国民党伪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吗？”

赵祖康小心地回答：“是。”

“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

“资产、档案呢？”

“完整无损，可——查点。”

例行公事地问完了该问的问题后，陈毅站起来，微笑地握了握赵祖康的手。这时他已不再把赵祖康作为一个伪市长看待了，他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说：“赵先生，请坐。”

和赵祖康随便地谈了几句，询问了陈大庆、陈良逃跑的情形后，陈毅站起来，说：“好吧，我们去跟旧市府同人们见见面。”转过身，他又问赵祖康：“是不是按我的意思，把工役、司机、传达都一起叫来了？”“是是，都叫来了。”

二楼小礼堂里，已挤满了二三百人。大会由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林主持。

当陈毅率众人进入会议厅时，与会者全体肃立。周林宣布：“现在请陈毅市长讲话。”与会者礼貌地拍了拍手，他们不知道这位新市长将如何处理自己这批人，但他们很快就听到陈毅说：“诸位没有去台湾，很好。我们表示欢迎。”短短的一句话打消了这批旧市府职员们的思想包袱。陈毅接着说：“蒋介石背叛革命，统治了中国23年，并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而搞得民不聊生。”讲到这里，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孙中山像，说：“怎么对得起他！历史是无情的，蒋介石现在逃跑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看还是甘心的好，不甘心最后是要完蛋的！”陈毅停了停，又接着说：“诸位老市府的朋友们，你们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们应该深切了解，上海的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跟过去甲打倒乙，乙打倒甲的胜利根本不同。我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多做些贡献。共产党是量才录用的，只要你们服从命令，办好移交，我们的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

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与会者，激起了热烈的掌声，与会者再也不觉心胸郁闷了。赵祖康的秘书陆槐清，当晚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人民解放军三野司令员，现任军管会主任陈毅将军，今天以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身份来市府讲话。简短的一刻钟讲话，给人们的印象明爽深刻，意味深长，讲话亲切，语调谦虚，尤其是不以胜利者自居、对人诚恳信赖这一点上，更使人深为感动。”

从小礼堂出来后，副市长曾山、韦悫、潘汉年，分别接见旧市府各局、处长，证询意见。陈毅再次将赵祖康请进了办公室，与他侃侃而谈。赵祖康表示今后想去交通大学教书。陈毅微笑地摇摇头。赵祖康不禁犹疑起来：自己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共产党可能下会那么轻易宽恕和谅解吧，陈毅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赵先生，不要有其它想法。你留下来是对的。国家正需要人才，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专长。我们已考虑好了，决定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我？！”赵祖康大吃一惊。“恐怕工作很难做好。”

陈毅诚恳地笑着说：“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陈毅的这句话一直铭刻在赵祖康的心上。31年后，这位已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的老先生，逢人还说：“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在我一生中许多重要时该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了一种选择。历史证明：选择对了。”

上海伪市政府顺利接管标志着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淞沪警备区（后改称上海警备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兼政治委员由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担任。

5月29日，四川路桥头，一座壮观的淡红色建筑物，里面不时地传来阵阵掌声，资源委员会的接管仪式正在这里举行。陈毅在百忙中亲临参加。负责财经方面接管工作的副市长曾山，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副处长程望、李文采，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原资委会各级干部和所属上海各企业负责人约200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在接管仪式上，陈毅的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感动了留在上海资源委员会的全体科技人员的心。

陈毅说：“我这次南下，毛泽东同志特别关照我要来看望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资源委员会这个机构。我们共产党对国民党原来各单位的接管是有所区别的。对于国民党的一般党政军机关，必须摧毁其机构，主要人员一概不要，中下级人员分别量才录用。至于资源委员会，建设人员（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多，我们共产党很重视，目前全国解放在望，军事阶段即将结束，我国将进入建设时期。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建设事业要靠技术人员的合作，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人民服务。以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鄙视政治，或者抱所谓“超然态度”，那是不对的。

因为建设的成果，必须视政治领导是否正确。以往的建设成果，为反动政府利用，技术人员不能发挥所长。今天你们解放了，今后是为人民服务了。你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共产党最尊重科学，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希望大家今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改造世界观，为新中国的建设多作贡献。”

