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入神州租车: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11

当日下午4时，十二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苏家屯，全歼守敌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师，共歼敌5000余人。这时钟伟得到报告，几个独立师已分别逼近了营口和占领了鞍山、海城，这样就解除了十二纵的后顾之忧。同时，他根据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感到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沈阳之敌突围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此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不能坐等上级的指示，而必须当机立断，主动出击。他决定在沈阳之敌还未采取突围行动之前，就主动向沈阳之敌发起进攻。尽管靠一个纵队不可能攻下沈阳，但却可以抓住、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以待东野主力部队赶到。随后，钟伟一方面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向野司报告，一面率十二纵由南向北对沈阳发起猛攻。激战至11月1日凌晨5时，十二纵第三十五师拿下敌前沿阵地小郭庄；第三十六师扫除浑河铁桥北端全部守敌据点，乘胜冲过大桥直逼沈阳敌军防御中心——铁西区。

铁西区是沈阳的重工业区、高楼林立，街垒重重，并由其最精锐的完全美械装备的第二○七师据守。但十二纵指战员发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的战斗精神，逐屋逐街地与敌展开激烈地争夺。从11月1日上午9时战至下午4时，经过七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十二纵部队终于占领了整个铁西区，全歼二○七师（欠装甲团）。共计俘敌师长以下官兵1．3万余人。

十二纵占领铁西区后，一面用炮火猛轰敌东北“剿总”司令部，一面向敌发出最后通碟，令其无条件投降。此时，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早已于10月29日乘飞机逃离沈阳。留守的“剿总”副总司令周福成，却还想讨价还价，要求将其行动视作起义，而不算投降。我方代表当即驳回，命令他们立刻无条件投降。

周福成凭借着一个装甲团把守其司令部，还妄图苟延残喘。但当天夜晚，刚刚围歼完廖耀湘兵团的一纵、二纵部队也已赶来，并且从沈阳西北角突破城垣。留在城中的敌军早已兵无斗志，巴不得早点投降。周福成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我军的要求。顿时，沈阳全城纷纷竖起白旗，敌人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沈阳的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的解放。钟伟的当机立断，终于使新组建的第十二纵队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仗上，作出了上乘的表现。

1948年1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钟伟任军长，袁升平任政治委员，熊伯涛任副军长，陈志芳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师改称第一四五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师改称为第一四六师，王奎先任师长，栗在山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六师改称第一四七师，沈启贤任师长，王建中任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六二师，王兆相任师长，陈德任政治委员。全军5万余人。

1948年12月，第四十九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第一四五师配属兄弟部队攻克天津，军主力解放塘沽，尔后第一四五师、第一四六帅担负天津守备任务。

1949年3月，四十九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4月，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在宜沙战役中攻克沙市和江陵，并乘胜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军。8月，第一六二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9至10月参加衡宝战役。11月由湖南邵阳地区进军广西，担负接收城市和维护交通安全任务。

1950年1月，四十九军所属的三个师归广西军区领导，第四十九军番号撤销。1951年7月15日，以第一五四师师直为基础又扩建为第四十九军军部，原辖之三个师归建，归广西军区领导。1952年1月8日，第四十九军番号又撤销，军部改编为空军第三军军部，该军第一四五师编入第二十一兵团，第一四六师调归广西军区，第一四七师改编为公安第十二师。

第五十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是由原国民党第六十军起义后改编的。

1948年秋，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奉命从5月开始，对长春守军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等部）共约10万人，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针，进行长困久围。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面对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又经过人民解放军的争取，毅然率部三个师于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这一果断行动，为长春和平解放及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十军起义后，立即开赴吉林省发台县及其附近。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番号，并任命了领导人。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副军长叶长庚、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其所属原第一八二师编为第一四八师，师长白肇学，政治委员陈一震；原暂编第二十一师编为一四九师，师长龙耀，政治委员李桂林；原暂编第五十二师编为第一五○师，师长李佐，政治委员李冠元。全军2．3万余人，隶属东北军区。3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军区将第一六七师（由1948年2月25日在营口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暂编第五十八师改编而成），编入第五十军建制，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张梓桢。全军共辖4个步兵师，1个直属炮兵团。

第五十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进行政治整训，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和健全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革命的官兵关系，培植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时，从东北军区所属机关，部队陆续抽调各级各类干部466名，从辽北学院，长春青年干校等单位招收青年知识分子600多名，从牡丹江教导团调来460多名改造较好的云南籍解放军官到该军任职；又从东北翻身农民中补入5400多人，使部队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改善。该军也抽调2490名班以上人员和军官到东北军政大学和牡丹江教导团学习，调341名军官到教导队学习。通过整训，这支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快成为忠诚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彻底胜利而战斗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1949年6月14日，第五十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第四野战军建制。9月，到达湖北当阳地区，遵照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决定，第一五○师所属部队按营、连建制，分别划入第一四八师和第一四九师；第一六七师改称第一五○师，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李冠元。9月中旬，中南军区抽调部分干部到第五十军工作，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干部500余人也分配回军。10月，参加鄂西战役，俘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11月下旬，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成都战役，俘国民党军8100人，迫降1．7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50年2月，奉命归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回湖北沙市、钟祥一带参加农业生产和修筑汉江大堤工程。中南军区将补训第十五团、第十五医院调归第五十军建制。此时，加上在鄂西战役和成都战役中解放、收编的国民党官兵2．7万余人，以及在四川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1600余人，全军官兵已达5．8万余人。5月，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将收编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三个军的残部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七师，师长方墩，政治委员秦振，归第五十军建制，并在天门地区进行整训。

1950年9月下旬，第五十军奉命由湖北开赴东北，归东北军区指挥，在吉林西丰、辽原、磐石、海龙一带集结待命。在此期间，奉命撤销了第一六七师和军炮兵团，组建了三个师属炮兵营。

10月25日，第五十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粮食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1951年3月15日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踞的椴、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第五十军从朝鲜撤军回国。

第五十军在入朝作战的期间，广大指战员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鲍清芳，国际主义战士、二级模范王永维等功臣、模范1．4万人，有一个团、六个连、十一个班、七个组获荣誉称号，有7000余人获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或奖章。

第五十一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在武汉以南贺胜桥、金口起义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改编而来的。

1949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2月11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指挥所属部队120万人，在汉口至江阴间实施渡江作战。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第二、第三野战军首先在华东地区强渡长江，一举解放南京。5月12日至6月2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上海、南昌、武汉等地。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南撤。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轮，乘机率所属第一二八军军部及第三一二、第三一三、第三一四、第三○九师共2万余人。在湖北武昌以南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6月，起义部队移驻湖北省汉川县。7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张轸任军长，杨春圃任政治委员，李人林任副军长，杨焕民任政治委员，王亢任参谋长，罗通任政治部主任。以起义的第三○九、第三一二师合编为第二一一师，余景堂任师长，冷裕光任政治委员；第三一三、第三一四师合编为第二一二师，鲍汝沣任师长，杨进任政治委员。全军共8100余人，隶属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建制。1950年9月24日，第五十一军军部改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第二一一师与黄冈军分区合编为黄冈军分区兼第二一一师；第二一二师与大冶军分区合编为大冶军分区兼第二一二师，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

第五十二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一部改编而成的。

1949年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于8月4日率领绥署司令部、兵团部和三个军共7万人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起义部队达成协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部队在湖南省济阳县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国民党军第一九七、第二三二、第三○七师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师，并组成第一兵团下辖的第一军。11月，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2日命令及第四野战军10月20日命令，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一军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下辖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王劲修兼任军长，杨树根任政治委员，吴林焕、张诚文任副军长，周志飞任参谋长，钟明彪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改编为第二一四师，曾京任师长，蓝庭辉任政治委员；第二师改编为第二一五师，张景白任师长，江腾蚊任政治委员；第三师改编为第二一六师，余九成任师长，曹波升任政治委员。全军共1．5万人。1950年10月，第二一六师撤销，其人员补入第二一四、第二一五师。1951年9月2日，第五十二军军部撤销，所属第二一四、第二一五师归第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五十三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是以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保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1949年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后，在湖南省济阳县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湘东纵队、长沙绥靖公署警备大队等部改编为第二军，湖南省保安第一、第二、第三师改编为第三军。11月，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奉命正式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以第三军为主，将第二、第三军合并，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下辖的第五十三军。军长彭杰如，政治委员王振乾，副军长王振祥，参谋长杨文模，政治部主任张太生。辖第二一七师，师长姜和瀛，政治委员段良辉；第二一八师，师长何元恺，政治委员萧德明；第二一九师，师长周笃恭，政治委员王恨水。第五十三军组建后，隶属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建制。1950年10月整编，第二一八师撤销。1951年9月，第五十三军军部撤销，所辖第二一七、第二一八师改归第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五十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四军，是1952年10月在广东惠阳地区，由原第四十五军军部、直属队、第一三四师（欠四○○团）、第一三五师和原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一团等部，合编组建而成。

1952年10月，第四野战军奉命整编，将上述部队合编组成为第五十四军。丁盛任军长，谢明任政治委员，吴瑞山任副军长。原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师，蒋润观任师长，姚国民任政治委员；原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张晓冰任师长，蓝文兆任政治委员；原第一三五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五师，任思忠任师长，韦统泰任副师长。

该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入朝作战。经过两个月的抗美援朝动员教育和出征准备，于1953年1月21日，由广东惠阳北上，2月上旬，第一三○师进防朝鲜铁山半岛，担负抗敌登陆作战任务；军部和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进防辽东半岛，担负守卫海防和作战训练任务。5月2日，军部率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入朝，5月中旬各部先后进至平壤附近地区，接替第三十九军防务，担负西海岸抗敌登陆及平壤地区反空降作战任务。6月下旬，奉命由西海岸开赴金城前线，配属第二十兵团参加夏季反击战役。7月13日，战役开始，除第一三四师集结于洗浦里，为兵团预备队外，第一三○师配属第六十八军向梨实洞、北亭岭之敌发起攻击，第一三五师配属第六十七军由庆坡山向梨船洞、金城川之敌发起攻击。当日第一三○师即攻占424高地及866阵地；第一三五师攻占了梨船洞、芦洞里等地。尔后，各部队即转入防御作战。在阵地防御作战中，第四○四团第一营第三连二排长麻俊坤在自己三次负伤、双腿被打断的情况下，仍忍着剧痛趴在阵地上指挥，连续打退敌十余次进攻，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战后，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第三营第七连打退敌40余次攻击，出色地完成了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的任务，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连”称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军涌现出“国际一等功臣连”等先进集体和麻俊坤这样的许多英雄人物。

朝鲜停战以后，该军即在西起桥田里，东至北汉江地段担负三八线前哨阵地的守卫任务。为防止美军和李承晚伪军撕毁停战协定重新挑起战争，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战备施工。1953年11月，第五十四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改装，增加九个营，部队在经较大扩充后，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整编后，仍由丁盛任军长，谢明任政治委员，吴瑞山任副军长。第一三○师，蒋润观任师长，姚国民任政治委员；第一三四师，蓝文兆代师长兼政治委员。

1954年4月中旬，奉志愿军总部命令，第五十四军将金城池地区防务移交朝鲜人民军，部队移防至元山北玉坪、文川、龙潭里、高原、永兴地区，担负守卫东海岸的任务。1955年3月，五十四军又将东海岸防务移交朝鲜人民军，调防守备西海岸。

1958年5月和7月，第五十四军奉命分批回国。

第五十五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的前身，是第四十八军军部及第一四四师和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等部。

第一四四师的前身系1947年10月由冀察热辽军区乌丹分区直属部队和热辽军区独立第三师。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成立时，独立第三师改编为第三十三师，归第十一纵队建制，纵队司令员周仁杰兼任师长，陈文彪任政治委员。该师组成后，先后参加了隆化、平泉、昌黎、北戴河、绥中、锦西等战斗。1948年10月，参加冀东及北宁线作战。同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四师，副军长周仁杰兼任师长，钟文法任政治委员。1949年4月，随军南下，参加渡江、赣南追击等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湖北及赣西南广大地区。9月，该师兼宁都军分区，张书祥兼任司令员，李庭序、钟文法分别兼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担任宁都、零都、兴国、石城、广昌、寻邬、瑞金等地的剿匪任务。

第一四五师的前身系抗战胜利后，在阿城成立的哈东保安司令部，何延川任司令员，下辖三个大队。1945年11月，温玉成率新四军200余名军政干部到达哈东后，以哈东保安司令部为基础组成哈东军分区，温玉成任司令员，董浩然任政治委员，并将原辖之三个大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团。担任哈东地区的警戒和松花江地区的剿匪任务。1946年11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以哈东军分区机关一部及第一、三团与哈北军分区之第四团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温玉成任师长，张池明任政治委员。该师组成后，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和东北夏、秋、冬三季攻势。

1948年2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成立时，独立第二师改编为第三十四师，归第十二纵队建制。10月，参加东北最后一战。11月28日，第十二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第三十四师改编为第一四五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了天津战役。1949年4月，随军南下，先后参加了渡江、衡宝、广西等战役。1950年1月，兼管平乐军分区，执行剿匪任务。

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前身系1949年长沙起义之国民党军。11月28日，将起义中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一五师，张景白任师长，江腾蛟任政治委员，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一九师，周笃恭任师长，王恨水任政治委员。改编后，经过一段的教育和整训，使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1951年1月，进入广西，参加桂林、柳州、南宁地区的剿匪作战。

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将第二十一兵团部改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荆江分洪工程司令部，并将原辖之第二一四、第二一七师改为荆江分洪工程部队。另以第四十军军部及所属第一四四师，第四十九军所辖第一四五师和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组成新的第二十一兵团。第四十八军军部改组为第二十一兵团兵团部，第四十八军番号撤销。陈明仁任司令员，王振乾任政治委员，欧致富任第一副司令员，钟文法任第二副司令员，高起任参谋长。原第四十八军第一四四师仍为第一四四师；原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师仍为第二一五师；原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与第二一九师合编为第二一九师，第一四五师番号撤销。

5月初，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文化教育，该兵团和各师均组织了专门的文化速成学校，调集大批干部离职学习。同时，在各级机关中成立了文化补习学校，用以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部队以营为单位，按照战士的文化程度编成若干级的教学班进

行学习，经半年多的文化教育，在全兵团基本上消灭了文盲，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

10月8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陈明仁任军长，王振乾住政治委员，仍辖第一四四、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

1953年2月，第五十五军奉中南军区命令，由广西桂林地区移防广东湛江地区，担任守卫雷州半岛的任务。

十四、金戈铁马壮军威——东野特种兵纵队和铁道纵队

从无到有、“捡洋落”起家的特种兵纵队。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纵队首长大叫“炮兵有特务”。炮队入关，老百姓目瞪口呆：这是出关的“土八路”回来了吗？铁道纵队：五大野战军中独此一家。

特种兵纵队

1948年12月，当东野百万大军挥师入关之际，一支支金戈铁马的雄壮炮队，穿插行进在百万大军之中。华北沿途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这么神气的解放军队伍。那些用美国十轮大卡车拖着的美式150重型榴弹炮，炮筒子竟比路旁的电线杆子还粗，直看得他们目瞪口呆：

“咱们这儿的解放军队伍，咋就没见到过这么粗，这么多的大炮？”

沿途群众自然还清晰地记得：三年前，这些“土八路”也是由这条道出的关。不过那会儿，他们除了步机枪之外，最多还有几门扛在肩上的小迫击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随其后出关的“国军”，飞机、大炮、坦克装备齐全，又是何等的气派！当时东北的老百姓，即使是同情共产党的，也不敢相信：就凭他们这点儿队伍，能打过国民党？

