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脑失控了全文:毛泽东军事原则里的粟裕经验

毛泽东军事原则里的粟裕经验　　许多年前，按照“一切归功于最高领袖”的惯例，有个观点家喻户晓：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军事思想。
　　主席他老人家不幸驾鹤“西游”之后，这一惯例才有了松动。不久，毛泽东军事思想被权威部门阐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还被强调：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解放军将帅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
　　显然，后一个阐述是时代进步、政治清明的结果，也更符合客观事实。
　　粟裕长期实际统率一个方面军南征北战，江泽民称赞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①，他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当然是名至实归的。
　　一切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如此。它当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悠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妙手偶得之，而是根据前线将领的作战经验，及时总结概括出来，形成文字，然后“放之四海”的。
　　“十大军事原则”如下：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1947年12月发表这十条军事原则的时候，国共“争雄”刚好进行了一年半。
　　这年8月，也就是军事原则发表的前四个月，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热情洋溢地褒奖华东野战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这的确是一支战功卓着，傲视群雄的方面军。
　　从内战爆发伊始到这时，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相继取得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捷，一共吃掉蒋介石的看家老本四十三万四千余人，占解放军全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
　　就在这一年，中共军队上下同心，浴血作战，进行较大规模的战役即有四十二次，其中歼灭国军两万人以上的战役达十一次，粟裕指挥了六次，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歼灭国军三万人以上的战役达八次，粟裕指挥了四次，占百分之五十。
　　对蒋介石而言，这当然是“挖却心头肉”，令其痛不欲生。
　　他崛起于闾巷之间，靠锃亮的枪杆子起家，他的万里江山与唯我独尊的委员长宝座，也是依赖庞大的军队支撑。没有了枪杆子和军队，他与村野田边的渔父樵夫一样，什么也不是。
　　毛泽东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整天在打着精确的“算盘”，算计蒋介石的数百万人马。
　　除了常常规定各战区野战军的歼敌任务限期完成之外，他还谆谆告诫麾下的将领们说：“消灭了他（蒋介石）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①
　　似乎生怕将领们不明白，他还饶有风趣也一针见血地说：“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②
　　蒋介石在开战之初，可谓旌旗蔽空，兵强马壮，有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四百万人马。当年前秦皇帝苻坚才拥兵百万，就傲得不行，喜形于色地说：“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意思是说，我的部队每人把马鞭丢在长江里，就可以让它断流。
　　比起苻坚，蒋介石当然有更多的资本。因此，他踌躇满志，顾盼自雄。　　不想才过去一年，四百万国军就被毛泽东搞掉了四分之一。而其中，粟裕奋勇争先，拔得头筹，竟占了百分之三十九（解放战争四年，也是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歼敌最多，达到二百四十五万）。
　　苏联耍笔杆子的高尔基老头说：“写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最难的。”中国的老祖宗们也有一句叫苦的话：“万事开头难。”对国共内战而言，最难打的仗也当然在起始阶段。
　　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共将领，面对数倍于己之优势国军，不但必须顽强抗击其疯狂的进攻，保存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歼灭、消耗其有生力量，所以毛泽东称之为“爬坡”、“到顶”阶段。
　　战争的中后期，随着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转化，中共军队质量、数量均占优势以后，就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比较容易大量歼灭国军。毛泽东形容说：“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①
　　比如林彪与聂荣臻联手吃掉国军五十二万余人的平津战役，刘邓大军吃掉国军九十余万人的西南战役，数量听起来惊人，但都是战争中后期进行的。国军望风起义、投诚占绝大多数，的确如毛泽东所估计的，只需“喊一声”就行了。
　　因此，毛泽东形象地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传檄而定”、“下坡”。
