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法国大尺度打真军电影:漫漫求学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1:26:39
一
1941年，我出生在江南一个穷人的家庭。由于家庭贫穷，命运决定了在我的漫漫求学路上必定会充满各种艰涩和苦难。
我好像是在1947年开始上学的。那时候，小学里设有幼儿班。我的上学之路就是从幼儿班开始的。我们的小学校设在镇上东面的一座土地庙旁边。庙里的前厅设有一尊土地菩萨，后堂则是观音娘娘的金身，庙里的香火还算旺盛。小学是个完全小学，有六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教室比较简陋，但还说的过去。和如今国内落后地区学校的校舍相比，我们的小学绝对说得过去。青砖瓦房，虽然有点旧，但是明亮、安全。身在其中，读书、写字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时候，学校里还有童子军组织。童子军成员穿着特制的制服，手里拿着一根
由于家里穷，所以对我来说，读书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我记得，有一个新学期，妈妈带我去学校注册报到。由于家庭困难，没有带着学费去。为此，学校不让我注册、报到。我妈妈急得不得了，她只好拉着我的手急急忙忙回家去。到家后，她从家中存放大米的铁桶桶底中勉强搜刮出一斗米。然后，她手提着那一斗米，又重新搀着我的手再次去学校为我注册、报名。在妈妈的支撑下，我终于取得了该新学期的注册资格，名正言顺地进入教室上课。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一个令全校学生胆寒的校长，学生们见到他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甚至有个别孩子见到他时竟然会尿裤子。学生所以会如此，因为他会用各种借口惩罚学生。我就亲自见过他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掌。在他打学生手掌的时候，还得分是什么样的学生。有的学生在被打时，可能运气好一点，因为他的小手是被校长的左手牵着凌空打的。被打学生的手虽然也疼，但是，其疼痛程度毕竟要轻得多，不像有些运气不佳的学生那样倒霉。在校长惩罚他们时，校长要求他们将小手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校长再用戒尺往手心上打。只要几下，被打学生的小手就会肿得像馒头一样。这时候，被打手心学生的疼痛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不仅如此，我还听说，学校内有两名学生曾被这位校长用绳子吊起来打，而且，打得学生在半空中尿了裤子。学生回到家后，尽管家长不愿意，也曾到学校论理，但是，都无济于事，这个校长依然还是我行我素。每天早晨早操前，校长都要对着全校的同学训话。我还记得在他其中的一次训话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内容：你们（指学生们）一个个都是木鱼，不敲不响；你们一个个都像锈铁，不打不成器。在队列中的同学们一个个都紧张得不得了，生怕被校长点名。解放后，这个校长跑到台湾去了。
由于亲自看到有学生被如此严厉的惩罚，所以我内心也常常带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去上学，害怕因做错事而遭到老师的惩戒。有一年，我身患疥疮，几个月不能上学，因而将课程落了下来。待我身上的疥疮痊愈后，妈妈要送我上学。我则因为几个月没去上课害怕会被老师打屁股，所以死活不肯去上学。就这样，我在家里赖了几天。然而，父母的态度十分坚决，一定要让我去学校上课。我迫不得已，最后还是在妈妈的“押解”下，来到了学校。妈妈将我的情况
解放前后，正是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买米，所以我们家先后吃过麦麸饼、米糠饼，甚至还吃过用一种叫做“观音土”的泥土加工成的饼。即使这样，妈妈也还是舍不得让我们完全吃饱。她怕我们偷吃，总是将剩余的“饼”用竹篮高高地吊在房梁上，留待全家下一顿饭再吃。
有一年，学校召开全校文艺表演会，其中有一个节目，它的主人翁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为了给表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寻找道具，学校老师看上了我身上穿的一件破旧的暗红色的方格棉袍，棉袍里的棉花已经外露。老师点名要我将棉袍脱下来借给演那个主人翁小孩的同学演出用。十分巧合的是这位同学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一个样，只是姓不一样。当然，我的家境和他的家境无法相比。
由于家庭贫穷，父母的子女又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的二伯父、二伯母因为没有子女，所以和我父母商量将我接过去抚养。那时候，我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论年龄，说大也不大，要说小也不算小了，一些事也懵懵懂懂地开始知道了。我到了二伯父家后，最令他们不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我不愿意改口，他们再怎么动员我、怎么哄我、怎么待我好，我就是不肯改口称他们为父亲、母亲，这让他们十分不高兴。结果不到一年，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
我的性格很像妈妈，我继承了她的倔强性格，从不会在人前轻易认输、认错。这种性格自始至终一直伴随着我十几年的求学之路，以及后来的人生之路。
我记得，1952年上半年，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班上集体讨论几位同学加入少先队的资格问题。当讨论到我的入队资格时，有一个同学带着挑衅的意味看着我说，“大家看，他的一双大眼睛总是那样瞪着别人”。我一听就急了，我立马就反击，“我朝别人瞪眼睛与你何干”？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加入少先队的资格就暂时被搁浅了。
尽管入队的资格被暂时搁浅了，但是，时隔不久，老师还是让我加入到了少先队的行列。我记得，在入队的那一天，我带着红领巾，排着队，去另外一所小学参加入队仪式。仪式是庄严的，现场是热闹的。乐队打着铜鼓，同学们唱着队歌，现场既庄重，又严肃。这次神圣的入队仪式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以致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
我从小就性格刚烈，脾气急躁。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在处理事情时往往会不够冷静。有这么一件事，在五年级时，有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要求同学们解答。老师接连问了两名同学，他们都未能回答出老师的问题。于是，老师给答题的同学打了一下分数。接着老师又点名让我回答，同样，我也未能回答出这一问题，老师也给我打了一下分数。第四个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同学则是班上始终拿第一名的优秀学生。然而，他也和我们一样，依然没有能给出问题的答案。可是，此时，老师只叫这位同学坐下去，而没有给这位同学打分数。当这位同学刚刚坐下，不料前面的两位同学突然拍着课桌大声地嚷嚷起来，他们责问老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给他打分”？随着他们吼声的结束，我也毫不犹豫地拍案而起，大声斥责老师“不公平”。当时，我之所以如此拍桌子表示不满，是因为第四位同学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第一，而我一般总是排在第二，这样的排名几乎没有改变过。因此，我拍案而起，不仅仅是对老师的不满，其中还隐藏着我对那位同学的不服。此时，教室内的空气一下被凝固住了，老师傻了，全体同学也都傻了，一个个都不知所措。就这样，僵持了几秒钟后，老师离开教室到老师办公室将校长叫了过来。最后，在校长的斡旋下，事态才得到了控制。尽管如此，此事未能影响我