但共产党就是神了！几乎是赤手空拳出关的炮兵干部们，入关时带回的则是一支五大野战军中最强大的特种兵纵队。东北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建设，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这里面凝聚着以朱瑞为首的炮兵创始人的不少心血。

自1945年8月起，我军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当年10月，东总用第一批到手的日军火炮，成立了一个炮兵旅。该旅下辖两个团，一团为山炮团，共5个连，15门山炮；二团为野炮团，共3个连，17门野炮。虽然号称1个旅，全部家当却只有32门小炮。除此之外，就是进入东北的各部队所携带的少量迫击炮了。虽然东野总部也曾要求下面部队努力收集火炮，但各部队对于所收集到的火炮，既无暇修理整顿，也因炮兵专业干部及兵源极度缺乏，而无力组建自己的炮兵部队。当时也有个别部队为了剿匪作战的需要，利用俘虏的伪满官兵成立过三两个炮兵连。但剿匪任务完成后，嫌火炮拖带不便，也就又放到了一边。所以在那个时期，各部队的炮兵始终未能有多大发展。

东北炮兵部队走上正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起于朱瑞来到东北之后。

1945年9月25日，为落实党中央创建东北大后方的战略意图，延安炮校的大部分人员在朱瑞校长的率领下，挺进东北。党中央又从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同时前往东北。于是朱瑞就一路走，一路会合，到达东北时已有千余人了。

朱瑞算得上是老炮兵了。1925年，刚满20岁的朱瑞被党送到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1930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1945年夏，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朱瑞又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校长。

朱瑞是爽快人，于起工作来大刀阔斧，说干就干。一到东北，他就把带来的炮兵专业干部一分为二：少部留炮校工作，培养新学员；大量的则被分派到各军区和各部队，协助下面建立炮兵部队。朱瑞将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千五——变学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到1946年7月，炮校完成了扩兵任务，并在原有的炮兵旅的基础上，充实了炮二团及战车大队，新组建了炮兵第三团。

为了解决火炮不足的问题，他一面要求下到部队的炮校干部们，广泛收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一面亲自带领炮校人员漫山遍野地“捡洋落”。日军丢弃的各种火炮大都残缺不全，就几门凑成一门炮。截止到1946年6月，全东北收集到的各种火炮就已达700余门。除炮校拥有的两个炮团及一个战车团外，加上各军区的炮团，总数已达6个乙种炮团、4个丙种团、6个炮兵营另20个炮兵连，总计80个炮兵连。

仅仅半年时间，东野的炮兵连增长了十倍！火炮增长了20倍！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他的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

三下江南战役之前和之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收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

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朱瑞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但由于战事紧张，接着便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主力部队的大踏步后撤，这一决定暂被搁置下来。直到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才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校长、政委、副校长均由朱瑞、邱创成、贾陶兼任。

炮司下辖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迫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截止到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则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北满炮兵部队干1946年11初开始参加战斗。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炸药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由于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

除此之外，在炮兵使用战术上，各部队也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

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

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参战的四个步兵师东西南北各一个，四个炮兵团也不偏不倚每师分一个，各师再把分到手的炮连分到各团、各营，甚至分到尖刀连。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东野炮兵建设也步入了第二阶段。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为总结一年来炮兵建军与作战，在双

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提出：炮兵部队的作战，应以直接射击及近战为主，以“快”、“准”、“猛”为准则；炮兵部队的整训，军事上以提高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整顿纪律为主。

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开始后，5月22日，朱瑞亲率东野炮兵主力南下，配合六纵发起的拉（法）吉（林）战役。先是在老爷岭山下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随后又渡过松花江，攻取华甸。

6月中、下旬，炮司部队又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共计集中使用了47门野榴炮。这是东野直属炮兵部队，继德惠攻坚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城垣突破作战。正是通过这次作战，东野炮兵部队初步掌握了步炮协同战术。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野炮兵基本走上了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后，步兵部队一改过去“炮兵帮倒忙”的看法，见到自己的炮队开过来，远远地就欢呼起来。行军中遇到交通堵塞，无论自己的任务多急，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历来靠血肉之躯冒死爆破的我军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对炮兵重要性体会最深的部队了。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展开“战评”及“想办法”运动，从而使得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于攻坚作战已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由于炮兵在上述攻坚作战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步兵的赞扬和受到了东总的嘉奖。

1948年4月，炮兵司令部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一年来的作战，研究了步炮协同与炮兵使用等问题。

据这次会议上的详细统计，整个东北野战军共拥有143个重型山炮连，12个步炮连，7个战防炮连，43个混合炮连，70个迫击炮连，总计275个连。全军山、野、重炮572门（其中包括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79门），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4518门。炮司炮工处亦通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建起了三个炮械修理厂，工人已达近千人，先后装修火炮600余门，生产炮弹10万余发。

1948年8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

苏静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骡马化野榴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二个摩托化高射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工兵营。除此之外，东野的12个野战军中，军有炮团，师有炮营。

1948年9月，东北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正当炮兵部队满怀豪情地投入大决战之时，第四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朱瑞司令员，却不幸于1948年10月5日，牺牲在义县城垣下。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朱瑞是把义县攻城作战看作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但他却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攻打义县只是攻克锦州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初便折了一员大将。朱瑞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牺牲的唯一高级将领。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朱瑞虽然牺牲了，炮兵之魂却存。1948年10月中旬，东野炮纵几乎全部投入了锦州攻坚作战。14日上午10时10分总攻打响，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呼啸的炮弹如同雨点般砸向锦州城垣，射向敌守备要点。在炮纵的有力支援下，攻锦部队仅用了32个小时，就将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全部解放。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通过锦州、辽西大捷和长春、沈阳的解放，国民党军东北精锐遭到全歼（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四野战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71门，其中包括150毫米重榴炮36门，100毫米重榴炮34门，各种高射炮69门，坦克47辆，装甲车131辆。第四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炮兵司令部利用缴获的装备和解放战士迅速扩充部队，人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扩大了一倍多，机械化部队亦大大增多。出于作战指挥的需要，特司曾设立了三个临时指挥所：由热河炮兵旅部改编为第一指挥所，指挥三个骡马炮兵团；以辽北军区司政后大部人员成立第二指挥所，指挥三摩托化炮团；以松江前线机关一部成立战车指挥所，指挥坦克、装甲车部队。

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静、贾陶、匡裕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由临时指挥所及其所辖部队组编的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炮一师（骡马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刘澄瀛，炮二师（重炮师）师长沙克，政治委员王枫梧，炮三师（战车师）师长曾克林，政治委员杨永松，骑兵师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林茂元。

1948年12月，特种兵纵队特司除少数留沈外，大部随四野主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攻坚战特种兵纵队再显神威。主攻部队在特纵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只用了29小时，便将敌自称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的天津城全部拿下，从而极大地震撼了傅作义，提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特纵又接收了傅作义第九十四军军部、战车第三团、空军高炮第三团、工兵第二十团。其余装备及人员则补入各野战军。补充后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编制为：二个炮兵师（共七个重炮团），一个战车师（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团、一个战车教导团），一个高射炮指挥所（辖三个高炮团），一个工兵指挥所（辖二个工兵团），成为了五大野战军中最为强大的特种兵纵队。

三大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一部随四野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进军，一部留驻华北。1949年4月18日，四野的两个炮兵师，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全军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七个炮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五团至第三十一团；三个高炮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团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三个战车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

铁道纵队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有五大野战军，但是唯独东北野战军拥有一个铁道纵队。原因就在于东野占有了“地利”之先。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普遍落后。但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其铁路运输网相对而言也就成了最为发达地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敌我双方出于军事运输及作战考虑，对于铁路线的控制都极为重视。

自1945年8月我军陆续进入东北后，就非常重视东北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并迅速派出人员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当时除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外，东北各军区还为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相继成立了护路部队。

到1946年初，东北护路部队已发展到3400余人。东满各线有何德全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余人；西满各线有郭维城领导的护路大队800余人，彭敏、阎九祥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的护路部队也相继成立。

1946年6月，为加强对各军区护路军的总体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铁道司令部。总部设在哈尔滨。苏进任司令员，王光文任副司令员，张进任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郭德林任政治部副主任，郑思索任供给部长。

12月，铁道司令部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下辖东满护路军（司令员何德全，副司令员吉合，参谋长师军）、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参谋长彭传清）、南满护路军（代司令员阎九祥，副政治委员郭延林）、中部护路军（司令员张鹤鸣，政治委员刘居英，副司令员曹志学，参谋长徐斌）。

在护路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铁道护路部队迅速发展，截止到1947年秋，东野护路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并被编成七个步兵团，第一、第二、第三团由护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则分别隶属各军区领导。护路军配合后方剿匪与前方作战，担负着北满解放区的5000多公里铁路线的护路任务。

自1947年5月中旬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强大攻势，并取得巨大胜利后，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但新获铁路沿线桥梁线路多遭破坏，前沿铁路运输不通。为加快抢修使之迅速投入作战运输，1948年2月，护路军司令部将所辖的第六、第七步兵团合并组成为铁道第一团；将第四、第五步兵团合并组成铁道第二团。每团下设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担负线路、桥梁和通信设施的抢修；第二大队担负机务、检车、给水、站务等运输任务；第三大队则担负铁路沿线和抢修现场武装防护。从此，护路军的性质也就由原来单纯的护路作战，开始向一支崭新的铁道技术部队的转变。

铁道团组成后，根据各铁路线的破坏情况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作战意图，配合铁路职工立即投入了吉长、哈长和大郑线的紧张抢修。

铁一团配合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第一工程处，从3月上旬开始，先后抢修了通辽至彰武、彰武至新立屯、新立屯至阜新间的铁路线，并于8月中旬，恢复了郑家屯至阜新间的铁路运输。

铁二团

从4月20日开始，投入吉长线的抢修工程，先是完成了孤甸子至兴隆山间线路修复和通信架设工程，后又在吉林铁路办事处的协同下，修复了饮马河大桥，使铁路从吉林一直延伸到国民党军北满大本营——长春。

步兵第一、第二团也各抽出一个连，组成两个临时抢修大队，配合哈尔滨铁道管理局职工，参加哈长线双城至陶赖昭间的铁路抢修工程，并于6月3日峻工。

上述各线的通车，不仅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经济联系，而且为加强我秋季攻势的战备工作，支援我军解放锦州和围攻长春的作战，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经东北局决定和中央军委批准，7月，以护路军属部队为基础，吸收铁路员工和技术骨干1200名，另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整编成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整编工作自7月下旬开始，至8月下旬基本结束，全纵队共计1．7万余人。

铁道纵队领导机关，由护路军领导机关与牡丹江军区领导机关一部合并组成，隶属铁路修复局直接指挥。纵队司令员由铁路修复局局长黄逸峰兼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后由铁路修复局第一副局长李寿轩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由何伟兼任，供给部长郑思索。纵队下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由铁一团、嫩江军区独立第三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6人组成，共计4309人。支队长于磊，政治委员杜国平，副支队长钱潜，参谋长张进，政治部主任杨培君。

第二支队以铁二团、吉林军区独立第六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1人组成，共计3407人。支队长刘震寰，副支队长萧春光，参谋长张峰铭，政治部主任李子华。

第三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三团五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两个营、牡丹江军区一个营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41人组成，共计3611人。支队长彭敏，政治委员徐斌，副支队长汪祖美、张云山，参谋长何海如。

第四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一团三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一个营、吉林独立第六团五个连、护路军梅河口两个大队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145人组成，共计3996人。支队长郭延林，副支队长王景利，政治部主任刘益。

铁道纵队自成立之日起，便担负着直接为前方作战服务和与各地铁道员工密切配合，恢复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双重任务。东野总部对铁道纵队极为重视，罗荣桓政委曾亲临铁纵机关讲话，以多罗宁将军为首的苏联专家也具体参与了铁道纵队的整编工作。

当时东野正酝酿着辽沈战役，并将首战目标指向了东北敌军的主要补给地与战略要地锦州。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战略大决战中，部队的调动、粮食弹药的供应，尤其是特种兵部队的运送，必须主要依靠铁路交通来完成。但当时靠近敌占区的铁路，多数己被我军出于当时的战略目的而破坏。于是铁道纵队成立后，立即投入了通往锦州、长春、沈阳铁路的抢修工程。

纵队命令第一支队继续完成原属铁一团的任务，沿新义线向义县抢修，以支援锦州作战；第二支队继原属铁二团的任务沿长吉线向长春抢修，以支援我军围歼长春之守敌；第四支队则待命于梅河口一带，暂时协助路局补修铁路；各支队并准备根据战役的发展继续前进抢修，以保证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沟通东北各主要铁路干线的运输联系。

各支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抢修工程中去。由于铁道纵队全体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东北铁路主要干线得以迅速通车。这不仅直接援助了辽沈战役和围歼长春守敌的作战，而且对恢复和发展东北生产，以及保证东野部队顺利入关参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为保障东北野战军即将向关内的进军，铁路急待南伸。第一支队遂于11月20日，沿北宁线继续向山海关挺进。

当时为阻止华北侯镜如兵团援锦，此段铁路为我军破坏较严重。许多地段的钢轨翻倒在路基下面，枕木也不知去向。但好在桥梁破坏甚微，而且又是复线，于是第一支队得以就地取材，拆一条补齐另一条。

一支队为加快进度，黑夜派人前出调查，白天跟进抢修。当时东野入关先遣部队尚未出发，山海关仍被残敌盘踞着。当支队前抵山海关时，不得不派出两个连前往万家屯监视敌人。但没想到山海关之敌将他们当成了我入关部队的尖兵，竟闻风弃城而逃。在铁道纵队的日夜奋战下，至12月初，沈阳、锦州、长春、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大城市铁路均已连成一片，并可通向关内。从而为11月底至12月初入关的东北百万大军和军用物资的运输，铺平了一条大道。

12月上旬，铁道纵队司令部在秦皇岛召开会议，明确了东野铁道纵队今后的任务，就是修复全国的铁路。会议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野战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从此，东野铁道纵队的战斗空间，便由一个东北战略区扩大到全国范围。

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铁道纵队又投入了修复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的新任务，并于7月，将这两条南北大动脉修通至长江北岸。从而为我各路大军的胜利渡江以及进军江南的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证。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归军委铁道部领导，并撤销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均由铁道部直接指挥。5月，中央军委又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铁道纵队改称铁道兵团，恢复兵团机关。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任兵团司令员，副部长吕正操任兵团副司令员，原铁纵参谋长李寿轩任兵团参谋长。

第四野战军的铁道纵队，不仅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而且也正是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道兵这一崭新的兵种。

引言：西北军魂

第一野战军，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主力部队之一，是军委麾下的一支劲旅。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地方武装改编、组建起来的。其发展沿革经历了晋绥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阶段、西北野战军阶段和第一野战军阶段。

这支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的参与决策、协助指挥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友邻部队的积极配合，胜利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这支英雄的部队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以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时，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治委员的统一指挥下，立即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切断了平绥铁路，解放了大片土地。

