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情四百年h版:2011年小说类图书“冷中有热，热中观冷”

2011年小说类图书“冷中有热，热中观冷”

作者：潘启雯 时间：2011年12月22日

　　“君子和而不同”是多元化的最理想局面。不过，在2011年中国文化界似乎只看到“不同”而没有看到“和”：各种本该属于文化学术范畴的“论战”屡屡演变为“骂战”，甚至佐以人身攻击，如学者孔庆东对某媒体记者的几个“他X的”，周立波同时和多人开骂，某人的“打假”也因为支持者之间的对骂让人感觉沦为一种笑话。

    然而在岁末，检点2011年小说类图书时，发现作家们的写作和出版如同文化学术界的“骂战”一样热闹：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典再次热销，贾平凹、格非、严歌苓、王安忆、范小青、杨显惠等老牌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张大春和骆以军等台湾作家的小说带来新鲜另类的文学体验，李海鹏和刀尔登这两位以杂文见长的作家首次出版小说……2011年，作家们写了什么？答案是冷中有热，热中观冷，冰火两重天，个中滋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异域虚构风景：“对美好坚守”是古今文学经典基本取向

    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几乎没有比《百年孤独》（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6月版）更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了，它深深影响了包括莫言余华在内的大批作家。但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目睹它在中国被肆意盗版后，愤而撂下狠话：有生之年不会将任何版权授予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多年后，在这部经典面世44年这天，经他本人授权的中文版《百年孤独》出炉了……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是“保守”的。其一，古老的《圣经》结构在其中复活，同时还激活了凝聚着原始生命冲动的各色神话。其二，魔幻现实主义并非所谓的现实加幻想，而是集体的无意识。其三，保守是针对美好人文价值观的一种坚守。而这种“对美好坚守”恰恰是古今文学经典的一个基本取向，彰显了经典对一味地向下、向小、向窄、向内、向丑趋势的悖反。这或许也是《百年孤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畅销不衰的缘由。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周而复始的重复上演着这种恶的梦魇，时而是国家，时而是种族，时而是立场，你永远无法预估人性的极限到底有多黑暗。可是你总能瞥见人类的健忘症是如何在安逸里滋生蔓延的，所以无论是撕心裂肺般的控诉，还是冷嘲热讽般的戏谑，都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和反思历史，并在时间的叠加里，审视自我的人生。德国作家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的《纳粹与理发师》（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版）无疑是属于后者的。

    另外，保罗·乔尔达诺的《质数的孤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3月版）、凯特·汤普森的《寻找时间的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安东尼·赫洛维兹的《丝之屋》（译林出版社2011年11月版）、阿德里安·范迪斯的《遇上一只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版）……也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异域新老作家们另类的“对美好坚守”的虚构高度和广度。

　　追忆和反思历史：作家们破译关于人类自身的“密码”

    集体追忆和反思历史成2011年国内外作家们写作的一大亮点。关于历史的种种是非，史学家的举证，文学家的追究，往往是对某个历史事件锲而不舍的审判。那些庄重的声音，似乎持续不断地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一些什么。

    贾平凹的《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麦家的《刀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年10月版）、格非的《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版）、范小青的《香火》（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王安忆的《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杨显惠的《甘南纪事》（花城出版社2011年9月版）、简明的《佛痒痒》（重庆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等等，这些书既有追忆和反思“文革”，也有关注抗战的“谍战”生活；既有追忆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也有关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既有追忆和反思辛亥革命的经过，也有对历史人文风韵的追溯……

    以《南京安魂曲》为例，这部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作者能让不同立场的人，各自看到不满意。“安魂曲”之名由，莫过于这个目的：让施暴者、幸存者、旁观者敛容整装，欲发作而不能发作，欲大声控诉但又要收住眼泪。既是安息，就不能太情绪失控，不能让墓园成为斗兽场，各方即使要重新“开火”，也要让位于死难者之安息。这个“安息”之度，哈金把握得很好。其实，包括哈金在内的众多作家的追忆和反思，最后要完成的破译乃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密码”：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欲望纠缠——这大概是他们的写作最终要指涉的一个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作家们反复诉说“人”怎么坏，堕落、贪欲、极端、不择手段……那些主人公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好像没有一个可持久的坚固定点，所以，人的内心摇摆不定。借用主流说法，那些“人的内心摇摆不定”确实是“不高尚”、“不健康”乃至“不正确”，但从另外的层面看，是不是可以由此说，荒诞的年代，其实人的处境何其可怜，作家们却一定要用好强去掩饰虚弱，用坏去抗争好，用欲望去抵消无聊，如此种种，何尝不是自我挣扎的写照呢？显然，动荡年代或可笑年代给人性的“恶”充分展示的机会，当整个社会在没有一个柔软踏实的平台能接得住各种下坠的人生时，生活碰一碰，就碎了。黑色的荒谬，就在于将荒谬当作极正经的事情去做，自己却浑然不觉，只能留给隔开一段时空距离的后人去凭吊。

