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好伊2女主角:唐朝@清朝金银器简介

金银器综述：
相对而言，我国对金银器的认识和利用时间较晚。大约在商代开始有金器，银器则始于春秋时期，这比地中海和南美地区晚了近两千年。
我国金银矿产资源相对贫乏，所以对于古人来说，金银首先是财富的象征，是一种奢侈品。另外，我国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和陶瓷工艺也大大限制了金银艺术的表现领域和力度。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大概经历了商周至两汉、魏晋至宋元、明清三个较大的变化时期。商周至两汉，中国处于青铜器所表现的威严的时代氛围中，金银工艺成为青铜工艺的附庸。此期的金银主要用来制作珍贵的装饰品。如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流行在铜器上镶金银，金器主要是带钩，也有碗、盏、匕、杯等生活器具。汉代以后，银器数量有所增加。汉代金银器物主要为金银饰件，具代表性的有腰牌、带钩、动物形饰品以及玺印等。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皿不多，造型也多源于青铜器，装饰也多采用云纹、地纹与镶嵌相结合的多层次布局形式。
魏晋至宋元是金银器物占据主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器的种类应有尽有，又以小件饰物和生活用具为主，其中首饰多为金器，生活用具多为银器。此时还出现了具有西亚风格的金银器，如盘、壶、高足杯。其中有唐一代，金银器的制作技术及数量均达到了高峰。当时出现了许多官营或民间的手工业作坊，并普遍使用捶揲、浇铸、焊接、切割、抛光等工艺，器物类型包括生活用具、宗教用具及首饰等。纹饰华美富丽，以鸳鸯、鹦鹉、狮纹为主。宋代，金银器已普及到民间。当时的金银器造型古朴、文雅，常见纹饰有写实的花卉、瓜果纹，其上常刻有款识，多为打制器物的匠户商号，少数为年款或所有者的姓氏。与器体大块平面相适应，捶揲、线刻而成的花卉、珍禽、瑞兽、人物及诗画故事成为流行的装饰。
相对而言，明清金银器逐步趋向衰弱，但在集中表现金器所象征的高贵与权势方面，却达到了惊人的成就。清新活泼的造型、流畅富丽的花纹已难得一见，而代之以金冠、发钗、金钏、经匣、佛塔等，形制之巧，装饰之精，工艺之绝，仍体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明代金银器广泛使用了金掐丝镶嵌宝石工艺。
同其他器物一样，对金银艺术品的鉴赏也应从器物的造型、纹样、工艺和色彩等方面入手，还要对古人的生活和审美情趣有所了解。
国内金银器的收藏主要集中在陕西、镇江和辽宁等地的博物馆，国外以美国、日本和瑞典的馆藏最为集中。由于金银器本身货源有限，又受多种因素的限制，所以金银器的拍卖市场始终没有形成大气候。国内很少举办全是金银器的专场拍卖会，拍卖数量寥寥无几。
关于唐朝时期金银器：
金银器是以贵重金属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皿、饰件等。由于唐代金银器同明代家具、秦汉漆器一样在中国工艺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唐朝的金银器皿是介绍的重点。在此将金银器分为茶具、法器、盥洗器、食器、饰件、药具、饮器和杂器等八组。
中国至迟在商代（距今3000余年前）出现了金制品。银器则出现较晚，目前所见较早的银制品出土于春秋战国时期。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制品，或是人身上的佩饰，或为其他器物上的饰件。最早的金银器皿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大都来自青铜工艺。
两汉时期，金银制品的数量增多，品种增加，工艺也趋于成熟，基本上已脱离青铜工艺，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大多数金银制品仍为装饰品，金银器皿比较少见，直到唐朝以后才有较大发展。从目前所见北朝和唐朝前期的部分金银器来看，其造型、纹饰上都带有萨珊金银器的风格，这显然曾受到波斯金银器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繁荣鼎盛阶段。这个时期不仅金银器数量剧增，而且品种丰富多彩。其器型与纹饰的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唐在汲取外域文化并融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金银器制作终于形成了独立的民族风格。此外，银器的数量及其制作工艺尤为瞩目。
唐朝以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总体上趋于保守，但是金银制品再次呈现与其他器物相结合的趋势，出现了大量互为装饰的合壁产品，其涉及领域之广泛，前所未有。
明清时期，宝石镶嵌盛行。但是除了珠光宝气，更加富丽堂皇以外，已缺少唐朝金银器特有的勃勃生气。
唐朝金银器——茶具

金银丝结条银笼子
唐
通高15㎝，厚0.2㎝，长20㎝，重355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此笼是盛装茶叶的器皿。笼子由上盖、提梁、笼体和足四部分组成，皆用金银丝编织而成。丝径极细，纹样呈长六角形透空，孔眼如蜂房状。提梁是用素银丝结为复层，系结于器身两端。盖体稍隆，盖与盖沿的交棱线为金丝盘旋成的连珠。盖中心为金银丝编成的浮屠状装饰物。器足由鎏金银丝盘旋成三个旋圈套，似爪形笼脚，足上部为兽面装饰。该笼出土于地宫后室，是懿宗所赐整套茶具中的一件，这套晚唐宫廷茶具为我国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鎏金镂空飞鸿球路纹银笼子
唐
通高17.8㎝，腹深10.2㎝，重654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此器系模冲成型，通体镂空，纹饰鎏金。盖为穹顶，口沿下折，顶面錾饰15只飞鸿，口沿上缘錾饰一周莲瓣纹，下缘饰一周上下错列的破式团花纹，鱼子纹地。两侧口沿下铆有环耳，套置提梁。提梁截面呈扁六棱形，上接银链，银链的另一端与盖顶相连。笼体口沿处亦饰一周破式团花纹，腹壁錾三周20只飞鸿，均两两相对。通体镂空处作球路纹，这种图案在唐代基本定型，后流行于宋代。

鎏金龟形银盒
唐
高13.3㎝，长27.7㎝，宽14.9㎝，重818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鎏金龟形银盒采用钣（bǎn）金、模压、錾刻、鎏金、焊接等工艺加工制成，是一种可开启、盛放茶叶的容器。其造型仿生龟状，龟首昂起、尾部向下弯曲、深腹、平底、四腿紧贴腹体，左足前掌履地，如行如走，极具动态。这枚龟盒不仅反映了唐代尚龟的民俗，也体现了晚唐高超的金银器加工工艺。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
唐
高24.7㎝，口径12.3㎝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是唐懿宗、唐僖宗为迎送佛真身而供奉的配套茶具中的贮藏器，共有两个，形制相同。该坛深腹、平底、圈足。由盖、体和足三部分组成。盖为四瓣竖凸棱形结构，每瓣内饰一巨狮，衬以缠枝蔓草，鱼子纹地。盖钮为珠宝状，饰以二方连续的蔓草纹、鱼子纹地。坛身分成四个开光区，各为壶门形画面，上有四组人物图案。第一组：两人相对跽坐于蒲团上，一人捧杯，一人吹笛。第二组：一人双手抚琴跽坐于蒲团上，一侧双鹤振翅欲飞。第三组：一蛇口含宝珠，一人举手作接珠状，称"随候得珠"。第四组：一人吹笙跽坐于蒲团上，身旁一凤鸟翩翩起舞，称为"吹笙引凤"。

双环耳银锅
唐
高13㎝，口径28.2㎝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锅平底、侈口，腹部向外鼓出一圈圆台。锅唇部焊有与锅口平行的双耳，双耳上立环状把手。锅体锤击成型，通体素面无纹。

折枝鸿雁纹银匜
唐
高8.7㎝，直径20.5㎝，足径12.5㎝，流长8.5㎝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折枝鸿雁纹银匜是唐代用来烹茶的器具。侈口、鼓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口沿处焊接向上微翘的流。腹部以散点装饰手法，间隔排列折枝花两枝及口衔缓带的鸿雁一对，内有墨书题记"廿一两"。

鸿雁衔绶纹银匕
唐
高12cm
1989年西安市国棉五厂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匕为银质。首呈椭圆形，后带一鸭首形柄，通体錾花。匕首正反两面均饰鸿雁衔绶纹，周围配以折枝花、莲叶等。图案中鸿雁站立在莲叶上，口衔绶带，振翅欲飞。匕正反两面饰以错落相致的缠枝、莲枝、飞鸿等。匕通体为鱼子状地纹，匕侧视以一伏鸭，做工精良、技艺娴熟。其錾刻线条流畅、自然，再现了唐代手工业的高度发达。
唐朝金银器——法器

迎真身银金花纹十二环锡杖
唐
长196.5cm，重2390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锡杖为银质，通体錾饰花纹并涂金，杖杆为圆柱形，中空。其纹饰可分作三段：下段为三栏纹样，以联珠纹为栏界，上两栏錾饰四出团花纹，下栏为二方连续的一整二破团花，杖镦呈扁球形，其上錾一周八瓣覆莲；杖身中段为主体花纹，由上至下錾出七组（每组两体）十四体身披袈裟、有头光、手执法铃、立于莲花之上的缘觉僧，周围衬饰花叶和缠枝蔓草；上段以一周凸起的八瓣仰莲作栏界，分錾蜀葵、山岳云气和团花等六栏花纹，与下段纹饰相呼应。杖首用直径0.6厘米、錾有流云纹的银丝折成垂直相交的四股桃形轮与杖杆铆接，每股轮幅上套置三个满饰缠枝蔓草的扁圆锡环；轮顶又是象征佛所在的两重莲台，据两个相邻轮幅上的錾文可知，此杖为唐咸通十四年文思院为迎取真身奉敕所造。

鎏金捧真身菩萨
唐
通高38.5㎝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全器为银质，分成菩萨和莲座两部分。菩萨浇铸成型，高髻，头戴花蔓化佛宝冠，面颊丰腴，仪态万千。菩萨手捧的金匾为长方形，用银片模压而成，正面满涂金色，边沿饰一周宝相花，匾文竖行六十字："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方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十一月十四日皇帝诞庆日记。"

鎏金带座大日如来像
唐
通高15.1cm，座高4.5㎝，重651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此像系采用失蜡法（失蜡法，先在模子中用蜡制成所需器形，然后往模的一孔注入铜水，模子中的蜡遇热后融化，便会从另一孔流出，即得成型的青铜制品。）浇铸而成。通体分为三大铸件，即首、身、火焰身背光。佛像坐于莲台之上，莲座表面经过打磨抛光并凿出花瓣纹饰。佛像除面、胸、掌、束腰外均采用鎏金工艺。其神态安祥超然，比例适度，做工精细，是唐代造像中的上乘作品。

鎏金三钴杵纹阏伽瓶
唐
高20.5cm，腹径14㎝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阏伽瓶是坛场作法的阏伽法器之一，也称功德瓶。主要于盛装净水以供诸尊澡浴洗涤烦恼陈垢，也可用来盛供奉诸尊的其他宝物，或插放花果枝条等。颈饰如意云头纹，腹饰四个莲瓣纹圈成的四曲圆图。内饰十字三钴金刚杵纹，圆图之间以两周弦纹相接，腹下部饰一周八瓣仰莲。仰莲间立有三钴金刚杵。圈足呈喇叭形，上部一周半饰圆形凸棱，棱上饰柿蒂状双环纹，棱下为一周覆莲瓣，莲瓣间以倒竖的三钴金刚杵为饰。

迎真身素面金钵盂
唐
高7.2㎝，口径21.2㎝，壁厚0.12㎝，腹径17.2㎝，腹深7.1㎝，重573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圆形稍扁、弇（yǎn）口圆唇、斜深腹、圜底，通体素面，光洁富丽。此为纯金钣金而成，口沿有一行錾文："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金钵盂一枚，重十四两三钱。打造小都知臣刘维钊，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获，副小供奉宫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其形制与仰韶文化的弇口钵十分相似。从錾文上得知，此钵乃唐宫廷金银器作坊--文思院所制，因此也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银芙渠
唐
高41㎝，重535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莲花，是我国传统花卉，古名芙蕖或芙蓉，现称荷花，春秋战国时已用于饰纹。自佛教传入我国后，莲花便作为佛教标志。这对银莲花是唐宫室于咸通十四年（873）赐给法门寺的供佛具，即十大供奉之一的华（花）供养。花属纯银打造，层层堆旋，分外逼真。

鎏金带钏面三钴杵纹银臂钏
唐
钏面直径4.6㎝，钏面（戳高）2.8㎝，总重216.5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该器铸造成型，钣金、焊接而成。纹饰鎏金，以鱼子纹衬地。钏体作双弧形，椭圆形钏面，钏面凸出于环外成圆戳状，外缘绕一周莲瓣，后缘饰一周流云纹，仰莲流云纹底上饰出四出十字形三钴杵纹，亦称羯磨金刚杵纹，十字交叉的中心部分凸成圆铸珠状。

纯金四门塔
唐
高7.1cm，重184g
199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塔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一种建筑形式，主要用来保存舍利。此塔用纯金铸成，由塔身和塔座构成。塔身为单层，下部錾出砌石纹样的台基，台基的四侧门下錾刻出象征性的条石垂带踏步，阑额錾连珠菱形锦纹。塔顶为四角攒尖形，塔檐叠涩外桃，四侧坡面均錾饰瓦纹，塔刹为硕大的火焰宝珠。塔体饰忍冬和阔叶卷草，塔坐四侧壁錾饰一周仰莲瓣。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唐
高23.1cm，重299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函体作正方形，盝顶，函体和函盖以铰链相接。盖面錾两只飞龙，张牙舞爪，栩栩如生，飞龙间有一火焰珠。四侧斜刹各錾双狮戏珠纹，底衬卷草。立面边栏则各饰两只人身阔尾形迦陵频伽鸟，一作双手合掌，一为双手捧莲。侍列眷属中除天龙部众外，还有唐代冠服的人物形象，说明密宗不仅为统治者所虔奉，更与世俗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唐
高16.2㎝，边长14.8㎝，重1660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宝函为银质，钣金成型，通体錾饰花纹并涂金。函体作正方形、盝顶，函体和函盖以铰链相接，前置锁钥，顶盖可启合。盖面中心錾一枚宝轮，宝轮四侧的莲花上各有一只迦陵频伽鸟，或双手合十、或双手捧莲；四角隅各立一枚三钴金刚铃，周边衬饰卷草，斜刹各錾两只凤鸟，立沿各饰两体飞天。宝轮喻示佛之轮圆俱足，亦为释尊八相之初转法轮，即在鹿野苑向一起修行过的五比丘开始说法。加之函体四面皆錾有密教造像，其学术价值也就远远超过艺术价值。

