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中国模式”的人间正道（下）

内容提纲：

“重庆模式”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民主”和“为民”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

“重庆模式”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主持人：近两年来，除了“中国模式”讨论得比较热之外，我们国内也有两种模式的争论。一种是“广东模式”，一种是“重庆模式”。这两种争论因为薄熙来的分蛋糕和做蛋糕的争论而达到一个高潮。广东和重庆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思路，而且这两种模式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也关系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选择的方向。韩老师也曾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读过“重庆模式”，但是如果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在您看来，“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哪一个才更加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或者说具有一种可持续性呢？

韩老师：“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提出，重庆主张先把蛋糕分匀了，共同富裕了，自然而然内需扩大了，蛋糕也会做得更大。这是重庆模式的基本主张。广东模式的基本主张的认为，蛋糕匀不匀没关系，只要做大了，自然会点滴下流。重庆模式其实比较主张公平优先，广东模式比较主张效率优先。这两种模式有两个有个性的省委书记出面，公开挑明，其实是表明我们所谓的“北京共识”——本来也不存在，现在就公开说明没有这样一个“北京共识”。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具有创新性？显然，“广东模式”就是“华盛顿共识”。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具有创新性，那么“广东模式”就具有创新性。问题是“华盛顿共识”今天就是华尔街游行反对的对象。今天，占领华尔街的民众的运动还在持续，他们反对什么？他们就反对从里根、撒切尔以来的“华盛顿共识”，反对里根、撒切尔以来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所以，广东模式新吗？对于美国而言，它有三十多年了。对于中国而言，其实也是三十多年。所以它已经是旧了，已经是走到头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这个意义上，广东模式只能代表过去；而重庆模式，会代表未来。所以，要说创新，重庆模式才是创新。

主持人：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能不能简单的概括一下呢？

韩老师：重庆的发展模式还真是跟我这么多年来在讲的“混合经济体制”比较接近。所谓“混合经济体制”是指以私有经济为基础，但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导，这样所构成的叫混合经济体制。比如说重庆现在建四千万平方米的廉租房、公租房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市场为基础、计划为主导的一个典范。重庆现在新建成的明星家园，每平方米的租金是八块钱，住满五年以后，你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价去购买这套你住了五年的房子。然后你此前五年的房租可以抵购房款。这么一个经济模式，其实就是体现了市场和计划的结合、私有和公有的结合、社会和政府的结合。因此，实际上就是混合经济体制的一个样本、标本。你看，要租吧，租是市场机制，双方签契约；要售吧，售也是市场机制，也要签契约。这个产权先是属于政府，后是属于私人，产权是清晰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明星家园的这种租售模式，它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但是，它其实是计划为主导的。为什么叫计划为主导？这个计划主导的要害就在定价上。它定的是八块钱的价，八块钱一平方的租金。这个租金其实就是一个计划定价，是考虑到公平的、从全局角度出发的一个计划定价，它不是个市场定价。如果按照市场定价，一平方米的租金在重庆可能能够到十五块甚至二十块。我就通过政府的强制性的定价把价格定到八块钱，就保障社会公平。你看，这个就叫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以市场为基础，但是计划起了主导作用。然后整个明星家园的建设，建设的规划是政府出的，土地是政府拨的，但是明星家园的房子是谁建的？私人的建筑企业家，或者说私有的建筑企业和国有建筑企业共同建的。它的建筑过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但是它的建筑的规划、土地的出让是一个政府行为，土地出让不收出让金。所以，这个过程就叫以私有为基础，但是以公有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主导。这个混合经济体制是重庆模式真正值得称道的亮点所在。

主持人：国内主流经济学是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比较深的，而西方的经济学是比较推崇市场经济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城市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那重庆的这种混合经济体是否可以称之为一种大政府、大社会的经济呢？

韩老师：确实可以用大社会、大政府来形容。因为当一个混合经济体制当中公有、计划、政府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强的时候，这时候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小政府，是个大政府。但是它是以私有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因此也是个大社会。比如说，明星家园里头的那五万居民，他们在市场上药去寻找工作、寻找就业的。到哪里去就业，很可能到私有企业就业去了。然后他们很可能是来自重庆农村的农民，或者说在重庆读书、或者分到重庆的那些大学生，这些房子里的居民其实是活跃在市场经济当中的。所以他构成的是一个大社会。问题是说，这个房子是政府以计划方式、以公有方式提供的，或者说和你签订租售合同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大政府和大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难点，难点就是要政府保持清廉。那政府怎么保持清廉呢？重庆也有办法。因为分房子的事，或者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给你租房子或者出售房子的这个过程，很可能变成一个腐败的过程。也就是说，亲戚朋友们优先可以租到这个房子，拉关系、走后门的人可以优先配到房子，而真正该分廉租房、公租房那些人，他分不到，或者租不到、买不到。所以，其实重庆的这个实验里头，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保证政府权力的运行是能够不腐败的。但是重庆看来确实做到了不腐败。那么不腐败是由两点结合起来的。第一点就是交易过程公开透明，所有的房子在网上挂出来，谁都可以检举揭发说哪个富豪弄到了一套廉租房。这个就叫房子租售过程的公开透明，有章有法有程序有制度。另一方面是说，怎么样保证公开透明的制度能够持续的公开透明下去。怎么样建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以及怎么样让它持续下去。这个问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重庆因为唱红打黑形成了一个比较廉洁的干部风气，有一支相对比较廉洁的、可靠的干部队伍。这使得重庆这套公开、公平、透明的房屋分配制度有可能不走样。所以，也就是说，重庆之所以能够做到不走样，它是两个条件的结合。一是民主，二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干部的为人民服务和运行过程的民主化、公开化相结合，就可以使得腐败的问题降到最低限度。