散会后，陈毅又特地与吴兆洪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陈毅仔细地询问了孙越崎、翁文灏的情况，表示共产党谅解孙、翁，欢迎他们尽快回国，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

对于新政府来说，除了接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毛森临逃跑前，除了大开杀戒，杀了大批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外，就是安排大批特务分子潜伏下来。在上海他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6万余人，到处搞破坏活动。

国民党军几万人的散兵游勇，像无头苍蝇整天在市区乱钻、抢劫、敲诈，无恶不作。

大批地痞流氓，冒充地下党组织，到处和共产党抢着接管。

美国人又向青岛派兵，上海地区的戒备需要加强。

汇集在上海的几十万大军需要尽快分散，明确任务和去向，以便减轻上海本已十分严重的粮食供应负担。

经济问题也十分突出：

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市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燃煤至多只够烧7天！

解放前夕本已处于半解体状态的上海工业，因资本家大批逃走，更加萧条，失业人数激增；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只能拿到本厂卖不掉的产品。

还有大量的难民、乞丐、小偷、惯匪、妓女等。

真是千头万绪，陈毅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5月29日，陈毅找来了淞沪警备区司令郭化若，指出：上海的地下党只有人民保安队，不搞接管，凡是伸手搞接管的统统抓起来审查；对于散兵游勇，可以让干部战士带着才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去收容，他们认得准，叫得应；对于那些流氓，要找头子，每一个区，每一个地段都有流氓头子的，调查清楚，出了事找他们；至于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恶霸分子，先配合公安部门，在上海迅速地作一次调查，搞一个名单，完抓一批，不抓不行；为了维护治安，可以把军队拉出来，三五十步设一个岗哨，包括便衣哨，再加巡逻队，大街小巷，哨哨相望。

对于新政府来说，头等重要的是尽快恢复上海的生产和经济生活。6月2日，陈毅赴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了“产业界人士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是上海最大最有名的90余名资本家。其中有占有上海私营纺织业中最大户头的荣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有国民党原招商局局长、拥有煤矿、水泥、码头、毛纺厂，本人已被国民党押逼到香港的大企业家刘鸿生的4个儿子，除了老六刘公诚是地下党员之外，其余三兄弟都毕业于英、美名牌大学；有在纺织业荣、郭、刘三大巨头中排位第三、刚摆脱国民党监视、4月15日从香港回来的刘靖基。这些资本家，自接到陈毅等署名请他们出席座谈会的大红请柬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他们不知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有产”阶层、共产党会不会摆一场“鸿门宴”，像国民党惯常的手法一样，逼他们交出巨款？或者干脆把企业没收？

下午2时，陈毅准时到达，顿时全场寂然。这天的陈毅布衣布鞋，在这群西装革履的实业家人物面前显得从容、随和、自信。在会场一端主位上落了座后，陈毅微笑地发了言：“工商界的朋友们，先向诸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毅，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还有顾虑，还有些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几分。接着，陈毅又说：“现在，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祝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井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听到这儿，所有资本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私人企业不但不没收，共产党还要帮资本家发展生产，他们不觉又惊又喜。

陈毅又风趣他说：“我听说了，你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是准备走的。要走我们也不强留，但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仍是欢迎的！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共产党搞经济缺乏信心，抱着‘等着瞧’的态度看着我们，但我们共产党从不怕困难，我们可以从头学起，我们相信一定能治理好上海。”

说到这儿，陈毅的话锋一转：“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少数人是要反对我们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斗争准备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陈毅的一席话，有“礼”有“兵”。会后，许多资本家心中有了一点“底”，共产党对资本家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点“油”。特别是陈毅，率直坦荡，开诚相见，使这些资本家头一次见识了与国民党政客阴险诡诈截然不同的共产党人。会后，荣毅仁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满屋子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兄弟以及各厂厂长大声说：“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人民政府刚一成立，又面临另一严重的挑战，如何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跟，成了考验新政府能力的又一重大难题。

