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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了！时评

毛牧青/文

跨入2012年，颇有点进入世界末日的悲壮。仅就眼前，起码有三件事件刚开始被当由头为诸网友炒作由各方时评人抨击、却忽而一夜间来个180度大逆转被“推翻”的悲哀。他们分别是“自杀女死而复活门”、“北大某副院长酒后称校长贪污门”和“杨钰莹复出受阻门”及依次引发的无数“时评”间的相互践踏。

这坚定了我对一些所谓的“时评”噱头的鄙视。

通常讲，新近发生的某事件新闻尤其是负面新闻的评论文章，被称作为时评。近年来出现的“时评”新概念，是新闻一种评论体裁毋庸置疑，所以时评的特点之一也是新闻的生命即真实客观——尽管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

大凡写过时评的人都知道，现今写时评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网络、广电和纸媒。但客观分析，这三个媒介各有利弊，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网络最大特点是时效性强，讲究一个“快”字。如今一则引发社会关注的新闻基本是先由网络传播开的。多为通过手机信息（微博）、帖子、图片和视频等形式发至网络扩散。不过我国现存的新闻体制弊端、现实中的信息不透明、传统性的传言之风作怪，以及貌似指导性评论的素质和心态参差不齐，必然导致网络上存在的信息与真相事实真伪同行真假难辨的普遍现象。所以一般写“时评”，我不会以网络上的传闻当依据的。再说，网络上搜寻“视点”太费眼费工夫，不适用于我。

作为广播电视的声像官媒传播，相对上网人群而言应该说是对社会总体人群传播最快最广的工具。但遗憾的是：它的审查制度所决定的选择实用性使它不能发挥快速效应，也就是说，哪些事能报那些事不能报、哪些事该报一部分哪些事该全部禁止，通常不是由新闻行业自己说了算而是宣传部门所“吹风”决定的。这种带有“强奸”性的主观霸道弊端，不但限制了新闻的全面客观报道和快速播报，也限制了老记们的良知迸发积极性，更为网络上的“谣言”“流言”兴风作浪铺垫了合理存在的客观市场。

当然，对我而言，广电传媒也不都一无是处。凡是它报道的事件起码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权威”的信号：这事是真的不是谣言。广电的官方消息有时是我写“时评”的取材依据，但我绝不会去不缺“德”的《新闻联播》里找线索。先前比较喜欢“缺德”的齐鲁台《每日新闻》的有价值信息，只可惜今年实施“限广令”调整后也缩水一半且“歌德”多了，只得对它感到惋惜而说“再见”。不过广电闹失实、错报的“乌龙”也是常事，就像上面所说的三起“门”的先报道后否定的尴尬。仅就广电许多禁忌审查的不厚道和相对网络时效性差等弱项，只能列为我写“时评”参考的老二位置。

纸媒多指党报下的都市类子报。它对新闻的报道与评说特点与广电差不多。一般新闻变成白纸黑字需要间隔一天，所以它的最大弱点，在取材上合时效性上在三者媒介中表现力最差。不过倒是我一年来写“时评”的新闻取材首选，辅以广电和网络信息做配料三者合一。这是因为去年初某论坛奖励我一年的免费《半岛都市报》，不但省去每天花5毛买早报的银子，关键是我不必费眼去网络搜寻新闻，和大爷般躺在床上一览无余，找出评论新闻视点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这种通过报纸得知的新闻写出帖子，相对时效性差也是没办法的事。

现实中形形色色时评大概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充斥网络的各类热点评说，多为民间草根写手的宣泄或牢骚，偏激之下无不迸发着社会底层人群对一些改革滞后的良知焦虑和匹夫之责，多集于论坛、博客和微博上；另一种是官媒专职评论人的专论，多见于官方报刊时评版块，多为就事论事的小骂帮大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外围摸太极，一般不会出现头痛却瞄准蛋痛的错位。两种时评有时相互交替同时出现在网络或官媒上。客观讲，不少时评还是切入时弊很有积极意义的启发作用。但也有不少并非如此，说出来不知对否，供大家探讨。

现在有不少人为稿酬而写时评，为逐潮流而写时评，这原本也没错，只要说到点子上就行看客观效果。但单纯为写时评而写时评偏离事实真相的短促出击，却是个时评庸俗化的趋向。不少人为在第一时间抢到新闻，由此做噱头吸人眼球，格外钟情网络上的不经确实的消息就抓住几句话或某种现象大做文章妄下结论批判，这不是个好文风，简直是对自己或他人的不负责任。

