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顿高中:时文菁华·孔子的目光

　　时文菁华·孔子的目光
　　目录
　　第一编  触摸文明的根系
　　第二编  聆听智慧的言说
　　第三编  眷恋文化的瑰丽
　　第四编  体味跃动的心灵
　　第五编  寻找文明的踪迹
　　第六编  咀嚼文化的精髓
　　第七编  传统文化的冷眼反思
　　第八编  时尚文化的直面解读
　　第一编  触摸文明的根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当整个大地还在沉睡时，这里已经透出文明的曙光。当我们用鲜活跳跃的心灵去感应它时，就可以触摸到悠久灿烂炎黄文明的庞大粗壮的根系，能够感受到这经典文化蓬勃生命力的强劲脉动。它根深叶茂、璀璨绮丽、异彩纷呈，如果没有了这个根系的牵绊，我们每个人就成了零落的浮萍。
　　让我们触摸文明根系，振扬民族精魂，守护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精神
　　袁行霈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断的进程中迸发出所蕴藏的生命力。它如汩汩滔滔的长江黄河，波涛涌动，奔腾向前；它如巍峨屹立的泰山昆仑，高耸云端，引领后世。上下五千年，历史给我们造成出了深厚和凝重，向世界宣告了独特和灿烂。人文精神、注重和谐、自强不息…‥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咀嚼再三。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品味我们灿烂的中华文明。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能够离开地球，从太空观察人类自己的生存空间了。在这浑然的星体上，在亚洲的东部，有一片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家！
　　白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大气磅礴的昆仑山，高耸入云的祁连山，雪峰与深谷交错的横断山脉，它们环绕的这片高原，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从青藏高原到太平洋的巨大跨度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千条江河，大致走向是自西向东，奔流入海。长江、黄河宛如两条主动脉流贯中华大地。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背靠在世界屋脊上，自西向东，俯视着浩瀚的太平洋。
　　中华文明就是从这块土地上崛起的。
　　文化，就广义而言，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传统。没有哪一个民族不热爱自己文化的精华并为之自豪的。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四种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文化虽历经劫难，却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今天，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中华儿女，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天之涯、海之角，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老家——老家的山，老家的水，老家的四合院，老家的竹篱笆，老家的酒，老家的歌，老家的乡音，老家的亲情。
　　是什么把全世界的中华儿女联结在一起？
　　是文化，是中华文化。
　　端午的龙舟，中秋的月饼，重阳的登高，阴历年大门上贴的红纸黑字的春联。那个成双的“囍”字；那个倒贴的“福”字；那前额突起的老寿星；那“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琵琶弹奏；那戏台上的脸谱，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所有这一切都唤起游子们浓郁的乡愁，魂牵梦萦的中华情！
　　这又是什么？
　　文化，还是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的、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具有比血缘更强的凝聚力，把全世界中华几女的心联结在一起。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更大、更深远。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当我们喊出第一声“爸爸”、“妈妈”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学会称呼自己姓名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拿起筷子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行为。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特色。
　　中华文化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弘扬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那么，从总体看来，就其精华而言，中华文化的精神有哪些呢？
　　中华文化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就其主流而言，最晚从周朝开始，就将人置于中心的地位。《尚书》里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连上天也要顺从人民的视听，以决定其好恶取舍。《左传》里还有这样的话；“夫民，神之主也。”应该先办好人的事，然后再致力于神的事。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字书《说文解字》解释“人”这个字的时候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人是和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是万物之灵。
　　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也有神学，但宗教、神学没取得无上权威的地位。中国没有国教，没有教皇，更没有宗教裁判所。中国的文学艺术虽然和宗教有关，但宗教的题材远不如欧洲那么盛行和重要。中华文化所崇拜的是祖先，注重的是祭祖；或者崇拜那些为民族的生存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孔子、李冰父子、司马迁等，虽有祭祀人他们的庙宇或祠堂，但他们还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中华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以人伦为核心的文化，人和人的关系，远比人和神的关系重要。
　　人文精神还有一层涵义，就是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注重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道德素质，进而追求人格的完美。人和禽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有道德。这可以叫做道德意识或人格意识。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孟子还有一段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他们看来，道德和节操比生命更生要。在古代，道德和智能完善的人，就是圣贤。例如孔子被称为圣人；他的三千弟子当中有七十二位最好的，被称为贤人。中华文化以人为中心，在众人之中又以圣贤为中心，而且认为只要认真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这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光辉。
　　圣贤并不是天生的，是通过自身的刻苦修养达到的。修身离不开社会实践，甚至需要各种苦难和逆境的磨炼。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修身离不开社会实践的磨炼，也谦逊不开自我反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贤人就想达到他的境地，看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缺点。孔子的学生曾子说：“正人先正已”的古训，强调人我做起。“正已”不仅早修养自身，也是对社会负责。人人都能“正已”，社会的道德环境也就完善了。
　　中华文化是尚群的文化，崇尚群体利益
　　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现代西方很不相同。
　　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民族，都是“群”。个体是“小我”，群体是“大我”，群就是公。《礼记》中说“天下为公”。孔子说：“群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苏辙说：“不以私爱害公义。”顾炎武也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公后私、对群体负责的精神，在文学作品里也有表现。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鲁迅在《自题小像》里说：“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都是脍人口的名句。从古到今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他们的行为弘扬了这一尚群的精神。特别是近代史上涌现了许多这样的爱国英雄，我们将永志不忘。
　　中国有句古话：“敬业乐群。”“乐群”这两个字也很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特点。以众人群处为乐事，以合群为美德，以顾全大局为优点。荀子提出群居和一之道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认为人能从事有穆序的伦理生活，才能驾御自然物。可见中国人早就从实践中懂得了群样的力量超过个人的力量，人个只有集合成群才能生存，并得到充分发展。
　　中华文化是一种平和的文化，所谓是注重平衡，所谓和是注重和谐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说“过犹不及。”《中庸》以“致中和”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这都是倡导平和的精神。平和的精渗透到各个方面：城市的规划，房屋的设计，室内的摆设，都讲究对称。书法和绘画讲究结构的对称与力度的均匀，作诗讲究对偶，审美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做人要兼顾文和质两方面，质朴超过文采就粗野了，文采超过质朴就浮华了，两方面配合适当，“文质彬彬”，才称得上君子。这都是强调把握一个恰当的度，以求得平衡，平衡才能稳定，平衡才美。中医讲究阴阳平衡，人体的各个器官及其功能达到平衡，就可以祛病延年。
　　中国人早就懂得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道理，强调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古代哲学家们讲“天人合一”，就包含着这种思想的光辉。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受大自然养育的。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伙伴。如张载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虽然是万之灵，但不应破坏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不要做在大自然的掠夺者；而要辅助大自然化育万物，为人类造福，正如《易传》所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不仅如此，还应当从大自然中体悟人生的真谛，在心灵上和大自然沟通。人们喜欢到森林或江河边练气功，不就是在追求心灵和大自然的沟通，以达到内心的平衡与和谐吗？
　　平和的文化精神，渗透到人和人的关系中，便是注重和睦相处，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平衡。例如长辈和幼辈，要尊老爱幼；老师和学生，要尊师爱生，都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多个民族和谐相处的大家庭。
　　在今天这样的竞争时代，应该怎样理解“和”的精神呢？“和”是多样的统一。好听的音乐，美味的菜肴，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和”。和的中间会有斗争，通过斗争达到新的平衡。“和”并不是善恶不分，是非莫辨，不是简单的混同。在今天这样的竞争时代，仍然需要“和”。竞争要在统一的公认的原则下进行，竞争的各方具有统一性。通过公平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平和的特点还表现在对外的关系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墨子写《非攻》，斥责侵略战争为不义。历代反对侵略战争的诗很多，例如李白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关于这一点，不少外国学者已经看到了。中华文化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却从来没有对别的文化构成威胁。
　　将中华文化平和的特点弘扬开来，对当今的世界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世界似乎变小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彼此如何相处？如何才能相处得好？是一个大问题。中华文化能够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恰当的答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这种精的体现。
　　中华腐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整体思维
　　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部分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部分都反映整体。这是就思维的习惯方式而言的。例如，中医就是把人的身体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是局部的病症，却往往着眼于全身进行治疗。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也是注重整体的把握。在画竹在胸，就是这个道理。而所谓“气象”、“神韵”、“格调”等等，都是文艺作品给予欣赏者的总体感受。中国的文字家、艺术家一向注重“雄浑”和“自然”，因为雄浑自然都是整体的美感。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分析的方法在西方发展起来了。分析的方法要求把事物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分别加以考察。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学科分工的细密，增经促使科学长足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行。但分工过细，以致互相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求必能发现事物深层的规律，有时候倒需要从总体上把握，这样才更准确。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整体思维的重要。而中华文化注重整体思维的特点，就更引人瞩目了。
　　中国古肛科学技术灿烂辉煌，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有很大关系，同时与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他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哲学所使用的“通体相关的思维”方法，特别强调从战国时代的庄子到宋代的周敦颐和朱熹贡献，他说：“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中华文化要发挥原有的整体思维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学生西方文化善于分析的长处。中西思维方式的贯通融合，必定能使中华文化更迅速地发展，并为世界文化掀开新的一页。
　　中华文化是自强不息，而又开放兼容的文化
　　中国古代的哲人早就看到大自然运行的一条重要规律，并由此引申出人生的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是刚健的，君子效法天道，也应以刚健立身，自强不息。刚健自强，奋发有为，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中华文化延续了几千年，靠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而不可征服，靠的也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惟有不断地自强，才能永久地自立。
　　然而，自强并不是自我封闭。老子早就说过“容乃公”，能兼容才称得上是公，大公才能使天下归心。“易传”又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要同大地一样有负载万物的宽厚美德。中华儿女胸襟博大，敢于、乐于并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以丰富自己。鲁迅称赞汉唐两代人“闳放”，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敢于、乐于吸收外来文化，更善于消化外来的文化，吸取其中的营养，使它们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佛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有的禅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中华方华又是向外开放的。唐代有那么多从日本和朝鲜半岛来留学的学生和僧侣，丝缟之路那么繁荣，都证明了这一点。李白、王维对日本的诗人阿倍仲麻吕那么深情。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以及画家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等，在中国受到那么高的礼遇，也很说明问题。圆明园这座清皇帝的最大宫苑，其中竟有西洋楼这样的建筑。中华文化像大海一样汇纳百川，表明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对其他文化的尊重。
　　今天，当中华民族昂首阔步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能不由衷地赞叹她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光辉。我们觉得好像走进一座巨大无比的宝库，琳琅满目的瑰宝纷然呈现，看到这些谁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并深感自豪呢！我们要认真清理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接受那些至今仍然有助于社会前进的东西。祖先的道德情操，祖先的聪明智慧，各种各样富有营养的文明成果，都不能丢掉。
　　中华儿女可不能断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奶汁啊！
　　然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是在古代主要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清理遗产，也包括剔除糟粕的这个艰巨任务。抱残守缺、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一样，都是没有前途的。
　　中华文化既有光辉的历史，也有光辉的未来。我们只要坚持吸取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断开拓创新，就必定能使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中华文化曾经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今后仍带着自己的特色和光芒，带着新的成果，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更加昌盛的世纪，人类将学得更聪明、更理知、更和睦地相处在一起。中华民族将同世界各民族一道，共同迈进二十一世纪的大门。
　　掩卷沉思
　　是文化，把我们的民族心灵连接在一起；是文化，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凝聚在一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使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焕发出时代的美丽光辉。在作者的引领下，我们在历史和文化中穿行，领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美丽风景。在这巨大的文化遗产面前，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深深的思索：如何使我们的文化在新的时代更富生机，永葆青春呢？请选取其中一点，写下你的理解。
　　孔子之精神生活
　　蔡元培
　　孔子的精神滋养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在我们民族幼稚的时期，他有智慧的头脑，教给我们探寻真理的精神；他温柔敦厚，教给我们以仁义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最高的处世品格；他有大勇之心，为的是道义的永存。这些都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力量之源，汩汩滔滔的浇铸着每个人的灵魂。这就是伟大的孔子，这就是孔子丰富生动的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对待的名词，孔子尚中庸，并没有绝对的排斥物质生活，如墨子以自苦为极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①；例如论语所记“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狐貉之厚以层，”谓“卫公子荆善居室”，“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对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态度。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孔了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他的精神生活，是决不为物质所摇动的。今请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个爱智的人，尝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足也；多闻，择其善者面从之，多见而识之。”又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见他的爱智，是毫不含糊，决非强不知为知的。他教子弟通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又为分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彼劝人学诗，在心理上指出“兴”“观”“群”“怨”，在伦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如《国语》说孔子识隶慎氏之石砮，防风氏骨节，是考古学；《国语》说孔子和萍实，知商羊，是生物学；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见知力范围的广大至于智力的最高点，是道，就是最后的目的，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从亲爱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便是仁的出发点。他的进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极的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最高点，是“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身）以成仁。”这是何等伟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踦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殤。但孔子对子勇，却不同仁，智的无限推进，而时加以节制。例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与，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又是何等谨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而观察外，尚有两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养。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面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这无宗教的气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语神，敬鬼神而远之，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论之例。凡宗教总有一种死后的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狱等说来附会也。凡宗教总有一种祈祷的效验，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获罪子天，无所祷也”，毫不觉得祈祷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无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时代，建筑、雕刻、图画等美术虽然有一点萌芽，还算是实用与装饰的工具，而不信为独立的美术；那时候认为纯粹美术的音乐。孔子以乐为六艺之一，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对于音乐的美感，最后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的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师法的。
　　［注释］
　　①原版如此。
　　据《江苏教育》月刊，第５卷第９期（１９３６年９月出版）
　　掩卷沉思
　　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孔子的精神博大精深，每个人都能从中寻到营养。作者用简练精巧的词语概括出其中的精髓，这是用心阅读的最终体验。在《论语》中，在孔子身上，有没有找到最能触动你的一点，请接着作者的思路，写出你的发现。
　　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
　　宗白华
　　先哲以他们冷峻的思想和睿智的头脑引领我们发现了天地宇宙的规律，创造了艺术和谐之美丽，我们享受在美丽的文明和艺术的享受之中。独特魅力的文明是我们的国魂，而今，我们的美丽正在被“先进”的科学破坏和征服，那么我们文化的美丽精神到底往哪里去？无限留恋中，更可看出作者的深深忧思。美学家宗白华在历史文化里悠然散步，深沉思索。