　　起始阶段的战役，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挡住蒋介石最有威力的“三板斧”，大量歼灭其精锐部队，还在于为全军后来的战役提供优秀战例，也为毛泽东概括“十大军事原则”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这一军事原则，粟裕至少贡献了四条经验。
　　1946年7月至8月，粟裕以弱击强，以少胜多，创造了苏中三万人对十二万人七战七捷的战争奇迹。
　　国共全面开战以来的这几次大捷，打的主要是当时装备先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毛泽东闻讯后，笑逐颜开，当即亲自提笔，将这一获胜经验发给各战略区统帅们仿照、借鉴：“……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②
　　不只如此，毛泽东还在七战七捷结束后的第三天，单独致电尚不大适应大兵团作战的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叫他仿效粟裕的办法：“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③让上级学习下级的战法，这似乎也是少有的特例。
　　9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向全军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再次概括了粟裕的经验：“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也要三倍于敌的兵力，反对平分兵力；在敌处进攻我处防御地位时，选择敌前进中较弱的一路（一部），首先进行分割包围各个歼击，得手后，依情况，再逐次歼击他路（他部）之敌。”
　　显然，这一经验与后来的“十大军事原则”第四条是一致的。
　　七战七捷结束后的当天，粟裕也在《四十五天自卫战的简述》里总结了战役的经验。针对此战中“撤出如皋、海安是战略上失败”的一些错误看法，他认为：“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要地，但更要保存有生力量……如果我们死守海安……把有生力量消耗了，那么海安仍旧要放弃的。那样，就与我们主动撤出大不相同，正中敌人的毒计。海安撤出后，不但我们的有生力量保存了，而且转入了主动，待机作战……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者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这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城市为主”的经验，后来和其他战区相似的经验一起，被毛泽东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三条。
　　1946年10月至11月，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进行了涟水战役，歼灭国军九千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看家”的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六千人。
　　这一仗前后，粟裕忙里偷闲，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
　　不久，他与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总结出了“立功运动”、“溶化俘虏”、“评定伤亡”等部队政治工作经验。
　　这三项可以申请专利的独创经验，成为华中野战军以及后来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
　　其中，“立功运动”的经验在1946年11月被延安新华社广播推广，被称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
　　不久，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多次发表新闻与短评，高度评价这一运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后，“立功运动”迅速在中共所有部队和各个战略区得到推广，对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和加强部队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后的1955年，中共军队首次实行军衔制，其中元帅授衔条件中“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标准，也隐隐约约可见“立功运动”的影子。　　“溶化俘虏”，也就是注重对俘虏士兵的教育争取工作，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自己的对手和“冤家”，几乎变成自己源源不断的补给队。
　　七战七捷后，被俘的国军士兵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饱尝生活艰辛的穷人。经过华中野战军的忆苦教育，都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立即掉转枪口，向原来战壕的“弟兄们”开火。
　　他们大多又是合格乃至优秀的士兵，受过蒋介石花费巨资的正规军事训练，如同现代企业老板们青睐的熟练工，战术、技术比一般习惯扶犁挥锄的翻身农民士兵好得多，起码就省却了一段较长的训练时间。
　　参加华中野战军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迅速成长为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不仅解决了华野的兵员补充难题，而且提高了部队整体的战术、技术水平。
　　“不辞辛劳”、“慷慨无私”地输送这么优质的兵员，难怪蒋委员长有幸荣获了“杰出运输大队长”的“大红证书”。