日本投降后，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划出，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仍保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番号，辖五个旅和五个军分区，共2.8万余人。而当时国民党以八个军和三个骑兵师共20多万人的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甚至企图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陕甘宁边区军民对国民党军袭扰和局部进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北人民解放军南线出击，迎接中原突围的第三五九旅胜利回到陕北；通过榆横战役，打击了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队在北线的袭扰；粉碎了胡宗南、马鸿逵集团偷袭延安的计划；在关中分区争夺战中，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周士第指挥晋北野战军发起晋北战役，张宗逊指挥大同前线人民解放军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给国民党部队以沉重打击。在1945年9月至1947年2月一年多时间里，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连同民兵、游击队作战250多次，共歼敌一万余人，争取敌军5000余人起义，保卫并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当胡宗南集团1947年2月大举进攻延安时，彭德怀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彭德怀镇定自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经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挫伤了胡宗南集团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内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为吸引胡宗南集团主力北调，配合陈谢大军南渡黄河，彭德怀指挥所部发起榆林、沙家店战役及一系列反攻作战，大量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1948年，西北野战军面对五倍于已的敌人，果断地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发起宜川、黄龙山麓、西府、澄合、荔北和冬季等战役，将战争从陕北转向了渭河以北的关中地区，继续钳制并削弱胡宗南集团，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追击阶段，但在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此形势下，第一野战军在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前先后发起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解放了陕西省会西安和陕中广大地区，击退了胡、马两军的联合反扑，为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条件。

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第一野战军在数量上已占相对优势，在西北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加快解放大西北的进程，第一野战军按照“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决策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重兵集团；以“钳胡打马”的方针发起西北战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兰州战役，攻克了被青马称为“攻不破的铁城”兰州。第一野战军乘胜前进，解放西宁，彻底摧毁了马步芳家族的封建统治。

从1949年9月起，第一野战军指战员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以势如破竹之势力解放西北全境。第一野战军分兵发起宁夏战役、河西战役，扫清陕南、陇南残敌，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全境。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第一野战军还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将五星红旗插遍祖国的天山南北。

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后，各部队开展了剿匪、生产、屯垦戍边、协助地方建党建政、土地改革等工作，为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野战军的官兵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宝塔山下，关中平原，黄河岸边，天山南北，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埋下了英烈们的忠骨。

中国各族人民将永远记住这支英雄的部队，永远怀念英雄的战士。

第一野战军不朽的功绩永垂青史！

一、威武之师

第一野战军正式成立，彭大将军挂帅，战将云集，独臂将军贺炳炎、胡子将军王震、儒将许光达……他们的部队兵强马壮，跃跃欲试，解放大西北的时机终于到了。

1949年1月，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精锐力量。我军力量已具有优势，全国的战略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共146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敌100多万正规军中，位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19个军64个师约41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和广州绥署余汉谋部共17个军57个师36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约20万人；位于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6个军28个师17万余人；位于太原地区的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6个军14个师7万余人。位于川、康、黔、滇等省的重庆绥靖公署张群部，以及青岛、新乡等孤立据点和绥远西部之敌共10个军31个师约24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一些军以及马步芳部未受我军严重打击，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组成的，或者是多次被歼又多次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

我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1949年1月，我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也很迅速。1943年，西北野战军以6.8万人的兵力向优于己数倍之敌进攻，共消灭敌军约16个师11.5万人，收复了延安，解放了黄龙地区，并一度解放了渭河以北及关中东府、西府等20余县。

整个战略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了包括要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在内的求和声明，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加强对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控制，并在闽、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企图把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

依据全国的战略形势，针对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

1949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我们要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稳步前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要有一套城市政策；要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方仲如任后勤副司令员。野战军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每个军辖三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各军编有直属炮兵团、工兵团及警卫分队。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原第三五八旅改编），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第二师（原独立第一旅改编），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原独立第七旅改编），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该军由原第一纵队改编。

第二军：工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郭鹏、顿星云任副军长，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四师（原独立第四旅改编），师长顿星云兼政治委员杨秀山；第五师（原第三五九旅改编），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原独立第六旅改编），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该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编。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朱明任副政治委员，李文清任参谋长，邓家泰任副参谋长，江勇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师（原独立第二旅改编），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原独立第三旅改编），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原独立第五旅改编），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该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编。

第四军：王世泰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刘拧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师（原警备第一旅改编），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原警备第三旅改编），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原警备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该军由原第四纵队改编。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徐方清任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陈海涵任副参谋长。下辖第十六师（原教导旅改编），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原新编第四旅改编），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该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编。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旅改编），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第二十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二旅改编），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该军由原第七纵队改编，仍留山西作战。

第八军：姚喆任军长。下辖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一旅改编），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四旅改编），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该军由原第八纵队改编。

第一野战军直辖骑兵第一师（原骑兵第一旅改编，仍留晋绥作战），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骑兵第二师（原骑兵第二旅改编，西北军区建制，随第一野战军作战），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第一野战军共15.5万余人。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彭德怀是一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指挥员。他指挥作战的艺术，毛泽东主席十分信赖和赞赏。毛泽东曾亲笔题写过一首诗，赠予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如今仍被人们广泛传诵，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彭德怀，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总。他的一生，既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又曲折坎坷。

他曾说过：“我一生有许多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之时，他当然没有时间去讲他的故事，因为战场上需要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需要他。

彭德怀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因母亲去世、父亲病重，不得不失学砍柴卖钱，以补助家用。他为别人放过牛，当过车水工、堤工。

1916年，彭德怀到长沙投军，编在湘军第二师第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兵，当过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1928年7月，同滕代远等率领独立五师一团发动平江起义，随后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同年底，率红五军主力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他指挥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105天的战斗过程中，总计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大批战利品。抗战八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彭德怀还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共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高贵品质，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1947年3月，他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等运筹帷幄，决策军机。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彭德怀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卫延安的部署上。彭德怀以后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与他1947年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有很大关系。

1947年3月12日，彭德怀从金盆湾、茶坊、临真镇等地检查边区防务后回到延安，前往毛主席的窑洞汇报有关情况。

彭德怀推开门，只见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围坐在火盆边。毛主席见彭德怀进来，欣喜地说：“快来，快来，你真是神速啊！”

彭德怀径直走到火盆跟前，在朱德给他让出的地方坐了下来，伸出两只冻僵的手搓了两下，放在火上烤着。

“部队情况怎样？”毛泽东重重地吸了两口烟，边弹烟灰边问。

“习政委他们的情绪如何？”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很关切地问。

“打阻击的部队士气旺盛，指战员信心足，决心大，总的情况很好。只是部队缺乏弹药，一挺机枪还不到50发子弹，有的迫击炮也只有20发炮弹，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谈了些部队情况后，大家又对《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把卖国贼的血爪斩断在延安门外》谈了各自的看法。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的神情严肃起来，他似乎鼓足了勇气，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

“我有个建议……”他好象又有些犹豫，怕说出来引起误会，所以刚开了个头就顿住了。此时，大家都注视着他，心想：这个心直口快的彭大将军今天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彭德怀最终还是说出了心里活：“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应该有一个统一指挥。”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为了革命利益，他没有顾及可能引起的怀疑和猜测。

窑洞里很静，大家都在考虑彭德怀所说的话，都在思考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德怀说的有道理。晋绥正在整党、整军、土改，贺龙同志正忙那边的事，一时抽不出身，再说，作为陕北的大后方，晋西北也需要他。”毛泽东自言自语，声音比较小，不过在场的人都能听到。

彭德怀见主席认为有“道理”，但大胆而带试探性地说：“在贺司令员未来延安之前，陕北的部队是否由我暂时指挥一下？”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将目光转向朱德，接着望望周恩来、刘少奇，算是征询大家的意见。由于共事时间很长，主席从大家的目光中已知道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便说：“危难受命，勇挑重担，德怀同志，你可是又为我分忧哇！”

任弼时接着说：“好，好，刚才主席还让我这个秘书准备一个腹稿，先国际后国内，再讲到中国命运，党员的责任，动员你挑起保卫延安的重担，没想到你彭大将军主动请战！”

就这样，彭德怀挑起了保卫延安的重担。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从此彭德怀就一直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

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

张宗逊1908年2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赤水镇堰头村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幼年受叔父张浩如反帝爱国思想的熏陶，立志拯救人民，振兴祖国。早年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奉命离开国民党军队，到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工作。后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十连副连长、连长。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张宗逊率十连随团一梯队行动，担任尖兵连连长。起义部队进攻受挫后，张宗逊被迫带领全连转移到文家市，与毛泽东领导的三团会合。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团部任参谋，后任特务连副连长。在一次行军休息时，毛委员走到张宗逊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张宗逊坐到他身边。随后亲切地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他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我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张宗逊感到心中特别豁亮，他好象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10月24日，张宗逊护卫毛委员到井冈山大井村。深秋季节的井冈山天气变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张宗逊和罗荣桓、曾士峨三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生产的红米和南瓜。生活虽艰苦，但张宗逊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脍炙人口的民歌：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稻草，软又黄，

金丝被，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1929年，张宗逊随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先后任红四军三纵队九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红十二军代参谋长，参加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后来，红十二军以教育队为基础，扩编为三十六师，张宗逊任师长，邓华任政委，参加了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1月3日，张宗逊率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干部队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当天中午会见毛主席。毛泽东主席亲切地对张宗逊说：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1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到职后立即组织军委纵队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1月13日张宗逊随军委纵队进驻延安城。1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兼任富县、甘泉警备司令。他赴任新职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毛泽东主席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张宗逊上任后，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阻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进城工作。

8月上旬，张宗逊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师长，政委是李井泉。

抗日战争时期，张宗逊出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遵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在敌后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袭击、伏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在我军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张宗逊指挥三五八旅协同兄弟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9次，毙伤日军220人，俘日军10人，攻克一个据点，破坏铁路20里，公路15里，桥梁两座，完成了师部交给的作战任务。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加强根据地人民武装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1940年10月30日在兴县组成晋西北军区，由各旅或纵队的领导机关兼军分区的领导机关。张宗逊出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在反对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备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的战斗中，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在晋西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组织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并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寻歼小股敌人，或转到外线断敌交通，袭敌据点，在多种形式的打击下，“扫荡”的日军整日不得安宁。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增调部队，准备闪击延安。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抵延安以南、富县以西的葫芦河地区，和新四旅、教导旅呈弧形布防在南边通往延安的要道隘口上。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八路军预有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电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此结束。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突然事变，张宗逊奉命率领三五八旅就地驻防，扼守延安的南大门。

1945年7月，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胡宗南部奉蒋介石密令，向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袭击旬邑、耀县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习仲勋任政委，抽调了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8月8日午夜，张宗逊指挥反击部队向爷台山发起总攻，战至10日，歼灭顽军胡宗南部一个营又五个连，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战斗结束后，临时指挥部撤销，张宗逊随三五八旅开往晋西北创建吕梁山军区，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绥野战军成立后，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张兼任晋绥军区下属中的吕梁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军分区。张宗逊指挥五个分区的部队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迅速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革命力量。

1947年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张宗逊任司令员。随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在延安、安定、瓦窑堡、清涧之间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为稳定西北战局，促进敌我力量对比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

赵寿山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是杨虎城的部下，是国民党的爱国将领。

他1894年12月生于陕西省户县。青年时期，他很钦佩杨虎城的革命爱国精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不满，因而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他积极主张抗日，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指挥孔从洲的部队负责解除西安反动武装，维护西安社会秩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第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寿山被任命为该军第十七师师长。

杨虎城回国被逮捕后，赵寿山公开表示不满。当时军统局西北区情报站转报蒋介石说：“杨虎城旧部的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是共产党员。西安事变时期，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们认为赵寿山是“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

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命令三十八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7月21日，赵部十七师从三原出发，8月2日到达河北保定，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10月，赵部十七师1.3万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太原失守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东南溃逃。赵部第十七师也疲惫不堪。共产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建议赵部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赵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先后到绥德、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共同合作抗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十七路军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赵寿山感到国共合作前途渺茫，决心投向共产党，并获准入党。而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一直不放心。1943年冬，蒋介石调赵寿山到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使他与部队脱离。1944年3月，又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调赵寿山至甘肃武威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任第三集团军空头司令，而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第三十八军军长，实行“抽梁换柱”。

赵寿山临行前向旧部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率一部在河南洛宁之故县起义，投奔解放区。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并参加了前敌总指挥部工作，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

第一军军长贺炳炎

贺炳炎是位独臂将军。他是湖北省松滋县人。1928年秋，贺龙率部打到松滋，对当时的贺炳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1929年春贺龙率部再到松滋时，贺炳炎和父亲一起参加了革命。刚入伍时给部队喂马，后来当了勤务员，不久调到总指挥部手枪队当战士、班长。

1930年底，贺龙部在松滋杨林市地区遭敌重兵围攻，贺炳炎和手枪队的战士护卫贺龙、邓中夏等军团首长突围，与尾追不舍的敌人奋力拼杀，但仍难以摆脱危境。贺炳炎急中生智，一刀砍破马驮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哗哗落地，敌人见钱果然眼红，顿时你争我抢，顾不上追赶红军。待敌人主力扑来时，贺炳炎等早已护卫军团首长突出了重围。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川军乘红军主力已开赴襄北作战之机，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良，分兵三路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扑来。为保卫分局和军委会，军校学员奉命参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了身边的学员，而自己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就与学员们一起投入了战斗。

他学着当年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样于突入敌阵，左砍右杀，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毙了命。接着，他又捡起敌军的枪支，勇猛地向敌人射击。军校学员越战战勇，扛得川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的勇敢行动轰动了军校，学校给予他嘉奖，说他胆大顽强，而学员们则赞许地称他“贺小龙”。

贺炳炎听到这个称呼，感慨地说：“谢谢大家送我的这个绰号。和贺龙总指挥比，我不敢；但学总指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却是我的座右铭。”

1935年12月22日，贺龙部在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与敌陶广纵队的两个师遭遇，此时，贺炳炎已成为红军红二军五师师长。贺炳炎站在一块大石后观察着战斗态势，他发现敌人虽占据有利地形，但未筑工事，立足未稳，便果断下令：

“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

贺炳炎亲自带领特务连展开攻击，顿时枪声、喊声漫山遍野，刚登上山顶的国民党军满以为占了上风，没想到红军从侧翼攻了上来。

“快，快，调转枪口，打山后的红军。”陶广急忙调整部署。

贺炳炎见敌人被吸引过来了，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开火。

突然，“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贺师长身边爆炸，气浪把他掀倒在地。贺炳炎抹了抹脸上的尘土，发现身边的机枪手牺牲了。

红军的机枪一停，国民党军已冲过来了。贺炳炎一纵身跃起，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本来就怕死的国民党军见碰到这样一个强硬的对手，只得边战边退。

贺炳炎见敌人在撤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冲锋时，突然一梭子弹从侧面飞来，贺炳炎右臂中弹，鲜血从厚厚的棉衣袖上的弹洞中涌出。开始，他神志还清，挣扎着想去包扎，但没走几步就一头裁倒在地，晕了过去。

贺炳炎被送到战地临时救护所后，经紧急抢救，伤口不再流血了，人也清醒过来。他见贺龙在身边，忍着巨痛说：“没……关……系，只……是……挂了……点花。”

卫生部长贺彪心情很沉重，因为作为医生，他心里十分清楚：贺炳炎的伤很严重，右臂的骨头被打碎了，必须截肢！他只得如实向贺龙做了汇报。

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急切地问：“你看清楚了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贺彪理解贺总的心情，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这样，贺炳炎失去了右臂。他含着眼泪，担心地问贺龙：“我还能打仗吗？”