　　印度诗哲泰戈尔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小册里曾说过这几句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亦能共享此秘密”。
　　泰戈尔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察与意见，值得我们细加考察。
　　先谈“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视探求宇宙的秘密。但希腊及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译、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我们理知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利用厚生。西洋思想最后所获着的是科学权力的秘密。
　　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泰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论语》上载：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夫子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古人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汉书：律历志》），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不像现在大都市的居民灵魂里，孤独空虚。英国诗人艾利略有“荒原”的慨叹。
　　不但孔子，老子也从他高超严冷的眼里观照着世界的旋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活泼的庄子也说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他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
　　孟子说他能“上下与天地同流”。荀子歌颂着天地的节奏：
　　列星随旋，日有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我们不必多引了，我们已见到了中国古代哲人是“本能地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而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表现礼与乐里，创造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的日用器皿上，使形成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
　　“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从我们的日用器皿制出玉器，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及精神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我们在铜器时代也把我们的日用器皿，如烹饪的鼎、饮酒的爵等等，制造精美，竭尽当时的艺术技能，他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对最现实的器具，赋予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后来我们发展了瓷器（西人称我们是瓷国）。瓷器就是玉的精神的承续与光大，使我们在日常现实生活中能充满着玉的美。
　　但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我们有两大发明：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陆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我们发明着火药，用来创造奇巧美丽的烟火和鞭炮，使我一般民众在一年劳苦休息的时候，新年及春节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地位和方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当的自然环境，“居之安而资之深”。我们到郊外，看那山环水抱的亭台楼阁，如入图画。中国建筑能与自然背景取得最完美的调协，而且用高耸天际的层楼飞檐及环拱柱廊、栏杆台阶的虚实节奏，昭示出这一片山水里潜流的旋律。
　　漆器也是我们极早的发明，使我们的日用器皿生光辉，有情韵。最近沈福文君引用古代各时期图案花纹到他设计的漆器里，使我们再能有美丽的器皿点缀我们的生活，这是值得兴奋的事。但是要能有大量的价廉的生产，使一般人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接触趣味高超、形制优美的物质环境，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尺度。
　　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
　　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最近如原子能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参天地，赞化育”，提携全世界的生命，演奏壮丽的交响乐，感谢造化宣示给我们的创化机密，而以厮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西洋精神又要往哪里去？哪里去？这都是引起我们惆怅、深思的问题。
　　（１９４６年、南京，《艺境》末刊本）
　　掩卷沉思
　　中华文明顺乎天地运行，合乎自然规律，创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美和谐的文明，我们的文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作者的担心和忧虑固然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在今天，我们的文明有着同样的处境和遭遇，那么如何看待现代的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呢？我们的文化的美丽精神现在又要往哪里？
　　精神的境界
　　冯友兰
　　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一身的正气。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就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人有点浩然之气，方可一鼓作“气”，气壮山河；方可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被后人赋予丰厚、崇高的道德内涵，成为激励后人立志守节、坚持理想信念，以身许国、杀身成仁，自尊自强、追求理想人格的精神力量，这是传统文化中很高的精神境界。
　　明道之后，集义既久，浩然之气，不待勉强，自然而然生出，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下文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轲认为，告子是从外面拿一个义来强制其心，使之不动，这就是“义袭而取之”。实际上行义应是“心”的自然的发展；行义既久，浩然之气即自然由中而出。
　　孔丘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何以现不惧呢？孔丘说：“内省不疚，复何忧何惧？”（《论语·子罕》）孟轲的“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是孔丘的这种思想的发展。他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这就“行无不慊于心”。孟轲认为，这样就可以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愧怍，因而无所畏惧。这就是所谓“至大至刚”。这本来是一种精神境界或心理状态。孟轲认为，这种状态，“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另一种说法。
　　《孟子》中论“浩然之气”章是盂轲言论中的重要部分。它不是讲道德教条，而是概括地讲一种精神境界。它不仅是概括地描述了这种精神境界，而且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他所说的“浩然之气”的那个“气”并不是一种物质，像空气、雾气那种气，而是一种精神境界或精神状态，像勇气，或气概的那种气，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境界，但是可以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力量。孟轲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就有那种境界的人的自我感觉说的，也是就那种精神境界转化为物质力量说的。孟轲讲：“浩然之气”是靠“养”出来的，就像树苗一样，养树的人只能给树苗安排好的生长条件，至于生长还得它自己生长，不能拔之使高。高是不能用拔的方法取得的，拔高就是“助长”。“助长”不但于树苗无益，反而于它有害。这就可见，“浩然之气”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物质，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
　　浩然之气的主要内容是不动心，在《孟子》的这一章的开始。孟轲和他的学生公孙丑谈到“不动心”。孟轲说，仅只是一个不动心并不难，告子就能比他先得到不动心。下文说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不动心。但是不动心也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强制其心使它不动。另一种是心自然而然地不动。第一种办法是比较容易做的，但是那种不动心，也不是真的。其实那个心已经动了，不过被强制住不能表现于外。第二种办法是比较难的，可是所得的不动心才是真的。心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使它自然而然地感觉得富贵、贫贱、威武，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稀奇，所以它也就不淫、不移、不屈了。这就是真正的不淫、不移、不屈。这是有那种境界的人自然而然的表现。可是这种境界，只能是养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用强制、拔高、助长的办法得到的。有了这种境界的人，才能是至大至刚，无所畏惧，而独立于天地之间。
　　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生活。《孟子》中的这一章，是孟轲对于这种精神生活的概括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这是人类精神生活，在中国的深刻的反思。
　　宋朝的宰相文天祥作了一首《正气歌》。这是用诗的形式和形象的语言讲“浩然之气”的。他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然塞苍冥。”照他的说法，“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这显然是与孟轲不合的。下文列举了中国历代的忠烈人物的事迹。然后总结说：“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些人不是用语言讲“浩然之气”，而是用行为讲“浩然之气”。他们都写了一篇“浩然之气”的赞歌，可是，不是用墨汁写的，而是用鲜血写的。当然文一祥的《正气歌》也不仅是用墨汁写的，而是用鲜血写的。
　　无论如何“浩然之气”这四个字到现在还是一个常用的词汇，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词汇。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掩卷沉思
　　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包含着两种伟大的民族气质，一种是孔子所宣扬的浑然之气，一种是孟子所倡导的浩然之气。浑然之气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浩然之气表现了中华民族刚健豪放的英雄主义传统。２１世纪的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崛起的伟大历史机遇，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我们不但需要吸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浑然之气，更需要刚健豪放、不畏强权与霸权的浩然之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扬我们民族的这种浩然之气呢？
　　谈知识分子
　　冯友兰
　　在古代社会，他们传承着道德与文化，撒播着智慧与思想。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他们用自己的文化，更主要的还有对天下责任的勇力承担，影响着时代，推动着历史的发展。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最勇敢的承担者，他们的勇气更多的是来自自己坚强的内心，无论历史的烟云多怎么变幻，这种精神一直在流传。他们追求着自己心中高尚的精神境界，走出书斋，勇力实践，走上历史的舞台。古往今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识分子
　　士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相当。后者只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前者兼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士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各家不同。因为儒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的道德标准，就是儒家的标准。曾子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仁是儒家所认为的最高精神境界，在这种境界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即所谓“完人”。孔丘把完人做为士的标准，这可以算是最高的标准了。《礼记》中的《儒行》特别着重士的独立自主的品质，其中托为孔子的话塑造了一个士的具体形象，说：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液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兴，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知识分子当然需要在才学方面有足够的准备，才能为国家社会服务。但是，他的行动只能出于他自己的意志，不受强迫，“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的标准的内容。并不是一般的士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他们都承认这个标准，特别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人们所传诵。
　　在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动摇的时候，黄宗羲写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为他所理想的未来的新社会的上层建筑画了一个蓝图。照他所想的，在政治机构中，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皇帝，第二个是宰相，第三个是学校。黄宗羲仅知识中国之外还有西洋，并不知道西洋的历史，更不知道西洋的政治制度。可是他的这个设想使人联想到西方政治机构中的君主、内阁和议会。他怎么会把学校也拉扯到政治机构中去了呢？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政治力量。学校是知识分子集合的地方，如果爆发为群众性的运动，力量就更大了。在魏晋时代，司马昭要杀嵇康，太学生数千人出来，要求司马昭任命嵇康到太学当他们的老师。这是一种群众性的抗议。在宋朝，当金兵打天开封的时候，太学的学生出来要求抗战。有一个宋朝人写的笔记，很详细地记叙了当时的一次学生运动的经过。据他说，在南宋定都在杭州的时候，外省的知识分子聚集在杭州，原来杭州的府学，实际上成为太学。学生们评论国事。政府中的人觉得他们很讨厌，有人建议只准在杭州有户口的学生留下，其余的都离开杭州。学生们反对，指出这是像战国时秦国的“吏议逐客”。他们的抗议没有发生效力。被迫离开杭州的学生，约定一个日期，到期都带着行李，背着书，排成队伍走出来。还发了一篇《告先圣文》，只有三十四个字，说：
　　斯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返世无闷，呜呼士乎！谨告。
　　学生还散发诗歌，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说：
　　我今束书归天涯，
　　不惜一去惜国家。
　　当然，黄宗羲还有他自己的经验，明末反对宦官的东林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其根据地是东林书院。黄宗羲父子都参加了这个集团。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崩坏的时候，康有为在１８９７年乘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机会，串联两千多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发动了戊戌变法，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群众性运动。以后，新式学校办起来了，学生的政治运动（当时称为学潮）更时常出现，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尤为显著。
　　从黄宗羲以前以其以后的中国历史看，“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力量。黄宗羲把学校排在与君相并立的地位，这是有根据的。
　　当然，详细分析起来，康有为以后的士和其以前的士有所不同，在其以前的士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其以后的士就不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了。不能期望以前的士有反对地主阶级的行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表现在反抗当时政治上的不良倾向。在中国历史中，皇帝的大权往往旁落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使政治陷于混乱。士的政治力量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黄宗羲的东林党就是以反抗宦官而显示出士的力量的。
　　再总括几句：从隋唐以后，士就不是地主阶级贵族，而只是“四民之首”了。他们掌握知识，继承文化，其中一部分可以凭藉科举的渠道上升为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是封建官僚的预备军或后备军。其不愿应科举考试或者考试中失败的，留在民间，或从官场中退出来，回归乡里，成为一种在野派。在野派是政府的反对派，时常对政府提出批评，表示异议，当时称为“清议”，这种士当时称为“清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与西方接触的时候，首先倡议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首先鼓吹革命的人也是知识分子。可见，士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在精神境界方面，士还有更高的理想，周敦颐说：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第十》）
　　这就是士所希望达到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精神境界。对于这些境界的阐述以及达到的方法，就是道学的内容。
　　掩卷沉思
　　用现代的眼光解读传统，可以使传统的文化重新焕发出璀璨的光彩。在哲学大师的娓娓讲述中，我们获得的更多的是传统中的文明精髓。那么，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古代士人的精神又是怎样的呢？请用现代的词汇，概括出他们的精神内涵，做一下简要的阐释，和他们进行心灵的交汇吧。
　　忧患意识
　　庞朴
　　忧患意识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名言至今流传，响于耳畔。忧患意识激发着我们的热情和智慧，使我们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忧患意识可以使我们超越安逸的迷茫，走进理性的清醒之中。正是在这种可贵的民族传统中，我们才能历史上的生动图景，我们的民族也具有了强大的韧性。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先生于１９６２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曾予阐释。
　　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与绝望气氛中，总是感到人类渺小，一凭外在神鬼为自己作决定；因而人的行动脱离了自己意志主动和理智导引，没有道德可言。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为胜利者，并未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相反，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取词《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某种欲以已为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因而这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与形成耶、佛二教的恐怖意识和苦业意识绝然不同。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则融入于“礼”，尔后更升进为“仁”。从表面看来，人是通过“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质地说，实乃天命、天道通过“敬”工夫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作为人的本体，成为人的“真实的主体性”。他们相信，基于忧患意识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孔孟老庄以至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化了以后的佛学的一条大纲维之所在。（见《中国人性论史》第二章、《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二、三讲及《徐复观文录（二）·中国文化兴的若干观念问题》）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恐怕不在于身居“困难的处境”时，“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如徐复观所强调的那样；而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据记载，当着真的陷入困难的处境时，如孔子畏于匡、颜回居陋巷那样，儒者倒会显出一副乐天知命的神情，达观起来，而找不到此时此地有任何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相反在并不困难的处境，在相当顺利的时光，才是忧患意识大行其道的场合。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这些所不忘的危忘乱丧，便是“忧患”，而能不忘，便是“意识”，对忧患的意识；而在安存治理的顺境中，具有忧患意识，便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基于对人生和宇宙的透彻了解、并为理想之实现而动心忍性的智慧，或者说，是融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于一身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因为按照儒家的辩证法，忧患之作为真正的忧患、或忧患的本体，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所谓死于安乐，所谓阴不在阳之对、而在阳之内者是也。
　　忧患意识说者放过了儒家思想的这一精髓，放过了自律之忧而强调他律之忧，买椟还珠，殊为可惜。联系到他们的花果飘零之感，他们的蔽于危而不知安的处境，人们还是能够体谅的。
　　１９９０年
　　掩卷沉思
　　居安思危，身处安乐之中，当心忧天下；深陷困难之中，当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更重要的是处于安乐之时的那颗理智的忧患之心。在现代社会，这种古老的思想是不是还有继承的必要呢？开动脑筋，向别人展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
　　汤一介
　　正义的社会必定唤起公民的正义感，提升每个人的价值。正义是每个人心中所最执著追求的东西。只有在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中，人们才能自由的呼吸着真善美的新鲜空气。正义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义”成为了我们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它的丰富与博大，足以警醒后人，激励来者。回忆它，为的就是更好的接过这面有力的旗帜。
　　“义”在中国古书中有各种涵义，如作“威仪”解，最早可能见于金文《周虢叔旅钟铭》：“皇考威仪，克御于天子。”（《续古文苑》）《叔向父殷铭》：“共（拱）明德，秉威仪。”如作“合宜”解，《论语·公冶长》“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中庸》：“义者，宜也”；《周易·乾·文言》：“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如作“善”解，《诗·文王·大雅》：“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传》：“义，善。”又如作“道理”解，《周易·解·象》：“刚柔之际，义无咎也”，等等。但“正义”一词最早可能见于《荀子》。《儒效》篇中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贵为隆，是俗人都也。”意思是说；不追求学问，不讲求正义，以富有财利为高尚，这种人是俗人。荀子把人分成四等：大儒、雅儒、俗儒和俗人。俗人是人中最下等，大儒是行仁义的人。在同篇还有一些话与“正义”有关，如：“行一不义，杀一无罪，得天下，不为也”。这里“不义”是“不合正义”的意思。又如：“无置锥之地，而持社稷之大义。”意思是说：君子贫穷得无立锥之地，而仍能明白遵守国家秩序之大义。“正义”一词又见于《荀子·正名》篇中：“正利而为而谓事，正义而为而谓之行”。杨惊注：“敬非正义，则谓之奸邪。”“正义”是和“奸邪”相对的。这句放的意义是说：如果按照利益去操作，这叫作（商农工贾）的事务（只是把事情处理好就行），而符合正义的操作，这叫作有德行。看来荀子不赞成仅仅按照利益来操作。虽然“正义”一词可能最早见于《荀于》，但上所列种种“义”之含义。实已有《荀子》书中“正义”之义。且在早于《荀子》的《左传》上和《孟子》书中常用“义”和“道”等等来表示“正义”。《左传·隐公》元年就有这样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昵，厚将崩”。这里的“不义”和上引《荀子·儒效》中的“不义”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不合正义”。《左传》这两句话是记载在“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里。故事是说：“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受到母新的宏受，由于母亲的要求共叔段得到了京城这个地方，有大臣祭仲向庄公说：“这样作不合法度，你庄公免不了要受祸害。”于是庄公说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的话。“不义，不昵，厚将崩”的意思是说：没有正义谅不能团结人，势力雄存了，反而会分崩离析。