　　这一经验经粟裕与钟期光总结推广后，为华中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的不断胜利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2月粟裕指挥莱芜大捷后，华东野战军有些纵队俘虏兵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多者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技术兵种的人员则基本上全是“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
　　粟裕在这年7月19日与陈毅一起署名报告毛泽东的《华东建军经验》中说：“一年来俘虏补入野战军的，最低估计十万人。现在连队情形，如四、六、一各纵，计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俘虏兵。其余各纵，亦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一年内总伤亡计九万余，我亡万余，残废计五千人，大部归队。这全归于野战军高度集中，胜利多俘虏亦多。这十多万俘虏，解决兵源，此与扩军数目相等，或竟超过。”
　　这一经验后来同样被推广到了其他野战军。据统计，中共军队“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大约溶化了八十余万俘虏兵”。
　　有人说，毛泽东是在指挥一支“国民党军”打国民党，虽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这么典型而独到的经验，毛泽东在五个月后欣然将其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九条，是理所当然的。
　　“评定伤亡”，是总结伤亡较多的经验教训，不仅增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而且促进了学习战术、技术的积极性。
　　钟期光后来回忆说：“粟裕同志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科学地提出了‘评定伤亡’，不仅追究非战斗减员，而且对战斗减员也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分析。”
　　他认为，过去只强调“三猛（猛打、猛冲、猛杀）”战术，往往伤亡太大，但“开展‘评定伤亡’活动后，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
　　这当然不是粟裕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早在1928年，他还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的“小”连长时，就给麾下的大队长“传经送宝”说，作为指挥员，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他还动情地说：“同志们参加革命，老乡们送子上前方，送郎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活得更好。”①
　　粟裕“评定伤亡”的这一经验，也很快被推广到其他野战军。
　　1947年12月，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曾以《华东解放军始创战评》为题，介绍了华东野战军的经验，并收入了《连队工作丛收之一》的册子，成为基层干部必读书目。
　　一向以“三猛”战术着称的林彪（他主张的“三猛”，最后一条是“猛追”），大概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了。
　　短暂的整训后，华中野战军如虎添翼，战斗力已是突飞猛进。
　　从1946年11月到12月，粟裕又指挥部队创造了盐南大捷，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粟裕将军所部的第十一次大捷”。不久，粟裕又负责战役指挥，马不停蹄，创造了宿北大捷。
　　在如此频繁的战斗间隙，还能忙里偷闲休息和整训部队，并取得巨大成效，这当然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于是，毛泽东加以概括后，成为“十大军事原则”第十条。
　　毛泽东把部下的经验，概括成自己的理论，当然与“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文抄公无关，更不是平庸与乏才。
　　早在1913年，还是长沙街头一个小愣头青的他，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里端端正正写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意思是说，有才能的宰相，并非把自己的长处作为长处，而是善于博采天下人的长处。
　　毛泽东日后倒没有做成宰相，却比位极人臣的宰相来得更猛，成了“天无二日”的最红的“红太阳”。
　　这一经典的话语，无疑影响了他的一生。如同他那些“马背上”的诗词喜欢化用唐代李贺的诗句一般，能在军事上博采众长，形成指导全国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粟裕和其他将领对“十大军事原则”，乃至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虽然鲜为人知，却也是不能不尊重的客观历史事实。 给毛泽东做综合报告的当然首长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长征中，毛泽东虽然高居中共中央的核心，有法统上的最高权威，却被兵多将广的红四方面军一把手张国焘，当成不屑一顾的一碟“小菜”，进而几番“逼宫”，要求改组中共中央。
