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鱼男能爱天蝎女多久?:日寇二月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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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二月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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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42年5月,日寇对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围攻,使前总的参谋长左权将军壮烈殉国,这在八路军抗战史乃至全中国抗战史上都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我当时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是被围和突围的亲历者之一,早就想把这次终身难忘的经历写出来,但一直未能动笔。

我为什么久未动笔呢?一则是关于这次反扫荡的敌我情况一直没有搞清(有时某些人把它说得玄之又玄);一则(而且是主要的)是一想起这次反扫荡就会想起我最敬爱的左权将军和我最亲密的一些战友(如周极明、杨琳等同志),一想起这些烈士,不禁悲从中来,无法落笔。

现在,事过五十多年,关于这次反扫荡的敌我情况以及整个战役经过,经过多年查考和研究已经大致清楚,某些尚未搞清的细节,尽可不必管它,我写回忆录的客观历史材料,可以说已相当充分了。至于想起烈士们而动感情,那是永远无法避免的事,而且年纪越大越容易感伤流泪,不过这时的理智也更加坚强,它能使流泪而不伤身,甚至还有益于健康呢。

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日寇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负担愈来愈重,于是想利用其在华统治区的各种资源来为其继续扩张服务,这便是它提出的“以战养战”政策的用意。为了在经济上能“以战养战”,它又在政治上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所谓“以华制华”,首先就是要利用汪(精卫)伪政权和伪军来帮助巩固其在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同时对中国抗战阵营中因皖南事变而特别紧张的国共关系加以利用,它把进攻中国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日寇在华北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即已加紧,到1942年更达到穷凶极恶的程度。

1942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它在山西的部队大举进攻晋东南。敌第三十六师团、第一一○师团和独立第一、第四两个混成旅团各一部,共约1.2万余人,多路奔袭太行区的和顺石拐、武乡王家峪和黎城等地,随即对我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麻田,实行“铁环合击”。但这些奔袭和合击都落空了。与此前后,敌人对岳南(太岳区南部)、太南(太行区南部)的“扫荡”也都遭到失败。我军新一旅和三八五旅在两次战斗中消灭日寇300余人,其先头部队几乎被我全歼。同时,我军主力大部进至敌占区,袭击日伪据点。迫使敌人的进攻部队回窜,从而粉碎了“扫荡”。

日寇进行“二月扫荡”时,我正领着北方局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巡视团准备到冀南区去巡视工作。我们随邓小平、戎子和同行,因为他们有部队护送。这次虽然有主力部队两个营护送,过平汉路还是没有成功,而且返回时还遭到敌人伏击,把我们这些被护送的人员打得七零八落。青委巡视团副团长杨琳同志牺牲了,随巡视团回冀南的青年干部王甫(现名杨往夫,离休在中央党校)掉了队,经过好多天才回来。等我们正准备回到出发前的驻地武安县的北委泉时,碰到了当地的区委书记武后栓,他告诉我们,敌人正在根据地“扫荡”,北委泉在根据地边沿,后面山上有敌人的排哨,回去住很不安全,不如干脆就到敌占区去隐蔽,反而安全些。于是我们便在敌占区分散、流动隐蔽了一段时间,等敌人的“扫荡”结束了才回北委泉。

回到北委泉,我们看到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知道总部和北方局都很安全。本可以径直回北方局,但因报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大家(特别是冀南的同志)都主张就在这里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政策,以便取得一些经验,以后好推行。因为我们在北委泉住过一段时间,群众关系好,并且为群众办了一点好事,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对发动群众很有利;同时这一道川叫临河川,各村联系密切,北委泉(包括南委泉小村)的群众发动起来,会影响整个临河川。而且区委书记武后栓的家就在后临河村,他是雇工出身,在这一带的贫苦农民中很有威信。他也希望我们留在这里帮助他发动群众。根据这些情况,我便决定先在这里做一段群众工作,同时派人回北方局请示:是继续到冀南去呢还是回北方局?等得到指示后再定行止。

