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新战士完整版免费:红色劲旅之歌 作者：姚　辛

红色劲旅之歌

作者：姚　辛

党史文汇2007 年3期——2008年1期

　　编者按：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在两条战线上同外寇及国内反动势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军事战线上，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广大苏区英勇反击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化战线上，左联旗手鲁迅率领的左翼文艺战士在国民党统治区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同样战果累累，谱写了光辉篇章。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与苏区反“围剿”军事斗争相互关联、相互支持，两者密不可分。本刊《专题史话》专栏将连载左联史研究专家姚辛同志的《红色劲旅之歌——左联小史》一文，着重介绍文艺战线反“围剿”斗争的情况，以飨读者。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同鲁迅的论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大上海顷刻间变成恐怖世界。紧接着，广州、武汉、长沙及其他许多地方也相继发生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还波及到南洋一带。于是，不少进步作家、学者、文人集聚上海。
　　1927年8月中旬，沈雁冰从武汉秘密回到上海闸北景云里旧寓，埋头于创作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10月初，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抵达上海，从此在这里定居，开始了他最后10年的战斗生活。10月下旬，郭沫若也从广东潮汕回到上海，秘密居住虹口窦乐安路一幢民宅里。到1929年间，王任叔、沈端先(夏衍)、田汉、洪灵菲、戴平万、杜国庠、冯雪峰、柔石、冯宪章、殷夫等一大批文学青年也先后到达上海。
　　郭沫若回到上海后，革命热情不熄，他决心率领创造社一班人马，开辟一片崭新的文化战场，用文学帮助革命。他想联合鲁迅恢复停刊的《创造周报》，大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用文学的武器打击敌人、鼓舞民众斗志，以扩大革命队伍。这一设想得到鲁迅的理解支持，并决定付诸行动。为加强创造社实力，他抽调华汉(阳翰笙)、李一氓去创造社工作；年底，在日本留学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回国，加入创造社，共同倡导革命文学。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登出《创造周报》复刊广告，编辑委员为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特约撰述员为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陶晶孙等30余人。
　　但是到了后期，由于从日本回来的新社员们受日本福本和夫派极左思潮的影响，把福本主义“纯粹阶级意识”论、“要创立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者集团”、先彻底分裂再进行联合等一套极左理论引入中国文艺界并首先付诸行动，进而停止出刊《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展开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老作者的批判。该刊创刊号上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就指责叶圣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作品里充满“非革命的倾向”!“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作品“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认为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
　　第二期成仿吾的卷头语更提出“全部的批判”口号，号召把“一切旧的丑恶的妖魔”“清查出来”，“打发他们去!”
　　鲁迅对“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鼓吹者颇反感，作《“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指出他们空有理论却无行动，“笔下”“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知道“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他们却连“‘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总而言之，他们只是些没有“直接行动”，只会“做文章的人”。还点了冯乃超、李初梨、成仿吾的名。这就使那些自认为“唯我独革”的人大为恼火，于是乎，《文化批判》第四号就成为一期“反鲁专号”，一下子抛出三篇长文：李初梨《请看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打起了更激烈的派仗。鲁迅知己知彼，当然不会买账，不时加以嘲讽、批判。
　　在1927年末1928年初，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孟超一干人马也集聚上海滩，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春野书店，和后期创造社取同一立场，倡导革命文学，排斥异己。钱杏邨在《太阳月刊》上抛出《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斥责鲁迅《阿Q正传》等“五四”时期的小说是“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否定很彻底。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等组织“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追随创造社、太阳社一起倡导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其他类似贬低甚至嘲讽、谩骂鲁迅的文章还有不少。反驳的文章自然也多，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学论争，分散了文学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文学的传播、发展
　　
　　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是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最早的一篇力作，载1928年1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这是倡导普罗文学的第一声。文章倡导文艺界应“产生出些暴徒出来”，再不要对敌人的“冷嘲热骂，明枪暗箭”持“无抵抗主义”、抱“君子式的态度”，既然反动势力已经“箭上还要加毒，坦克车上还要加绿气炮”，那么我们也要如此这般睚眦必报、以齿还齿、以目还目，而且要“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
　　麦克昂号召无产阶级作家唾弃“最丑恶的个人主义的呻吟”，创造“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发出“革命的呼声!”在《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1日)一文中，他也号召革命文艺家成为“阶级的勇猛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只有叫喊，没有呻吟。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回。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流血，没有眼泪。”总之，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精神”。麦克昂断然否定所谓“文学是为全人类的，文学是无阶级性的，文学是没有什么革命不革命的”谬论。
　　鲁迅对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的指导更为具体。他指出：“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他要求作家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创造“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无产阶级文艺，而且应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要把文学作品写成标语口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他还要求大家“多看外国书”，注意“别国的理论和作品”，“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先进思想教育着青年作家也指引着出版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思想进步的小说、散文、诗歌、文论，如蒋光慈的《短裤党》《野祭》《最后的微笑》，钱杏邨的《作品论》《文艺批评集》《一条鞭痕》《暴风雨的前夜》，胡也频的《一慕悲剧的写实》《往何处去》《别人的幸福》，柔石的《二月》，白薇的《炸弹与征鸟》，丁玲的《在黑暗中》《自杀日记》，田汉的《银色的梦》
　　这一时期，鲁迅有《野草》《朝花夕拾》《三闲集》《而已集》问世，茅盾出版“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以及《虹》《野蔷薇》，还有一系列外国作家作品、文艺思潮研究文章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杂志发表；郭沫若出版诗集《前茅》《恢复》，小说戏曲集《水平线下》《漂流三部曲》《山中杂记及其他》《女神及叛逆的女性》，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
　　在文学翻译界，鲁迅、茅盾、郭沫若、沈端先、冯雪峰、蒋光慈、杨骚等先后翻译出版了苏联、日本、法国、挪威、荷兰、西班牙等十余个国家的优秀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数十部，其中包括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苏联绥拉菲莫维支著的《铁流》。
　　写书出书之外，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还编杂志，广为宣传他们的文艺主张。
　　创造社革新《创造月刊》继续出版。
　　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其中《拓荒者》理论与创作并重并积极介绍外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作品，是当时最优秀的左翼文学月刊。
　　太阳社的兄弟社团“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发表了本社甚至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在内的许多作家的大量作品。
　　郁达夫、夏莱蒂编辑的《大众文艺》以发表创作为主，鲁迅、柔石、李守章等为之撰稿，出至第1卷第6期停刊。从第2卷第1期起改由陶晶孙接编，展开文艺大众化讨论，介绍苏联、德国、美国、日本新兴文学，连续出版两期“新兴文学专号”，广受欢迎。
　　《奔流》月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季刊是鲁迅编辑的优秀杂志。《奔流》月刊以登载中外文学作品为多。为鼓励作家们多介绍外国名家名作，该刊第1卷第3号为“H·伊勃生诞生100年纪念增刊”，第1卷第7期为“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分别发表关于伊勃生的论文5篇，研究莱夫·托尔斯泰的论文、游记9篇；第2卷第5号为“译文专号”，刊出白莽、鲁迅，王余杞、杨骚、郁达夫、洛扬(冯雪峰)、柔石等的翻译论文，小说、诗等17篇，可谓当年文坛一大盛事。
　　《萌芽》月刊重点登载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及有关资料。此外还登了大量鲁迅的杂文。为纪念恩格斯诞生110周年及巴黎公社59周年，第1卷第3期发表纪念论文3篇：《在马克思葬式上的演说》(恩格斯作致平译)、《巴黎公社论》(A·特拉廷巴格作侍桁译)、《巴黎公社的艺术政策》(理契作雪峰译)。此外还有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日本岩崎昶作鲁迅译)及大量世界各国的文化信息，是左联成立前最重要的文学期刊。
　　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开始主宰中国文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创造社、太阳社以及鲁迅、冯雪峰等先驱者都是这一思潮的积极介绍者和宣传家，上述文学刊物就是他们各自的讲台和批判打击敌人的阵地。
　　
　　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
　　
　　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上海，广大进步作家深感失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痛苦，他们渴望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真的行动起来了。1928年10月，沈端先、沈起予、朱镜我、李铁声、孟超、洪灵菲、彭康、冯乃超、郑伯奇、潘梓年、潘汉年、钱杏邨等党员作家联合一批自由派作家共42人，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12月30日下午2时在北四川路广肇公学开成立大会，郑振铎、孙伏园、张崧年等90余人出席，全体与会者选举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郑振铎、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9人为执行委员，钱杏邨、冯乃超、王独清、孙伏园、潘汉年5人为监察员。并有如下提案：
　　一、定1929年1月为宣传月，争求思想言论出版之自由；
　　二、出版创作年鉴；
　　三、组织委员会出版会刊；
　　四、聘请法律顾问。
　　该会还公开发表了《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
　　但由于该协会42位发起人中只有少数骨干和中坚是中共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而大部分是中间作家及右翼作家，甚至还有陶希圣、傅彦长等国民党人物，碍难团结、碍难成事即成必然。成立大会通过的四项决议几乎全是事务性的；宣言也仅仅提出“用自由的批评与讨论来建设现代的新文化”，这样低层次的目标缺乏鼓舞人的力量。协会成立后，几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就名存实亡，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泡沫组织”。
　　
　　酝酿成立“左联”
　　
　　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党从此全面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文学论争，从1928年初开始，到1929年秋已经持续一年余，令亲者痛仇者快。从现有各种资料看，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这场文艺论争。据楚图南回忆，周恩来同志曾严肃指出：“攻击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他对社会不满，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可见中央高层领导早已意识到这场无谓争论问题的严重性。
　　1929年4月左右，党说服各文艺团体解散，与鲁迅合作，联合起来。太阳社、创造社都同意党的决定。后来潘汉年等代表中央去找鲁迅说，鲁迅同意合作成立组织。9月，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同志找创造社的华汉(阳翰笙)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白俄咖啡馆谈话(那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富春同志问华汉：“你们和鲁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样了?”
　　华汉简要汇报了情况，说：“鲁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这是很好的，现在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像去年那么激烈了；有些同志也感到与鲁迅论争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显然，李富春同志也代表了党中央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意见与指示。
　　阳翰笙见到潘汉年时，潘也说他已接到同样的指示。于是他们共同行动，决定先开个党员会，传达李富春同志指示。他们找的党员是沈端先、冯雪峰、柔石，创造社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的钱杏邨(阿英)、洪灵菲，连同潘汉年、阳翰笙共9个人，都是当时党组织的负责人。大家在上海虹口窦乐安路口的公啡咖啡馆开秘密会议，潘汉年主持会议，阳翰笙详细传达李富春同志的指示。讨论中，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很多同志认识到对鲁迅的估计不正确，自己的做法不对头，不应该与鲁迅论争。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实际上心中不以为然，但话讲得委婉，因为有李富春同志明确的指示。但到最后，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会上的意见一致了。
　　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我们社以及鲁迅周围的冯雪峰、柔石等人大多是中共党员，这些文艺界的中共党员专门有一个党支部，统称“文化支部”。自从1929年秋的党员代表会议以后，大家的思想逐步统一了，更加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这条真理，也进一步认识到应当团结鲁迅，而不是排斥和打击他。组织起来与敌斗争，成为大家的共识。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刊物立即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批评我们，大家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潘汉年领导文化支部又召开过多次党内会议，酝酿讨论成立文艺界的统一组织，后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成立“左联”。最后产生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共有12名委员，他们是：鲁迅、潘汉年、钱杏邨、沈端先、蒋光慈、冯雪峰、柔石、冯乃超、洪灵菲、郑伯奇、华汉(阳翰笙)、李初梨。
　　党组织派了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三人去见鲁迅，报告他：党指示立即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做法。鲁迅见了他们，一切表示宽容、谅解，对中共的行动计划表示欢迎。
　　筹备委员会推冯乃超起草“左联”纲领，派冯雪峰向鲁迅汇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情况，并就这一组织名称是否要加“左翼”一词征求鲁迅意见并由他作最后决定，这也是上级党一再强调的。鲁迅认为组织名称加上“左翼”一词旗帜鲜明、很有必要，一锤定音。
　　此后一段时日，冯乃超将定稿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送请鲁迅审阅，鲁迅表示同意。
　　决定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筹备委员会代表报告筹备经过；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及《行动纲领》；各左翼文学社团代表致词；鲁迅对联盟今后的工作作指示等，有关人员分头准备。
　　一项重要工作是征集联盟发起人。发起人要求思想先进有革命精神，又有相当资历与业绩，这样的发起人已经有了一大批，如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作家李伟森；《二月》《旧时代之死》等小说的作者赵柔石；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优秀的“红色鼓动诗人”殷夫(又名白莽)；来自广东的激情充沛的女作家冯铿；王一榴，“上海漫画会”成员；冯铿的丈夫许峨，即许美埙；莞尔，一位有才能的文学青年。
　　谈到征集联盟发起人，鲁迅提出应当吸收作家郁达夫。但创造社有人认为他目前“很消极”，表示不同意，但鲁迅始终认为他是一位优秀作家，坚持要求吸收他为左联发起人。大家同意了。
　　还有两位文学研究会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和郑振铎，人们认为也应当走到左联来，但筹委会中有人说：还是让他们留在外面更有利，不论是对团体还是对个人。
　　1930年2月13日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51位进步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在公共租界汉口路圣人会秘密成立了又一个革命群众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画室(冯雪峰)、潘汉年、沈端先、王任叔、彭康、王学文、石炼顽(石凌鹤)等51人发起，于1930年2月发表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
　　这是又一次革命政治斗争的预演，左联成立的又一前奏。这个组织成立不久，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德征就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畅述自由之真义，并痛斥一般假自由之名，而作反人类自由反民族自由之事实者之虚伪与阴谋”，声称“言自由应顾全民族国家自由，反革命者绝不许有任何自由，伪自由运动者应加严厉制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随即被取缔。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经过党员作家和鲁迅等党外人士的认真配合、深入酝酿，成立一个新型左翼作家组织的时机成熟了。1930年2月16日下午，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口公啡咖啡馆秘密召开了一次“上海新文学运动者的讨论会”，实际就是左联筹备小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潘汉年、鲁迅、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雪峰、柔石、冯乃超、郑伯奇、洪灵菲、华汉(阳翰笙)、李初梨等12位筹备委员全部到会。会议主题是“清算过去”及“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前几年的新文学运动有四方面的错误、缺点：
　　第一，存在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
　　第二，对人对事的批判不正确，也就是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第三，过分不注意对真正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出现在各地的封建主义遗毒)的攻击，而斤斤计较于少数新文学家的所谓批判；
　　第四，将文学看得高于一切，忘记了理应帮助、推进无产阶级政治运动这一重要使命，“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
　　对新兴文学家目前的任务，与会者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有三项：一、对封建社会的一切思想表现进行严厉的破坏；二、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并促进它的产生；三、努力建设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指导当前的运动。当然，重中之重是要团结全体左翼作家，共同将左翼文学运动推向前进，当务之急是及早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面大旗高高举起，让我们的文坛迅速掀起左翼文学的红色巨浪!决定再过16天，即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
　　为迎接这个光荣的日子，人们在分头忙碌着，准备着。