　　早于荀子的孟子，在他的书中讲到“义”的地方很多，有时单用“义”，有时“仁义”连用，但没有出现“正义”一词。《孟子》中讲“义”或“仁义”的地方并不一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正义”的意思。不过在《孟于》书中确有一词相当于“正义”，这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的“道”，这里的“道”是“道义”的意思，也正是指的“正义”。《孟子·公孙丑》下中记载了孟子的一段话，说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后说道：
　　“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这段话是反对当时非正义战争的，意思是说：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合乎道义的帮助他的人就多，不合乎道义的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极占焊，连亲戚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归顺他。拿天下都归顺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合乎道义的君子或者不必有战争，若用战争，是必然胜利的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把战争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孟子说：“春称无义战”。（《尽心》下）从中国传统思想看，大都认为合乎正义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可以得到胜利在于得民心，它最终会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孟子·离娄》下中记载了孟子的一段话：
　　“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就在于失民心，因此孟子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得天下和失天下全在于合道义和失意义。用不合道义的方法虽然可以暂时得天下，但终究要失去天下的。特别是在得天下之后，更要看其统治是否合乎正义。流初有个大思想家贾谊作了一篇《过秦论》，分析了秦王朝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他引用了一句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要求汉朝的统治者不要重踏秦之覆辙。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仁义不施功守之势异”。这谅是说，在秦王朝统治者取得天下后，由于不了解形势的变，没有施行仁义而失去民心，因此政权守不住而亡。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义”的涵义很丰富，但大多和“道义”（正义）有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可以解释为“公利”，“公利”是合乎“正义”的；“利”可以解释为“私利”，“私利”是不合乎“正义”的。所以“义利之辨”就是“公私之辨”。不过我认为在“义”的解释中有两种相关的解释很重要；（１）“仁，人也；义，宜也”（《中庸》）；“博爱谓之仁，行而宜之之谓义”（韩愈《原道》）；（２）“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前者是说，人的内在本质叫作“仁”，或者人的博受之心叫作“仁”；人们的行为恰当叫作“义”，因此“义”是和人的活动、人们的行为有关，而人们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后者也是说：“仁”是人的内在本质，“义”是人们依此内在本质而实践的过程（人们的行为过程），而人们的行为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这里是否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人中国传统思想看，所谓历史就是人们的活动或人们的行为过程，对这个活动过程的评价的标准就是“义”（道义、正义）。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的基本概念就是“义”（道义、正义）、其基本命题是“义者，宜也”，“义、人路”，并从此引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历史观。
　　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对真、善、美及三者的统一的追求。当然，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以及三者如何统一，看法肯定有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人们要追求真、善、美则应是无疑的。那么把真、善、美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什么呢？我认为，把“真”作为研究对象的是哲学，把“善”作为研究对象的一般说是伦理学的问题，但从一方面看更应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当然历史的研究要考虑历史运动的过程，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等等，但我们研究历史的过程有什么意义？照我看，历史的研究归根结底就是揭示在历史运动过程中什么是合理的、是合乎正义的，什么是不合理的、是不合乎正义的。合乎“正义”的就是“善”的问题。因此，能否认为人文学科最基本的学科哲学、历史、文学就是以研究真、善、美为基本内容。我们知道，从中国传统思想看，文史哲是不分的，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模式，就是把真、善、美作为统一体来进行研究的一种很有意义的模式。
　　掩卷沉思
　　知往鉴今，我们领略了传统文化中正义的风采。小到立身，大到治国，无不闪动着义的影子。纵贯现今社会，正义的缺失，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忧虑。那么在作者对传统的论述和解读中，你是否看到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找出一点，结合具体的现实，做一下独到的分析吧。
　　谈士节
　　张岱年
　　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不但在于传承学术薪火，而且在于传承民族精神在沉淀中最丰厚的精华，传承历史与民族的良知。特别是身处混乱不堪的年代，在奴隶主可以无限地施加淫威而奴隶快乐地伸出舌头舔舐脖子上的绞绳的时代，知识分子更是坚定的清醒者与不屈不挠的批判者。他们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如此。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说：“士节不可不励也。”所谓士节即是知识分子的节操。这是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所共同重视的。这一观念，来源很早。《周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商尚其事”。这不事王侯的人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孔子弟子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奇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临大节而不可夺，即具有坚定的志节。孟子引述曾子的处世态度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谦乎哉？”（《孟子·公孔丑下》）这表现一个思想家以道义自持不屈服于权势的态度。孟子论士人的节操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同书《尽心上》所谓“得已”，就是保持个人的主体性，不随环境的改变而动摇）。
　　《礼记·儒行篇》论士人的节操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在这之后，可杀不可辱成为历代知识分子所遵循的主要操守。在消极方面，可杀不可辱；在积极方面，便是“以天下为已任”。《世说新语·德行篇》：“陈仲举（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李元礼（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已任。”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态度影响深远。范仲淹宣扬“先天下之忧而恢恢，后天下之乐而乐”，即自任以天下之重。这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的积极态度。
　　在今天看来，所谓士节即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包括人格独立意识与社会责任心，乃是人格独立意识与社会责任心的统一。一方面要坚持的独立人格，不随风摇摆，不屈服于权势；另一方面更有社会责任心，不忘记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社会责任心的最重要的内容即爱国意识。所谓气节的最主要的内容即是民族气节。民族独立是个人的人格独立的重要条件。亡国之民是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自古以来，众多的志士仁人为了保卫民族主权而从事艰苦卓绝的斗争，其崇高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历代都实行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奴役人民，“使人不成其为人”。但是广大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并不甘受奴役，经常从事各种方式的斗争。儒学虽然受到专制帝王的尊崇，但是儒学作为教育家的哲学却是力求“使人成为人”。历代都有刚直不屈、正真不阿的人，不畏权势，而敢于坚持一定的原则。这也是士节的高度发扬。
　　士节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观念，自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４日
　　掩卷沉思
　　从特定意义上说，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效法先贤养天地之正气，成人类之高节。士节，曾经促进了历史的清洁和厚重，成为引领世人的一面旗帜，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士节，这个传统的词语，在现代社会，又给了你怎样的联想和启迪呢？
　　无路可走
　　鲍鹏山
　　屈原，在汨罗江畔的纵身一跳，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太多的沉思。从此，我们仰望他，怀念他，他成了理想的化身，至善至美的象征。在现实和世俗面前，屈原最终失败了，但他的伟大正成就于他的失败。当他自己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选择了尊严，选择了理想。世俗中的小人依然在愉快的活着，屈原消失了，但是他的忠魂化为精神的英灵，长时间的浮现在历史的天空中。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庄子是也。
　　——刘熙载《艺概》
　　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洪兴祖《离骚?后叙?补注》
　　屈原不好写。我几次动笔都叹口气放下了。写屈原的困难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哪些东西不是他的，这不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们指给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是的，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胡适语），我们后人附会给他的东西太多，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没有—个人像屈原那样，被人随意或随时代需要而加进去那么多东西。我们固然可以因此说，屈原是一部大书，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与逻辑来认识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屈原的生平留给我们太多的盲点与疑点，为他作传的司马迁情绪激动，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气和地记录他的身世行踪，大段的主观抒情议论占据了不长的篇幅。司马迁可能意识到、对于屈原来说，他的精神远比他的生平事功更重要。由此，后来的屈原研读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够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能构成一个可理解的自我体系。这样做事实上也并无不妥。历史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复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何况疑窦丛生的屈原?韩非曾疑惑地说，孔墨死后，其不同的后学都自谓孔墨，孔墨不可复生，谁能定孔墨之是非?我们也可以说，屈原不可复生：我们谁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内涵也因为这些附着而越来越丰富，其影响也越来越深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屈原是一个“滚雪球式”的人物。
　　我觉得，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这两点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离骚》中也只有“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以及效法先王几条，空洞而且没有原创性。他的事功更只是昙花一现，还没开始便夭折了，以至于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赵逵夫先生独具慧眼地在《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谓昭睢”一节中，考证出该段文字中的“有人”即是屈原，从而证明了先秦确有屈原其人。但这也恰好证明了屈原在先秦之无名望无影响、以至《战国策》中以“有人”来代称他。如果没有他精彩绝艳的楚辞，他极可能淹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连同他的痛苦、不幸与委屈。
　　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在他的作品（主要在《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失败。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在此之前的话子及所谓儒家的六经，都只是对所谓社会秩序、历史规律的认知——包括价值认同，并没给独特个体及个性留多少余地，而《诗经》中的为数不多的个性痛苦（指个体在社会体制中的感觉记录，也因“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黯淡无光。比屈原稍前的庄周已经看出了个性与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哭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悲观地认识到在这场正面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只能是个性。故而他避开了社会冷酷的锋芒、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他几乎是不战而退。而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注意这三人都与楚文化有关系）。则是通过对人性的否定，进而否定个性，否定独特个体的道德价值，或者说，否定个体在社会秩序之外的独立价值（请参阅韩非子一篇）。唯独屈原，既要坚持个性，又要坚持以自己的个性去改变世界，以个性的温热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败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失事件，也是人类永恒的悲剧。甚至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天真的屈原并不知道，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是后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骗，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与现实并存，因为至善至美便不能宽容。聪明的庄子看至了这种历史骗局，他推倒一切圣贤，把他们通通置于他的戏侮之下；犀利的韩非更是从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坛。而屈原对这些道德原则是“真诚地信奉”，甚至还把自己看成是古圣人的影子，并把自己当成是古圣人意志的现世体现者。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把君主应当“效法先王”的命题（这也是稍前于他的孟子的主张）不经意地就变成了君主应当“听信贤臣”，应当对贤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为这样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先王“由一种抽象的精神传统具体为—个活生生的人，与君主对峙。屈原就是这样与楚怀王对峙着。当然，与孟子一样，他不能明白的还有，道德模范式的圣人及其个人魅力决不是现行体制的对手!所谓的“法先王”，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愿望而已！
　　当楚怀王背弃“成言”，“悔遁而有他”《离骚》）的时候。屈原才发现，“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诵》），这时他感受到了个人在体制中的委屈与孤独。《惜诵》一篇所倾诉的就是这种委屈与孤独。甚至池认定一国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渔父》），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去了，不仅是一个庸君，几个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个人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是什么结果?可悲的是，屈原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对他援之
　　以手一一姐姐骂他，不支持他、还要他屈服，太卜郑詹尹很有分寸地缄口不言，渔父甚至对着他“莞尔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来讽喻他，然后是“不复与言”。在别人的眼里，他太固执，太钻牛角尖，不容易对话与沟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独之中，死在庸君的昏聩、奸人的险恶以及大众的沉默中了。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赵逵夫先生认为《离骚》中的”求女”，乃是“求知音”。而“无女”当然也就是无知音，屈原笔下的“求女”都是失败的，屈原的知音在后代，而不在当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约是贾谊，一个年轻有为而又多愁善感情绪不稳的书生，天才政治家，当然也同屈原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当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后来司马迁把他两人合传，不问时代又无学术承传而合传，除《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外仅此一例。显然，这三种传记、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传，际遇的相似。我有时犯糊涂．不知道司马迁是因为贾谊的遭遇像屈原才把他续传在屈原的后面呢，还是因为要传贾谊才想起此前还有一个更哀婉动人的屈原。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大一些。是贾谊的追悼使屈原回到了人间，而此时，距屈原自沉汨罗，已是“百有余年”了。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达观。他毕竟不是冷静从容的哲人，他是诗人。同时，他也缺少他们曾经有过的苦难磨炼，当屈原２０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他们不像屈那样高贵，孔孟都干过一些贱人才干的“鄙事”，当过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从宴席中赶出来。而墨子本来就是“贱人”。
　　而屈原，他纯洁无瑕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不能苦闷。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
　　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让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
　　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
　　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惨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而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一些孱头的批评。比如扬雄与班团。
　　扬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点与功利趋避。他要个性收敛自己的光芒与芬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认而与世俗取齐。他认为与其与对方弄得鱼死网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换得对方的宽容．或者，以自己对对方的宽容忍让换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为自己依附于王莽作辩护吧?（扬雄《反离骚》）
　　而班固，本来就是一个见识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论乖谬得令人莫名其妙。他认为君上是不能批评的，小人也是不应该斗争的，而屈原则偏偏“责数怀王”，“竞乎危国群小之间”，所以屈原简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因《离骚序》）！我以为，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如同青铜对铁的批评。不，是青铜做就的、贵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对钢铁铸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屈原坚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因则只承认屈原“忠君”。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造，便形成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到“忠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
　　《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体现的却又恰是屈原内心的柔情。他本来应该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应该是“九歌’”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诗意纵横，文采斐然。《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记录，却又是屈原内心中最无奈的遭遇。《九歌》和《九章》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一个是炼狱之火。死去活来。屈原就挣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现实，最纯洁的人落在最肮脏的泥塘。一个如此遵循心灵真诚的热病不要得不应付现实的虚伪。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却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是的，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而不是真理与正义在支持着我们的事业!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汨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
　　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
　　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屈原是一个心性褊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褊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著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看，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则正因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种政治热情，以及对政治的信念——这一点，他与孔子相同，他认定：政者，正也——不正的东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应与政治目的一样纯洁，无暇无懈可击。就从这地方．他开始越来越不像“政治家”，并在现实政治中遭致失败．但他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孙中山、华盛顿、林肯。无操持与性情的“诗人”往往成为政客，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不了真正的诗人，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诗艺上，都不可能是写实的。现实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他怎么能在这上面安然地生存，诗意地栖息?这当然又是“诗意地栖息”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众当代诗人学者无法理喻的。他们不能望屈原的项背，但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不屑。他们的生存智慧确实高出屈原。屈原”无路可走”（刘熙载语），自杀了，他们却活着，并且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优势：他们能说话，能抢占话筒．总能“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