早在丹阳时，接管干部就曾针对如何处理伪金圆券发生过争论。有的认为：“金圆券是国民党滥印发的，不值一张草纸，收兑的工作量太大，干脆作废。”有的则反对：“金圆券已经发到了人民手里，一旦作废，人民要受损失。”有的则叹息：“国民党作的孽，干嘛要我们负责？”曾山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应该负责。1948年国民党搞市制改革，强迫市民交兑黄金、白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收兑了，黄金、白银给国民党收走了，留在上海市民、工人、职员手中的只有金圆券，我们不负责任，还算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曾山的领导下，财委起草了一份用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报告，得到了华东局的同意。同时财委还提出：为避免市场发生混乱，在正式收兑金圆券之前，入城部队一律暂不用人民币，急需物品，由贸易处代理部办理。

5月30日，市军管会公布了1比10万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人民银行委托金市120家行庄同时开始收兑。起初规定只收兑票面10万以上的金圆券，后来知道有不少车夫、小贩等人还握有5万元的小票子，也要求兑换。虽然当时5万元票面的金圆券，只值人民币5角钱，但曾山立刻主张收兑，他报告陈毅，陈毅当即批准。消息一公布，围在银行门口的群众热烈鼓起掌来。市民们害怕金圆券就像害怕瘟疫一样，收兑金圆券工作进行十分顺利。

可是没有过几天，人民币的生存却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财委发现：人民银行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银行来了。老百姓吃够了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苦，见了钞票就怕。他们只相信银元、黄金、美钞和实物，只要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调换银元。资本家则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只要能吃进金钞银元，日用必需品，物价涨一回他们就赚一回。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元贩子们乘机捣乱，哄抬银价，结果人民币币值直线下滑。进上海时，曾山曾估计100元人民币可以换一块银价。可是没过几天，6月2日，银价已涨到660元人民币一块。

到了4日早晨，银价已涨到1400元。如果不刹住这股狂涨之风，不要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挤出上海。

已有资本家在预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可进不了上海。

更有甚者，银价涨，百物涨，人心惶惶，人们见东西就抢购，商人更是大囤大积。米、煤、油、布批发出去，很快就被吸得一空而尽。

面对严峻的挑战，6月4日，陈毅在市府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银元投机？

曾山首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说：“如果再不把银元涨风刹住，再运多少物资到上海来也没有用。上海占全国贸易额一半，现在，全国陆续解放，进入上海的社会游资特别多，再往里抛多少物资也不行。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最近，上海周围几个省每天都有电报来催问：解放才几天，上海的人民币跌得这么快，叫我们怎么稳定市场？

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先礼而后兵”，行政措施、经济措施一起上。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了10万块银元，看看能否使银元价格回跌。结果杯水车薪，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价依旧上涨，投机活动依然猖獗。

同日，上海市各家报刊、公私电台、影院剧场，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成千的工人、学生在街上贴标语，说快板，演出活报剧，有的还当面质问和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声势不能说不大，但投机买卖仍在公开和暗地进行。

在大会上，陈毅一次又一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就会要求我这个当市长的采取断然措施！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如果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不要讲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可是投机者根本不听。

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几个“土包子”能拿得出什么绝招。6月7日，银价已涨到了1800元。看来，这场“银市之战”非“升级”不可了，不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的国家机器是不行了。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上，陈毅指出：目前这场“银币之战”已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把主要投机者一网打尽，主要是要取缔操纵银元金钞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这几天，我们已派人多次化装进入证券大楼，将上下内外各条通道和各种可能的逃路都检查清楚了，已拟好了一个周密详尽的方案，抓住这批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麻烦的是：这批投机奸商多年来与一些民族资本家甚至与某些知名人士有交往，或沾亲带故。我们一旦采取强制行动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波动？到底对这批人是办还是不办？

最后，一向以办事果敢利落著称的邓小平拍了板，他爽快地说：“我觉得还是干掉它。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否则还以为我们被几个投机者商人吓住了。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作出决定后，陈毅又用电话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突然包围并严密封锁了整座证券大楼，并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楼内2000多人，立即愣住了。经过两天一夜逐个盘查后，先后释放了1863人，最后扣押了250名主犯。