党组织派了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三人去见鲁迅，报告他：党指示立即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做法。鲁迅见了他们，一切表示宽容、谅解，对中共的行动计划表示欢迎。
　　筹备委员会推冯乃超起草“左联”纲领，派冯雪峰向鲁迅汇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情况，并就这一组织名称是否要加“左翼”一词征求鲁迅意见并由他作最后决定，这也是上级党一再强调的。鲁迅认为组织名称加上“左翼”一词旗帜鲜明、很有必要，一锤定音。
　　此后一段时日，冯乃超将定稿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送请鲁迅审阅，鲁迅表示同意。
　　决定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筹备委员会代表报告筹备经过；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及《行动纲领》；各左翼文学社团代表致词；鲁迅对联盟今后的工作作指示等，有关人员分头准备。
　　一项重要工作是征集联盟发起人。发起人要求思想先进有革命精神，又有相当资历与业绩，这样的发起人已经有了一大批，如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作家李伟森；《二月》《旧时代之死》等小说的作者赵柔石；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优秀的“红色鼓动诗人”殷夫(又名白莽)；来自广东的激情充沛的女作家冯铿；王一榴，“上海漫画会”成员；冯铿的丈夫许峨，即许美埙；莞尔，一位有才能的文学青年。
　　谈到征集联盟发起人，鲁迅提出应当吸收作家郁达夫。但创造社有人认为他目前“很消极”，表示不同意，但鲁迅始终认为他是一位优秀作家，坚持要求吸收他为左联发起人。大家同意了。
　　还有两位文学研究会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和郑振铎，人们认为也应当走到左联来，但筹委会中有人说：还是让他们留在外面更有利，不论是对团体还是对个人。
　　1930年2月13日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51位进步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在公共租界汉口路圣人会秘密成立了又一个革命群众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画室(冯雪峰)、潘汉年、沈端先、王任叔、彭康、王学文、石炼顽(石凌鹤)等51人发起，于1930年2月发表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
　　这是又一次革命政治斗争的预演，左联成立的又一前奏。这个组织成立不久，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德征就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畅述自由之真义，并痛斥一般假自由之名，而作反人类自由反民族自由之事实者之虚伪与阴谋”，声称“言自由应顾全民族国家自由，反革命者绝不许有任何自由，伪自由运动者应加严厉制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随即被取缔。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经过党员作家和鲁迅等党外人士的认真配合、深入酝酿，成立一个新型左翼作家组织的时机成熟了。1930年2月16日下午，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口公啡咖啡馆秘密召开了一次“上海新文学运动者的讨论会”，实际就是左联筹备小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潘汉年、鲁迅、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雪峰、柔石、冯乃超、郑伯奇、洪灵菲、华汉(阳翰笙)、李初梨等12位筹备委员全部到会。会议主题是“清算过去”及“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前几年的新文学运动有四方面的错误、缺点：
　　第一，存在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
　　第二，对人对事的批判不正确，也就是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第三，过分不注意对真正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出现在各地的封建主义遗毒)的攻击，而斤斤计较于少数新文学家的所谓批判；
　　第四，将文学看得高于一切，忘记了理应帮助、推进无产阶级政治运动这一重要使命，“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
　　对新兴文学家目前的任务，与会者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有三项：一、对封建社会的一切思想表现进行严厉的破坏；二、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并促进它的产生；三、努力建设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指导当前的运动。当然，重中之重是要团结全体左翼作家，共同将左翼文学运动推向前进，当务之急是及早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面大旗高高举起，让我们的文坛迅速掀起左翼文学的红色巨浪!决定再过16天，即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
　　为迎接这个光荣的日子，人们在分头忙碌着，准备着。

他认为目前出版的许多左翼杂志几乎都不能表达“‘左联’的斗争意识，正确地传达‘左联’的活动方针”，也“就是不大众化”、“不群众化”。他指出，“这些杂志的编辑方针完全放弃了接近有教养的工人的可能性”。因而他强调左联“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心机关杂志”。在他的意识中，左联应该“脱离单纯的作家组合，而成为真正斗争的机关”。这个中心机关杂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进行“政治的教育”，“要加强‘左联’每个盟员的斗争情绪”。
　　文章最后说：“目前广泛的工农群众排开一切障碍与困难，在前人未践踏过的土地上建设新的政权，负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责任的‘左联’，不能不负起建设工农文化的伟大的任务。”明确指出，左联应密切配合苏区人民的斗争。
　　
　　左联各地分盟及影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喜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古都北平和北方大邑天津的进步知识界倍受鼓舞，不久这两个北方文化中心就成立了左联。随后几年，河北省会保定，山东省会济南、旅游胜地青岛和益都、青州以及山西太原等地也纷纷出现左联组织，虽然除了保定、青岛之外，其余各地左联均未成气候，但已显示出左联的巨大影响。在古城西安，盟员冯润璋也曾自发组织左联；在辽宁沈阳，东北大学左派学生郭维城、李正文也自动成立左联并自编《冰花》杂志遥相呼应；这两处左联 ，也因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而未开花结果，颇为遗憾。
　　左联在云南也有影响。有研究者指出：“云南的一代作家，不少是吃‘左联’的乳汁长大的”（蒙树宏《简谈“左联”和三十年代云南文学》），马子华、张天虚、雷溅波、陆万美、刘御(史巴克)等都是，他们后来都加入了左联。
　　在国外，日本东京也有左联分盟。盟员作家马宁还把中国左联的传统带到了南洋，落户马来亚，将左翼文学的种子播撒在异邦的土地上，并在那里结出硕果。
　　此外还有几个误传的左联组织，如所谓“湖南左联”、“武汉左联”、“湘鄂左翼作家联盟”，它们实际并不存在，只是某些人的以讹传讹，笔者在《左联史》一书中已作澄清。
　　
　　左联盟员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1930年3月成立到1936年自动解散的6年中，综合各种史料，盟员约400余人，但各种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词典、新文学词典载录的不过数十人，绝大部分盟员均已湮灭在历史风雨之中，就连新中国建立后还健在的一批盟员，也不大为外界所知，很是可惜。20世纪30年代是“巨人时代”，为复述那段可称“丰碑”的动人历史、记录下“巨人”们的点点滴滴，从50年代起笔者就决心编写一部记录左联史料的专书《左联词典》，搜集资料到一定规模时编一部以图说史的《左联画史》，等条件成熟时再写一本内容较完整的《左联史》。但1957—1958年的政治运动和后来的“文革”迫使我中断了这一计划，直到80年代初，才有机会去全国各地调查访问，搜集到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左联成员的史料，写成小传，构成了《左联词典》一书的核心部分。当年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左联盟员现在已知的有：鲁迅、潘汉年、茅盾、瞿秋白、郭沫若、冯乃超、华汉(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阿英)、耶林、丁玲、周扬、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应修人、潘漠华、洪灵菲、张璋、童长荣、宣侠父、伍石夫、东平、朱镜我、林基路、郁达夫、周浩然、王慕桓、刘光宗、杨鹤声、张树森、赵克咏、边隆基、(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丁锐爪、于伶、于黑丁、马宁、马加、马子华、马纪纲、巴夫、王学文、王一榴、王任叔、王淑明、王志之、王余杞、王蕾嘉、王冶秋、王洁予、王尧山、王尘无、王玉清、王景任、王阑西、王士钟、王西彦、王瑶、王若望、王玉堂、方光焘、方土人、方之中、方殷、方纪、尹庚、公木、甘迈、艾芜、石啸冲、石灵、叶沉、叶灵凤、叶以群、叶紫、田汉、田间、史征军、白薇、白曙、卢芳、冯润璋、冯毅之、冯宪章、冯契、司徒慧敏、司马文森、台静农、师田手、朱正明、乔天华、任白戈、任钧、向思赓、庄启东、齐同、齐速、刘锡五、刘景明、刘芳松、刘昭、刘尊棋、刘雪苇、刘御、刘春、刘宗璜、关露、安娥、许杰、许峨、许幸之、孙席珍、孙慎、远千里、苏灵扬、杜君慧、杜衡、杜谈、杨骚、杨潮、杨邨人、杨刚、杨纤如、杨秀怡、李长路、李俊民、李绍庚、李正文、李辉英、李岫石、李蕤、李之琏、丽尼、吴奚如、吴强、吴振刚、余修、邱韵铎、何畏、何菲、何家槐、邹恩洵、辛劳、汪崙、沙汀、沈起予、谷万川、谷景生、谷牧、张寒晖、张秀岩、张秀中、张天翼、张露薇、张天虚、张文松、张香山、陆万美、陈璧如、陈乃昌、陈正道、陈北鸥、陈大戈、陈沂、陈落、陈荒煤、陈企霞、陈君冶、陈辛仁、陈子谷、陈克寒、巫省三、林伯修、林淡秋、林林、林焕平、林蒂、欧阳山、欧阳凡海、欧查、罗烽、罗竹风、金奎光、金丁、金肇野、周毓英、周全平、周文、周立波、周钢鸣、周伯勋、周小舟、周而复、郑伯奇、郑文波、郑育之、孟超、孟昌、赵德尊、赵俪生、钟望阳、郝冠英、草明、胡风、胡依凡、柏山、柳风、柳倩、段雪笙、段英、俞竹舟、洪深、洪遒、姚蓬子、饶彰风、袁殊、袁青伟、聂绀弩、夏衍、夏征农、俯拾、钱亦石、秦川、倪素存、徐平羽、徐崙、徐懋庸、徐盈、徐步、高敏夫、高云览、高承志、郭达、郭维城、唐瑜、凌鹤、陶晶孙、祝秀侠、侯枫、黄素、黄新波、萧三、萧秉钧、萧岱、梅益、梅志、曹世英、龚冰庐、龚川琦、梁斌、彭家煌、彭康、彭慧、葛琴、董绍明、董每戡、董曼尼、蒋光慈、韩侍桁、韩起、韩劲风、韩白罗、程应镠、舒群、谢冰莹、蒲风、楼适夷、雷溅波、雷石榆、路一、碧野、蔡北华、臧云远、廖沫沙、端木蕻良、黎锦明、潘应人、潘丙心、穆木天、戴平万、戴望舒、魏金枝、魏猛克……等等。
　　多么庞大的革命文学队伍啊——真是一支红色的劲旅!他们之中有那么多优秀的杂文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6年间创作、翻译了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佳作，如一缕缕金色阳光照亮了30年代沉寂窒息的中国文坛。