　　张国焘未能如愿后，索性孤注一掷，另立中央，说“此间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自封“主席”。他还公然把毛泽东正宗的中央降格为“北方局”，说“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多年后，毛泽东对此还刻骨铭心，心有余悸地回忆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毛泽东早年的人生，虽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但坎坷挫折不可谓不多，手中的“权柄”也几番易主。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他更是一无所有，被迫屈居乡下“养病”，“连鬼都不上门”。
　　但这都是走的正常程序（至少表面如此），毛泽东虽然十分郁闷，却也无话可说。而张国焘则是公然拥兵自重，以下犯上，“用枪指挥党”。
　　事可一，而不可再！
　　因此，当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泽东就给那些拥有兵权的方面军将领们敲起警钟，百战之身的刘伯承竟心里“直打战”，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据《百年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①
　　其实，这远不是毛泽东最早防备麾下方面大员“尾大不掉”之举。
　　解放战争中，他别出心裁设立的请示报告制度，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之一，这当然也是必须之举。
　　1948年1月，国共还在相持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尽管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只有粟裕例外）的大员们还看不出丝毫苗头。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防患于未然，对全党、对方面大员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汉初三杰”韩信、彭越、英布天下大定后，很快就声名扫地，身死国灭，不就是刘邦的制度不健全，结果反而害了他们吗？
　　这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有资格接收这份制度的人大略如下：
　　中央局：东北局书记林彪、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晋察冀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局（不久与晋察冀局合并为华北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中央分局：（略）
　　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前委书记林彪，政委罗荣桓；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军区司令员陈毅未到职，实际在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不久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除给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并规定将报告发给中央主席外，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老大”们做了单独的要求：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
　　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头头”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毛泽东有句广为人知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是最讲认真的。”不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人难免有不认真的时候。
　　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其他事情马虎一点好说，这一请示报告制度，绝不能马虎含糊。
　　毛泽东把它当做了必须认真的典型。　　林彪因为在朱毛争论、宁都会议这些毛泽东倒霉的时候，都有明确支持他的言行，因此从红军时期起，他就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心腹爱将。
　　即便长征中不耐烦跑路，竟然写信要求刚重掌红军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下台，将红军交给彭德怀指挥，毛泽东知道后，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爱怜之情，可见一斑。换上别的将领，大概早坐冷板凳了。
　　正因为此，林彪有点“恃宠而骄”。
　　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下达六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他一次也没动笔，更不用说报告了。
　　此风不可长，该敲山震虎了！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两千字的长长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①。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②
　　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过关的借口，用民间的话说是“骗鬼”。毛泽东当然不会做这样好骗的“鬼”，他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①