给投机好商当头一棒的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共产党的这一仗打得十分干净漂亮。31年后，一位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一事作时说：“就从查封证券大楼之后，我们开始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上海资本家第一次领教了共产党和陈毅的‘厉害’。大家暗地里告诫自己：

向人民政府耍滑头，多半是要‘吃瘪’的”。

在查封了证券大楼后，“银币之战”并没有结束。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袁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与此同时，中央对从全国各地调拨了大批粮、煤、棉花等物资支援上海。

之后，为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手中的人民币不因生活必需品涨价而贬值，陈毅和曾山、方毅等经过研究，决定在华东37个城市举办“折实单位”

储蓄。所谓“折实单位”包括4样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白梗米1升、十二磅龙头细布1尺、花生油1两和普通煤球1斤。这4样东西的价格一有涨落，每一折实单位的牌价也跟着涨落。市民今天按折实单位的牌价将人民币存入银行，改天去取时，人民币数字会有所不同，但仍相当于存入时折合的同样数量的米、布、油、煤4样实物，外加应得的利息。这样一来，职工的货币工资便能保值。“折实储蓄”受到了市民热烈拥护，他们踊跃储存。中国银行在开办“析实储蓄”的头3天，就收存了30余万个“折实单位”。后来，职工的工资也按折实单位计算，保证工资能随物价上涨，使人心更趋安定，而且这种方法，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市场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稳定金融秩序的同时，人民政府又积极组织复课、复工，使失学学生回到学校，使失业工人回到工厂。不久新政府又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斗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上海这个新的经济战线上初试锋芒，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取得了经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敌人制造的困难刚刚稍减，天公又不作美。7月24日深夜，一场特大的台风挟着雷电暴雨袭击了上海，刹那间灯火俱灭，一片漆黑，到处都充斥着房屋的倒坍声和人们的恐叫声……陈毅连夜冒雨赶到市府办公室，小车不能开，乘大卡车走，最后大卡车也不能开了，他柱着一根棍子，赤足涉水到了办公室。很快他就查明了灾情：浦东海塘决堤，几十万郊区农民遭灾涌向了市区。市区水深数尺；棚户区房屋倒坍三分之一；几十万亩农田被淹……陈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大世界设立难民收容所，井通令全市学校、电影剧院和会馆等公共场所安置难民，进行施粥和医疗；驻郊区的部队立即开赴决堤处，堵坝疏河，巡逻救护；市区部队火速出动，抢救灾民出险，紧急转运物资。陈毅力争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但陈毅并不就此罢手。事后，陈毅追问：“为什么事先没有气象预报？”

细查之下，发现《解放日报》在灾前10天当中未登过一次气象预报。再进一步查的结果，发现公用事业的一个单位曾经上报过说太平洋发现台风，可能在上海登陆。报告送到了军管会办公室，却被一负责同志批上“保密”两字，被密存起来了。

事情清楚后，陈毅拿着这份写着“保密”两字的报告，语重心长地对干部们说：“空袭，不光是美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台风暴雨哩！飞机只能屙几个蛋，台风暴雨不但顶上来，还从地上翻江倒海一起来，比美蒋的飞机还厉害。要是我们早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管理大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还得要学科学知识。这次事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学习！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学习公用的应当成为电气工程师，学习工务的要成为土木工程师……只有自己先成为内行，才能懂得领导。”

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不可能不起波动。

随着的时间推移，在驻军战士中，有的觉得睡地板太不舒服了，就擅入民宅找好房子住；有的觉得身上黄里透白的军装太寒碜了，看到工人下班后着装讲究就眼红；有的认为自己流血流汗打下了上海，看到军管人员出出进进坐小汽车心里不服气；还有的认为打下南京、上海，革命就到底了，该向后转去解决个人问题了……这些不稳定的思想状态，引起了华东局、三野、上海市军管会和警备区一些领导人的注意，并为此多次召开会议给战士们敲警钟。

1949年7月1日前夕，华东局，上海市府召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陈毅、邓小平、粟裕就部队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思想苗头发表了讲话。