就是在这一年，在我们学校学生中发生了一件特大的事件。不知是什么原因，也不知是谁的挑唆，几乎镇上所有的在校学生都被卷进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之中。以我家所在的中街为界，镇东的学生为一派，而镇西的学生为另一派。一方的学生只要遇到对方的学生，就一定会打起来。为此，住在西街的同学要去小镇东面的学校上课都不敢从街上走，而是悄悄地从街道后面的小路走。我记得，我家乡有一种树，在夏天，树枝上会长出许许多多密密麻麻的小颗粒，比绿豆小，滚圆滚圆的，我们都把它叫做“啪啪子”。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竟然成了我们双方打斗的“子弹”。我们取一根竹竿，将竹子两头的竹节锯掉打磨光。然后，再取一根吃饭的筷子，将筷子的前半截削去一层，并将它打磨园，使其和竹管的内径刚好形成一个较为紧密的配合。此时，你就可以将从树上采集下来的“啪啪子”压进竹管，然后再用筷子将啪啪子推向竹管的最前方。然后，再向竹管内塞进另一粒啪啪子。这个时候，只要你将竹筷子送进竹管，并迅速向前推进，那么，你就会听到“啪”的一声，前面的“子弹”就出膛了。如果你被“子弹”击中，还是会感觉到很疼痛的。同学们大多数用的都是单管“枪”，还有少数手巧的孩子用的是双管“枪”和三管“枪”。打起来就像战场的机关枪一样，也会“啪啪啪”地像个不停，只是声音很小而已。这种状态大约维持了一两个月。后来，双方是怎样偃旗息鼓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家里的姐妹兄弟多，家中睡不下这么多的孩子。于是，我只能和奶奶一起住到大妈家里。大妈家就在学校边上，这样的条件让我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每天不到上课的时候就是不起床，不管奶奶怎么喊、怎么叫，我就是不起床，非得等学校打上课铃了，我才飞速地起床，并用跑
我在学校的成绩始终不错，经常会拿到奖状。我记得，在一次全校的颁奖大会上，老师点名让我上台领取奖状。由于我在公共场合很腼腆，羞于面对台下数百双的眼睛，所以我死活不肯上台。我忸怩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被老师强行拉上了讲台。我
在小学二、三年级期间，语
那时候，同学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诸如偷窃、作弊之类的事是万万不能做的。否则，一旦被发现，当事人连钻地洞的地缝都寻找不到。从此，他就会在学校里永远抬不起头来。我们班就有一位女生，她姓杨，他父亲在镇上开了一爿铁匠铺。她学习成绩不好，始终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考试时会常常不及格。在一次考试时，她作了弊，并且被老师发现了。结果她很“惨”，老师召开班会，让全班同学批评她。当时她那个尴尬真可以用“无地自容”来形容，最后，她没有毕业就退学了。
解放后，学校很快就开始扩容了。学校不仅征集了民房，而且还修建了新校舍，红瓦白墙，很是好看。同时，学校还为学生增添了滑梯、翘翘板、克郎球、篮球架等体育设施。为此，同学们都欣喜若狂。我是学校玩跷跷板和克郎球的一把好手。每当学校打下课铃后，我就开始将两只脚放到了课桌的外面，以便老师一宣布下课，我就可以飞出教室，抢到跷跷板的座位，或者克郎球的球杆，而我的每次计划几乎都能实现。
在小学期间，我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爱听评书。街上有一家茶馆，每到春节和农闲时节，茶馆中总有艺人前去说书。这个时候也正是像我这样的一帮孩子的节日，我们总会想尽办法进入茶馆聆听说书人说的精彩故事。我们不仅在下午放学后听，而且在晚上也听。为此，父母怕影响我的学业和休息，每每到夜晚就看住我不让出门。但是，他们也往往总是失败，一不小心，我就会溜出去到茶馆躲起来继续听评书。艺人讲的故事就像一块具有强力磁性的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我，让我忘记一切、不顾一切。有几次，妈妈还到茶馆内去搜寻，想将我“抓”回去。可是，她却很少“得逞”。此外，我还喜欢看侠义小说，像《七侠五义》、《天宝图》、《地宝图》、《说岳全传》、《封神榜》、《水浒传》等。其中，单单《水浒传》我就连续看了四遍，以致我小小年纪就能将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名字和绰号一一倒背如流。到了初中，上述故事竟然成了我的资本。每天晚上，许多同学都围坐在我身边，专门听我讲述《水浒传》的故事。为此，班上许多同学都另眼看我。
不仅如此，我父亲也是一个侠义小说迷。每当和他的同龄人说起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时，就会绘声绘色、眉飞色舞。有时竟然会忘记手中正在干的活。在这个时候，我总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旁听者。
除了听评书、看小说外，每当夏天，我们还热衷于晚上玩捉迷藏的游戏。镇上的几十个孩子分成两拨，一拨人找地方躲藏起来，另一拨人负责寻找。一个偌大的集镇，周边的打谷场上又有许多谷堆，要想找到躲藏起来的人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在夏天的夜晚，我们几乎天天就是这样玩着这种游戏。因此，在小镇上，每到夜晚，到处都是乘凉的大人，到处都能看到有一群嬉笑打闹的孩子在小镇上疯跑。小镇的气氛也因此受到了感染，几乎处处、时时都能听到天真无邪的笑声。
小学毕业前的班主任是一个热情、有思想的青年，他对我的一生有着不小的影响。他平时总是昂着头正视着前方，总是直挺着胸脯面对所有的人。他的气度、他的风范给了我一个做人的榜样。为此，我受益匪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模仿他的样子，将腰板挺起来，让我的眼睛像他那样注视着前方。在其后的日子里，不管我是站着，还是坐着，你都会看到我的腰板始终是笔直的，眼睛总是向着前方的。在我的周围有不少人一直都以为我是军人出身。为了这个，我还真“蒙骗”了不少人。
在1954年前的几年中，我家曾经开过一段时间商店，父亲加工糕点外卖。由于父亲的手艺不错，所以店中的生意很好。在那段时间里，在父亲的教诲和要求下，我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学习不到的东西。
江南的商店几乎都是全开门的，也就是说，房有多宽，门也就有多宽。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是这样。所谓的门都是由一块块木板拼凑起来的。每块木板有十几公分宽，
尽管家道窘迫，但是父母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却十分严格。父母要求我们诚实待人、老实做事，不允许说谎、说假话。要求我们勤劳节约、艰苦朴素，不允许我们糟蹋一分钱、一粒米。平时吃饭时，父母教给我们粮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告诉我们粮食来之不易。吃饭时，在我们面前的饭桌上，要求不能有一粒米饭。否则，就得捡起来吃掉。正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了如此严格的教育，所以养成了特别珍惜粮食的习惯。即使到了现在这把年纪，我依然还是会将掉在饭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会将淘米时不小心掉在灶台上的米粒捡起来重新放入锅内，即使是散落在地上的米粒，我也会耐心地将它们一一捡拾起来。除此以外，父母还要求我们做事得有板有眼、中规中矩。例如，在睡觉前，我们从脚上脱下来的两只鞋如何摆放，父母都有一定之规。他们要求我们必须将两只鞋整齐并行摆放，而且鞋尖必须向外。此外，还要求我们礼貌待人、孝顺长辈，要求我们见到长辈时，必须主动称呼。几十年来，我一直遵循着父母的教诲，自觉恪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主动接受社会道德的约束，极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争取不给国家和社会添加任何麻烦。回顾我的一生，我基本做到了父母对我的要求。
二
1954年，我进入离家有十里地远的中学读书。刚入学时，家里还开有一爿糕点店，还能有一定的收入，尽管收入不高。为此，在我上初一年级第一学期时，父母尚能负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然而，沧海桑田，事过境迁。到了1955年，国家开始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给私营商店提供粮食原料。因此，我家开的糕点店采购不到所需的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万般无奈，糕点店被迫关张了。从此，由于家庭经济来源嘎然被掐断，所以家庭再一次跌入到了经济特困的行列。为此，我的学习费用也随之泡汤。在其后的两年初中学习生涯中，我遇到的困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父母无法为我继续提供住校的费用。从此，在每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我就餐的餐桌上，学校总务处总是会写上下一个星期被停止用餐的学生的姓名，其中每次写上的都是我的大名。我回家后，向父母诉说了情况后，父母一言不发，待到星期日那天返校前，他们总会不声不响地将一张红色的一元钱人民币塞到我的手里。我不知道他们是从那儿弄到这一元钱的。我每次从他们手里接过那一元钱的时候，心里总是酸酸的、苦苦的。然而，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无奈地接过父母手里的一元钱。待我回到学校，我就很快将钱交给学校总务处，总务处也总是在这个时候取消对我停止就餐的禁令。于是，我就可以继续在学校的食堂里就餐一个星期了。只是到了周末，故事又会重复一遍。即使这样，父母每星期为我提供的一元钱的能力也没有了。为了能够继续上学，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走读生涯。从家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家中，一去一回整整二十里路，早去晚归，风雨无阻，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一年。