　　邓小平与林彪、罗荣桓一样，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最信任、倚重的方面大员，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
　　毛泽东顺手拈来邓小平这个好榜样，继续责问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②
　　刘邓在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狼狈处境，当然不是背靠苏联，一面受敌，自己兵力优于国军人马的林彪所能比拟的。
　　想到自己给林彪配备了最强的人马，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就有四个（彭真、高岗、陈云、李富春），而且都归他这个“小屁孩”似的中央委员统率，毛泽东越说越气，直接点明林彪是毫无纪律，心里眼里就没有中央：“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③
　　林彪这个“东北王”与“黑土地之狐”，若是当面听到最高统帅这些声色俱厉的训斥，大概会面红耳赤，与魏文帝曹丕面前的钟会一样，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了。
　　在南线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的粟裕，是执行这一制度的当然首长。
　　他远没有林彪这么受宠，头上还有个“代”字，个性又天生不事张扬，当然谨慎本分多了。
　　1948年10月6日，毛泽东致电济南战役后正休整部队、筹划淮海战役的粟裕：“你们7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9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指10月间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④
　　根据这一指示，粟裕在7月9日已经上报毛泽东《北撤部队情况》，可以抵充7月份的综合报告了。
　　同时，他9月份的报告不但可以推迟到10月份上报，而且可以拿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上报相抵。　　粟裕也是不折不扣，完全按照毛泽东这一要求做的。
　　但正当他积极准备淮海战役的10月30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指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三十亥①
　　这份电报批评的是华野的一把手前委代书记粟裕，却奇怪地发给了不管华野实际事务的饶漱石。
　　这个时候，饶漱石还是极受信任，“分封”为一方诸侯的“好”同志，离1954年倒台还早，“有问题”的是粟裕。
　　毛泽东认为粟裕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在华野内部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恶劣作风上，很不主动，“只低头吃草，不抬头看路”，甚至比所有野战军包括两个月前“狠批”的林彪都差劲。
　　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似的批评，显然与事实并不相符。
　　饶漱石郑重其事地转达之后，粟裕很是吃惊，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老大”今天这么大的火气从何而来。
　　他虽有满腹的委屈，但还是在淮海战场繁重的作战指挥间隙中，于11月9日亲笔完成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作为补交的“作业”--9月份的综合报告，并当即上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报告，也就不做声了。他需要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方面大员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规矩。
　　又要上交“作业”的11月，粟裕却正是发起淮海战役，并处在一生作战最紧张的时候：先是机断专行提前发起战役，包围黄百韬；接下来是一肩三挑，抽调三个纵队，帮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攻打黄维兵团；用三个纵队加两个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以八个纵队监视和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意思是能干的人就多劳累，聪明的人就多忧虑。
　　粟裕就是这种“劳”“忧”命。他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到判断徐州杜聿明集团逃跑方向的时候，整个淮海战场也是他最为劳神。电影《淮海战役》里就有他担心杜聿明从他布防以外的路线溜走的经典台词：“不会的呀，不会的，绝不会的！”
　　正因为战事如此紧张，粟裕特意向毛泽东请示，要求11月的综合报告推迟上报。
　　胜利当然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当即应允了，后来也没有如同10月份一样“秋后算账”，再找麻烦。
　　12月31日这天，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已成瓮中之鳖，战事稍微缓和下来，粟裕便将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思想情况，骨干与干部问题以及作战供应问题写成一份报告，上报给毛泽东，以作为补交的11月份“作业”。
　　报告是毛泽东很宽慰的内容：“淮海战役发起前后至今，部队情绪始终很高。”
　　又过了两个月，进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949年。