左联在1930年
　　

诞生在白色恐怖中的左联，一出世就向国人展现了勃勃生机，以远大的目光、宽阔的胸怀、切实的行动开始了它短促的生命之旅。
　　
　　鲁迅遭通缉
　　
　　时代巨人鲁迅，因参与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两大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奋斗并率领左翼作家冲锋在前而遭到迫害。1930年3月19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对鲁迅进行通缉，一时风声鹤唳，鲁迅被迫离家避难，直到4月19日才回寓。
　　左联的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更大规模的迫害即将到来。然而鲁迅没有被吓倒，左联也没有被吓倒。
　　3月20日，冯雪峰编完《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这期《萌芽月刊》几乎是一期报道“左联”的专刊：卷首刊出了王一榴的漫画《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杂文《我们要批评家》《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后文署名黄棘)和译文连载《溃灭》，此外还有盟员冯宪章、白莽、成文英(冯雪峰)、天镜(方之中)、龚冰庐、练顽(石凌鹤)、蓬子等的创作及译文；在《编辑后记》里，冯雪峰满怀豪情地向世人报告了左联成立的消息。
　　3月29日，左联机关刊《大众文艺》编辑部召开第二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沈起予、孟超、华汉、冯宪章、叶沉、白薇、潘汉年、田汉、钱杏邨、戴平万、洪灵菲、冯乃超、蒋光慈、陶晶孙、龚冰庐等18人出席，其中左联盟员15人。会议讨论如何使儿童读物大众化，做到使少年儿童爱看、能懂、有益；强调少年文艺应当成为培养工农少年的工具，应当是“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当“少年化”。
　　4月10日，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主编的理论杂志《文艺讲座》出版，作者阵容强大，作品内容丰富。上载冯乃超《艺术概论》等4篇，华汉《中国新文艺运动》，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论》，洪灵菲《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许幸之译傅利采《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蒋光慈译傅利采《社会主义的建设与现代俄国文学》，以及雪峰、鲁迅、麦克昂(郭沫若)、朱镜我、彭康、冯宪章、沈端先等的20余篇译作、论文与资料，可说是左联领导层和文学骨干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文艺的一次有力挑战。
　　4月11日，鲁迅与神州国光社订约编辑一套“现代文艺丛书”，收《浮士德与城》等10种苏联新兴文学作品。
　　也是4月11日，左翼杂文旬刊《巴尔底山》出世，执笔者大都为左联盟员作家，如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冯乃超、沈端先、白莽、柔石、洪灵菲等。
　　这期间，左联的“国际文化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也分别开始运作，前者分为欧美文化研究会、日本文化研究会、苏联文化研究会、殖民地及弱小民族文化研究会等部门分别开展活动；后者开展下列几方面的学术工作：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及理论发展的检讨、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研究、中国文学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检讨、外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检讨、文艺批评研究等。
　　左联像一只报春鸟，它的声声啼啭向世界报告：普罗文学的春天来到了。普罗诗社、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等左翼社团成立了；大夏大学的乐天文艺社、光华大学的光华读书会更加活跃，左翼文学读物成为大学生的所爱，热爱左翼文艺成为进步青年的时尚。
　　
　　投入对敌斗争
　　
　　左联始终把自己定位为革命文学团体而不是纯文学团体，它的使命是用文学帮助革命事业、促进中华民族的解放，盟员们也都自觉地把这一崇高目标化为行动、体现在文学生活之中。
　　作为左联盟主和左翼文学运动领军人物的鲁迅，具有更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极强烈的对敌斗争意识和高度自觉的冲锋陷阵精神，这些都十分自然地体现在他上海时期的杂文中，以至激起敌人的仇恨、同人的误解。
　　首先跳出来反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是“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由胡适、罗隆基、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等组成的“新月社”，是一个政治倾向明显的右翼政治文学团体，20年代依附北洋军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学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反对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切受到创造社彭康、冯乃超和鲁迅等的多次批判。从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到左联成立，对新月派和梁实秋的批判持续了一年多，取得了重大胜利，文学史家们称它是左联对敌斗争的一大“战役”。
　　1929年10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团体“艺术剧社”在上海成立，郑伯奇任社长，社员沈端先、许幸之、冯乃超、邱韵铎、菀尔、龚冰庐、祝秀侠、叶沉、鲁史、凌鹤等也都是左联成员。艺术剧社首先倡导普罗戏剧，1930年1月和3月举行两次公演，演出德国米尔顿夫人的《炭矿夫》、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法国罗曼·罗兰《爱与死的角逐》，广受欢迎，影响很大。这就大大触痛了反动派的神经。
　　1930年3月21日，艺术剧社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在北四川路横浜桥上海演艺馆举行公演，演出日本村山知义根据德国作家雷马克同名小说改编的反战剧本《西线无战事》，还有一个独幕剧《阿珍》(冯乃超、龚冰庐合编)。这次公演也获得好评，广受欢迎。
　　4月28日晚8时，荷枪实弹的警探20余人突然闯进艺术剧社，捕去刘保罗等5位社员，并强行查封了艺术剧社。
　　反动派的暴行激起了巨大的愤怒。艺术剧社立即发表《为反抗无理被抄封逮捕告上海民众书》；左联也立即奋起抗争，公开发布《查封艺术剧社宣言》，号召“努力新兴文化运动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反抗当局摧残一切文化运动”的暴行，“争取集会、言论、出版、演剧的自由”!
　　中国戏剧运动联合会也发表《为艺术剧社被封告国人》的宣言，抗议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虐杀，高呼：“我们要得到文化运动的自由!”“我们要得到戏剧运动的自由!”
　　左联一出世，就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为了拔除它，其实施的诡计之一便是挑拨离间、恶意中伤。5月间，国民党特务冒充左联，给复旦大学文学系陈望道、洪深、叶圣陶、郑振铎、谢六逸、傅东华、冯沅君诸教授写恐吓信，进行挑拨离间。左联获悉后，于5月11日给6位数授去信，并在《巴尔底山》杂志上公布此信，戳穿鬼魅们的卑鄙伎俩，维护了自身的荣誉。
　　6月，国民党党官潘公展及当道豢养的一群御用文人如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万国安、李赞华等结成一伙，打出“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号，向左翼文学进攻，公开号召反苏反共，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一支别动队。他们出版《前锋月刊》《前锋周刊》，发表宣言，先后抛出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万国安的《国门之战》等“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作，鼓吹法西斯主义。这种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宠犬派”“文学”遭到左联几位领导人的迎头痛击。茅盾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黄人之血〉及其他》(均载《文学导报》)，鲁迅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载《文学导报》)，瞿秋白发表了《屠夫文学》《狗道主义》等杂文，对其予以痛斥。鲁迅引用一些“民族主义文学”派诗人的诗，指出它们“发扬踔厉”、“慷慨悲歌”，无非是在为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遮遮掩掩、分散人们的注意，若是冷冷清清，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会“显得更加露骨”。这种“文学”充其量只是为主子“尽些送丧的任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面前，等待他们的只有“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无奈“此辈有运动而无文学”(鲁迅语)，又经左翼作家的重拳出击，“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在1931年一度偃旗息鼓，《前锋周刊》《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也都不见了踪影。1932年后又曾死灰复燃，上海、杭州、南昌等地虽还有《民族文艺》《黄钟》等刊物出现，1933年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甚至重新发起“复兴文艺运动”，但应者寥寥，难成气候，终成过眼烟云。
　　

茅盾、丁玲等加入左联
　　
　　1930年4月5日，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闸北景云里的旧寓。也就在这一天，他见到了冯雪峰。冯雪峰告诉他，不久前，中共党组织秘密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鲁迅先生和好些茅盾熟悉的朋友都已加盟，希望他也能参加左联，今后和鲁迅先生共同领导这个新兴的文学团体。下旬，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在杨贤江家里与茅盾晤谈，介绍他加入左联，茅盾欣然同意。从此，茅盾就同鲁迅以及后来到达上海的瞿秋白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撑起“左联”这面鲜红的大旗，率领广大左翼文艺战士，用文学的武器跟敌人战斗了。
　　4月29日和5月29日，左联分别召开了两次全体盟员大会。茅盾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他听取发言，认识了一些左联同人，备感欣慰。
　　1930年7月初，丁玲随丈夫胡也频由山东回到上海，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前往探访，告知上海已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传达了有关情况，同时征询他俩对加入左联的意见。之后，他俩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左联。
　　同一时期，冯仙舟也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文学一战士。
　　

左联执委会的决议
　　

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用以指导左联的工作。决议重申左联是一个“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织”，“因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号召左联全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社会的下层中去”。决议号召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培养工人农民的作家”，把文学“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决议还对左联成员“工作上的弱点和不好倾向”提出批评，如“理论斗争没有充分地展开”，“作品内容缺乏现实社会的真实性”，存在“一种作品万能观念(或作品主义)”等等。
　　除对国内政治形势分析的错误(如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外，这个决议最大的问题是只谈阶级斗争不谈文学创作。对此，茅盾一再提出批评。
　　
　　左联北方部成立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消息先后由《拓荒者》《萌芽月刊》《大众文艺》《沙仑》月刊报道后，鼓舞了北方广大进步文艺界人士。7、8月间，在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由中国左联派去的段雪笙、郑吟涛等人和北平文艺界潘漠华、谢冰莹、孙席珍、杨刚、刘尊棋等共同筹备北平的左联组织，因为它隶属于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故取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简称左联北方部或北方左联。9月8日，左联北方部正式宣告成立，公开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理论纲领》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行动纲领》，这些文件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相关文件完全一致。
　　成立会召开时间定于9月18日下午。上午，各大学贴出海报，说下午二时在北平大学法学一院大礼堂举行文学讲座，特请殷夫先生主讲，下署“文学研究社启”。由于殷夫诗歌的广泛影响，北平各大学校园贴出的海报吸引了众多进步文学青年，下午，人们争先恐后涌向北平大学法学一院大礼堂。讲座开始时，一位穿着灰色人字呢大衣、头戴礼帽、帽檐低到齐眉的“殷夫”从容走上讲台，滔滔不绝讲了十多分钟，一些认识他的人抬头就看出他是参加左联筹备工作的辅仁大学学生张璋!这位“殷夫”讲完，左联筹备会的段雪笙就宣布“左联北方部”正式成立，通过组成执委会负责日常工作，但会上并未宣布执委名单。接着由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王文正代表党组织讲话，祝贺北方左联成立。
　　北方左联执委会成员有段雪笙、潘漠华、孙席珍、张璋、刘尊棋、杨刚、谢冰莹、台静农、郑吟涛、梁冰、张郁棠、杨子戒，后来又有张秀岩、陈璧如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津、保定、青岛也成立了左联，济南、太原等地也一度出现过左联组织，前三个地区的左联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战斗好几年，后两处左联则限于条件，未能坚持到最后。
　　
　　两件要事
　　
　　1为鲁迅举办祝寿会。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50华诞。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和左联的同志们认识到，左翼文艺大军要克敌制胜，必须有鲁迅这位卓越的主帅，国民党之所以要通缉他，目的就是要摧毁这支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左翼文艺新军。为了把鲁迅这面帅旗竖得更高，让全体盟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这面帅旗周围，挫败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左联决定为鲁迅50寿辰举办一次秘密祝寿会。
　　这次集会由左联党组织筹划，柔石、画室(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和蔡咏裳等联络许广平共同发起，时间定于9月17日下午，地点在法租界吕班路一家名叫苏拉巴雅的荷兰餐室。17日下午，左联在会场附近各交通要道布置了秘密岗哨监视来往行人，斯沫特莱、董绍明则在西餐室的小花园入口处等候鲁迅。4时左右，鲁迅偕许广平和儿子海婴来了，斯沫特莱为鲁迅摄下了一帧珍贵的纪念照。这时，左联、社联、剧联及文总的同志们和文艺界的朋友们百余人都汇聚到这里，热烈祝贺这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帅的50寿辰，尽力压低的欢声笑语使会场气氛既庄重又活跃。薄暮时分，祝寿晚宴开始，柔石、画室(冯雪峰)、冯乃超、华汉(阳翰笙)、董绍明、蔡咏裳、茅盾、田汉、洪深、叶圣陶、魏金枝、李伟森、胡也频、冯铿、姚蓬子、杨邨人、傅东华、石民，还有外国友人斯沫特莱和罗佛(苏联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纷纷来到宴会大厅，柔石宣布开会，文总党团书记华汉，《萌芽月刊》主编冯雪峰，剧联代表田汉、洪深相继致祝词，党报《红旗日报》主编李伟森介绍了秋收起义的经过和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一位身材矮短而强壮，头发剪得很短的女子站起来，向大家指出发展普罗文学的需要，……她向鲁迅呼吁，希望他做左翼作家联盟及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者和盟主。”(见斯沫特莱《记鲁迅》)她就是青年女作家冯铿。
　　在人们的祝福声中，鲁迅致答词。他亲切地希望青年朋友们去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分享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劳动中寻找创作的题材，从西洋的文学艺术中学取技巧，从事自己的创作。这是金玉良言，使与会者永远铭刻心间。
　　2派代表出席世界革命文学大会。1930年11月，在苏联乌克兰哈尔柯夫市召开了世界革命文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国际革命文学总局改名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旅居苏联的诗人萧三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席哈尔柯夫大会。他向大会介绍了中国左联的情况。不久，该组织就吸收中国左联为它的中国支部。左联从此汇入了国际革命文学大潮。　　　　

