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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美学看沈从文作品——一点愚见

从自然美学看沈从文作品

                        

[简概]

本文试图从沈从文作品中内含优美的自然山水质朴的风土人情论述其作品的自然美，文章认为在以‘湘西世界’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中的存在着自然的生命化和人的自然化这两个倾向有极其重要的自然美意义。而以前完全以社会历史性批判还并不能使其完全呈现。为此本文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建立上和人与自然交融的性格塑造上表现作品的自然
[关键词]

自然美学 自然的生命化 人的自然化 群体内忧型





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反映自然美的场景。读者无不被作品中质朴强健的原始生命形态所震撼。“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那浅浅溪流中游鱼清闲的吐着水泡”⑴如此的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淡雅，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凸现一种未经雕饰的纯态自然美。

然而，当我们回首以前对沈从文作品的评论文字中，很难找到有对这种自然美做出充分的研究。长期以来，批评的焦点，都集中在“湘西世界”、“乡土文学”、“人性与民族文化的重构”⑵方面。当然，与过去那种“没有阶级性质，纯粹是地主资产阶级观点所想象出来的产物”（3）的评价来说是进步。然而这些评论的背后，最本质的特征：社会历史性批判。即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是否有利于针砭时弊。

说到“湘西世界”“乡土文学”也只是“他把往事与梦想放在同样的立足点，刻画更现实的形象”，“通过异域情调来象征中国内地广大地区，象征分崩离析的中国农村”。(4)可惜的是，这种研究在持续过程中，越走越狭窄，与作品中优美的自然山水，质朴中散发自然气息的山村居民擦肩而过。

于是，我们可否做出这样的一个假设：以往我们把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美完全指向于对人性美的呈现上。转向为把人性美系于自然美之上。人性美因自然美而得以生成，构建一个具有独立生命形态的自然美，最大限度的回避价值因素等对自然美的任意切割。人只是处于这个具有独立生命形态的自然美中的一个因子。展开对呈多样化特征的作品中，特别是对其以《湘行散记》系列作品为核心，进行研究，凸现其独立的自然美学意义。当然，这样一来我们脱离了长期以来以研究人物形象为核心的审美习惯，但从自然美学这个角度切入，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发掘作品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创生一个具有独立生命意义的自然美形态以期有新的突破。同时我们也着力将这种自然美所表现的浅隐性时代背景有所呈现；另一方面，近年来自然美学从理论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对其概念的界定，研究领域的划分也日益清晰。但是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文学作品来分析还很少，甚为遗憾。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人与自然诗意的相处成为现当代文学家迫切的表达愿望，所以从自然美学的角度分析沈从文作品的自然美对促成更多具有自然美学意义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就显得极为迫切和亟需。

               

人物与环境构建的自然美

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回溯一下人与自然变换着的关系。远古时期，人被自然的绝对奴役；中古时期，人主体意识的抬头，人类小心地移动滑向自然的步伐，索要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时人们创造时至今日也念念不忘诗意和谐。我们称这是朦胧中的和谐。因为人面自然还无法分清物我。“天人合一”的梦幻之镜为人们世代传唱。近古时代，依靠知识与理性使人得以解放，宗教的虔诚，自然的神性，阻挡不了扩张的步伐。“我们用解剖去残杀”（华兹华斯语），因而，在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只文学作品中颂扬人与自然搏斗的威力，讴歌人类征战自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作品我们一点也不陌生。生存空间的扩大，并没有使人类感到欣慰。在物质伟绩面前，人们表现出异常的疲惫，像一种病症，上升到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罪恶的尘埃封住人类的眼睛，只能依靠回忆来体味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是不能打败的”(5)对当下的民众来说，只是一句欺世盗名的谎言。

然而，我们通过沈从文的视角，发现《边城》还存有一个勾起我们无限遐想的神话世界，只因为我们无法忘记，翠翠举目山水的遐思，三三溪边守渔时的怡然，萧萧委身于树林的“糊涂”。那流至人类灵魂深处的“小溪宽约廿丈，常年水皆静静的，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落底，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6)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人们，体会了把生命缩小成一只小虫子的快乐，所谓人的自然化，是卸掉所有束缚在人类心灵上繁琐的历史沉淀——伦理道德、罪恶欲望的弃置，而知识理性只是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条件，不是引起欲望膨胀的诱因，将历史的沉淀淡化为自然。我们真正领会到，生命的自然美。面对山水，我们“做出最自然的生命表白”。(7)所谓自然的生命化，是指自然在对人类的物质赋予之后，还更重在对人类灵魂的感化，自然作为物质存在不是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类精神的引导，人类美的引导。这二者的终极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创生具有独立生命形态的自然美。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进山的一面，城墙宛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8)城只是自然的一个点缀，它的出现并为划破作为整体的自然美。在作者轻描淡写的几笔中，绘画出一个人居的地方，故意冲淡人与自然之间的畛域。我们的视角是始终延续在青山绿水之间。但凡人出没的地方无不闪现自然的生命魅力。“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9)“自然生命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不使人神往倾心”。(10)

