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内部通知:朱棣夺嫡将大臣妻女罚做官妓

明朝皇帝的胎记

就一般情况而言，哪个地方出了个人物，比如高官或名人，这地方的人大抵都会感到自豪；要是一不小心出了个皇帝，那就更是无比的荣耀。安徽凤阳出了个朱元璋，这位凤阳老乡和他的子孙后代统治中国长达两百七十六年之久，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凤阳老乡不但没有一星半点的自豪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与愤懑。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以前，听唱花鼓的安徽人唱起这支辛酸的歌谣时，就已有以上的不解之处。直到后来，当我走进尘封的明史，走近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时，才发现这并非没有原因的空穴来风。翻读厚达数百卷的《明史》，就像鲁迅 读史读出的是吃人二字一样，我读出的则是：残忍。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按张敞的说法是：“在参加红巾军以前，如果有谁说太平乡的朱元璋能大富大贵，一定会被人们包括朱元璋自己当做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时势造英雄，这个凤阳县的青年农民大概敏锐地洞察到了天下即将大乱，很快就要改朝换代的迹象，于是他以农民的狡黠和投机加入了风起云涌的起义队伍。在革命队伍里，朱元璋很快显示出他潜在的能力，并依凭其才能，一步步从下级军官当到高级军官，直到被拥立为威震一方的吴王，再剪灭群雄，定都南京，成为三百年王朝的开创者。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每个新王朝的建立，总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为前提的，而推翻的过程中，除了万千黎民死于非命外，总要成就一批开国功臣。只是，这些开国功臣的命运大抵不会太好。原因在于，建立了不世之基业的开国之君不论是为子孙计还是为天下计，总是容不下这些功高震主的大功臣。因此，一个王朝的江山一旦坐稳之后，下一个该收拾的人就是这些居功自傲或不居自傲的功臣了——从吴王杀伍子胥到吕后杀韩信，一部二十四史永远被这种宿命式的革命战友在革命成功后的大屠杀染得血腥味儿十足。

宋太祖曾在一个中秋之夜和他的功臣们痛饮时哀叹不已，功臣们问其故。宋太祖说，从前我担心做不了皇帝，现在做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功臣们再问其故，宋太祖幽幽地说：假使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行吗？功臣们惶恐万状，宋太祖于是抛出了如意算盘：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多置良田美宅，君臣无猜，快乐一生。这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显然是功臣们最美好的下场了。以至宋人的小说中也总爱说咱大宋朝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诛功臣。

但如同宋太祖这样顾念旧情的君王委实不多。中国历朝历代诛杀功臣最为彻底的，当推西汉和大明。一个非常巧合的事实是：这两个朝代诛杀功臣的最高决策者——刘邦和朱元璋，都出身于底层。

这就让人忍不住要去推测，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底层出身的最高领袖，是不是出于人性方面的某些原因，而不仅仅是政治考虑，才干出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呢？刘邦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涉猎之内，姑且不表。但是朱元璋，这个做过乞丐也做过小和尚的安徽农民，显然存在着许多人性的弱点。而且，这些弱点就像某种胎记一样，一直遗传到他的子子孙孙身上。因此，明朝的皇帝们几乎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残忍、阴暗和恶毒。

大臣上朝前先要与妻子诀别

如前所述，朱元璋出身贫寒，古人说过英雄不问出身，这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且朱元璋继位之初对自己的出身也并不感到耻辱或难为情。《皇明纪略》中说：“太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则曰朕本淮右布衣。”但皇帝宝座坐热了大约不免使人头脑发昏，朱元璋开始变得敏感多疑，既怀疑那些出身较高的臣民们背地里嘲笑自己，更无端地觉得手下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这时一个个看上去好像都有另立中央的嫌疑。

按理，作为开国之君，应该有宽容和开阔的大气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然而朱元璋总是放心不下自己的江山，总要将那些有可能或者有能力的谋反者尽数诛杀才放心。因此朱元璋刻不容缓地动起手来，像削平一段树枝似的，将他看上去不那么顺眼的走狗和良弓统统消灭，无情打击，绝不手软。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猜测，这显然是他人性中的不自信所致：从一个青年农民、混饭和尚到天下一统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的人生角色转换得太过于富有戏剧性，也太突然了些。这就比如一个乞丐偶然间捡到了一枚金元宝，极大的喜悦外，就是疑惧别人会偷走它，抢走它。因而他总是顾虑重重，猜忌连连。最后，在这种近乎于神经变态的境况中裂变成嗜血的杀人狂。仿佛只有这样，他的江山才能安稳。本恶的人性，在嗜杀的过程中，肯定感觉到了莫名的快意。