加紧创作抗日反帝的大众文艺
　　

九一八事变后，加紧创作战斗的大众文艺，成为左联领导层和广大盟员的共识，起带头作用的是左联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九一八后仅仅10天(9月28日)出版的左联机关刊《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就发表了他的论文《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抗日反帝通俗唱本《东洋人出兵》。论文指出，在新形势下，工人贫民再不需要《火烧红莲寺》《七侠五义》《说岳》《征东》《征西》这类低俗的作品了，左翼作家应该用文艺“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反对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卖国镇静，投降和平，对于帝国主义无抵抗，而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宣传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因为这样才可以组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革命战争”。
　　《东洋人出兵》共分15段，揭穿蒋介石国民党的不过是“大资本家地主的假名称”“打来打去只打小百姓”“卖国卖民要卖得干干净”，指出国际联盟实际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要人们不要相信它的欺骗宣传；“咱们工农兵，还有普通的贫民，自己起来救自己的命”。全篇说理清楚、语言流畅，为便于广泛传唱，写了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版本，仔细周到，用心良苦，被《文艺新闻》誉为“中国最初的大众文学作品”。
　　鲁迅也创作了尖锐泼辣的讽刺作品《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署名“阿二”，载于12月出版的《十字街头》(鲁迅主编的左联机关刊)创刊号、第2期和第3期，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核心集团的“吴老头子”(吴稚晖)、“皇太子”(孙科)、“大柱石”(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人读了都会觉得痛快淋漓，觉得解恨。
　　
　　不屈的丁玲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毫不气馁、毫不退缩，反而向上级提出要求：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参加实际的斗争，为烈士们报仇!沈从文陪伴她把幼小的儿子送回湖南老家托母亲照管，就很快回到上海。一天，潘汉年、冯雪峰两位左联领导人来看望她，她向他们提出了希望去江西苏区的请求，潘汉年让她耐心等几天。回音终于来了，上级没有批准她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而是交给她一项新任务：为左联筹办一份新的机关刊，力争早日创刊。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世界文化》等左联机关刊问世不久即被查禁，连《文艺研究》《艺术月刊》《沙仑月刊》这些纯文艺杂志也刚一出世就遭枪杀，《文学导报》篇幅虽小，也危在旦夕……危境中的左联，是多么急需一份新的机关刊啊!冯雪峰传达的上级这一决定，丁玲完全接受。冯雪峰还提出，新的机关刊要多团结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要稍稍“灰色”一些，不必“太红”，以免不测。这些，丁玲当然都接受了，并付诸行动。于是她写信给冰心、林徽音、陈衡哲、凌叔华、叶圣陶、郑振铎、沈从文、甘永柏、高植甚至徐志摩约稿，这些新知旧遇也对丁玲这位潇湘才女颇有好感，乐于支持她创办新刊。她陆续收到叶圣陶、陈衡哲寄来的散文，冰心、徐志摩、林徽音的诗，凌叔华、高植的小说，西谛的古典文学论文，朋友们的热心使丁玲倍觉欣慰。
　　当然，丁玲最感快慰的还是她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帮助。那天冯雪峰带她到拉摩斯公寓去见鲁迅先生。她早就知道两年前先生主持的“朝花社”就出版过《近代木刻选集》《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今年年初又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是一位热心的外国木刻版画收藏家和艺术鉴赏家，要创办左联新刊，争取他的帮助必不可少。那天她请求先生借给她几幅木刻版画，印在新刊最初几期上，这样可以使刊物更有艺术性、更具吸引力，有利于刊物销售和扩大影响。
　　鲁迅自然理解丁玲。但他此刻更怀念惨遭不幸的柔石。办朝花社时，柔石不仅仔细做好编辑工作，还努力搜罗西洋各国的木刻版画，成绩可观，“艺苑朝华”几种画册，就有他的功劳……想到柔石的被害，鲁迅就想到浙江宁海某个乡间，一位母亲默默地献出了她那光荣的儿子，而想到这位母亲，鲁迅就想到自己收藏的那幅德国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鲁迅先生找出那幅画，郑重地交给丁玲，丁玲如获至宝，满意地笑了。鲁迅又找出一幅画，是墨西哥画家里维拉的《贫人之夜》，也交给丁玲，丁玲心中洋溢着一种满载而归的充盈感……
　　9月20日，这个筹备数月的左联新机关刊终于出世，刊名《北斗》，封面画有一幅“北斗”星的天文图，新颖别致。创刊号卷首刊登了鲁迅提供的插图——德国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小说有蓬子的《一幅剪影》，李素的《祖母》，戏剧有白薇的《假洋人》，诗有冰心的《我劝你》、林徽音的《激昂》、徐志摩的《雁儿们》，小品有陈衡哲的《老柏与野蔷薇》、叶圣陶的《速写》和《牵牛花》，世界名著选译有鲁迅译苏联绥甫琳娜的小说《肥料》(署名隋洛文译)，批评与介绍有茅盾的《关于“创作”》(署名朱璟)、冯乃超的《新人张天翼的作品》(署名李易水)、西谛的《论元刻全相平话五种》、沈起予的 《H.Barbusse③的作品考》，文艺随笔有瞿秋白的《哑巴文学》和《画狗吧》(均署名董龙)，华汉的《南北极》(署名寒生)；整个字数还不够，丁玲加进了她的中篇小说《水》和一首诗《给我爱的》。10—12月，均按期出版，每期大多是左联作家的作品，但也分别刊出了凌叔华、沈从文、高植的小说《晶子》、《黔小景》和《漂流》，冰心、甘永柏的诗《惊爱如同一阵风》、《杨子江》。这几期《北斗》上的有些诗文，表达的只是小我的喜怒哀乐，丁玲颇不以为然。眼前已到了国破家亡的地步，东三省民众正挣扎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这类作品究竟有几分价值，她是很怀疑的。要是长期让此类作品充斥《北斗》，那么它就根本不配称为左联的机关杂志了，所以从第4期起，在这个刊物上此类文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了。《北斗》每卷4期，第2卷第3、4期合刊出版后被禁。
　　
　　注释：
　　①宗晖不是左联成员，他是左翼剧联盟员，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为追悼这位南国社优秀社员，同时也为壮大声势，左联决定和五烈士一同纪念。
　　②李、徐、冯、胡、谢指李伟森、徐殷夫、冯铿、胡也频、谢纬棨(宗晖的原名)。
　　③巴比塞。

　　左联在1932年（下）
　　
　　《现实》
　　1932年春，瞿秋白根据苏联公谟学院(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杂志第1期和第2期公布的史料编译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现实》。全书收《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以及论巴尔扎克、哈克纳斯、易卜生、普列哈诺夫、别林斯基、拉法格、左拉等13篇论文。其中关于普列哈诺夫的5篇、关于左拉的3篇，集中介绍了俄国和法国这两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瞿秋白说：“拉法格的文艺批评在中国这是第一次介绍，而且这种马克思主义大学者的‘具体的’文艺批评，是应当特别注意的。”其中有的文章还“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可见编译此书，目的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现实”，绝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书末还附有153条详尽的注释，除少数几条原作者注之外，绝大多数均为“译者注”，可见瞿秋白同志处处为读者着想，力求读者能正确理解原作，避免误读。
　　《现实》是左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项基本建设，是瞿秋白对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突出贡献。
　　

鲁迅“北平五讲”
　

　1932年11月13日，鲁迅因探视病中的母亲而回到北平。得知鲁迅回到北平，不少大学都诚邀鲁迅前去演讲，如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除对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的邀请婉言谢绝外，其余各单位他都同意了。
　　22日，鲁迅前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40分钟，讲题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七八百人到场听讲。他抨击“为艺术而艺术派”和现代评论派，他认为这就是“帮忙文学”，也是“帮闲文学”；“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这天，鲁迅又去辅仁大学演讲40分钟，听众约1200人，讲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的第一种感想是日本人太认真、中国人太不认真。譬如日本鬼子抓到“抗日十人团”的人，搜到他们口袋里的徽章，这人就被抓去，不知下落了，其实他们“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因为在中国，“往往是招牌一挂就成功了”。又如“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
　　另一种感想是，“我们的眼光”“不可放得太大”，例如“去救月亮”；也不可“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24日下午，鲁迅随范文澜一同去女子文理学院，演讲约40分钟，听众约300人，讲题是《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就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文学，“遵命文学”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的文学。除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之外，还有一种冒牌的“革命文学”，实际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如投向“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叶灵凤、专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就是这类“遵命文学”家。鲁迅强调，作家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意识，做无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这样他的作品才有价值、有生命力。
　　当晚，鲁迅还应邀出席了范文澜家的晚宴，作陪的有马裕藻、台静农、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书记周永言、北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潘漠华、辅仁大学教师刘惠之、文总干部陆万美等。席间，鲁迅谈了“许多上海左联的情况，怎样坚持斗争，内部反关门主义的问题，‘一·二八’后上海工厂文艺活动和‘工农兵通讯’活动的情况”。他还批评“京派文人”的死气沉沉。他还提议：“在北方，我们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3卷354页)
　　26日晚，鲁迅又出席了由北平左联及文总主办的秘密演讲会，这两个团体委托台静农出面邀请并在北海后门五龙厅11号台静农家举行。出席这次秘密集会的有北平文总所属的北平左联、剧联、教联等左翼团体及反帝大同盟、革命济难会代表，还有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同志二三十人。“鲁迅在这次讲演中，介绍了上海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的情况，谈到了上海反动当局对左翼文艺的迫害。在讲演结束后，又向大家询问了北平文艺运动的现状，并对北平左联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马蹄疾《鲁迅讲演考》487页)
　　27日，鲁迅在王志之等陪同下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原定在校园内风雨操场举行，因听讲人数过多，便改在大操场上举行露天演讲，讲题是《又论“第三种人”》，听众约2000余人。鲁迅说：“三四年前，泥腿的工农踏进了文坛，于是发生了斗争。皮鞋先生反对新兴的普罗文学，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第三种人’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其实不对。就说‘镜子’吧，它所照的也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每个人的这面镜子早就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他怎能超阶级呢?他们又说文艺是属于将来的，要创造为将来的永久的文艺，像托尔斯泰那样。这话也不对。托尔斯泰写东西，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写作脱离了现实，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鲁迅又说，新兴艺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接近工农大众，不怕衣服沾污，不怕皮鞋染土。知识者的事业只有同群众相结合，他的存在，才不是单为自己了。”(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3卷357页)
　　27日这天，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在朝阳大学召开“十月革命讨论会”，周永言是主持人(周的公开身份是中国大学经济系讲师)。会议中，周永言和掩护他的妻子赵雯玉(左联成员)同时被反动军警逮捕。中共北平市执行委员会第9次紧急会议对周、赵被捕案作了“扩大宣传，引起民众之同情，积极营救周、赵二同志”等7条决议。陈沂奉中共河北省委与北平市委之命拜访鲁迅先生，向他转达了党组织的决议，和先生商量，以“时代读书会”的名义请先生在周永言被捕的次日(28日)到中国大学作一次演讲，鲁迅先生慨然允诺。28日上午11时，鲁迅先生到达中国大学。首先由朝阳大学政治研究社代表向到会听众报告了周永言等在朝阳大学开会被捕之经过，接着鲁迅作了《文艺与武力》的演讲，时约20分钟。他痛斥了反动势力逮捕杀害左翼作家、“围剿”革命文学的罪恶行径，他满怀信心地预言：“革命先驱者的血，必将在新文艺园地上浇灌出鲜艳夺目的花朵来。”鲁迅的演讲，给听众极大鼓舞，随后，在会场上就成立了“中国大学及朝阳大学被捕教师后援会”，开展营救活动。
　　在风雨如磐的故都北平，鲁迅就这样忙碌紧张地度过了半个月。28日下午，陈沂护送鲁迅先生登上南下的火车返回上海。鲁迅这次在北平5所大学所作的5次演讲，文学史家们称之为“北平五讲”。