如意轮观音盝顶金函
唐
高13.5cm，重913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宝函用纯金制成，通体錾饰花纹。函体作正方形，盝顶，函体和函盖以铰链相接，前置锁钥，顶盖可启合。盖面中心錾两只展翼旋绕的凤鸟，尾部呈阔叶状，四周衬饰西番莲和花蔓；斜刹各錾出两只引颈翘首的鸳鸯；立面边栏各錾四只振翅飞翔的鸿雁。构图左右对称，意趣盎然。

金筐宝钿真珠装金宝函
唐
高13.1㎝，边长10.5㎝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盝顶盖镀金，正方体腰身。盖身以司前、铰链相套，加锁钥。盖质地为纯金，中心粘贴一朵宝相团花。函体四壁均以红绿宝石嵌成三重宝相团花，每重之间镶有金丝和珍珠。花蕊为一硕大珍珠，第一重与第三重是用深粉色宝石做成的十二瓣花朵，第二重珍珠外为七瓣松绿石花叶。盖立沿每面都饰金筐鸳鸯一对，函体边棱亦粘有白色珍珠。斜刹镶嵌成海棠花纹样。整个宝函由四种色彩鲜艳的底色（黄、红、绿、白）构成，与系锁钥的丝绸纹绳相映成趣，通体生辉。

孔雀纹盝顶宝函
唐
高10cm，宽均为12㎝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器身方正，盝顶。盒身正面为一对振翅扬尾的孔雀，立于莲座之上，口衔下垂莲蓬状物，余白则衬以山峰、花鸟、流云、萱草。右侧刻双童戏犬，亦以花鸟流云填充余白。后面正中为对称的一株莲蓬折枝，鸿雁站立于蓬头或根部两侧。盖顶中心为忍冬四出花，外绕忍冬八出花结，四角有三山花角隅纹样。把人物、风景、花鸟自然地布置于宝函各立面上，突显自然气息，这种装饰手法在唐代金银器图案中可谓别具一格。

金棺银椁
唐
通高28㎝，总重1800.4g
1985年临潼县唐庆山寺出土
临潼县博物馆藏
整器由金棺、银椁、须弥座组成。金棺前档粘有团花宝珠和浮雕的鎏金护法狮子，后挡粘有珍珠团花，棺盖上粘有缠枝宝相花，并以锦带缚缠。银椁前档雕出门扇，左右各一浮雕菩萨，后档上粘浮雕摩尼宝珠。椁盖中央贴鎏金白玉宝蕊莲花，周围为四朵宝石镶嵌的团花，莲花和团花上皆用粗银丝作成螺旋塔形。椁的两侧面有五个或坐或动的罗汉。须弥座以壶门作底，上围以透空栏杆。周围镶嵌六周珍珠。金棺银椁采用锤鍱、掐丝、贴焊、铆合、镂雕、镶嵌等手法，玲珑剔透，无以伦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唐朝金银器——漱洗器

金盆
唐
通高6.5cm，口径28.6㎝，重2056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盆为钣金成型，内底心和外底心处经机械加工，留有螺纹痕迹。盆口圆整，器壁光滑，厚薄均匀，通体光素无纹，造型简洁大方，色彩柔和灿烂，透射着高贵、典雅的气派。金盆为盥洗器，在古代是地位尊贵的皇室贵族才能使用的高级器物，到了唐代仍是皇宫中常用的洗漱用具，但能够保存至今的很少。此金盒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鹦鹉纹提梁银罐
唐
高24.2cm，口径12.4㎝，底径14.3cm，重1789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器形大口、短颈、覆碗形盖，罐腹鼓起略呈亚字胴体，喇叭形圈足，提梁辖焊接在罐肩上两个葫芦形的附耳之内，可以自由活动。银罐通体装饰以鹦鹉为中心，用折枝花围于四周，形成一个圆形图案，装饰于提梁罐的两面。银罐的颈部与足均饰海棠花瓣，使器物的通体构图显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给人以恬静舒畅的美感。这种构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康宁、幸福与长寿的美好愿望。

鎏金鸳鸯团花纹银盒
唐
直径46cm，高145㎝，重6265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盆为银质，浇铸成型。盆形呈敞口，深腹圈足，两侧配有提耳，通体錾饰花纹并涂金。盆壁自口沿至盆底竖凿四个凸棱，将整个盆壁分成四个区间，每个区间内图案相同，盆壁内外花纹如出一辙，犹似印透而成。盆底则锤打錾刻出一对嬉戏的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再衬以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此盆为佛诞节或佛成道日、盂兰盆会浴佛供佛之用，器型规整，制作精细，具有江南金银器的典型风格，在法门寺地宫遗物中独树一帜。
唐朝金银器——食器

鎏金翼兽纹六曲银盘
唐
高1.4㎝，口径15.3㎝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盘为六曲葵花形，折沿，浅腹平底。盘心处贴焊一只鼓翼扬尾、偶蹄双足的独角异兽形象，尾、翼等处还用阴线錾（zàn,在金石上雕刻）刻出细部，显得细腻生动。银盘经抛光处理，呈色灰白，光亮如新，中心部位的纹饰经鎏金（liú,鎏金是我国特有的镀金方法，把溶解在水银里的金子用刷子涂在器物表面作装饰，所鎏的金层持久不退。）处理后，金光灿灿，充满神异色彩。

凤鸟纹六曲银盘
唐
高1.5cm，口径16.3cm
1970年西安市何安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呈六曲状。锤击成型，纹饰涂金，并以模在盘心冲出振翅欲飞的凤鸟。金色的凤鸟配以银色的盘底，黄白相辉，造型简洁突出。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唐
高0.9㎝，口径12.3㎝，重146.5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盘为桃形，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心处贴焊一模压出的龟纹。经抛光处理后的银盘铮亮耀眼，加之鎏金的龟纹金光灿灿，显得神异而高贵。

六瓣凸花银盘
唐
高1cm ，口径15.5cm
1972年西安市南郊曲江池村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宽沿平底六瓣形，锤击成型，模冲花纹，盘心为一朵五瓣形团花，外绕一株阔叶折枝花。纹饰涂金。下有三足，已失。唐时的花鸟绘画已有相当的发展，加之花鸟题材在工艺装饰中又占有重要位置，从而使这一类的工艺制品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敬晦进”折枝团花纹银碟
唐
高3㎝，口径17㎝，底径11㎝
1958年春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碟呈五曲莲瓣形。浅腹、圈足，装饰面则采用唐代晚期金银器流行的五等分法。盘心有一朵由四朵小簇花组成的团花，花心有一凤鸟，使团显得丰满并具有立体感。内腹壁采用散点装饰法錾刻五簇小宝相花，花纹明朗，节奏感强。口沿饰仰莲瓣纹一周，外底刻方格纹并錾有"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九字。

“李勉奉进”双鱼纹银盘
唐
径17㎝，高1.2㎝，边宽2㎝
1975年西北工业大学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双鱼蔓草纹银盘，平底，口沿微敞。银盘完整无缺，盘体以鱼纹为中心，分内外两圈，以对称的蔓草组成装饰团花图案。盘心双鱼体上用金叶镶嵌而成134片金光闪闪的鱼鳞，运用错金法使金色的团花映衬在银白色錾小点底纹上，交相辉映，灿烂夺目。盘底刻有"李勉奉进"的字样。

鸿雁折枝花纹银盘
唐
高3cm ，直径24cm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侈口，圆底，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盘内底中心饰以阔叶折枝花与鸿雁，盘壁散点装饰阔叶折枝团花六株，口沿为椭圆形朵云纹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盘底刻划有"一十一两二分"字样。其纹饰贴金，在大面积的银色器皿上，发射着耀眼的金色光芒，显示出唐代文化艺术所追求的富丽华美的风格。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
高5.5㎝，口径13.7㎝，足径6.7㎝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腹部外壁为两层浮雕式的仰莲瓣，每层有十瓣。上层每个莲瓣中心处分别錾刻出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动物，周围则填以形态各异的花草；下层莲瓣内均錾刻忍冬花草。此碗流光溢彩、富丽堂皇，使人留连忘返。

鎏金双鸿纹银碗
唐
口径22cm ，高5.5cm
1980年西安市火车站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花口四瓣，敞口，在四个缺口下各有一条出筋，将碗腹分为四部分。内口沿饰一周花瓣纹，内底布满纹饰，其外围施一周花瓣纹，内设串枝花。中心为一对鸿雁慢步行走，前雁低首振翅，后雁回首，尾巴上下摇曳，嬉戏游玩，寓意富贵吉祥，幸福谐和。碗外底刻有錾文，一行三字"臣康进"。说明此银碗为名康的贡品。

鸿雁纹“宣徽酒坊”银碗
唐
高5.8㎝，口径14㎝，腹深4.2㎝，重313g
1958年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锤击成型，花纹平錾，通身鱼子纹地，内底一只鸿雁展动飞翔于花丛中，羽翅、尾毛皆刻划细致。内腹壁饰三层花瓣纹，由小至大，交错配置。外腹部则为内腹部纹饰的反饰。口沿内外均有一圈连珠纹。这件银碗虽然属于晚唐制品，但在形制上仍可看出它接受了古代粟特银器的影响。公元六世纪粟特银器中的碗类器体多分曲或作花瓣形，并以锤鍱（yè, 锤鍱，先锤打金块，使之延伸展开成片状，将片状金属放置于模具之中打成各种器型。一般隐起的器物和纹饰图案，都是用锤鍱法加工而成的。）技法使之凹凸起伏，颇有特色。
唐朝金银器——饰件

金耳坠
西周早期
1． 长7.4cm，宽6.6㎝，厚0.04cm，重10g
2． 长7.3cm，宽5.5㎝，厚0.03cm，重8g
1982年12月陕西省淳化县西周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金饰为鬼方（鬼方，古族名。殷周时，活动于今陕西、山西北境，为殷周的强敌。）文化特有的文物。金耳坠成圆柱形曲柄，扁平螺旋式花头，是锤鍱制成的。薄厚均匀，表面光滑平坦，光洁度非常好。但是，据专家推测此金饰并非女子所用，估计为男子所戴饰物，可能是鬼方巫师作某种仪式时的戴物，因此它含有特殊的宗教意义。

鸳鸯金带钩
春秋
1． 长2.3㎝，高1.5㎝
2． 长2.5cm，高1.8cm
1992年宝鸡市益门村春秋墓葬出土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藏
带钩呈鸳鸯形，钩头为一回首鸭状。钩身作扁平状，尾部稍大，末端开口。腹中空，有一小柱置于底部方孔中间。钩身侧面作四个突出，可视其为蟠螭纹形。背部双螭相交。钩身上的纹饰细密，繁而不俗，做工规整，细致入微。钩首与之基本相似的另一件带钩，钩身作宽尾鸳鸯形，腹微圆满，健壮丰满，颈部有多道褶壁，宽尾呈孤圆状。尾与躯体相接处内收。周身饰羽状斜线纹，腹侧有呈S形的曲状纹饰，或是羽翼的表示。眼睛内填以绿松石，透出一种处静而欲动的机警神态。其整体造型庄重浑厚，神态惟妙惟肖，把鸳鸯的线条曲张、物体质感、神态等完美地表现出来，是一件优秀的圆雕作品。

四龙戏珠金手镯
唐
纵长6.7cm，横长6.3㎝
1988年咸阳机场唐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中国古代把妇女臂腕上的装饰品叫作"钏"，俗称为"镯"。古诗中有："腕摇金钏响，步摇转玉鸣。"的诗句，可见在古代金镯与步摇一样，均属贵妇人必不可少的装饰品。该金镯系铸造而成，呈椭圆形。手镯中置轴，轴上下有两金珠，金珠间有一四出花朵，双龙吻部正好交汇于中轴，形成两幅完整的二龙戏珠图案，双龙均成蟠龙。手镯合口处与挂扣连结。

金项链
隋
周长43㎝
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隋墓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金项链分上、下、左、右四部分，左右对称，各由14个球形链珠组成，链珠之间又以多股金丝编成的金链连接。项链上部为五个镶嵌饰，居于中间的是用蓝宝石凹雕出来的驯鹿。项链下部是由六件饰物组成的一组垂饰。金项链总计镶嵌有珍珠宝石320颗，现存98颗，在金链的陪衬下，五光十色，璀璨夺目。考古学家根据墓主身份及有关史实确认此链为外国使者进贡给皇室的宝物，对研究北周至隋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无疑有重要价值。

金耳坠
唐
长3.6㎝
1988年咸阳机场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耳坠身呈橄榄形，钩为V字形，中为一周镶嵌红、兰、绿等宝石的联珠，上下各有一组梅花，花瓣中亦嵌以各色宝石，上部是一小金环。造型颇具西域风格，与中原出土的金耳饰风格迥异。

金花饰
唐
长6.0-7.2㎝
1988年10月西安市西郊出土
西安市文物库房藏
金花饰原窖藏在一个小缸内，内有桃形、鸡心形、梅花形、菊花形等唐代金花饰和其他物品。这里所选出的几件金花饰分为折花形和梅花形两种。从花饰表面留存的痕迹看，花饰上原镶嵌有圆形和桃形宝石，尽管现在已脱落殆尽，但仍不难想像当时金色的花枝和各色宝石交相辉映、富丽堂皇的情景。

鎏金三钴杵纹银臂钏
唐
内径9.2cm，外径11㎝，重128-146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臂钏最早为"西国之俗风"。到了唐代，妇女普遍戴钏。这一事实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表现为大多数女性均戴有臂训。钏面鼓隆，内壁平直，系钣金焊接成形，再施以鎏金。整个钏体浑然天成，丝毫不见人工焊接的痕迹，足见唐代金银器整体制作水平之高和工匠们娴熟的技艺。此钏制作精良，工艺精湛，加之密宗特有的花纹，以其独特、神秘而别具魅力。