　　如果说学校里能及时上交作业的学生就是优等生的话，那么粟裕“同学”实在“不合格”，期末评选“三好学生”很成问题。他新年1月该交的综合报告又不能如期完成了。
　　因为淮海战场持续紧张，杜聿明二十万人虽然被死死包围，但这一大坨“肥肉”要囫囵吃掉，还是很劳神费力。因此，粟裕在1月10日给毛泽东发出“子恢电”，又请求推迟上报。
　　就在第二天，中原野战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又做了粟裕的榜样，按时向毛泽东发出了中野的综合报告--《（中野）关于淮海战役部队情况报告》。报告说：“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①
　　大概有仗在打，总不会动“拥兵自重”“歪心”的，毛泽东不但答应了粟裕，没有叫他向中野的前委书记看齐，相反还和颜悦色、正儿八经在1月12日的回电里称他“同志”：
　　粟裕同志：子恢电悉。同意你推迟做1月份综合报告。
　　毛泽东的电文虽短，却饱含亲切之情，算是对这位辛劳的淮海战役第一功臣的抚慰吧。
　　这份被推迟的报告，粟裕直到2月4日才发出去，向毛泽东报告了淮海战役以后华野的主要情况，并恭谨地说明：“该报告本应早日呈上，但淮海战役结束后随即召开全军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全军整编和休整以及全军1949年的任务……特申请原宥。”②
　　这个粟裕也是，答应你推迟一下，竟然一推就是一个月！
　　好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语）”，有了淮海战役这一南线大决战的胜利，蒋介石的摩天大厦轰然倒塌，他本人成为一条僵死的蟒蛇，已再也掀不起大浪了。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毛泽东兴奋之余，大概再想不起批评的事儿了。 歌唱粟司令：遥远的流行歌曲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不同的是，有些歌曲不但能流行，还能“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艺术的经典，而有些则只“各领风骚三五天”，刚起头便煞了尾。
　　歌为心声。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散文大家吴伯箫别的文字似乎被记住的不多，这一句却一直在拨动人们的心弦。
　　正因为此，毛泽东也有为“流行歌曲”激动，做人家“粉丝”的时候。
　　1949年7月，粟裕麾下直捣南京、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派出自己久负盛名的文工团，到即将从“草根”化为“凤凰”的北平，做了一次最“牛”的演出，听众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牛”人级别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7月6日星光灿烂的夜晚，西单国民电影院里，三野文工团在何仿庄严、自豪地指挥下，气势磅礴地演出了几个月前华东野战军的战地之歌《淮海战役组歌》：
　　追上去！
　　追上去！
　　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
　　追上去！
　　不让敌人跑掉！
　　……
　　似春雷，如战鼓，金戈铁马，枪炮声声，风展红旗如画……
　　全场欢动，热血沸腾，掌声如潮。毛泽东也是其中情不自禁使劲鼓掌的一个。
　　他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华东野战军的勇士们，在淮海战场浴血奋战的身影，也自然回想起了自己和粟裕之间关于这场战役长久的文电对话……
　　《淮海战役组歌》演唱全部结束时，在经久不息的掌声里，毛泽东兴奋地转过身子，对坐在身边的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曾跟随林彪打过辽沈战役的吕骥说：“三野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一句话就概括了战绩最大的三野两个优点，而且是当着别的野战军的人。这种不顾人家感受，率性而为的言行，只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毛泽东这个超级“粉丝”才有。
　　三野的仗打得好，军事上当然是“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华清、张震语）”；歌唱得好，其实也与粟裕这个实际统帅有莫大干系。
　　粟裕本人是个典型的音乐“发烧友”。
　　他会月琴、口琴、洞箫，甚至连那时候的超级“洋玩意”钢琴也会。歌曲、汉剧、京剧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他在常德二师的音乐老师仓愧吾，1992年曾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回忆自己的得意门生：“粟裕爱好音乐，常来找我探讨音乐理论、声乐和作曲。他对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进行评论，发表独到的见解。”①
　　有本事而不显山露水，这是最难做到的，除非圣人或傻子。粟裕既不是圣人，又不是傻子，只是一个把握了历史机遇的人。
　　因此，他常常雅兴突发，一展技艺或歌喉。
　　1936年初冬一个霜雪的凌晨，在蒋介石“后花园”浙江“捣乱”的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转战到深山老林的一座古庙前。
　　山沟里的冬天，夜长天寒，冷风刺骨。粟裕好不容易找到有人家的地方，自然想进去借宿，至少避一避难耐的风霜。
　　这里是所小学，庙里的和尚早不知流落何方了。
　　但无论红军士兵如何敲门，古庙却“小扣柴扉久不开”。
　　几个老实巴交的教书匠其实早醒了，他们借着月光，看见门外这群衣衫褴褛的持枪汉子，误以为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哪里还敢开门。不开门，“强盗”当然也能进来，但至少可以死得慢一点吧。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粟裕只好命令部下们靠在墙根休息。长夜寂寞，静极思动，他又顺手从衣袋里掏出口琴，呜呜吹奏起来。