“为什么不能！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贺龙握着贺炳炎的手，鼓励他说。

手术后，贺炳炎仅在担架上躺了六天，就又骑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在长征途中，贺炳炎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适应了“一把手”的生活。

后来在贺龙麾下的红军十八团中又出了一位名震西北的独臂将军，他失去的是左臂，他就是余秋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采访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时曾这样描述他：“他长得矮胖结实，宽宽的脸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声音爽朗，举止粗犷，挥动着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手势。”

贺炳炎任团长，与贺炳炎同在十八团的余秋里任团政委，不知是命运的巧合，还是战争的捉弄，在团长失去右臂后不到一年，团政委失去了左臂，于是两个“一把手”成了最好的搭档。正是这一对搭档，带出了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个部队成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的基本骨干。

1937年8月，红二军、红六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贺炳炎、余秋里团改编为三五八旅七二六团，在冀中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第二年，一二○师组建八路军三支队，以原红二军十八团为骨干，贺炳炎任支队司令，余秋里任政委。于是，两个“一把手”的部队，首战板家窝告捷，敲了日军一闷棍；二战朱占魁，给了土匪队伍一记耳光；三战柴恩波，平息了独立二支队的叛乱……

1940年4月，贺炳炎调往延安军事学院学习。11月，八路军三支队缩编为第八团，归三五八旅建制，余秋里任团政委。西北野战军成立时，由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贺炳炎先后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

第一野战军成立时，第一纵队改编为第一军，原三五八旅改编为第一师。贺炳炎任第一军军长，余秋里任第一师政委。

第二军军长兼政委王震

王震，人们都称他“胡子将军”。他是一位从湖南走出来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著名战将。

他1908年出身在湖南浏阳，是毛泽东的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王家十个子女中，王震是老大，因此13岁时不得不只身到长沙打工。加入共产党后，王震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0年9月12日，对于王震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天。由于红一方面军攻击长沙失败，决定全线撤退，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在这一天正式转为正规红军，而且在这一天，王震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向毛泽东介绍王震说：“这是王震，湘鄂赣边区浏湘特区区委书记，赤卫军第六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支部书记……”

“王震！”毛泽东高兴地说：“久闻大名哟！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那些传单和布告设计得很不错。”

王震说：“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里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住地方、老财和民团，便鼓动我改这个名字。我是个粗人，没喝过多少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

“我看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之手，倒像经过你所说的粗人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毛泽东赞许地说。

接着，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二攻长沙的情况，并告诉王震，中央决定抽调湘东各地游击队，组建湘东独立师，以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几天后，王震带着百十号人踏上了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红军独立师的崎岖山路，也踏上了漫长的南征北战的军旅之途。

此后，王震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红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委、红二军团政委等职。

在长期的征战途中，他的面庞日渐消瘦，而他满脸的络缌胡子却长得又密又长。不少人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说：“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就是他的胡子，也引出不少传奇故事。

抗战爆发后，王震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1938年出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从此，他与三五九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五九旅在华北前线是一支能打仗的部队，然而陕甘宁边区严峻的形势，令这支英雄之旅较早地离开了前线抗战的大舞台。人们提起“三五九旅”，更多的是与南泥湾联系在一起。南泥湾开荒，三五九旅一万多名勇士创造了奇迹！

中原突围，王震及他率领的部队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正是三五九旅的艰难征战，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打乱了敌人的围歼部署，使中原军区主力赢得了时间。有人就这一行动写了一首打油诗：

李郑大军进鄂陕，

王震将军入秦川。

南北形成磨两扇，

磨死老狗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王震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一直在彭总指挥下作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的前身就是三五九旅。

第三军军长许光达

许光达善打硬仗。他原名许德华，是湖南长沙人。1926年1月，这位农民的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广州黄埔，被编进了黄埔五期炮科十一大队学习。在黄埔军校，许光达听过周恩来等人的演讲，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当见习排长。当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他奉命率领部队，经过连续几天的爬山涉水，终于在宁都城里找到了起义军第二十五师。许光达在师部见到了师长周士第，周师长把他安排在七十五团当排长。

七十五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在攻打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许光达不久升任十一连连长，在一次阵地战中，被炮弹炸伤。他在一农家养好伤后，又跋山涉水去寻找组织和部队。1928年8月，许光达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不久，许光达任红六军参谋长。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二军、红六军，许光达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

1931年5月，红二军团整编，许光达任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三军召开了庆功大会，庆祝二十二团凯旋归来。不久，许光达任八师师长。在一次攻坚战中，许光达被敌人机枪扫中，负伤后送往上海治疗。恢复健康后到莫斯科学习。

1937年回国后，许光达历任抗大教育长、西北军区独立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在八年抗战中，他的指挥素质和军事理论素养更加成熟，已成为军内外公认的一员儒将。

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任第三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统一编制后，许光达纵队改编为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

在一野部队中，还有许多战将，如第四军军长王世泰、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第八军军长姚喆、师长黄新廷、王尚荣、唐金龙……

他们和他们率领的部队都有辉煌的战绩，都有不平凡的经历。

中央军委在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的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也作了明确的安排：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还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其中给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十八兵团）则准备入川。

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等到了歼灭其生死对头——胡宗南集团和马匪集团、胜利解放大西北的这一天。

二、生死对头

第一野战军的生死对头——胡宗南部被彭德怀的部队打得狼狈不堪，损兵折将，但仍在做最后的顽抗。青、宁“马家军”气焰嚣张”扬言要与第一野战军决一死战。

在第一野战军成立之时，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约40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3个军约17万人，其主力猖集于陕中及渭河流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马鸿逵部及蒋系部队共八个军约14万人，分别防守甘、青、宁三省；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三个整编师约7万人驻守新疆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一个军约1万人驻守陕西榆林地区。

第一野战军的生死对头——胡宗南部

胡宗南曾是蒋介石的一张王牌。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记录：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

胡宗南1896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朱家塘楼的一所旧宅内，后随经商的父亲到孝丰县长住，占籍湖州孝丰。

胡宗南早年读过私塾，主攻《四书》、《五经》，13岁时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学习。17岁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毕业后回到孝丰县立高小，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这期间，他到过上海、杭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参观访问，感触颇深，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但一直没有机会，也很难下决心。不久，他与一位名叫阿英的姑娘相恋，但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件事时，没想到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其父强逼他与炕口乡下一位烟酒都会的粗俗女子成亲。新婚之夜，他意外地发现该女子已不是处女，感到受到了愚弄和欺骗，从此陷入苦闷之中。1924年春天，他离家出走，在上海毛竹行行长章旭初的帮助下，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胡宗南由于读过不少书，所以成绩考得不错。但在复试时，由于他身高不足一米六而被淘汰了。为此，他十分伤心，独自一人在校门口流泪。碰巧这情景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发现了。廖仲恺走上前问：

“小伙子，你怎么了？”

胡宗南看到这个人的派头不小，或许正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机，便将投考军校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言语中带着恳求和期望。廖仲恺见他投军心切，便掏出笔来写了一张字条：

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

廖仲恺急草

他对胡宗南说：“你拿着这张条子找考官吧！”

正是这张条子，使胡宗南侥幸成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

初夏，胡宗南与徐向前、陈赓、左权、贺衷寒、杜聿明、李仙洲、郑洞国、俞济时、范汉杰诸位同学，一起踏上四面环水、景色宜人的黄埔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黄埔军校门外，临近码头的地方扎了一道非常漂亮的彩门，上面写了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是：

革命者来

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时，孙中山夫妇在校长蒋介石的陪同下，乘苏联制造的军舰来到了黄埔岛，亲切接见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开学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在校长办公室找胡谈话。胡宗南一听，十分紧张。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由于心跳得厉害，敬礼时显得很生硬，手指老是贴不到帽沿。蒋介石知道胡很紧张，禁不住笑了，便说：“胡宗南，你紧张什么？本校长又不是狼，难道吃了你不成！小伙子，快坐下。”

胡宗南的神经轻松了一下，但此时已是满头大汗了。

蒋介石见状，忙从自己口袋中掏出一条手帕给胡宗南。胡宗南接过手帕，连声说：“谢谢！谢谢！”便埋头擦汗。

“你是什么地方人？”只听见蒋漫不经心地问。

“浙江湖州孝丰人。”

“孝丰？这么说，你与本校长是同乡嘛，不过，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我们宁波方向的？！”

“对，对，校长听力真好。我童年是在宁波镇度过的，七岁时才随家父到孝丰。”

“我是浙江奉化人。从镇海到奉化，只要几小时的路程，我们算是真正的同乡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宗南有幸与您相识，今后全靠校长栽培。”

从此，胡宗南成了蒋校长家的常客。

1926年秋天，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师在江西南昌一带与孙传芳部队作战，经过十几天的恶战，教导师溃败，师长王柏龄受撤职处分。可身为该师第二团团长的胡宗南却在这次战斗中打得比较出色。他率领部队从正面攻打南昌城郊的牛行车站。牛行是南昌的大门，孙传芳派军长李彦春率领两万多人死守。车站四周筑有牢固的碉堡、堑壕和各种防御工事。站外是一片田野，平平坦坦无所遮拦。胡宗南第一次指挥部队硬攻，先是一个营一个营的上，接着全团集体冲锋，攻打了一天一夜，伤亡惨重，仍未攻克。

新任师长刘峙，很认真地对胡宗南说：“你真的攻打不下来？”

“是的。但我不服气，他们不过占着有利地势……”

“打仗，靠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占地利，你难道不能占天时？……”

“你是说采用火攻？”胡宗南一下子明白了长官的意思。

随后，胡宗南用一个营的兵力运送柴草、汽油等，堆放在牛行车站西南方向，浇有汽油的柴草上撤了大量辣椒和生水，点燃后大火和浓烟一下子笼罩了牛行车站。守军受不了烟熏和辣椒刺激，纷纷跳出工事，四处乱窜。胡宗南乘机指挥重机枪扫射，接着指挥部队攻占了车站。一个团打败了孙传芳一个精锐师，俘虏了敌军长李彦春和他手下官兵八千多人。胡宗南因指挥此仗深受蒋介石赏识。

南昌攻下后，教导师改为第一师，隶属东路军序列。1927年3月，东路军克复上海。5月，蒋介石为表彰胡宗南的功绩，晋升他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人。11月，胡宗南正式任第一师中将师长。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出马，纠集40万大军进攻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胡宗南率领第一师经桐城、舒城，攻克六安、霍山两县。这时，张国焘不顾徐向前等指挥员的反对，下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麻城，“进攻武汉”。胡宗南趁红军兵力分散之机，在李思塑的第十四师协同下，将红军第十师和红军第十二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蒋介石对此战十分满意，称赞第一师“能攻会战”。

在强敌面前，红四方面军只得向西北突围。胡宗南所部同其他部队紧迫不舍，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歼灭在北上途中。但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撕开突破口，突出了重围。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万里长征。胡宗南部同王耀武部、钟松部和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向松潘一带前进，妄图拦截、围歼红军。

结果，守卫毛儿盖的李日基部被全歼，伍诚仁一个师被消灭过半。当时，胡宗南自率一个团的兵力占驻松潘，听说周恩来命令张国焘领兵包围松潘，活捉胡宗南时，吓得脸色发白，自叹道：“看来，我要当红军的俘虏了。但愿周恩来能看在黄埔校友的面子上，饶了我这一命。”但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虽用兵包围了松潘，但一直没有攻打。三天后，还放弃了围攻，使胡宗南侥幸脱逃。

红军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不久，他奉命率部抵豫旺、惠安堡附近，进攻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想乘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之机，歼灭红军或把红军赶到黄河去。彭德怀率领红军迎击胡宗南，胡部第七十八师进入山城堡后，即被红军包围，一个旅大半被歼，全师溃败。进驻甜水堡的第一师第二旅也遭到沉重打击，一个团长被打死，一个团长受重伤。胡宗南为了挽回面子，分别对师长丁德隆和旅长廖昂给予撤职处分，将第一师副师长李文升任第七十八师师长，全军以惠安堡为中心进行休整。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真成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叫他“安内”，进攻陕甘宁边区，他就去打共产党的部队；蒋叫他抗日，他就领兵同日本人作战。不过，胡宗南这样听话，也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他深知，光有自己的军队还不行，还必须有自己的地盘，这样才能站得稳，立得住。

他要依靠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1942年初，胡宗南被提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在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朱绍良，实际上挂的是虚职，驻在兰州。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号称三十四万之众，均归胡宗南指挥。难怪人们惊呼：“抗战，养肥了胡宗南。”

1945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日本投降后，胡宗南受蒋介石的指令，除自己亲自在郑州接受日军投降外，还命令李文率领第三十四集团军假道山西，向河北省的石家庄、北平和天津进军，妄图抢占华北地盘。后因阎锡山作难和形势发展，第三军罗历戎部占据了石家庄，李文开驻北平，天津无法插足。

此时的胡宗南，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王”。他拥有三个集团军及甘肃一个警备总司令部的兵力，合计40多万人，其势力遍及西北诸省。他为了执行反共反人民的任务，效忠蒋介石，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建立了一套血腥的特务制度和组织，以对付他的“各种敌人”：

他设有两座公开的监狱：西安青年劳动营（又叫西安集中营）和西北特种拘留所，前者用于关押大批持不同政见的爱国者、投奔延安的爱国学生和青年，后者专门拘禁、残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爱国知名人士，是一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监狱。他还有一个内部监狱，名叫长官部侍勤队，监禁有政治问题的中高级将领和重要人物犯。

他主持开办了四所学校，即西安的“黄埔”——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兰州的西北干部训练团、萃华山的游击干部训练学校。

他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其主要成员是其得力干将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等。其任务平时是考察军官思想言行，在战时执行监督任务，使所属官兵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利益效忠卖命。

他坐镇西安，却派出了大批的特使和大使，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非常信任这个“小同乡’，同时为了利用其为自己卖命，也默认了其势力范围。到抗战后期，胡宗南的疆土东到河南，西至新疆，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外，都是这位“西北王”的地盘。由于他强征兵役，横征苛税，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和联保联坐制度，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使得西北人民怨声载道。

对于胡宗南，彭德怀1939年初曾与他接触过。当时彭德怀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后路过西安，为解决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与胡宗南见过面。当时，胡宗南30出头，正是春风得意。彭德怀回到前方，有人问他对胡宗南印象如何？

彭德怀回答：此人志大才疏。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彭德怀的评价。胡宗南信誓旦旦地要进攻延安，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完成“勘乱大业”，但与西北人民解放军几年交手，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损兵折将，狼狈不堪……

在第一野战军成立之时，胡宗南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在继续摆出经营西北战场的姿态的同时，已经暗暗做好逃跑的准备。对于他来说，这个结局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一野战军的强劲对手——马家军

马家军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军阀割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成了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帮凶，因而是第一野战军面临的一个强劲对手。说起马家军的发迹，要从马占鳌的起家谈起。

马占鳌世居河州摩尼沟何家庄。其先世念经传教，家道贫寒，马占鳌开始在本地念经传教，而后到西安大学巷清真寺学习，长了不少见识。当时，清政府腐朽透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已从西南烧到了西北。马占鳌读书所在的西安也受到很大影响，陕西回民一直被统治者严酷剥削和欺压，此时便秘密酝酿起事。

马占鳌“穿衣”（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在本庄寺内做开学阿訇。他常把自己在西安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对教民们说，渐渐让本地教民有了反抗暴政的意识。