吴晗在《明太祖》一书中说：“在他(指朱元璋——引者注)在位的三十一年中，根据他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首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三编所定算是最宽容的了。所记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到四犯，仍有三百六十四人。最优待的办法是暂赦死刑，仍回原职，戴斩罪办事。”

又说：“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相传明初的大臣，上朝之前，总是先要与妻子诀别，他们不知道这一出去是否还可以平安回来。晚上回到家，家里往往摆酒庆贺：总算又熬了一天。

廖永忠是朱元璋麾下最勇猛的大将，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时，朱元璋所乘的战船被围，情况万分紧急时，廖永忠冲上前奋勇救驾，立下大功，心怀感激的朱元璋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之。但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廖永忠终于还是被捏造了一个“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莫须有罪名赐死了。

朱亮祖虽是元朝旧将，但自归顺朱元璋以来，也是战功赫赫，先后平定过广东和四川等地，又镇守过北平，也于洪武十三年被朱元璋顺手找了个历史上屡试不爽的谋反的借口。朱元璋将其召至宫中，同去者还有朱亮祖的长子朱暹。朱一顿臭骂后，喝令卫士将朱亮祖父子拿下，当场鞭打致死。过了十年，朱元璋大概想起朱亮祖还有个次子留在世上，终究也是麻烦，便借口追究胡惟庸案，也把他砍了脑袋。

廖永忠、朱亮祖、周德兴、傅友德被杀后，相当于朱元璋之诸葛亮的刘伯温也被毒死。接着，徐达也惨遭毒手。吴晗在《明太祖》中说：“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小心谨慎，也逃不过。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最忌蒸鹅。病重时皇帝却赐蒸鹅，只好流着泪，对着使者吃了，不多日就死了。”这与派使者持毒酒鸩杀，已无二样，而更见朱元璋之阴损。徐达死后，朱元璋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帝为辍朝，临丧奄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反正人都死了，猫哭耗子除了假慈悲外，还带有某种恶作剧得逞的快感。

除了零星地屠杀功臣，朱元璋还制造了两起堪称杰作的集体大屠杀。一起是胡惟庸案。胡惟庸本系朱元璋的老乡，所谓淮西勋贵之一，相当于汉光武的云台二十八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突然宣布胡惟庸权力过大，权力过大就可能要谋反，而谋反是大逆不道的，既然大逆不道，自然只有死路一条。胡惟庸被赐死也罢，株连者更多达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名列开国功臣之列的二十二名公侯级显贵。朱元璋的亲家，也是元老级的李善长也在案中，朱元璋法外施仁，以功大不问。但时过十年，朱元璋还是放不下杀机，又穷究胡惟庸案，将李善长等一万五千余人处死。这时，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在朱元璋手下干了整整三十九年。要说他造反，不要说天下人不相信，恐怕朱元璋自己也不会相信。

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又炮制了蓝玉案。蓝玉本是常遇春部将，屡立战功，曾大破北元军队，俘虏过北元的侯王及公主、嫔妃等，朱元璋将他比做卫青、李靖。洪武二十六年，天下已然太平，是杀走狗的时候了。锦衣卫的一名中级军官离奇地指控蓝玉谋反，朱元璋对此不查不问，吩咐立即把蓝玉下狱，迅速地处以灭族，受牵连而死者二万余人。

杀了蓝玉，朱元璋下诏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早已不用再皇恩浩荡，尽赦罪人了，因为此时“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如果说朱元璋大杀功臣还可以用忌讳功臣们反叛来做说辞的话——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历代开国功臣，设若不是皇帝将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真没几个造反的——那么有时候他的杀人只能用人性的阴暗和对残忍的热爱来解释。

《明良记》中记载：“高皇帝(指朱元璋——引者注)尝欲食汤饼，光禄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诛戳。因言往时入一山寺中，僧进汤饼甚佳，今竟不能致。马后闻之，乃亲制数盘，极粗粝，以献帝，帝一时食尽，后问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时入山寺，乃当困乏时，食物觉美。今富有四海，锦衣玉食，餍饫之余，顾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寻山寺僧问法，乃以嫩鸡作粉搜面为之，使复命，尽戳寺僧。”

仅仅因为吃一汤饼，竟然就大动杀机，光禄寺负责伙食的人被杀了，山中的和尚也都被杀了。这种干法，就是春秋时那位厨子没把熊掌炖好而砍了厨子手的晋灵公也干不出来，却出自一位被正史赞为“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的有明君之称的帝王之手。面对他那一长串极尽歌颂的谥号“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真叫人不寒而栗。