银钗
唐
1. 摩羯荷叶纹银钗：长35.5㎝
2. 蔓草蝴蝶纹钗：长35.5㎝
3. 双凤纹银钗：长30㎝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摩羯荷叶纹银钗
双股。钗托作花叶状，钗面镂空錾刻浮游于荷叶之上的摩羯纹上。摩羯本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身尾似鱼的动物，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它常见于古代印度雕塑之中。随着佛教的传入，摩羯也随之出现在中国的石窟和金银器上。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蔓草蝴蝶纹银钗:锤鍱成型。双股。钗作叶片状歧首。钗面在镂空蔓草纹上饰以蝴蝶状纹样。钗面与钗身之间有8字形交花及苞蕾。双凤纹银钗:双股，锤鍱成型。钗面以镂空錾刻手法在阔叶花上錾刻有两只展翅飞翔的凤鸟。

金梳背
唐
高1.5cm，长7.9㎝，厚0.34cm，重3.2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梳背为半圆形，先用两层金片剪裁成型，然后将金丝掐制成的卷草、梅花焊接在梳背的两面，花草外围还有用金珠焊接出的周边，纹饰极其细密，需用放大镜才能仔细辨认。器身中空，以插梳齿。这件金梳背是唐代掐丝焊接和炸珠（炸珠工艺大约出现在西汉，是西方金银制作工艺对中国金银工艺影响的产物。先将黄金熔化，再把金液倒入水中，利用金液与水温度的显著差异，使之结成大小不等的小金珠，然后焊接在器物表面，形成图案。）焊接工艺的杰作。经历一千多年，仍然没有开裂、脱落，令人难以想像，堪称金银细工的典范，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金栉背
唐武德四年
高1.5㎝，宽1.5㎝
1988年咸阳机场贺若氏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梳，古代又称为"栉（zhì）"。原为梳发用具，在古代和少数民族中，梳篦不但是实用品，同时也插于发际，作为首饰。该梳背用纯金制成，平面为梯形，梳背两侧均以鱼子纹为底，周边饰以联珠。一侧中部为双鹊戏荷，另一侧中部为荷花双梅，图案中镶嵌各色宝石，梳部分为象牙制作，上部夹固于梳背，下部梳齿残损殆尽。

金筐宝细玉带
唐
复原长150㎝
1991年长安县南里王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带由一扣九环、四銙、一铊尾组成。环为圆形，銙近方形，铊尾由前、后两块构成，各有一端透雕呈折枝忍冬饰团花纹形，环、銙、铊尾均以玉为筐，下衬金板。铊尾及带扣部饰团花及折枝忍冬，纹饰均为金筐，并嵌以珍珠及红、绿、蓝三色宝石。銙为皮制，滚以丝绸（已残损），扣部长2.7厘米，宽4.8厘米，环径3厘米。
唐朝金银器——药具

双狮纹金铛
唐
高3.4㎝，口径9.2㎝，柄长3㎝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翻沿，浅腹、圜底，下配三兽足，附叶芽状单柄。锤鍱成型，花纹平錾，鱼子地纹。器外自底部中心凸起九条辐射状荷叶脉，直通器口，将铛外壁划分成近似S形的区间，叶脉间平錾出双鸟衔带、鸟衔方胜及各类花卉图案。整体纹样构图协调，体现出唐代金银器构图华丽的特点。

银石榴罐 银药盒
唐
罐高10.1cm，口径2.6cm，罐口高1.5cm
盒高6.3cm，口径17.5cm，重600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石榴罐，小口、长颈，颈部有一圈棱带，长颈似圆筒，筒底凿二小孔，孔径约0.5厘米，孔内有如棍状的塞子，顶端为仰莲瓣，亚字形腹，器壁厚重，圈底。银药盒盒盖与盒底以子母口扣合，锤鍱成型，素面无纹。

素面金盒
唐
高3.2㎝，直径8.5㎝，重258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盒为圆形，先锤鍱成型，然后再经掏膛加工。在盒的内壁盖心处及底心处，有明显的旋切螺纹痕迹，其排列间距仅有1毫米。而且，起刀和落刀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估计已经使用了简单的车床。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盒的上下子母口无论怎样扣合、转动，整个一周都严密无缝，精密之极。唐代麸金的发现，这是唯一的一次，实属珍贵。

鎏金飞狮石榴花结纹银盒
唐
高4.8㎝，直径12.8㎝，重475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盒为圆形，盒盖与底面稍稍隆起，中部平坦，上下以子母口相扣合。锤击成型后，打磨修整得光滑圆润。纹饰以鱼子纹为底，形成密密麻麻的满地装。盖面在由圆点、菱形格组成的圆形框架中，錾刻出一只张动鬣毛、扬展双翼的飞狮；盖底中心錾刻一朵六瓣团花，绕以六出石榴花结。

石榴花结纹银盒
唐
高6㎝，直径16.5㎝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盖、底锤击成型，以子母扣相合，纹饰涂金，鱼子纹地。盒与盖的花纹相同，均成三重结构装饰。中心饰有八出团花一朵；第二重为石榴花结八枚；第三重为六株柿状花结组成的团花八朵，团花心均有衔草翱翔的鸿雁一只，盖沿与盖侧以四枚石榴花结组成的菱形四出团花八朵，上下口沿以六枚石榴花结组成团花八朵。

都管七国六瓣三套装银盒
唐
1970年西安交通大学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都管七国六瓣三套装银盒，由外到里，分别为："都管七国"六瓣银盒；鹦鹉纹海棠圈足银盒；龟背纹银盒。银盒上的人物与铭文均反映了唐代与外国的友好交往，盒上的"昆仑王国"等七国，对研究当时的西域文明与唐朝的往来也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树下双猴纹银盒
唐
高0.9㎝，直径4.2㎝
1968年西安市城建局送交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圆形，底与盖中心均略隆起，纹饰有所不同，在底与盖的圆形面上錾刻一株阔叶，树荫蔽地，枝丝垂绕，树下有双猴，空间填以花瓣。底与盖为子母扣，其侧为平列式如意云纹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从考古出土器物来看，其与瓷质粉盒造型相同，反映了唐代妇女重视化妆的社会风俗。

鎏金飞鸿折枝花银盒
唐
高1.2㎝，直径2.8㎝
1989年西安市国棉五厂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盒为鎏金银质，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顶部略呈弧形，上錾有花草、鹊鸟、卧鹿等图案。两只梅花鹿錾于中心偏下作卧伏状，其上有飞鸿、折枝花等，下有树木。其中僧人牵象图位于中心偏下，上有一对鸾鸟，一只站立前视，一只回首观望，振翅欲飞。根据墓志，墓主系一韦姓女性，为唐代显赫一时的韦氏家族之后代。

鎏金飞鸿折枝花银蚌盒
唐
径2.9-3.4㎝
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盒为鎏金银质，形状与天然蚌壳完全相同，两面以合页相连。正反两面均錾有图案。一面为交颈飞鸿、鹊鸟，配以折枝花、石榴花结，一面为相对鸳鸯，配以折枝花、飞鸿等。此盒的出土对于唐代金银器的断代研究和唐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鎏金春秋人物三足银罐
唐
高5.8cm，口径3.2㎝ 腹围20㎝
1958年春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腹圆鼓，分三曲。腹部纹饰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排列忍冬花纹图案，上层錾刻春秋人物图画，衬以流云萱草，并有"子路"、"论语法·灵公问政"、"少正卯"等题榜。在所有唐代金银器中，此银罐可算是最具思想性的一件。这大概与唐文宗提倡儒教及武宗灭佛后人们对孔子和儒教的尊崇有关。 唐朝金银器——饮器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唐
高5.9㎝，口径6.8㎝，足径3.5㎝，重300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绚灿华丽的掐丝珐琅作品以其精湛的制作工艺，被专家们认为是明代景泰兰的前身。（金筐工艺是唐代金银器制作中的高级工艺，它依据黄金良好的延展性能，将其锤延成均匀细丝制成多层花瓣组成的团花，在其周围再施小金珠一圈，然后焊接在杯的腹部、杯口和杯足，并加以镶嵌装饰，总称为"金筐宝钿真珠装"工艺。）此器杯口圆形，略向外侈，深腹，柄上出长尾，腹部焊接有扁金丝编成的蔷薇式团花四朵，每朵团花边缘焊接有一圈小金球。花瓣中心曾镶有珍珠、松石等，出土时已脱落，但仍能想见当时的无比华美。

乐伎八棱金杯
唐
高6.1㎝，口径7㎝，重378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弧腹内向，喇叭形圈足，足沿以环状联珠缀成，环柄。柄上有平鋬(pàn)，上饰高鼻深目长髯的两个胡人头。杯身呈八棱形，浇铸成型。杯体每面以錾出的连珠纹为栏界，内有执拍板、小铙、洞箫、曲颈琵琶的乐伎，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空手作舞者。人物均系胡人。其背景衬以忍冬卷草、山石、飞鸟、蝴蝶和鱼子纹地。这种八棱形的器物造型，显然是受到了波斯萨珊、粟特金银器风格的影响。

狩猎纹高足银杯
唐
高7㎝，口径5.9㎝，
足径3.4㎝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敞口，圆唇略向外翻卷，颈部有一周突棱，深腹略向下斜收呈小平底。高圈足上部为一小平盘与杯身焊接相连，中部突出一圆棱，下部为喇叭形状。杯腹饰有四幅狩猎场面，画面空间饰蔓草缠枝花纹，且以鱼子纹为地。整个纹饰布局严整，人物、禽兽、流云、树木、花草等形象栩栩如生，是一幅很好的古代狩猎连环图画。器腹的上下边缘及底圈足，分别刻有石榴忍冬卷草纹样。

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唐
高5.1㎝，口径9.1㎝，足径3.8㎝，重209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杯为平沿，喇叭形八棱圈足，杯身一侧有中亚粟特式的圆形环柄和如意云头状的平鋬，环柄下端还有勾尾。杯身为八瓣花形，腹下部模冲出八瓣仰莲以承托杯身。杯的造型奇特瑰丽，厚重中透着几分俊秀，同时又散发出几缕异国情调，很是耐人寻味。

蔓草鸳鸯纹银羽觞
唐
高3㎝，口径10.6㎝×7.6㎝，底径6.6㎝×4.2㎝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羽觞也称"耳杯"，是古代人饮酒用具，器身椭圆形，两侧有对称的双耳。该器侈口，口沿稍外翻，弧腹平底。器身呈椭圆形，有长方形片状双耳焊接于口沿之下。器物锤鍱成型。这种锤鍱技术原属西方金属工艺，后在我国金银器制作工艺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摩羯纹金杯
唐
高3.5cm ，杯口最大径13.1cm，最小径7cm，重174g
1983年西安市太乙路工地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杯是唐代达官显贵使用的饮酒器，至今发现极少。此件金杯，造型奇巧玲珑，装饰富丽典雅，也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实为罕见之珍宝。杯为侈口、浅腹、圈足。杯体为四瓣海棠形，杯内底中心锤鍱出凸起的摩羯戏宝珠纹、底纹则是錾刻细密的水波纹。水波纹外饰一周联珠纹，联珠纹外又錾刻一周花瓣带饰。杯的内壁以花瓣栏形成四个区间，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宝相花两侧錾刻以对称的如意花纹。杯口沿内侧与圈足外侧各饰一周花瓣。

鸿雁纹银杯
唐
高4.3㎝，口径5.4㎝，底足径2.4㎝
1988年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洵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银杯出土于唐代显赫的韦氏家族成员韦洵的墓中，韦洵是唐中宗韦皇后的弟弟。作为为数不多的韦氏家族遗物，这件银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银杯为敞口、弧腹圈足。杯外壁以鱼子纹为底，纹饰分三层：口沿处錾刻一周如意云纹，腹部錾刻鸿雁、折枝花及荷花，腹下部亦为一周如意云头纹

素面带把银瓿
唐
通高9.5cm ，口径9cm，足径7cm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从器型与纹饰来看，此银瓿(bù小瓮)应受粟特金银器的影响。锤击成型。口微侈、束颈、圆鼓腹、圜底、圈足外撇。腹部焊接有一环形把柄，杯把上部有指垫，下带指錾。这件银瓿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其别致的造型，浓郁的异域风格，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舞马衔杯纹银壶
唐
通高18.5㎝，口径2.3㎝，底足径8.9㎝×7.2㎝，重547g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壶采用的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皮囊式的形状，既便于外出骑猎携带，使里面的液体不易洒出，又便于日常生活使用，安全而卫生，设计也非常科学。银壶在装饰上采用"点装"的手法，在壶的两面分别有一匹奋首鼓尾、衔杯前拜的舞马作为主题纹饰，表现了唐代宫廷舞马衔杯祝寿的生动情景。

鸳鸯蔓草纹金壶
唐
通高21.3㎝，口径6.6㎝
1969年咸阳市西北医疗器械厂出土
咸阳市博物馆藏
金壶在唐代极为罕见，这种造型的金壶目前仅见此一件，是十分珍贵而难得的孤品。壶体曲线较柔和，给人一种严谨、稳重的感觉。但反转弯曲的柄，精巧灵活的链，又使壶型富有变化，看上去显得纤巧秀丽。

鎏金仰莲瓣荷叶圈足银碗
唐
通高8㎝，口径16㎝，足径11.2㎝，总重223g
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此碗为模冲成型，纹饰鎏金；碗壁模冲呈两层莲瓣，错列排置，瓣尖形成口沿。圈足为翻卷荷叶。内足壁墨书"吼"字，系密教咒语。从錾文中得知，此碗为都虞侯兼押衙监察御使安淑奉献给佛真身的供养器。
唐朝金银器——杂件(个别唐前的也让大家欣赏下，因为确实太漂亮，我都不忍心不把他们贴出来，经典啊。呵呵）

金柄铁剑
春秋
1． 通长37.8㎝，身长25㎝，柄长12.8cm
2． 残长30.7㎝，身残长18.4㎝，柄长12.3cm
1992年宝鸡市益门村春秋墓葬出土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藏
剑由金质剑柄和铁质剑身分制铆合而成。螭头和羽翼时隐时现，并以绿松石、料器镶嵌其间。而布满螭身的细珠纹，不仅突出了形体，而且造成视觉上的层次感，使螭身极具立体感。螭身上所镶的"乙"字钩形绿松石，两两一组，繁而不乱，更是前所未见，使螭身在宁静之中，又增加了变幻之感，显得金碧辉煌，华美无比。