马占鳌虽然家境贫寒，但他有个有钱的叔叔。他对叔叔在乡间放高利贷非常不满，常劝叔叔放弃债权。他叔叔利欲熏心，哪里肯听其侄儿的话。马占鳌便教借债的穷人抗债不还。他还大造声势，到处宣扬要替呼拉（安拉）行事，杀掉他叔叔。他叔叔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又害怕其侄儿真的要杀他，只得依了马占鳌。这样一来，马占鳌赢得了广大教民的信任。

马占鳌的势力正扩大之时，在相隔几十里的河州东乡有一批回民为反抗清廷统治起事了。他们连续两天攻打河州城，但未能把由清军守卫的河州城攻下来。听到东乡那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喊杀声，西乡人也按捺不住，有些青年在暗暗地磨刀擦枪，想同东乡回民一起攻克河州城。

河州位于甘肃西南一隅，北面是黄河天险，东南由洮河围绕，西南层峦叠蟑，有明代修筑的关隘暗门二十四道，直通甘南藏区和青海循化。历代官府统治者非常重视这样的险要地带，自汉以来，凡中原君王必在河州设州建郡，把河州作为西陲重镇，派精兵把守。

在西乡的大阿訇马占鳌权衡再三，率领四乡回民攻下了河州城，举起反清旗帜。但后来他又率部投归清军，反过来镇压回民义军，马家军由此而兴。

最早起事河州的三个马姓头领马占鳌、马海晏和马千龄自然成了马家军的第一代人物。

第二代马家军是指马占鳌的儿子马安良、马海晏之子马麒、马麟，以及马千龄之子马福禄、马福祥。他们承接父职，结党占城，是恶贯满盈的军阀头目。民国初，马麒任西安镇总兵，号称宁海军，在青海独霸一方。马麒死后，先由其弟马麟接任，后又由马步芳取而代之。马福祥占宁夏为王，后由其子马鸿逵做了宁夏王。马步芳、马鸿逵算是马家军的第三代人物，他们最为凶残，为害最为严重。

在马家军第三代人物中，马步芳算是最能干最出色的一个。他生于1903年，9岁随父马麒到西宁，曾在东关清真大寺当“满拉”（学习经文的小学生），经名叫“呼赛尼”。后看到兄长马步青任宁海军马队管带（营长），出入前呼后拥，声势显赫，与自己在清真寺的清苦生活成了鲜明对照，遂不安心学经，一再请求马麒为其安排军职。马麒在他的宁海巡防军第一营安置了一个帮办的小头目位子，协助其兄马步青做事。

马步芳进了军营，可谓如鱼得水。他在军营中参加了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也参与了血腥屠杀，在长期的征战和搏杀中学会了带兵打仗，也学会了如何镇压反抗的民众。中原大战前后，他和其父一面暗中活动，加强自身力量，一面积极搜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的情报，伺机应变。交战初期，谁胜谁败难以预定，西北又尚在国民军控制之下，马麒父子仍表示拥冯倒蒋，派马步芳率骑兵一旅随冯军进军陕西。然而，背地里却派人同蒋介石联系。1930年9月，冯、阎反蒋失败，马麒父子立即拥蒋反冯。蒋介石考虑到西北鞭长莫及，一时无力顾及，决定利用“青马”，承认了他们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马麒死后不久，马步芳又把亲叔叔马麟赶下了台，自己当起了青海省的至高无上的土皇帝。他手段毒辣，生活奢侈，凶残无度。他多次血腥镇压藏民部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马鸿逵生于1892年，乳名三元。小时候，马鸿逵不爱学习，在西宁当镇宁使的父亲马福祥曾经用绳子系了一个木墩子，拴在马鸿逵的脚上，强迫他读书，可是这位大少爷还是有本事跑出去闲逛。

1909年，马鸿逵赴兰州考入陆军小学堂，对军训体操及军事科目十分感兴趣。1912年到其父部下任营长，继升任宁夏新军统领。1925年3月，冯玉祥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马福祥父子迫于冯军势力，只得对冯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交冯军大将李呜钟，自己担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其部队交马鸿逵带领。冯为安慰马氏父子，委马鸿逵为陆军第七师师长。1927年，马鸿逵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后，马鸿逵父子又与冯部杨虎城争夺西北地盘。

蒋介石为了酬劳马鸿逵，制止杨虎城向西北地区发展，想以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蒋介石在征求马福祥意见时，马福祥认为他儿子性情横暴，怕做地方官做不好，转而保举侄子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后来，马鸿逵又活动想当河南省主席，以长期滞留中原，但没有如愿。

他接任宁夏省主席职务后，把宁夏省当成了他个人的私家财产，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一直养着一支十几万的军队。

马家军在青海、宁夏横行肆虐，作恶多端，手段残忍，多次血腥镇压边民，而且曾对红军西路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攻打红军西路军，杀红军逾万，狂奸红军女战士……

当时，红军长征到达川、康，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电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不得贻误”。马步芳一方面估计红军主要借道西康东北，再经阿坝北上，不会深入青海，打算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命令采取消极敷衍态度。另一方面，为防红军可能进入青海境内，以及不得不向蒋故作积极姿态的缘故，乃命令新二军参谋长马德等人，布置了青甘之间堵截红军的三道防线，自西向东，绵亘千里。为了取得蒋介石好感，马步芳宣布亲赴第一道防线上的苏乎卡要隘视察，成立前线指挥部，并电呈蒋说：“步芳亲赴川青边界之交，布置防务。……防务巩固，堪以告慰。”实际上他住在离西宁二三百里的贵德南海殿，避开干扰，正静心考虑如何扩充势力的问题。他命令各县大规模抓丁派款，进行军事训练，并打出“军事民众化，民众军事化”的旗号自怖。为了预防蒋介石以堵截红军名义派部队入青，他打电报给蒋：

“本省兵力尚足调遣，请勿远虑。”

1936年7月，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出发时，为掩护主力前进，另分兵数千人进军青海果洛地区的斑玛、久治一带，击溃了马步芳部队的喇平福团和马騄，以及当地头人牧主的“民团”武装，完成任务后于8月退出果洛，赶到甘南岷县一带与主力会合。

马步芳急忙召开甘都军事会议，命令马彪、马朴等旅向甘肃临洮、岷县一带截击红军。此次在与红军接火中，喇平福、马騄禀承马步芳旨意，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一千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后在付肃南临潭等地的战斗中，马步芳的部队连战连败，退回青海同仁境内。正当马步芳惊恐之时，红军折向东北方向前进，使马步芳暂得喘息。

10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在兰州东北的靖远县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红军西路军共三个军2.5万人。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李特为参谋长。五军军长是董振堂，政委黄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蒋介石为了利用马步芳消灭西进红军，授其为西北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

为了堵击红军，马家军先后投入的兵力达11.5万人，马匹6万余，还有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助战。

西路军刚渡过黄河，就投入了战斗。西路军当晚占领了北湾、山子塔，击败了马步青的部队，然后在宋家川与骑五师马禄旅激战。在一条山、镇虏堡、土门等地激战中，马步芳主力遭痛歼，他的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延祥被击毙。

为了堵截红军西进，马步芳电催马步青，急调祁明山旅、马禄旅，堵截红军，并调马彪等旅在乾柴洼堵击。红军在于柴洼与马彪等旅激战一天，给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以重大杀伤，海南警备旅营长马进忠及连排长30多人均被红军击毙。

红军取得胜利后，继续西进，而马步芳在西宁又作了新的部署，由马元海作前线总指挥，下面三路骑兵一路步兵，分别由马彪、马朴、马禄及韩起功指挥。马元海直接指挥的有六个旅和一些民团。红军在永昌县城及其外围各堡寨的战斗中，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未能彻底粉碎马元海部的全面攻势。

为争取主动，红军退出了永昌县城。

马元海在占了永昌城的同时，又派马彪、马朴部往袭山丹。激战数日后，红军又放弃了该城，继续前进。1937年1月，红军西路军在永昌一带经过一个月的激战，虽给马家军沉重的打击，但自己也陷入苦战之中，难以摆脱困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往高台、临泽两县转移。1月4日，红五军2000多人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攻入高台县城。但几天后，马家军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和一些民团，以八至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向高台县城扑来。

马家军对高台红军进行了无数次的进攻，都被红军击退。1月19日深夜，正当红军与四路围攻的敌人进行拼死肉搏时，被我红军收编的民团少数坏分子打开了西门，把马家军放进了城里。于是马家军攻入城内，跟红军展开巷战。在城头指挥作战的董振堂用两把盒子枪向敌人射击。当大批敌人向他涌来时，他从城墙上往下一跳，把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太阳穴，英勇牺牲。

马家军进入高台县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淫达七日之久。仅在菜市的刘家堂屋一处，就砍杀了无辜百姓20余人。新任县长王振纲亲自率人挨家挨户地搜查出红军伤病员200多人。马家军对受伤不能走动的红军伤员就地杀害，其余的就押运走。在高台，马家军一共杀死红军指战员和群众2400余人。

红军西路军经过数月拼杀，剩下的主力三十军也伤亡过半，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被打断胳膊。九军几乎无存，政委陈海松阵亡。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在收容女战士和伤员时，与敌人遭遇，因手枪子弹射尽，被马家军用马刀砍死。

在临泽、高台退出的红军西路军残部，后转移到倪家营子一带。这时红军只有万余人马，且都精疲力尽，枪弹无几。马家军总指挥马元海集中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及门源、循化的几个民团，向红军不停地发起进攻。

此时，红军得悉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已开始联合抗日，即与马家军接洽停战。但马元海哪肯停手，他眼看红军因昼夜奋战，伤亡很大，认为不久即可以把红军消灭，又十分眼红红军的武器，想夺为己用。因此他不仅不与红军停战，而且对红军阵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经过多次进攻后，马家军伤亡极大，循化民团旅长韩忠良、团长马忠良，还有营长马学良和马朝选等，先后被红军击毙。在河西之战中，大批没有一点打仗能力的老百姓被强迫编入民团，送上阵地冲锋，打死一批，又上一批。

在这种人海战中，民团的伤亡尤其惨重。

红军转移到三道流沟一带时，陷入马家军的重围之中。红军此时分为左右两支队，决定突围到新疆。马家军紧迫不舍，红军且战且走，在肃州南山一战中，右支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马忠义部俘获。余部即与左支队会合，转赴安西，而后进入新疆。

到达新疆的西路军残部清点人数，仅有903人！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换来的是马家军的狂欢庆功。马元海率部得意洋洋返回西宁时，马步芳在西宁莫家泉湾设宴，还强迫附近群众在小桥到西门一带迎候。为了抬高马家军在这次攻击红军西路军的“赫赫战果”，马步芳大肆发电发函给各处，以炫耀自己的功劳，并开了三天庆功大会。

蒋介石为了鼓励这些反共分子，根据马步芳的呈报，给马彪、马元海等十几个马家军的干将颁发了奖章，就连马步芳还在读书的儿子马继援也得到了一枚“国花奖章”。

而红军被俘官兵却受尽了折磨和凌辱。红军被俘人员中，一部分被凶残的马家军残杀了。还在1937年2月，马步芳就曾在西宁实施了大屠杀。被残害的红军战士有720余人之多。马步芳残害红军战士的暴行令人不胜切齿。

红军战士在被杀害时，身上只有极单薄衣服，大多是赤着脚的，有的冻得肿烂流脓，但许多红军战士在走上屠场时依然挺胸昂首，毫不畏惧。在南郊被残害的战士，大部被砍上一两刀，然后踢进土坑里，被活埋了。其中有一个战士，气息尚存，半夜里挣扎着爬出土坑，爬到附近的马姓人家家中。可是，刽子手又跟着血迹一路寻来，把那个红军战士从草房里拖出来，拉到坑边杀害了。

后来被俘的红军人员，马家军一般不那么公开屠杀了。他们把这些红军战俘作为战利品，得意洋洋地从河西押解到西宁。在路途上，被俘红军吃足了苦头。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路途中就染上疫疾或挨冻受饿而死去。

在红军被俘人员中，最惨的莫过于那些女战士。她们原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政文工团的团员。本来，她们以为去给红九军作慰问演出，谁知她们到了那里，红九军已经转移了，却不幸和马家军遇上了。文工团员们不肯束手就擒，据守着一个大庄院，奋勇抵抗，但这些文弱女子哪里是马家军的对手，不仅死伤惨重，而且一些幸存者被俘获。

马家军强迫被俘的女战士编为一个跳舞队，不久又添了一些能演话剧的战俘，编成了一个新剧团。就在这个新剧团中，有一些未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其中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

马步芳让新剧团的人为他演出、跳舞。这些女战士在舞台上巧妙地做革命宣传。因为她们原都是在红军中演革命节目的，如“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等，拿到舞台上一演，就是革命宣传了，

虽然马步芳的手下人让她们把“红旗飘飘”改成“国旗飘飘”之类的，但是到台上一唱，就又是“红旗飘飘”了，可是马步芳在台下一时没听出来，还哈哈大笑。有一次，马步芳邀请他的军政要员和地方士绅看戏。在戏开演前，让新剧团的女演员来跳几个舞。马步芳就在前面坐着。女演员党文秀在跳军舞时，突然将自己的一双鞋摔到台下那些大人物吃喝的茶几上。这下可气坏了马家军头目。马步芳大骂一声：“你眼睛长哪去了？”可党文秀据理反驳道：“鞋那么大，底那么重，还没有鞋带，舞曲又是那么快，跳起来不由自主就掉出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这个性格活泼，爱憎分明的党文秀，因年轻漂亮，被马步芳看中了。

马步芳让她单独去给他跳舞。党文秀深怕身受污辱而托词不去，悄悄躲了起来。马步芳气极了，派卫兵来搜查，党文秀不幸被搜出，遭到毒打后又被枪杀。禽兽不如的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福在杀害她之前竟强奸了她。另一个容貌较好的孙桂英因为不肯答应做马步青的妾和另一个马家军军官提出要她嫁给他的要求，竟被他们活埋在山路边。

红军女俘们对马步芳这些恶棍的仇恨越来越深，有几个性格急躁的多次提议要设法把马步芳于掉。张琴秋就劝她们不要蛮干，她说：“干掉一个马步芳不难，演出时一颗手榴弹就行了，可是他死一个，我们就得全死。这不合算，我们要活着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马步芳得知新剧团里的苟秀英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琴秋，于是把她和另两个红军女干部押到南京去，关进了南京反省院。后来她们被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去了。

第一野战军的官兵对马家军恨之入骨，他们不会忘记马家军对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犯下的罪行。

第一野战军成立前，彭德怀统帅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曾与马家军交过手。

那是1947年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后，就考虑下一步应采取什么行动。

当时，胡宗南集团进占延安后，在我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部作战的时候，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两部，乘隙于4月8日至5月12日先后侵占了我陇东之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等城镇，企图配合胡宗南部夹击西北我军于安塞、志丹地区。

“二马”集团在占领区进行野蛮的“清剿”，他们烧杀淫掳，甚至把抓住的解放军官兵、民兵割头破肚，残暴异常。

那几天，彭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考虑出兵陇东问题。在真武洞开罢祝捷大会后，彭总、习仲勋和周副主席、陆定一曾接连开会，制定下一步作战方案。彭总起草的《出击陇东作战命令》，就是这几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命令说：胡宗南集团主力集团集聚一团，我军各个歼灭胡军的战机不易寻找，决定集中全军主力西出陇东，歼击青宁“二马”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然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之主力，寻找战机继续歼灭敌人。

