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翅目猎蝽: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

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
———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
罗志田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一些人曾有力地呼应了胡适提倡最力的
整理国故,但双方在具体观念上又颇有歧异,这些歧异多与“白话”相关。文学研究会的严
既澄指责胡适有“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双方就此展开了论争,其核心议题
即“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当白话文出现走向欧化的趋势而致时人抱怨看不懂时,
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多认为应该是读者转换思想以适应欧化的文风,也有人主张白话文同时
向“欧化”和文言开放,而胡适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只须向大众方向努力。

关键词　白话文　文学史研究　胡适　文学研究会　整理国故
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学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整理国故呈风靡全国的趋势。张彭春在
1923年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现在公认的学问
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①按梁启超固久负盛名,胡适成为“公认
的学问家”不过是最近之事,那几年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不少具体观念都相
当不同,而竟能从不同角度出发皆提倡研究国学,当然使国学的吸引力大增。张氏本人就曾
想尝试一下国学研究,他知道自己“古书的底子太浅了”,但仍希望“可以给将来的学生做
一个试验,看看一个没读过古书的人能否作国学的研究”。①今日的专家或会以为让没怎
么读过古书的人来作国学的研究不免想像力太丰富了一点,但这恰提示了国学的吸引力,印
证了时人对研究国学之必要性或正当性的认可。

胡适自己在1923年也说,“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
的信”②。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到的追随摹仿而欲治“国学”者乃是“青年”,
这在反传统情绪甚强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应是相当特别的现象。不过,抗父(樊少泉)在同时
的观察就相当不同,他在1922年注意到,考证之学在近20年间发生了“从古未有之进步”,
特别体现在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上,但这样的“专门旧学”不仅“世人鲜有知之者
,而阅杂志之少壮诸君则知之尤鲜”。③当年的“旧学”与“国学”基本是同义词,至少其
研治的对象类④似。这样,一方面是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风靡全国,另一方面则是
罗、王等从事的“专门旧学”疏离于“世人”、特别是“阅杂志之少壮诸君”,后者即胡
适等人的主要读者听众,且有可能正是这些人的拥戴造成了他们的被“公认”。学者研治
的对象基本未变,而其社会反应适成对比,充分体现了“话语权势”的转移,同时 也提示出
那时“学术社会”的分裂和多重性已相当严重。鲁迅稍早时观察到,当时中国“四面八方
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过活。
①五四后的“学术社会”显然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使情形更趋复杂的是,以“保守”著称的东南大学于1922年办出了一份以“昌明国粹,融化
新知”为宗旨的杂志《学衡》,这份似旧还新的杂志的出现以及1925年章士钊创办新的《
甲寅周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国故活动的走向。两份杂志的主事者都具备不比一
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学素养,而其对国故的基本态度却与胡适等人大不相同,这就给新文化人
以有力的挑战:眼看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如日中天,自难放弃,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则有
与这两份杂志“同流合污”的嫌疑。新派内部对整理国故本缺乏充分的共识,面临这样的
挑战更导致其不同观念的重新碰撞与竞争。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刊或旬刊)及其所掌握的《小说月报》,也曾较积极地参与到整
理国故的论争之中。参与者大致为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文学研究会人士,这些以文学为主
要兴趣的人士忽然对整理国故有了这样的兴趣,很可能是受到北大国学门主力顾颉刚的影
响;顾氏那时因家事请长假暂居南方为商务印书馆编教材,颇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钱玄
同1923年2月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从胡适处得知“先生们将藉商务来发表些‘整理国故
’的成绩,这是我想希望先生们干的事”②。可知文学研究会诸君的确是有意识地参与了
整理国故的活动,而胡适也知道这一点。但在许多具体文学观念上,文学研究会中不少人与
整理国故的象征胡适有着相当的歧异。双方的歧异或多或少与“白话”相关,其中一个重
要的分歧即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一、白话是否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严既澄在稍带勉强地表态支持整理国故的同时,又表明并不同意胡适在文学方面所从事的
“整理”。他以界定“整理”为开端,提出“所谓整理,就是从浩如烟海、漫无端绪的载籍
中,理出一条道路来,使诵习的和学作的人得一条便利的可以遵循的正路”。此后他就直接
针对胡适关于白话诗词的观点,力图表明胡适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古代的“韵文及诗歌”
,并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实在就是一条“歧路”。

严氏批评说,胡适在其《南宋的白话词》一文里“举出几个南宋的词家来,在每人的集子里
,选几首较近白话的词,硬断定这些词是那几位词家有意要用白话做的,而且硬推其价值于
其时的一切词家的作品之上。他这种论断是极卤莽的,未免太偏用主观的标准了”。他认
为,鉴赏古人的韵文,“不可仍旧抱着现在的标准以定其高下,因为现在的标准是现在的人
新造出来的,就算是进化以后的产物,也万万不能用之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古人在制作
韵文时,他的主旨和态度,只想做成一篇他以为好的文章,我们便当依着他的见解去观察他
的制作。”具体言之,就是不能“用白话文的标准去评判韵文”。

胡适读了此文,觉得“不能不提出抗议”。他写信给顾颉刚(实际针对文学研究会)反驳说
,严既澄所说的“硬断定”并不存在,“我请问你们读过我那篇文章的,可记得我曾否有这
样的一个‘硬断定’?我的题目是《白话词》,故单选白话词……严先生似未细读此篇,不
然似不应有这样的大误解”。接下去胡适提出了他研究文学史的大主张①我单选南宋的
白话词,是)用这些词来表示一个时代的一种趋势。这种历史的趋势是天然的,正不用“有
意”,也不用“硬断定”。正为他是无意的,故可用来证实历史上的一种趋势。譬如黄山谷
的诗,十之七八是古典主义的下等作品;然而他作小词时,竟完全是换了一个人了,何等自然
,何等流畅!在历史家的眼里,这一个隔世的区别,只有一个正当的解释:山谷作诗还不能打
破古典主义的权威,而不能代表历史上自然的倾向;及至他随意作小词时,一切古典主义都
不必管了;随便说小儿女的自然语言,便成好词。所以他的词———因为是无意的———代
表历史上自唐末以来的一个自然趋势。及至吴文英一流人来有意作古典的词,他们便又不
代表历史上的自然倾向,只代表一个有意的反动了。