到了初三年级，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合伙在校外租了一间民房，开始自己做饭。每个星期都从家中带些大米、咸菜，我们每天三顿都是稀饭加咸菜。初中三年级这一年，我们几乎天天都是如此。
这一年，父亲在我学校的小镇上给人家打临工。我记得大约在九、十月的时候，眼看着天气就要冷了。一天我去工场看他，他告诉我有一件新棉袄，想给我买下来，而且将那件新衣服给我看。那是一件藏蓝色的卡其布面料作的棉袄。有新衣服穿，我心理当然高兴。父亲知道我冬天的棉衣已经棉花外露，已很难给我的肌体挡寒了。但是，我更加知道父亲的处境，他给人打工的工资很低，用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已经十分困难，为了这个家，他早已心力交瘁。我作为长子，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为此，我拒绝了父亲给我的安排，没让他用工资买下那件新棉袄。
我曾经有一个姐姐，她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慧。全家人都很喜欢她。她也曾在我就读的中学上过学。但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她得了一种妇科病。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很快她的病情就恶化了。没有多久，她就仙去了。她的去世，留给我们家的痛苦是巨大的，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那一天，我的奶奶、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哭得死去活来，家中乱成了一锅粥。奶奶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哭得无人能劝。最后，在无奈之下，我父亲亲自跪到了我奶奶的面前，请求奶奶节哀，保重身体，奶奶这才勉强安静了下来。我和我姐姐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每当星期六她从中学回家，我总是会想方设法给她点什么，有时是一枚分币，有时是一粒糖果，抑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她的逝世在感情上给予我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位在情感上可以依赖的家庭成员、失去了一位让我尊敬、仰视的亲人。
在初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位远房姐姐也和我一起在同一所中学上学，只不过她在初三年级，而我在初一年级。有一天，她找到我，要我跟她去她的宿舍。当我进入她宿舍，并被安排坐下后，她就从一个网袋中取出两只糯米粽子，并将粽子外面的苇叶剥去后放入碗中。然后，将碗端到我面前，交到了我的手中。就在那一刻，我内心突然感到无比温暖。在我的心里，就好像我的亲姐姐又回到我的身边似的。就是这么一件事竟然让我感激她数十年，心中一直在感谢她。从此，在我心中就一直将她视做我的亲姐姐。她初三毕业后，考入了一所护士学校。此后，我和她之间就隔断了联系。直到我上大学，我才从她的家人那里得知她的下落。按照地址，我给她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情感丰富的信。在信中，我告诉她，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怀念她，一直在感激她，一直在把她当亲姐姐看待。为了当面感谢她，我和我爱人还在2004年特地乘火车去她杭州的家中看望了她。
在初中阶段，我已经开始关心政治，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了。我记得在我们教室外的走廊上有一个固定报刊栏，里面张贴着每天的新报纸。就是这个报刊栏为我养成关心时事的习惯提供了条件。我对反右运动的了解就起始于这一报刊栏。什么储安平啊、葛培琪啊、罗章龙啊、章乃器等人被划成大右派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的。当然，由于自己年龄还小，还不太清楚什么是右派？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被划成右派？当然，我就更不知道反右运动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去的？只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关心起时事了。
初中三年，给我一生中影响较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对共青团的认识。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不到
尽管社会上也偶有不和谐的事件发生，但是，总体上讲，那个时代还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一个人与人之间尚能赤诚相待的时代、一个较少勾心斗角的时代。在我的初中三年中，那是我十多年学业生涯中最美好、最惬意、心灵最愉快的阶段。在进入高中和大学后，人们的生活似乎就突然掉进了梦魇般的泥淖之中。在校园内，到处充斥着浮躁、无序、疯狂和勾心斗角，使得原本宁静的校园生活变得面目全非。因此，在其后的学生生活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美好，什么惬意，什么心灵愉快。
1957年七月，初中阶段的学习结束了。在升学考试结束后的一次班会上，同学们都十分难过。为此，许多同学都流下了离别前伤心的眼泪。在十多年的学习生涯中，前后四次毕业经历，唯有初中毕业这一次同学之间的离别让大家十分伤感。人内心的感受都是因事因物而产生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如果在你的内心存有爱，那么，在你的周围以及在你的生活中，就一定存在能让你产生爱的人和事；如果在你的内心产生了恨，那么，在你的周围以及你的生活中，也就一定存在会让你产生恨的人和事。初中三年，实事求是地说，那个年代，确实值得人们怀念、值得人们追忆。我一直在想，如果解放后一直都处于那样的社会氛围下，那么，如今的中国将会怎么样呢？然而，历史是无法在假设中前进的。历史让我们遗憾、历史让我们追悔、历史让我们痛感失去许多良机。历史没有能按照本来应该有的轨迹前行，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遗憾。
三
1957年九月，我进入省高中就读。开学后，天气就进入了秋季。当新来的季节赶走了夏季的热天后，它的气温也慢慢开始下降，尤其是在早晨站在操场上做操时，一件单薄的衬衫已经无法抵御天气的寒冷了。因为家庭困难，开学时，妈妈未能有能力为我作一件中山装。所以在每天的早操时间，我都只能穿一件单衣站在队列中，和同学们一起做操。当时的尴尬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我被冻得微微的瑟瑟发抖。直到星期天回家，妈妈将我初中穿的一件青布长衫改成为一件中山装，这才暂时缓解了我的尴尬。
这一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了。社会上的运动浪潮很快就卷进了校园内。开课没有几天，学校的整风运动就开始了。学校动员学生“大鸣大放”，要求学生们用写大字报的方式向党“提意见”。这种事要是放到现在，人们一定会认为是学校的领导疯了，让一帮从农村来的十四、五岁的孩子向党提意见，这不是闹着玩吗？可是，在那个时代，那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绝大数从农村来的小“屁孩”来说，我们懂得什么呢？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党？党又是干什么的？党又怎么了，要我们提意见？我们该提些什么样的意见？我们又能提出些什么样的意见？对此，在我们的脑袋中几乎一片空白、一无所知。然而，即使如此，运动还是照常展开了。教室外的墙壁上依然还是贴满了大字报。运动轰轰烈烈，热闹非凡。