　　左联在1933年
　　
　　1933年，左联面临发展，但也遭到更严重的压迫，有不少喜报也有不少凶讯，还发生了一次思想论争。
　　
　　深情厚谊
　　
　　1932年11月30日晚6时鲁迅一回到家，就知道秋白来了。由于杨之华遇到叛徒盯梢，秋白接到紧急警报后，立即决定转移到鲁迅家中避难，这时鲁迅正在北平探视母病，许广平将瞿秋白妥善安置下来。随后，杨之华机警地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后，也来到鲁迅家隐蔽。鲁迅见到秋白夫妇后又惊又喜，秋白、之华见到鲁迅也兴奋不已，彼此都有不少事情要告诉对方。当时瞿秋白受中共党內机会主义分子打击而被迫离开中央，在上海养病，心情郁闷，但和鲁迅朝夕相处，却有说不出的快慰。秋白夫妇在鲁迅家避难月余，12月24日那个雨夜，才由陈云同志(化名史平)接他们回到紫霞路原处隐居。
　　1933年2月的一天，地下党得到情报，说当晚敌特要去破坏我们党在紫霞路一带的某个机关，经分析，可能就是秋白夫妇的寓所。大家认为问题严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黄蚧然亲自去向秋白通报，商讨赶快搬家的问题。情况十万火急。秋白沉吟片刻，果断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于是黄蚧然把秋白夫妇送到了鲁迅家里。2月17日，英国文豪萧伯纳乘轮船环游世界来到上海，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萧伯纳在上海仅逗留半日，但关于萧的评论、报道成为中外各报刊的热门话题。鲁迅和秋白谈到此事，一致认为应当搜集这些难得的材料出一本书，不仅让人们从中认识萧伯纳，也可从中认识世人的真面目。许广平当即去北四川路各报摊搜购当天报刊，鲁迅和秋白选择、圈定需要的文章，杨之华和许广平一同剪贴，再由秋白、鲁迅分门别类进行编辑，共分为“welcome”、“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政治的凹凸镜”、“萧伯纳的真话”、“萧伯纳及其批评”等5部分，收录《申报，自由谈》《时报》《艺术新闻》《论语》《大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每日新闻》(日文)《上海霞报》《上海日报》十余种中外报刊上的36篇文章，编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鲁迅作序，秋白作《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2月下旬即交野草书屋付排，3月3日开始校对，13日校讫，24日出书，全过程仅用5周时间，可谓神速。这本书体现了鲁迅、瞿秋白两家团结战斗的精神，也是两位左翼文学巨人友谊的纪念。
　　杰出人物的遭难，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目睹秋白夫妇被鹰犬追逐而东躲西藏，鲁迅的心在隐痛、在滴血。他决心为他们寻觅一处较为安定的居所，让他们获得一点最起码的生存的权利、一丁点儿不可少的愉悦与幸福。鲁迅跟內山完造商量后，终于在內山书店附近的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找到一处亭子间，内山夫人陪着鲁迅去看屋，这里周围住户均为日本侨民，较为隐蔽，生活方便，离自己即将搬入的新居大陆新邨也近，便于照应。房屋租定后，3月4日和5日，秋白夫妇迁入新居，开始新的生活。秋白将新居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由于环境安全，秋白全力投入写作，从3月5日到4月25日。他陆续写出《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內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一批杂文。4月11日，鲁迅从北四川路底拉摩斯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邨后，两家近在咫尺，鲁迅去东照里看望秋白，秋白也经常去看望鲁迅，两人无所不谈。秋白平日拘于言谈，喜欢沉思，但一见鲁迅，就会兴奋激动、无拘无束。秋白这些杂文，大多源于某个话题，随意点染、妙笔成趣，其中自然也揉和着鲁迅的某些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鲁迅拿到瞿秋白的每篇手稿后，署上自己常用的“干”、“何家干”等笔名寄往《申报·自由谈》发表，为了躲过文网，少数要文改了标题，为便于流传，还被编入鲁迅的《伪自由书》中，有学者认为这些杂文应视为他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有道理的。
　　作为战斗者和社会批评家的鲁迅，是历来文人中遭受精神苦难最为深重的，因为正直而又敢怒敢骂敢打敢杀，常被诬蔑、攻击、谩骂，常被视为异端、妖魔，其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的精魂、国家的脊梁。秋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挺身而出，为这些民族功臣拨乱反正、为这位革命作家洗刷泼来的污秽，以重现其人格的光辉、文学的光辉，把这面灿烂的左翼文学的大旗竖得更高，鼓舞大家在它的指引下胜利前进。于是在这个难忘的春天里，他多日佯装生病卧床，认真阅读鲁迅的《热风》《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华盖集》正续编等书，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万言长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秋白指出鲁迅的生命之路是“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文的四大特质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及“反虚伪的精神”。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评价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
　　那时，为指导我国新兴木刻运动，鲁迅搜集材料编了一部苏联木刻专书《引玉集》，但缺少一篇序言，秋白得知后，立即译了一篇苏联A·D·楷戈达耶夫的论文《苏联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代序，为此书锦上添花。
　　6月初，东照里12号也不安全了，秋白夫妇不得不搬出，去王家沙鸣玉坊和冯雪峰一同住中共江苏地下省委机关。但7月下旬的一天，省委机关又被敌特发现，形势迫使他们必须在半小时搬迁，冯雪峰自己是早已做好准备的，但秋白他们又到何处藏身呢?沉思片刻，雪峰和秋白异口同声说：“到周先生家里去吧!”他们到鲁迅家后，雪峰赶去看秋白，看到两人正在起劲地聊天哩。几天后情况缓和，杨之华已由组织分配工作，秋白就和她一同到机关居住了。
　　9月的一天深夜2点钟，秋白突然接到紧急警报，要他们立即撤离机关。他们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暂避。两人分乘两辆黄包车由不同的路去鲁迅家，一个到前门一个到后门，巧的是两人同时到达、同时敲门，鲁迅起身从楼上往下看，见后门外站着的像是杨之华，又看前门外是秋白，即要广平快去开门，他们进屋后连声表示歉意，鲁迅却不断问寒问暖，广平又送来点心让他们充饥。这次秋白夫妇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离开了。秋白四次避难鲁迅家，彼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左联在壮大
　　
　　据档案记载及有关人士回忆，青岛左联于1933年3月成立，逐步发展，到9月，已有盟员20余人，如于敏道(于黑丁)、乔天华、俞启威、杜宇、周世超、王苓非、姜宏、陈云涛、彭也夫、郭锡英、孙乐文、刘永生等，两位上海中国左联的成员孟超和风斯(刘西蒙)当时旅居青岛，也加入了青岛左联。大家经常讨论时事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开展读书活动，后期(1935年)还每月举行文艺座谈

会。活动地点在福建路上的《青岛民报》馆內，盟员们在该报创办《艺林》《汽笛》《钟声》等副刊作为园地；《青岛晨报》也是左联的阵地之一。盟员除在这几个副刊上发表作品之外，也请王统照、臧克家、沈从文等到报社来坐坐，参加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东京，原也有左联组织，但九一八事变后成员大多回国从事抗日活动，组织涣散。1933年9月，上海的左联成员林焕平东渡日本留学，行前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交给他任务：到东京后，迅速设法恢复左联组织，开展活动，并给了他盟员孟式钧的地址。他到东京后立即联络孟式钧着手工作，到12月间，东京左联组织已得到恢复，成员有林基路、欧阳凡海、林焕平、孟式钧、魏晋、陈一言、陈斐琴等7人，由林焕平、林基路、陈一言组成干事会，林焕平任书记。此后，就由林焕平通过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和周扬单线联系。由于留学生不断增加，东京左联也不断发展，终于拥有了一批青年作家、诗人、评论家，先后创办了《东流》《杂文》(后改名《质文》《诗歌》)等刊物，得到了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的重视与支持，流亡东京的著名诗人郭沫若实际上成了东京左联的领路人。东京左联的盟员们加强了同日本左翼文学界的联系，江口涣、秋田雨雀、森山启、中野重治等日本左翼作家都积极支持东京左联，来自广东的诗人雷石榆还加入了日本左翼文学团体“诗精神社”，谱写了一曲中日文学友谊之歌。
　　
　　文学的彩虹
　　
　　1933年是左联诞生三年来喜获文学丰收的一年。年初，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问世，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成为中国新文学一座划时代的纪念碑；尔后，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脍炙人口、万民传颂，匕首式的《伪自由书》令奴才与虫豸们心惊胆战。紧随着鲁迅、茅盾之后，艾芜、征农、何谷天(周文)分别献出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名篇《咆哮的许家屯》《禾场上》《雪地》，诗人蒲风则创作了动人的诗篇《茫茫夜》。
　　这一年可说是杂文丰收年。留学法国归来的青年作家黎烈文接编《申报·自由谈》以后，对左翼作家来稿大开绿灯，鲁迅、茅盾发表杂文最多，鲁迅用何家干、干、丁萌、丰之余等笔名发表了《观斗》《航空救国三愿》《崇实》《战略关系》《电的利弊》《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文人无文》等100篇(其中14篇系鲁迅、瞿秋白合作)，茅盾用玄、阳秋、郎损等笔名发表《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跃》《把握住几个重要问题》《阿Q相》等杂文36篇。鲁迅、茅盾的杂文切中时弊而又尖锐泼辣，即使用了化名，读者也能加以辨别，从而广为传诵。叭儿们自然也嗅到了这一点，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在3月3日和24日两次惊呼：“鲁迅和沈雁冰现在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
　　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的还有郁达夫、郑伯奇、阿英、楼适夷、彭家煌、陈子谷、王任叔、廖沫沙、张天翼、沈起子、胡风、徐懋庸、穆木天、魏猛克、周扬、谢冰莹、李辉英、韩起、何谷天(周文)、方之中、李俊民、何家槐、袁殊、叶紫、祝秀侠、方土人等左联盟员作家，发表的作品连同鲁迅、茅盾的总数近400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內容涉及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且多为匕首式的尖锐泼辣之作，使这份小市民型的报纸副刊顿时意趣盎然、熠熠生辉，许多读者每天拿到报纸《申报》，首先就看其副刊《自由谈》，阅读被花边围绕的篇什(鲁迅许多杂文就常被饰以花边，以示重要，以至后来还被人讥为“花边文学”)，《申报·自由谈》由此名重一时、销路激增，成为30年代上海各大报副刊之首。
　　
　　左翼电影开新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电影界武侠神怪片泛滥，还有就是描写多角恋爱、家庭纠葛或是色情味很浓的影片，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时代的黑暗，蒙蔽了工农和小市民们的眼睛……
　　“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抗日反帝浪潮迅猛高涨，作为左联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刻向电影界进军，大胆向旧电影挑战，用现实主义的新电影去占领电影市场；也正是由于形势变了，武侠神怪影片已被冷落，电影市场萎缩，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找到他的同乡好友钱杏邨(阿英)，希望这位知名左翼作家为他出出点子，使他的公司摆脱困境：通过钱杏邨的关系，周剑云结识了沈端先、郑伯奇等左翼作家，大家帮助周剑云出谋划策，提出新的制片原则，促其改弦易辙、重起炉灶，周剑云邀请他们三人去明星公司任编剧顾问。沈端先等向中共党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在党的会议上瞿秋白指示他们打入这家公司，站稳脚跟，逐步在他们摄制的影片中掺入一些先进思想，在时机成熟时发展左翼电影。就这样，在瞿秋白的关心指导下，秘密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全面负责电影工作。电影小组由沈端先任组长，成员有剧作家和评论家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以及导演和技术专家司徒慧敏共五人。他们进入明星公司后一面自己动手创作剧本，一面动员阳翰笙、沈西苓、洪深等左联作家为该公司编写剧本。不长时间，沈端先就创作了《狂流》《脂粉市场》《前程》《上海24小时》等电影剧本，还将茅盾的名著《春蚕》改编成摄制台本；沈西苓写了电影剧本《女性的呐喊》；洪深写了电影剧本《压迫》《香草美人》(与马文源合著)；阳翰笙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陈英、郑伯奇将楼适夷的小说《盐场》改编为电影剧本《盐潮》，他们又和夏衍合作编写了电影剧本《时代的儿女》，阿英也写了电影剧本《丰年》，明星公司先后拍成影片公映，好评如潮，实现了左翼电影零的突破，开创了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历史新时期。
　　
　　参加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
　　
　　1933年2月对日本和中国左翼文坛都是难忘的。2月20日，日本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警察逮捕后遭毒打死亡，左联当即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小林同志事件抗议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此种空前的暴行”。此后，鲁迅、郁达夫、茅盾、田汉、洪深、丁玲、叶绍钧、陈望道、杜衡等九作家又在北平左联刊物《文学杂志》第2号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慰恤小林君家族，表示中国著作界对小林君之敬意”。鲁迅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吊唁。
　　5月14日，左联党团书记、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当局逮捕，左翼社会科学家潘梓年同时被捕，《中国论坛》杂志再次登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同时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成“丁潘营救委员会”组织营救，左联派楼适夷参加工作。
　　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会为去年被冤杀的抗日志士林惠元伸冤(林系福建漳州龙溪民众教育馆馆长兼龙溪抗日会常委)，会后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等20位文化、新闻界人士列名，其中有左联成员杨骚、白薇(杨骚是漳州人)。
　　8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9月间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并派世界反战会议主席、法国作家巴比塞为首的代表团来上海出席大会，8月16日《大美晚报》刊出有鲁迅等105位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人签署的《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在这一文件上签名的还有茅盾、田汉、沈端先、华汉、钱杏邨、洪深、穆木天、郑伯奇、郁达夫、彭家煌、华蒂、叶灵凤、蓬子、董每戡、森堡、韩起、何谷天、尹庚、适夷、达伍(廖沫沙)、叶紫、李辉英、张天翼、胡楣(关露)、杨骚、周起应(周扬)、沈起予、谷非(胡风)、沙汀、何家槐、白薇、祝秀侠、侯枫等左联作家。8月18日，鲁迅、茅盾、田汉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载8月31日《反战新闻》第2期及《中国论坛》8月号。由于国民党当局阻挠，远东反战大会到9月30日才在上海虹口秘密举行，叶以群、何谷天、郑育之等几位左联成员受上级委派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及后勤保卫工作，楼适夷则担任《反战新闻》编辑。
　　
　　一场论争
　　
　　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日军打到上海，而国民党当局毫不抵抗、节节退让。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大晚报》还在问作家“目下在读什么书”、“要介绍给青年什么书”。而作家施蛰存推荐给青年读的书是《庄子》和《文选》，说是可以“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当务之急是引导青年去参加抗日救亡还是诱使他们遁入书斋去进行什么“文学修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识之士对施蛰存辈的观点颇有非议。左联的领袖鲁迅首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施蛰存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委婉批评，施蛰存也在《自由谈》发表《(庄子)与(文选)》进行辩解甚至反讽，此后鲁迅又发表《“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扑空》《(扑空)正误》《答“兼示”》等文，继续表明自己的观点。施蛰存又刊出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等文，继续“据理反驳”而且理直气壮。鲁迅《准风月谈》一书中收入了彼此的文章，此处不赘。
　　
　　文化“围剿”在继续
　　
　　1933年好几位左联优秀作家不幸被捕：艾芜、任白戈、金丁被关押在苏州国民党狱中；楼适夷被投入国民党南京狱中被判无期徒刑；洪灵菲、潘漠华在北平落入敌手并惨遭杀害。丁玲则被囚禁南京长达三年多。
　　左翼文学书刊不断被查禁，柔石的《希望》、丁玲的《水》等大批作品被焚烧，有的则和鸦片等毒品一起烧掉。
　　左翼电影的迅猛发展也使敌人恨恨不已。他们网罗打手组成“影界铲共同志会”，焚毁摄影棚、捣毁印刷厂、砸碎良好图书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恐吓信满天飞，《大美晚报》上还登出一份蒋介石的“勾命单”(特别暗杀对象的黑名单)，鲁迅也名列其中……一时间，上海成为恐怖世界，特别刊物《社会新闻》《汗血月刊》《汗血周刊》《人民周报》《新垒》也四处煽风点火、火上加油，妄图彻底摧垮左翼文艺。然而鲁迅和广大左翼作家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遁入地下，依然以笔作枪，高歌猛进!
　　