正是自然生命力的张显，使人也焕发出自然的气息。表现为人物形象的柔美，人物内心的质朴，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妓女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11)面对许身于军士的翠翠的母亲，“父亲却不加一个有分量的字，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情仍然把日子过下去。”(12)怀着自然而然的态度对待生命，叙说“一个健康优美而又缠绵悱恻的恋爱故事”(13)处处闪现着生命的样态之美。他们对人世所有的认知只是一种传遗到当下的“道法自然”的习惯，为获得用嘴唇去服侍那划船的外孙女的权利，天保和滩送选择用歌声来敲开翠翠的心扉。唱道“露水降了，歌声涩了，到应当回家了时，就趁残月赶回家。”(14) “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驳乎人性的人生方式”。(15)



                          人与自然交融的性格塑造

与现实主义相比较，我们展开对人物性格深入分析的时候，除了洞察人物内心瞬息万变的变化情况，我们缺少的是一种肆虐强暴的自然背景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然而，我们以自然美学的角度进行发掘出自然与人两种生命形态交相映衬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探索那隐藏于自然美之下任务对生命爱情的含蓄表达。于是决定了我们对人物性格分析必须从两个角度进行，一种是由自然出发引向人物性格上；一种是由人物自身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通过这个视角描绘的人物性格特点。我们将这两个视界的整合都必须以自然美学原理为指导而展开。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描绘自然与人默契相安的处境，我们会经常发现人物与自然都染有不甚浓厚的道家神秘主义色彩，人居于自然中，人常以乐天知足的态度把自己放在自然里方觉得不辜负这自然美。陶潜“众鸟心有托，吾亦爱吾庐”之语最能体现这种心境。自然敞开心扉，文人骚客却“留下不少期翼，凭添不少哀愁”(16)。然而当我们走进《边城》时自然美如故，而那些质朴乡下人却表现其“强硬”的性格特点。

细心的人们都会发现，《边城》中翠翠的母亲、翠翠、老船工他们在面对生命时表现了这一性格特点，先是翠翠的母亲因跟“屯戍军士”暧昧的关系之后，翠翠的母亲想背着老船工私奔，然而当他们面对“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不得不离开孤独的父亲”，(17)艰难选择时“屯戍军士”服毒先亡，翠翠的母亲却在生下了翠翠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强硬倔犟的性格特点是对古典爱情“在天愿做比天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现代演绎。生存的环境决定他们不能同时在一起，于是他们选择了在另一个世界相聚。在对人物性格的理解上作者总是力图通过挖掘这个特定地域中人物身上的原始生命强力，一种对爱的直接表达。如果认为翠翠母亲的逝去对这祖女二人的将来生活的影响“仍把日子过下去”(18)，至多是让老船工在劝慰哭泣的翠翠时凭添了一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19)焕发出对生的强烈愿望，让读者在自然美的柔美面纱后面看到一个民族最真实的性格特征——外柔内刚，作品整体上呈现为一幅“水墨画，风俗画”(20)，作者对人强烈的感情通过山水得以淡化，还通过对性格的塑造得以体现，而隐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是强烈的人文关怀，一种对生命绵延不绝的渴望。在处于现实困境时，通过凸现人物的自然生命强力，寄托生之忧思。

我们不妨让思维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让我又回到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夸父“与日逐走”“未至，道渴而死”。或许我们对此能有所启发，他们都明明知道在各自有限长度的生命之内，无法实现的理想。从浪漫主义角度讲我们便可以发掘他们的共通成分，即生命的终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探索的结果，自然生命的过程同样是美的。即使这个生命对自身存在的意义还不能有充分的认识，但活着就快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到《萧萧》。没有母亲的她从小寄养在她伯父种田的庄子上，终日提个竹笼在路旁、田坎捡狗屎。嫁了人做了童养媳并不哭“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而她却“风里雨里果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蔴，大枝大叶，日臻茂盛。”(21)委身花狗大后，又复燃了他心中跟女学生走那条上城去自由的道路，却又未成功。当被家长发现为“小丈夫继香火的肚子已被令一个人抢先下了种”(22)，似乎沉潭将是她的命运的必然结局，而她仍然高兴活下去，当“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宏壮”(23)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的不停变换为人物的性格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完全来源于对自然的感悟，使人自身与自然的血脉相延中感到一种原始的生命强力，外化为人物性格的强硬性特点。