“民主”和“为民”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

主持人：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西方防止腐败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司法权的独立来监督行政权的形式，可以算是体制外的一种监督。重庆的这种防止腐败的方式是不是体制内的一种反腐呢？

韩老师：重庆的反腐是依靠群众的反腐。腐败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是知屋漏者在雨下，分房子的这个房管局他腐败不腐败谁知道啊？就是分房子的老百姓才知道，他要房子老百姓才知道。其实重庆的公检法不需要廉租房，公检法那些人其实不知道你这个分房过程有没有腐败，你要它司法独立，它也不知道问题。所以其实对于权力最好的监督来自于权力的对象，群众是被权力所约束、所束缚的，即会受权力之益，也会受权力之害。让群众来监督权力其实比让平行的两个机构相互制衡来得更可靠、更有效，这叫发动群众。

主持人：那是不是说重庆不仅在经济上实现了混合经济体制这种创新，而且在政治体制上也是一种创新呢？

韩德强：政治体制上，这个要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就叫混合政治体制，因为民主是西方人讲的东西，但是为人民服务就不是西方人的东西。为人民服务就是东方的价值观，东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权力是自上而下运行的，掌权者为人民服务。西方人看来这个掌权者为人民服务这事特不可靠，必须要我自己为自己服务，但是现在的重庆我们看到了既有像薄熙来、黄奇帆、王立军这样一些干部，他们自上而下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也有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监督约束，而且两者其实在重庆市至少目前看是比较好的结合。既然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怕群众监督你的权力运行过程？就不怕了。反过来既然群众来监督约束，我为人民服务，群众也就明白了，知道我是在为人民服务，因为我这个权力运行过程是向你公开透明的啊，你对我的怀疑和猜测，也就不攻自破，这叫民主与为民的结合，我们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千方百计要把为人民服务和民主对立起来，他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专制，我们就不要这些人，不要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要人民自己服务，结果呢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中那些资本家、大老板，以及人民当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会借民主机制掌握社会公共权力，他说，你是民，我也是民啊。民里的“大民”就会以民主之名去欺负“小民”，民里的“贵民”就会以民主之名去践踏“贱民”的权利，“强民”会剥夺“弱民”，所以自由派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把“民”看成是一个无差异的完全平等的“民”，实际生活当中的民是有差异的，他们私有财产有多少，头脑有聪明不从聪明，人有活跃不活跃，影响力大影响力小，那些影响力大的活跃的钱多的权力大的“民”，就可能去欺负那些贱民弱民，使得“民主”变成少数精英的权力。

主持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很大一部分只是在经济层面上讨论的，但是如果一个模式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其实是脱离不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的。如果说中国真的想要走出自己的模式的话，能否整合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资源，真正的为世界树立起一个标本呢？

韩德强：这个话当然有道理。但是我刚才讲的第三部分，民主与为民的结合，实际上就蕴含着一种混合政治体制，实际上还蕴含了混合文化体制。民主其实是以利益作为前提的，或者说民主常常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民主就变成相互争夺利益，相互争夺利益当然会导致弱肉强食，但是也可能会激发活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方人常常强调民主市场活力的一面，忘了它弱肉强食的一面。中国文化比较强调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好处实际上比较能够保障公平的，而且还会有效率。但是为人民服务有问题，就是人民的觉悟不太高，多数人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困难，而要为自己服务活力充沛，为人民服务他就蔫不拉几。所以西方人就说为人民服务的体制一定是没有活力的体制。我们能不能去两者之弊，取两者之利呢？这样就可以把民主的利益型的民主集中和非利益型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机制结合起来，相应的就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一种是相对比较自利的文化，一种是相对比较利他的东方文化，这两种文化结合起来就形成混合文化体制。大体来说，凡是进入公务员系统，进入公有企业的这些人都必须要为人民服务。但是那些私心比较重的，比较狭隘的，但是很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可以在私有经济中活动，这样就形成一个混合文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