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所谓的成熟就是的语录:田间的诗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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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名叫童天鉴，以后在上海用的别名是田间。
1916年5月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一个农村。一个小村，几户人家，傍于山脚，门前有一口池塘。我家后院有一棵大桂花树，小时候母亲常和家人坐在树下讲故事。我们家原是大家庭，为一中小地主，分家过后逐渐衰落，因和邻居不和，几次迁居，一次迁至开城桥附近，另一次迁至县城杨家大院内。父亲也是一个读书人，但做一些木材经营，有时外出，也买回一些当时文学研究会的新书。开始我读些古书，如《论语》、《左传》之类。后来我也逐渐读新书了。
七八岁时，我还干一些上山放牛、下田割稻等零活。幼年和少年，我读完小学后，曾到过无锡和南京读中学。在中学时，我和别人在一起，参加过校园募捐和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等。
1933年，我从芜湖省立七中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爱看一些进步书籍。
1934年，我在光华大学由蒋弼（抗战时他在晋东南战场牺牲了）介绍加入左联小组。左联小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组织。
1935年，我正式开始学习写诗。当年，习作《未名集》出版。该诗集主要描写农村贫苦人民的生活斗争，同乡王淑明写的序。此外，我参加新诗歌运动和编辑工作，和蒲风、柳倩、窦隐夫、关露、溅波等结识。
1936年，出版第二本短诗集《中国民歌》，主要是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原先鲁迅先生要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后因故改变计划。我的这本诗集印好的清样，由左联小组聂绀弩交给胡风同志看过，请他作的序。
同年，又出版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这是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写农民反抗斗争的。茅盾在1936年《文学》上介绍过，题名《叙事诗的前途》。以上两本诗，国民党反动派列为禁书，并要逮捕我。
1936年，我们光华左联小组办的《文学丛报》，发表过鲁迅先生的著名文献《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见新出版的《鲁迅书信杂文选》），鲁迅日记有记载。
1936年左联自动解散，我也离开光华，下半年回到家乡无为县。因想学日语，了解国外革命文学，又因郭沫若同志和其他许多诗友都在日本东京，我也于1937年春到东京学日文。在东京，和王亚平、林林、胡明树等相识。七七事变后，和郭沫若等立即返回。郭老一次向我讲：“我们是同船回国的。”回上海后，写抗战诗歌。上海八一三之后，我回故乡打算北上去延安。在无为家中，接到茅盾先生来信，知有一批作家已到武汉，我于这一年秋也赶到武汉。先是住在武昌一家小旅馆，一夕之间，写成《给战斗者》，艾青看过，说交《七月》（此时胡风在编《七月》），后我和艾青同住武昌艺专。年底，我们一同受诗人臧云远之约，和肖军、肖红、聂绀弩等同志到山西，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担任辅导。我们不愿作辅导，得袁勃、徐光肖之助，经丁玲同志的同意，来到当时八路军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战地记者。
1939年春，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6年从延安到前线的）汇报工作。路过西安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文书邵子南。到延安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我入党，介绍人丁玲、邵子南。同年冬，我又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在延安时，我和延安文抗柯仲平、林山、敏夫等共同发起街头诗运动。街头诗运动有宣言，以8月7日为街头诗运动日。延安大街小巷，都写有街头诗和诗传单。我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毛泽东同志》等，就是这时写的。还和冼星海同志合作一首歌曲，名《反攻》。到前线时，沿途在岩石上和被烧毁的村庄，我们都写上街头诗。此后街头诗传至各抗日根据地，有的叫枪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