就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我也开始写大字报了。当时，究竟写了多少大字报？都写了些什么内容的大字报？至今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我还是记得我曾经写过一张“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字报。这种内容的大字报是如何从我的脑袋中冒出了的，可以参阅我的博文《政治运动中的失约行为》。我估计可能就是这张大字报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1958年的元旦，学校放假，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唯独我被班主任留了下来。班主任了来到我们教室，和我进行了入学后的第一次谈话，他告知我的大字报有问题，要求我写检查。当时我就蒙了。首先，我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其次，我也不知检查为何物？当然，我更不知检查该如何写？班主任和我谈完话后，我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空坐了半天，什么都没能写出来，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写那份检查，结果当然只能是不了了之。我不知道这张大字报对我以后的学习过程有没有产生影响？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因为那时组织上制作每个人的档案时，是不让你知道的。
整风运动结束不久，另一场运动又来临了。人民公社化在全国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只是几天的功夫，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农村都实行了公社化。本来农村的事与学校不应该有什么瓜葛。可是，在那个年代，当政者还真让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停下课来参与到那场运动中去。说什么农村的耕地要搞深耕深翻，动员我们下乡支援公社深耕深翻。在全县学生下乡的动员大会上，有一位县领导（估计应该是县委书记）在大会上作动员，说当前的大好形势、说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说深耕深翻的必要性。同时，他还信心满满地大声宣布：“由于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我们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了”。我们听完他的讲话，一个个都十分受鼓舞，都极其兴奋，因为多年来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从此就可以结束了。岂不知，他的许诺不过是一句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罢了。我们下乡后，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一顿放开肚子吃饱饭的待遇。至于支援农村深耕深翻，更是镜中花、水中月。让我们一帮仅仅十五、六岁的孩子拿着好几斤重的带齿钉耙翻地，而且要深翻，能够实现得了吗？事实上，我们根本就帮不了生产队什么忙，反而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他们既要为我们安排住宿，又要为我们无偿提供伙食。结果是我们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下乡去，在“热闹”了一阵之后，又静悄悄地、毫无声息地返校了。
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就像大海中的浪头，一浪接一浪、一波接一波没完没了。我们返校后不久，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大炼钢铁。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情境的。那个时候，不仅是领导们疯了，就连普通老百姓也都疯了。在人们还都不知道铁的分子式是如何写的前提下，竟然能有胆量炼铁炼钢。试想，那能够有好结果吗？学校用来砌筑炼铁土高炉的砖是我中学所在县城的城墙砖。我们既没有耐火砖，也没有耐火泥。学校组织学生到城墙边去拆城墙砖，将好端端的城墙扒倒。然后。再逐块地将城墙砖搬回学校。为此，高二班还有几位学生被倒下来的城墙砖砸伤、砸死，其中一位当场毙命的高二学生竟然是住在我家对门的孩子。为此，这位同学的父母亲以及他的外公、外婆在家哭得死去活来。
学校将搬回来的城墙砖用泥巴将城墙砖砌成
这项头脑发热的运动，给当时本来国力就有限的国家造成了无法统计的损失，它给国家后来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的运动，所以所造成的损失必然是巨大的。在这场没有结果的运动中，被浪费掉的铁矿石、焦炭、电力、运费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至于人力就更加不用说了。
大炼钢铁后，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始发起一场消灭四害的群众运动。作为学校当然责无旁贷，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学校被分配到位于距离学校几十里路远的长江边上的一个山区县去驱赶麻雀。由于当时缺乏交通工具，我们是步行去的。到了目的地后，当地的干部安排了我们的住宿和吃饭。第二天起床后，在当地生产队的食堂吃完早饭后，同学们就出发了，开始执行任务了。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占领一个山头，我们手拿着竹竿，或者铜锣，站在山顶上。当有鸟儿从头顶飞过时，我们就一起大呼小叫，叫声此起彼伏。同时，拿着铜锣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打起锣来。我们的行动将鸟儿吓得到处乱飞。在那个地方，我们总共呆了三天。三天里，我们的任务就是“吓麻雀”。第一天，我们能够不断地看到鸟儿从头顶飞来飞去。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天空中就基本看不到有鸟儿在飞了。尽管如此，三天下来，我们连一只累死的麻雀也未见到。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否就是决策者们所想要的。
在人们折腾了一段时间后，老天爷似乎也不干了，它开始向我们抗议了，向人们发起威来了。1959年，一场天大的自然灾害降临了。到了这个时候，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才得以消停下来。国家安静了，整个社会也沉默了。当然，我们的学校也突然“宁静”下来了。此时，我们才真正可以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地读书。
这一年，我的家乡遭受了一场罕见的大干旱。当时田野的情景完全可以用“赤地千里”来形容。地里的泥土已经开裂，裂缝足有五、六公分宽，大部分稻秧都已经枯死。当我走在回学校的路上看到这一情景时，我禁不住地直往下掉泪。内心十分担忧！我一方面为国家担心，另一方面也为民众担忧。我担心国家将如何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担忧民众又将怎样打发往后的日子？我一路走，一路落泪，心中充满了惆怅、无奈和悲伤。
在校期间，国家规定高中学生每月的粮食定量为30市斤。对于正处于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粮食定量是远远不够的，无法填饱同学们的肚子。就因为这个，班上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太愉快的事情。
食堂规定每张桌子的定员为八人，而且这八个人在高中三年一直固定不变。因为是集体开伙，学校将八个人的米饭都盛在一个木桶中，菜则盛在一个瓦罐里。由于米饭的量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公平起见，八个人轮流给大家盛饭。我们桌上的八个同学中，有一位吃相不太好。他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冷遇。轮到我们七个人打饭时，我们都会将自己碗中的米饭盛得稍稍浅一些，以免让别人低看一眼。可是，每遇到那位同学打饭时，他总是给自己的碗盛得满满的，高高的，而他人的碗里则总是浅浅的、平平的。久而久之，大家不干了，于是就冷落他、隔离他，不和他交往。即使如此，那位同学为了稍稍能够给自己的肚子多添一点米饭，依然还是我行我素，不管不顾地继续那样做下去，直到毕业他都未能有丝毫改变。以致毕业后，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没有任何人和他取得联系。