胡适写此信时心情似不够平静,他最后表示“手僵不能成字,草乞恕之”,提示着当时有些
生气激动,故不待抄正。这样的心情使向来较注意语气平和的他忍不住教训严既澄说:“文
学史谈何容易!要能见其小,要能见其大。小的是一个个人的技术,大的是历史上的大运动
和大倾向。”他进一步申论说:大运动是有意的,如穆　、尹洙、石介、欧阳修们的古文运
动,是对于杨　派的一种有意的革命。大倾向是无意的,是自然的,当从民间文学白话文学
里去观察。若不懂得这些大倾向,则林纾的时代和姚鼐的时代、和欧阳修的时代,直可谓无
甚分别;陈三立的时代和黄山谷的时代,也可谓无甚分别。然而这岂是事实吗?所以虽最守
旧的文学史家,也不会用这五百年的八股来代表这五百年的文学。我不过是再进一步,说王
世贞以下到林纾的假古董也不代表这四百年的文学罢了。胡适这封信随即公开发表在《小
说月报》之上,严既澄看到后,又致函郑振铎有所辩驳,他承认对《南宋的白话词》当时确
未细读,故有所误解,“以为胡先生的意思是摭取南宋几个词家的几首白话词来证定他们有
意做国语文学的运动”。但他认为胡适确有“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譬如
在其《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于近代“推重金和、推重黄遵宪,也何尝不是这种倾
向的表①按胡适关于“有意无意”这一观点或受王国维的启发,王氏曾说“古代文学之所
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
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车矣。”参见王国维《
文学小言(三)》,《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
,页28A。浦江清已注意及此,指出王国维先“有文学蜕变之说,而胡氏有白话文学史观”。
难道说除这两人以外便再没有不是‘假古董’的诗了么?金、黄两人的见解即算是不错的
,他们的技术也正殊未见高;然而胡先生便已尊崇他们两人做这五十年的代表,而一笔抹杀
江西派、闽派以及樊(增祥)、易(顺鼎)一流人了。讲到五十年来的词,他更以‘都中了吴
文英的毒’一句话作理由而完全置之不谈。其实主张学吴的只有朱祖谋、郑叔问一流人;
若况周颐、樊增祥等人,都不是学吴;而成就也很有可观的,也不应一笔抹杀。”①

稍后严既澄进一步分析说,胡适尊重黄、金两人的理由,是“由于他们有个性,有‘我手写
我口’的胆力”。然而王湘绮、章太炎、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等“一群负一时人望的
诗人,便真个是纯粹的假古董、毫无个性、没有一句是‘我手写我口’的了么”?至少“陈
、郑、樊三人的诗都很有他们各自的个性活跃在纸上: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经历、他们之
乐其所乐而忧虑其所忧虑,都很有些不能托之他人名下的气象,又怎能说他们完全是掇拾陈
言”?②其实“中国历来做诗的人所标举的最古的诗之定义,就是‘诗言志’三个字。既知
其言志,便更没有不言自己的志而言他人的志的道理。”在句调形式上学前人并不会也不
能连前人之心思志向都学会,诗人贵在“精神上有独立的价值”;如果“满纸陈言,毫无独
立的气慨,那是绝对不能成其诗人之名的”。诗的价值在其本身所具的美丑,若是真美的,
“无论他是新是古、是创新是摹古”,都可承认为好诗。

如果说这更多是胡适所谓文学史上“小”的技术一面,在“大”的趋势方面,严既澄也有系
统的驳斥。先是严氏在《韵文及诗歌之整理》一文中说,“中国的诗歌,在金元的杂剧以前
,都重修饰;元、白一派,其势力远不及温、李一流”。胡适认为“这个见解更不对”,并具
体提出杜牧的《李勘墓志》和元稹的《长庆集序》两篇文章,都有相反的认识,即元、白的
诗流布甚广。③严既澄反驳说,他“所说的势力,是指及于后来的作家言,并不是就他们的
流行广大说”。元、白诗“在唐宋以来的著名诗集中算是通俗化程度最高的两种,当然大
受民众的欢迎”。然而“唐宋以来的文学界里,学元、白的诗人能有几个?而且唐代的诗人
受后人的讥弹最多的,也就推这两位先生。我所说的势力———及于后来的诗人身上的势
力———总还要让温、李两位吧。”④

根据胡适所论历史上本有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两种势力的观点,严氏论证说,“南宋词家之
做白话词都是受了柳永的影响”,是由于“柳永的词在当时最是流行,教坊曲院,传歌都遍
,因此当时的作家都不免多少受他的影响”,亦无非想像柳永一样因“通俗化而大受民众欢
迎”(按今日学人不耐寂寞而受媒体引诱亦同),这其间“并没有什么‘自然的倾向’可言
”。其实历史上“白话的趋势是无时不存在的,正不止唐宋以来为然”。自来“一个时代
的作家,同时总有两种趋向:第一种是要做到贵族文学的高妙,第二种是要受民众的欢迎。
在往时的文人学士中,总是前的趋向盛而后的趋向微”;后来流传下来的诗文也是贵族式的
多而平民式的少,胡适“单独摭拾几首白话词来充什么‘大倾向’的证据”,并不成立。这
样,胡、严之争早已越过“南宋的白话词”这一具体问题,而涉及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的大问题。严既澄肯定,“中国的文学界向来是‘文人学士’所独据的,所谓民众的文学,
向来不为士大夫所注意,大家都以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从“唐以后的文学直
到清末为止,千万作家之中,有几个完全拿白话来做诗词歌赋的人?金元的杂剧本来就是为
普及计的,所以差不多十之七八用白描的方法。然而到明以后所产的传奇曲本,又以咬文嚼
字为风气。”诗词亦相类,“虽然每个时期总有些可以勉强叫做代表白话化的人”,但白话
派之人数及其得后人崇拜之盛,“实不敌胡先生之所谓复古派的。直到清代,白话小说的作
家依然未得‘文人学士’①之流之重视,如金人瑞的见解,只有被视为狂妄的。”