　　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屈原与现实中的苦难势不两立，而他们却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他们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他们开始讨论幸福。
　　“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鲁迅）
　　屈原死了，我们苍白了。
　　魂兮归来！
　　掩卷沉思
　　在世俗的逆流中，屈原保持住了自己的纯洁与独立。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英勇的面对一切邪恶，没有丝毫的退缩。这样一个伟大的战士最终还是倒下了，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屈原的这种人生选择呢？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呢？年轻的你，肯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相互交流一下吧，或许会获得更深刻的人生体验。
　　黄帝不死
　　穆涛
　　黄帝是我们永远的上帝，他是我们民族的共同信仰。相传中的黄帝成龙升天，其实，他一直就在人世间，在我们的血液里，在我们中国人的信念中。多少次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刻，黄帝都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凝聚的纽带，在黄帝力量的感召下，后世子孙的血脉才永远相同交融。黄帝不死，犹如他亲手植下的柏树，永远的郁郁青青，昭告后人。
　　生在中国，不能不相信中国的东西实在是份遗憾。我想，和尚剃光头发绝不在于头发的沉重，而在于剔去人生的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便有什么样的意义，老庄逍遥隐忍，恬淡消极；墨子工于心智，失之计较；韩非子宏图伟业，手段残辣；儒学功名荣耀，又违性伤真。自从砸塌孔家店后，我不知道再该信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传统似乎并不鼓励个人的心灵深处树立信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道德的力量高于一切，甚至允许催垮民族的脊梁。
　　至此，我成了一个毫无信仰的人，心的深处苍茫一片好个辽阔。夜凉的时候，面对这片荒原，竟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轩辕庙是我们众多宗祠中最特殊的一所，它朴素之至，既不雕栏，也不镏金。一色的青砖素瓦，再阳光下闪着悠悠的光泽，一株七人合抱不严的古柏便是唯一的风景了。那巨物距今已沐浴了近五千年的风雨，据说还是轩辕皇帝当年亲手栽下的，后人奉名：黄帝手植柏。
　　大殿内不供奉黄帝的真身，仅设一幅石刻的轩辕黄帝像。更没有缭绕的香火。发了横财但求夜里能睡着觉，或太想做官的人，进得殿内自然就免开俗嘴了，黄帝是不助长人的隐私的。
　　黄帝是很有胸襟的，他一身青衣素袍地站在石壁上，恐怕是被供奉者中唯一站立的至尊了。在石刻内，黄帝的有微微向内侧着，双手上下分扬，一幅解说员的模样，指向隐于他身后的一群智慧创造发明者；造字的仓颉，建屋造船的共鼓，货狄，制套的宁封，酿酒的杜康，以及火镰的发明者祝融，一代神医俞跗。在累世的供奉者面前，不端坐着承受后人的朝觐，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为人类的进步而脚塌实地工作者的劳务者的身上，这是唯黄帝仅有的美德，黄帝陵是一坐衣冠冢，黄帝在百姓的心里是没有死的。任何怀念都是有源头的，只要这源头是一份具体的，实在的，可以随时触摸的东西。这就像滚雪球，只要有一个坚固的内核，外表的积累就会越来越巨大。相传黄帝活到一百一十岁的时候，玉皇大帝命九天玄女托梦给黄帝，说：“你战蚩尤，降神农，一统三大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创立了世上第一个中央共主地国家；你做衣冠，造舟车，教桑蚕，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百民安居乐业。因你功大无边，玉帝决定召你乘龙回天宫。”“这功名怎么全落在自己头上了呢？”黄帝恍惚醒来，一连数日为此事苦忖。最后决定到首山采铜，搬到荆山铸鼎。黄帝命工匠把凡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的名字全部刻在鼎上，对贡献特别大的几位大臣，连肖像也一并铭刻下来，以资后人悼念。五百天之后，身高一丈三的巨鼎公寓铸造成功了黄帝命人把它搬到荆山脚下，同时召开宝鼎铸成的庆功仪典。这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如潮涌。正值仪典的高潮，一条巨龙从天而降，龙头一直触到宝鼎上。在场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张皇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黄帝缓步踏上龙背，仪态万方地向人们点头作别，巨龙升上天空。至桥山（即黄陵县）上空，黄帝对巨龙说：“我在荆山铸鼎，已一年多时间没回桥国，这里的臣民在等我回来，你能否停一下，我要与他们辞别，再看一看我亲手栽的柏山树。”巨龙便在桥山降落下来。桥国的臣民听说黄帝成龙升天，便奔走相告，一起涌至桥山，将巨龙团团围住。黄帝不能下龙背，只好在龙背上与大家做别。人们依依不舍，不忍黄帝离开人间，有的拽住黄帝的衣襟和鞋子，有的牵着巨龙的胡须。围拢的人越聚越多，正在难分难解之际，时辰已到，巨龙抖动庞大的身躯，腾空而起，臣民们有的扯下黄帝的衣襟，有的拽掉黄帝的一只鞋子，连黄帝悬在腰间的宝剑也被扯了下来。人们再也见不到黄帝了，伤痛之后，为了便于永久的怀念，便将黄帝的衣襟，鞋子和宝剑埋在桥山之颠。这便是黄帝陵的源头。
　　之后，每年的春天，冰冻的土地苏醒的时候，百信们便自发的到桥山之颠祭奠黄帝，这以后就成了定例。人们拿着自酿的家酒和蒸制的各种吉祥物形状的面点，贫穷的人家便以野花编制的花束，花篮及水果，向黄帝诚表一片敬意。祭奠黄帝是不用牛羊畜生的，不是因为黄帝是一个素食家，而是黄帝是第一个倡导饲六畜以兴旺人类的君王，这便是“民祭”。汉代以后，又有了“公祭”。每年清明这一天，或帝王躬身亲行，或派遣要臣祈愿黄帝的在天之灵，保佑权业的安泰。但“公祭”始终没有取代“民祭”。二者是并行的，且“民祭”更隆重，往往持续几日。
　　一九三七年的清明节在黄帝陵的历史上是特殊的。先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派遣的陕西省党部要员组成的“公祭”团。之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的使者林祖涵等一行，其洋洋洒洒的祭文是出自毛泽东之颠江山的巨手。当年，那段祈古黄帝的文字，博得了国人极大的敬意。
　　黄帝陵有一棵柏书是相当奇妙的。
　　西汉元封元年秋天，汉武帝刘彻召集十二位将军，调集十八万人马，北巡边疆，大军驰道北上，出长城，登单于台，直抵边关，威震匈奴未敢出兵交战。汉武帝等了数日，恐延了封单时间，决定收兵回京城。为了节省时间，大军没有从远道返回，而改从延安以南直插坊州，行至阳周郡桥山，看到山顶上高大雄伟的黄帝陵冢，即下令停止行军，备礼致祭，不论将士，不论尊卑，数十万人仅一天一夜时间便在黄帝陵的对面筑起一座高大的祈仙人台。第二天旭日东升的时候，汉武帝命令十八万大军列仗桥山，俯首默祭。汉武帝卸下身上盔甲，挂在一棵柏树上，然后独自登台，祈愿黄帝保佑大汉江山永远太平。这便是史载的“十八万大军祭黄陵”。
　　汉武帝挂过的这棵柏树，自此以后，周身上下斑痕连连，纵横成行，树枝树干皆如此。这便是桥山柏中独一无二的挂甲柏。每年清明节前，这棵古柏枝干上流出的柏液凝结成球状，阳光下宝石般晶莹闪闪。清明节一过，柏液中断，古柏从枝到干，有恢复了密密麻麻的甲痕。黄帝陵从山颠到山脚，是不挂“保护树木违者罚款”的木牌的。在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桥山古柏，棵棵都是神树，谁乱砍全家都要遭殃的。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以行窃为生。一年冬天，天降大雪，这个人冻的实在忍不住了，便上桥山砍了一担柏树枝回家生火取暖，谁知只冒浓烟，不起火焰，越吹冒烟越大，最后把他呛倒在地，口吐鲜血气绝身死。自此以后，再没有人随便砍桥山的古柏了，现在，即使孩子捡回了古柏枝，家中的老人也会严厉责骂，责令把树枝送回原处。桥山古柏就这样一代一代保护下来。康熙年间，一位县令想普查桥山到底有多少古柏，命人查了数日也没有结果，只好作罢。一九三九年，中部县县长卢仁上调集一个民团，降桥山划地为段，编列序号，命士兵在树上依次张贴，错者罚大洋五块，打四十军棍。经过十九天普查，得知桥山共有古柏六万一千二百八十六棵，并将这一结果载入黄陵志。
　　一九九○年四月五日，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天的天气，风向甚至气温的变化。在黄帝陵，那天早晨有点凉，但天气晴朗。到了中午又有点阴，却丝毫没有清早就聚至桥山之颠的数万朝圣者。头一天晚上我没睡好，不仅仅是因为兴奋。颇具规模的黄陵宾馆那天是爆满的，一直到凌晨两点钟，从许多房间，甚至走廊的通道处都回响着激动的声音：京腔，粤语，土家族及南方普通话，陕西方言，乃至英语时起时落，一位“公祭”的组织人员告诉我，每年归来寻根祭祖的华侨，台胞都有数千人。正是这位朋友的帮助，到黄帝陵之前，我就得到一张塑封的“九○”年公祭黄帝陵陪祭人的绿卡。“公祭”开始后，我才知道了这个绿卡的重要。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只少数人才有，把它别在胸前，便可以优越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且站入祭台中心，在三位主祭人宣读祭文之后，向黄帝有组织的鞠躬。没有这个绿卡的人只能站在外面。鞠躬这份礼仪是不益于单干的，只是在有组织的公共场所才具有庄严感。我至今仍感激西安的那位朋友，在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清明，为我提供了一次向我祖轩辕黄帝庄严致礼的机会。
　　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才死了呢。黄帝不死。
　　掩卷沉思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受到了历代的祭拜。公祭黄帝陵的意义，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事情本身，吸引了众多的炎黄子孙从世界各地回来参加。在现代社会，你认为公祭黄帝陵还有什么意义呢？现代社会还需要这些传统活动吗？
　　孤独与承担
　　熊元义
　　思想者是孤独的，因为他们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中国的历史虽然历尽曲折，但正义的精神一直流淌在历史的河流中。我们的这股民族生气之所以能够薪火不断、延续连绵，主要还在于这些伟大的殉道者，面对正义与责任，他们毫不犹豫的担在肩上，以天下为己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实在历史前进的队伍中，他们已经不再孤独。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每当我朗诵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体会到陈子昂在拍栏杆中也有一种担当时，不觉豪气倍增。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置身在广阔的天地和悠久的历史中，个体是多么的孤独寂寞。历来人们认为这首诗不过是陈子昂的胡敲自叹。在《水浒传》中，宋江囿于思想的局限，不能超越天下是一人一姓的天下观，见了胡敲，发了许多感叹，并赋诗一首:“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谩徒劳。”其实，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渴望“古人”和“来者”的提挈，而是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延续“古人”和“来者”之间的精神文化血脉。这无疑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担当。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曾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明绍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主动自觉地承担起人类精神文化血脉的延续和发展。而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这首诗中就是抒发了这种远大抱负。
　　司马迁认为以往贤圣之所以发愤著书，是因为他们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既叹其无常而生感慨，亦由此感慨而更增益深情，更肯定人间之实在，于是成一种人生虚幻感与人生实在感之交融。”对这种中国悲剧意识，唐君毅在《中国文精神之价值》一书中可谓作了颇为准确的把握。唐君毅进一步地说，苍凉悲壮之心灵，悬于霄壤，而上下无依，往者已往，而来者未来，可谓绝对之孤独空虚而至悲。然上下古今皆在吾人感念中，即又为绝对之充实。夫然而可再返虚人实，由悲至壮，即可转出更高之人间之爱与人生责任感。不过，唐君毅虽然看到了中国悲剧意识是虚与实、悲与壮的辩证统一，但他却没有完全把握这个返虚人实、由悲至壮的转折的究竟。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认为君子的一种理想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结合自己的体会深化了这种认识。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白序第七十》中所指出的:“且夫教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因此，司马迁认为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似乎是中国古知识分子幻想一种现世报应。
　　在近现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节不到。”这种现世报应的思想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其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绝不迷信这种现世报应。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第六十一》中就深刻地质疑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他说，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遭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对所谓的现世报应，司马迁不仅是怀疑，“甚或焉”，而且还对“天道”提出了质疑，“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种强有力的质疑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是空谷足音。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借窦娥的口就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在《窦娥冤》的第三折中，窦娥说:“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窦娥由怨生怒，“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不仅对掌著生死权的天地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而且在第四折中对黑暗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但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关汉卿等，都没有绝望，没有放弃。
　　司马迁在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历史规律，即“同明相照，同类相求。”这就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深知下天无道，但是，他们仍然以弘道为己任，守护和捍卫“道”。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孔子坚守道和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弘道的这条道路上真正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文化血脉在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中代代相传和延续。
　　如果我们的生命和正义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即使生命遭到毁灭，也仍然可以显世，可以不朽，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是追求所谓的现世报应，而是自觉地和正义紧紧融铸在一起，在代代相传和延续的正义事业中获得永生和不朽。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就是一种自觉承担。司马迁要求正义之士附青云，附骥尾，虽然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是，毕竟这是对人类的正义事业的延续。在中国悲剧中，正义是在一代一代的奋斗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而在西方悲剧中，正义是在悲剧人物不自觉的毁灭中发展的。而在中国悲剧中，悲剧人物是自觉地发展和延续了道和正义。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不但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还是完善的。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不是因为自身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的野蛮摧残和毁灭。因此，正义力量的暂时毁灭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罪有应得，而是无辜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没有罪过和不义。其实，中国悲剧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悲剧冲突的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在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取得胜利。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即正义力量是在同邪恶势力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最后消灭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的。这就是司马迁、陈子昂等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担当意识。这也是我们朗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倍增豪气的根本原因。
　　掩卷沉思
　　自觉的承担，是书生的痴情与意气，是士大夫的追求与执著。柔弱的书生，因为有了这些刚性的精神而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充满阳刚之美。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这些伟大的牺牲者和孤独者。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孤独呢？如何抗拒生活中的孤独呢？聪明的你，能和几千年前的古人心神交会吗？
　　千秋垂钓图
　　王重旭
　　真的惊叹，一次普通的垂钓，被定格在历史的画面中，千秋之下，由人品味：愿者上钩的姜太公，自由飘逸的庄周，孤独高傲的柳宗元。入世与出世，自由与羁绊，这是令人纠缠不清的话题，在蹯溪之边，在孤舟之中，在濮水之侧，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每个人都在钓着自己的鱼。他们是智者，把争论和猜测留给了后人。
　　如果我会绘画，一定要画这样三幅画:一幅是姜子牙长髯飘飘，垂钓于蹯溪之边；一幅是柳宗元一领蓑衣，静坐于孤舟之中，独钓于寒江之上:最后一幅是庄子，一袭布衣，垂钓于濮水，忘情于天地。
　　两干八白多年前，秦岭山脉中有一溪水，人称蹯溪。这里青山苍苍，白云缭绕，绿水悠悠。一位白发老人终闩在此，手握钓竿，离水三尺，无饵无钩。他是在钓鱼吗:非也，此人志不在鱼，在王侯耳。一日，求贤若渴的周文土发现了这位垂钓老人，视为天赐良才，亲自请他出山，委以重任，此人便是辅佐周武王灭商，开创周朝八自年基业的姜太公姜子牙。后人赞他:“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银鳞设，只钓王与侯。”
　　转眼，时光过去了五百年，也就是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清澈的濮水在秋风的吹拂?下，闪着粼粼波光，一位清癯的老人专心致志地垂钓于濮水之上。这时，楚王派来的两位使者小心翼翼地来到老人面前，说楚』:请他出来做官，麻烦他为楚国效力。这位老人连头都没回，冷冷地说，听说楚国有一神龟，死去已有三千余年，楚王将它的骨甲珍藏于太庙之上。那么，对这只神龟来说，它是愿意死后留下骨甲以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在泥水里拖着尾巴爬行呢?两位使者怯生生地说，宁愿活着在泥水里爬行。于是，老人连连摆手，“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你们回去吧，我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行。这位视权势若粪土的老人，便是令人心仪的庄子。
　　岁月不居，时光又逝去了一千年，也就是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湖南永州，一处偏僻荒蛮之地。一位隐居渔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于空寂的山水之间，驾一叶孤舟，独钓江雪，这人便是柳宗元，世称柳河东。此人可谓唐代高官，因加入王叔文改革集团，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昨日轰轰烈烈，今日冷冷清清，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反差啊!柳宗元为自己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作者笔下的世界是如此的凄冷，那么内心的世界又会如何呢?
　　一样的垂钓，不一样的人生。
　　太公之钓，是令人艳羡的，因为他的的是人而不是鱼。如同一个商贾，手握珠宝，待价而沽，看谁能出个好价钱，这该是一个怎样的身价啊。然而，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便会发觉，太公之钓，孤注一掷，别无选择，实乃钓之下者。表面看来，太公每日坐于河边，胸有成竹，悠闲自在，其实内心的焦灼又为谁知呢?要知道，离水三尺，直钩无饵，钓到大鱼的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太公年过八旬，英雄暮年，时不我待，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还有多少心情可以耗?况且，太公对仕途的执著，着实让我们替他捏把汗。因为这是一条变幻莫测安全系数低而又低的路，不仅要有足够的耐心，还要有承受风险的能力，更要有接受失败的心理准备。这一切，他都没有。
　　柳宗元在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看到了官场的冷酷和险恶之后，不能不有所醒悟，有所悔意。但是，这种醒悟和悔意还不足以便他放弃和归隐，已经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注入血液的割建士大夫们，对政治，对权势不能忘情，难以割舍，即便是遭受重创的柳宗元，仍然希求皇帝的垂怜，企盼皇帝的悔悟，渴望重返京城，重登政治舞台。正如他在柳州时写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所以，柳公之钓，尽管动人，但充其量不过是钓之中者。
　　看来唯有庄子之钓，唯有这位充满去意，让人怦然心动的庄子之钓，才是的之上者。太公之钓是入世，柳公之钓是愤世，而只有庄子之钓才是出世。入世者难免卑微，愤世者难免祈求，而只有出世者方显尊贵。庄子视功名若粪土，视利禄如草芥。在他看来，入于宗庙，效命朝廷，不过是留骨而贵，只剩下一个空壳。而留身泥水，虽为低贱，却是自由之躯。所以，庄子悟透人生，看破官场，不为名缰利索所系，我心自由，我心飞扬，不怨不怒，不爱不恨，无忧无虑，无喜无悲，飘逸洒脱，恣肆浪漫，如大鹏之作逍遥游，超然于天地之外。
　　清晨，当太阳伴着白云清风冉冉升起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须发斑白的庄子，手持钓竿，走出柴门，那不舍昼夜的濮水在晨曦下自由自在地流淌。此刻，情不自禁的我背起早已收拾好的行囊，随老先生飘然而去……
　　掩卷沉思
　　庄子的思想超脱而又深刻，布衣的庄子如天地间的一股清风，自由的飘荡升腾，作者表现出对他的心仪之情。那么你是否同意作者对其他两人的评价？请写下自己的观点，享受思想的快乐。
　　家园落日
　　莫怀戚
　　爱国爱乡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落日比朝阳更能触动人的心弦。家园的落日，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温馨，是可以无比留恋的彩霞。家园的风景更美，因为它早已永远的储备在我们心中。“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落日的奇美和家园的温馨结合在一起，竟有如许的风景。
　　很久以来，我都有种感觉：同是那个太阳，落日比朝阳更富爱心。
　　说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当然也可能是：眼睁睁看它又带走一份岁月，英雄终将迟暮的惺惺惜惺惺，想到死的同时就想到了爱。
　　……这么说着我想起已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种落日。
　　戈壁落日很大，泛黄古旧，半透明，边缘清晰如纸剪。此时起了风。西北一有风则苍劲，芨芨草用力贴紧了地，细沙水汽一般游走，从太阳那边扑面而来，所以感到风因太阳而起；恍惚之间，太阳说没了就没了，一身鬼气。
　　云海落日则很飘忽柔曼，宛若一颗少女心。落呀落，落到深渊了吧，突然又在半空高悬，再突然又整个不见了，一夜之后从背后起来。它的颜色也是变化的——我甚至见过紫色的太阳。这时候连那太阳是否属实都没有把握。
　　平原落日总是一成不变地渐渐接近地平线，被模糊的土地浸润似的吞食。吞到一半，人没了耐心，扭头走开。再回头，什么都没啦，一粒种子种进了地里。
　　看大海落日是在美国。或许因为是别人的太阳，总感到它的生分不遂意：你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太阳是怎样浸进海水的，隔得还有一巴掌高吧，突然就粘在了一起——趁你眨眼的时候。这时美国朋友便骄傲地说，看，一颗水球在辉煌地接纳火球了。我说唔，唔唔。
　　说到底，我看得最多的，还是浅缓起伏的田野之上的落日。一说起它想到庄稼和家园的落日，普通得就像一个人。
　　在我居住的中国川东，就是这种太阳。
　　我常常单骑出行，驻足国道，倚车贪看丘陵落日。
　　那地势的曲线是多层的，颜色也一一过渡，从青翠到浓绿，从浓绿到黛青，而最近夕阳之处一派乳白，那是盆地特有的雾霭。
　　似乎一下子静了一阵，太阳就这样下来了：红得很温和，柔软得像泡过水，让我无端想起少女的红唇和母亲的乳头。
　　有时候有如带的云霞绕在它的腰际。
　　有时候是罗伞般的黄桷树成了它的托盘。
　　农舍顶上如缕的炊烟飘进去了，化掉了；竹林在风中摇曳，有时也摇进去了。
　　当路人不顾这一切时，我很焦急，很想说，喂，看哪！
　　两只小狗在落日里追逐；老牛在落日里舐犊……有一天一个老农夹在两匹马之间，在光滑的山脊里走进了太阳。马驮着驮子。老农因为老了，上坡时抓着前面的马尾巴。后面的马看见了，就将自己的尾巴不停地摇着。
　　我不禁热泪出眶，一种无法描述的爱浸透全身。
　　这个迟暮的老农！他随心所欲的自在旷达让我羞愧……我突然想到就人生而言，迟暮只有一瞬，长的只是对迟暮的忧虑而已。
　　这个起伏田野的落日啊……我曾经反复思索这种落日为什么特别丰富——曲线?层次?人物活动?抑或角度的众多?