1959年，由于农村的大干旱，农村的粮食供应明显不足，经济更是凋敝不堪。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许多无法继续上学的年轻人就开始离家出走，盲流到大西北去打工。我们家所在的小镇上就有好几位年轻人分别到新疆、甘肃寻找工作。最后，他们竟然都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并在那儿安下了家。他们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农村青年前往大西北的愿望，其中也包括了我。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农村的生活实在太苦，我又是老大，我应该有责任帮助爸爸妈妈摆脱家庭的困境，帮助弟弟妹妹们脱离贫苦的生活。想了很久，我决定退学前往西北寻找工作。当我将这一想法告知父母时，遭到了他们的痛骂。他们对我讲，绝对不允许我抛弃学业，离开学校。并说家中再穷、再苦，他们也要供我将书读到底。但是，我意已决，就是不肯继续上学。然而，我父母的态度则更加坚决，他们就是不同意我荒废学业。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我也在家闲待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我妥协了，真可谓父母之命不可违，何况他们是为了我好。于是，我只得继续走进学校的大门。
继1957 年、58年、59年连续荒唐的政治运动后，1960年，江苏省教育厅的官员们又一次干出了一件更加荒唐的事来。这一年毕业的高三学生的高考第一志愿由学校包办代替，由学校分配决定。这恐怕是中国高考历史上发生的唯一的一次荒唐事。正因为这一荒唐的政策，才使得我未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很优秀。为此，这成为了我一生中极大的一个遗憾。
本来，高中三年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龄段，因为在这一年龄段里，既是年轻学子们获取知识的阶段，又是学子们世界观、人生观逐渐形成的阶段。所以，高中阶段，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的未来，高中三年的历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高中阶段的三年，不仅仅是学子们在学校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学子们学习做人、做事的过程。
遗憾的是，当我一走进高中的校门，就遇到了本不该属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遇到的事情。我高中三年的经历是今天的高中孩子们做梦也无法想象得到的，因为那是一场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游戏、一场开不起的天大的国际玩笑、一场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重新复制的人生梦幻。
高中三年，我们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承载了我们这个年龄根本无法承载的东西。高中三年的生活，尽管存有许许多多能够令人难忘的东西，但是，值得人们留恋的、兴奋的、抑或愉悦的事情却实在是太少太少。
四
1960年的暑假，是高中阶段最后一个假期。一天的午后，邮递员来到我家，当着我妈妈的面递给她一封公函。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地蹦了起来，全家也为我兴奋不已。然而，当全家人的兴奋劲过去后，妈妈立即就犯起愁来。虽然我的大学录取通知拿到了，可是，开学的费用在哪儿呢？这可急坏了我的母亲。当时，我父亲不在家，在一个离家大约有十七、八里地远的集镇打工。虽然是打工，但是农村的工资极低，家中又非常困难，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为了支付日常的生活费用，妈妈常常时不时地去父亲单位提前支取工资，所以每当父亲发薪时，往往就会所剩无几。为此，我妈妈心理明白，要想从父亲那儿支取我上学的开学费用根本就没有指望。于是，妈妈就走东家，窜西家，只要是有一点关系的人家几乎都跑遍了，结果分文没有借到。最后，在无奈之下，妈妈带着我去了我父亲打工的那个单位，让父亲设法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只好硬着头皮找单位领导，向他们说明情况。好在单位领导通情达理，同时，也清楚我父亲的为人，最后他们答应破例给父亲预支了20元人民币的工资。于是，我就揣着那20元钱上路了。我就读的大学在东北，路途遥远。我清楚地记得，仅仅铁路车票的票钱就花去了11元钱。实际上，买完车票后，我口袋里就只剩下9元人民币了。那一次，是妈妈亲自送我去车站的。在我即将蹬车离开她的时候，我妈妈的情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在我面前，她无声地哭泣着，眼泪就像断了线的雨水一样不断往下流。和她一样，我内心也十分难受。要知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的亲人，并远离家乡。此时，我年仅十九岁。随着列车车头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启动了，我手提着一个用上海《固本》牌肥皂箱改作的行李箱、一条薄棉被登上了列车，就在泪眼中离开了我亲爱的妈妈。
经过一天两夜的劳顿旅途，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下了车，出了车站。这是一个农村孩子首次进入大城市，车站广场四周的建筑物让我目眩，马路上不断来回穿梭的电、汽车让我兴奋。广场上早有高年级同学在等着我们，他们是专门来车站迎接我们的。他们热情地告诉我去学校的路怎么走，乘几路车，到什么站下车。我按照他们指引的乘车路线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学校。
一进入学校的大门立即就被新生报到的热烈气氛所感染，立时就有了别一样的感觉，校内的氛围显然和校外不一样。在新生报到现场，人头攒动，人来人往，气氛十分热烈。虽然人们都很忙碌，但是现场却井然有序。我来到注册人员的桌子前，将录取通知单交给了老师，按照老师的要求办完了注册的相关手续。待我交完了书费后，我发现口袋中装的妈妈给我的9元人民币已经全部花光。在那一刻，最缺的就是伙食费。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周围又举目无亲，除了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求救外，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然而，此时即使我要给妈妈发一封信求援的8分钱邮资都没有。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向住在同一宿舍的一位同学开口求援，尽管双方还未来得及互相认识，就开口向他邮票，这实在有点不近情理。然而，现实又迫使我做出这样的选择。除此而外，别无他路。我只能厚着脸皮向他开口，以便能够寄封信寄回家向父母求援。我的同学答应了，并立即从他身上掏出一张邮票递到了我的手中。为此，我很感谢他，是他帮助我姐解决了进入大学后第一件难事。这位同学后来因为生病休学了一年，离开了我们班。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牢牢记住这件事，牢牢记住他给予的帮助。
信发出不久，爸爸妈妈就给我回了信，并附带从邮局寄来了第一笔款，暂时为我缓解了吃饭问题。父母在信中说，因为家里穷，无法为我提供良好的就学条件，说他们对不起我。看完信后，我伤心地哭了，我的眼里满含着泪水，内心十分难受，我心疼我的父母、心疼我的弟弟妹妹。为了我，他们在承受着何等样的委屈和煎熬啊？为了安慰爸爸妈妈，我在回信中对他们说：“家里穷，我不仅不怪你们，我反而要感谢你们，因为我生在、长在这个家庭，所以才使得我懂得比其他孩子多得多的东西。我生在这个家庭，我不后悔。你们已经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将会感激你们一辈子。待我读完书，参加工作挣到钱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目前家中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它很快就会过去的”。
此后，学校每月为我提供了13元助学金，这才基本缓解了我学习中的生活费用问题。此外，学校还免费发给了一件黑棉裤，以帮助我度过东北的寒冷冬季。
开学后，学校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星期的军训。我参加的军训科目是