既然“贵族文学界里的人物本来就不想和民众的文学发生什么大关系”,故“向来民众文
事之发达,自为路径,与文学界漠不相关”。而“这四百年来的白话运动,差不多完全只活
动于民众的文学里;贵族的文学界上虽然也有些少类似为白话文学响应的现象,然而随起随
灭,在唐时如此,宋时如此,直到清时也还是如此,并没有什么进步之可言”,谈不上什么“
自然的趋势”。就是“近五六年来胡、陈诸位的大运动”,也只是时代要求的产物,“是时
代改变了,然后文学的见解随之而变,并不是什么自然的倾向之底于成熟”。胡适说“贵族
的文学在唐末以来受了民众文学的影响,而趋于白话化的一条路上,便成了这自然的倾向”
,乃因他“每每喜欢拿通俗化的程度高低去扬古人的诗歌”,而“预先断定唐末以来文学上
有了一个自然的白话化的趋势,他便认定趋向于白话的诗才是正宗,反乎此的便是反常、复
古;正宗的自然是好,反常复古的自然是不好了”。以这样的方式从民间的文学“看出中国
文学史的大倾向来”,实非研究文学史之正途。严氏自己“也是一个极端肯定白话的文学
是今后的文学的正轨的人”,但“却不敢和胡先生说唐末以来的自然趋势的话”。①

其实胡适也像严既澄一样注意到过去诗人词人主动的一面,即结集时“往往删去他们的白
话小词”;他也观察到代表守旧趋势的古典派吴文英“居然能受人崇拜,居然有人推他做南
宋第一大家”,说明其在后来确有“势力”。②按照胡适最提倡的所谓“历史的眼光”,正
不必以今人以为有无价值的眼光来看古人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是否有“势力”。他关于无意
的才代表历史上“自然”的大趋势、有意的则是针对自然趋势而“反动”的大运动这一新
颖诠释也相当牵强,如果凡“有意”的都在“反动”,历史上的诗人词人岂不都像民初的胡
适一样热衷于“反潮流”,整个中国文学史就成为一部始终与时代潮流“对着干”的革命
史了。

这或许正提示了胡适当下的思虑,作为推动文学革命的主要人物,胡适很可能无意中以其“
革命心态”去推想古人了。他稍后完善自己的观点说,“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
的进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
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而革命则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
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不过,白话文学虽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
然趋势’”,其本身尚不足以“打倒死文学的权威”,必须“还有一种自觉的、有意的主张
,方才能够做到文学革命的效果”,以利用“这个自然趋势所产生的活文学来正式替代古文
学的正统地位”。①

作为一种努力的目标,从主动“革命”的角度这样描述现在与未来或可成立,甚至不妨据此
当下的时代需要而批判历史上的“正统”;但在陈述和诠释历史时据这样的后见之明不承
认历史上的“正统”为“正统”,更为历史另立一个未必存在的“正统”,就不甚符合“历
史的眼光”了。②这揭示出胡适治文学史的一个明显倾向,即倒着放电影片然后重新剪辑
。很可能受这一次与严既澄辩论的影响,胡适后来将其《国语文学史》改编为《白话文学
史》时明确提出:中国文学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
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③既然“
旁行斜出”成了时代的代表,所有各具体时代处于边缘的文学家就摇身一变而成了“正宗
”。这不啻自说自话,根本不承认历代当时的主流,当然也不与之对话。还在其《国语文学
史》中,胡适就有类似的石破天惊之见,他说,近代人“爱谈宋诗,爱学宋诗,但是没有一个
人能明明白白的说出宋诗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依我看来,宋诗的特别性质全在它的白
话化。换句话说,宋人诗的好处是用说话的口气来做①诗。”这便是全不顾往昔时代主流
的新见,历来学诗者皆知宋诗与唐诗相比,一大特色就是更加典雅;此后诗的雅化大致呈增
强的趋势,至晚清的同光体为极;即使在明末清初那相对例外的时期,吴梅村的《园园曲》
还以其在典雅层次上远超过白居易的《长恨歌》而著称于世。说宋人乃“做诗如说话”,
完全是逆传统之常识而行,充分体现了胡适“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主流
的取向。②

在历史研究中关注过去受到忽视的非主流或相对边缘的人与事当然会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
解,惟研究者恐怕不宜因此而疏远甚至排斥特定时代的主流和正统,即多数人真正关怀和心
意所指之所在。许多具体的人物都可能有多样化的目标,可能做各种不同的事,有时且可能
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但除极少数有意反潮流者(这些人不难确认)外,恐怕多数人心
向往之、有心栽花的方向才是时人希望趋近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不论那样的方向是否符
合研究者当时的价值观,那才真正反映往昔时代的主流,才应是历史上的“大趋势”。

民初一些人的潜在思路或即据当时的价值观先确定白话优于文言,故“应该”代表历史的
主流。其实,就在文学革命后不几年,白话与文言是否必须对立、排除文言的白话是否足以
表述优美雅致的思想、甚至是否足以自立都成为争论的问题。许多趋新者都承认白话在表
述方面的无力,所以有“欧化”国语的提倡和努力。这里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白话文是否
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表述体系?如果它可以向“欧化”开放,难道它就不可以向文言开放吗?
当时一些人确实主张白话向“欧化”开放而反对向文言开放,这是因为他们赞同“野蛮/落
后”的语言不能表述“文明/先进”的思想这一清季观念。这就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表述
的内容与表述的形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二、欧化、文言化和大众化:白话文的走向
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特征即白话的兴起,但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要在与文言的竞争中发展,就需
要自身的提高。傅斯年在1918年底说,白话文要发达,除“留心说话”即向口语学习外,还
需要再找出一宗高等凭藉物,“这高等的凭藉物是什么,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
、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of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
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熟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可以说傅斯年是很早就提出“欧化的国语”、“欧化的白话文”及“欧化的文学”这类口
号之人,这样一种为“提高”中国语而欧化之的主张背后隐伏着一个更重要的基本观念,即
发展中的白话文是一个开放的表述体系;这同时也预伏了一个不久即在趋新读书人中引起
争议的问题:白话文的开放是否是选择性的或有限制的?说得更直接一点,它是否向其竞争
对手文言文开放呢?与此相伴的一个问题,便是一些趋新文人也开始怀疑白话文是否足以独
力担负表述的重任,这就更引起某些新派文人的担忧和反击。当初傅斯年即把摹仿“外国
榜样”定为“做白话文的第一步”,②他并预言“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学”产生。
傅氏的预言大致不差,基本不欣赏白话新文学的浦江清在1928年也承认,当时“语体中稍稍
有文学之作品矣”。不过,新文学是在摧毁中国固有文学古雅品质的基础上接纳西洋文学
:“彼等不能用中国之格律,于是用西洋之格律以补足之;不能用中国之修辞,于是用西洋之
修辞以补足之;甚至不能用中国之典故,而用西洋之典故以代之。”故当时“流行之欧化文
学,与中国固有之文学,断然不相衔接,为中国文学上之一大缺憾”。③如果去除其不满于
“欧化”新文学的倾向性,欧化文学无疑在模仿西洋方面已有所成就。
不过,尽管愈来愈多的白话作者在追求国语的“欧化”方面做出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欧化的国语文学”却因与本土因素的隔绝而出现难以被一般人接受的问题。对当时多
数识字者而言,欧化的“白话文”可能比浅近的文言更难懂。不仅一般民众,就连趋新的边
缘知识青年中也产生了读不懂新小说的问题。结果还不到傅斯年所预言的10年,在趋新者
中便已出现了白话(语体)文是否应该欧化的讨论,《小说月报》的读者来信中便常见这类
疑问。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在答问时承认,许多人觉得“新式白话文”的小说“干燥无味
”,但他“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
‘新思想’”。具体地说,是“新文学内所含的思想及艺术上的方法不合于他们的口味,‘
新式白话文法’不过是表面的障碍”。故这些人“最大的困难尚不在‘新式白话文’看了
不能懂,而在‘新式白话文’内的意思看了不能懂。因为形式上的不惯,稍习便惯;思想上
的固执,却不是旦夕可以转移的。”他明确指出:“民众文学的意思,并不以民众能懂为唯
一条件;如果说民众能懂的就是民众艺术,那么讴歌帝王将相残民功德、鼓吹金钱神圣的小
说,民众何尝看不懂呢?”①他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改变了读者的思想,他们自然能“看懂”
新小说。