坦率讲，我们目前的话语环境严格讲并不宽松。对这种现象，我早在6年前写的《从左琴科想到我国的杂文》帖子中就认为：“杂文作者不仅需要敏锐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生动的文笔，更需要策略、勇气和胆量。而后一种需要，恰恰是当今杂文所缺乏的。因此，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说：一个社会罕见杂文，是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结果；而一个社会杂文貌似‘繁荣’，而作品多为泛泛而谈不敢触及深层次的实质问题，是不是一种恐惧的‘无形的手’在牵制作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呢？”，“现在我国杂文报刊很多，形式上确实进步了。但多数杂文我还是不敢恭维——无论功底还是见解。……许多以‘时评’出现的一事一议的‘杂文’，也多为不痛不痒，而且罗嗦越写越长，令人不知所云。老一辈杂文家如牧惠、邵燕祥、马识途等多为故去或淡出。中青年编辑记者出身比较有名气的刘洪波、鄢烈山、潘多拉等著名杂文（时评）家毕竟还少些。而且刊登在纸质的官方媒体上忌讳太多，相对制约了他们的文章分量。”http://blog.qingdaonews.com/4/36359/default.html。

针对目前时评的粗制滥造现象，在去年底的《现实中断章取义的事还真不“一塌糊涂”》一帖中“我在想：为什么现在的时评那么滥也那么烂、甚至连自己也跟着搅和进去了？时评不同于传统上的杂文，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实效性的一事一议。现在一般像样的纸媒电视每天都有时评版块，各个网络上的时评写手也多如牛毛。一事突发万人评说，成了一种履行公事行为，似乎大家都是游离真空的局外人个个赛神仙都是正义化身。但严格讲，‘一窝蜂’产生的时评大都是粗制滥造的跟风造势，有分量的凤毛麟角。充其量是个主观臆断体会，或是为逐浪头的时髦。因为不是第一现场的当事人，只能凭新闻报道对某人某句话或某举动的断章取义片言只语去评说。而目前国内新闻媒体弊端和某些媒体的偏颇，又让新闻事件多了层‘蒙娜丽莎’的云山雾罩。许多引人关注的报道中，一些当事人通常会成为被剥离背景的孤立元素，任由老记们神说六道评头论足。这种不好效果很容易让事实走样真相扭曲，让不少时评作者和网络写手跟着感觉走误入歧途，也就使一些看似不错的时评，或在要害外围摸太极作痛苦状的伸张，或继续不断重复着以往老调絮叨，实质效果对事件良性发展和理智解决于事无补，甚至适得其反。说来时评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体裁，也应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想当然”和‘合理想象’，更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自诩正义‘骑士’去大战风车臆造一个‘设想敌’。这样‘时评’看多了也就常反胃。这是我们时评的悲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617604.html

有分量时评的社会效应，有时不亚于事件的新闻报道的价值。写时评证依据证事实大前提是必须的，时评人也必须讲诚信为自己说的话负责。除了亲临现场的第一感受外，就绝大多数时评人而言，都是局外人或第三者，这为客观评说事件真实的是非曲直带来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时评人必须持有尊重客观事实的公正态度、把有掌握事件背景和全过程的资料，去理智的分析论证并找出事件产生的缘由或解决的方法。这是写时评的起码常识和职业道德。

倘若仅凭未经考证的网络的传言，就进行看似理性的抨击，一旦证实为误传出现失实，那这个时评反倒是不理性甚至是火上浇油的添乱。某些“时评写手”之所以成多产写家抢名头，得缘于草率的“即兴议论”的粗制滥造，作品往往是苍白无力、不经推敲的评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正反对错总是有话狡辩，于是翻过来打锅沿、覆过去打锅底，里外总是这些“时评家”的理，即便为后来的“事变”推翻也脸不红心不跳。这种犯忌的“伪新闻”和“伪时评”，我们见得还少么？这也是为什么在浩瀚的时评海洋中，我们难以多出几篇令人信服拍案叫绝作品的关键所在。

所以在特色国度里，那些有这种通病倾向的时评写手，尤其是拥有话语权的公众部门或文人，在行文前应找准真实点再下手为妙，然后凭良心凭法律凭道德凭水平去理性分析评判，绝不能采取误导的实用手段有意混淆视听。否则那不叫指导性时评而叫趟浑水的屎评！

新旧交替年短短几天所发生的“自杀女死而复活门”、“北大某副院长酒后称校长贪污门”和“杨钰莹复出受阻门”，其“死去活来”引发前后矛盾的“新闻”和“时评”间互掌耳光闹剧，彰显了媒体的无知和某些写手的实用外，更让大量善良不明真相的网民情感被愚弄被涮烫。这种“烽火戏诸侯”和“狼来了”的反复发作和轮回欺骗，会将我们原本就很脆弱的公共信任环境更难以承受之重。如此这般忽悠下去，势必将那点仅存可怜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正义消磨殆尽的。

或许不久会有人再出来，证实所谓“自杀女死而复活门”是一场戏弄人性良知的炒作；所谓“北大某副院长酒后称校长贪污门”，经调查不是“醉话”而是“酒后吐真言”；所谓“杨钰莹复出受阻门”，是个事实或暗箱操作的小把戏的再报道，又将出现一些时评再忽悠，百般被戏弄的网民，谁还会相信你到底是嘴还是屁眼呢？

鉴于此教训，我暂不想再写什么一事一议的“时评”了。海明威有部小说叫《永别了,武器》(战地春梦)。我东施效颦便曰“拜拜了，时评”，算是近期在作自我反省吧！

啰里啰嗦收笔，是为今年第一帖。

                                           2012年1日5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