　　最终承认：仅仅因为它是家园落日。
　　家园！这个毫无新意的单纯的话题！
　　家园的感觉何以如此说不清?譬如在我生长的重庆——我心知凡是它能给予我的，其他地方也能给予，然而一切的给予，又代替不了家园。
　　关于这个，一切的学术解释都是肤浅，似是而非的。只能说：家园就是家园。
　　而人在家园看落日，万种感觉也许变幻不定，有一种感觉却生死如一：
　　那才是我的太阳啊！
　　掩卷沉思
　　家园的落日是那么的普通，有时那么的不平凡。情感中就是因为涂抹了家园的色彩而令人产生了万种情思。现代社会，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中，家园的感觉正在渐渐的离我们远去，只能成为心中遥远的记忆。家园的感觉使我们有了根的归属感，请走进我们现在和昔日的家园，细心体味它的一草一木，写下它，把它留在自己的心中。
　　话说知音
　　林非
　　当年的他空怀着一身琴技，可是相识虽满天下，知音空无一人，他绝望了，难道此生只在孤寂中度过。终于上苍赐予了他一个钟子期。一个是晋国的大夫，一个是荆国的樵夫，在那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却因共同的爱好而相识相知，既而也有了“峨峨兮若高山”、“洋洋兮若江河”。然而造化弄人，第一次的相别却成了永别，知音今已没，琴瑟为谁弹？于是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尘埃百年琴，绝弦为钟期”的动人传说。
　　两千多年前这个关于知音的传说，已经深深地隐藏在多少华夏子孙的心坎里，有时发出细微的声响，让他们欣慰地咀嚼和回味；有时又像飓风似的咆哮，催促他们赶快去付出行动。神往和渴求此种充满了崇高友情的知音，是一种多么纯洁和神圣的情操。
　　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当他在小舟中专心地鼓琴，钟子期竟会听得如此的出神入化。他将仰慕着高山的情思注入音符时，钟子期立即慷慨激昂地吟咏着，“巍巍乎若泰山！”他挥舞手指弹出浩荡迸涌的水声时，钟子期又像是站在滚滚的江河之滨，禁不住心旷神怡地叫喊起来，“汤汤乎若流水！”对这变化无穷和神秘莫测的琴声，怎么能感应得如此的丝毫不差，竟犹如从自己心弦上盘旋着飞翔出去的？如此神奇地领悟和熟稔着伯牙演奏出来的袅袅情思，真像是变成了他的化身一般。如此难于寻觅的知音，怎么能不让伯牙万分高兴地兴奋和感激呢？因此当钟子期死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心思触摸琴弦了。深切地懂得自己的知音，也许是并不多的，怪不得唐代的诗人孟浩然，要反复地感叹“恨无知音赏”和“知音世所稀”了。
　　我偶或在黝黑的深夜里浏览着《列子·汤问》和《吕氏春秋》，思忖着“知音”这两个字眼的分量，想得心驰神往时，眼前似乎笼罩着一阵阵飘荡的云雾，在惝恍和朦胧中超越了时间的阻隔，觉得伯牙老人隐隐约约地从这两本典籍的字缝里走了出来，矍铄地站在我身旁。当我向他衷心地致敬时，多么想唐突地劝慰他，依旧要不断地奏出震撼人们灵魂的声音，其中自然应该有悼念那位知音的悲歌，让多少人更透彻地理解智慧的灵魂和丰盈的情感，是多么的值得怀念和尊重，像这样美丽动人的乐章，难道就不会熏陶出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知音？而如果不再去弹奏这迷人的弦索，哪里还能引出心心相印的知音呢？知音总是愈多愈好的啊！
　　更何况伯牙学习鼓琴的道路实在是太艰辛了。我曾在《乐府解题》里看到类似这样的记载。据说他整整三年都困苦的演奏着，琢磨着，冥想着，手指都开裂了，鲜血直往外冒，浑身都消瘦了，憔悴得像奄奄一息的病人。无论怎么向老师请教，琴弦上总是蹦出一丝丝浑浊和粗糙的声响。于是苦心孤诣的恩师带领他奔向波涛汹涌的东海，整日整夜在沙滩上踯躅，狂风吹肿了眼睛，暴雨淋湿了衣衫，烈日晒黑了皮肤，黯淡和凄惨的月光又使他迷失了道路，险些溺死在奔腾和呼啸的海浪中。这铺天盖地怒吼着的波涛，这茫茫无际漫延着的天涯，这扶摇直上哀号和翱翔着的鸥鸟，霍地使他开启了紧闭的心窍，琴声突然变得悠扬和壮烈，清爽而有浩瀚，刚劲而有缠绵，悲切而又欢乐，我似乎瞧见了他无法遏止自己的眼泪，往脸颊上滚滚流淌。像这样花费千辛万苦学得的技艺，轻易放弃了是多么重大的损失，艺术的途径必须不懈地坚持下去，在任何声色犬马的诱惑面前，都不能动摇和沉沦。
　　大凡能用声音、图画或文字去打动人们的艺术家，往往会历尽沧桑，甚至要闯过多少生死的关隘，还得在日后反复地揣摩，昼夜都不停歇。既然已经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投入了如此艰巨的工夫，确实就应该永不停顿地奋斗下去，将自己美好和高尚的追求，始终留在人们心中，获得更多更多的知音。
　　掩卷沉思
　　伯牙因失去知音而摔琴而去，高山流水的声音也成为绝世的版本，时时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作者在文中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请找出能表现作者观点的句子，并谈谈你的看法。
　　乡土情结
　　柯灵
　　想家，思乡，在我们传统中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它深深的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时时刻刻表露在我们的言行上，传统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不愿意背井离乡，浓厚的亲情伦理使中国人不忍心背井离乡，一旦不得不离开，就会情不自禁地思井怀乡。那浓重的乡土情节是我们永远也化不开的情节。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王维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海天茫茫，风尘碌碌，酒阑灯灺人散后，良辰美景奈何天，洛阳秋风，巴山夜雨，都会情不自禁地惦念它。离得远了久了，使人愁肠百结：“客舍并州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好不容易能回家了，偏又忐忑不安：“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异乡人这三个字，听起来音色苍凉；“他乡遇故知”，则是人生一快。一个怯生生的船家女，偶尔在江上听到乡音，就不觉喜上眉梢，顾不得娇羞，和隔船的陌生男子搭讪：“君家居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辽阔的空间，悠邈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
　　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站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几乎是世界的全部，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他开始感觉饥饱寒暖，发为悲啼笑乐。他从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眼神，亲族的逗弄中开始体会爱。但懂得爱的另一面——憎和恨，却须在稍稍接触人事以后。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虫一鸟，一草一木，一星一月，一寒一暑，一时一俗，一丝一缕，一饮一啜，都溶化为童年生活的血肉，不可分割。而且可能祖祖辈辈都植根在这片土地上，有一部悲欢离合的家史。在听祖母讲故事的同时，就种在小小的心坎里。邻里乡亲，早晚在街头巷尾、桥上井边、田塍篱角相见，音容笑貌，闭眼塞耳也彼此了然，横竖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濡染着同一的风习，千丝万缕沾着边。一个人为自己的一生定音定调定向定位，要经过千磨百折的摸索，前途充满未知数，但童年的烙印，却像春蚕作茧，紧紧地包着自己，又像文身的花纹，一辈子附在身上。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但人是不安分的动物，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向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追求荣誉，开创事业，富有浪漫气息。有的只是一首朦胧诗，——为了闯世界。多数却完全是沉重的现实主义格调：许多稚弱的童男童女，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父母含着眼泪打发出门，去串演各种悲剧。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根线的长度，足够绕地球三匝，随卫星上天。
　　浪荡乾坤的结果，多数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黄金、美人、虚名、实惠，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有的□傺无聊，铩羽而归。有的春花秋月，流连光景，“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有的倦于奔竞，跳出名利场，远离是非地，“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有的素性恬淡，误触尘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种菊东篱，怡然自得。——但要达到这境界，至少得有几亩薄田，三间茅舍作退步，否则就只好寄人篱下，终老他乡。只有少数中的少数、个别中的个别，在亿万分之一的机会里冒险成功，春风得意，衣锦还乡，——“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句名言的创作者是楚霸王项羽，但他自己功败垂成，并没有做到。他带着江东八千子弟出来造反，结果无一生还，自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毅然在乌江慷慨自刎。项羽不愧为盖世英雄，论力量对比，他比他的对手刘邦强得多，但在政治策略上棋输一着：他自恃无敌，所过大肆杀戮，乘胜火烧咸阳；而刘邦虽然酒色财货无所不好，入关以后，却和百姓约法三章，秋毫无犯，终于天下归心，奠定了汉室江山，当了皇上。回到家乡，大摆筵席，宴请故人父老兄弟，狂歌酣舞，足足闹了十几天。“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刘邦当时的得意之作，载在诗史，流传至今。
　　灾难使成批的人流离失所，尤其是战争，不但造成田园寥落，骨肉分离，还不免导致道德崩坏，人性扭曲。刘邦同项羽交战败北，狼狈逃窜，为了顾自己轻车脱险，三次把未成年的亲生子女狠心从车上推下来。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当人质，威胁要烹了他，刘邦却说：咱哥儿们，我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别忘记“分我杯羹”。为了争天下，竟可以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当然，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四方丈夫事，平心铁石心”；“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都是千古美谈。但正义战争的终极目的，正在于以战止战，缔造和平，而不是以战养战、以暴易暴。比灾难、战争更使人难以为怀的，是放逐：有家难归，有国难奔。屈原、贾谊、张俭、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直至康有为、梁启超，真可以说无代无之。——也许还该特别提一提林则徐，这位揭开中国近代史开宗明义第一章的伟大爱国前贤，为了严禁鸦片，结果获罪革职，遣戍伊犁。他在赴戌登程的悲凉时刻，口占一诗，告别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戌卒宜。”百年后重读此诗，还令人寸心如割，百脉沸涌，两眼发酸，低徊欷歔不已。
　　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祖先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以为一切有生之伦，都有返本归元的倾向：鸟恋旧林，鱼思故渊，胡马依北风，狐死必首丘，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有一种聊以慰情的迷信，还以为人在百年之后，阴间有个望乡台，好让死者的幽灵在月明之夜，登台望一望阳世的亲人。但这种缠绵的情致，并不能改变冷酷的现实，百余年来，许多人依然不得不离乡别井，乃至飘洋过海，谋生异域。有清一代，出国的华工不下一千万，足迹遍于世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金矿、铁路、种植园里，渗透了他们的血汗。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黑奴解放了，我们这些黄皮肤的同胞，恰恰以刻苦、耐劳、廉价的特质，成了奴隶劳动的后续部队，他们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人权。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轫于美国檀香山，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很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改革开放后掀起的出国潮，汹涌澎湃，方兴未艾。还有一种颇似难料而其实易解的矛盾现象：鸦片战争期间被清王朝割弃的香港，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沧桑世变，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何等的盛事！而不少生于斯、食于斯、惨淡经营于斯的香港人，却看作“头上一片云”，宁愿抛弃家业，纷纷作移民计。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浮海远游的潮流，各有其截然不同的背景、色彩和内涵，不可一概而论，却都是时代浮沉的倒影，历史浩荡前进中飞溅的浪花。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并不取决于地理距离的远近。我们第一代的华侨，含辛茹苦，寄籍外洋，生儿育女，却世代翘首神州，不忘桑梓之情，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作了慷慨的奉献。香港蕞尔一岛，从普通居民到各业之王、绅士爵士、翰苑名流，对大陆踊跃输将，表示休戚相关、风雨同舟的情谊，是近在眼前的动人事例。“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离故土越远，就体会越深。
　　科学进步使天涯比邻，东西文化的融会交流使心灵相通，地球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乡土之恋不会因此消失。株守乡井，到老没见过轮船火车，或者魂丧域外，飘泊无归的现象，早该化为陈迹。我们应该有鹏举鸿飞的豪情，鱼游濠水的自在，同时拥有温暖安稳的家园，还有足以自豪的祖国，屹立于现代世界文明之林。
　　掩卷沉思
　　乡土情结，带有几分眷恋与执著，又有几多沉重与悲壮，人生坎坷，时光流逝，永不褪色的还是这深重的家园情感。经过了情感的洗礼，让我们再做一下理性的思考：乡土情结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从中又折射出我们民族怎样的文化特点？
　　乡愁
　　叶灵凤
　　乡愁，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从来都没有断绝和家园的丝缕联系。乡愁是一种绵延在心底的苦，尤其是在孤独的灯下，它会如约而至在我们精神的海底。乡愁就是担心自己像水中的浮萍，没有一个支撑点，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多少次“梦回肠断，凭栏远眺，感时伤月”，多少次“剪不断，理还乱”，多少次“杨柳岸，晓风残月”，其实那就是乡愁，时隔多年，怀着乡愁，我们依然能够寻着回家的路……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在与同年的朋友的哄然的谈笑中，能使我突然哑了口不开或悄悄地避走去的，除了那能触起我个人的悲怀的话以外，便是提到回家的事了。每提到了‘家’，我总止不住黯然有感，不敢再谈下去。
　　并不是故园寥落，不堪回首，也不是蜀道难行，有家归未得。家园是雍雍穆穆，依旧保持着世家的风度；假若立意回家，而遥遥长途，也只消一列征车，指日可达。然而我总不敢听到旁人说起家中的事，我也从没有回过家乡。我之所以不愿回家，我是为……
　　写到此地，突然听见前面我的朋友的妹妹喊“母亲”的声音，我是什么也不敢再写下去。
　　长夏多闲，同居的四位朋友，一位是有家在此，两位是已经回去，一位也预备待日起程。在这样的情景中，任是听过了多少遍春暮鸟啼，经过了多少次劲疾的西风都木然无感的我，到此也不得不怦然心动了。我近日不知怎样，突然思家，起了乡愁。
　　何况我抽屉中还叠着两封老父催归的家信。
　　信上说：父母老矣，倚闾甚殷，至望吾儿此夏能抽暇一行。须知君子务本，纲伦为重，吾儿置堂上于不顾，长年在外，纵学得满腹经纶，又奚益耶？余为此言，意非责儿。盖期念情深，遂不觉言之切矣。此函到后，至望吾儿乘暑假之闲，归家一行，勿再使老父……
　　我确是心动了。按理我接到这样的信后，任是有怎样不能分身的事务，也必要勉力一行了，然而当我看了信后，我却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忍住眼泪，将信重放在袋中，又低头读我未完的书了。
　　我是每日在思家，然而总不想真的回去。
　　一定有人在骂我怪僻了。是的，我确是不该，我领受一切的责训。
　　然而我自己终不明白，我自己这矛盾的心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面在想家，一面又不肯回去。这尤其是在与大众谈笑的时候，我偶然听到他们提起家里的事，我想起我也是有家的人，我正是被倚闾的期待着早日归来的游子，我真有一种极渴烈依恋家庭生活的心，然而待我真的想挟起一两册书作归计的时候，我又在越趄中将什么都消灭了。
　　便是这样，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中，逝水的光阴无一刻的停留，我已三年未归家了。每同朋友闲谈，谈到故乡，我总是骄傲地夸耀我的故乡是怎样被称为“龙蟠虎踞，锁镇江南”，然而当一提到家里的事，我却只会哑然无言的走开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样会变成了这样。
　　是三年飘泊，书剑无成，无颜归见家园父老？还是燕然未勒，锦衣未就，不甘这样默默地言旋？
　　一阵夜风，吹散了桌上凌乱的稿笺，给了我说明我对于这些疑问的否认。
　　然而，我究竟为什么呢？
　　我转眼望望老父的来书，我真愿抬头高声回答这发问者：“一点也不为什么，我明日就回去了。”我真应该这样决定。但是我知道，明日踏上了征车欣然回去的却正是我的朋友。我是依然……
　　早几日读Ｌｏｔｉ的“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ｓｐａｈｉ”，读到这位兵士在渴望家乡的时期中，得到了可以回去的权利，却突然甘心与旁人调换，让了人家回去，自己依旧在荒酷的沙漠中作还乡的沉梦。我读到此地，不觉怵然惊起，难道这兵士别有存心的举动也染到了我的身上？
　　我之不愿回家，是为了怕将怀乡的美梦撕破？是为了不愿使实现的感受将飘渺的情怀破坏？
　　啊啊！我低眼看了看桌上半展的信笺，我怎么也不忍心敢讲出这样自私的话。我只好推说职务忙碌了。
　　同居的四人此时都已在饮着天伦的乐怀，只有三年没有归过家的我，依旧在灯下，在老父催归的信旁，执笔写这一段“乡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任是怎样经过百战的英雄，正不必再听鹃声暮笛，也禁不住潸然要动归思了。
　　然而我知道，假若我真的将车票购好握在乎里的时候，我定是又是另一种的心情，于是我终于只好忍住已经要滴下的眼泪。
　　假若此时能有个足以征服我全部的人在我身旁，强迫着我登车，我或可战胜我自己的神秘。
　　然而能征服我的人此时正被旁人征服了不能来我身旁，我只好什么也不敢再写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夜
　　掩卷沉思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乡愁是一种独特的情感。是一种热切的向往，是一种魂牵梦绕的思念；又是一种无奈的心理上的拒绝，一种难以言传的愧疚。那么乡愁，到底愁在何处呢？请结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谈谈自己的认识。
　　士可杀而不可辱
　　朱鸿
　　“士可杀而不可辱。”简洁的七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读之令人振奋不已。它所传达出的不是一种简单的武夫之勇、匹夫之怒，而是生命尊严的彰显，人生勇气的怒放。民族的血脉中有了这股精气的灌注而多了几分雄壮的文化图景，历史的进程中有了这样的铮铮豪语而生动异常。让我们经常吟咏它，让凛然正气填塞我们的心胸。
　　士可杀而不可辱。
　　我一向偏爱这个句子，它组合得很是完整，但它却又不呆板，也不生硬。在严谨之中，它还有足够的润滑与疏朗。这个句子是有美感的，而且由于它有简洁和精辟，早就发展成为一毡成语了。不过它显然不是一般的成语，它的劝戒，警告，它的使用率之高，知名度之大，都超出了成语的范畴而升华为一个格言了。
　　它实际上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准则，一个忍耐的底线。在关键的时候，它还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动员的口号。
　　如果带着抑扬顿挫一字一字地吟咏它，那么我总会感到，从丹田涌动的凛然正气，能把我劳损的脊梁撑得很直。我经常吟咏它，默默地吟咏。我以为它的意义是明白的，但它所蕴藏的深刻而深长的意义，却似乎仍需要继续挖掘。
　　关于它的出处，我曾经翻箱倒柜，查了很多书，并向三位学者请教。这样费神地追溯一个格言的根本，也许在那些凭兴趣写作的人认为，绝对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不过我愿意，我以为我的收获是很大的。
　　总之，它源于孔子之意，是孔子向鲁哀公释儒之际提出的。孔子认为，也许儒是可杀的，然而儒却是不右辱的，可杀而不可辱，既是官方对儒应该掌握的尺度，又是儒应该具备的品质。
　　士可杀而不可辱，是王鏊在孔子逝世两千年之后所说的话。王鏊在明政府工作，当然属于统治阶级，不过良心未殁。有一天，他看见太监刘瑾对一位有违法行为的大臣辱而杀之，愤慨不已，极力阻止，并大声疾呼：士可杀，不可辱。
　　在明政府的办公之地，以直率的办法，拦挡皇帝的亲信对一个犯罪嫌疑人进行迫害，确实需要非常的胆识。
　　在我看起来，王鏊的观点与孔子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它显然沿袭了孔子的思想，不过也有所发展。他把在审讯和行刑之际应该注意其尊严的人，从为贵族之家相礼的一批有专业技术的人扩而大之为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扩而大之为所有的成年男性。
　　王鏊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应该注意其尊严的范畴之中，是他的局限，当然也是时代的局限，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女性都是卑贱的，缺乏人的资格。
　　现在变化了，现在的女性与男性已经有了平等的权利，据此我以为，现在应该把士可杀而不可辱，提升为人可杀而不可辱。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任何玷污人，使人蒙羞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也许社会在明天还将发展为人不可杀而不可辱，不过现在能做到人可杀而不可辱，也是一个进步了。
　　顺便指出，格言是成语的一种，是可以作法式的句子，并为人长期使用，所以在文章之中出现的格言是不打引号的。打引号显得啰嗦，还影响阅读快感。不知道其他人怎样，反正我不喜欢给格言打引号。
　　为什么侮辱一个人比杀死一个人还严重，这并非不是一个问题。我的考虑是，人之所以确立，不仅仅因为人是一个高级动物，不仅仅因为人会劳动，充满智慧。人之所以确立，主要是人在肉体之上还有灵魂，它是人在文明过程逐步形成的，其核心是尊严。生命固然是宝贵的，不过生命如果丧失了尊严，那么它便消弱了自己的价值。
　　我敬仰这样一种人，他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要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自由，维护自己的爱。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活着，重要的是他在尊严的活着。
　　在我这样思考的时候，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名这晏子的人，受齐王派遣，走进了楚王的宫殿。楚王微笑着，示意晏子坐下，随之有侍女沏上了茶。
　　晏子觉得楚王还是友好的，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表面现象。晏子马上就会看到一幕使他蒙羞的把戏，它当然是楚王导演的。
　　会晤刚刚开始，楚国司法机构的一个官员便押收一个行窃的人，当着晏子的面，指控行窃的是齐国人，随之楚王沉着脸，阴险地问晏子：齐国人一向就喜欢行窃吗？晏子立即醒悟，不过楚王的恶劣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遂机智地回答：人在齐国并不行窃，事实是，到了楚国才行窃的，这仿佛在淮南生为橘子而在淮北便生为枳子一样。
　　晏子巧妙地躲过了泼向他和齐国人的脏水，而且他所表现的一种风度，甚至使玩弄花招的楚王也暗中钦佩。关键是，这个遥远时代的使者，以自己的行动，向人类昭示了尊严是一个存在，维护尊严是必须的。
　　掩卷沉思
　　汉代的大将军韩信少时曾从井市流氓的胯下爬过，可后来却成为了一代军事奇才。汉高祖刘邦，在鸿门宴上，对项羽谦卑到了极点，可后来兵力强盛，却举兵讨伐项羽，做了一国之君。他们都忍受一时之辱换来了最后的成功，如何认识他们所受的侮辱呢？他们的做法是否和文章的观点相违背呢？说说你的看法吧。第？编在单码时参数
　　第二编  聆听智慧的言说
　　辉煌的中华文明育养了灿若星河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轨迹与时代紧密相连，为建立和培育民族的文化根基而殚精竭虑、矢志不渝。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昆仑和精神脊梁，他们以自己的敏锐之心，体悟着历史与传统，先贤的智慧言说，闪烁着动人的魅力。让我们与大师对话，重温历史与现实。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的视野将变得更加开阔，让我们在他们智慧的言说中走进历史的深处。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庞朴