当时一些充满“启蒙”心态的知识分子的确无意顺应民众的语言,而是想要改变民众的思
想。然而特别强调“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胡适却不甚赞成这一取向,他先表态说其“向
不反对白话文的欧化倾向”,但又“认定‘不得已而为之’为这个倾向的唯一限度”。当
年傅斯年曾挖苦严复用子书、策论和八股的笔法翻译西洋书,不啻“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
究衣服”。胡适则看见今人“有意学欧化的语调,读之满纸不自然,只见学韩、学杜、学山
谷的奴隶根性穿上西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是最可痛心的现象”。他以为,“凡人作
文,须用他最自然的言语;惟有代人传话,有非这种最自然的语言所能达者,不得已始可用他
种较不自然之语句”。胡适自称 “这也许是我这个‘老古董’的偏见”,表明他知道这与
流行见解有些距离,却不避落伍之嫌,甚至宁愿承认自己已经“落伍”。这段话是在与严既
澄争论时所说,约半年后,严氏又写出论语体文的专文回应胡适,主张“欧化的意义就是严
密的文法化”,故“认定语体文不但可以欧化,而且是应当欧化”。他的理由是,“欧洲各
种文字之严整和细密,是我们的白话文和文言都望尘莫及的”;中国的白话向来极少被用来
著书立说,“并未经过许多学术专家的陶冶和历练”,本是“很够不上一切学术上的应用的
”。如果“捧起它来接‘文言’的正统,实在是将它抬举得过分了”。若“普遍地将它推
用于一切学术的领域上,我们自然要觉得它疵漏百出,用起来捉襟见肘”。故欧化本是“自
然而然地风行起来”的补救方法,也是“洗练我们几千年来一贯相承的笼统模糊的头脑”
的对症良剂,正应据此以“努力提高语体文的地位和价值,建设严密的、精细的新文学”。
②

在严氏看来,语体文已经过了提倡时期而进入普遍运用的试验时期,若“一种工具可以给我
们以文学上的助力,我们便应当急起直追地拿来应用,决不容因为什么文学以外的目标而因
循顾虑”。但“欧化新文体”却“大受一般爱国人士的谩骂和攻击”,胡适的话虽未必“
代表普通的反对新文学的人”,却恰可“代表一部分头脑比较的算是清楚一点的所谓旧文
学家的见解”,因为他“和一般旧文学家一样地”注重“国界的问题”,视学习外国文体这
一“取人为善”的举动为“奴隶根性”。严氏担心,像胡适这样“曾建大功于文学革命”
而又“系一时人望的学者”出来“高唱反对的论调”,很可能“使那些刚才对于欧化的文
学稍能顺应的人重新生出疑虑来”,故不能“置之不理”。①他强调:文学的提高和普及是
截然的两件事,不容混而为一。我们现在虽然不主张更有所谓贵族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之
差别,然而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贵族性,总是不可掩盖的事情;我们除了努力提高群众的赏鉴
力,使得与有贵族性的文学相接触而外,实在再没有法子去打破这层隔膜。拿一篇柴霍甫的
小说给一个仅仅识字的人看,他能看得出它的好处吗?即使这篇小说的释文完全是用我们的
日常用语的,这位读者仍然可以没有丝毫领会的能力;我们除了将他贵族化以外,更有何法
可使他自有这种赏鉴力?文艺作品的赏鉴力是非有相当的训练不会获得的,而文学和艺术自
身的向上,则决不能因为怕群众没有相当的赏鉴力而迟疑不进。

这一观点和沈雁冰的基本一致,即不仅语体文要提高,就是读者也应提高。②严氏进而反驳
胡适关于表述应“自然”的观念说,“人类到了今日,除了这一个赤裸裸的躯体而外,还有
什么是自然的东西?何况这时时变迁的语言,还不是习惯而已么”?本来俗语有所谓“习惯
成自然”一句话,“如果现在的许多读书人,觉得欧化的语体文是生硬,是不可读的,那末,
只有请他们多看多读,再过一①有意思的是,自称“老古董”的胡适在严氏眼中的确已成为
“旧文学家”的代表;而在稍早与胡适辩论文学史研究时,严既澄又自承“我这些意见,自
许多人的眼光看来,是很陈腐无聊的”。这很能体现在白话文的试验时期新旧观念混淆的
特色,特别是努力趋新者各有其虽未必相同却皆偏旧的一面。但也有些区别,沈氏着意于读
者“思想”的提高,仅指向“欧化”的方向;严氏则主张读者品味的提高,其“提高贵族化
”当然主要指“欧化”,但据其前述的观念,似也可向“传统”开放。