左联在1934年
　　
　　1934年，左联依旧遭到残酷的文化“围剿”及一连串意外事件，生存艰难。然而它没有屈服，继续在白色恐怖中苦斗。
　　

“徐、何事件”
　　

左联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取缔迫害和各路冤家对头的仇视寻衅。1934年2月，林希隽、韩侍桁、杨飩人、徐转篷一伙，经过长期窥伺、密谋，终于找到了攻击陷害左联的机会和口实。2月1日出版的《文化列车》第9期首先刊登林希隽化名清道夫的《“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一文，称“‘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的小说都是别人做的”，加以“可耻之徒”“文盗公何家槐”等等罪名，煽动人们起来声讨，以搞臭何家槐、搞臭左联。林希隽还在《时事新报》《大晚报》连续发表《论海派》《答何家槐为冒名发表问题》《关于徐何创作纠纷问题》《三谈何家槐的创作问题》等文，趾高气扬地宣称“这一举正可以给‘海派’一个当头棒喝”，是，“暴露何家槐一人的秘密，同时即是暴露整个‘海派’的大秘密……”所谓“整个‘海派’”，就是指左联。紧跟林希隽之后，韩侍桁、杨飩人、徐转篷等也刊出多篇文章“声讨”何家槐。一时间，此事成为文坛一大焦点。
　　徐转篷是何家槐在浙江义乌老家中学时的同窗好友，两人到上海后都努力于文学创作。何家槐1932年加入左联后，创作渐臻成熟，在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甚多，颇得好评。徐转篷急于事功，请何修改自己的文章并借何家槐之名发表，以期“打开销路”。此事无论如何与“剽窃”二字沾不上边，但一些居心叵测之徒却利用此事大肆鼓噪，一则可以搞臭一位左翼作家、搞臭左联，再则可以遮盖卖国投降主义者的罪恶，可谓一箭三雕。当时鲁迅就说过这一事件“其中似尚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简单，而上海文坛之不干不净，却已于此可见”(4月12日致姚克信)。左联作家任白戈和李辉英也指出它“有另外的‘文坛的意味和作用”’(《小说》创刊号《“文绑公”的问题》)，是“别有居心，把清除对象转到别的方向去”(《文化列车》第10期李辉英《清道夫工作没有彻底》)。
　　在这一事件中，著名学者胡适倒敢于站出来为何家槐仗义执言。他于3月13日致函作家沈从文说：“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如果你认为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的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还有一位外地文学青年吴奔星也似乎要加入这反“海派”大合唱了，胡适就写信给他，提醒道：“此种问题，你若没有新证据，最好不要参加。何家槐君是我认得的，他不是偷人家东西的人。”(中华书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36—237页，1979年5月)当时，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何家槐是该校中文系学生，看来，胡校长对这位学生是十分了解与信任的。
　　
　　《谈监狱》案
　　
　　3月号日本《改造》杂志发表了鲁迅的三篇杂文：《水》《王道》《监狱》，这是作者应改造社之约而写，意在“对于中、旧、满都加以讽刺”(3月6日鲁迅致姚克信)。“邵府上恶辣的谋士”章克标翻译了其中《谈监狱》一篇，投给了邵洵美主编的《人言》杂志，“并且前有‘附白’，后有‘识’”，在那“附白”中，章氏明白地把鲁迅和内山完造联系起来。而早在1933年，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载曾今可的《文艺座谈》第1期)已公开造谣说：“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一”那年7月6日，特务刊物《社会新闻》4卷2期更发表《内山书店与左联》一文，把内山完造、鲁迅和左联串在一起，暗示鲁迅、左联都是日本的“间接侦探”、“里通外国”，欲将鲁迅与左联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回，《人言》编者邵洵美就在章克标的译文后加了一个“编者注”，说什么“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指出，“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完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可见章克标这篇译文不是普普通通的文章。
　　
　　“宇宙和苍蝇”之争
　　
　　4月5日，“幽默大师”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在上海创刊。它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鼓吹“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但人们很快就看明白：充斥《人间世》的尽是肮脏的“苍蝇”，休想看见“苍蝇”以外的世界。于是左联作家纷纷提出质疑。
　　廖沫沙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人间何世?》，在《中华日报·动向》发表杂文《舐回自己的疾沫》，指出《人间世》创刊号“逐篇读下去，却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俏皮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西方文学有闲的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东方文学筋疲骨软，毫无气力的骚人名士主义，合而为小品文，合而为语堂先生所提倡的小品文，所主编的《人间世》”。在后一篇里，廖沫沙指出，现在这《人间世》“看了使人雍容闲雅，忘了‘风沙’，看不见‘豺虎’“狐鼠成群”，“苍蝇满纸”，“是语堂先生‘极微论’、‘苍蝇篇’中的昏头昏脑章第一”。“倘要写写小品文，那么，‘闲适’之外，似乎也还有挣扎和战斗，和出汗之类”。
　　蒋弼发表杂文《人间苍蝇世!》说：“我不反对小品文，但我却不欢迎林语堂先生所主办的《人间世》。”鲁迅先生说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不幸得很，我们从《人间世》里找不到这些，只听得一群‘苍蝇’咽咽嗡嗡的发出一种与人无补的叫嚷”……
　　夏征农在《论幽默》一文中说：“有些人把幽默”“当成自己娱乐的玩意儿，于是认为：不谈‘宇宙’、只谈‘苍蝇’便是幽默”。他认为“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是幽默的固有品质，抛弃这些品质的所谓“幽默”只不过是“低级趣味的胡调”。必须坚决反对。
　　方之中指出，“从《论语》到《人间世》，没有一篇文章可当幽默而无愧，充其量也不过是小丑似的打诨而已”。
　　正面提倡小品文最力的是茅盾。他在《文学》发表的《关于小品文》(署名蕙)一文，要求小品文成为“志士”手里的“投枪”、“匕首”，而不是“文人雅士”手中的“小玩意儿”。他说：“我们以为应该提倡小品文，积极批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发展到光明灿烂的大路。我们应该创造新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摆脱名士气味，成为新时代的工具；我们应该把‘五四’时代开始的‘随感录’‘杂感’一类的文章作为新小品文的基础，继续发展下去。”“要是我们不满于专论苍蝇之微的小品文，那么，我们就应该写出包括宇宙之大的小品文来跟它比赛”，“惟有创造新的小品文，然后能使这社会的要求于光明”。“如果我们以为小品文将成为某些人的避世的桃源，那么我们就应该使这‘避世桃源’变为热蓬蓬的铁工场，站在这‘桃源’外边咒骂是无用的”。“我们也要写游记。我们要用满洲游记，长城游记，闸北战墟游记等等来振发读者的精神”。