作战命令传达后，各部队加紧进行出击陇东的各种准备，深入进行思想动员，研究“二马”军的特点，组织针对性的军事训练，调查陇东地形，勘察进军路线。

1947年5月21日，彭德怀率领野战兵团各纵、旅从安塞地区西进。部队开进时，以第二纵队和教导旅为左路，以新四旅和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以第一纵队为右路，分别从安塞、真武洞、龙安镇，向陇东挺进。

左路军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5月28日进至合水以东20公里处，作为前卫部队的教导旅突然与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的警戒部队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教导旅的一个侦察员被俘。

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知道这一消息后，考虑到万一敌人知道我主力合围合水的企图，可能弃城逃跑，这样不仅左路军歼敌的计划落空，而且会给右路军和中路军造成压力，于是决定提前向合水城发起攻击。

按照王震的部署，由郭鹏和王恩茂指挥三五九旅和独四旅十二团包围并攻击合水城，由罗元发指挥教导旅负责抗击可能由庆阳、西华池来援的青马一○○旅。

但是，由于战斗准备不足，敌情侦察不细，攻击失利，造成很大伤亡。

我十二团和八团占领青马一些外围据点后反复多次向城内攻击，均未成功。5月29日清晨，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旅长马步銮率旅直属部队和该旅的一个团，果然由庆阳向合水增援，他们骑着马，身背崭新的自动枪，手挥锋利的战刀，高喊着伊斯兰圣战的口号杀来。

王震见敌人来势汹汹，命令独四旅插入敌后，断其退路，给敌以突然袭击。马步銮心惊胆颤，其部下慌作一团，有的退阵逃生，有的还做垂死挣扎。

在短短的四个小时里，马步銮旅被大部击溃，一些残兵败将逃回庆阳。

担任打援任务的我教导旅、独四旅打退了马步銮部后，没有预料到青马多路增援的戒备，事先没有切断青马援军的必经路口，也没有派出部队构筑抗击阵地。当他们全力以赴对付南路青马时，另一支青马援军突然出现在攻城部队侧后。

担任攻城的三五九旅，在郭鹏旅长的指挥下，急忙从七团和九团各抽一个连占领高地，予以阻击，但无法阻止这些气势汹汹的骠骑兵。郭鹏接着又把七团的预备队三营调上去，但三营还未到指定位置，便遭骠骑兵冲击，伤亡很大。

正在此时，合水城守军打开北门，迎接援军进城。

郭鹏旅长听说青马入城，心中十分着急，刚走出指挥所准备下山组织反击，一颗子弹击中了仙的手臂，他当场晕了过去……

郭鹏被抬下指挥所后，王震司令员得到了青马驻宁县一○○旅分两路向合水驰援的情报，急令城内部队杀出重围，撤出合水。

这一仗，攻城解放军伤亡惨重，而马步芳在西宁大肆宣传所谓合水大捷。

合水一战，使马家父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以为凭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与解放军抗衡。

我右路军进展比较顺利，一举攻克了蒋台，全歼守敌八十一师六十旅之一七九团，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马奠邦。

马奠邦是马鸿宾的乘龙快婿，是马家军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了做马鸿宾的工作，彭总打算放马奠邦一“马”，并与廖汉生一起去看这位“阶下囚”。

马奠邦见有人进来，头也不抬，毕竟自己已成了共产党的俘虏，无奈一切皆由他人处置。

“你就是马奠邦团长？”彭德怀问道。

马奠邦抬起眼皮看一看眼前的军人，听见廖汉生在旁边介绍：“这就是我们的彭总司令。”

马奠邦抬起头来，想看一看这位让胡宗南出尽洋相的共军指挥官，但已不敢正视彭德怀，毕竟彭德怀这个名字太不一般了。

“我们准备放你回去。”彭德怀背着双手说。

“彭总，这——”站在一旁的廖汉生一下子惊呆了。因为，在路上，他没有听彭总说要放马奠邦回去。而且他知道，第二纵队在合水受到很大损失，三五九旅郭鹏旅长中弹负伤，教导旅关盛志政委中弹负伤，罗小伟团长因接受假投降中弹负伤，因而对马奠邦恨得咬牙切齿。他没想到彭总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正当他在犹豫、思考时，听到彭总对他说：“给他一匹马，放他回去。”

“彭总……”廖汉生没有把话说完，他想彭总是会理解的。毕竟放他回去，部队怕难通过。

“他们不是宣传说，我们捉住他们后，要活剥人皮吗？放他回去，不就不攻自破吗？”彭总说。

马奠邦一开始听彭德怀要放他回去，他根本不信，后来觉得彭德怀不是在开玩笑，实在感到有些意外。他心情很激动，慢慢地站了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放心去吧。不过，我劝你不要与人民为敌，国民党败局已定，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识时务者才为俊杰。希望我们以后在战场上不要再见面，”

彭总伸出手，边和马奠邦握手边说。

马奠邦和彭德怀握手后，向彭德怀躬了一恭，然后用右手抚胸，按照伊斯兰礼节致谢。

6月，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向环县开进。到6月13日，我军完全包围了环县城，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八十一师，龟缩在这座孤城里。

彭总随野司到达环县城南十五里的王庙嘴后，马上和部队的指挥员到县城周围，查看地形，现场研究攻城的部署和打法。彭总在掌握敌人设防情况和该城地形条件后，对大家说：“攻打环县城，关键是要拿下东西山头阵地。

控制了这两个阵地，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整个城内的敌人。环县城虽然坚固，但城很小，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

6月15日，野战兵团向环县城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我三五八旅在独四旅的配合下，胜利地占领了敌人防守的核心阵地王家原，新四旅攻占了玉皇山。敌人失去主阵地后，纷纷向城内收缩，曾经横行陇东的宁马八十一师全线败退。

16日午后一时，残敌见势不妙，扔下大量重型武器，从城东突围，狼狈向北逃窜。得知这一情况，彭总急忙抓起电话，命令二纵队王震司令员派兵立即追击，不得让敌人逃走！

王震放下电话，亲率三五九旅和独四旅快速追击敌人。宁马匪军本已心慌意乱，见我军勇迫不舍，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一味逃命。一路上，有的敌人终因坚持不住，累得口吐白沫，面色如土，乖乖地被擒。我二纵队指战员越追越勇，长驱100多里，将敌人全部追垮。

王震见大功告成，在洪德城给彭总发回电报：敌八十一师除部分骑兵和乘马的少数军官逃跑外，大部被我军俘获。

彭总接到电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饶有兴致地对身边人员说：“去年夏天，三五九旅从中原胜利突围返回陕北，就享有‘飞毛腿’的盛名。这次追击敌人，二纵队发扬了这个传统，靠两条腿追垮了敌人的骑兵，真是名副其实啊！”

我军出击陇东半个多月，打得马步芳的八十二师，马鸿逵的八十一师和蒋军骑兵二旅土崩瓦解。6月下旬，彭总命令部队由环县挥师北上，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挺进。

当我军向三边进军时，敌人已在准备撤退。为不失战机，我军当即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攻定边，教导旅进至定边西南，准备截击定边逃敌；以第二纵队攻安边及砖井堡。

6月30日午，当我主力接近定边城郊时，敌整编第十八师骑兵第十旅二十团不战而逃，我步兵追赶不及，第二纵队占砖井堡。

7月2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城，敌全部被歼。7月7日，我军除以第二纵队控制安边、定边外，主力西进，攻占盐池城，歼敌骑兵二十团一个连。至此，三边战役结束，三边分区全境收复，马鸿逵部退宁夏。

三边战役虽因马鸿逵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我未能全歼敌人，但我军的胜利行动为三边人民奠定了必胜的信心，为继续坚持斗争奠定了基础。这次作战，我军对敌军的保存实力战法及三边地形有所了解，因无稳定后方作战，无力保障所需军用物资，且犄兵极小，地区辽阔，人烟稀少，群众工作较差，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敏捷性，未达到歼敌有生力量的预期目的。

从5月21日我军自安塞西进陇东时起，至7月7日三边战役结束时止共47天，西北我军在陇东与三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共歼灭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等地，打击了青海、宁夏二马集团，更加孤立了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1947年11月进攻榆林时，又与宁夏马家军进行了一次较量。

当我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时，绥远傅作义奉蒋命石令，派暂编十七师由扎萨旗南进援榆；宁夏马鸿逵亦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整编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和宁夏保安团等组成的“宁夏援榆兵团”，由其子马敦静亲自指挥，从定边出发东进。

彭总对敌人增援情况做了一番分析后，镇定地说：“命令部队加速坑道工程，但更要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装药位置准确。”

11月8日上午，魁星楼附近两条分别长60公尺和120公尺的坑道挖成了。彭总随即下达了当晚爆破攻城的命令，并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前沿阵地消息。

敌守军听到我军坑道作业的情况时，大为不安，因为他们清楚，只要城墙被轰开一处，解放军则会象洪水一般地涌进城来。敌守城指挥官左世充一面向有关方面连发急电，催促援军赶快到来，一面采取各种防御措施，竭力破坏我军的坑道作业。他还向市民征用大量的布袋和瓷瓮，以备装沙堵塞坑道和听音侦察之用。这位指挥官平素迷信济公佛会保佑自己，且常说：“事到着急处，就有出奇处”。他期盼在此紧急关头会有奇迹出现。

敌军加紧进行反坑道作战，虽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毫无效果。此时，城内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仿佛城破即在眼前。

一天，敌高凌云团特务排的一个士兵，突然神经失常，在住的窑洞（距南城不远）里打起枪来，并大喊：“八路军挖开地洞了！”该排排长听到之后，不问青红皂白，端起机枪就向洞内猛扫。这些枪声和讹传，顿时惊动了全城。敌指挥官查知此事是由士兵神经过于紧张所致，怒不可遏，将二人以“玩忽职守”罪名，就地“正法”。

11月8日夜，月色朦胧，敌军为了给飞机作标志，在城内燃烧起炭火笼，满城星星点点。

晚11时，突然有十多发炮弹落在魁星楼和南城楼上，接着，震天动地般地“轰隆”两声，南城墙东段被炸毁，飞尘蔽天，城上守兵多被震晕。

敌指挥官从睡梦中惊醒，急忙命令部队以密集火力向被炸开的缺口射击，同时调集防守部队用预先准备好的沙袋堵补缺口，阻止我军突入。

两声巨响过后，彭总急忙抓起电话，向前线部队指挥员询问道：“爆炸位置准不准？炸开多大的口子？突击部队上去了没有？是那个部队上去的？上去了多少人？”

彭总仔细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双眉越皱越紧，脸色越来越阴沉。最后，他说了声：“你们要亲自到前面去，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他猛地放下电话，然后背操两手，不停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叮呤呤……”电话铃响了。

彭总接到一纵队的报告说：独一旅的坑道爆破成功，在城墙上炸开了一道20公尺宽的口子。但因突击部队没有及时查清爆破效果，贻误了战机。等他们发觉城墙确实炸开，准备组织冲击时，爆破口已被敌人强大火力封锁了。

接着，新四旅又在电话上报告，他们在坑道内放置的炸药在爆炸时偏离了城墙三、四公尺，虽然没有炸开城墙缺口，但却震昏了守城的敌军，如果突击部队乘机立即登城，仍然可以得手。可是，突击部队距离爆破点过远，失掉了战机。

彭总压住了火，在电话里并没有批评他们，只是痛心地说：“攻城的炸药，是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从一、二千里之外，人背马驮辛辛苦苦运来的，我们辜负了友邻部队的支援。要很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和总结这次经验教训。”

这句话，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比受到一顿批评还要难受。

正当我军准备继续挖掘坑道再行爆破的时候，绥远傅作义的援兵和宁夏马鸿逵的援兵，已经接近榆林。

彭总立即决定除以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外，集中主力，首先消灭宁马援军。

11月11日，宁夏马鸿逵部共3.5万人抵达五道河子、孟家湾一带。马鸿逵刚接到蒋介石援榆的电令后，曾踌躇犹豫，既怕援榆损兵折将，减弱自己的力量，又怕违抗蒋介石命令，要受责处。马鸿逵再三思考，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即只派整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九旅并配属一个骑兵团去敷衍一下，而主力不动。

命令下达后，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却向马鸿逵建议说：“解放军善于围城打援，去的部队少了，会被吃掉；要去就得多去些，否则，不但不能完成解围的任务，对整个宁夏的影响也不好。”

马鸿逵再次考虑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出动宁夏主力部队杀奔榆林。

他还指派次子马敦静（整编第十八师师长）担任指挥官，率领的援榆部队有：

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部三个团（附保安第二团），整编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三个团（附保安第五团），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马鸿逵之长子）部三个团；宁夏保安部队一纵队马全良部两个团，另外还有一些炮兵、骑兵、工兵部队。除此之外，还征集骆驼约1000多只，分属各部队，随军前进，负责运输。

马鸿逵此次决定出动主力部队解围榆林，并派出他两个儿子，还有一个目的是，企图借此机会显示一下宁夏部队的力量，并让他的儿子出头露面，以提高他们在部队中的威信，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巩固自己土皇帝的地位。

马鸿逵的援军出发后，开始时的行进速度缓慢，每天只走五六十华里。

蒋介石闻知，派飞机给马敦静空投手谕，敦促加速进军。马军在巴兔湾附近休息后，加快了行军速度。

中途，马军与我军的一队侦察骑兵发生遭遇战斗。马敦静从我军一名牺牲的干部身上得到一份报告。上面说：“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再不敢东犯”。

马敦静判断我军尚未发现援军的情况，便命令部队加速向榆林方面前进，于11月13日，抵达了榆林西北120华里的元大滩。

马军在元大滩东20华里的野茅滩与我军一部接火。激战约五个小时后，马敦静得知我军主力赶来，下令先头部队仍撤回元大滩，并连夜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与此同时，马军还派出两个骑兵团在两翼搜索情报，寻找有利时机，尔后全力反扑。

马军在元大滩以该地的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构筑了环形防御阵地。在环形阵地上配置了八个步兵团（卢忠良四个团、马光宗四个团），核心阵地上配置了马全良部两个团，骑兵配置在两翼，担任掩护。

11月14日下午5时，我军从三面包围了马军。

晚7时，我军主力部队向马军阵地发动进攻。双方先使用轻重火力射击，继之用刺刀和铁锹、洋镐撕杀。

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时，敌核心阵地内突然枪声乱发，一片混乱。马敦静以为解放军直捣核心，阵地已被突破，吓得魂飞魄散。事后查明，原来是敌第一六八旅第五○二团的营长李寿春的战马脱缰，饲养兵追马，阵地守军连问口令不答，即开枪射击，于是导致敌军内部一场混战。

敌军激战一夜，终于抵挡不住我军攻势，于15日9时西撤。我第三纵队乘胜追击，击溃敌一个团。

马军西逃，我军主力准备重返榆林继续攻城，可得到情报说，马匪并未逃远，只是绕道沙漠，窜到了榆林城北的庙嘴子、三道河子，与邓宝珊带领的暂编十七师会合。

根据新的情况，彭总决定主力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地区休整待机。11月18日，野战军司令部移驻响水堡西南二十里的赵家峁。

20日，马敦静、邓宝珊带的两路援军，开进了榆林。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赵家峁住了半个月。在此期间，彭总领导大家认真总结了第二次进攻榆林的经验教训。

在一次会议上，彭总说：“这一次榆林没有拿下来，我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我们把有利条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条件想得少了。我们对榆林城敌人防御的加强也估计不足，对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更是估计不足。