这与傅斯年稍早的见解相近,他在1918年论“文学家的势力”时说,“文学家对于语言,有
主宰的力量。文学家能变化语言。”其办法“就是造前人所未造的句调,发前人所未发的
词法。造的好了,大家不由的从他,就自然而然的把语言修正”了。当年多数新文化人在不
同程度上分享着类似的观念,但严既澄在5年后,亦即在许多人认为文学革命已初步成功之
时仍在期望“再过几年”或可改变读者的习惯,就揭示出一个问题:在胡适强调的“与一般
人生出交涉”这方面,文学革命的成绩到此时仍相对有限。新文化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
依其认知中的“一般人”的标准(实即其自定的标准)来做出判断,白话新文学的主要读者
乃是趋新的边缘知识青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真正老百姓的认可。②如今连趋新
知识青年也感到读不懂白话新小说,这就说明至少在争取读者方面,那时文言白话之争的发
展颇有不容新派乐观之处。因此,傅斯年早就提出的白话表述体系应通过开放来“提高”
的需要进一步得到凸显;也正因此,处于竞争中的白话文似又不能随意开放。本来从学理层
面言,白话文既然是开放的,则欧化与所谓“白话文言化”(冰心语)的提法就应是相通的。
但在民初新旧中西对立的背景下,由于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意味着新旧之间“话语权势”的
争夺,白话文向文言开放就给一些趋新读书人带来困扰。

沈雁冰就愈来愈主张必须坚定白话独立于文言的立场,他在1923年4月注意到,“自从三月
以来,《民国日报》的《觉悟》登载了十几篇关于‘文言白话之争’的文章。这是春季国
内文坛上一件极可喜的事,这也是宣传‘白话’的一个好机会”。把文言白话之争的复兴
看做可喜的事情与他当时对新文学的整体乐观看法相关,因为最近“国内文坛最可喜的现
象”是在“半年的短时期内竟增加了十几种的文艺定期刊物,实在是新文学日益发展的证
据”。在这样的乐观心态下,原对整理国故态度暧昧的沈氏在1923年底针对“近来对于整
理国故的一种异议”发表了反对意见。①

但他对形势的观察很快逆转,不久即感到“这一年来,中国处于反动政治的劫制之下,社会
上各方面都现出反动的色彩来”;文学界亦然,其“主要口号是‘复古’。不论他们是反对
白话、主张文言的,或是主张到故纸堆寻求文学的意义的,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复古”。这些
反动者之所以“敢如此猖獗”,部分即因“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
,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作他
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由于“近年来‘整理国故’的声浪大盛,‘古书原来②也有用处
’,引得这班糊涂虫因风起波,居然高唱复古”。很明显,正是整理国故的风靡使文言白话
之争发生了攻守势易的转变,虽然沈雁冰“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
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
;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针对有的白话作家“自己先怀疑白话文是否能独
力担负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重任,甚至于怀疑白话文要‘做通’,是否先要文言文有根基
”这样的观念,沈氏强调,“当白话还没有夺取文言的‘政权’,还没有在社会中树立深厚
的根柢的时候,我们应该目不旁瞬地专做白话运动”。我们“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无论
表现什么思想什么情绪,白话决不至于技穷,决不要文言来帮助”。

也就是说,当新旧之间实际存在着“话语权势”的争夺时,新派的旗帜鲜明是非常必要的,
故沈氏才要求同人不计学理而坚信“白话是万能的”。实际上,他清楚地知道白话文自身
非常需要提高,在这方面他寄希望于自己正在提倡的“欧化”;只是在针对文言之时,他才
强调白话文能够“独力担负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重任”(或许正是对“欧化”寄予的厚
望———即发展中的白话文必将从那里获得巨大支持———强化了趋新者拒斥文言的坚决
态度)。这些人的主张实际是:面对“欧化”时,白话文就应当是开放的,因而也不是“万能
的”;而面对文言时,白话文必须是独立或封闭的,“决不要文言来帮助”。这样一种“选
择性的开放”在逻辑上显然有些问题,新派内部在这方面也已出现歧异的观念,从下文可见
,新文学的重要提倡者周作人就主张白话文的开放也适用于文言。以破坏为象征的文学革
命发展到更具建设性的国语运动后,普及与提高孰先孰后、或究竟是顺应民众还是改造民
众,已成为新派内部的重要分歧。胡适显然认为应当顺应民众,到1934年,在白话文已进入
所谓“大众语”的讨论阶段时,胡适仍主张应侧重“普及”一边,要根据“听众里面程度最
低的一个人”的标准来立说,“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他指责许多“怪白话不大
众化”而“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因为他们“从来
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故其“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
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①如果不计其攻击的意谓,“不中不西”和“不文
不白”正揭示出稍早周作人、吴文祺等试图“提高”白话者努力的方向,即白话文应向文
言和欧化开放,以达到中西文白兼具的效果。

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国语运动若以面向大众为目标,当然是先要普及。但周作人认为,国语
运动中那种“准了现在大多数的民众智识的程度去定国语的形式、的内容”的态度,看上
去似乎更大众化,其实仍视国语为供给民众的“浅近的教训与知识”,正体现了清季白话运
动“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这一取向的遗绪。对于“国
民全体都用”的国语,一方面要“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
与思想,作为艺术学问的工具;一方面再依这个标准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国②民能够理解
及运用这国语。”很明显,周氏主张白话文应先提高而后普及。

1922年时已有人认为民初的白话文仍“过于高深复杂”,周作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国语更
主要是作为“建设文化之用,当然非求完备不可”。而当时白话文的缺点正“在于还未完
善,还欠高深复杂”。要建设,就要改造,改造的主要方向仍是提高。他说:“我们决不看轻
民间的语言,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简单,不能叙复杂的事情,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
可讳言的。”因此,“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
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除民间现代语外,还
要“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周作人这种熔欧化、文言化和大众化于一炉的主张得
到几位新文学家的支持,文学研究会的吴文祺读到周氏文章,认为“说得太简单”,乃做《
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一文呼应之。他认为,“白话中言词的缺乏,实在是一桩不可否认
的事实,‘应该’而且‘必须’采取所谓活语以外的词类来补充”,补救的方法“最好是尽
量的采用文言中的‘联绵字’”。不过,一般人往往“以白话文的价值仅在通俗”,故“不
赞成采取民众所不懂的‘联绵字’及‘外来语’入文”(这里“一般人”的主张与胡适的
观念非常相近)。①郑振铎也赞成吴氏的看法,以为“白话文之应采用口语不常用的‘联绵
字’与应采用‘外来语’与欧化的语调,是同样的必要的。”②