军训完后，学校又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在靠近内蒙古的地方。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火车，下车后，还整整走了两天的路程。期间，在一个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小镇上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才达到地头。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东北的农村。因此，一方面，感到新奇，另一方面，又感到极其不适应。那儿的人、那儿的地、那儿的庄稼、那儿人的生活习惯，在我的眼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新奇的。那儿离我的老家实在是太远了，气候、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两地的差别很大。一到驻地，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在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嘴里叼着个大烟袋，这种情景让我感到十分好奇，也感到十分茫然，对这种东北的独特现象很不理解。由于气候、生活习惯大相径庭。因此，在一些地方，我无法适应。正因为如此，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出了不少洋相。
在我们班上，有五位来自南方的同学，其中四位来自上海，另外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我。首先，晚上的住宿就是我们南方同学的弱项。因为不适应东北的热炕，所以不能和班上的同学一起睡在食堂的热炕上。为此，当地的村干部只好将我们安排到老乡家里。可是，想不到的是到了老乡家里，我们还是碰到了尴尬事。老乡全家一家三代人都在一个炕上睡觉，这太让我意外了，而眼下还要让我们和这一家子搅在一起，和他们睡在一个炕上，这让我们五个南方同学很不自在。
刚到地头的头几天，我们和老乡一起在食堂吃饭，高粱米水饭、高粱面窝窝头，玉米面粥。这些粗粮做的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粮食，所以一直靠米面生活的南方同学有点接受不了，吃进去的粮食无法消化，结果我们从南方来的同学中有几位开始大便干燥，拉不出屎来，十分痛苦。
为了能够吃饱肚子，东北同学带我们到野外挖野菜。我们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回背。我们将这些野菜背回去洗干净后，放入大铁锅中，同时，再放入些豆饼渣。在煮的过程中，再往锅里放入些食盐。这样，它们就成为我们得以补充肠胃的一道美味佳肴。
所谓广袤的土地，以前只是在小说中得到的虚拟形象，真正在自己的视野中出现真实画面的就是这次在东北农村的经历。我们所要干的活就是帮助生产队到玉米地里掰长在地里边的苞米棒子。早晨，我们坐着马拉大车去田头，路上大约要走一个小时左右。到了目的地后，我四周一看，周围全是苞米杆，一望无际。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无边无际、什么是一望无际。站在地头，往前看，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往后看，也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往左看、往右看，依然都是一片看不到头的庄稼地。由于是第一次在如此浩瀚的大地上干农活，而且是我从未干过的农活，所以我总是落在别人的后头，永远也赶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
由于地里长的是苞米杆，所以当你站在地里任何一个地方往前看，或者往后看时，你的视线都会落在很远的地方。就因为这个，我曾经出了一次洋相。有一次，我在地里解手大便，竟然被他人在远远的地方看到了自己白白的屁股。就这件事竟一直成了大学五年班上少数同学的调侃故事。类似的事还发生过一次，那是在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边上，有一个用秸秆围起来的厕所。一次，要想去小便，我便闯了进去。不料有一个同学在里面蹲厕。事后，那位同学告知我，当你想进厕所前，你必须咳嗽一声，然后听一听厕内有无反应。如果厕内也有人咳嗽，那么，说明厕内有人。如果厕内没有声响，就说明厕内没有人。在你确认厕内无人时，你才可以进去。否则，你进去了，里面是一位异性，那时，你就会很尴尬。听完他这一席话，我又长了一点见识。
由于南方和北方生活习惯的差别，为此也闹出不少笑话。例如，北方炕上的炕桌，那是北方人用来吃饭的桌子。对此，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一点概念。有一次，我不加思考地，很自然地一屁股坐到了放在地上的炕桌上。我刚刚坐下，就被站在我身边的一位东北同学一把拉起。在被他拉起来的同时，他就大声地斥责我，说：“这是饭桌，你怎么可以坐在上面？”当时，他让我尴尬得无地自容。
在我们即将结束劳动前，学校和当地县委共同组织了一次报告会。会上由县委书记向我们作形势报告。在报告中，他向我们介绍了该县的基本情况和县委今后的打算。当然，期间，少不了形势大好之类的官话、套话。这位县委书记在讲台上的表现让一千多名大学生很是开了眼。说起来，他的口才还算不错，口中滔滔不绝。只是由于他太不注意自己的小节和形象，致使他留给我们的形象太不怎么样。在大会上，他一边做着报告，一边不断地喝着水。喝水的频度之高、喝水的量之多皆出乎人的意料。台上，有一位解放军战士专门跑前跑后为他倒水，而且几乎是来回不断、没完没了，直至后来书记本人都有点不好意思，笑着低声向那位战士道歉。更令人难堪的是他一边在不断地做着报告、一边在不断地喝着开水、一边则不断地往台上吐痰。每每他说几句话，就得喝一口水。而每每喝完水后，他就会往讲台上吐一口痰。就这样，在他将近两个小时作报告的过程中，他在台上吐痰的次数足足有三位数，以致在台下的同学们都一个个唏嘘不已。
从乡下返校后，我们就真正开始上课了。上课后没有多少时间，班上就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因为他的耳朵有点聋，听力不佳，在听课时，存在一定的困难。为此，他提出要退学。为了挽留他，我和另外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给他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上大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机会，我们都应该珍惜它，并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学完学业。我们表示，如果他在学习中碰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帮助他。由于他听力差，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是在大型阶梯教室上大课，我们都会轮流为他去抢前排的座位。最后，这位同学听取了我们的劝告，坚持了下来，最后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然而，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性格和道德认知上的差异，不久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虽然双方都仍然在一个班上学习。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得罪了他，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不仅不念及我对他的帮助，不仅没有给予我善良的回报，他反而昧着良心，在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上将我出卖了。毕业后，我和他被分配到了南方同一个小城市不同的两个单位。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竟然先后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次向我所在单位投寄举报信，“检举”我在1962年向中共中央反映农村基层情况材料一事，妄图将我在政治上搞臭。他所以这么作究竟是为什么？他这么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不得而知。通过和他的交往，我算是真正地理解了“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警言的真正含义。
1960年，正是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这期间，全国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国家层面的困难，在我们学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食堂，学生的伙食状况糟透了，说出来是现今的学子们绝对无法相信和理解的。那时候，我们学校午餐和晚餐的主食就是一个黑面馒头、或燕麦馒头、或高粱面和玉米面窝窝头、或四两白薯，外加一碗酱油汤。我讲的酱油汤，乃是真真切切的酱油汤。在汤里，除去水和酱油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此外，很少有米饭吃，即使有也没有菜吃。为了解决学生们的吃菜问题，学校领导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三火车皮大白菜。在严寒的冬天里，被拉到了学校的专用铁路线上。为了卸下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白菜，学校组织全校师生都去搬运。因为没有运输工具，我们只好拿自己的洗脸盆去运。可怜见的，车皮内的大白菜几乎都烂透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天气下，我又没有棉手套，因此，我的两只手都被冻得麻木了。