金虎符
战国
高2.3cm，长4.8㎝，重35.6g
1979年凤翔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虎符，也称兵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君主授于臣属们兵权后，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符为金质，作卧虎状。巨目、大耳、龇牙、四腿曲卧、长尾上卷，通体纹饰皆为凸雕和阴刻。器背有扣槽，其体形虽小，但制作精美，镂雕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王精"金印
西汉
长3㎝，宽1.1㎝，钮高1cm，宽0.7cm
1966年西安沙坡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印型为立方形体台座，龟钮，龟背突起，高鼻张口，睁目昂首，背部刻有六边形几何纹饰，在六边形内外又刻连珠纹。龟四足上布满圆点纹，制作精细，既写实又夸张，以形传神，将龟的硬壳和具有弹性的四足的质感都表现了出来。底部有"王精"篆纹二字。印章上的龟钮为吉祥动物。据传龟能卜凶吉，寓意长寿，故龟纹是我国古时常见的一种装饰纹样。在汉代的印章上，也多以龟为钮。

鎏金银铜竹节熏炉
西汉
高58cm，底径13.3㎝，口径9cm，盖高6㎝
1981年陕西兴平县茂陵一号无名冢从葬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熏炉呈高柄竹节豆形，盖如博山。底座上透雕两条蟠龙，翘手张口，竹节形柄从龙口出，龙身满饰鎏金纹鳞甲，仅眼、须、爪鎏银。炉柄分五节，节上刻竹叶枝钗。柄上端又铸出三条蟠龙，龙头承托炉盘，龙身鎏金，爪鎏银，线条活泼流畅，形象生动。盘口沿有鎏银宽带纹一圈。炉盖透雕多层山峦，云雾缭绕，宛如一幅秀丽的山景。

忍冬花结五足银熏炉
唐
通高30.9cm，腹径21.2cm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熏炉由三部分组成，上层为半圆形盖，盖面上相间地镂刻出三层如意云头纹饰，中间铆有仰莲瓣宝珠形钮。中层镂刻一周忍冬桃状纹饰，下部以子母口与子层相连。下层为圆盘状炉身，有五个蹄状足，间置五根链条，使熏炉既可平放，又可悬挂。中、下层结合处，焊接有两个如意卧云，起固定作用。熏炉整体造型舒展大方，风格凝重典雅，是一件观赏性很强的室内摆设用具。

鎏金卧龟莲花纹银香炉
唐
香炉高29.5cm，炉台高10.8㎝
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香炉由炉盖、炉身组成，花纹涂金，炉盖呈覆钵形，盖沿宽平下折，恰与炉身口沿相扣合，沿面錾饰背分式忍冬纹并勒刻"一字号"三字。盖面高隆，底缘錾一周莲瓣，肩部分錾五朵莲花，莲花上各卧一龟，龟首反侧，口衔灵草，莲花间以花蔓缠绕。盖钮为火焰宝珠，以两重莲瓣承托，莲瓣凿空，以使香气外溢。

鎏金蜂花纹银香囊
唐
直径12.8cm，重547g
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香囊为银质，呈球形，由分作上下两半球的囊盖和囊体扣合而成，一侧以铰链连接，另一侧以勾环相连。通体錾饰花纹并鎏金，上下口缘均錾一周二方连续的蔓草，周身满饰花叶，其间上下等距离地各饰六簇团花，除顶部和底部外，其余团花内均錾出两只飞蜂，宛若穿行于万花丛中。花叶之间的余白处镂空，可使香气外溢。

石榴花结飞鸟葡萄纹银香囊
唐
高4.5cm，直径4.5㎝，链长5.25cm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香囊呈球形，钣金成型，通体镂空，上下半球体以铰链连接，铰链之相对处设有小勾，用以控制球体之开合。在其盖顶上部铆接有环钮，套置有长链，球体内之香盂用短轴铆接，内外环也随之转动而香盂的重心始终在下，因而保持了香盂处在平衡状态，不致使香灰尘或火星外飞。这种持平环装置，完全符合现代航空、航海技术中使用的陀螺仪原理。

金开元 银开元
唐
金开元，直径2.3cm
银开元，直径2.5cm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开元和银开元都是仿照铜质的开元通宝铸造的。正面为楷书的"开元通宝"四字，背面有新月纹。唐朝时，金开元和银开元并不作流通货币使用，主要是皇室贵族用来作游戏、压胜，或者是皇帝作赏赐臣属时用的。

金银锁
唐
通长12㎝，宽1.8cm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古代称锁为门链，指关闭门户、柜橱、箱匣等用钥匙才能开启的金属器具。这把鎏金银锁是由锁牡、锁牝、锁匙三部分组成。锁牝即锁身，锁牡即锁公，锁匙即钥匙。银锁浇铸

赤金走龙
唐
共12个，高2-2.8cm，长4cm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质。龙身铸成，四足铆接。昂首拖尾，作行走状。头上有两长角，折曲于脑后，圆眼深目，两颌张开，颌腮部位饰长鬃纹样。劲弯二曲，身上鼓，尾下拖，末端上卷，四肢粗长，呈各种行走姿态，除其背脊和尾脊饰有长髭纹样外，满身皆饰深凹的点纹；似用錾头插点而成。金龙形象生动，小巧玲珑，是精美的金制品，也是唐代金银器中罕见饰物。

金龙
唐
长9.4cm，长4cm
1971年西安市郭家滩唐墓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金龙为腾空奔驰状，头长独角，角向后作卷曲状，巨目大嘴，眼与耳下有三撮短须，在曲颈与背上竖立齿状脊。通体饰以鱼鳞纹，四爪蹬空，身躯下部有镂空处，原镶嵌绿松宝石，爪为三趾，长尾端部卷曲。

金凤
唐
长6.7cm ，高6.6cm
1971年西安市郭家滩唐墓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金凤三件，凤双翼开展，两足蹬地，作欲飞状，头顶高花冠，"凤"眼短喙，目视前方，曲颈。在胸、腹与飞翼处，原嵌绿松石，年久脱落，尾部向上，顶端为花朵，自然生动，把欲飞的刹那间动作刻划得非常形象。金凤以剪影的艺术手法表现，气氛酣畅热烈，色彩鲜艳明亮，形象准确而具神韵。它的形象直接来自现实生活，具有写实风格，又有较强的装饰性。