比这更能看出朱元璋阴暗心理的还有更精彩的个案。据说朱的元配夫人马皇后的脚很大(想来也正常，朱元璋所娶之妻原本不过是凤阳一村姑嘛)，这本不是什么太丢人的事，可朱元璋大概由于出身寒门，因此特别在意别人的评论，以至发展到了神经质的疑神疑鬼的程度。《凤凰台纪事》中云：“元宵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见民间张一灯，灯上绘一大足妇人怀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充军。”

就像阿Q忌讳别人说他是秃头一样，朱元璋虽然在开国之初尚公开承认他出身低微，后来却对出身变得极为敏感。洪武二十九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本是对朱元璋的马屁之语，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朱元璋龙颜大怒，处死了这名倒霉的小官。按朱元璋的另类解读，“生”者，僧也，“光”者，指剃发也，“作则”则为做贼，是讽刺他年轻时既当过和尚，又做过小偷。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科学研究表明，一个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这话不假，朱元璋的残忍在他的子孙身上如同密码一样流传着。他的儿子永乐帝是在燕王位上通过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宝座的。这个皇帝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忍与阴损刻毒，和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遂开始报复性地迫害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怒，余下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之一切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律罚做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因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下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男人凌辱她们。史料上明明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所谓圣明之君，原来在如何更野蛮地处罚手无寸铁的妇女时也显得特别有创意：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苦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女孩子，就决定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终其明世，程朱理学为天下第一显学，操持理学的业儒们一向虚伪地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甚至探讨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援助她，是否也会有干名教之类的荒谬问题。这种思想一旦被官方承认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和时人的道德准则，人性必然趋向于隐忍、虚伪和做作；而人之恶则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的规导下，恶有可能被暂停，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样。理学对人之恶便如同是堵水，一旦大坝崩溃，带来的灾难将会更大。

整个大明近三百年间，这种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残忍一直不曾断绝过，它竟然如同传家宝一样在这个猥琐而歹毒的家族中流传。

大明以前，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克制，但到了大明，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没有了，连人格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除了屡次文字狱外，便是那发明于朱元璋的廷杖——当场脱了裤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这一处分方式原本始于东汉，得名于三国的东吴，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只是一种偶然采用的处罚，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这种刑罚，除了可以根据皇帝的意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能够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儒者，事情就是这样的荒唐。这就是历史，丝毫不给我们的想象和逻辑留一点面子。

如前所述，开国大将朱亮祖是被朱元璋处以廷杖并同其子一起当场活活打死的，算是这一新刑罚的首个受用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朱家皇帝一声拿下的喝令声中，台下那些文弱的大臣们就会被两旁如狼似虎的行刑人员拉下来，当众剥光了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狠命地打。最著名的廷杖事件发生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之争，恼羞成怒的嘉靖两次下令在宫门外痛打大臣，其中一次多达一百八十人，当场就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员被剥了裤子挨打，这大约要算中外史上绝无仅有的“趣事”。

到了朱明中后期，政治更加黑暗，皇帝更加无能，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便是利用血腥的特务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将这种铁幕政治发挥到了极点。而朱元璋在开国年间传下来的几十种耸人听闻的酷刑被前所未有地执行着和不断改进着：墨面文身(在受刑者身上刺字并用墨涂抹着色，毕生不会消失)、挑筋(斩断手筋或脚筋)、挑膝盖(用尖刀挑断膝关节)、剁指(砍掉指头)、断手、刖足(砍脚)、刷洗(用带有钢针的刷子在受刑者身上来回刷动)、称竿(用竹竿从受刑者肛门内刺进，直入肚腹)、阉割、凌迟(一刀一刀地割)……许多酷刑原本在离明代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文帝时就已废除了，这时却再次风光地登上历史舞台。

朱元璋晚年，大约杀人也杀得烦了，有些无奈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等他一命呜呼，他的子孙们相继继位，除了永乐帝在刑罚方面有些创新外，其他人虽继承了他残忍阴毒的衣钵，但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也没有了，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许就是如此吧。等到朱元璋的末代子孙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那些被他认为误国的各级官员时，大明的丧钟已经响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纪间的两百多年里，欧洲已顺利地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走进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人的尊严和个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法兰西的土地上传出天赋人权的黄钟大吕。而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无法直面的残忍和极度的专制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机器。等到大明将亡之时，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著名作品《原君》中，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与此相仿，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拉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宫廷是暴君的巢穴、淫荡的发源地、罪恶的温床，国王的历史就是国民的受难史。你们要革命，你们要自由，你们就必须砍下暴君的头颅。”

然而，当马拉在巴黎的议会大厅里如此慷慨陈词时，古老的东方远没有走出历史的黑暗，它正从大明的残忍跌进大清的残忍，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待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