由于联绵字实来自文言,“似乎是大多数的民众所不能了解的”,吴氏乃为其正名说,如果
视联绵字为“死的词类,实在没有采用的价值,这又错了。词类的死活的界限,并不是上帝
指定的!‘自由’、‘赞成’、‘革命’……其初何尝不是纸上的死语?现在却成了贩夫走
卒的口头禅了。”若“经了文艺家的运用、教育家的传播”,联绵字又“安知将来不变为
极通俗的口头禅呢”?他明确提出,“大多数不受教育的人们,正因了词类缺乏的缘故,所以
常有‘词不达意’的毛病;我们应该借着文艺和教育的力量,把高尚的词类尽量地灌输给他
们,去提高他们语言的程度;决不该‘削足适履’地弃了丰富的言词去‘移樽就教’”。①
周作人到1925年更明白表示,“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
敢附和”。不过他提出一种兼顾提高和普及的折衷方式,主张“一国里当然只应有一种国
语,但可以也是应当有两种语体,一是口语,一是文章语。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
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这当然全以口语为基本,但是
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使其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之用,这在一般的日用口语是不胜
任的。”周氏虽强调文章语的“根本的结构是跟着口语的发展而定”的,这样才能“长保
其生命的活力”,其实不过是像清季人一样主张分工:文章语重提高而口语重普及。从其使
用的语汇看,周作人和吴文祺都已直指白话文的提倡者胡适(特别是其视白话为“活文学”
的见解),可知当时趋新读书人内部的观念已相当歧异。与胡适主张顺应民众而侧重“普及
”的态度不同,周作人虽说“决不看轻民间的语言”,但其论及的白话文之多重开放性仍是
有差别的,即在应用层面固不妨以“一般人民所共喻”之口语为目标,若说到提高,则只向
“欧化”和“文言化”方向努力;可知其有意无意中仍存“看轻民间语言”的倾向,不过在
世风的覆盖下被动或主动地反其意而表述之,多少有希望避免“政治不正确”之意。

提倡文字革新者究竟是顺应民众还是提高民众,这是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以后相当长一
段时间里努力面向大众的知识精英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此的不同意见从清季延续到
民初。清季已出现认为“野蛮/落后”的语言不能表述“文明/先进”的思想的观念,沈雁
冰等主张白话仅向“欧化”开放而不向文言开放,就大致继承了这一思路。这里其实隐伏
着中西文化竞争的问题,因为“野蛮/落后”和“文明/先进”所指代的文化实体对时人来
说是不必言而可喻的。从学理层面言,进一步的问题是,表述的内容与表述的形式是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呢?

章太炎在清季就指出,那些主张改革汉文者过于“崇拜欧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土用”,他们
并未真正从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保留习用的中文表述方式对中国民众有特别之
用:由于古今汉语词气仍同,周秦两汉之书固然要通小学者才能得其旨趣,而“里言小说,但
识俗字者能读之”。今日“家人妇孺之间,纵未涉学,但略识千许字,则里言小说,犹可资以
为乐。一从转变,将《水浒传》、《儒林外史》诸书,且难卒读,而欢愉自此丧,愤郁自此生
。”语文之改革本以其难为理由,然改革的结果可能使一般“读书者转难于昔”。①

吴稚晖当时就不同意,他认为,近代“科学世界,实与古来数千年非科学之世界,截然而为两
世界。以非科学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学世界之思想与事物,皆牵强附会,凑长截短,甚不敷
于应用。”既然“非科学世界之文字”根本无法表述“科学世界之思想与事物”,就必须
修改前者以适应后者。②吴稚晖等人提倡改革中文本来也有为大众考虑的一面,但如果大
众的需要与时人心目中国家民族需要进入“科学世界”的大需要发生冲突时,不少趋新者
显然认为前者应让位于后者,或提高民众的思想使其顺应于国家民族的发展需要。
在表述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方面,胡适的认知本来与吴稚晖不甚同,而在1919年论语言文字
和文体解放时胡适却明确说,“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
。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有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
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因此,尽管他“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却“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
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①
到1933年他还在重申“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按胡适的意思,旧
皮囊是不能装新酒的,新酒必须用新皮囊来装;皮囊如果不比酒重要,也至少与酒同样重要
。所以,“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
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他要把白话“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
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而且是“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正是顺着文学
革命即文学工具的革命这一思路,胡适终于逆推出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
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

这样,胡适在不知不觉中走到吴稚晖的立场上来了,特别是文学的生命即在于“用一个时代
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一语表明两人观念的接近。胡适论证近代文体
的变化就曾从时代的思想与工具应当一致的角度立说,以为桐城古文能够一度风靡乃因其
较前之文体通顺明白,但“时代变的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
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终于失败了”
。与胡适在文学观上有相当歧异的郑振铎在这方面与胡适见解相同,他在1924年也明确反
对“新的思想不妨装在旧的形式里”这一主张,认为“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旧皮袋实
“不合于现代的人装进新酒之用”。②

但胡适在文学革命方面的盟友钱玄同却不同意,他在1923年为国语拼音正名时说,表述的文
体、文字应该“因时制宜”,比如,“二十年前是对于所谓‘古文’革命的时代”,梁启超
便用其“新体文言文”;而“五年前是对于‘文言文’革命的时代”,胡适便用“国语文”
;“今后是对于汉字革命的时代,整理国故的著作当然应该用 ‘拼音的国语文了”。总之
,“无论什么文字都可以叙述国故”。如果说“因时制宜”一点似乎与胡适接近,钱玄同的
实际结论却是表述的形式与被表述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被认为“保守”的吴宓在这一点上与以激进著称的钱玄同观点相近,他后来劝人多读中外
“古来之名篇佳作”,懂英文者读英文中之经典著作,“其结果必为中国之正人君子英雄志
士。又如多读西洋历史文学者,即或不谙中文,亦必甚爱中国也。反之,但读中国古籍,其结
果亦必可为通达时务而能措置适当之人。盖读书之所得者,乃精神道理与根本态度,非表面
之形式与末节也。故如真心读书,真欲劝中国人读正经书,初不必为中西新旧之辨,更不必
为文言白话之争,只问其书之内容与影响如何。”当然,对“大多数之中国人”来说,还是
读“中国之文言书籍”更合适。吴宓的思虑和视角可能与钱玄同正相反,但两人皆同意书
的内容与表述形式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而傅斯年早年则大体赞同吴稚晖的看法,他认为:“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
语言的器具。惟其都是器具,所以都要求个方便,都不要因陋就简,安于不方便。我们主张
废止文言,改用国语,只因为文言代表思想是不方便的,国语是比较的方便的。”有人若问
,“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
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汉语改作拼音文字,“无非为现在和
将来一般人”谋一种表达语言的方便器具。