主观上想拿下榆林，扫掉北线的一个障碍，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为尔后主力南下转到外线作战解除后顾之忧，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语意深长地接着指出：“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想当然出发。”

这次攻打榆林，我军毙伤俘敌6800余人，自身伤亡4300余人。从全局来看，如当时不打榆林，部队可以多一些时间休整，对以后的作战会更加有利。彭德怀后来在《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体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已基本消灭，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两马，企图做垂死挣扎。青、宁两马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们狂言：“解放军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马家军与第一野战军之间空前激烈的较量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雄师溯源

第一野战军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玩弄和谈阴谋之历史关头，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命令晋绥部队“风雨无阻”进击，连克数城。在卓资山，贺龙下令“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却向兔子一样溜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最早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组建发展起来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军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美国战备尚未完成、英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月23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声称：“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遂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三国侵略同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为了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放手南进，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并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补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日军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逼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当权者动摇于英美与日本之间，“左右逢源”，既想借与日本谈判，以压英美等国给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持中国抗战，与日本讨价还价。同时，国民党看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重点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因而决心继续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他们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阴谋，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但遭到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断然拒绝。

在1941年至1942年，不仅日军极其频繁地“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加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有的一部分部队还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名义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八路军伤亡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日益缩小，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毛泽东在回顾当时困难情景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曾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

当时，陕甘宁边区处境更加艰难。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创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全区北起长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盘山脉，东临黄河，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面积达12.9万多平方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口头上承认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正因如此，日、伪、顽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军民忍受着巨大的困难。

在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目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军队和政府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他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酝酿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做一些调整，使军队统一，党政军关系协调。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很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而且这些部队在处理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想找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他想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部分晋西北的部队过来，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统一组成，但是，谁能担此重任呢？在如此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个人既要能征善战，又要会处理各种关系，在军队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还要会理财，能帮助边区渡过经济难关。

毛泽东一连想了几天，终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选。他就是当时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这个没有一点后台的民军领袖竟当上了镇守使，后来成为中将军长；在国民党将屠刀砍向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位国民党将军却率部起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用兵多谋，打仗真有点邪呼，令国民党军、日寇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流传甚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所说的“两把菜刀起家”，指的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以后投身民主革命的事。

1914年，贺龙由执教于桑植高等小学的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国求荣的斗争。桑植县中华革命党组织向贺龙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惩杀本县大劣绅朱海珊。

贺龙爽快地答应并完成了任务。二是带队伍当团总，准备应变。但贺龙说：

“我恨的就是团总，我不干！”尽管陈图南一再解释，贺龙最后还是拒绝了。

三是派人到警备队当兵，了解情况。贺龙派几个人打入了警备队。

不久，中华革命党又命令贺龙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策反，煽动哗变，组织反袁武装。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夺枪举义，但后来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逃走。当贺龙跑到与大庸县交界的地方时，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

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碰巧，沅陵警备队前来袭击土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抓到沅陵，关进监牢。在审讯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因而贺龙没有被杀。贺龙一再声称自己是“贩羊人”，县衙里的贪官觉得有油水可捞，便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消息传到了桑植，贺龙的父亲忙带人赶到沅陵，用钱买通官府，把贺龙保释出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表了《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泥沙镇地处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200多户人家，近千人口。民国初年豪绅子弟出身的唐荣阳当了湖南省督军署的警察队长，他利用权势串通石门县地方势力在泥沙镇设立了团防局，让他的胞弟唐臣之当了局长，团防局有80多支枪。此人在泥沙镇一手遮天，无恶不作。贺龙当骡子客时，多次来往于泥沙镇，熟悉当地情况，在当地帮会、客商和士兵中有些朋友。

1916年1月，贺龙与姐夫谷绩廷等十几个人来到泥沙镇，恰巧大庸县的革命党人罗占侯也派了一个叫吴佩卿的人前来泥沙夺枪。贺龙以前也认识吴，两人遂商定了夺枪计划，具体办法是：吴佩卿设赌局诱团丁聚赌；贺龙摆宴席邀团防局中相识的人赴宴，使团防局无人防守，趁机夺枪。就这样，贺龙他们一枪未放，缴获了20多支长枪，并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他们乘胜冲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了那里团防局的40多支枪，一下子队伍发展到300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贺龙率领这支队伍与附近几个县的各路义军联合起来，人数达万余，浩浩荡荡地向保袁武装驻守的石门县城发起进攻。但这支民军是一哄而起的，不仅毫无训练，枪弹又少，而且缺乏组织纪律，所以攻打石门县城两次未果后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声势浩大的民军迅即解体。

1916年3月16日，贺龙约了20多个青壮年，带了一支火枪、三把马刀、三把菜刀，连夜奔往芭茅溪，会合了预先派来的侦察人员，深夜摸进盐局税卡，打死了头目，缴获了12支枪，并把仓库打开，把财物和盐巴分给群众。

贺龙这一行动，深受群众的拥护，很多穷人参加了贺龙的队伍。接着，贺龙又率领民军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打开了溪河盐局，声势大振。

1916年春，护国军一部开进湘西，各路民军与护国军联手与拥袁军队作战。大庸县革命党人、民军首领罗占侯派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桑植县讨袁军成立大会。会上，贺龙被推举为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后来，孙中山派程潜回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统一全省的护国军。贺龙率领的民军正式编为护国军序列，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贺龙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搞得十分迷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带着两名随从、三支短枪返回了洪家关。

回家不久，贺龙收到了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在湖南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来信邀他去长沙商讨革命大事。贺龙到长沙后，湖南省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正以“正谊社”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准备利用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迁葬长沙的机会，反对湖南省督军谭延闿。贺龙和罗占侯、贺连元走访中华革命党人林德轩，正巧正谊社主要领导人都在那里，他们对贺龙表示欢迎。林德轩是湖南石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所做所为，对贺龙很为赏识。他说：“你贺云卿有云，云从龙，改名叫贺龙嘛！”

在座的都表示赞同，从此贺文常改名贺龙。

1917年下半年，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他很快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并与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12月，贺龙率部随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开进常德，准备入鄂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这时，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左翼游击司令罗福龙来找贺龙。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投靠林修梅，遂以会谈为名，将贺龙、罗福龙扣押，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被关押了7天后释放了，对此他感到很难过。父亲贺士道来常德看他，见他刚刚出狱，心情不好，劝他回乡务农，图个平安。但贺龙投身革命的决心已定，反而耐心地说服了老人。考虑到他的部队被吞并后，不少人离队回家了，于是贺龙离开常德，返回桑植打算重新组织队伍。

有一天，贺龙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两水井时，碰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向贺龙打听：“请问大哥，去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一听，心里一动，忙问道：“小伙子，你去洪家关有什么事吗？”

“我爷爷让我去找贺云卿。他说，贺云卿很仗义，跟上他，爷爷就放心了。”小伙子回答道。

“你爷爷是那一位？”

“我爷爷叫吴佩卿，当年曾和贺云卿一起在泥沙夺枪。我是他的侄孙儿吴玉霖。”

贺龙微微一笑，说：“我就是你要我的人，不过，我现在不叫贺云卿，改名叫贺龙了。”

吴玉霖没想到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人，就是爷爷的好朋友，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吴玉霖突然双膝跪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急忙上前搀起吴玉霖，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你找我来是为什么？”

“跟你去杀富济贫。”

“这肯定是你爷爷说的吧。这口号现在过时了，现在是要为贫苦农民打出个天下来。”贺龙拍拍吴玉霖的肩膀说。

吴玉霖兴奋地把衣襟一撩，露出插在腰间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那些贪官恶霸的脑袋。”

贺龙从吴玉霖身上抽出一把菜刀看了看，称赞道：“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拿菜刀也能革命。我也没得枪，朋友嘛，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

吴玉霖点了点头，跟着贺龙上路了。

走着走着，他们看见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群兵丁护着一乘四人抬的轿子。看样子，里面坐的是一个官。轿子前面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可能是走得太疲乏了，后面两个背枪的兵越走越慢，和轿子拉开了距离。

贺龙早就盯上了那两支汉阳造步枪，他跟吴玉霖低声嘀咕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上了这两个卫兵。到了一个叫连三弯的地方，这里古道路窄，林木茂密，而且连转三个弯，是动手的好地方，贺龙一使眼色，两人出其不意，向卫兵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砍倒了卫兵，夺了两支枪，然后飞快扎进树林离开了。回到桑植后，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与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同北洋军阀作战。后来，贺龙在参加党的七大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贺龙这位起自民军的民军领袖，当过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澧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第一师（后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然而，就在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贺龙参加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8日，贺龙在南昌第二十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

“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炮呢！”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讲完后，周恩来问：“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这怎么行？他知道来南昌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二十军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他……

他有些坐不住了，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党是相信你的。你看，刚刚你还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了。”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推迟至8月1日凌晨的南昌武装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很多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很不理解。其实他早就下了决定，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在起义遭受挫折时，他说：“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因为贺龙投靠共产党，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周恩来曾风趣地说：“贺龙同志，你的头很值钱哟！”

而贺龙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贺龙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兵多诈”的杰出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挥师抗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0年1月，阎锡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2月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他指挥了1940年夏季反“扫荡”，指挥晋西北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时，任司令员。

“贺龙、林枫速来延安！”

贺龙正在与指挥员们讨论如何做好反“扫荡”的扫尾工作时，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贺龙心想，此时召我和林枫去延安，一定有新的重大的任务。当时，贺龙在晋西北指挥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接到电报后，他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向其他同志做了交待，即同林枫赶往延安。

出乎贺龙意料的是，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他。194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主持了会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会议。

谢老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忙客气地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还是请他们先讲吧！”

谢老忙看了看贺龙，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贺师长，你就先说几句吧！”

谢老说这番话，意思是说贺龙这位战将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

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站起来，对大家说：

“我是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的。”

接着，他简要汇报了一下晋西北春季反“扫荡”和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调贺龙来延安，是想让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没有将这一想法马上告诉他，而是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熟悉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

八路军留守兵团是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8月25日决定建立的，由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及3个师的部分直属营共9000人组成，当时称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所属部队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外，其余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归留守兵团指挥。1939年7月，中央军委炮兵团归留守兵团建制；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10月，第三五九旅担负绥德警备区防务；12月，成立警备第一旅。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辖第三八五旅、第三五九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一团、警备第五团、骑兵团、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共3.4万人。

贺龙接受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任务后，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萧劲光、曹里怀、莫文骅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留守兵团的情况，并深入群众，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和部分战士的反映。1942年3月下旬，贺龙在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但也严肃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希望留守兵团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朱德同志肯定了贺龙的看法。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关在休养，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司令部下辖一二○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毛泽东主席要求贺龙解决三项任务：

第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

第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统一指挥之下。这一方案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1942年10月，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萧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还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

理顺边区部队指挥关系后，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防区视察，了解战备情况。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

贺龙觉得联防军四个多旅的部队要担负抵抗

日寇和防范国民党军的任务，兵力实在不足。因此，他想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然而当时正是抗战最困难的年月，边区要扩兵显然行不通，于是，他想起了晋西北，可以调一部分过来。

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得到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在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1943年6月，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进驻富县以西地区，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

部署完毕后，他又亲自到关中军分区检查了一遍。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以及边区军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土匪活动猖獗时，平均每天要发生一次抢案。1943年，贺龙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剿匪工作。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贺龙针对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决定重点解决部队训练问题，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训练问题。贺龙在会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要求训练为战争服务，部队训练的要求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兵力的敌人，做到“一个打三个”。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的老一套办法，让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习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

三个月训练以后，贺龙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

的冬季训练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说起这两个竞赛，还有一个故事。那是一年前，即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有一天，贺龙到三五九旅视察。旅长王震见师长来了，十分高兴，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后，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兴奋起来，脱口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后，贺龙对部队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

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

旅政治部抓住旅长的这一讲话，很快在部队掀起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后来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取得了很大成绩。贺龙在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的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上，总结了大练兵的成果。他说：

“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六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毛主席看到个个投弹手出手不凡，非常高兴地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

正在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

“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主席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带了一辈子的兵，而主席还交给他一个理财的任务，一开始真没有想到。但他也深深了解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

贺龙上任后，采取了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这实际上是让军队负担政府的开支，当时有部分军队干部想不通，部队中议论也不少。针对这一情况，贺龙召来军分区的领导，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

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包干办法就是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军队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副担子，而且要挑好。”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从长远看，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经济困难，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大力发展生产。

他通过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其他土特产，但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善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贺龙一直大力提倡发展生产。1942年底，贺龙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证供给”

的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把发展生产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为了发展生产，贺龙找到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老总啊，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朱理治面露难色。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哪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贺龙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后朱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币，充实了银行的实力。以后，贺龙在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那我们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在贺龙的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部队基本做到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是很少见的。

事实证明，贺龙也是一位理财的能手。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8月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100余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日，美国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官邸同时收听四部电台的广播，这四部电台的频率分别代表四方权力机构——华盛顿、莫斯科、重庆和东京。冈村宁次非常清楚，他虽然还拥有100多万号称“常胜军”的日本精锐部队，但是日本大本营和军部谁也没有扭转乾坤的伟力。日本正面临灭顶之灾！

此时的日本天皇已被原子弹的威力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是战是降？天皇面临着无奈的决策。在内阁会议上，阁员之间为“战”和“降”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大臣们还是取得了共识：战是没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出路，问题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投降，是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抗战出现空前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提出：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

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将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军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此时，蒋介石却在峨嵋山时刻关注着延安方面的行动。当他听到军统头子戴笠汇报朱德已下令共军发起反攻，迫日伪军投降的情报时，嚯地站起：

“中共没有受降权利！”

他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国内一致公认的。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戴笠继续汇报：“委座，华北聂荣臻部打着配合苏军大反攻的名义，向热辽方向调动，企图争夺东北；山东罗荣桓部正在围攻鲁南申从周部；吕正操部正向归绥集结……”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大军，争夺战略要地。”蒋介石说。

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道是给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一道是给国民党军队的命令，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还有一道是给伪军的命令，要他们“负责维护治安”，“趁机赎罪”。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的真实意图，就是不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复国土；只许国民党的军队收缴日伪武装，抢占地盘，并要伪军配合行动。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接到蒋介石的电今后，决定针锋相对，随即向各解放区连续发出第二、三、四、五、六、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中央在延安枣园露天会场召开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

“‘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了？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毛泽东稍微停了一会，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然后继续说：

“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各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解放区我军战斗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其中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军区、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吕梁军区下辖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第七军分区、第八军分区、第十军分区；雁门军区下辖第二军分区、第五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绥蒙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绥东军分区、骑兵旅。同时，以主力四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兼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关因病未到职）。下辖：

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兼，政治委员余秋里；10月以后改为黄新廷任旅长）；

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政治委员朱辉照；11月后改为王尚荣任旅长）；

独立第二旅（旅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兼）；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

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贺龙的任务是：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毛主席特别向贺龙交待：现在傅作义、阎锡山都开始动作，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贺龙心中十分清楚：在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赢得时间，赢得胜利。

8月17日早上，贺龙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登车出发。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晋绥野战军一部和绥蒙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据点发起进攻，勒令敌人限期缴械投降。到8月28日，先后解放了陶林、武川、萨拉齐、集宁、丰镇、兴和、尚义、右玉、左云、凉城、清水河等县城和广大地区。而此时，一心反共的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部队下山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甚至联合日伪军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8月18日，当我晋绥部队第二十七团和绥蒙军区第九团攻入归绥城（现呼和浩特市），已将日伪军包围于大十字街伪蒙军总部之际，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命，以其第三十五军三十一师一部及挺进纵队共三千余人，突然由我军的侧背攻入，与被围之伪蒙军对我夹击，我军被迫撤出城外。