　　传统是无声的指令，它指引着一个民族前进的方向。文化是凝聚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这似乎是两个抽象的词语，但在作者的开掘中，我们将获得更大的收获。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绝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眼高于顶，只愿在白纸上描绘未来，那么，所走向的绝不会是真正的未来，而只能是过去的某些最糟糕的角落。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落脚在传统。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向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像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分为优，哪些成分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分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分，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分，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分，或人类性的成分呢？应该承认，这种成分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分。这些成分，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分，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分；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分。超越成分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分。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分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分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分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分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锃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分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分，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分，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像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分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天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一味喊彻底绝裂，已经公认为无济于事了；单纯提发扬弘扬，是否便能促进进步呢？至于那个熟悉的二分模式：批判其……继承其……，果否能保证批糟粕时不殃及精华、继精华时不夹带糟粕么？难道精华糟粕是分装在两个匣子里、而不往往是一物的两面么？更勿论那二分法的牺牲品即既非精华又非糟粕者的处境和下场了。
　　正是：剪不断（彻底绝裂无济于事），理还乱（精华糟粕纠缠不清），是离愁（传统现代离合悲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掩卷沉思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站立的基础、生存的根基，它以自己的无穷魅力规范着其中的每一个人。它又有其惰性和束缚，固定的文化传统有时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明确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精细内涵之后，请从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分析它的两面性。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梁启超
　　这是说给青年人听的一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先生对传统文明的自信和热爱，还有那雄视八荒的世界视野，那就是我们堂堂的中华文明应当给全世界带来更大的作用。作者在最后几乎是对可爱的青年们发出口令：立正！开步走！把我们的文化系统扩充到世界各地。咄咄逼人之锐气似乎还能看到他当年公车上书、力图变法的影子。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全体人类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全体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Ｂｏｕｔｒｅｕ（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写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又有一回，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子德“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他们都跳起来说：“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我想我们还顾不上说对不起外人，自先对不起祖先罢了。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何以故呢？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所以我从前说道：“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这算是人类最高目的么？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这和“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又佛教虽创自印度，而实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脉，全在支那。欧人研究佛学，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太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的确是要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特质，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现在柏格森、倭铿等辈，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有走通。我常想，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作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从前的中国人，那一个不读孔夫子，那一个不读李太白，为什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那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掩卷沉思
　　我们文明的航船在近代受到挫折，几乎迷途失航。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下，很少再能够听到像这样的充满自信阳刚的声音，似乎中国的文明过时没落了。作为２１世纪的青年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中国文化应当为世界文明担负起更大的责任。那么就让我们接着梁启超先生话题的思考下去，得出你自己的答案。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节选）
　　钱穆
　　文化就是整个民族延绵不断的生命，是不断的发展和演进。中华民族一直高擎着自己的文明火炬，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奔跑，她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从未丧失前进的信念和决心。现代文化大师钱穆在冷静中梳理我们民族前进的轨迹，回顾历史的发展轨迹。明确了脚下的道路，就能更好的走向未来。
　　一
　　我们先问一句，什么叫文化？这两个字，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譬如一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所以讲到文化，我们总应该根据历史来讲。
　　什么是中国文化？要解答这问题，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化，更是长时期传统一线而下的，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但是这五千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这好像说，一个人活了五十岁，他这五十年的生命意义何在？价值何在？要答复这问题，自该回看他过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么事，他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曾有些什么贡献，他将来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同样用这种方法来看中国民族，这五千年来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它在向哪一条路跑。如我们日常起居生活，都有他的目的和意义，如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天天老是这样操作着，他定有一个计划。如果他的计划感到满足完成了，那他又将生出另外一个想象。中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环境，受人压迫，任人蹂躏，可谓痛苦已极。假如有一时候，中国人又处在独立自由，国势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再让他舒服痛快地过日子，那么这时候，它又将怎样地打算呢？他会又想做些什么呢？要解答这问题，我们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这就说到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中国人现在不自由，不平等，国势衰弱，遭人压迫，事事都跟着人家后面跑，那是暂时事，难道中国人五千年来都在跟着人家脚后跟的吗？就算是如此，难道它心中就真的没有一条路线一个向往吗？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与目的。如果没有了，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与价值了。国家民族也如此。我们中国既经了五千年历史，他到底在向着哪一条路跑的呢？这是我们要明了的第一点。第二点，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还是半途停止了？这就如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衰老了吗？已经死了吗？我现在就想用历史观点来讲明这一些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们现在只要看它在哪条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远，是继续在进步呢？还是停住不再向前了？还是转了方向，拐了弯？我们讲中国文化传统演进，就该注重在这些问题上。因此我此刻所讲，虽是已往的历史，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它将来的前途。
　　再换一方面说，我们如果要写一本中国文化史，究竟应该分几期来写呢？历史本不能分期，好像一条水流不能切断，也像人的生命般不能分割。但我们往往说，某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像说某人第一时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学期，第三或是从事革命期，第四第五是什么时期等。我们若将他这样地分成几个时期了，我们自可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么，又完成了些什么。我也想将中国文化史分成几期，来看它循着哪一条路走。但分期实在很难，我们先得要看准它所走的路线，才能决定怎样去分程。我个人想，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现在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这样分法，我想诸位无论是学历史的，或不是的，都会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普通一般的分法。我们普通谈中国史，大都说秦以前的学术思想最发达，最好，秦以后就衰落不兴了。又有些人说，汉、唐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都很富强隆盛，有成绩，唐以下宋、元、明、清各代就都不成了。由这里，可见普通一般人，大都也将中国史分成这几段。
　　二
　　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另一种文化来作比，尽不妨是很粗浅，很简单，但相互比较之后，便更容易明白彼此之真相。我想最好是把欧洲文化来作比。因为如巴比伦、埃及等，现在都己消失，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因此也没有绵延着很长的历史，只在某一时间之内曾飞煌腾达过，但不久即消失，犹如昙花一现，不能久远。若论能长时间奋斗前进的，从目前说，只有两个文化，一是中国，一是欧洲。我们若把此双方互作比较，便可见许多不同的地方。
　　欧洲历史，从希腊开始，接着是罗马，接着北方蛮族入浸，辗转变更，直到今天。他们好像在唱一台戏，戏本是一本到底的，而在台上主演的角色，却不断在更换，不是从头到尾由一个戏班来扮演。而中国呢？直从远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连台演唱的都是中国人，秦、汉、隋、唐各代也都是中国人，宋、元、明、清各代，上台演唱的还是中国人，现在仍然是中国人。这一层便显然双方不同了。再说一个譬喻，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作长时间长跟离的跑。欧洲则像是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某一人手里依次传递到另一人，如是不断替换。那面旗，在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蛮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而有人却说，说不定那面旗又会由斯拉夫民族接去的。而且他们这面旗，也并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由埃及人手里接来的。
　　所以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作长距离的跑，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起自希腊、雅典，由这个文化中心，向四周发散。后来希腊衰微，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由希腊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因此他们在历史演进中的文化中心，也从一个地方另搬到别一个地方，依次地搬。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这种情形，连带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常有文化中断的现象，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在别处再来重演。中国文化则很难说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我们很难说中国文化是由山东传到河南，再由河南传到陕西，由陕西传到江西，由江西传到江苏，如是这般地传递。中国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谓中国，亦即是所谓中国的体了。关于这一点，在古代历史上，似乎已难加详说。但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已经很明显地平摆在中国的大地面上了。有体便有用。试看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准都很高，而且可说是大体上一色的。这就可见中国文化水准在那时早已在一个大地面上平铺放着了。我们不能说汉都长安，汉代文化就以长安为中心，再向四面发散。当时的长安，不过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物比较集中，却不是说文化就以那里为中心，而再向四周发散。所以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它一发生就满布大地，充实四围。而欧洲文化则系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而中国文化则极难说它有一个中心，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说它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决没有地域性存在。许多地方，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做过政治中心，但始终在文化大体之内，有其相等极高的地位。这种比较，是从双方外面看，很简单很粗浅地相比较，而约略作为如此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西方文化来和中国文化如此相比呢？因为这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
　　掩卷沉思
　　作者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做了对比，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请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中西文化现状，进行思考。看看我们的文化到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胡适
　　这篇文章我相信是作者喊着眼泪写成的，尽管他的文笔中不乏幽默和俏皮之处。饱含着爱，饱含着痛惜，饱含着深深的反思。一位悲壮的英雄，曾经有过青春的辉煌、赫赫的功绩，但现在失败了，光荣的失败了。英雄的倒下给我们的不是同情而是感动，而至今唯有奋斗，从奋斗中滚爬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英雄，才能创造真正的历史。
　　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是一幕英雄悲剧来看。
　　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思想，英国有名的先哲曾说过：“一个国家要觉得它可爱时，是要看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有可爱之点。”中国立国五千年，时时有西北的蛮族——匈奴、鲜卑……不断地侵入，可说是无时能够自主的。鸦片战争又经过百年，而更有最近空前的危急。在此不断的不光荣的失败历史中，有无光荣之点？它的失败是否可以原谅？在此失败当中，是否可得一教训？
　　这一出五千年的英雄悲剧，我们看见我们的老祖宗继续和环境奋斗，经过了种种失败与成功。在此连台戏中，有时叫我们高兴，有时叫我们着急，有时叫我们伤心叹气，有时叫我们掉泪悲泣，有时又叫我们看见一线光明，一线希望，一点安慰，有时又失败了，有时又小成功了，有时竟大失败了。这戏中的主人翁，是一位老英雄——中华——他的一生是长期地奋斗，吃尽了种种辛苦，经了种种磨难，好像姜子牙的三十六路伐西岐，刚刚平了一路，又来了一路，又好像唐三藏西天取经，经过了八十一大难，刚脱离了一难，又遭一难似的。这样继续不断奋斗，所以是一篇英雄剧；磨难太多，失败太惨，所以是一篇悲剧。
　　本来在中国的文字中——戏剧中、小说中，悲剧作品很少，即如《红楼梦》一书，原是一个悲剧，而好事者偏要做些圆梦、续梦、复梦等出来，硬要将林黛玉从棺材里拿起来和贾宝玉团圆，而认为以前的不满意，这真不知何故。或者他们觉得人类生活本来是悲剧的，历史是悲剧的，因此却在理想的文学中，故意来作一段团圆的喜剧。
　　在这老英雄悲剧中，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剧目。先说到剧中的主人，主人是姓中名华——老中华，已如上述，舞台是“中国”，是一座破碎的舞台——穷中国。老天给我们祖宗的，实在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一块很穷的地方，金银矿是没有的，除东北黑龙江和西南的云贵一部分外，都是要用丝茶到外国去换的，煤、铁古代是不需要的，土地虽称广阔，然可耕之地不过百分之二十，而丝毫无用的地却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宗生下来，就是在困难中。
　　这剧的开始，要算商周。以前的不讲，据安阳发掘出来的成绩，商代民族活动区域，只有河南、山东、安徽的北部，河北、山西南部的一块，也许到辽宁一部，他们在此建设文化时，北狄、南蛮不断地混入，民族成了复杂的民族。在此环境之下，他们居然能唱一出大戏，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现在撇开了“跳加官”一类开台戏，专看后面的几幕大戏：
　　第一幕 老英雄建立大帝国
　　第二幕 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第三幕 老英雄死里逃生
　　第四幕 老英雄裹创奋斗
　　第五幕 老英雄病中困斗
　　第一幕 老英雄建立大帝国
　　中国有历史的时期自商周始，驰域限于鲁豫。已如上述，在商代社会中迷信很发达，什么事情都问鬼，都要卜，如打猎、战争、祭祀、出门……事无大小，都要把龟甲或牛骨烧灰，看它的龟纹以定吉凶。在此结果，而发明了龟甲、牛骨原始象形的文字，这文字是很笨的图画，全不能表达抽象的意思，只能勉强记几个物事名词而已。在这正在建设文化的时候，西方的蛮族——周，侵犯过来了，他具强悍的天性，有农业的发明，不久把那很爱喝酒的、敬鬼的、文化较高的殷民族征服了。这一来，上面的——政治方面是属于周民族，下面的就是属于殷民族，二民族不断地奋斗，在上面的周民族很难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虽是殷人（宋国），至此很想建设一个现代文化，故曰“吾从周”。而周时，也有人见到两文化接触，致有民族之冲突，所以东方（淮水流域）派了周公去治理，南方（汉水流域）派了召公去治理，封建的基础，即于此时建设。但是北狄、南蛮在此政治之下经了长期的斗争，才将他们无数的小国家征服，把他们的文化同化，以后才成七个大国家，不久遂成一个大帝国。
　　至于文字方面，也是从龟甲上的、牛骨上的不达意的文字，经过充分的奋斗，而变为后代的文字。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历史方面，都得着可以达意的记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周朝的时候，许多南蛮要想侵到北方来，北边的犬戎也要侵到南部去。酝酿几百年，犬戎居然占据了周地，再经几百年，南方也成了舞台的部分。
　　此时的建设期中，产生了一个“儒”的阶级。儒本是亡国的俘虏——遗老，他本是贵族阶级，是文化的保存者，亡国以后，他只得和人家打打官司，写写字，看看地，记记账，靠这类小本领混碗饭吃而已（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篇）。这帮人——“儒”一出来，世界为之大变，因为他们是不抵抗者，是儒夫。我们从字义看，凡是和“儒”字同旁的字眼，都是弱的意思，如“需”字加车旁是软弱的“软”字，加心旁是“懦”字，加孑旁是“孺”字，是小孩子。他们是唱文戏的，但是力量很大，因为他们是文化传播者，是思想界。老子后世称他为道家，但他正是“儒”的阶级中之代表，他的哲学是儒的哲学，他的书中常把水打譬喻，因为水是最柔弱的，最不抵抗的，这就是儒的本身。他们一出，凡是唱武戏的，至此跟着唱起文戏来了。幸而在此当中，出来一个新派，这就是孔子。他的确不能谓之儒者，就是儒者也是“外江”派。他的主张是“杀身成仁”。他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完全和老子相反。老子是信天的，主自然的，而新派孔子，是讲要做人的，且要智、仁、勇三者都发达，他是奋斗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他的精神。新派唱的虽也是文戏，但他们以“有教无类”打破一切阶段，所以后来产生孟子、荀子，弟子李斯、韩非。韩非虽然在政治上失败，而李斯却成了大功，造成了一个大帝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不久汉朝兴起来了，一帮杀猪的、屠狗的、当衙役的……起来建设了一个四百年的帝国。他们可说得上是有为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则绝不会有这四百年的帝国，但是基础究未稳固，而两个魔王就告来临！
　　第一个魔王——野蛮民族侵入。在汉朝崩溃的时候，夷狄——羌、匈奴、鲜卑都起来，将中国北部完全占领（３００－６００），造成江左偏安之局。
　　第二个魔王——印度文化输入。前一个魔王来临，使我们的生活野蛮化，后一个魔王来临，就是使我们宗教非人化。这印度文化侵略过来，在北面是自中央亚细亚而进，在南方是由海道而入，两路夹攻，整个地将中国文化征服。
　　原来中国儒家的学说是要宗亲——“孝”，要不亏其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将个人看得很重。而印度文化一来呢，它是“一切皆空”，根本不要做人，要做和尚，做罗汉——要“跳出三界”，将身体作牺牲！如烧手、烧臂、烧全身——人蜡烛，以献贡于药王师，这风气当时轰动了全国，自王公以至于庶人，同时迎佛骨——假造的骨头，也照样地轰动，这简直是将中国的文化完全野蛮化，非人化！
　　（第二幕完）
　　第三幕 老英雄死里逃生
　　这三百年中——隋唐时代是很艰难的奋斗。先把北方的野蛮民族来同化他，恢复了人的生活。在思想方面，将从前的智识，解放出来。在文学方面，充满了人间的乐趣，人的可爱，肉的可爱，极主张享乐主义，这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中都可以看得出，故这次的文化可说是人的文化。再在宗教方面，发生了革命，出来了一个“禅”！禅就是站在佛的立场上以打倒佛的，主张无法无佛，“佛法在我”，而打倒一切的宗教障、仪式障、文字障，这都成功了。所以，建设第二次帝国，建设人的文化和宗教革命，是老英雄死里逃生中三件大事实。
　　（第三幕完）
　　第四幕 老英雄裹创奋斗
　　老英雄正在建设第三次文化的时候，北方的契丹、女真、金、元继续地侵过来了。这时老英雄已经是受了伤——精神上受了伤（可说是中了精神上的鸦片毒，因为印度有用种鸦片输到中国，一是精神上的鸦片烟——佛，一是真鸦片），受了千年的佛化，所以，此时是裹创奋斗。然而，竟也建立第三次大帝国——宋帝国。全国虽是已告统一，但身体究未复元，而仍然继续人的文化，推翻非人的文化（这段历史自汉至明，中国和欧洲人相同，宗教革命也是一样）。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王荆公的变法，正与前“任重而道远”的学说相符合。
　　在唐代以前，北魏曾经辟过佛，反对过外国的文化，禁止胡服、胡语即其例，但未见成功。而在唐代辟佛的，如韩愈，他曾说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三个大标语，这风气虽也行过几十年，但不久又恢复原状。然在这一次，却用了一种软功夫来抵制这非人的文化，本来是要以“人的政治”、“人的法律”、“人的财政”来抗住它的，但还怕药性过猛，病人受纳不起，所以司马光、二程等，主张无为，创设“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在破书堆中找到一本一千七百几十个字的《大学》，来打倒十二部《大佛经》，将此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来创造新的人的教育、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这实在是老英雄裹创奋斗中的一个壮举。但到了蒙古一兴起，老英雄已精疲力竭，实在不能抵抗了！