　　茅盾高举鲁迅的旗帜。说出了全体左联作家的心里话。
　　广大左联作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为抵制以《人间世》为代表的这股文坛浊流、倡导健康向上的文学，决定创办一份新的小品文杂志《太白》，由陈望道主编，左联作家丘东平助编，由郁达夫、鲁迅、叶绍钧、徐懋庸、曹聚仁等12人组成编委会(鲁迅名字未公布)，68位特约撰述人中有左联作家艾芜、方光焘、佛朗(祝秀侠)、何谷天、洪深、黄芝冈、张天翼、李辉英、廖麼容(廖沫沙)、聂绀弩、欧阳山、任白戈、夏征农、沈起予、草明、魏猛克、杨骚，还有北方左联的高滔，共18人。《太白》于9月20日创刊，次年9月5日停刊，每月2期共出42期，发表577篇文章，其中有鲁迅、郭沫若、徐懋庸、廖沫沙等40余位左联作家的作品109篇。
　　《太白》社曾邀请部分作家参照《论语》、《人间世》所登载的漫画与小品文发表自己的感想，后来由陈望道编成《小品文和漫画》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全书收57位作家的58篇文章(鲁迅2篇，余每人1篇)，收入的左联作家作品有鲁迅的《漫谈漫画》《漫画而又漫画》，茅盾的《小品文和气运》，许幸之的《漫画与多弥埃》，凌鹤的《漫画与卡通影片》，郁达夫的《小品文杂感》，佛朗(祝秀侠)的《对小品文的意见》，王任叔的《小品文的前途》，李辉英的《“写点小品文罢”》，何谷天的《小品文对于我》，徐懋庸的《大处入手》，洪深的《卤》，沈起予的《“小品”的小品》，聂绀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胡风的《略谈“小品文”与“漫画”》，王淑明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小品文》，孙席珍的《关于小品文和漫画》，叶紫的《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郑伯奇的《小品文问答》，他们对小品文和漫画——尤其是对小品文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先进性和主导作用。
　　
　　大众语的讨论
　　
　　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新生活运动”，一股复古思潮开始抬头。5月4日，《时代公论》发表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妄图发起一场“文言复兴”运动。由此激发了进步文化界新一轮的“大众语”讨论热，左联的作家们讨论涉及的范围更广，他们发表系列文章，讨论文言与复古、丈言与白话、白话和大众语、大众语的建设、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戏剧和大众语、电影和大众语、电影与文言……等一连串问题，最后讨论到汉字必须改革、必须实行汉字拉丁化以及拉丁化新文字，大家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在这场争鸣中，最积极的左联成员有魏猛克、徐懋庸、耳耶(聂绀弩)、周文(他用王刚、司马疵、稻子等多个笔名发表文章)、江家为、高荒(胡风)、穆木天、龙贡公(欧阳山)、凌鹤、廖沫沙、任白戈、齐速、郑伯奇、吴奚如等，显示了左联作家的先锋模范作用。
　　左联作家不仅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争辨，并且乐于尝试实践。当讨论到是否能用方言进行创作时，一些盟员就开始实践，如白兮(钟望阳)就写了一首上海浦东方言诗《哪能·拢法》(意谓“这怎么办”，载8月28日《中华日报·动向》)；另一位左联作家庄启东则写了一篇上海方言的小说《长脚》(意为“瘦高个儿”，见小说集《自杀者》)，这些实验虽然未获成功，但他们那种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却值得赞扬，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祖国和人民。
　　在这场大众语的大讨论中，左联三位领导人鲁迅、瞿秋白、茅盾身先士卒，带头提出问题、进行论辩、倡导实践，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鲁迅，他一向痛切地感受到“无声的中国”的悲哀，他希望中国的青年“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鲁迅《无声的中国》)。基于此，他在这场大讨论中先后写了《答曹聚仁先生信》(8月2日)和《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三篇重头文章，始终站在语文改革大潮的涛头，带领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前进。
　　
　　两桩公案
　　
　　6月28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鲁迅的杂文《倒提》，署名“公汗”。当时上海租界当局为欺世盗名、表示他们讲“人道”，禁止居民倒提鸡鸭过市。‘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言外之意是希望洋人能对同胞发些慈悲、给点恩典。鲁迅说，鸣鸭“不能言语，不能抵抗”，最终只能被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人能组织，能反抗”，又何必去梦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呢?鲁迅指斥那些只会鸣不平、“只会对洋人寄予幻想、”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虽然“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号召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这样深沉有力的杂文，凡我国人，尤其进步文化人，均应表赞同才是。然而居然有左联中人，竟对此文大为反感，7月3日《大晚报·火炬》刊出林默(廖沫沙)的杂文《论“花边文学”》，攻击《倒提》一文“不痛不痒”，甚至还“掺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代西洋人……辩护说教”，有些“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这真令人难以理解，当然更使鲁迅反感，后来编辑1934年杂文时，鲁迅就将这本集子题名为《花边文学》，他在序言中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无独有偶，不久又出现另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8月31日《大晚报·火炬》刊出田汉化名“绍伯”的杂文《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在这期《社会月报》上，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排在第一篇，杨飩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排在卷末，这样的编排，完全是该刊编者的事，与鲁迅毫不相干，然而绍伯在文章中却攻击鲁迅“替杨飩人打开场锣鼓”，诬蔑鲁迅“善于调和”，意即与叛徒同流合污了(杨飩人公开背叛革命，曾受到鲁迅批判)。这种莫须有罪名，真叫人摸不着头脑。鲁迅曾在《答(戏)周刊编者信》末尾揭露此事，表示：“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草鞋脚》
　　
　　美国记者和作家伊罗生，从1934年5月起就为编译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请鲁迅和茅盾介绍作品，与他们通信，鲁迅、茅盾在多封书信中为他提供资料，给予指导帮助。原计划编入此书的有23位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如鲁迅的《风波》《伤逝》，茅盾的《春蚕》《大泽乡》，征农的《禾场上》，欧阳山的《水棚里的清道夫》，草明的《倾跌》，张天翼的《一件寻常事》，葛琴的《总退却》，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东平的《通信员》，沙汀的《老人》，丁九(应修人)的《金宝塔银宝塔》，适夷的《死》，何谷天的《雪地》，郁达夫的《迟桂花》，魏金枝的《制服》，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和《水》，此外还有巴金、王统照、叶绍钧、冰心、吴组缃、张瓴、涟清的小说各1篇。为使此书更加完美充实，鲁迅亲自为它题写书名，写了序言及《自传》，茅盾也写了《自传》、拟选小说及其作者评介，鲁迅和茅盾共同拟写了《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然而此书在当时并未问世，直到197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内容也多有变动，不复是当初的原貌了。
　　
　　风云突变
　　
　　左翼电影在1933年来了个开门红，成绩喜人。1934年再接再厉，明星公司又拍摄了《同仇》(夏衍编剧)、《到西北去》(郑伯奇编剧)、《女儿经》(夏衍、洪深、阿英、郑伯奇、沈西苓等编剧)、《乡愁》《沈西苓编剧》等影片；艺华公司拍摄了影片《黄金时代》(田汉编剧)。遗憾的是，因国民党当局对明星公司不断施加压力，11月，公司撤销了编剧委员会，免去沈端先、钱杏飩、郑伯奇三人的职务，在老板、导演、主任同时参加的剧务会议上作出重新开拍《火烧红莲寺》、拍摄侦探片、用并不适合剧中人物的高占非和徐来等“名”演员出演西苓的影片《船家女》、郑正秋决定拍完《再生花》后再把旧文明戏中能卖钱者搬上银幕、大批起用三位左翼编剧主持剧务时所否定的许多电影剧本、陈铿然摄制张恨水的《热血之花》等六条决议，以上事实无不说明“那明星公司正向旧的没落的路上急进的决心”(《影迷画报》第1卷第8期)。新时代公司的《王先生艳史》已经公然在明星公司开拍也是明证。
　　早在年初，各大报上《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宣言——为铲除电影界赤化活动》《陈果夫等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造成三民主义之文化革命战线》《陈果夫先生谈电影：要以民族主义为艺术中心》《论统制文化的必要》《“左倾文艺”批判》《文学的意识与文坛的剿毒运动》……等等文章已经漫天飞；2月19日，当局查禁各书店出版之新文艺书籍149种；5月底，国民党当局又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一步箝制左翼文化；在此前后，左联作家主编的报刊先后被查禁或处理，如凌鹤主编的《文艺电影》，元旦创刊，仅出两期就“因凌鹤先生事忙，无暇兼顾”，改由姜克尼、姚苏凤等主编；庄启东、陈君治主编的《春光》文学月刊，3月1日创刊，5月1日第3期出版即被禁；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动向》，4月11日创刊，到12月底被迫停刊；一度较有生气的《晨报·每日电影》，也在1 2月初就陡然变色，完全成为“软性电影”者的大本营，成为“全面进攻”左翼电影和左翼文化的桥头堡。但不论环境多么艰难，左翼作家、左翼文艺仍在挣扎中战斗、前进。
　　
　　左联在1935年
　　
　　1935年，尽管依旧风狂雨暴，但左联仍然不屈地战斗、不息地劳作，在求新创造中前进，豪迈坚定。
　　
　　灾难再次袭来
　　
　　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和其他一些中共地下党机关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央文委书记阳翰笙、负责左翼剧联工作的中央文委委员田汉、左翼社联党团书记林伯修(杜国庠)以及社联党团成员许涤新、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等26人被捕。阳翰笙、田汉、林伯修、朱镜我等又都是左联成员，有的还是领导人。不久，他们被押往南京囚禁。
　　2月24日，在江西苏区工作的瞿秋白，也在转移途中，于福建长汀县濯田区水口乡小径村被当地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所俘，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他虽遭敌人拷打，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4月间，鲁迅收到他化名林祺祥寄来的求援信，随即通过地下党千方百计设法营救，甚至一度想变卖家财去开一爿店铺保释他。一切都正在谋划。尚无结论，7月9日《申报》就登出了秋白已遭杀害的消息，这对鲁迅、对全体左联成员，都是晴天霹雳，人们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9月4日，鲁迅和茅盾商讨为瞿秋白烈士编纪念文集事，决定先印他的翻译文学作品，其他政治论文之类因搜集不易，今后再议。9月11日又致信郑振铎商谈此事。11月4日，鲁迅已编好《海上述林》上卷约30余万字的书稿，邀郑振铎一起前往开明书店美成印刷所排字，从12月6日起，鲁迅开始校阅《海上述林》上卷，三次校改，直到次年4月22日全部校毕。为使此书更为精美，鲁迅托内山完造将美成公司打好的纸型寄往日本印刷装帧，1936年5月出版，作者署S·T·R(瞿秋白笔名“史铁儿”译音)，出版社署“诸夏怀霜社”(“千百万华夏儿女都怀念着瞿霜”之意，瞿霜，秋白乳名)。厚厚两巨册，分皮脊、丝绒面两种，豪华精美，是出版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件。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这些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冯雪峰《回忆鲁迅》)
　　
　　文化战线全面出击
　　
　　首先是左联机关杂志不断出版。1935年就先后出版了《文学新辑》《木屑文丛》《文艺群众》《每周文学》等4种左联机关刊。《文学新辑》，署文学新辑社编，实际系左联青年作家蒋弼(欧阳弼)主编，第一辑于2月20日出版，刚一问世即被禁。这期刊物发表了溅波、胡楣等6位左联诗人的6篇诗作，天虚的小说《风水》、论文《朴列汗诺甫批判》(苏联阿里希莫甫作臧其人译)等作品。这期刊物仅印1000册，除100多册分送左联、剧联等左翼团体得以保全外，其余在运到上海杂志公司门市部出售时全部被公安局抄走。
　　不定期刊《木屑文丛》由胡风主编，第一辑于4月20日出版，封二的《凡例》关于刊名解释说：“这里面没有佳作巨制，也许不过只是一些竹头木屑，但伟大的匠手在柱石栋梁之外，对于一钉一楔也是不肯抹杀它们底功用的。自命为‘木屑’并不完全是由于自谦，在时代底泥泞的道上如果能够尽点木屑的任务，在力微的我们也是一种安慰。”该刊发表有谷非(胡风)、何丹仁(冯雪峰)等的论文以及译文小说等作品。
　　《文艺群众》于9月1日创刊，徐懋庸主编，出两期被禁。创刊号上有署名“本社同人”的一篇长文《悼瞿秋白同志》。8月5日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4()周年纪念日，《文艺群众》创刊号特辟纪念特辑，发表恩格斯《给保尔·厄斯特的信》和《致拉萨尔的信》，以及马克思《致拉萨尔》3封重要书信。
　　由于左联作家的作品广受读者欢迎，1935年，上海《时事新报·青光》主编朱曼华找到常来投稿的左联评论家王淑明，希望他们能在《青光》上办个专刊，以吸引更多读者。王淑明向左联执委会作了汇报，执委会研究后决定在《青光》上办个左联机关刊，取名《每周文学》，委派左联行政书记徐懋庸和作家周立波、王淑明共同负责，对外名义是“每周文学社”编辑，每逢周六出刊(从第19期起改为周二出版)。该刊侧重评论与杂文，兼收创作翻译，主要评论介绍左联作家的著译，鲁迅以旅隼笔名发表《杂谈小品文》《论新文字》两篇导论式的杂文，郭沫若发表过《与其敏、淑明论诗》《论“幽默”——序天虚(铁轮)》两文，其他作者有何家槐(先河、永修)、林焕平、聂绀弩等，都是活跃的左联青年作家，评论介绍过的左联作家著译有《伊特勒共和国》(徐懋庸译)，《俄罗斯的童话》(鲁迅译)，陈子鹄的诗集《宇宙之歌》，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故事新编》等，此外还介绍过纪德、别林斯基、果戈理、托尔斯泰、海涅、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外国作家作品以及巴黎公社文学，它的先进性、开放性都是值得称道的。
　　北方左联作家王余杞在天津《庸报》创办了副刊《嘘》，3月3日创刊，每周一期，9月15日第26期出版后停刊。每期刊出2—4篇小说、散文、诗和评论，创作、翻译兼收，发表过左联作家聂绀弩、陈子鹄、蒲风、北鸥的诗歌及诗论，雷石榆的译诗，东平、周钢鸣、王余杞等的小说。
　　北方左联还创办了文艺周报《泡沫》。该报不定期出版，于8月5日出创刊号，次年2月20日出第一卷终刊号，第一卷共出5期，后来又出第二卷第一期(出版日期不详)。该刊发表过北平左联成员牧风(谷牧)、路一、碧影(碧野)等的小说，史巴克的诗，东京左联成员猛克(魏猛克)的杂文、林蒂的诗、新波的木刻。
　　左联作家们还各自发挥潜能办刊。郑君平(郑伯奇)主编的《新小说》、李辉英和李菜园合编的《生生》文学月刊都在2月创刊；徐懋庸和曹聚仁合编的《芒种》半月刊3月创刊；10月创刊的综合性半月刊《生活知识》由左联成员徐步和民主人士沙千里合编，文艺栏由左联诗人关露编辑，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有鲁迅、茅盾、郭沫若、何家槐、李辉英、郁达夫等一大批知名的左联作家。另有一些进步或中间刊物如《文学季刊》《文艺大路》《文艺画报》《文饭小品》等也乐于刊出左联作家的来稿，形成了较为和谐的氛围。
　　1935年，左翼作家出版了大批量书籍，有小说、杂文、散文、评论集，如鲁迅的《集外集》，茅盾的《速写与随笔》《西洋文学讲座》，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小说《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等；有诗歌、诗论，如陈子鹄的《宇宙之歌》，蒲风的《六月流火》，石灵的《新诗歌的创作方法》；有电影文学剧本、理论研究作品，如沈西苓的《船家女》，夏衍的’《自由神》，洪深的《电影术语词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等；有翻译文学作品，如《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俄国契诃夫著鲁迅译)、《死魂灵》(俄国果戈理著鲁迅译)，《桃园》(土耳其哈理德等著茅盾译)等。
　　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文学部主任赵家璧主持编辑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大型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是1935年文学界一件大事。全书共10卷，其中《小说一集》由茅盾编，《小说二集》由鲁迅编，《小说三集》由郑伯编，《散文二集》由郁达夫编，《戏剧集》由洪深编，《史料·索引》由阿英编，每卷都有编者撰写的长篇导言，这六位左联著名作家执笔的高水平的导言，是我国新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学界重视。
    上述这一切都显示了左联作家们不向黑暗势力屈服并且愈战愈强的雄姿。
　　
　　一个胜利两件要事三次斗争
　　
　　5月底。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新影片《风云儿女》，观众踊跃。这是一部描写知识青年辛白华、梁质夫走出上海亭子间而投身抗日救亡的故事片。影片上映后，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立即风靡全国、唱遍长城内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广受群众喜爱。新中国成立后，它光荣地成为代国歌，后又成为国歌。
　　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映，是1935年左翼文坛一大胜利。
　　6月，美国出版的英文《今日中国》杂志(“china Today”)第3卷第6期刊登了一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致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贺信》，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暴政，讲述中国左翼作家、左翼文学遭到的迫害与摧残，特别谴责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罪行。信中“恳求美国作家代表大会对中国作家所遭受的非人的待遇予以特另4的注意。”“恳求你们特别发动一个广泛的运动来揭露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信末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3月11日，中国上海。”
　　2月19日事件平息之后，幸免于难的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夏衍、周扬、钱亦石等人商议重建文委事宜。他们经过调查摸底、听取各界上层代表人士意见之后，在8月至10月期间建立了新的文委，成员有周扬、夏衍、章汉夫、钱亦石、吴敏等，周扬被选为书记并兼左联党团书记。由于当时党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与党暂时失去联系，故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待今后报告党中央之后由中央定夺。
　　新建的临时文委为重组力量更有效地进行对敌斗争，于10月下旬公布了文委及所属各左翼团体新制定的纲领草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草案》共9条，重新确定了左联的性质、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使命、指导思想、当前任务等等。
　　随着蒋介石鼓噪的“新生活运动”以及王新命、何炳松、武(王育)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等10位右派大学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在《文化建设》月刊一卷四期公开出台，一股复兴文言、读经救国的逆流在各地涌动，此事激起了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与不满。于是，在6月5日出版的《芒种》《新生》《读书与出版》《文学》《太白》等多种刊物上出现了一份《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公开驳斥《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谬论。在这份《意见》上签名的有文学社、文学季刊社、文艺画报社、中学生杂志社、太白社、世界知识社、芒种社、青年界社、东京杂文社、东京诗歌社、东流文艺社、现代杂志社、新小说社、新生周刊社、论语社、译文社等16个团体和王淑明、方之中、方光焘等148位左翼作家及进步文化人。
　　6月，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5月间，知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办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易水(艾寒松)的一篇短文《闲话皇帝》，其中对日本天皇稍稍议论了几句，竞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指责为“侮辱天皇”而大兴问罪之师。国民党当局卑躬屈节，竟然向日寇陪礼道歉，接受种种屈辱条件，查封《新生》周刊，并决定按照日寇的指令审讯杜重远。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广大左联盟员人人义愤填膺。在审讯杜重远那天，左联沪东区委书记周钢鸣和沪东、法南(法租界、南市区)几个左联小组的盟员孙慎、徐步、甘迈、朱正明、齐速等人以及虹口立兴热水瓶厂工人读书班(左联虹口小组领导)数十名学员挤进旁听席旁听。当法官宣布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徒刑送监执行时，旁听席上左联的同志们人人肺都气炸了，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杜重远无罪!”等抗日口号，散发抗日传单，致使法庭秩序大乱，审判丑剧被迫草草收场。
　　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上海，左联盟员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无不群情激愤，决心大力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斗争。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等283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等八项主张，强调“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惟一出路。……”在宣言上签名的左联盟员有王淑明、白薇、立波、艾芜、何家槐、沈西苓、沈起予、沙汀、杜君慧、金奎光、林娜(司马文森)、周钢鸣、邱韵铎、荒煤、徐步、徐懋庸、许杰、许幸之、丽尼、关露、钱亦石、戴平万、聂绀弩、魏金枝等2 4人。
　　以上三次斗争，参加的虽然只是部分左联盟员，但他们是左联的代表，显示的是左联的品质与精神。　　
　　