为了解决学生们肚子吃不饱的问题，学校还搞起了什么玉米面“增量糕”。
直到1963年，上述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
由于定量低，有没有其他食品可以填肚子，所以我们始终是在半饱半饥的状态下读的书。这对于食量大的同学绝对是一种严格的考验。班上有一位来自辽宁农村的孩子，由于他的食欲旺盛，学校配给的那点粮食根本无法填饱他的肚子。为了能够暂时解决他腹内的饥饿，有一次，他竟然一顿饭就吃掉了三天的饭票。在其后的日子里怎么办呢？他用“冬眠”的办法来对付自己腹内的饥饿，连续睡几天觉，不起床，也不上课。这样作的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只能是因为荒废了学业而退学回家。就这样他黯然地退学回家了。在他离开学校之前，他都没有和我们班上任何同学打一声照呼，就不声不响地一个人走了。对于他的退学，同学们都为他感到惋惜。
1961年，因为学生们普遍营养不良，许多同学都得了浮肿病，学生们的体质在迅速下降。为了保持师生们的体力，学校果断地采取了停止全校师生体育课和其他一切体育活动的措施。所以，每到体育课的时间，班干部就组织同学们回宿舍休息。
由于家庭的状况还是那样贫困，所以我在大学几年中的生活依旧极其困难。
在东北寒冷的冬季，气温往往都维持在零下二十度以下。可是，我除了学校发给我的一件棉裤外，我只有一件棉球衣和一件极其单薄的棉“大衣”。一些不清楚情况的同学都十分纳闷，为什么在如此严寒的冬天，我穿的衣服竟然那么地单薄？为此，他们还都为我的“耐寒能力”感到惊讶。到了夏天，我则更加惨不忍睹，没有换洗的衬衣，也没有可以替换的内裤。至于我的床上用品就更加寒碜了，一床薄得无法再薄的棉被，一个不像样的枕头，外加用一顶破旧蚊帐替代的“床单”。更困难的是有一个学期，由于父母实在凑不到钱寄给我开学，所以我连购买课本的钱都没有，以致我上课时没有课本。后来，被学校发现后，让我到学校图书馆借出一套教科书来才勉强度过了那个学期。
尽管我的生活是那样的艰难，然而，依然还是有人算计我。事情好像发生在1963年的上半年。有一天，班干部召集班会。在会上，我班团支部书记突然宣布将我每月的13元助学金降为每月12元。我听完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我确认没有听错后，我立刻进行了一场让全班同学为之震惊的强力反抗。我当了全班同学们的面，将我日常所用的全部“家当”都摆了出来，展现在大家面前。我大声对团支部书记说：“凭着我的生活状况，你们凭什么理由无端地降低我的助学金？”为了抗议，我当场宣布绝食。在那时候的社会氛围下，绝食行动绝对是当局不允许的，也是当局所忌惮的，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太大了。此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也觉得将事情搞砸了。班会在出乎大家预料的情况下尴尬地收场了。事后，年级政治辅导员前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并宣布恢复我原来的助学金级别，这才将事态平息了下去。尽管事态平息了，但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事給我心灵投下的阴影却无法消除。我内心的痛苦无人知晓，更无人理解。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迅速地消瘦了下去，嘴的下颏变尖了，脸颊上的颧骨也明显地突了出来，和以前的我相比，俨然像似两人。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脸型就再也没有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由于我生性脾气倔强，好打不平。为此，我也得罪了不少人。我们班的生活副班长是一个河南人，他的岁数比我们要大不少。可能是因为岁数的原因，他的理解能力较差，所以学习成绩很不好。为了弥补自己学习上的短处，他起早摸黑地钻图书馆。早上比谁都起得早，晚上回宿舍比谁都要晚，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习上赶上其他同学。因此，虽然大家都在一个班上，但是往往会彼此很长时间见不到面，因为每天早晨，当同学们起床时，他已经先于他人去教学楼看书了。晚上，当大家上床睡觉后，他还没有回到宿舍，依旧还在教学楼里学习功课。我和他不在一个寝室住，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尽管他主观上已经很努力，然而，他的学习成绩还是上不去。为此，有同学看不上他，并且有人开始打起了戏弄他的坏主意。在他们宿舍里，同学们在临睡觉前，有人将房门打开一条门缝，然后在门上放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例如笤帚、簸箕、脸盆之类的。然后，他们躺在床上静等着看他的笑话。当我们的副班长摸黑推开房门进入宿舍时，他人放置在房门上的物件就会不偏不倚地刚好砸在他的脑袋上。这个时候，先他回到房间的同学就会狂笑起来，而他往往就像一只木鸡一样站在房门口一动不动。过了几秒钟，他才醒悟过来。即使这个时候，他也只能不声不响地自己上床睡觉。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人在房门上放置了一盆水，等他回宿舍时，一盆水全部浇在了他的身上。对于这个宿舍的恶作剧，我早就开始反感，当听到用一盆水这样的恶劣做法戏弄他时，我内心接受不了了。于是，我爱打不平的脾气又上来了，我很快就找到团支部书记和班长，就此事向他们表达了不满。这一次打不平，我得罪了几位同学，乃至毕业后和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其实，我和那位副班长的个人关系也不是很好，彼此的往来也不多，我就是看不惯有些人无端地欺负他人。
1962年暑假，班上的同学全部都回家休假了，唯独只有我只身留在学校。我所以没有回家，一是因为家庭困难，父母无法为我提供回家的路费，二是在我的脑海里，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在酝酿着向中央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了。暑假放假了，同学们都回家了，正好有机会让我一人安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并且将自己思考的东西写下来。于是，我开始了我的写作计划。整个一个暑假，我基本上都是独自一人穿行在教学楼和宿舍之间。每天我都在写，我写农村社员的生活状况、我写农村干部的独断专行、我写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执行后的结果、我写农村凋敝的商业和没落的手工业现状。此外，我还写我的主张和建议。五十多天的假期，我没有上过一次街，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一天不是在教学楼里度过的。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我才将我想写的东西写了下来。但是，文稿的真正完成还是等到了开学后。
为了光明正大起见，为了表明自己内心的光明、磊落和坦诚，我将刚刚完成的文稿直接交给了学院党委。在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当着党委书记的面，我要求党委帮助我将文稿转呈给中共中央。党委答应了我的请求。不久后，学院党委召见我，向我转交了中共中央给我的回函，并当场向我表态，肯定我的举动是一种爱国、爱党的表现。