　　（第四幕完）
　　第五幕 老英雄病中困斗
　　这位老英雄到明朝已经是由受创而得病了。他的病状呢，一是缠足，我们晓得在唐朝被称的小脚是六寸，到这时是三寸了，实在是可惊人！二是八股文章。三是鸦片由印度输入。这三种东西，使老英雄内外都得病症。
　　再有一宗了，就是从前王荆公的秘诀已被人摒弃了。本来他的秘诀一是“有为”，一是“向外”，但一帮的习静者，他们要将喜怒哀乐等，于静坐中思之，结果是无为，是无生气，而不能不使这老英雄在病中困斗。
　　清代的天下居然有二百余年，这实是程朱学说——君臣观念所致，因为此时的民族观念抵不住君臣的名分观念。不过老英雄在此当中，而仍有其成绩在，就是东北和西南的开辟，推广他的老文化。湖南在几十年前，在政治上占有极大势力，广东、广西于此时有学术上的大贡献，这都是老英雄在病中的功绩。他虽然在政治上失地位，然而在学术上却发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而成就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这种新的学术，是不主静而主动的，它的哲学是排除思想而求考据，考据一学发生，金石、历史、音韵，各方面都发达。顾亭林以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读“逼”字音，这实在具有科学之精神。不过在建设这“人的学术”当中，老英雄已经是老了，病了！
　　尾声
　　这老英雄的悲剧，一直到现在，仍是在奋斗中。他是从奋斗中滚爬出来，建设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许多蛮族，平了许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从一千余年奋斗到如今，实在是不易呀！这种的失败，可说是光荣的失败！在欧洲，曾经和我们一样，欧洲过去的光荣，我们都具备着，但是欧洲毕竟是成功，这种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比它少了两样东西，就是少了一个大的和附带一个小的，大的是科学，小的是工业。我们素来是缺乏科学，文治教育看得太重。我们现在把孔子和其同时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来比一比，柏拉图是懂得数学的，“不懂数学的不要到他门下来”，亚里士多德同时是研究植物的，孔子较之，却未必然吧。与孟子同时的欧几里得，他的几何至今沿用，孟子未尝能如此吧。在清代讲汉学的时候，虽说是有科学的精神，却非加利莱用望远镜看天文，用显微镜看微菌，以及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可比，所以中西的不同，不自今日始，我们既明白了这个教训，比欧洲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努力就有了目标，我们这老英雄是奋斗的，希望我们以后给他一种奋斗的工具，那么，或者这出悲壮的英雄悲剧，能够成为一纯粹的英雄剧。
　　掩卷沉思
　　虽然作者写了一出悲剧，但毕竟是英雄的悲剧，是一位还在继续奋斗着的英雄的悲剧。不断的奋斗，这正是我们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奥秘所在。请真诚的走进历史中，梳理我们民族的奋斗历程，为老英雄写一段赞美词，写出你发自内心的赞美吧。
　　谈中国文化之精神（节选）
　　林语堂
　　林语堂先生是拒绝传统文明的大师，他细致而又睿智的品味着我们文明的滋味。在深刻的反思和丛杂的文化中，他发现了中国文明的秘诀。或许他的论述更多的是站在西方文化的一端反思和检查，为我们梳理出了文明中的劣势和不足。但这更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亮我们的双目，使我们具有清醒的认识。
　　倘使我们一检查中国民族，可发见以下优劣之点。在劣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政治之贪污，社会纪律之缺乏，科学工业之落后，思想与生活方面留存极幼稚野蛮的痕迹，缺乏团体组织团体治事的本领，好敷衍不彻底之根性等。在优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历史的悠久继长，文化的一统、美术的发达（尤其是诗词、书画、建筑、磁器），种族上生机之强壮、耐劳、幽默、聪明，对女士尊敬，热烈的爱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亲谊，及对人生目的比较确切的认识。在中立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守旧性、容忍性，和平主义及实际主义。此四者本来都是健康的征点，但是守旧易致于落伍，容忍则易于妥洽，和平主义或者是起源于体魄上的懒于奋斗，实际主义则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热诚。统观上述，可见中国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属于阴的、静的、消极的，适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此种民性，可以“老成温厚”四字包括起来。
　　在这些丛杂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见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人文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含义不少，讲解不一。但是中国的人文主义（鄙人先立此新名词）却有很明确的含义。第一要素、就是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志识。第二、吾人的行为要纯然以此目的为指归。第三、达比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于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为基督教所谓此生所以待毙，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槃，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于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的十分明畅。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村。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
　　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参照罗斯福氏所谓‘殚精竭力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鄙见中国与欧洲之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
　　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迳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潦倒。然兢兢业业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儿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髯。伍廷芳使美时，有美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造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美人瞠目不能答覆。
　　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神的发问，常会发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ｋｅｅｐｉｎｇｆｉｔ），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Ｐｕｎｃｈ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ｆｉｔｆｏｒｗｈａｔ？）（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的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同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Ｂｅａｖｅｒｂｒｏｏｋ的报纸多制造几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谓人文主义者，原可与宗教相对而言。人文主义既志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则对于一切不相干问题一概毅然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条也，玄学的推敲也，都摒弃不谈，因为视为不足谈。故中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伦理问题，鬼神之事，若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
　　我此次居留纽约，曾有牛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阳渐减，地球上生物必歼灭无遗，如此岂非使我们益发感到灵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一点也不着急。如果地球能不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足。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仅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况且一人的灵魂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且不肯干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日耳曼族心性，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物于不顾，亦足代表中国人的心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应人教友派（Ｑｕａｋｅｒｓ），因为教友派的道理，纯以身体力行为出发点，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如废洗礼、废教士制等。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身的理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含义与作用极近。理率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的。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虽解为“不易”，实即与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之ｃｏｍｍｏｎ原义相同。中庸之道，实即庸人之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即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断片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唯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道即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个道学以一段神话为基矗（按创世纪第一章记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赎罪之必要。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耶稣教义基础，系于一粒苹果之有无。保罗神学之论理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士人。凡事以近情理为目的，故贵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亚极端理论。罗素曾言：“中国人于美术上力求细腻，生活上，力求近情”“Ｉｎａｒｔｔｈｅｙａｉｍａｔｂｅｉｎｇｅｘｑｕｉｓｔｅ，ａｎｄｉｎｌｉｆｅａｔｂｅ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１ｅ”（见论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在英文，所谓ｄｏｂ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即说“忽为已甚”。所以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刷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廉，尧训舜“允执其中”，孟子曰“汤执中”，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话解释就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结果打个对折，如此则一切一贯的理论都谈不到。
　　譬如父亲要送儿子入大学，不知牛津好，还是剑桥好，结果送他到伯明罕。
　　所以儿子由伦敦出发，车过不烈出来，不肯东转剑桥，也不肯西转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罕。那条伯明罕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虽然讲学不如牛津与剑桥，却可免伤牛津剑桥的双方好感。明这条中庸主义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国历年来政治及一切改革的历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评以再斯可矣，也正是这个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维，便要想人非非，可见中国人，连用脑都不肯过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说，而以此一说解释一切事实。
　　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特琳公主，Ｆｒｏｕｄｅ说全出于政治作用，ＢｉｓｈｏｐＣｒｅｉｇｈｔｏｏｎ偏说全出于色欲的动机。实则依庸人评判，打个对折，两种动机都有，大概较符实际。又如犯人行凶，西方学者，唱遗传论者，则谓都是先天不是；唱环境论者，又谓一切都是后天不是，在我们庸人的眼光，打个对折，岂非简简单单先天后天责任要各负一半？中国学者则小有此种极端的论调。如Ｐｉｃａｓｓｏ（毕加索）拿Ｃｅｚａｎｎｅ（塞尚）一句本来有理的话，说一切物体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立方体所并成，而把这句话推至极端，创造立体画一派，在中国人是万不会有的。因为这样推类至尽，便是欠庸见（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因为中国人主张中庸，所以恶趋极端，因为恶趋极端，所以不信一切机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机械的、不徇私的、不讲情的，一徇私讲情，则不成其为制度。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制度与中国人的脾气，最不相合。
　　所以历史上，法治在中国是失败的。法治学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总得不到民众的欢迎。商鞅变法、蓄怨寡恩，而卒车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学说，造出一种严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势力的秦国，军事政制，纪纲整饬，秦以富强，但是到了秦强而有天下，要把这法治制度行于中国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盘失败。万里长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来，但是长城虽筑起来，却已种下他亡国的祸苗了。这些都是中国人恶法治，法治在中国失败的明证，因为绳法不能徇情，徇情则无以立法。所以儒家唱尚贤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则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经有权，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虽然远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为这种人治，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所以二千年一直沿用下来，至于今日，这种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还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
　　但是这种人文主义虽然使中国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却产出一种比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个性发展比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发展与武力侵略，比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这种文化是和平的，因为理性的发达与好勇斗狠是不相容。好讲理的人，即不好诉之武力，凡事趋于妥洽，其弊在怯。中国互相纷争时，每以“不讲理”责对方，盖默认凡受教育之人都应讲理。虽然有时请讲理者是为拳头小之故。英国公学，学生就有决斗的习惯，胜者得意，负者以后只好谦让一点，俨然承认强权即公理，此中国人所最难了解者。即决斗之后，中外亦有不同，西人总是来的干脆，行其素来彻底主义，中国人却不然，因为理性过于发达，打败的军人，不但不枭首示众，反由胜者由国库中支出十万圆买头等舱位将败者放洋游历，并给以相当名目。不是调查卫生，便是考察教育，此为欧西各国所必无的事。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发达之军人深知天道好还，世事沧桑，胜者欲留后日合作的地步。败者亦自忍辱负重，预做游历归来亲善携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达，若此的心气和平，固世界绝无而仅有也。所以少知书识字的中国人，认为凡锋芒太露，或对敌方“不留余地”者为欠涵养，谓之不祥。
　　所以凡尔赛条约，依中国士人的眼光看来便是欠涵养。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时作恶梦者，正因定凡尔赛条约时没有中国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也须指出，中国人的讲理性，与希腊人之“温和明达”（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ｌｉｇｈｔ”）及西方任何民性不同。中国人之理性，并没有那么神化，只是庸见之崇拜（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而已。自然曾参之中庸与亚里斯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异。但是希腊的思想风格与西欧的思想风格极端相类似，而中国的思想却与希腊的思想大不相同。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庸见之崇拜，与逻辑理论极不相容，其真觉思想，颇与玄性近似。直觉向来称为女人的专利，是否因为女性短于理论，不得而知。女性直觉是否可靠，也是疑问，不然何以还有多数老年的从前贵妇还在蒙地卜罗赌场上摸摸袋里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国人思想与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点。女人善谋自存，中国人亦然。女人实际主义，中国人亦然。女人有论人不论事的逻辑，中国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虫鱼学教授，由女人介绍起来，不是虫鱼学教授，却是从前我在纽约时死在印度的哈利逊上校的外甥。同样的中国的推事头脑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黄上校或某郭军长的未决的疑问。所以遇见法律不幸与黄上校冲突时总是法律吃亏。女人见法律与她的夫婿冲突时，也是多半叫法律吃亏。
　　在欧洲各国中，我认为英国与中国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见，讲求实际等。
　　但是英国人比中国人相信系统制度，兼且在制度肯特著的成绩，如英国银行制度、保险制度、邮务制度，某至香槟跑马的制度。若爱尔兰的大香槟，不用叫中国人去检勘票号（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ｅｒｆｏｉｌｓ），就是奖金都送给他，也检不出来。至于政治社会上，英国人向来的确是以超逸逻辑，凭恃庸见，只求实际著名。相传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条虹，安然度过。譬如剜肉医疮式补缀集成的英人杰作——英国的宪法——谁也不敢不佩服的，谁都在认了只是捉襟见肘顾前不顾后的补缀工作，但是实际上，他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并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国美国较实在的民治。我们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顺便提醒诸位，牛津大学是一种不近情理的凑集组合历史演变下来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学府之一。但是在此地，我们已经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为必有相当的制度组织。这种的伟大创设才能在几百年中继续演化出来。中国却缺这种对制度组织的相信。我深信中国人若能从英人学点制度的信仰与组织的能力，而英人若从华人学点及时行乐的决心与赏玩山水的雅趣，两方都可获益不浅。
　　掩卷沉思
　　相信庸见，讲求实际，知足常乐，讲求理性…‥这是作者在品评文化时留给我们的几个词语。请你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分析。
　　中国文化的稳定性
　　林语堂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静态的文化，稳定性，这对文化来讲不知是福是祸。许多有新时代风貌的人一直也在努力去摆脱传统的束缚，但是每个人似乎都不知不觉中在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下，遵从一条特定的“文法”道路生活着，每个人都难以摆脱文化的笼罩，且让我们细细聆听文化大师的细致解读。
　　中国为什么历尽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而没有像罗马被伦巴底人征服那样被少数民族吞没？这种种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这些问题还没有回答。只有深入考察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今日的情势。
　　这种所谓的种族耐力与活力尽管受中国中产阶级退化品质的影响，但还是使中华民族历经政治劫难而生存下来，并吸收了外来民族的血统得以再生。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系统，使得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系。这种不朽的社会组织形式，被中国人视为珍宝，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甚至含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向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种礼仪，更加增强了它的宗教色彩。对这一套东西的意识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这样一个组织良好而颇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汉族与其他家族制度意识不强烈的外来民族混合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不开化的部族以及由不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儿总是急于加入到这样一个家族中，并声称自己是这个不朽家族制度中的一员。设想自己一旦咽气时，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仍旧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长河中。这种家族制度也是使家族成员生殖繁衍的直接刺激剂。比如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来，就应该有许许多多林姓的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或许纯粹是因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国人能够将河南的犹太人同化。这些犹太人今天已被彻底汉化。他们不吃猪肉的传统也成了纯粹记忆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国人的家族思想，强烈的种族意识才能使犹太人自己的种族意识自惭形秽，归于消亡。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鞑靼人，其种族意识，种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犹太人。在这仲情况下，中国当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显然比外来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国家族仍然是中国的家族。
　　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种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度则使国家能对人口进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传。科举制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种”。这种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的制度中已具雏形。公元３—４世纪的魏晋之后，官吏选举制度有些变化，变得对名门望族有利，对黎民百姓不利。结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显然有利于晋朝贵族家庭的发展。