金树
唐
高13.5㎝，上部宽7cm，下部宽0.5cm，根部宽0.9cm
1971年西安市郭家滩唐墓出土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金树两株，造型略有不同。金树是以树干、树枝、小枝组成。在枝上长满花朵，树干上还长有树节，根部有藤向上盘绕，树上有花与叶，劲枝柔藤分外富丽。 唐代的金银器迄今已发现不少,在唐都西安尤多。以西安何家村的窑藏、扶风法门寺地窑、丹徒丁卯桥窑藏这三大批最为有名,加起来有上千件。下面是关于唐朝金银器这三大产地的一些谜密。
唐朝金银器——何家村遗宝之谜（上）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1970年秋天，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厅收容遣送站，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正在施工中。10月5日这一天，基建工地一片忙碌，就在地基挖到深约0.8米的时候，施工人员挖到了一个陶瓮，打开陶瓮一看，里面竟是一堆金杯银碗，耀眼夺目。一夜之间，陕西西安何家村吸引了考古界的目光。
这批金碧辉煌的金银器是施工人员从已经挖出的一个陶瓮和一只银罐中发现的，它们都埋藏在曾被人类扰动过的活土层中。经清点登记，何家村基建工地挖出的两翁一罐中共有文物1000多件，有玛瑙器、水晶器、玻璃器、玉器、金箔、钱币、银铤、银饼、银板，还有朱砂、石英、琥珀、钟乳石等十几种名贵药材。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金银器，金器总重量一万四千九百多克，银器总重量十九万五千多克。
通过对这些金银器的器型和花纹进行分析，专家们确定这是一处唐代窖藏。此前出土的唐代器物大多数是陵墓中的随葬品，而何家村这批稀世珍宝却充满了浓郁的唐代生活气息，它把千年以前古人的生活状态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透过这些精美绝伦的文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浪漫、开放、而璀璨的遥远年代。
它们是二十世纪以来唐代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由于发现地点在陕西西安何家村，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
三十多年来，这批珍贵的文物一直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吸引着千百万游客的目光。
自从这批遗宝出土后，一个问题摆在了考古学家面前。数量如此之多的珍奇异宝它们是谁埋藏的？
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是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兴化坊内。唐长安城的北面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中央行政机构所在的皇城，其余部分称为郭城，郭城的面积约占全城的八分之一。一条宽155米的中轴线--朱雀大街纵贯南北，横竖相交的十字形街道将郭城划分为排列规整，如棋盘状的一百零八个方块，这一百零八块称为里坊，为居民居住。兴化坊在郭城北面偏西的位置，靠近皇城附近，是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居住的黄金地段。
最初的考古发掘简报这样描述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地点：“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五十五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二百四十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而唐代这本描述长安城市建制的重要文献《两京新记》中，关于兴化坊的条目里有“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
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韩伟：“因为在那个坊里边，有很多唐代的权贵在那儿居住，但是和时代上能够吻合的，而且位置上可以和拥有这一批文物地位相当的，我们就想到，可能是邠王李贤的儿子嗣邠王李守礼。”
李贤生前曾被立为皇太子，人称章怀太子，后来因为他反对母亲武则天持政，被废了太子之位，并被贬到四川，死时年仅32岁。他的儿子李守礼受父亲的连累被长年囚禁在宫中，直到中宗登上皇位，才给李贤平了反，李守礼也被释放出来，并继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李守礼还曾先后担任过刺史、司空等官职，司空即是主管皇宫手工业作坊和金银铸造业的官员，所以他也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财宝。因此最初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者推测，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礼埋藏的，埋藏地点在邠王府内。
何家村遗宝中明确标有年代的租庸调银饼，上面刻有开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731年的字样。租庸调银饼是地方缴纳给官府的税银，它是一种有价值的原材料，不直接充当货币进行流通，通常需要将它制成其它器物之后才有明确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银饼按原样保存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而同时出土的其它器物的年代应该都不会晚于这块银饼的年代。因此，专家们将开元十九年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何家村遗宝是在建筑施工时偶然发现的，埋藏遗迹明显没有经过任何修饰，似乎是在慌乱之中埋藏的。
开元十九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而激烈的事件，使身份显赫的邠王李守礼要在慌乱之中匆匆埋下这些珍宝呢？
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韩伟：“既然这个文物的时代我们看是开元天宝以前的，那么当时最大的政治动乱是什么，只有安禄山之乱。”
专家们推测，在这场空前的战乱中，邠王李守礼仓皇外逃，将这些财宝匆忙埋入地下，成为不被人知的珍藏。这种观点相当有影响，被人们沿用了三十年。然而，近年的考古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邠王李守礼他早在安史之乱十几年以前他就已经死去了，所以何家村遗宝和他联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另外从邠王李守礼这个人来看，这个唐书里边对他有很明确的记载，这个人生前是挥霍无度，放荡不羁这么一个人。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手里头掌握着这么大量的财宝，他很可能就把它挥霍掉了，不大可能留在自己的手里还去借债，所以他的年代上和他本人的性格上看，这批东西很难推测是李守礼的东西。”
何家村遗宝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对兴化坊进行了钻探，基本上探清了兴化坊的大致范围。人们将钻探报告与唐代文献对比后，这一结论得到了支持：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并不在邠王府的范围内，而在邠王府的东边。
如果何家村遗宝与邠王李守礼无关，那么它们埋藏于安史之乱这一结论是否仍然能够成立？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依据呢？
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皿，包含了从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与纹样。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几件鎏金银器，它们明显的特征是装饰着阔叶大花。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认为，这种风格是在唐德宗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
每个时代流行的东西都会打上时代特有的印记，它与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花纹类型学就是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花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何家村有一些器物，它上面的花纹明显的要晚于安史之乱，就是大概在唐德宗这个时期。”
唐德宗时期，也就是公元780年到805年之间，它的最上限也比安史之乱晚了二十多年。但遗憾的是，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缺陷，是很难确凿指出某种花纹的起止时间。而考古发现的局限性，也很难发现一种花纹的出现、流行和消亡的全过程。因此，这一有见地的结论还缺乏更强的说服力。
现在，让我们结合唐代兴化坊的居住者来探讨一下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年代。
根据文献《两京新记》和《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长安城兴化坊中曾经居住过的达官显贵除邠王李守礼和京兆尹孟温礼之外，还有驸马都尉元孝矩，密国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晋国公裴度；都官郎中窦泉，长安主簿李少安，职方郎中萧彻，尚书租庸使刘震。
如果我们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看法划定一个范围，来考察这几位在兴化坊居住的人谁的可能性最大，那么这个范围应该是从“安史之乱”到德宗时期，也就是从公元755年到公元805年的五十年间。
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公元705年之前，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是在公元806年之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萧彻死于公元835年，因此，裴度与萧彻生活的时代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窦泉和长安主簿李少安，两人官职太小，很难与何家村异常珍贵的遗宝相联系；孟温礼住的位置不合。因此，曾居住在兴化坊的人当中，可能与遗宝有关的只有德宗时期的尚书租庸使刘震。
文献中记载，刘震宅在“东门之南，京兆尹孟温礼宅”之后。
租庸使是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租庸调的官员。唐代实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租”是缴纳的粮食：“调”是缴纳的布匹；“庸”是为官府服劳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租庸调征收采取灵活变通、形式多样的折纳制，可以折纳成稻米，桑蚤，也可以折纳为金银、铜铁等。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上的“怀集”、“洊安”是地名，同属岭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一带，这里以产银著称。说明它们是来自“怀集”、“洊安”两地的税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这些东西在交到国家的时候，国家是需要检验的，就是你不能缺斤短两。我们在这个上边看到有一个银饼上面又加上了一块，就是可能是在检查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分量不够，所以又把这个银子又加上一块。原来我们只是在文献当中来研究这些问题，现在这些东西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上面有文字，而且直接写上是庸调的银饼，我想这个事情正好又和刘震他自己担当这个官职租庸使有关，所以我想这不一定是一个巧合吧。”
刘震在兴化坊的住宅与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基本吻合，租庸使的身份与这些税银关系密切，刘震生活的时代与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年代相一致。有关何家村遗宝是谁埋藏的问题逐渐清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刘震要埋藏这些财宝呢？
刘震生活的年代，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战乱，这就是“泾原兵变”。公元783年，唐德宗李适为解救被叛军围困的河南襄城，派驻守在长安以西，今甘肃泾原的官兵前往救援。泾原五千大军日夜兼程，却一直没有得到朝廷银饷。在途经长安时，泾原官兵发生叛乱。叛军攻占京城，涌入皇宫内库，大肆掠夺金银财宝。造成宫内官府财产的严重损失，百姓也遭到抢劫。
如果何家村遗宝的埋藏者可以认定是刘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唐代的租庸使是否可能把官府的赋税放在自己家里？赋税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精美的珍宝？
《唐六典》中记载，凡金银、宝货、绫罗均可折为赋税。这里所说的金银可以是银饼、银板、银铤，也可以是金银器，宝货的范围那就更为宽泛了。
从地方征收到中央的赋税运抵京城后，先要送到一个输场，经检验合格后再由输场送往国库。
采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那么整个全过程谁有权力能够完全的接触，只有租庸使，因为租庸使就是因为他不是常设官，就是特殊委派的这种官，所以只有他从征收到输场检验一直到国库最后的验收，只有租庸使能够全部的接触这个全过程。刘震运出去这些财宝文献里头没有明确记载他是从哪儿运出去的，如果是从官府运出去的，说明他能够管理这批东西，如果是从家里运出去的，说明他有可能是贪官，但是不管是从哪儿运出去，都说明只有刘震才有权力有能力去处理这批东西。”
《太平广记》中有一段记载：泾原兵变八个月后京师收复，刘震的外甥王仙客回到长安，有人告诉他，刘震投降了叛军，叛乱被平定之后，刘震夫妻已被朝廷双双处死了。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叛军占据京城的那段时间里，社会秩序十分动乱，或许刘震不敢，也不愿意将埋在自己家里的财物取出上缴。在朝廷平息战乱收复长安后，由于刘震犯下的是十恶不赦之罪，夫妻双双被处死，于是这些珍贵的财宝也就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沉睡在地下，从此再也无人知晓。
直到一千两百年后，一次偶然的建筑施工才使它们得以重见天日。由于它们出现的那样突然，而又缺乏详实的文献记载，因此，今天的人们试图揭开这批遗宝所有秘密的过程，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假设的过程。
唐朝金银器——何家村遗宝之谜（下 ）
1970年的秋天，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工地，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其内容的丰富和精美十分罕见。因此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时隔三十四年，何家村遗宝仍有无数未解之谜。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批遗宝是由唐代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埋藏的。但是，以刘震的身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这样贵重的财宝，那么，它们的主人如果不是刘震又会是谁呢？
我们首先从何家村遗宝的构成来进行分析，它出土了大量的钱币，共有466枚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这枚被称为“即墨之法化”的刀币，“即墨”是春秋时的齐国都邑，“法化”就是法定的货币。单听名称就知道它来自春秋时的齐国。而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唐代的“开元通宝”，时间跨度达千余年。
不仅有西域的“高昌吉利”，还有前凉的“梁造新泉”，它们都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此外，还包括日本的“和同开宝”，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外国古币，空间跨度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些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而且成系统，有目的拣选出来的钱币，它们的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钱币收藏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因为它大量的东西有更加贵重的东西，像金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玉器里面的玉带，玉带挎，那不是一般民间的收藏钱币的人能够收藏得到的东西。”
民间难以收藏到的还有这些专门为宫廷赏赐、娱乐而制造的金开元和银开元。 421枚银开元，是出土最多的一次。30枚金开元，则是目前考古史上惟一的发现。唐代诗人张祜的诗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写的就是玄宗皇帝在皇宫的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子时，向楼下抛洒金钱，百官争相捡拾的热闹喜庆场面。
从这些金开元、银开元的表面痕迹来看，它们从未使用过。这是否说明它们的拥有者不仅仅是喜好收藏钱币，而且还有权力、有条件铸造钱币？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成组成套的药具和大量药物出土，这些药物在唐代均为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药具中有贮藏药物的罐、盒、鼎，煎药的锅、铛、铫等，还有几件被称作石榴罐的纯银器皿，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育成：“在炼丹的当中，石榴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应该说是必须的一种用品。除此之外，那些像大粒光明砂，包括那些钟乳石等等这些我个人认为都是作为炼丹的药物来使用的。”
难道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一位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人吗？
遗宝中与道教关系密切的还有十二条金走龙。有专家认为，走龙是道士为信徒举行重大仪式时，用来向东南西北及天地六方之神表达诚意，祈求长生不老的信物，摆放时龙头就朝着它要指向的那方神灵。走龙有金、银、铜、铁等不同的质地，金龙的级别最高, 只有地位最为尊贵的信徒才可能使用。
它是否暗示着这批遗宝的主人是一位精通道术的尊貴人物？而何家村遗宝出土的地方就是一处道观的遗址呢？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上有大量的墨书题记，它们记录了包括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物品的使用方法和来源，以及金银器自身的重量等，内容详尽，仔细认真。这件大粒光明砂银盒，它的盒盖里、外都有墨书题记，分别记录了7种物品的数量和重量，另有一些带墨书的器皿，明显属于一组，入库时统一称重并墨书标出，经核对丝毫不差。
如果私人财物没有必要做如此详实的记录。墨书题记应该是在收藏入库时登记称重留下的笔迹。这些器物出土时，墨书题记都非常清晰，说明它们自入库登记后再没有被使用过。同时还说明对这些器物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何家村遗宝中共出土了十副玉带挎，除了这副来自西域骨咄国之外，其余大多来自同为西域的于阗国。于阗自古以产美玉著称，于阗玉深得唐代皇室贵族所喜爱。除了于阗国主动前来贡献外，唐代朝廷还会亲派使节前去求取。唐太宗曾派内官朱如玉一次就从于阗带回玉器数百件，其中仅玉带挎就达三百具。带挎是装饰在腰带上的佩饰，这种佩饰可以有玉、犀、金、银、鍮石、铜、铁等多种材质，唐高宗时规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使用玉挎制作的腰带。因此玉带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
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拥有许多高等级，只有宫廷手工作坊才能制作出的玉带挎；他尊崇道教，喜服丹药，拥有最尊贵的信徒才能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小金龙；他喜好收藏钱币，并且有权力和条件铸造钱币；他拥有的大批财宝上题有墨书，这是在登记入库时才可能留下的记录。种种迹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皇室。如果它们属于皇室拥有，还有一个疑惑困扰着我们。
何家村遗宝中有一部分金银器皿，虽然制作精美，但从纹饰上看尚未完工，这件孔雀纹银方盒，正面对称的两只孔雀相比较，左边的腹部还未錾刻出羽毛，脚下踩着的莲蓬也没有孔眼；这几件鎏金小银盒，盖面上仅仅刻画出起稿线，而且起稿线细如发丝，离纹饰加工的最终完成还有许多道工序。这些银饼、银铤、银板，上面有明显地切削痕迹，似乎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这是否表明，它们来自一处金银作坊？
专家们认为，当时地方或民间不可能有如此高水平、大规模的金银作坊出现。
何家村遗宝中为什么会出现未完成品，至今没有更明确的答案，但专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些精美的金银器大多数应是由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供皇室使用的。
这件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它的造型和莲瓣装饰采用锤揲工艺制造而成，然后用錾刻的手法在莲瓣内錾出各种动物与飞禽。凸凹起伏的莲瓣使器物宛如盛开的花朵。它是一件重达391克的纯金制品，黄金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贵重的金属，这样豪华精致的制作，不仅表达了唐代最优秀艺术家的审美情趣，也凝聚了最顶级工匠的才华智慧。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金制器皿，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盏和金杯。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器皿。它们是采用范铸工艺制造的。范铸源于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古老而成熟的工艺对金银器的加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银器制造使用范铸法的缺点是很难造出薄胎器物，胎体厚重浪费材料。但唐代早期金银器多为皇家贵戚使用，制造时追求宏大华美，不计成本，因此用范铸法制造的金银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何家村出土的大多数金银器，在制作工艺上已呈现出许多让今人都十分惊奇的新创造。
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锤揲和錾刻技术的成熟应用。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放在模具上反复锤打成型，然后进行錾刻。錾刻是通过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錾子，用小锤击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种花纹图案，达到装饰效果。用锤揲和錾刻技术制造的金银器皿器形轻巧，花纹精美细致。
在荀子的劝学篇里有一句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是指这种加工工艺，它采用透雕的办法把金属片镂空，使里边的香料通过镂空结构散发出来，造成香烟袅袅升起的效果，从设计到工艺，都达到最高水平。
除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的这些金银器之外，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是否还有其它来源呢？遗宝中有一只底部刻有”进”字的银碗。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地方进奉财物渐成风气。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争相进奉财物以示孝忠。而每有进奉，这些器物上往往要刻上一个“进”字。
考古学家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批遗宝中有些是由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而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等古代东、西方艺术珍品，是由外国使节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带到长安，进献给朝廷的贡品。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壁画《客使图》，有专家认为，这幅壁画上的客人分别来自日本、罗马和波斯。而何家村出土的外国钱币也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唐代都城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已经非常繁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曾有过的辉煌盛况。
随着大批被称为“胡人”的西方客人云集长安，他们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异域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不分彼此。
在唐代的皇室贵族中，“胡化之风” 十分盛行，一切外来新鲜的事物，都成为他们喜好的对象，何家村遗宝中大量外来器物和外来器物仿制品正是这种社会时尚的反映。
何家村遗宝中，有唐代中央官府手工作坊为皇室制作的金银器和玉器，有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贡品，有外国使节和商人进献给朝廷的宝物。这些不同来源的珍宝，不仅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路”畅通时的燕婉热闹，见证了开放的唐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强盛。
有考古学家推测，与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和埋藏年代相吻合的唐代租庸使刘震，是当时最有可能接触这批财宝的朝廷官员。在大规模战乱发生时，是他将这些皇室拥有的财宝埋藏起来。也正是他的这次埋藏，为我们留下了这批遗宝，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开的谜团。
专家们在对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进行成分测定后，发现这些金器的含金量最高达到了94.36%，其余成分是银、铜、铁等。而银器的含银量最高达99%以上。唐代工匠完全可以根据金银器皿的不同性能和要求，选择不同金银含量的比例。
唐代工匠们不仅对合金比例的掌握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从这些银碗、金杯、银盒来看，它们的器型也都相当规整，扣合十分紧密。这几只素面小银罐，上下以子母口相扣合，使空气完全无法进入，以至时过一千余年，它们白色的内壁仍然铮亮如新。即使在今天我们用手工制作金银器皿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
这件如小手指般大小的金梳背，套上梳齿后就成为了一把发梳，它是贵族妇女插在发髻上的装饰品。在唐代，女子的头上往往要插上数把这样的发梳。这个金梳背是用两片薄如纸张的金箔做成的，上面有用细如发线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0.5毫米的小金珠镶嵌，它的焊缝非常结实，至今牢固如初，没有丝毫的裂缝和脱落。它使用的什么焊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谜。
这件兽首玛瑙杯它的产地目前还无法确定，有人说它来自希腊，也有人认为它来自波斯，至于它的制作年代更是众说纷纭。我们听到的最早的说法为公元前2世纪。如果真是这样，在它与何家村遗宝一同埋入地下以前，已经是一件传世近千年的古物了。
自从何家村遗宝被发现以来，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不懈的在对它进行研究和探索，何家村遗宝的秘密也许早已随着那次埋藏而被尘封起来，因此我们今天的种种猜测与疑惑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我们只能透过历史烟尘，努力寻找真实，接近真实。或许这就是考古学最迷人的光彩。它挑动着人类不倦的好奇心，吸引着我们不断去寻觅和探索。
唐朝金银器——法门寺的秘密
1987年5月5日凌晨1点，在古老的东方历法上恰好是佛诞生的时刻，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在古籍中记载、在信徒心里膜拜的佛指舍利，在法门寺地宫被发现——
1981年秋季的一场暴风雨，侵袭了陕西的关中平原，一座佛塔在暴雨中轰然倒塌了半边，塔内所藏佛经佛像纷纷跌落地面，埋藏千年的秘密开始被人们发现了……
法门寺，在西安西面110公里的扶风县内。塔在佛教中是瘗埋舍利的标志，法门寺塔就是一座佛教舍利塔。史籍中记载着法门寺塔下有地宫，里面埋有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舍利和无数珍宝，但后人一直无法断定这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虚幻的传说。1981年，法门寺塔在暴雨的冲刷下倒塌了，塔的倒塌给了考古学家一个揭示秘密的机会。
1987年春天，人们开始对法门寺塔进行考古发掘。韩金科，当时任扶风县文化局局长，是考古发掘的负责人之一，他最先发现了佛塔下的秘密。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87年2月27日，我们开始对塔基进行发掘。到4月2日，洛阳铲打到石板上了。清理了埋土以后露出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西北角有三块碎石，人们把碎石刨开，一个地洞显露了出来。10点多钟太阳直射下去，底下云雾缭绕，看起来很神秘也很壮观，那里面是金碧辉煌的金银器。”尽管当时还不清楚地洞
下面究竟有什么，但人们知道，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即将诞生。
考古人员迅速掩埋好洞口，然后按科学的程序，在塔基的正南面找到了进入地宫的通道。在挖掘出19级青石台阶后，一道石门显露出来。
考古人员巧妙地打开了石门上一把锈蚀的铁锁，这把锁已默默锁住佛塔之下1113年的光阴。
第一道石门后面是长长的甬道，甬道的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钱币，总数大约有两万枚，其中13枚用玳瑁制成的纪念币，是中国钱币考古的首次发现。
甬道尽头又是一道石门，石门前立着两块刻满汉字的石碑。一块碑上的文字，记载着从阿育王分送舍利于法门寺供奉，到中国历朝特别是唐朝皇帝供养佛指舍利的盛况；另一块碑上详细记录着为供奉佛指舍利捐献物品的名称、数量以及奉献者的姓名。两块石碑告诉人们，那个记载与传说中神秘的佛指舍利和无数珍宝是存在的。
虽然由于塔身的巨大压力、地震以及年代久远，造成了天顶和地面损毁，但考古人员发现，洞内放置的物品却安然如初。一千多年前的阿育王塔依旧色彩夺目，它用整块汉白玉雕成，塔的四面雕刻着身姿婀娜的菩萨像，朱红色的裙裤和粉绿色的披带，就像刚刚画就的一般。
在一个白藤箱中发现的已经粘成一堆的丝绸服装，更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此前人们根本不知道唐代皇家丝绸是什么样的，而这次发现的箱子里一共有几百件衣服，里面有惠安皇太后的，甚至包括武则天的裙子。遗憾的是，大部分丝织品已经炭化和部分炭化。但在炭化的丝织品中，人们惊讶地发现有5件蹙金绣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显微镜下人们发现，这5件蹙金绣的金线是用黄金拉成的，它们平均只有0．1毫米，最细的地方仅有0．06毫米，比头发丝还要细，就
是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也很难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正是这些镶嵌在织物中的金线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人们在1000多年后还能一睹唐代丝绸的真容。
当考古人员揭开已经破碎的大理石盖板，直接从顶部进入时发现，这间石室中摆满了珍宝，其中金银器就有121件，各种珠宝玉石400多件……
在金银器中，最奇妙的是两个鎏金银质圆球，叫“香囊”，在球内的小碗中装上香料，点燃后香气就从镂空的纹饰中溢出。当年，它们是被悬挂着使用的，为了防止香囊晃动时香料流出，工匠们在内部装了两个平衡环，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滚动而香碗的重心却不动。这种平衡装置，与现代运用于航海、航空的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
锡杖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出行时驱赶毒蛇害虫用的，后来演变成佛教权威的象征。这次出土的长1．96米的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一共用去了62两黄金、58两白银。杖首两个金轮上套着12枚雕花的金环，金环围绕着两重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顶端是一颗象征智慧的宝珠。如此巨大而精美的锡杖，在全世界的佛教法器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
地宫中的第三道石门后是地宫的中室。一顶硕大的汉白玉灵帐几乎把中室占满了，灵帐顶端罩着3件用纯金罗纹线和丝线交织而成的袈裟，旁边还放着一双金丝绣鞋。考古人员在灵帐后边发现了一只已经腐朽的檀木箱，箱中装满了瓷器，初看起来，这些瓷器不过是碗碟一类的生活用具，但仔细端详发现这些瓷器的颜色非同一般。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禚振西介绍说，这就是秘色瓷。秘色瓷是青瓷中的顶级之作，烧制工艺非常复杂，每一件成品都是珍品，在当时比金银
还贵重，只作为贡品献给皇室。由于烧制工艺早已失传，现代人从未见过真正的秘色瓷，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些秘色瓷器，不仅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也让今天的人们有幸看到当年只有皇帝才可享用的瓷宝。
此外，在法门寺地宫中室，考古人员还意外地发现了20件玻璃制品。在煤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前，玻璃制品几乎可以与珠宝钻石等价。当时只有伊斯兰国家才掌握精湛的玻璃烧造工艺，因此，考古专家相信，这些玻璃制品来自异域，玻璃器上的纹饰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刻纹玻璃在伊斯兰早期十分流行，但像这样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整件器皿却极为罕见，其中的玻璃盘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釉彩玻璃。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1987年5月5日凌晨1点，在古老的东方历法上恰好是佛诞生的时刻，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在古籍中记载、在信徒心里膜拜的佛指舍利真的在法门寺地宫出现了……
地宫内的挖掘已接近尾声，只剩下前室的阿育王塔、中室的汉白玉灵帐和后室的一个用丝绸包着的大包裹没有打开。考古人员开始小心地解这个包裹已经炭化的结。大约用了两个小时，他们成功了，光彩夺目的宝函露了出来。宝函一层套着一层，最外面是檀香木的，已经朽烂，接下来是金、银、玉、珍珠镶嵌的各种宝函，一共套了8层，最里面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纯金四门小塔。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伟回忆说：“我把那个宝珠顶的单檐四门纯金塔动了一下，发现它是可以移动的，然后就把盖子揭开，在塔座上有个银柱，银柱上套着一个白色的管子。我一看，完全和真身志文塔上面说的佛指舍利一样。我脱口而出：'不得了，发现佛指舍利了！’”
然而，人们激动过后仔细鉴定，发现这枚舍利是玉质的。就在人们有些失望地离去前，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已经清理空的地宫后室，有一个角落有片松动的浮土。挖开浮土后，一个密龛显露出来，密龛中有个不大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打开铁函，里面又是一层套一层。银函内是檀香木函，木函里有一只镶嵌着硕大宝石的水晶棺椁，最里面是洁白的小玉棺：一枚佛指静静地躺在玉棺里！法门寺的高僧们已经开始顶礼膜拜。这枚骨质的舍利，毫
无疑问就是至高无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
接下来，人们从汉白玉灵帐和阿育王塔中又发现了两枚玉质的佛骨。法门寺鉴院智严法师介绍说，据史料记载，指骨不像其他舍利，其他舍利还有同类的舍利还有若干处。但指骨世界上只有惟一的一枚，就是法门寺的这个指骨。那么地宫中为什么会有一骨三玉四枚佛指舍利呢？
据说，唐代第15位皇帝唐武宗不喜欢佛教，他上台后，颁布法令抑制佛教并要毁灭佛骨。韩金科介绍说，公元841到845年连续进行了5年的灭佛运动，法门寺当时受破坏最重。石碑上记载，就是要把舍利调到武宗的面前当殿碾碎。在这个时候，法门寺的和尚冒着生命危险把舍利保留下来，搞了一个复制的，把皇帝搪塞过去。
法门寺地宫中的4枚佛指舍利，与这一说法吻合起来。一枚真身佛指，是灵骨；三枚玉质佛指，是影骨。影骨既是保护真身的复制品，又是真身的影像。就像有人把它们比作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影子一样，能分虚实，但不分真假。
佛的世界充满玄机。当法门寺地宫中的珍宝终于被转移到精心修建的博物馆展厅时，人们却发现还有更多的谜团没有破解。用大理石砌的地宫为什么全部涂成了神秘的黑色？为什么法器上凡有空隙的地方都刻着各种菩萨像？为什么这些菩萨像跟一般佛教寺庙中的不一样？所有珍宝的摆放似乎是有秩序的，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呢？
今天，考古专家们仍在不断地努力发现与认知，但要完全破解法门寺地宫中的秘密，尚需足够的时日和更深的思考。
佛教舍利塔
佛教诞生在古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曾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29岁时舍弃奢华生活出家修行，最后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人生真谛，创立了佛教，被尊为佛祖。公元前486年，80岁的释迦牟尼在北部印度一个树林中去世，弟子们哭泣着将他的尸体焚化，焚化后的尸骨结晶体和未烧尽的遗骨，被称作舍利，由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作为圣物收藏起来。释迦牟尼死后250多年，古印度一位伟大的国王——阿育王统一了部族纷争的印度。这位晚年皈依佛门的国王，为了传播佛教，将佛祖留下的舍利收集起来重新分成若干份，送往世界各地，建塔供奉。据说，这些舍利的一部分传到了中国，中国各地便有了佛教舍利塔，而法门寺塔就是其中的一个。
佛教与唐朝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是在东汉王朝，也就是公元1世纪。但直到唐代，这一外来的宗教才发展到鼎盛时期。
在唐朝，人们一直相信这样的神话，说法门寺塔30年开启一次，把佛骨请出来让世人瞻仰，就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32年命令开启法门寺地宫，让人们礼拜佛指，祈祷佛祖保佑平安。这个先例开创了唐代狂热的迎送佛指活动，法门寺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和规格最高的佛教寺院之一。事实上，在唐朝3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6位皇帝迎奉过佛骨，每一次开启法门寺地宫，都会引起人们理性的晕眩和情感的痴狂。
尽管唐武宗灭佛运动很快就在皇权的转移中停止了，但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开始从盛世走向衰落。唐代第17位皇帝唐懿宗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即将倾塌的大唐王朝，于公元873年最后一次从法门寺地宫中请出佛骨，迎到长安的皇宫中供奉。但礼佛仪式还没有结束，这位皇帝就突然去世了。继位的皇帝是只有12岁的唐僖宗，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归送佛骨回法门寺。
公元874年的一天，在响彻云霄的诵经声中，人们哭泣着向地宫抛撒着钱币，随着巨大的铁锁把最后一道石门锁上，唐代持续242年的奉迎佛骨活动连同敬献佛祖的珍宝和佛指舍利本身，被永久地封闭在了地宫，直至1113年后考古人员重新开启地宫。
秘色瓷
为什么叫秘色瓷，说法不一。过去解释为秘色这个颜色，主要是讲宫廷使用，秘而不宣。但现在考证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叫秘色，主要是南方有一种草，叫秘草，这个瓷就是仿造它的颜色，青绿色，所以这个颜色也叫千峰翠色，像山峰里的翠，非常清新、典雅。中国唐代一些著名文人，曾用华美的诗词描写秘色瓷，他们形容这种瓷器就像“薄冰托着青云，嫩荷盛着露水”。
下面主要是这三地出土的部分金银器