然而，这种人生命的原始强力成为沈从文“湘西风格”一系列的作品“风骨”，但这并不是抒写一首田园山水的牧歌。作品的跳跃性和对那异域山水画面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不能掩藏掉人物内心的忧伤。我们称之为“群体内忧型”，内忧是指喜怒哀乐皆不露于言语，只在举首投足之间面对自然山水的沉思散发出忧愁的味道。正因为这种味道使生命的强硬性格在面对未来的无力，并不去改变什么，甚至是生的逆向行驶。

老船工是女儿不幸一生的亲临者，女儿的逝去成为他内心隐隐的忧伤，如果说他对女儿是一种“温和的悲悯”那么在面对翠翠的命运取向时，他表现出了不安和忧虑，他隐约地感到翠翠不幸的将来，而促使他为翠翠的爱情穿梭于琐碎的人世之间。他忧虑，但是他的处境和他质朴而又琐碎的性格，使其行为并没有使这一切有所改变。在忧虑中唯有凝望夜空，在忧伤中“躺到这冰凉的土地上喂蛆去了”。(24)在作者着力表现出自然山水的清纯优美时，也将人物性格之后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对人物命运的隐忧。

在对人物的性格塑造时，作者把时代因素引入对乡下人的性格塑造上做出了新的尝试，即人的自然生命力张显的同时，理性精神作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居的工具应给予其应有的肯定。这种优美在作者对天保和滩送与翠翠的爱情选择上得到了扬弃，天保性情“粗鲁爽直”在人事上不免有“龌龊”处，而滩送却有“与岳云有相近的神气”做事沉稳，待人和蔼，有诗人一样的性格，这种不同的性格代表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天保正如一个纯正的乡下人，混沌粗鲁，原始乃至于近乎本能的反应。在和滩送商讨用何种方式得到他们共同的恋爱对象翠翠时“×娘的，自己不是竹雀，还请老弟做竹雀，树林子里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时仍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忙”(25)对这粗犷的生命，我们唯加感叹而已，却不是表现自然美的应有的方向。对待爱情他没有滩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节制，情感的诗意表白，体现生命中应有的理性色彩，于是作者用自然的手段做出了选择，把天保的生命归还于他性格相似的激流中，在一种纯洁中燃烧。将读者的期待转向了滩送，表现出对山里人性格、思想变化的期翼。于是这样的自然美又凭添一份理性的色彩。而这一切并不违背作品张显自然美的主题。在一种纯洁中燃烧。



            自然美背后的社会思想根源

在我们从自然美的角度对沈从文的一系列作品进行解读时，我们的评价或多或少会染上“多处于悬想，毫无社会意义”(26)

诚然，“为着凸显人的道德理性却有可能消灭人的自然感性”(27)。沈的作品在直接面对社会，针砭时弊时，力度较弱的，并不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能证明他对历史和时代使命的口号和术语。而实质上，是作者力求把这种对生活对民族之痛隐藏在具象化的生活细节上，间接和蕴籍地予以表达，是对“直说”的回避。他“相信文学理想的力量” (28)通过对自然美的生成映衬时代和民族的伤痕，表达对人性变异的隐忧。作品时常采用大跨度的跳跃，闪现一些生活的片断，通过激发人的自然性来张显人性美，并与自然相结合，创生出自然美。

“一种文化现象只有成为异常时才会凸显出来位历史所关注”(29)。作者将时代特征渗进地方话语。一方面，表现追求自由理性的愿望；另一方面，对于渗透在自由理性背后的人性罪恶又促使作者不断的将这种愿望搁置。

现在我们用自然美学看沈从文作品对这个随着全球化而变而越加平庸的时代，是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类提供艺术的关照。像这通过地方话语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引发出对人与自然交替思考，表达了对理想生境、对自然美的追求的作品对我们现代文明的走向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文学家们能无动于衷么？



本书参考文献：

[1]《美学三书》李泽厚 安徽文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版366-67页

[2]《中国思想史》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27) 2001年3月版

[3]《沈从文传》[美] 金介甫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

[4]《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 第一卷236-37页

[5]《中国现代美学从编》胡经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140-44页

所引资料：

（1）《沈从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1)(7)(8)(9)(11)(12)(14)(17)(18)(19)(21)(22)(24)(25)

（2）《老人与海》 海明威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5)

（3）《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凌宇 载于《文艺评论》2002年6期(2)

（4）《沈从文散文选》《黑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16)

(5)《中国现代文学略史》丁易1952年出版（3）(26)

（6）《凤凰之子从文传》金介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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