于是,我们便以北(南)委泉为基点,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很快,北(南)委泉的群众起来了,并且影响到整个临河川的群众也都起来同地主作斗争,实行了减租减息。因为这里接近敌占区,群众对我们既要减租又要交租的策略思想较易接受。所以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地主没有一个外逃的,而且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更加服从,对村干部的领导更不敢违抗,在群众面前也特别和气,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摆架子、耍脾气的人了。

日寇在山西的“二月扫荡”,一方面是它对冀中区和冀南区进行大“扫荡”的佯攻,同时也是对晋东南区进行5月大“扫荡”的预演。

5月上旬,敌人开始了它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第一阶段,敌人进攻的重点在岳南(太岳区南部)。第二阶段的进攻目标为太行山区,攻击重点是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辽县麻田一带。日军出动兵力2.5万余人,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一雄把他的作战司令部由太原移驻长治,以便就近指挥。

5月19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主力,由平定、昔阳、井陉出动,第一一○师团和独立第八十一混成旅团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赞皇出动,合击测鱼镇、黄北坪、浆水、将军墓一带,于24日控制了太行山在晋东南的最高峰峻极关(摩天岭)。由和顺出动的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一部,合击松烟、拐儿镇后,进至辽县的上、下庄,与峻极关之敌会合。这次进攻部队的主力是敌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三混成旅团。这些敌军由西线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线的武安同时出动,沿途合击黎城县城、武乡砖壁和武安阳邑等地。然后集中力量,以麻田为总目标,做“向心大合击”。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前方总部已离开麻田后,于5月24日夜,又在离麻田不远的姚门口、青塔、偏城地区构成合围圈。25日,日军步兵在其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的配合下,向被围的我部发动总攻。事先,我军主力均已转至外线。因此被围的都是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的机关、学校、报馆和后勤单位。当时,我总部和北方局也在包围圈内,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指挥三八五旅一部掩护机关人员撤退突围。后来包围圈缩得愈来愈小,左权将军坚决要求彭总带一排警卫先行突围,由他一人来承担指挥的任务。经过竟日激战,杀伤日军300余人,左权将军没有吃饭没有休息,始终坚守在指挥岗位上,最后被敌人炮火命中,壮烈殉国。

在突围和突围后的分散活动中,我北方局统战工作部部长张友清被俘(后在太原被敌查出后殉难),政权工作部秘书张衡宇牺牲。同时在此役中牺牲的还有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总会计黄君珏、秘书主任杨叙九,作家陈默君、蒋弼,以及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领导人陈光华等。

进入麻田镇的日军,分散成许多小分队,就地实行“抉剔清剿”,搜索八路军零散人员,挖掘坚壁物资,捕捉壮丁和妇女,洗劫村庄并焚烧房屋。

我分散到根据地腹心区的小部队,结合民兵打击分散成小股的“清剿”之敌。转移到外线的我军主力部队,则向敌人的补给线、铁路干线和某些据点,展开袭击和追击,并从敌人背后打击其合击圈外的“残置封锁部队”,以牵制敌人对我中心区的“扫荡”。5月30日,我三八五旅一部配合民兵40余人,在辽县苏亭伏击运送物资的日军高木联队一部,毙伤敌110余人。31日,我新一旅奇袭敌长治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在平汉、正太、白晋等铁路上,我军连续毁火车3列、汽车27辆,破坏铁路40余公里,攻克敌据点29处,平毁封锁沟、墙90余里,摧毁伪地方政权组织347处。

6月5日,“清剿”麻田一带的日军被迫撤退。

从6月9日起,日寇又以一二九师在涉县的驻地一带为目标,开始其第三阶段作战。但因刘伯承师长指挥得当,敌人一次次合击完全落空,其作战计划完全失败。

这次反扫荡作战,我太行山根据地军民毙伤日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基本区的进攻。但因我首脑机关精简不够,特别是后勤部门过于庞大,不能适应残酷的战斗环境,因此遭受到空前未有的重大损失,实在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