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唐朝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高5.1，口径9.1厘米。
杯身为八瓣，四瓣为男子狩猎图案，四瓣为仕女乐舞、戏婴、梳妆、游乐图案，相间排列，纹饰涂金，喇叭形圈足，球状联珠形柄。具有西亚金银器风格。

鎏金折枝团花纹银碟
唐
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高1.9，口径10厘米。
茶具，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纹饰涂金。葵口，浅腹，圈足。碟内底中心刻四株折枝花组成的圆形团花一朵，内腹面散点装饰五株“十”字形折枝花，边沿饰仰莲瓣纹。

双鱼纹羽觞
唐朝
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高2.7，口径11.6厘米。
侈口，腹斜收向下，圈足、锤击成型，花纹模冲，纹饰涂金。腹底饰双鱼纹。

鹦鹉纹提梁银罐
唐朝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高24.2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14.3厘米。
大口，短颈，腹圆鼓，喇叭形圆足盖，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纹饰涂金，鱼子纹地。腹两侧均以鹦鹉纹为中心，四周绕以折枝花，形成圆形图案。盖顶中心为宝相团花，周围饰葡萄、石榴和忍冬卷草纹。盖内有墨书两行：“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

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高1.5，最大径22.5厘米。
盘身为相连的双桃形，浅腹、平底，窄平折沿，锤击成型，纹饰涂金。两个桃形盘中心以模冲法冲出两只首尾错置、相互顾盼的狐狸，造型极为生动。

鎏金伎乐八棱银杯
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高6.6，口径7厘米。
侈口、环底、喇叭形圈足、环柄，柄上饰有两胡人头像。器身八棱，共饰有手拿乐器的胡人乐伎八人。浇铸成型，鱼子纹地，地纹及人物细部采用平錾手法。

赤金走龙
唐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长4厘米，高2.8厘米。
伸项阔嘴，双角，长尾拖卷，作奔走状，周身饰片状鳞纹。工艺精细。

法門寺地宮四門金塔
鑄造成形。由塔身、塔座和墊片組成。高7.1厘米，檐邊長4.8厘米，墊邊長5.4厘米，重184克。塔頂作火焰寶珠，以仰蓮為座。攢尖式屋頂，單檐，四角略翹。塔身正方，四壁辟龕門，門周以魚子紋為地，飾相背如意雲紋，闌額及檐下均鏨聯珠菱形紋和網紋。門前刻劃象徵性石級。座面飾海棠石榴紋，座側以蓮瓣紋作點綴。塔中焊有高2.8厘米，徑0.7厘米的根柱，其上套置佛指舍利一枚。此塔專為供養佛指舍利而作。造型宏偉莊重，金光熠熠，洋溢著濃郁的佛教藝術特色。1987年陜西扶風法門寺唐真身寶塔地宮出土。現藏法門寺博物館。

