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众多的百周年纪念中，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中国在过去100 年间的进与退等问题。图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像。

　　刚刚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转眼又迎来南京临时政府创建、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等100周年纪念日。在未来十年，我们还将迎来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新青年》创办及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0周年纪念。在如此众多的百周年纪念中，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中国在过去100年间的进与退、变与不变等问题，确认中国发展方向，清理前进中的问题。

清亡的启示

　　在过去100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

　　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就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革教育制度，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到了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了、太激进了，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是，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20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彻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利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力，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

　　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概永远都是交替使用。

进与退

　　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只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1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

　　100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100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

　　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

　　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去皇帝之名而用皇帝之实呢？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视为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在过去100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

　　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变与不变

　　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10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短暂的，但这100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千年。

　　在这100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予以终结。

　　此后60年，台湾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继续发展，延续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上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陆，过去60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10多年，尽管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巨大打击，其后果就是1960年前后人口大幅减少，非正常死亡大幅增加，这是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而随后人为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泽东去世，为中国重新出发提供了一个契机，华国锋等果断终止十年“文革”是一大贡献；邓小平适时出手发起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30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100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10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100年的失误、问题，当然有清廷、北洋、国民党、共产党的责任，100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100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

　　早在100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

　　100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一生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也是100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

　　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

　　毛泽东曾自信找到了一条“民主新路”，在他治理的20多年里面，中国的民主道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个人独裁、个人迷信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

　　30多年前，邓小平发誓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时过境迁，国家体制、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仍有待深化，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亟须真正从名义落到实处。

　　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 ■

　　马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