　　他吹的是《苏武牧羊》。琴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和宋朝东坡先生《赤壁赋》里的吹箫客人有得一比：“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如果当时有寡妇在附近，大概都会被吹得哭个稀里哗啦了，何况是有文化有学问的老师呢。
　　琴声一停，破破烂烂的庙门就吱的一声开了。一老一少两个老师走了出来，连声说请。
　　老一点的是一校之长，他不住赞叹：“我在山里教书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么好的队伍，这位老兵的口琴吹得太好了！”
　　于是，粟裕和这里的老师成了“高山流水”的知音，古庙不久也顺理成章再次“改行”，成了粟裕的秘密情报联络站。
　　抗战时期，已是新四军一师之长的粟裕，也时常忙里偷闲，借这一特长与士兵同乐。
　　一次，机要科的几个小兵蛋子到他的住处“做客”，一眼瞥见他的桌上放着一张歌片，一个女兵仿佛发现新大陆，惊奇地问：“师长还会唱歌？”
　　粟裕似乎不服气，说：“只许你们小鬼唱，就不许我唱？”说着，他放开嗓门，唱了几句，然后开怀大笑。
　　机要员们也被感染了，一个个拍着手掌，笑得前仰后合。
　　粟裕这一雅兴，直到后来指挥千军万马，做了方面军统帅也不曾改变。
　　电影《淮海战役》就有个经典镜头：战斗间隙里，十几个身穿臃肿棉衣棉裤的华东野战军娃娃兵，在洁白的雪地上蹦蹦跳跳排练节目，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则在一旁用口琴伴奏。
　　琴声伴硝烟，统帅当乐手；战争与和平，生存伴死亡。一切尽在不言中，令观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粟裕还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
　　1975年的一天，他“难得浮生半日闲”，应邀与王震、伍修权两人结伴而行，到王稼祥（王稼祥于1974年含冤辞世）的孀妻，也就是萧劲光的妻妹朱仲丽家里做客。
　　他们谈的是政治。
　　说到江青只准全国人民唱样板戏的霸道，几个人都很生气。王震说：“为什么不能唱民歌？民歌是人民的歌嘛！就只能唱那几首样板戏？”
　　随即，粟裕以十分洪亮的嗓音，与其他两位老将一齐唱起了铿锵有力的陕北民歌。之后，他还带头合唱了《国际歌》。
　　激昂的旋律如匕首投枪，迎击着一代红色“女皇”江青发出来的阴风鬼火。
　　“一花独放不是春。”有这门特长，粟裕当然不会“独善其身”，他在自己的部队也十分重视音乐和音乐家。
　　早在抗战时期的苏中，他就利用靠近上海、南京之便，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入伍，使新四军一师成为全军文化素质较高的主力部队。
　　一大批包括音乐专业的文艺青年因此投奔到自由的苏中，成为新四军一师、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文艺骨干。
　　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日军狂热的进行曲旋律。
　　二十一岁的沈亚威不知师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拘谨地傻听。
　　一曲终了，粟裕说：“敌人用它的音乐鼓舞法西斯士气，我们也要用自己的歌曲鼓舞我们的军队。”
　　原来他是在借题发挥，给沈亚威布置任务：多写鼓舞士气的军歌。
　　沈亚威后来成为华中军区文工团团长、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长。他一直记住粟裕交给的任务，写了《刺抢歌》等大量激越铿锵的抗日歌曲，成为华野乐坛的台柱子之一。
　　1948年11月，沈亚威奉命率领全副武装的华东野战军文工团，气势如虹地开赴淮海战役前线。
　　这一天，他们正准备就地宿营，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忽然命令紧急集合。
　　等大家列好队伍，钟期光兴奋地说：“徐州以东的铁路，已经被我们的部队切成几段。敌人正从东西两面逃跑，我们不能停留，要紧跟部队追上去！”
　　文工团的艺术家们人人激动不已，韦明急速取笔，写了一首《乘胜追击》的歌词，沈亚威则立即接过来吟诵，很快谱成了曲子。《淮海战役组歌》中的第一首劲歌就这样诞生了。　　随后，沈亚威意犹未尽，又连词带曲写出了《捷报，捷报，歼灭了黄伯韬》、《狠狠地打》等《淮海战役组歌》中其他系列歌曲。
　　这些战火里的旋律，成为华野将士的“军魂”，也是沈亚威完成粟裕早年交付的任务的标志性作品。
　　多年后的1968年，粟裕还念念不忘华野文艺兵振奋军心、激励士气的作用，对当年华野六纵的文工团老部下说：“大家的功劳里，也有你们文工团一份！”①
　　因为尊重知识、关注文艺以及统帅的魅力，粟裕本人也成为了歌曲传唱的对象。
　　因此，作为方面军统帅，粟裕与刘志丹、徐向前、林彪一样，成为有歌曲传诵的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
　　中共历史上，以湖南的两尊“神”被歌曲传颂最多：“大神”毛泽东、“小神”雷锋。但他们的歌曲大多产生在建国之后，许多是应急政治任务下的突击产物。
　　建国前被传唱的徐向前、林彪等人，则无疑是当时发自内心深处的心声。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迫率部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来到了四川北部，很快就在这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里的老百姓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小军阀盘剥多年，苦得太久了，好不容易重见天日，自然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他们唱出了这样的歌曲：