贺龙见傅作义的大军进逼，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夺取太原、控制归绥的计划一时还难以实现。贺龙说：“太原、归绥我们目前都进不去了，要想出个新的办法来。反正不能让蒋介石这么顺利地把‘桃子’摘去！”8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正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迅速改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交通要道集中，而我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贺龙接到这个指示后，迅速调整部署。他决定：

在北线，除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等城外，要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晋察冀部队夺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部继续东进；在南线，坚决打击阎锡山部队的进犯，夺取汾阳、文水、交城、孝义等，巩同和扩大解放区；对于太原、大同、归绥等城市则以部分兵力威胁之。他将这个部署方案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批准。毛主席还告知贺龙，他即将到重庆同蒋介石举行谈判。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蒋介石集团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但由于全国人民普遍渴望和平、反对内战，国际上也反对中国内战，而且国民党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还面临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于8月14日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电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当电报传到延安的窑洞里，气氛很快热闹起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一致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有和谈的诚意，这不过是他的阴谋。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毛主席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他在领导人的议论声中，提起手笔，两份电文一挥而就。他拿起墨迹未干的电文，对大家说：“蒋委员长一封电报，让我们这么多人费心劳神，我们也给他去两封，让他也操点心。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第一封电报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于8月16日上午发出，拒绝让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的命令，并要求蒋介石收回命令，承认错误，并向蒋介石提出六项要求，让蒋介石早日回答。

第二封电报是对蒋介石“邀请”电的回答，于8月16日下午发出：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8月20日、30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迅速赴渝谈判。

中央经过几次认真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

听说毛主席将亲赴重庆，贺龙十分担心。他一直认为，蒋介石电邀毛主席赴渝，是一个阴谋，毛主席的安全难有保证。8月29日，他专电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说：“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

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曾多次讨论过毛泽东主席是否亲赴重庆的问题。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蒋介石最终是想消灭共产党，所谓和谈完全是骗人的，但由于他消灭我们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暂时取和平姿态。他说，苏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摊子还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我们要揭穿其阴谋。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暂缓前往。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先去，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由重庆归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了毛泽东赴渝问题，最后政治局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接到贺龙的电报后，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回电说：

“毛泽东赴渝谈判完全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

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

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贺龙看了电报，说：“好哇，我相信中央。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

当时，独三旅进攻仍由日伪军占领的汾阳城，因为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贺龙遂命令刚由陕甘宁边区赶来的独一旅和晋绥第八军分区部队攻击文水城。

文水，在太原西南约80公里处，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城镇，由伪军把守。

30日，贺龙命令部队从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围而不攻”，以便待适当时机，赶鱼入网，聚而歼之。

正当部队向文水城接近时，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部队运动相当困难。这时，晋绥八分区领导人十分着急，担心下雨可能影响攻城，他们派人向贺龙请求：雨太大，部队行动困难，能否等大雨过后再攻城？

“乱弹琴！”贺龙听到报告后很生气，他对来人坚决地下令：“临阵犹豫乃用兵之大忌，既影响士气，又贻误战机。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攻克文水的决心绝不能动摇，就是爬，也要爬到文水城下。”他还要求分区领导向同志们讲清楚：风大雨狂，当然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但敌人一般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击敌不意的大好时机！要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天亮前形成包围，拂晓发起进攻，坚决拿下文水城！

说完，贺司令员拿起钢笔，在报告上批下了“风雨无阻”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霎时间，贺司令员“风雨无阻”的命令传遍了全军，激励起了所有指战员的必胜斗志。他们踩着泥泞的道路，栉风沐雨地顽强向前开进。独一旅的炮兵战士硬是用人拉肩扛，把大炮运到了离文水城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

贺龙知道这一情况后，很高兴地对独一旅王尚荣旅长夸道：“好嘛！大炮拚刺刀，这个鬼点子出得好。这一回，城里的龟儿子们可有‘大点心’罗！”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各路攻城部队终于按时抵达预定攻击出发地域，把文水城紧紧地包围了起来。

31日一时，贺司令员一声令下，攻城战斗正式开始。主攻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剪断铁丝网，越过布雷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云梯靠上了北门城墙。

当我攻城部队登上城头后，敌人才如梦初醒，伪副司令王兴国更是大吃一惊。

敌军一面组织火力封锁我军冲击道路，一面令督战队用大刀和钞镖强迫士兵向我北门突破口疯狂反扑。只见弹雨象狂潮般落在北城上下，这一宽仅五米、长约二百米的城墙成了一片火海。

在战斗万分紧急时刻，贺司令员来到前沿指挥所，传令嘉奖登城的全体勇士，并指示他们：北门突破口敌我双方势在必夺，事关战斗全局，我们一定要誓死固守，坚决打退敌人反扑，掩护主力顺利登城，全歼守敌。

遵照贺龙司令员的命令，登城部队在风雨中用砖头垒成工事，和顽敌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近战、夜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拚，刺刀拚弯了，就用砖头砸。就这样，他们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接连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反攻，一直坚守着城头阵地。

天色大亮后，贺司令员命令炮兵分队近距离直接射击，集中火力轰击四门城楼和碉堡。只听见大炮隆隆轰鸣，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守城敌军乱作一团。我各路攻城部队乘势冲进城内，和敌人展开了沿街逐院的巷战。

战斗到下午五时，争相逃命的敌人从西门狂奔而出，正好一头钻进了独一旅设下的“口袋”之中。伪副司令王兴国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举起白旗向我军缴械投降。这样，固守文水的日、伪、顽军全部被歼，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了八年之久的文水县城又获得了新生。

收复文水的第二天清晨，风消雨停，朝阳初升。在攻城部队首长的陪同下，贺龙大步登上了城头，看着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城头工事，他满怀激情地连声说道：“英雄啊！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你们坚守城头的全体战士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接着，他关切地问陪同的领导：“部队的伤亡有多大？”

“不大，我们一共伤亡才三十多人。”一个同志回答。

“不简单！我们用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换来歼敌近千的战果，这是一个大胜仗。”

“这是司令员指挥有方，正是您‘风雨无阻”的指示和‘网开一面’的布置，才保证了胜利，减少了伤亡。”一位部队首长深有感触地说。

“这不能归功于我的指挥，主要还是各级干部战士打得好嘛！没有他们的高度阶级觉悟，没有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要打这样的胜仗是不可能的。”

贺龙边走边说，不一会来到了城墙的东北角上。他眺望一望无际的晋中沃野，无限深情地说：“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这大好的河山，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来了。”

文水战斗后，贺龙继续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先后收复了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城，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并成功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绥南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晋绥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蒋介石一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动兵力，继续向我解放区进攻，到9月10日，我绥东解放区全部被傅作义部队占领。当时，敌军主力约五万人，主要分布在集宁、丰镇、凉城、新堂、陶林、卓资山、归绥、包头等地。

为反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中央军委于9月中旬命令贺龙率晋绥野战军主力挥师北上，并于10月初抵达左云地区集结，以协同聂荣臻同志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发动绥远战役，打破国民党的进攻，解放绥东广大地区，使晋绥与晋察冀热解放区联成一片，造成我党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

贺龙一接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挥师向北。

这次行军，贺老总的情绪和往常有些不一样，时常沉默不语，住下来也很少说笑，而是经常踱步沉思。

原来，贺老总一直在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虽然贺龙接到朱、刘、任关于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电报后，拥护中央的决策，也相信中央的判断，但还是有些为毛主席的个人安全担心。这也难怪，毛主席的安全不仅关系到他个人，更关系到共产党的命运，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贺老总能不牵挂吗？现在，毛主席已经亲赴重庆了，贺老总的心情也越发不安。一向睡眠很好的贺老总，竟连续几天失眠。他在同李井泉等领导同志一起散步时，总是谈论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事情。

不过，贺老总始终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打的胜仗越多，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证。正是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及捍卫抗战胜利果实，贺老总率领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日夜兼程，向卓资山挺进。沿途不是高山陡岭，就是尺把宽的小径，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贺老总早就患有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炎等病症，连日来鞍马劳顿，但他从来不哼一声。路上饿了，就同随行人员一起啃上个干馒头，渴了，就饮山泉水，精神一直很好。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行军，晋绥野战军除独立第二旅在商都集结外，其他部队于10月初到达左云、右玉地区，进行战役准备。

为了打好这个战役，晋绥野战军司令部在左云城关广场召开了动员大会。当时正是秋天，雁北高原温差很大，早晨气温极低，越过长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的季节风，凉气袭人。贺老总穿着一身土布单军装，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

他衔着烟斗，乐哈哈地走到干部、战士中间，同干部、战士亲切交谈。

他一会儿向这个干部询问一些情况，一会儿又同一位战士拉拉家常，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广场上也因贺总的到来气氛热烈起来。贺总非常热爱士兵，关心群众，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要到群众当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过了些时间，贺总健步走上主席台，挥动那有力的手臂，用宏亮的声音进行战斗动员。

他首先讲述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讲到了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三万五千人的胜利，讲到了晋绥野战军在晋西北和晋中开展工作的情况。

接着，他谈到了绥东事态的发展情况。他说：“绥东解放区是我们绥蒙部队流血牺牲从日伪手中解放的，蒋介石这家伙勾结日伪军，抢走了我们的胜利果实，这就是我们的绥东，他们还准备进攻整个华北解放区，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党中央命令我们，同晋察冀老大哥部队一起，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我们要坚决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最后，他叮嘱大家：“过去我们同日本鬼子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两大军区部队要协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问题。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地方党，同兄弟军区团结一致，国民党绥远部队是不经打的。”

贺总说完，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贺总的话，在干部、战士心中点燃了一把通红的战斗烈火。会后，部队官兵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准备之中。

10月中旬，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在兴和、天镇一带集结完毕。此时，我晋绥、晋察冀两部队已集中主力五万余人。在绥东，国民党军队也集结了五万余人，分别驻在集宁、丰镇、卓资山、陶林、凉城、新堂以及归绥等地，企图待东线国民党军队集结完毕，一起合击我张家口。

根据绥东敌军的部署，贺总和聂总决定：晋察冀野战军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辛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野战军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10月17日，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北越长城。长城是伟大的古建筑，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风沙侵蚀，有些残缺不全，但是，高高的烽火台，在夕阳的余辉中仍巍峨矗立，显得十分壮观。

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站在长城口上，望着跨城北去的部队，看到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心中感到非常高兴。这时，他想起了贺总在出发前对他说的话：“我们的部队老战士多，很勇敢，但要注意，不要有骄做情绪。我们这次到绥东去打仗，要尊重地方党，爱护地方部队，这一点一定要向部队讲清楚。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我们的战斗力是有多种因素形成的。热爱人民，拥护政府，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条，部队就不能打胜仗。这次去绥东，只要是地方党说的事，你们一定要办；地方部队要枪，你们一定要给；对晋察冀的部队，要主动去团结。打仗，是一个全局性的行动，没有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持，怎么能打好呢？你们一定要尊重友邻，爱护友邻，团结友邻，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黄旅长想：

是啊，只有依靠绥东人民，依靠地方党和政府，和友邻搞好团结，我们才能胜利完成这次北上的战斗任务，贺总的教育是多么及时啊！

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了。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一旅各一部。20日，晋绥部队攻克了新堂。

傅作义慑于我两大野战军的锐利攻势，急忙收缩兵力，命令部队迅速向归绥集中。21日，敌第六十七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六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三十二师撤至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

贺龙这位戎马倥偬、久战沙场的老将密切注意着敌人的动向。他从敌人伺机西撤的动向中看出了绥东敌人妄想把他那已经分散开来的五指匆忙捏成拳头的企图。贺总想，如不灵活地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绥东敌人将很快把兵力全部集中于归绥，这样，不仅不能各个歼灭丰镇、集宁之敌，而且会给整个战役的发展造成困难。

贺总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晋绥野战军大胆地实施战役迂回，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伸出来的手指收不回去，造成整个战役的有利形势。为圆满实现这一计划，贺总还命令远在商都，由许光达、孙志远率领的独立第二旅经陶林南下，对卓资山形成包围之势。

卓资山地处大同和归绥之间，离归绥城东75公里，北靠大青山，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过卓资山，东向集宁、丰镇，西达归绥、包头。两条公路北至陶林，南通凉城，是绥东的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傅作义电令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此坚守一个月，以便他调整部署。我军若攻克了卓资山，对丰镇、集宁之敌，就造成了关门打狗之势；而对于盘踞在归绥的国民党绥远部队，则是打开了他们的大门。

10月22日，我三五八旅先头部队进至卓资山以南的教场村，占领了村西康家湾北侧高地；独立第一旅推进至毫切、查汉不浪附近。23日，伪蒙骑兵第五师朱恩吾部由六苏木逃往卓资山方向。

10月24日下午，贺龙刚到卓资山附近，就要奔赴第一线。警卫人员连忙上前劝阻：“老总，很危险，你不要到前面去了。”

贺龙一听，有些不高兴，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打仗哪能没有危险？我们总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警卫人员无可奈何。

当贺龙来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

贺老总并不答话，对黄新廷说：“旅、团指挥员跟我走，到前面去看一看。”

黄旅长非常担心老总的安全，急忙说：“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到前面去啦。”

贺龙笑笑说：“打仗还怕炮弹？走嘛！”

随后，贺总和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等旅、团指挥员冒着敌人炮火来到卓资山前沿，一起观察卓资山地形和敌情，研究情况，部署战斗。当贺总了解到敌人刚从集宁方向来，并看到正忙于在卓资山抢修工事时，他对在场的指挥员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不贻误战机，不让敌人逃掉，你们要趁敌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发起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

贺总命令各部队黄昏时发起总攻：

三五八旅向卓资山之敌实施主要突击；独一旅主力配置在卓资山东南的大、小苏计材，三苏计材东北高地附近为预备队，准备阻击集宁方向援敌，配合三五八旅战斗；

独三旅进攻卓资山以西的福生庄及其以北灰腾梁地区，断敌退路，阻击可能从归绥方向来的援敌。

就在贺总部署战斗时，三五八旅前沿部队抓住了几个俘虏，查清了盘踞在卓资山的敌人是国民党嫡系何文鼎的六十七军军部及其精锐新编二十六师，刚从集宁赶来。黄新廷旅长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贺总。

贺总一听，精神一振，指着卓资山方向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何文鼎的部队在抗战期间长驻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参加对边区的包围），一定要敲掉他。”

他告诉黄新廷：“你们一定要集中力量攻占龙山湾北侧高地和西山顶高地。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何文鼎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何文鼎的防御作用很大。要抓紧时间做好战斗装备，现在情况变化了，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个出敌不意的歼灭战。要打得快，打得猛，速战速决，力争全歼。速决，我们才能够各个击破增援的敌人；全歼，就会使盘踞归绥的敌人士气沮丧，为战役发展创造条件。你们告诉部队，要英勇顽强，猛打猛冲，活捉何文鼎！”

按照贺总的指示，三五八旅的战斗部署是：

第八团从卓资山西面向龙山湾、西山顶及车站之敌实施主要突击，尔后向北侧高地发展，分割卓资山西部地区的敌人；第七一六团从卓资山以南向街内实施正面进攻，歼灭街内之敌，尔后向卓资山北侧高地发展，歼灭守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