长流银注壶
唐
此壶与银茶托同出土于丹徒丁卯桥窑藏。高19厘米 ，藏于镇江市博物馆 。壶作侈口，长流束颈，深腹，矮圈足且大于壶身，呈圆盘状。肩部一侧置长流，口圆小而峻削，有利于“汤力紧而发速有节”。另一侧用较薄银片曲成环状把手。全身素面无饰。 各地博物馆的主要唐朝金银器精粹
唐朝金银器——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其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故宫被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录。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故宫又称紫禁城。明代第三位皇帝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即开始营造这座宫殿,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的封建帝制--清王朝,1924年逊帝溥仪被逐出宫禁。在这前后五百余年中,共有24位皇帝曾在这里生活居住和对全国实行统治。
紫禁城,四面环有高10m的城墙和宽52m的护城河。城南北长961m,东西宽753m,占地面积达780000㎡。城墙四面各设城门一座,其中南面的午门和北面的神武门现专供参观者游览出入。城内宫殿建筑布局沿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展开。红墙黄瓦,画栋雕梁,金碧辉煌。殿宇楼台,高低错落,壮观雄伟。朝暾夕曛中,仿若人间仙境。城之南半部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称为“前朝”。北半部则以干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皇极等殿,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称为“后寝”。前后两部分宫殿建筑总面积达163000㎡。整组宫殿建筑布局谨严,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封建帝制时代,普通的人民群众是不能也不敢靠近它一步的。
辛亥革命后,这座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按照那时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却被允许“暂居宫禁”,即“后寝”部分。当时的政府决定,将热河(承德)行宫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的“前朝”部分,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溥仪居宫内,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勾结,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盗窃大量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了故宫,对宫内文物进行清点。又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于1925年10月10日在干清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礼,并通电全国,宣布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开放的第一天,人们以争先一睹这座神秘的皇宫及其宝藏为快,北京市内万人空巷,交通为之堵塞,此亦成为当天各大报纸的重大新闻。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据1925年公开出版的二十八册《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一书所载,计有一百一十七万余件,包括三代鼎彝、远古玉器、唐宋元明之法书名画、宋元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等。可谓金翠珠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为此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分别组织人力继续对文物进行整理,并就宫内开辟展室,举办各种陈列,还编辑出版多种刊物,公开资料,进行宣传。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人文荟萃,极一时之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了中国东北领土,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故宫博物院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从1933年2月至5月,宫内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遂于南京建立文物库房,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别存于四川省的巴县、峨嵋和乐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处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221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在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惨烈的战争期间,由于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不畏艰难险阻,尽职尽责,南迁文物数量虽巨,却没有一件丢失和损伤,故宫人员的精神、事迹,可歌可泣。可又是因为这场战争,致使故宫的文物分处异地。这份祖国传统文化之珍藏应是一个整体,而尤与紫禁城建筑不可分离,人们相信,终有一日,其终将得以完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职工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拔除杂草,疏通河道,清理垃圾。50年代初,从宫内清除出去的上百年的垃圾竟达250000立方米,自此院容焕然一新。故宫博物院制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古建维修方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许多残破、渗漏、濒临倒塌的大小殿堂楼阁得到了修复和油饰,愈显金碧辉煌。院内各处高大宫殿都安装了避雷设施,又以钜额投资建设了防火防盗监控系统和高压消防给水管网,使这座古老的宫殿建筑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护。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彻底整治了环绕故宫的筒子河,更好地凸现了昔日皇城的风貌。
在文物工作方面,五六十年代的重点是对故宫博物院旧藏的清宫文物重新清点核对,登记造册,进行鉴别、分类和建档,纠正了过去计件不确之处并增补了遗漏的文物,例如从杂物堆中发现了用草帘裹着的象牙席、修复漱芳斋戏台时发现在地板下存放的传为唐代卢棱伽的《六尊者像》册等。通过长达十余年的工作,总计清理出清宫旧藏文物七十一万余件。与此同时,还通过国家调拨、向社会征集和接受私人捐赠等方式,新入藏文物达二十二万余件之多,大幅度地填补了清宫旧藏文物时代、类别的空缺和不足,诸如石器时代的彩陶,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玉器,汉代的陶俑,南北朝时代的石造像,唐代的三彩等。而新入藏的古代法书名画尤为大宗,为世所注目。如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唐代韩滉《五牛图卷》、杜牧《张好好诗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宋代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郭熙《窠石平远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等,均是人间瑰宝。此项工作数十年坚持不懈,近年还从市场上以钜资购回宋代张先《十咏图卷》,元代乃贤《城南咏古诗》,明代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清代石涛《高呼与可图卷》等,尤其前两件是溥仪以赏溥杰为名从宫中盗出而流散民间的,今日复归宝藏。 为保护好这批数量巨大的古物瑰宝,从五六十年代起对原有库房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采取了防潮、防虫的各种措施。九十年代后又建立了新的文物库房,可入藏文物六十余万件。新库房恒温、恒湿,防火、防盗,并采用现代化技术自动控制,可保文物安全无虞。自1950年开始,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1980年扩建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继承、利用传统工艺技术和引进自然科学新成果,对残损的文物进行修复,数十年来为本院及兄弟单位累计修复文物达十一万余件。
为了使院藏瑰宝和广大观众见面,在陈列展览方面,除了保存和复原三大殿、后三宫和西六宫等处的原状陈列之外,又不定期开辟了青铜、陶瓷、工艺、书画、珍宝、钟表等专馆,供参观者欣赏。还开设有临时展厅,举办各种主题性展览,如近年来的《古书画真伪对比展》、《古陶瓷真仿品对比及古窑址资料展》、《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五十年入藏文物精品展》等,都是广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展览。同时也引进国内各兄弟博物馆和国外的收藏文物展。为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故宫博物院还组织小型文物展到各省市博物馆展出,并应邀到国外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此类展览愈见频繁。曾赴展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法国、前苏联、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当地观众的极大兴趣,使异国的人民得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近十几年来,故宫博物院平均每年接待中外观众600-800万人次,而且,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观众的人数有增无减,可见人们对紫禁城的兴趣长盛不衰。除了直接面向观众之外,故宫博物院同时组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和定期刊物,向社会各界广泛介绍故宫的宫殿建筑和文物收藏。已出版的大型图册有《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名画集》、《故宫藏瓷选》、《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国宝荟萃》、《故宫博物院藏珍品文物全集》(共60卷,已出版18卷)等等,不胜其数。定期刊物有《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两种。从1997年起,为了适应故宫博物院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院内组织机构又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将原先分置的保管、陈列和研究三个部门进行改组,成立了古器物部、古书画部、宫廷部和展览宣教部。新组建了资料信息中心,专司推进故宫博物院的信息化工作。陆续投入资金,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开通了故宫院内的计算机光纤网络系统和各类管理用数据库,又利用联通世界的国际互联网建立了故宫博物院的网站。现在展示在各位面前的这个网站将使远在异地的人们也可通过互联网畅游这座神秘的宫殿,一窥故宫雄奇瑰丽的建筑和琳琅满目的文物收藏。建立一个全新意义上的数字故宫已不再梦想。

鎏金杯
鎏金杯，高7.5cm，口径7cm，足径3.4cm。清宫旧藏。
杯撇口，形如倒钟，高圆足。杯身鎏饰金水，通体光素，只在杯身上部饰弦纹一道。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颇为考究，多数作品上饰有精湛的动物或花卉纹样，但此杯通体简洁，无繁复的纹饰，这在传世的唐代金银器中是不多见的。此杯器形明显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

鎏金刻人马狩猎纹杯
高7.5cm，口径5.9cm，足径3.5cm。
杯铜质，通体鎏金，高圆足。杯身以细线刻人马狩猎图，近口处饰弦纹一道。
唐代酒器多以金、银制品为首选，此缘于统治者对金、银制品的偏爱和社会的富足使得当时金、银铸造业空前发达。此杯镌刻精致，纹饰生动，且受到西域工艺风格的影响。
唐朝金银器——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东距西安市110公里，西距宝鸡市90公里。 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有1700多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释迦牟尼佛灭度后，遗体火化结成舍利。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使诸鬼神于南阎浮提，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十九处，法门寺为第五处。公元558年，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曾扩建，并于元魏二年（494年）首次开塔瞻礼舍利。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称“成实道场”，仁寿二年（602年）右内史李敏二次开塔瞻礼。 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5年）敕建并改名“法门寺”。唐贞观年间曾三次开塔就地瞻礼舍利。原塔俗名“圣冢”，后改建成四级木塔。高宗显庆年间修成瑰琳宫二十四院，建筑极为壮观。
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据史载 “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可干戈平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按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用唐密曼荼罗结坛供养。唐代诸帝笃信佛法，对舍利虔诚供养，寺院大小乘并弘，显密圆融，使法门寺成为皇家寺院及举世仰望的佛教圣地。佛塔被誉为“护国真身宝塔”。
宋代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之宏阔气势，被恢复到最大规模，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金元之际，法门寺仍是关中名刹，“藏经碑”中有寺僧抄写大藏经5000卷之记载。金人也刻“诗碑”盛赞其寺塔：“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明隆庆三年（1569），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唐代四级木塔崩塌。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地方绅士杨禹臣、党万良等捐资修塔，历时30年建成八棱十三级砖塔，高四十七米，极为壮观。清顺治十一年（1654）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民国二十八年（1939）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晚明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文革期间，红卫兵欲挖地开塔，良卿法师点火自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塔下珍宝。
1981年8月24日，宝塔半边倒塌。1986年政府决定重建，87年2月底重修宝塔。适逢四月初八佛诞日，“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在沉寂了1113年之后，2499多件大唐国宝重器，簇拥着佛祖真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间！地宫内出土的稀世珍宝，不论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1988年，法门寺正式开放并举办了国际性的佛指舍利瞻礼法会。海内外诸山长老及各界代表共三百余人参加法会。十多年来，法门寺在前任方丈澄观、净一法师的住持下，相继建成大雄宝殿、玉佛殿、禅堂、祖堂、斋堂、寮房、佛学院等仿唐建筑。
1994年应泰国僧王邀请，佛指舍利在泰国瞻礼供奉。2002年应台湾星云大师等邀请，佛指舍利到台湾瞻礼供奉。2004年应香港佛教领袖觉光长老等邀请，佛指舍利在香港瞻礼供奉。盛况空前、影响极大。法门寺开放以来，先后接待了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华国锋、乔石、李瑞环、钱其琛、李铁映、迟浩田、传全有、张万年、习仲勋、姜春云、邹家华、田纪云、陈锦华、王光英、赵朴初、班禅大师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驻华大使及诸多佛教团体前来瞻仰礼拜。
2004年1月16日法门寺两序大众礼请中國佛教协會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大和尚荣膺住持。大和尚住持法门寺以来，不断加强信仰、道风、组织、人才、教制等五项建设，大力创办教育，培育僧才，安居、诵戒，进一步完善了寺院各项管理制度。谱写出住持正法、续佛命脉的新篇章。现常住僧众170余人，法门寺正在展现昔日“皇家寺院”的风采，同时也为世界佛教“朝圣中心”这一宏伟的目标而精进不懈。

唐 八重宝函一组
法门寺博物馆藏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高23.5、长20.2 、宽20.2厘米；重2699克
素面盝顶银宝函         高19.3厘米 长18.4、宽17.5、；重2028克
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高16.2、长15.8、宽14.8厘米；重1160克
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     高13.5、长13.5、宽12.9厘米；重973克
金筐宝钿珍珠装盝顶纯金宝函 高13.1、长10.5、宽10.5厘米；重973克
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   高10.4、长11.6、宽10.5厘米；重1022.5克
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     高7.1、宽4.8、长4.8厘米；重184克
相传法门寺佛指舍利“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唐代先后有八位皇帝六次迎奉佛指舍利到京城长安或东都洛阳的皇宫供养，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盛大的典仪。每次迎送之后，唐诸帝赏赐规模惊人，均以金银珠宝等稀世珍品制作各式宝函，以安奉佛指舍利。
1987年，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四套舍利容器，分别安置四枚佛指舍利，其中唐懿宗供奉的八重宝函，为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最为精美的一套。这套宝函原置於地宫后室，外用红锦袋包裹；除最外一重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出土时已残坏外，其余七重均保存完好。诸函叠合套装，由外及里依次为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素面盝顶银宝函、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盝顶纯金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最里一层实为一座四门纯金塔，佛指舍利即藏於塔内。诸函上錾刻丰富的密教坛场、造像等，对研究晚唐密宗的流布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是佛教世界现存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圣物。

唐 鎏金镂空飞鸿球路纹银笼子
直径16.1厘米 笼通高17.8厘米 足高2.4厘米 重654克
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
六月联盟法门寺博物馆藏
冲模成形，纹饰鎏金。盖为穹窿顶，直口平底，四足，有提梁。盖与笼以子母口相扣合，盖心有圆环钮，以银链将环钮与提梁相连。笼体与盖外壁錾饰鸿雁，多两两相对；镂空处作球路纹。足为倒“品”字形组合的花瓣，与笼体边缘铆接。笼子底部边缘錾“桂管臣李杆进”六字。

唐 鎏金珍珠璎络装银捧真身菩萨
高41.3厘米 重1986克
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
法门寺博物馆藏
出土于地宫中室汉白玉灵帐后。菩萨高髻，头戴花蔓宝冠，上身袒露，臂饰宝钏，下着羊肠大裙，双腿左屈右跪于束腰仰覆莲座上，通体装饰珍珠璎珞，花蔓边沿串饰珍珠。双手捧荷叶盘，上置一长方形银匾，匾长11厘米，宽8厘米。银匾錾文“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莲座的上部有四层仰莲，每层八瓣，其中上面两层仰莲瓣内各有一尊菩萨或声闻伎乐。束腰部分錾刻四大天王。覆莲部分的外壁分为两层，上层八瓣覆莲内各錾一梵文，下层覆莲内各有一尊三头六臂的金刚像。

唐 银芙蕖
通高41厘米 最宽处45厘米 重535克
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
法门寺博物馆藏
芙蕖即莲花，佛教密宗的十大供养之一，佛典中以莲花为往生之所托，又被视为报身佛之净土，故在佛前多供养此花。这支芙蕖以银筋为茎、座，以银箔为花叶，主茎顶端有以莲蓬为蕊的芙蕖一朵，内外三层，共十六瓣。主茎中部分出三支茎，其一为莲蕾，其余为翻卷的荷叶。地宫内出土银芙蕖共两件，形制相同，是唐代金银工艺品的佳作。

唐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 炉台
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
法门寺博物馆藏
熏炉:高29.5厘米重6408克
炉台:高20.8厘米口径43.5厘米
由炉身、炉盖、炉台组成。盖沿宽平，盖面隆起，底沿饰一周莲瓣纹，上有五朵莲花，花蔓相互缠绕，每朵莲花上有一龟回首，口衔瑞草，下层莲瓣镂空，供香气溢出。龟与绶带表示长寿，莲瓣表清净，香由此出，寓清净戒香、精进上溢之意。腹壁饰以流云纹，并铆接五只独角天龙兽足。炉台的台面为双凤衔瑞草纹，下有五足朵带。文思院为中晚唐时设立的宫廷手工业作坊，专为唐皇室制作金银工艺品，除自用外，还用来赠送外宾、赏赐功臣等。作为皇室珍宝，这套璀璨夺目的熏香器不仅产地明确，制作年代清楚，錾有铭文，而且器形雍容华贵，纹饰精致富丽，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凝结着唐代工艺大师们的高超智慧和心血。

唐 鎏金双蛾纹银香囊
直径12.8厘米 链长24.5厘米 重547克
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
法门寺博物馆藏
錾刻成形，通体镂空，部分纹饰鎏金。香囊由囊盖、囊身组成，各作半球状，上下对称，以子母口相扣合，一侧以铰链连接，另一侧则以勾环相连。香囊外壁均匀分布十二簇团花，团花内分饰四只或两只飞蛾，纹饰鎏金，镂空处呈阔叶植物纹。香囊内有一个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香盂与内平衡环之间用短轴铆接，内、外平衡环间也以短轴铆接，在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转动，而香盂的重心始终不变，得以保持平衡状态
唐朝金银器——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博物馆，是一组雄伟壮观的仿唐建筑群，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它汇集了陕西文化精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鉴于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国家共投资1.44亿元人民币，兴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6月建成开放。
博物馆建筑古朴典雅，别具特色。它将中国古典宫殿建筑和庭院建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色彩协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同时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
博物馆珍藏了陕西出土的文物精品11.3万件(组)展室面积达1100平方米，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大部分，形象系统地展现出自115万年以前至公元1840年的陕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11个朝代在陕西建都，历时1000多年，是我国建都王朝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陕西古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浓缩。