陈毅说：我们党28年来英勇奋斗，就是为了今天，为了建设幸福的生活。

解放上海最有功劳的是龙华的烈士，是他们开头，我们最后完成。许多烈士家属二三十年受国民党的气，我们暂时受点苦257有什么了不起！

同志们睡地板事小，解放上海事大，影响全国、全世界，这好比一粒芝麻和一座泰山相比。我们今天到上海这样繁华的地方，“头三天最好”，但保持良好纪律是不容易的，要把守纪律看得同打上海一样重要。纪律好，是人民军队革命性质的表现。纪律不好，我们就得天天向人民赔礼道歉。国民党到上海“五子登科”丧失了人心；我们到上海坐“文明监狱”——指不准随便外出、不准进驻民房等等，赢得了人心。军管人员有人办公事，出来坐小汽车，是工作的需要，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希望同志们继续奋斗，完成警备任务。

邓小平接着说：从渡江到进上海，华东局和总前委对三野是很满意的。

虽然很满意，但是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如果不批评，就不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三野今后虽无大仗可打，但是担子仍然很重。华东地区，过去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海岸线最长，敌人要和我们做文章的话，首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像银元投机，就是敌人作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我们过去是在小湖里游泳，今后是在大海中游泳。已经接触到的问题就这样复杂，今后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要好好学习，掌握政策，组织力量，统一步调。特别要防骄防腐。功臣自居，是政治上衰亡的开始。……现在淹死我们的条件都具备了，我们的同志要好好注意，从吃穿住，从克服惰性和官僚主义，从防止外界引诱做起，要为建设新中国着想。

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在上海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上海的接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一事件表明共产党人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它的顺利接管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十二、进军福建

提前入闽，是为了提早解放全中国。苏南籍战士牢骚满腹：跟着叶飞就得倒霉！叶飞四次入闽，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蒋介石说：台湾即头颅，福建即手足，无福建何以保台湾？未绍良心里直犯嘀咕：固守福州，结果只能是上海第二！省参议员极为不满：福建变成外省人的殖民地了。李宗仁十分愤怒：一介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

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的顺利进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军队与地方武装的领导，1949年5月至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的部分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

5月1日，华东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遵、袁也烈任副司令员，袁也烈兼参谋长。

同日，南京警备区成立。司令员何以祥，政治委员张藩，淮海战役中起义将领何基沣任副司令员。

5月7日，皖南军区成立。刘飞任司令员，牛树才任政治委员，万振西任参谋长。下辖芜当军分区（司令员黄光明，政治委员张亮）、池州军分区（司令员金行生）、徽州军分区（司令员符成珍，政治委员王知行）、宣城军分区（司令员赖富）。

5月19日，浙江军区成立。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兼任司令员，259谭震林、谭启龙兼任政治委员。下辖嘉兴军分区（司令员胡定千，政治委员钱敏）、宁波军分区（司令员谢福林，政治委员陈伟达）、衙州军分区（司令员于怀安，政治委员彭胜标）、建德军分区（司令员赵凌汉，政治委员崔健）、温州军分区（司令员夏云飞，政治委员龙跃）、临海军分区（司令员于德水，政治委员余纪一）、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傅振军，代政治委员彭瑞林）、金华军分区（司令员杨信，政治委员冯起）、临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凡）、绍兴军分区（司令员方明胜，政治委员张雨帆）、杭州警备区（司令员何志斌，政治委员宋献章）。

5月28日，淞沪警备区（后改称上海警备区）成立。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任副司令员，张克侠任参谋长。下辖吴淤要塞（政治委员张缉光）、第九十七师、第九十八师、第九十九师、第一○○师。

6月中旬，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与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名义上仍独自保留）。

7月10日，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移驻南京。

同月，第八兵团部、第三野战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和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陈毅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聂凤智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下设浙江分校（校长王建安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兼）、福建分校（校长叶飞兼，政治委员张鼎丞兼）、山东分校（校长丛容滋）。

第三野战军在调整领导机构之际，前线的进攻并未稍停。

正当上海战役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给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解放上海之后即可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