我之所以要给中央写信，所以会写那封信，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我出身贫寒。自我懂事起，从骨子里就有一种想改变家庭命运的强力愿望；其次，就是从小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影响，立志要报效国家、报效人民；其三就是农村的现实状况让我寝食不安，它让我产生“为民请命”和“替天行道”的冲动。我在大学里，很多时候，我会因为想到父母的悲惨遭遇和农民的生活现状，每每在夜晚蒙着被子在暗暗哭泣。我内心的焦急、内心的彷徨、内心的痛苦，都促使我采取行动。而我作为一个尚未毕业的普通学子，能够做到的只有写材料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一件事。文稿共两万多言。当然，由于年龄的关系，也因为文化程度的关系，更是由于个人的政治修养、理论水平的原因，文稿的立论不尽准确、论据也不够充分，而文字更是多有欠缺，很显粗糙。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了文稿，完成了我多年来心中念及的事情。文稿的完稿，是我一颗爱国、爱民、爱党一片赤子之心的体现。按理说，应该无可指摘。然而，良好的愿望还是给我带来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恶果。当然，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其后，我又做了一件蠢事，一件压根就不应该管的蠢事。1963年暑假放假时，得知我们班有一位家在东北抚顺的女生，由于期末考试有四门功课不及格而被系里通知蹲班留级。这时，我却无缘由地对她产生了同情心，原因就是她是系里篮球队的队员，在期末考试前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忙于打球，将复习给耽误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主动找到了班长，希望班上能够对她伸出援助之手。班长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班长和我一起到系办公室，找到系领导说明这位女同学的具体情况，并说出我们准备帮助她补课的打算。系里领导考虑到我们建议的合理性，就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答应让那位女同学补课参加补考。回到宿舍后，我们找到那位女同学，将系里的态度和我们的打算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十分高兴，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在后来的补课活动中，任务主要落在了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要比班长好得多。经过一个暑假的努力，她全部通过了补课，四门课程全部及格，从而跟上了全班同学的学习进度。
历史的时针走到了1964年九月，在全国的高校中，刮起了一场狠抓阶级斗争的飓风。根据上级的部署，学校发动了一场全校毕业生的思想清理运动。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此次运动显得“温和”了许多，热度也低了许多，但是运动的目的并没有改变，依然是要抓“阶级敌人”。只不过广大学子对此一无所知罢了。运动开始时，院党委书记在全院毕业生动员大会上，动员全体毕业生向党“交心”。他当着全校毕业生的面，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允诺：对待同学们向党交心的材料，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材料。然而，当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他就将自己的诺言吞进了自己的肚子，他的诺言也就随着动员大会的结束而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学院党委设计的这场闹剧欺骗了我们，欺骗了一千多名即将走向祖国四面八方建设岗位的学子们，让我们中间一些耿直、单纯的同学，其中也包括我，在不知不觉中中了他们的圈套，掉进了他们预先设计好的泥坑。
动员大会后，我们每天下午召开班会，让同学们挨个“交心”。现在看来，什么“交心”，其实就是交代，组织上要的是将你心中对党、对政府的不满都统统说出来，以便能够及时掌握思想动向，并得以内部控制存有“异见”的大学生。我在班会上将我在1962年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材料的内容大概说了一遍。本来，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可是，我却不知道我的行动竟然惊动了系里的领导，惊动了学校政治部的领导。学校政治部立即委派了一名副部长来到我们班蹲点，同时系里也派来了一名政治辅导员，协助政治部抓思想清理工作。那位副部长要求看我的日记，他主观上会觉得我的日记里肯定会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然而，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没有能从我的日记中搜得半根稻草。最后，他们在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的情况下悄悄地收兵了。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告知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校方根据他们的视觉和观点，将我向中央反映的材料重新进行了整理，并且按照他们的政治标准，按照他们事先设计好的政治套路，分别填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反对人民公社”的框架内，进而形成了一份完整的“反面材料”，而这一切都是在文革后我才知道的事情。
就是在这次思想清理运动中，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补考的女同学，竟然成了一名打手。在班会上，她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地、口吐着白沫，开始“揭露”我的“问题”，她将在她通过补考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她说过的一些事、一些观点，统统都作为她向组织“靠拢”的资本，作为她要求“进步”的阶梯。我对她的拙劣表演十分反感。然而，在那个时代，对待她那样要求“进步”的小丑来说，我的反感又有什么用呢？
在这次思想清理运动后，班上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同学们之间很少再说笑，再彼此开玩笑了，更是很少彼此谈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急速冷却了下来。政治斗争的结果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酷起来，麻木起来。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班上陆续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稀奇古怪事情，让人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
一次，班团支部书记通知全体同学到一个宿舍内集合。等到全体同学到达这个宿舍后，支部书记指着一位同学床上墙壁上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说，镜框内装着的中年妇女照片是一个地主婆，这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严肃地对这位同学说，你在墙上挂上你母亲的照片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你在向我们宣示什么？你将一个地主婆的照片高高地挂在墙上，这是我们不允许的，并责令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那张照片取下来。从此后，那位家庭出身地主的同学就很少有同学和他讲话了。
在我们的宿舍里，还发生了一桩怪事。有一位来自河北邯郸的同学，他本来是一个比较憨厚的农家子弟，性格随和、待人热情。但是，在思想清理运动后，在他的身上却发生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变化。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他的“思想境界”突然变高尚了、自己站得也高了、眼界也只向上层了。事情所以会如此，完全是由于他自身导演的一幕幕政治闹剧而产生的。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人们还未完全醒过来的情况下，他就开始痴人说梦，说他晚上梦见某某中央首长了，说话的时候，还向大家显摆出一种兴奋、激动的样子。在第二天早上，他依然照猫画虎、依然照葫芦画瓢，继续发布他又梦见某某大人物的消息，几乎天天如此，搞得全宿舍的人都特别反感。他的这种政治投机行为，更是让我反感，我打心底里对他感到恶心、呕吐。本来，我俩的关系不错，只是从此后，我开始鄙视他，疏远他，再也不愿理睬他了。
1965年的七月，难熬的五年大学生活终于到头了。同学们开始一个个悄无声息地陆续离开了学校，彼此很少打招呼，更不要说热情拥抱、道别了。本来应该是十分美好的大学生活就是在如此不堪的黯然气氛下结束了。从此，每个人都默默地走向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作岗位。随着同学们一个个悄悄地离开学校，我也独自一人黯然地离开了寒窗五年生涯的大学母校，从而结束了十几年的学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