唐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高6厘米 口径6.9厘米 壁厚0.21厘米 重230克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杯为喇叭口，弧腹，线条流畅，有抛光痕迹。四对如意云纹将杯身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中都有一个六瓣团花，团花以厚0.03厘米、宽1.0厘米的金丝编织而成，突起于器物表面，极富立体感，出土时一些花瓣上还见有镶嵌的宝石，现已全部脱落；杯底亦有四朵如意云纹与团花对应，团花一周及如意云头皆饰排列密集的金珠。器物锤揲成型，圈足、花纹与扳均焊接於杯体之上，扳另外还有两个铆钉固定，以加强承重的能力。

唐 鸳鸯莲瓣纹金碗
高5.5厘米 口径13.5厘米 壁厚0.2厘米 重391克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碗内底墨书“九两三”，装饰采用的是满地装，腹部外壁醒目处用动静对比的构图方式安排鹦鹉、鹿、鸳鸯、狐、鸭、兔等十个动物作主题纹饰，环绕以忍冬花草。在鹦鹉纹的腹部可以看出细且浅的纹饰起稿定位线，碗底外壁亦可看到细如发丝的十字形定位线，据此可知加工纹饰时，先錾出主题纹饰鸳鸯，然后根据空白，灵活自由地填补5朵如意卷草纹。圈足焊接于碗底，但焊缝牢固，无丝毫开裂，使用的焊料也是黄色，因此分析应是含金合金。

唐 鎏金飞狮纹银盒
高5.6 厘米 口径12.9厘米 壁厚0.13厘米 重425克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较多见的种类，造型也最为丰富，有圆形、方形、菱形、蚌壳形、卧羊形、蒲篮形、如意形、海棠形、多曲花瓣形等，但最为多见的还是圆形。初唐时期，银盒的装饰上还有浓厚的外来影响，如盖面中心由带有双翼的神异动物与外圈一周麦穗圆框组成的“徽章式纹样”，就是萨珊、粟特金银器最具特点的装饰风格。这件银盒的装饰具有“徽章式纹样”的遗风，但繁密的团花、折枝花则表明，它是唐代工匠的作品，年代较早，大约在七世纪中期。

唐 孔雀纹银方盒
通高10 厘米 边长12 厘米 盖高3.1厘米 顶边长10.3厘米 壁厚0.15厘米 重1500克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方盒的纹饰采用满地装，繁复细密。主题纹饰的安排以中轴左右对称为基本构图模式，规整而稳重。辅助纹饰则根据空白填补，灵活而多变。盒正面醒目处为一对口衔胜带垂莲、立于莲蓬之上的孔雀。孔雀在唐代被视为珍禽，也是流行的绘画题材，花鸟画家边鸾就擅画孔雀图。银方盒上的孔雀图，作跃跃欲飞状，环绕以折枝花卉，应该是当时孔雀花鸟画流行的反映。两只孔雀一只錾刻出细腻的羽毛和莲蓬的叶脉、孔眼，一只却仅錾出轮廓，由此分析它是一幅未完成品。

唐 双狮纹刻花赤金铛
高3.5厘米 口径9.2厘米 柄长2.9厘米 重268克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金铛圜底，翻沿，三兽足，叶芽形单柄。锤揲成形，花纹平錾，鱼子纹地纹。器外底部中心分出九条水波纹曲线，将外壁分成九个S形区间，内填以双鸟衔绶、衔方胜、立狮及花卉等纹饰。器内底饰高浮雕式的双狮相搏。从铛腹9个分区及内底麦穗圆框中的立狮纹的作法，是萨珊金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但铛这种器形则是中国传统的。
唐朝金银器——镇江博物馆
镇江博物馆是一座地方历史综合艺术博物馆，成立于１９５８年，馆址为原英国领事馆旧址，占地１１７００平方米，五幢东印度风格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１９９５年建成了１７８０平方米文物库房，馆舍面积达到５４５６平方米；１９９６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座艺术殿堂中，珍藏着３万余件从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文物和１０万册古籍书。其中国宝级文物一件，国家一级文物７０余件，二级文物３００余件。西周青铜器，六朝青瓷器，唐、宋、元、明金银器，明清书画为馆藏特色。这些珍宝，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明，展示着古城镇江历史发展的足迹。

唐 材 质： 银   级 别： 一级文物
银槨盖长11.5厘米，底长9.6厘米，底头宽4.3厘米，尾宽3.0厘米，头高4.9厘米，尾高3.9厘米。1960年5月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宫中出土。
槨以纯银锤鍱而成，似棺。除底部外，遍体凿刻精美纹饰。头部以珠纹作地，下侧中间刻门扉。门扉下各有乳钉三排十二枚，门扉上为栅栏，两边饰卷草；门上双线界内间以卷草，界上两侧刻卷草，中间拥托慧日一轮（或系智珠）。槨尾亦以珠纹为地，凿刻共出之如意纹十朵；槨两侧各刻双头迦陵频加像一身，间以的缠枝花纹；槨顶饰飞天二，高髻，裸上身，着长裙，前者左手张开高举，右手持花盘，作转身回顾状，后者双手持果盘，作行进状。飞天身体柔软，姿态自然，藉飘风而起舞，借流云而欲飞，其前有如意宝珠，四周衬以花朵流云，画面极其美丽动人。
此槨为唐代润州刺史李德裕所施舍，同时施舍的还有长干寺舍利金棺、禅众寺舍利金棺银槨等，均属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之作。

唐 材 质：金 级 别：一级文物
盖长6.4厘米，底长5.1厘米，头宽1.9厘米，尾宽1.6厘米，头高2.8厘米，尾高2.1厘米。1960年5月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宫中出土。
棺以纯金锤鍱而成，除底部外，遍体浅刻精细。棺头，以珠纹为地纹，上部刻如意云纹图案，中部刻直线纹，类似栅栏，下部凿刻门扉，左右各有乳钉三排九枚；棺尾以珠纹作地，刻由下面共出的如意云纹五朵，上托一轮慧日（或称智珠）；两侧地作珠纹，各刻两个高髻人首人手鸟身、鸟脚鸟尾羽人，前者两臂伸张，后者双手合捧果盘，周围遍饰如意云纹图案；棺盖亦以珠纹作地，凿刻仙鹤三只，翱翔于如意云纹之中。棺内存放素面小金棺一尊，内盛阿育王舍利11颗。
此棺为唐代润州刺史李德裕所施舍，原料“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其制做与刻均极精美，堪称唐代金银器中的艺术珍品。

唐 材 质：银级 别：一级文物
盒腹径9.5厘米，足径6.5厘米，高7.5厘米，重112克。
1982年1月江苏镇江丁卯唐代银器窖藏出土。盒为四出莲瓣形，盖面弧状凸起，与器身子母口相接，直腹，腹部下收，喇叭形圈足。顶面锤刻一对衔草鹦鹉，间以缠枝莲花和鱼子纹，腹部上下饰以缠枝菊花纹带。

唐 材 质：银 级 别： 一级文物
1982年元月在镇江丁卯桥出土，为唐代窖藏。鎏金鹦鹉纹银盒，为圆形，高8.5厘米，口径11厘米，盖与器以子母口相扣。矮圈足。盖面中心锤刻一对衔草鹦鹉，并饰莲瓣纹一周。圈外饰飞雁十只，间以缠枝莲花。外壁刻菱形和破式菱形纹。圈足沿饰变体莲瓣纹带。通体以鱼子纹为地。同出此式银盒四件，外底皆錾刻“力士”二字，其中一件还刻有“=”符号。此器刻花处均鎏金，光彩夺目，是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唐 材 质：银 级 别：一级文物
龟长24.6厘米，通高34.2百米，筒深22厘米。1982年1月江苏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出土。
此器由龟座和圆筒两部分组成，刻成处皆鎏金。龟昂首曲尾，四肢着地，北部隆起，阴刻龟裂纹；龟背中央设双层仰莲，上承圆柱形筹筒，宛如龟背上竖立一支金色蜡烛；筒身以鱼子纹作地，上部刻龙凤各一，间以缠树花叶，龙凤间长形方框内刻双线“论语玉烛”四字，下部饰四个瓜果形开光，内皆錾刻相啄飞鸟一对，筒身底部外突，侧壁刻一周菊瓣图案，筒内轩鎏金酒令银筹50根；筒盖亦圆柱形，以子母口与筒身扣合，盖面饰卷边荷叶纹，莲蕾形钮上刻重瓣仰莲纹，盖侧壁地作鱼子纹，饰以鸿雁两对及卷草、流云纹，盖钮与边沿银链相连。
这件酒令筹筒纹饰华丽，造型巧妙，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装饰风格上，该器采用满地装，装饰内容及雕刻风格更加趋向传统的民族化的特点；在艺术造型上，该器以古代祥瑞之物神龟为座，以龟负玉烛为型，反映出唐人的社会风俗和思想观念，是为适应当时的生活需要而出现的新兴的金银工艺精品。

唐 材 质：银级 别：一级文物
筹长20.4厘米，宽1.4厘米，厚0.05厘米。1982年1月江苏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窑藏出土。
酒令筹出土时置于银鎏金“论语玉烛”酒令筹筒中，共50枚，形制大小相同，均长方形，切角边，下端收拢为细柄状；每枚正面刻行体令辞，字内鎏金，令辞上半段采自《论语》语句，下半段是酒令的具体内容，包括“自饮（酌）”、“伴饮”、“劝饮”、“处（罚）”、“放（皆不饮”、“指定人饮”六种。其中一枚上刻“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觥录事五分”字样。按“录事”为酒宴中的服务执事，“五分”指饮酒的数量，“民”字缺笔，显系避李世民之讳。
唐时宮廷、民间饮酒行令颇成风气，目的是在宴饮中增添乐趣，充实娱乐生活，沟通宾主间的融洽关系。酒令中的饮酒量分五分（半杯）、七分（大半杯）、十分（一杯）、四十分（四杯）和随意饮五种。过去，有关唐代饮酒行令方面的实物罕有所见，文献记载也语焉不说，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中银鎏金论语酒令筹及其配套设施“论语玉烛”酒令筹筒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唐代的饮酒风俗与娱乐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唐 材 质：银 级 别：一级文物
盘长21厘米，高15.6厘米，高4.3厘米，重200克。
1982年1月江苏镇江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出土。宽沿，平底，矮圈足。底内压花鸾鸟一对及火焰宝珠一颗，沿面锤刻八只飞鸟和缠枝莲花，鱼子纹地，花鸟纹饰及凸边缘处皆鎏金。圈足残。

唐 材 质：银 级 别：一级文物
盒高26厘米，腹径31厘米，足径25.6厘米。1982年1月江苏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出土。
此盒四出莲瓣形，盖面弧凸，以子母口与盒身扣合；盖、盒均直口、直壁，盒下腹折收，底接喇叭形圈足；盖面锤刻凸花，花纹以衔草翱翔的双凤为主体，边缘一圈环绕八对相向飞雁，并间以缠枝莲花和鱼子纹地；盖、盒各在鱼子纹地上刻奔鹿八组，衬以卷草纹，上下各镶两道涂金边；腹下刻八朵牡丹团花，圈足一周刻十只鸿雁，足组缘作为变体莲瓣纹带。刻花部分皆鎏金。盒外底部刻有“力士”、“伍拾肆两壹钱贰字”錾文。
此盒造型华丽端庆，工艺精致奇巧，镌刻图案流畅回旋，生动活泼，显出浅隐起效果。如前后顾盼的奔鹿，振羽翱翔胡飞雁，曲颈展翅的双凤，无不栩栩如生，姿态各异。而在构图上，花鸟呼应和谐，动静鲜明，结构疏落有致，布局相宜，表现出中唐以降新的装饰风格，给人以纤丽、均称、完美、和谐的艺术享受。

时 期：唐 材 质：银 级 别：一级文物
盆口径34.5厘米，底径24厘米，高7.3厘米。1982年1月江苏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出土。
此盆形体较大，敞口，腹部五曲，平底。底面水波纹地，錾刻一对翘尾展翅、睁目张口的鱼化龙，其嘴前各有一颗火焰宝珠，间以莲花、荷叶和七条游鱼；底腹及腹沿之间，隔以破式草叶纹带与卷草纹带，腹内一周五曲区间内刻五对珍禽，衬以涡轮状卷草纹和鱼子纹，沿面刻瑞兽五只，间以石榴花及鱼子纹；外底镌刻有“力士”字样。刻花处皆鎏金。
这件大银盆在花纹的装饰上比较独特，与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所出其它银器有所不同。其它银器上的纹饰主题写实意味较浓，作风相对贴近现实生活，而此盒上的鱼化龙图案，显然包含有某种意义上的神话色彩，古代有鲤鱼跳过龙门而变化为龙的传说，人们即借此鼓励子孙发奋读书，力图上进，有待来日， 一跃龙门，而出人头地。

时 期：唐 材 质：银 级 别：一级文物
银槨底长9.7厘米，底宽8厘米，通高12.4厘米。1960年5月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宫中出土。槨作带座箱形，遍体以鱼子纹衬地，装饰精致纹样。槨样刻门扉，下部各有乳钉七排，每排五枚四枚不等，并有门环一对，突出于平面外，上挂一银锁，锁、匙可取卸；槨尾刻鸿雁一对，间以如意云纹；两侧各刻高髻、双翅、人头鸟身迦陵频伽像一身，一作合掌状；另一个作双手持盘供养状，均飞翔于缠枝花叶之间；槨下为须弥座，饰破式海棠及蔓草纹；槨顶饰仙鹤一对，间以如意云纹。
此槨为唐代润州刺史李德裕所捐，系集中地方上的能工巧匠以最好技艺制成，其造型及雕刻富丽华美，不愧为唐代金银器中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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