历来重视语言与思想关系的傅斯年稍后在其学理性的《战国子家叙论》中已提出哲学是语
言的附产品,再后来著《性命古训辩证》时更申论说,“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
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
者,此情形愈明显。”傅氏自述其写《性命古训辩证》的经历道:“始写上卷时,以引书较
多,用文言写自较整洁,及写至本卷末章,乃觉若干‘分析的思想’实不易以文言表达。写
至中卷,尤感其难。”他虽因“懒于追改”而仍用文言写,却因此“深悟近代思想之不易以
传统文言纪录之也。盖行文之白话正在滋长中,可由作者增其逻辑、变其语法,文言则不易
耳。”②这里的思路需要仔细地辨析,除非秉工具决定论的思想,否则“语言是表现思想的
器具”与“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之间似乎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后者是傅斯年留学归国后
表述出的观点,是否他的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呢?其实未必,在傅斯年说“语言是表现思想的
器具”的同一文中,他已关注到汉语的性质问题,并提出汉文即古时的汉语,“断不是能用
拼音文字表示的”,若改,其结果只能是经史典籍的废弃。至少那时他已有“思想为语言所
支配”的观念之萌芽。但他明言,“我们既不是国粹派”,即使古书废弃,“也没有什么顾
惜”。不能因“踌躇汉文的废止,便不制作汉语的拼音文字”。毕竟“国学在普通人的生
活上并没有影响”,为了“现在和将来一般人的便利起见”,就应将汉语改为拼音文字。“
既没有古不古的问题,更不存国不国的观念……任凭国家的偶像破除了,中国不国了,我们
总得要发展这国语的文学。”①这就凸显出新文化人的一个基本思虑:古代的经史典籍与
“现在和将来一般人”的需求是冲突的,学理上语言的重要性似不能不向国家民族的当下
需要让步(至少在表述出的层面是如此),甚至正因为“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语言才不能
不向欧化的方向发展———若真实现白话的欧化,岂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也自然走向欧化了
么!傅斯年在说其“不存国不国的观念”时,考虑的却是整个民族即中国“现在和将来一般
人”的未来。其实他与同人办《新潮》之目的即“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自
己也未尝不“顾惜”古代典籍,不过认为只需留给少数人作研究之用,而不必误了多数人。
③可知傅斯年的表述明显带有清末民初士人那种“故意激进”的意味,他在史语所的同人
李济也有类似的表现。相当重视人类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李济在1922年就提出应注重“
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因为要解释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以及不同阶段
物质文化的意义,实依赖于揭示中国人的思维类型(typeofmind),后者又受到中文这一特定
语言的影响,盖“语言符号与思想的发生、成长、形成和变动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错综复
杂的关系”。一言以蔽之,语言表述着比发声器官更内在更深层的东西。②可以看出,李济
的主张与傅斯年稍后关于哲学是语言的副产品、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
。

但是在1953年,当其预设的读者为中国人时,李济表达了相当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人对
于文字的态度,似乎只有一小半把它当作工具看待,一大半仍滞留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对于他
们画在洞穴里的壁画所持的态度:把它们当符咒看待,以为文字具有无限的威灵,可以随便
降灾赐福。”而“现代科学思想的本质,特别显著的一点,就是不迷信文字的威灵,不把它
当符咒供奉。科学家使用文字,与使用其它的符号一样,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已,决不把
它当作装载思想的神器看。”科学研究和表述“固然都离不开文字,但文字的地位,始终只
是工具。这是科学思想的一个基点。”③

文字如果“始终只是工具”,它怎么表述和反映思想甚至文化那更内在更深层的东西?如果
李济前面的学理表述是“科学”的,他后面针对中国社会改革需要时所说便是违背“科学
”的。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一取向和心态在许多留学或未留学的趋新读书人中相当
普遍(程度容有不同)。①在谈到科学思想时可以“适当”违背“科学思想”而又可以不视
为“违背了科学思想”(否则还谈什么“科学思想”),这仍是“故意激进”模式的一种曲
折然而典型的表现;恐不能全从学理层面去追索,而更多只能从“思想”层面去认识和理解
。

就是一般认为其文化态度要保守得多的浦江清在1928年论胡适“革古文为白话”是“时势
逼之使然”时也说,白话文运动“背后有二大势力,一曰语言之外来的影响,二曰统一国语
之需要”,后者“不若前者之尤重要”。盖“语言有支配思想之力。使有语言迥殊之二国
,其一国欲尽量吸取其他国之思想文化,则非稍变其文体以迁就他国之语言不可。吾国之文
言,其美在庄严简洁,其病则在如结晶品之固定而乏弹性。故考之历代,每一种翻译文学产
生,即可见白话文字之活动。此征诸佛经翻译、满蒙文翻译而皆信也。故今日白话文之产
生,盖应翻译外国思想外国语言之要求。”可知“语言有支配思想之力”在那时还是不少
人的共识,而“保守”的浦氏也充分承认“翻译外国思想”为当时重要的“时势”。
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当思想变成“近代”且重“分析”时,“传统”的语言便
产生表述的困难;虽然傅斯年说语言是器具,与国家无关,然而他眼中那“近代”重“分析
”的思想与吴稚晖所见的“科学世界”思想相类,都与“西方”直接关联(视“革古文为白
话”为“翻译外国思想”的“时势逼之使然”的浦江清亦同。从这一角度看,尽管新文化
运动后期曾出现“西方的分裂”①,在面对已成“一家眷属”而整体化的中国旧事物时,表
现在中国的“西方”之整体性实强,它不仅包括系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意味着表述方式也必
须随之变更,即使不全是西方的,也不能不是在“逻辑”和“语法”上都受西方影响的“新
方式”。