　　红军同志来远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曾是“东北王”的林彪，按“以德报怨”的黄克诚的公道说法，评价应该一分为二，功是功，过是过。将士们当年传唱的《林总的命令往下传》，自然也是当年林彪在东北野战军备受拥戴的真实历史：
　　军号响，红旗展，
　　林总的命令往下传。
　　号召东北野战军，
　　创造千百个尖刀连。
　　要顽强，要勇敢，
　　朝着敌人心脏钻，
　　刺刀见红敌人全部完了蛋。
　　粟裕因为比徐向前、林彪待在战场和前线的时间更久，有整整二十二年，麾下的文艺骨干又多，传唱他的歌曲也更要多一些。
　　早在1941年6月，刚到苏中不久的沈亚威，就与剧作家沈西蒙一起，写成了颂扬粟裕指挥新四军先遣队，在江南首创抗日“处女战”大捷的《纪念卫岗处女战》一歌。
　　1944年春夏之交，苏中大地又有了《我们的粟师长》，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苦斗二十年，
　　你是列宁的忠实学生。
　　英勇善战果敢顽强沉着坚持，
　　转战在东南疆场。
　　虚心学习深入研究，
　　待人和蔼如同母亲一样，
　　你勇敢战斗胜如海燕，
　　不怕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紧随着毛泽东斯大林。
　　鹰，在革命的大海上飞翔，
　　粟裕的名字深刻在人民心上，
　　千百万军民团结在你的周围，
　　在你领导下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这首歌直接唱粟裕个人的功绩，比徐向前、林彪的歌曲更直白、更热烈，甚至可以与后来唱毛泽东的《红太阳》系列媲美，足以反映出士兵与老百姓们对他的拥戴程度。
　　1946年8月，粟裕七战七捷大胜。随后，华中战区开始流行一首抒情味极浓的《粟司令从前线归来》：
　　黎明静悄悄，晨星在闪耀，百里夜行军，天明要宿营。
　　军号阵阵吹，队伍进了村，小路的尽头来了一支神奇的兵啊！
　　骑在马上的他是谁？粟司令从前线归来。
　　他那锐利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将带领我们出奇兵。
　　跟着他去战斗一定胜利！
　　跟着他能防守更能进攻，跟着他去战斗一定胜利歼灭敌人，
　　也壮大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
　　这首“流行歌曲”与进行曲速度的《淮海战役组歌》不同，有散文诗一般的优美动听。先是舒缓如溪流的小夜曲，缓缓进入高潮后，“跟着他去战斗一定胜利”的呐喊有如“银瓶乍破”，陡然迸发。粟裕在千百万军民前的巨大威望也由此真切可见。
　　华野老战士谢云山回忆，1949年6月，粟裕指挥华野攻克上海后，他所在的二十三军二○○团在上海龙华机场举行庆功大会。
　　会上，团政委陈一湘当众发言，说：“上海一仗胜利，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全体参战部队，还有一条直接原因，是三野党委、粟司令给了我们光荣。”随后，全团将士们合唱《粟司令从前线归来》，激昂的歌声有如潮涌，响彻云霄。
　　就在这首歌最流行的时候，另一首《歌唱粟司令》也传播开来，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华中军民的“时尚”：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三年反围剿，八年打东洋，七战七捷威名扬，七战七捷威名扬。
　　你东打西击神妙莫测，果断坚决机动灵活。
　　打垮了日本鬼，消灭了反动派。
　　你是百战百胜的将军，毛泽东的好学生，中国人民的大功臣。
　　跟着你就胜利，跟着你就胜利，胜利！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华野老战士、曾任二十四军七十四师政委的陈履仁回忆，当年部队流行这首战士喜爱的歌曲。每当战斗间隙或者集合的时候，都要唱一唱，“并且流传了很久，很久！”
　　如果说《粟司令从前线归来》更适合独唱的话，这一首则是军民一齐呐喊的劲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的热情奔放、意气昂扬足以激荡人心，振聋发聩了。
　　这首歌眼里竟只有毛泽东和粟裕，虽然足以显示粟裕的威望与“人脉”，但这份大胆在其他解放区都极少见。
　　歌曲里粟裕的“位置”本来应该是朱德或者周恩来的。即便是朱德或周恩来，这个时候也知道谨慎小心，不能轻易与最高领袖“平起平坐”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粟裕当然也看出了问题。老百姓和战士们有这份心，我粟裕还没有这个胆。
　　他急忙派人制止。
　　部队倒容易控制，老百姓那儿就难，何况单纯的他们只表达自己简单的心声。
　　好在粟裕很快率部转战山东、中原，“眼不见为净”，只好由它了。
　　果然，十二年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成为批判对象时，有人就记起了当年华中悬挂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的画像一事（东北也将林彪的画像与朱毛并列过，但这个时候，林彪还是“好人”，安然无恙）。
　　于是，粟裕多了一条“极端个人主义”的“罪证”：不制止张挂自己的画像。①
　　至于颂歌，因为粟裕曾经明令制止传唱，也就不好做声了。
　　又过了二十六年，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已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老部下沈亚威，拿出豁出去的架势，谱写了一首《悼念敬爱的粟司令》的歌曲，作为给老首长的最后敬礼。
　　这大概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重申“禁止个人崇拜”之后，第一首写给国家与军队领导人的歌曲。
　　人死为大，尽管粟裕冤案尚未平反，但也没听说有人再找麻烦了。
　　肉体的生命尽管消失了，但这些不朽的遥远的“流行歌曲”，却唤回了一个鲜活的粟裕。
　　当年的粟裕，的确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