　　坚守、漂泊、生死和寻找：以文学形式呈现出世间沧桑

    人的生存状态大抵几种：或“坚守”、或“漂泊”、或面临“生死”、或“寻找”。以漂泊为例，漂泊是一种饱含动感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在他乡异国的孤独行走。“漂泊者”作为负笈远游、超越迁徙之痛的“两栖人”，常被预设为勇者的化身、成功者的象征。漂泊者在他乡的奇闻异见、生存的辗转变迁、事业的筚路蓝缕、情感选择的坎坷与纠结、文化心态上的何去何从，以及命运走向的跌宕起伏等等，作为兼具历史性和普遍性的“漂泊者的特有体验”——实际上，包括漂泊在内的各种人的生存状态，常以文学形式呈现出世间沧桑。

    被视为半部自传体、旅美作家李波长篇小说《我在北京有张床》（作家出版社2011年5月版）描述了他出国前的“漂泊”。故事以近十余年来的中国社会的狂飙猛进为大背景，以“京漂”生涯为大舞台，以颇具黑色幽默的自述语调展开：四川某城青年戈海洋大学毕业后先后失去教职（干部身份）、下岗、失恋、生意破产、连续痛失亲人——内外夹击，濒临崩溃之际，靠写作自我治疗，虚荣灵魂……世纪之交，戈海洋以三千块钱、一本下岗证和一部书稿，像《红与黑》中的外省人于连去巴黎一样来到京城，以卑微之躯，做“最后一搏”。

    从形式上说，骆以军的《遣悲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以写给邱妙津的九封书信为主线，开启回忆之门，串连起一个一个松散、独立、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比如，小时候“我”独自在书店看书无意中发现隐藏于背后的世界；童年时躲藏在校园的隐秘处与老师玩过的游戏；中学时与同桌漂亮女生曾有的交往；大学同学阿普的人生经历；新婚时“我”与妻子被困在香港的摩天大楼里的遭遇；妻子分娩时丈夫在迷宫似的医院大楼里一再迷路，焦虑着急却偏偏找不到待产的妻子……小说虽名为死亡纪事，然而作者并无意对生死这一永恒命题做出任何形而上的阐释，也不欲向人们正面展示死亡的残酷——这颇为难得。

    安妮宝贝的《春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以前所未有的超长篇幅，描写了两个女子——周庆长、沈信得，在各自人生中所经历的生命状态。文字饱含浓度和广度，章节中充盈各种意象，潜意识，幻象和暗示：古都、亭子、湖、白鸟、一座被摧毁的古老的桥、黑白照片、夜泳、一次春日宴席、梦境、眼神和气味、独绳幻术、一场脱离世俗而合乎秩序的爱恋……其最终探讨的命题是一个人与所置身的时代可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由爱的试炼而得到的关于人和自我、外界的关系的思考。

    作家瓦当将《到世界上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位为一部“成长小说”，是“70后”年轻人的集体回忆。小说讲述了一个孤单小城里一群少年的寂寞、迷茫和寻找……为了远离这个世界，他们只想逃离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事实上，在瓦当的思想里，“到世界上去”有多重含义：一是故事中显而易见的小城少年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二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的永恒追问。瓦当说：“到世界上去，实际是一种对彼岸的寻求，到世界上去就是到彼岸去，如何抵达和成就？这是我们穷尽一生思索的问题。”

    在传统小说之外，韩松的“硬科幻”小说《地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把目光对准了中国现代化这个“大故事”最常见的标志性景观——“地铁”，以那些黑色怪诞的想象故事，表现了人们对未来的忧思和恐惧。李海鹏的《晚来寂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刀尔登的《七日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和郑宸的《罗摩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0月版）、唐浚的《男人帮》（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等也体现了作家们的另一种人文关怀和想象力。

    小说本身有长篇、短篇、中篇之分，但是近几年显然写长篇的作家越来越多，写短篇的越来越少，这跟市场肯定有关系。长篇可以改编成电视剧，一下子就有了经济效益。而短篇，写出来愿意出版的地方都不多。为此，蒋一谈短篇小说集《赫本啊赫本》（新星出版社2011年5月版）的出版就显得颇为可贵。作者以温暖、安静、悲悯的笔触，多角度展示了当下中国人脆弱、敏感、茫然无助的精神状态，及在困境迷惑中对人与人之间朴素情感的追寻。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