三、余　论
部分或因顾颉刚的参与,文学研究会曾有力地呼应了胡适推动最力的整理国故,但双方在具
体文学观念上颇有歧异,这些歧异或多或少与“白话”相关。严既澄就指责胡适有“用白
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而导致一场关于怎样认识既存文学或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不大但意义不算小的论争。这一论争的相关材料并不稀见,却几乎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比
如胡适1923年2月致顾颉刚这一重要信件,我所见的既存各胡适文集、书信集便皆未收入)
。关于白话是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这一问题的论争有助于理解胡适根据文学的“工具”
而非文学本身来治文学史的特色,并揭示出一个潜在的倾向,即文学本身的失语。文字表述
的形式(工具)与内容是否统一?表述是顺应民众还是改造民众?具体怎样处理文字甚至思想
的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这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努力面向大
众的知识精英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新文化人中看似比较统一实则歧异甚多的
问题。当白话文出现走向欧化的趋势而致时人抱怨看不懂时,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多认为应
该是读者转换思想以适应欧化的文风,而胡适对此明确表示不同意。有人主张白话文向“
欧化”开放却必须与文言断绝关系,有人主张白话文同时向“欧化”和文言开放,而胡适则
对二者皆有保留,认为只须向大众方向努力。

这两个与“白话”相关的问题揭示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民国初年“学术社会”的分裂和
多重性已严重到不可忽视的程度。鲁迅观察到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
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正是其典型的写照。而且这样的分裂和多重性很难用“派别”
来划分,甚至难以用“新旧”来区别,同盟者和论战对手的移形换位或在细小问题之上,或
在转瞬之间;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在甲事上持同样看法
的人在乙事上可能完全对立。故矛盾和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过去关注较多的新旧之间,在
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已基本掌握学界思想界“话语权势”的新派内部,同样充满了歧异的观
念。

严既澄注意到的“国界的问题”即是一例。从吴稚晖、傅斯年到严氏,都在不同程度上赞
成“科学”的或“重分析”的“近代”思想难以甚或不可能用“不科学”或“不重分析”
的“古代”文言来表述;但他们又都试图强调语言文字仅仅是工具,所以“既没有古不古的
问题,更不存国不国的观念”。其实这里当然有“国”的存在,当中西之间从国家实体到文
化都处于竞争之中时,如周作人所说,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虽未必即为“文化侵略”,然“
此种文化带有国族的影子,乃是事实”。傅斯年在言学理时类此“不国不故”的话说了不
止一次,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民族主义倾向非常强的人。反之,一般视为西化急先锋的胡
适恰从新人物学欧化语调那里看出了“穿上西装”的“奴隶根性”,故被严既澄指为旧文
学家的代表。胡适在白话文的“欧化”方面虽比严既澄更“落伍”而宁自称“老古董”,
但在怎样认识古代文学方面,他又显然比严氏更能标新立异。类似的多重性和歧异还表现
在:胡适基本支持吴稚晖关于新思想只能用新工具表述的意见,但他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又更
倾向于先普及;他自己最强调民初与清季两次白话文运动的根本区别是清末人有意区分我
们(士人)与他们(大众),但在周作人看来以百姓口语为准的普及取向仍是在区分我们与他
们;上述人中的大部分显然都主张先提高后普及,在不同程度上赞同白话文的开放性,但对
于怎样提高,即向什么开放,却又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

实际上,严既澄和胡适也有相当接近之处,即他们都特别注重“文体”这一表述的形式,而
相对忽视文学表现的技巧即被形式表述的“内容”。许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文学革命的
主要提倡者胡适也继承了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如前所引述的,他曾清晰地将文以载道观
念“翻译”成白话:“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却要以“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来
“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这里的“道”即“思想”,属于被表述的“内容”之一部
分,而“文体”这一表述的形式乃是思想和精神的“运输品”。或因从文以载道这一视角
出发,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他自认明白清楚就是美),总喜欢以
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其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将形式与内容分开,结果其讨论评判常常
多及形式少及内容,无意中甚至走到只及形式不及内容的极端立场之上(比如认为文学史只
是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结果,就像主张以文字训诂见道的清儒往往停留在训诂阶段
一样,本来接受文以载道观念的胡适也更多停留在载道的工具之上,而相对较少论及文学所
载之道———思想和精神。若就文学本身而言,连“思想”也多半属于“功夫在诗外”的
类别;文学的内容不止是“思想”,其艺术表现层面恐怕更值得关注。即以“与一般人生出
交涉”这一新文化人的重要目标而言,表述的内容是否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就同样重要甚
至更重要。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汤茂如在1926年观察到:“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
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
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①与沈雁冰相类,鲁迅也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
妃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与许多试图“启蒙”民众者不同,他主
张干脆“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

他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
是在这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 ‘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
,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至于说旧小说“流毒中国的青
年,那似乎是过虑。倘有人能为这类小说(?)所害,则即使没有这类东西也还是废物,无从挽
救的。”盖“气类相同的鼓词和唱本,国内非常多,品格也相像,所以这些作品(?)也再不能
‘火上添油’,使中国人堕落得更厉害。”鲁迅显然已注意到社会对“旧文化小说”的需
求及其已经“大显神通”的现象,从他对“鼓词和唱本”的态度看,他对欣赏旧文化小说那
“古国的一般人们”已不寄予希望,故认为“新文艺”这一“外来的新兴的潮流”只须现
实地关注其听众和追随者,而不必奢望为广大民众说法。

胡适在与严既澄争论时说:“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似乎也应该明白:新文学家若不能使用寻
常日用的自然语言,决不能打倒上海滩上的无聊文人。这班人不是谩骂能打倒的,不是‘文
丐’、‘文倡’一类绰号能打倒的。新文学家能运用老百姓的话语时,他们自然不战而败
了。”他与鲁迅两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观察到“上海滩上的无聊文人”或上海的“旧
文化小说”对一般老百姓的吸引力。不过鲁迅这次的基本态度与胡适不同,他认为新旧小
说各有其所针对的特定对象,不必去“打倒”新兴的旧文学,应靠自身的文学水准证明其短
长,吸引其追随者。

但许多提倡新文学者却相当注重诗外的功夫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研究,吴文祺在1924年指
出:“近年来文学革命的事业,在表面上看来好像已告成功了。其实误会的绷带仍旧很牢固
地很普遍地缚在大多数人们的眼上;他们对于白话文始终没有明确的认识:不视之为统一国
语的器械,便视之为晓谕民众的工具。”这里失语的正是“文学”本身,的确是文学革命者
的一大“误会”。且本已处于相对失语状态的文学研究还受到另一方面的冲击,即前引沈
雁冰所攻击的到故纸堆里寻求文学的意义,也就是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很能体现整理国故对
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当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