左联的文学
　　
　　左联作家们置身文化围剿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毫不气馁，短短6年间，在各种报刊发表了大约1500篇各类作品，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戏剧集、电影文学剧本、文论集和翻译文学作品488种(部)，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抨击黑暗、讴歌光明的文学作品，给人民灌注力量与信心，激励他们去改造生活、争取祖国解放，其中鲁迅的《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早已成为我国新文学的经典，为人们所熟知；鲁迅的许多杂文名篇和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人们百读不厌。
　　许多盟员作家或从事马列文艺理论的翻译研究，或从异域采来文学的奇花珍果，他们用辛勤的劳作建造了一座左翼文学的大花园。形成了“红色三十年代”的新景观，令后人感到欣慰与自豪。
　　
　　革命礼赞
　　
　　革命时代，战歌嘹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建立两年多时间，左联机关刊《拓荒者》1卷3期就发表了作家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出单行本时改名《田野的风》)。它描写共产党人张进德、李杰领导农村武装斗争的情况，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尤其可贵的是指出“金刚山”(井冈山)是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坚强后盾，这在当时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丁玲的小说《水》写出了在狂暴的洪水袭来时，走投无路的一渡口村的灾民们终于比洪水还凶猛地朝镇上冲去，“大家一条心，去夺回我们的血汗”，去夺回生的权利。1933年夏衍据此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摄成影片公映后广受欢迎。
　　左联作家叶紫是从湖南农民运动的大风暴中走过来的。左联时期，他创作了反映农村生活的系列作品：短篇《丰收》《火》《乡导》和中篇《星》等，其中，《火》写出了农民运动的极致，写出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与声威。《乡导》则是一曲女英雄的壮歌。描写了一位农妇，为报三个儿子被白军杀害的血海深仇，而故意将一旅白匪军带进红军的伏击圈使其全部被歼，自己却为此献身的故事。
　　
　　救亡号角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再一次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此期间，左翼作家们拿起笔投入战斗，涌现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作品，如白晓光(马加)的《登基前后》，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隅蒙(王余杞)的《急湍》等。金丁的小说《奔》则是一幅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众的风情画，另外，王志之有真实反映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战斗的长篇小说《抗战》；于黑丁有描写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九月的沈阳》；舒群有歌颂东北抗日联军昂扬斗志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地》；丁玲有怒斥卖国政府、号召民众抗日救亡的《多事之秋》；剧本有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白薇的《北宁路某站》、适夷的《s.o.s》；诗歌有谷非(胡风)的《仇敌的祭礼》、森堡(任钧)的《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白薇的《火信》，等等
　　反映一·二八凇沪抗战的有林箐(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死线上》，慧中(彭慧)的小说《米》，葛琴的小说《总退却》和田汉的剧本《战友》，柳倩的诗《震撼大地的一月间》等
　　
　　传播光明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江西苏区，是照耀黑暗中国的光明灯塔，左联作家们在作品中描绘它、歌颂它，留下了一幅幅宝贵的剪影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闲幕后，左联女作家冯铿创作了小说《红的日记》。作家胡也频创作了小说《同居》，诗人丁休人(应修人)创作了童话《旗子的故事》和《金宝塔银宝塔》《红的日记》和《同居》写工农红军的战斗、宣传工作和人民群众的自由幸福生活；《旗子的故事》写工农红军攻打地主老窝太平寨和红军战士保卫红旗的勇敢无畏；《金宝塔银宝塔》歌颂共产党和红军、歌颂“我们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正是这一切创造了“金宝塔银宝塔”，使苏区繁荣兴旺、人民永远幸福。
　　写广东海陆丰地区斗争生活的作品有东平的《沉郁的梅冷城》《通讯员》等小说
　　《北斗》杂志发表的《长江风景》(作者杨格，即沈起予)是一篇不平常的散文、这位左联作家是四川人，曾多次乘长江轮出川、入川，对这段航程很熟悉，此文写他的旅途见闻，全文5节，其中第3节《新的土地》写道：
　　“在旭日的红光中醒来，两岸广延几千里的平原，是那样强有力地摆在前面：十步一架的标语台，组成三面形以耸立江岸，老实在那儿向我们呐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工农兵苏维埃!’等等，
　　“啊，那儿是已无帝国主义，也无所谓土豪劣绅、那儿无苛捐杂税，那儿是自食其耕，可爱的新土地哟!旭日的阳光，老实是那样地把你照得鲜红”。
　　在黑暗中的人们对那片“新土地”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杨格描绘的这幅图画多么迷人!它传播光明，灌注信念，让千万人眺望那片可爱的“新土地”，这是左翼文学的一颗明珠。
　　为人们传播光明的还有张天虚的长篇小说《铁轮》与华汉的短篇《兵变》等
　　
　　关注现实
　　
　　左联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戏剧电影作品的特质之一，是关心工人、农民及其他下层民众生活的疾苦，他们决不写个人琐事、决不“玩文学”；他们揭露社会政治黑暗，引导人们认识眼前的现实，激起他们对光明自由的渴望，从而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因而题材广泛，涉及工人、农民、城镇贫民、青年学生、劳动妇女、旧军人、小商人、苦力、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以及从这些下层民众产生的知识分子、革命战士等等，如华汉(阳翰笙)的三部曲《地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三人行》《路》《当铺前》；丁玲的《韦护》《夜会》《母亲》《意外集》；彭家煌、适夷、魏金枝、沙汀、艾芜、征农、何谷天(周文)等的小说集多部；中长篇小说《烟苗季》《在白森镇》；荒煤的《长江上》；欧阳山的《七年忌》《梦一样的自由》；张天翼的《从空虚到充实》《蜜蜂》《团圆》；王任叔的《在没落中》《乡长先生》；谢冰莹的《前路》《青年王国材》；马子华的《颠沛》《路线》；王志之的《租妻》；庄启东的《自杀者》，等等诗歌有蒲风的《茫茫夜》《六月流火》；白晓光(马加)的《血腥地带》《第三时期》；陈子鹄的《宇宙之歌》；马子华的《坍塌的古城》；田间的《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柳倩的《生命底微痕》《无花的春天》；周而复的《夜行集》，等等戏剧有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黎明之前》；凌鹤的《高贵的人们》《黑地狱》；夏衍的《赛金花》《自由魂》，等等、电影文学剧本有夏衍的《狂流》，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上海24小时》《自由神》《压岁钱》；田汉的《风云儿女》《三个摩登的女性》《民族生存》；

阳翰笙的《中国海的怒潮》；沈西苓的《女性的呐喊》《船家女》；洪深的《压迫》《花花草草》等，不胜枚举，可说是一套现实生活的风情画、
　　
　　透视历史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几篇历史小说，茅盾的《石碣》《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郭沫若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等历史小说，都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借古人古事抒发个人爱憎的一种形式，是现代文学中古为今用的典范
　　李守章(李俊民)也发表过历史小说《心与力》《鼠的审判》《桑柔本事拟》等
　　另有两种长篇小说涉及历史，值得一记，就是王任叔的《莽秀才造反记》和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莽秀才造反记》写1903年浙江宁海“平洋党”领袖王锡彤率领农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残暴压迫的故事。故事情节紧张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全书18章，40万言，在作者已去世12年后的1984年问世 小说出版后得到读书界好评，被誉为“中国农村的《子夜》”，荣获第一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
　　端木蕻良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1933年12月完稿、郑振铎看完原稿后认为质量“极好”，“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小说描写一户丁姓山东农民流落科尔沁旗草原，发家致富成为大地主，后因社会变迁，由盛而衰的故事，书中草原风光优美，“老北风”这一人物壮美：九·一八以后，他高举抗日义勇军大旗，率领草原儿女投入抗日洪流，科尔沁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文论之光
　　
　　左联作家出版的文艺理论及批评著作，现在知道的有60种，钱杏頓的数量最多，约有20种，茅盾、胡风、周起应、洪深、叶以群、徐懋庸、楼适夷等人也有著作；论著中较重要的有叶以群的《创作漫话》和《文艺创作概论》，茅盾等人的《创作的准备》和《当代中国作家论》，胡风的《文学与生活》和《文艺笔谈》，石灵的《新诗歌创作方法》，王任叔的《常识以下》，郑伯奇的《两栖集》，钱杏頓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批评六大文学作家》《文艺批评集》《怎样研究新兴文学》《文艺与社会倾向》等
　　钱杏頓广搜近代文学史料，认真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晚明文学笔谈》《晚清小说史》《小说闲谈》等书，其中《晚清小说史》学术成就最高，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为人称道。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内有钱杏頓编的《史料·索引》卷，卷首有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叙例》，说明有关情况
　　
　　翻译兴旺
　　
　　左联拥有众多文学翻译家：鲁迅精通日文、德文，他用这两种外文翻译出版苏联《文艺政策》，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法捷耶夫的《毁灭》，西班牙巴罗哈的《山民牧唱》等文论和小说，还在《译文》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外国文学作品；瞿秋白精通俄语，翻译出版卢那卡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高尔基的《不平常的故事》等；茅盾翻译出版俄国丹青科的《文凭》，法国左拉的《百货商店》，苏联铁霍诺夫的《战争》，希腊帕拉玛兹的《一个人的死》，土耳其R.哈理德等著的《桃园》；郭沫若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德国席勒的《华伦斯太》，苏联爱伦堡等著的《黄金似的童年》；穆木天译有苏联涅维洛夫的《丰饶的城塔什干》，赛孚宁娜的《维里尼亚》，高尔基的《初恋》等；沈起予译有俄国费理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伊可维支的《艺术科学论》，左拉的《酒场》；田汉译有《欧洲三个时代的戏剧》；周起应译有美国库尼兹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俄国柯仑泰的《伟大的恋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罗稷南合译)等；孙席珍译有日本小泉八云的《英国文学研究》；楼适夷译有苏联弗理契的《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苏联高尔基的《我的文学修养》和《在人间》等；沈端先译有苏联高尔基的《奸细》《母亲》，格拉特考夫的《沉醉的太阳》等：另外，还有杨骚、徐懋庸、陶晶刊、胡风等20多位作家翻译的美、日、俄、朝鲜等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数十部。
　　
　　结语：永远的光辉
　　
　　左联是我们文学的太阳，它的光芒辐射到我们文坛每个阴暗的角落，甚至马采亚。1931年3月，左联盟员马宁从上海流亡到马来亚，不久联系上左联常委钱杏頓，后又收到他寄来的左联机关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左联战友的牺牲使他悲痛万分。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前进。他向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同志提出，按中国左联模式，在马来亚发起组织一个艺术团体，开展左翼文艺运动。此建议得到马共中央领导的批准，不久，“马来亚普罗文艺联盟”成立，简称“马普”，马宁任主席。这个被人们称为“马来亚的左联”的团体提出三条战斗纲领：“要求全南洋的各民族艺术青年团结起来”，“要求展开各民族文化工作，善用各民族的语言来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要求艺术工作者参加实际斗争，为争取南洋各殖民地的民族自决斗争而献身”!出版机关刊《马普》，创刊号刊登《前哨》上李伟森等五作家被杀害的报道和左联的抗议宣言，又出版《南洋文艺》，刊登盟员创作，许多盟员发表了作品，马宁本人也写了以南洋生活为题材的《夫妇》《绿林中》《一个女招待之死》《兄妹之爱》等7个独幕剧，并由“马普”下属的“普罗剧运联盟”搬上舞台，演出后获得观众好评。
　　受左联影响，1931年在浙江温州出现了一个新文学团体“动荡文艺社”，发起人及骨干有胡今虚、王沉、胡民大、陈光宗、吴白鲁、陈又东等人，出版《动荡文艺》《铁铲》等，上海左联盟员金丁、董每戡曾给予协助。社员一度发展到98人。1933年，左翼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之际，胡今虚曾将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毁灭》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假托我国东北义勇军故事，题名《第一线》，经左翼电影工作者郑君里、沈西苓、王尘无多次修改，1935年在上海《民报·影坛》一次满版发表。1935年后社员星散，该社不复存在。
　　1933年底，在左联及左翼文学运动影响下，塞北地区(绥远西部，今内蒙古西部)出现了新兴文学团体“塞原社”。它原由在中山学院读书的共产党员和反帝大同盟成员任双弼、进步女同学李杏元等组成，每周出壁报《塞原》一次。后来。该校校友、已当了记者的袁尘影也参加进来，在《社会日报》出副刊《塞原》，12月12日创刊，袁尘影、武达平、杜如薪、任子良、袁烙等人参加编辑，1934年5月1 4日该刊第1 6期出版后因社员流散，暂时停刊。为打破绥远文坛的沉闷，8月，武迭平、袁尘影、章叶频、李穆女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聚会，决定恢复“塞原社”及中断了的《塞原》副刊。袁烙、葛垒、北虹、李曼霖、魏列等人也来加入。社团扩大了。社务及编辑工作主要由袁尘影、章叶频负责。章叶频还在《社会日报》主编副刊《洪荒》及“塞原社”诗歌研究会会刊《塞北诗草》，积极投身诗歌大众化运动、倡导“国防诗歌”。他主编的后两个刊物曾分别转载左联作家徐盈的小说《当铺》和蒲特(饶彰风)的小说《三个游击队员》。《塞原》《洪荒》《塞北诗草》发表大量进步文学作品，使绥远文坛变得生气勃勃。
　　左联的活动及日益壮大的左翼文学运动对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的文学也有影响：马子华、陆万美、雷溅波、刘御、张天虚加入了左联，马子华出版了反映边疆地区奴隶集体反抗封建土司制度的小说《他的子民们》；其余几位盟员作家也都发表过有价值的诗文。另一些未参加左联的作家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写出了较好的作品，如李乔发表报告文学《锡是如何炼成的》，蔡希陶发表小说《普姬》和《四十头牛的悲剧》；李寒谷发表《雪山村》《三月街》《虎跳岩》《狮子山》等反映纳西族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的小说。
　　左联成立已是78年前的事情，它的光芒当年就照亮枯寂的文坛，催生串串春蕊，滋长繁花一片，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荣先驱，它将在我们的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上绽放出永远的光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