　　科举制度到唐朝（７~９世纪）已经完善。一直到１９０５年，它基本是一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管在后来的朝代中，科举制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管这种机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这种制度使得农村有才能的人不断进入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制在统治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不仅从农村来，而且更要回到农村去，因为田园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种田园理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种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中国生活模式的创造者们在文明与原始的生活习惯之中，维持一个不偏不倚的水平。他们干得如此漂亮，不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吗？他们选择了农村文明，忌恨机械发明，喜爱简朴的生活，他们发明了各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又不被这些方式所束缚。他们在诗歌、绘画、文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返璞归真”。是他们健全的本能指导他们这么做的吗？
　　接近自然就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并非农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学者与富庶人家总是有一种渴望自然的感觉。一些著名学者的家书家训总是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文明的重要一点。这是使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从郑板桥异常珍贵的家书中，随便选了一封给他胞弟的信。板桥家书应该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书。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几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典型感情。郑板桥的这种田园理想是建立在他对贫苦的农民充满博爱精神的诗一般的感情之上的，接近于道家精髓。正如曾国藩的田园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维系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与儒家种族观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辅相成。因为田园理想使家庭成为一个单位，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使乡村成为一个单位，是整个政治文化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会饶有兴致地看到，曾国藩这位了不起的将军和当朝宰相，在给他儿子及侄子的信中，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养成奢侈的习惯，建议他们种菜，养猪，给农田施肥。他明确告诉孩子要勤俭持家，这样家族的繁荣才能持续下去。
　　如果简朴可以使家庭延续和完善，那么简朴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延续和完善。对曾国藩来讲，以下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于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曾国藩为什么认为“养鱼、喂猪、种菜、种竹”为“家政四要”。他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继承我们祖先的传统，另一方面可以让人在墙外就看到我家的生气。进院之后又能看到一片繁荣景象。即使多花点钱，雇几个人帮忙，这个钱也是值得花的。从这四件事上，可以看到一个家庭是在上升还是在败落。
　　从颜之推（５３１~５９１年）、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年）、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的家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执著的勤奋俭朴的家庭理想。这种理想也是被认为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遗产。家族制度已经多多少少交织在田园生活的模式之中，二者无法分离开来。“淳朴”这个词对希腊人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人也是如此。似乎人们既知道文明的好处，也知道文明的危险。人类知道享受人生的乐趣，但同时也清楚这种乐趣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害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宁可享受简单一些却能持久的乐趣。根据中国人的观点，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减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于是，“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人当取清淡之福”，正如明末一位学者所云。这一点，中国人从内心表示赞同。因为人类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朴归真是最切实的保证。事实必定如此，中国人从本能上就知道这一点。他们要求家族延续，从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续。
　　掩卷沉思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表层结构”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深层结构中仍然没有多大变化，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具有“超稳定性”的。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找一找现在社会中中国文化稳定性的影子。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精通多种外文，又深谙西方文化。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在这篇文章中，他高妙的告诉我们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像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像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像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像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摘自《中国人的精神》）
　　掩卷沉思
　　辜鸿铭时代过去了，作为历史性的文化人，一个深刻的社会思想者，他是随着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灭亡出现的，而他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的开始。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而这青春的根基恰恰在于它的传统。青春与传统这似乎是两个矛盾的词语，请你谈谈二者之间的联系吧
　　民族与民族文化
　　苏雪林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消亡，民族也就随之衰落。这话听来振聋发聩，这是现代女作家苏雪林在研究历史后得出的结论，作者深入历史之中，从中也可以看出深深的时代忧思。的确文化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而文明之花只有悉心的浇灌和培育，才能吐出诱人的芬芳。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是爱护我们民族，爱护我们自己。
　　我论文化重开放而轻保守，主张吸收众长，而培养自己的高深丰厚，所以并不讲究什么民族文化，况且文化是为民族而存在，并非民族为文化而存在。以文化与民族比，文化的传统无妨断绝；而民族的生命必须绵延。不过，我近来研究了一些历史例子，又觉得文化与民族有析不开的关系，文化沦亡，民族也将随之消灭。幸而未灭，也已成了没有灵魂的东西，天地间并不贵有这种民族的存在。
　　除了为各种原因自杀者外，任何人都不愿意死，就是都想保持个体的存在。民族是个体的扩大，我们隶属于哪个民族，便希望哪个民族绳绳继继，永存天地之间。个人有个性，有特别属于他自己的一切，张三决非李四，李四也决非王五。民族也有许多构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条件，血统外，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都是。更有所谓民族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思想感情、发明力、创造力，一点一滴，慢慢酝酿成的。这个文化便是民族的灵魂。
　　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化，而那文化又确属优异，就会永远爱护着，永远想把它发扬光大，使它更加进步，更臻完美。同时文化也能教民族自我意识，愈为清醒，团结力量，愈为增强；虽处困厄之环境，不为屈服；虽被强大敌人所征服，不与同化。
　　要想保存自己的文化，必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历史，则必须能读祖宗之书。否则文化虽高，也会被不肖子孙断送。
　　我们都知道今日美洲的墨西哥、秘鲁，都是从前印第安人，也就是所谓红人的天下。如今墨西哥红人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秘鲁则仅剩一、二万。其余都是西班牙、意大利的移民和一些混血人种。大多数红人受白种人的教育，信白人的宗教，操白人的语言。取得公民权者服务各界，除了肤色脸型稍异外，已浑然与白人无别。若通婚一二代，那就将完全融化于白种人之中了。那些居住偏远地区的人，自成村落，有酋长为之治理，大都头戴羽冠，满脸刺纹，拜蛇蹈火，半耕半猎，过着很落后的生活，比非洲某些吃人的部落，高不了多少。看这种情况，这些残余的红人不久也会凋零至尽。试想像秘鲁一二万人口是何等小的数目，消灭还不容易吗？
　　我们哪知道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宗，文化发展却有相当的惊人表现，特别是建筑的伟大，天文历法的进步，比之非洲古时的埃及，小亚细亚的苏末、前后巴比伦、亚述，有过之无不及。今日马雅人建筑遗迹之尚存者有金字塔、城垣宫殿残址。埃及金字塔，最为有名，高者至四百五十呎，基阔七百呎；但墨西哥古代留下的金字塔比埃及的更大更高，只因地点僻远一些，除了考古学者就很少有人光顾了。马雅人的建筑金字塔都与历法有关，每隔五十二年便要建造一座，当然也脱不了历法的关系，马雅人的天文学成就，竟和近代相差无几。他们知道金星一年是五百八十四天；而我们地球一年时光则为三百六十五天零二十四分二十秒。与今日的计算仅有二秒之差。天王星和海王星是现代望远镜进步才观察出来的；而马雅人就知道我们太阳系有此二星了。天文离不开数学，他们的数学一定很高；不然，这种天文学上的造诣必不可能。
　　谈到秘鲁的印加民族，文化之发展是与马雅民族并驾齐驱。在今日厄瓜多尔有个大隧道，其深七百余呎，直达海底，长数百公里。隧道之壁，晶莹光泽，好像上了釉，其下有甚为宽阔的厅堂，厅堂布置雕刻精美的金制狮虎鳄鱼之像，大小有若真物，神态如生。更有镌刻在金片上的文字，我们可以呼之为金简书；这种金简书，竟有数千页之多。想那个隧道里所收藏的不止大厅里之数，今日尚无人作更深入的探讨。
　　那金简书上的文字与我们中国古文字很有些相像，想必也是一种象形文字，于今厄瓜多尔的红人已无人能读。据说西班牙人初到南美时，知道南美虽不产铁，黄金分量之多，却甲于天下，曾将他们一位酋长逮住，勒索他们出金以赎，以能填满一间大房子三分之二容积为度。酋长为保命，叫手下臣民到那秘密隧道将黄金所制物品都取出来；虽符合了西班牙人所提条件，但是不讲信义的西班牙人仍将酋长杀了。我想那些作为取赎的金制品，一定有许多金简书在内吧。
　　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都不能读祖书是何缘故，我未研究他们的历史，不能知道。我想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西班牙人侵入美洲前，马雅和印加民族当已消灭，以后的印第安人是没有文化的种族。因为白种人侵入时，土著民族就是像我前面所述的头戴羽冠，满脸刺纹，拜蛇蹈火，半耕半猎的族类，当然都是文盲。
　　不但墨西哥和秘鲁人不能读祖书，今日的埃及人、两河人又何尝能读？记得西洋人自埃及发现古碑文字时，见其斑斓盈目，疑为苔鲜渍纹，木刻的则又疑为虫蛀。有一位学者钻研数年，在一块碑上，认出了三个名王的名字，再钻研下去，借助字旁附注，又辛苦了十几年，始逐渐将那种象形文字读通。两河的楔形文字也是慢慢摸清楚的。是否完全读通，完全摸清楚，也还是问题。倘使埃及人、两河人都能读，去请教请教便可，何必费那么多的精力，这可见今日之埃及人已非原来的埃及人，两河人也非原来的两河人了。就说是罢，也经过了一番绝大的退化过程而始如此；那退化过程，我未研究埃及和两河的历史也不能知道，只知两河列国林立，种族繁多，你杀我砍，此兴彼仆，经过了无量次数。苏末在公元前数千年，便已失去踪迹，巴比伦、亚述也在公元前千数百年间烟消灰灭，占据其地称雄者大都是些野蛮民族。于今立国于两河之间者都是些别的阿拉伯新兴国家，想找一个旧时建造七星坛、悬空花园者的子孙，恐怕大不容易，即或有之，也早已和新兴民族混合，则他们之不能读祖书，又复何怪！
　　埃及立国非洲，文化之发展与两河流域是同时的，有人说埃及还比较早。她的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建筑、艺术等成就均极大，国势之强盛也无与伦比。公元前九百余年间，被利比亚、衣索比亚等蛮族征服，以后又是波斯、希腊来做她的主人。公元前三百余年间，亚历山大率领雄师百万，挟战胜攻取之威，纵横欧亚，所向破灭，埃及被辖管为马其顿的一个行省。以后又受控制于罗马的铁轭之下。接着阿拉伯、土耳其也曾来这文明古国逞威，拿破仑也曾伐过她，抢了不少战利品去。埃及在这些侵略者中间，也曾屡次挣脱羁绊，宣告复国；奈不能持久，欧战后又成了大英帝国的保护国，直到一九二二年，始得独立自主，距今仅及半个世纪罢了。于今埃及居民多为混血族和阿拉伯人，信奉的是回教，说的是阿拉伯语。今日埃及人虽凭金字塔、狮身人面兽向世界观光客大卖其钱，可不是他们真正祖宗的遗泽。我们想找当年建造金字塔的岐奥普士、刻夫梭、米色那斯诸法老的子孙，恐怕一个半个也都找不出了。为此，则今日埃及人之不能读祖书，也是不足怪的。
　　我们中国相当幸运地居处远东这块大陆上。若说当时不同的种族原也颇多，彼此间劫夺砍杀的事原亦不少。亏得各种族之间，有一个比较优秀的华族作为主体，又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作为保持团结向外推广的工具。远古历史，半属渺茫，我们不必强去谈它，从周代说起，这个姓姬的王朝确有其伟大之处，她藉封建制度，分封其子姓及功臣于全中国境内。秦楚吴越与周民族本非一系；但以所用文字相同，作为官方的言语也相同，就不妨算作一体。也亏孔子的“尊王主义”，吸收那许多国家的向心力。孔子“内华夏而外夷狄”也是非常值得称许的。这是保卫民族文化必要的手段；否则让野蛮民族来征服文明的民族，文化即将扫地无余了。到战国中叶，诸侯强大，目中早无周天子；但绝世天才屈原为写天问，历史部分分夏商周三代，竟不惜以他最亲爱的祖国而且称王历有年代的楚，屈作那奄奄一息周王朝的藩臣，与齐、晋、吴并论，可见这位三闾大夫也是孔老夫子的忠实信徒哩。
　　汉武帝之所以足称我国历史上一代英主，就因他御匈奴，通西域，一生事迹是一部抵抗异族的壮史。唐太宗的勋业更辉煌了。我不懂为什么近人写小说，专谈玄武门那个不幸的事变，对太宗威服四夷，振兴国势，被尊为“天可汗”，造成东亚空前大帝国的伟绩，却一字不提。
　　或者有人要说，中国自晋以后，不是也曾屡次屈服于异族铁蹄之下吗？西晋后五胡十六国，且曾占据过中国半壁河山；但仅半壁而已，并非全部。南北朝时，北魏孝武帝崇拜中华文化，直到如醉如狂的地步，其强迫全国华化宛如大彼德之欧化帝俄。宋时辽夏在政治上虽想和宋朝分庭抗体，文化上早已屈服于我们势力之下，两为他们想革除髭庐膻酪之俗，建立个像样的国家，就非乞灵于中华文化不可。女真族完全是个极野蛮的部落，人数也少得可怜；但崛起之势极速而猛，灭辽后，挟其强大武力转而攻宋，破宋都汴梁，金帛子女虽尽力掠取，却把中国所有图书典籍及各种文物，一股脑儿囊括而归，并以重礼聘请不得志的儒生，到其国中任教，果然在短时期内就建立了一个典章制度颇具规模的国家。蒙古入中国，建立元朝，对于中华文化并不重视。分人十等，儒士地位尚在优倡之下。朝廷文告纪元，居然满纸鸡儿、兔儿、猪儿、狗儿。且屡欲以维吾尔文字来取代汉字，亏得汉字的根柢坚固，非他们的力量可能摇撼得动，又亏得蒙古统治不过八十余年，不然中华文化的命脉危乎殆哉。满清比较聪明，入了中原，看出中华文化的优势，无法抗拒，以早日妥协为上策。他们虽为了□发令，杀戮无数中国人，对中华文化则诚心诚意，全盘接受。康熙皇帝到了曲阜，居然对着孔老夫子的牌位，三跪九叩，恭行大礼，就是异族统治者向我们民族文化投降的表示，孔子原是中国文化代表啊！
　　所以中国过去虽或半部，或全部，被征服于异族，我们的文化却整个征服了他们。久之，这些异族也都同化于我们了。这能说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大胜利吗？
　　这些异族之所以被我文化征服者，吃亏的是他们没有文化。到了近代，白种人不但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物质文明比我们强，即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的精神，也无一不比我们强。这两种文明排山倒海般灌输而入中华，把我们冲得晕头转向，立脚不住。那些英法俄德和日本各国在中国各定势力范围，于是又很快的便将中国沦为次殖民地。幸而两次世界大战，列强衰微，不得不自亚洲撤退。又幸我们以民族精神战胜日本，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否则列强文化经济侵略，加紧又加紧，直收租界甚至瓜分中国为其属地，继续百年，中国人将忘记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一切，变做英法俄德和日本的顺民，好像墨西哥、秘鲁、西亚、埃及人一样都不能读祖书了；再过若干时代，大部分中国人与别人同化，小部分退入深山，变成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好像南美印第安人和中国苗瑶一般。所以我说文化好像民族的灵魂，文化一亡，民族也就完了。文化之为物，虽甚坚强，实则异常脆弱，像栽种鲜花，必须日日培植它，灌溉它，它才会扬葩吐蕊，放出娇美的色香，一松开手，就萎谢了。像春秋时代的越国，沼吴以后，国势日强，观兵中国，号为霸主，其文化之发展，可想而知。后灭于楚，越人散于江南海上，各建部落，有东越、西越、骆越诸部，还有无数小部落号称百越。地既为蛮夷，他们入乡随乡，生活也都蛮夷化，以前的文化不知哪里去了。又如楚国原是南方大国，我曾说她文化之盛，胜于中原齐、晋诸邦。战国末年，楚将庄□率兵略巴蜀黔中以西，到了云南的昆明，得地数千里，闻楚为秦所灭，遂王于滇中不归。也就入乡随乡，变成了编发文身的夷人。到了汉代，遣使通西南夷，滇王竟对汉使说：“汉与我孰大？”其不知天高地厚，一至如此，以前楚国那么笃实光辉的文化也不知哪里去了。因此我前文疑今日南美洲的红人，非复马雅印加的子孙，恐是另一无文化的民族，现在想来恐亦未必然，看了百越西南夷的例子，只好说是退化吧。
　　这可见文化果然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的。像越民族、楚民族的文化原就是中国文化。民族虽一时退化而成为蛮夷，文化并没有亡；民族融化于中华民族大熔炉中也并没有亡，南美的印第安人、两河埃及人却确实两者都亡了。这也不能说他们子孙不肖，他们之所以这样，自有许多可悲痛的原因，我们只有同情，不忍苛责。今日尚有力量和机会保护自己民族文化和民族生命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尚望多多注意才好呢。
　　掩卷沉思
　　文化“操之则存，舍之则亡”，这是作者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做的思考。其实，在现在，社会日益发展，思想日趋多元的时代，我们的很多文化传统或文化现象面临挑战，似乎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如何更好的保护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思考的。请结合一些具体的现象，说出你的思考。
　　第三编  眷恋文化的瑰丽
　　从茹毛饮血到食不厌精，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人类发展前行的进程，正是一部人类创造文明历史。踏着历史的足迹，我们追寻先人留下的文明财富，和着历史的脉搏，我们重温昔日灿烂的文明成果，这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和发展的力量源泉。不朽的精神使早已作古的人物鲜活起来，传世的华章使千百年前的宴饮生动起来，高妙的艺术使那曾经闪光却已沉默的时代又在我们的血液中沸腾起来。让我们欣赏文明的图景，接受文明的洗礼，尊重文化遗产，提升精神境界。
　　汉字与中国文化
　　王蒙
　　“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历史性地触动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内核深处的那颗敏感的神经。近百年来围绕以汉字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大讨论可谓是此起彼伏，汉字本身也产生了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汉字的发展历经沧桑。汉字以她独特的魅力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以更加璀璨的面貌发出了更加灿烂的光辉。汉字书法艺术，陶冶了世世代代的民族品性和情操，渗入中华民族的魂魄、融入中华文化的精髓。
　　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中，曾经在那种烈火狂飙的潮流中，出现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高潮。当时不管是吴稚晖、胡适、鲁迅，还是后来的钱玄同，都曾发表过一些非常激烈的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他们对于中国的经典、中国的传统文化抱着很痛心的态度，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主张青年人不要看中文书，打倒孔家店等等。我想这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无意去否定他们。
　　百十年来谈中华文化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汉字。钱玄同就提出过比较激烈的意见，希望废除汉字和汉语。他认为汉字本身就是我们积贫积弱的根源，应该彻底不学中文，尤其是不能写汉字，因为中文太难学了。大多数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音本位的文字，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素，本身没有别的意义。英语２６个字母，维吾尔语３３个字母，俄语也只有３０多个字母。相比较而言，中文太难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幻想过消除汉字，大家不用写汉字了，中国也就现代化了。我们曾经有一种观点就是汉语和汉字是和现代化相抵牾的，是不能并存的。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毛泽东主席正式规定了汉字改革的目标和前景是拼音化。这是被确立为国策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一是制定了汉语拼音，二是三次简化汉字。对于这三次简化汉字，我也是持肯定态度，因为它提供了很多方便。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叫做丁邦鼎，写他的名字太痛苦了。我个人还庆幸一点，因为“王蒙”这两个字还是好写的。但是很有趣的是，到第四次汉字简化的时候，引起了一片嘘声。在一片嘘声中又缩回去了，第四次汉字简化被取消了，夭折了。我想，这是因为大家慢慢感觉到汉字不能随便再动了，再动的话天怒人怨，天理不容。所以后来整个国家机构改革的时候，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了。这个趋势非常有意思。这个趋势说明汉语和汉字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纯工具性、纯手段性的问题，而是带有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因为语言文字带着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体察，一种感受，一种思想，一种方法，它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个怎样发音的问题。
　　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夜的眼》，这篇小说英文、德文、俄文翻译得比较多。所有的翻译者都要问我，甚至有时候打越洋电话问我，这个《夜的眼》的眼睛是单数还是复数？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这里的“眼”我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把夜拟人化，这个夜本身就是眼，不存在单复数的问题，可以是千手千眼，也可以是一只眼睛。第二是主人公的眼，当然这是复数。第三种可能是我在小说中描写过在一个工地上有个孤独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非常昏暗，主人公不小心在工地上掉在沙坑里了，那么它就是单数。因此，它应该是单数又应该是复数，但是英语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德语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俄语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们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英语中或者是“ｅｙｅ”，或者是“ｅｙｅｓ”。而我们的汉字有一种追求事物最纯粹的本源的特性，我称之为本质主义的倾向。对我们来说“眼”是本源，有了眼的概念才有“一只眼”、“两只眼”的概念，然后我们可以说眼睛、眼毛、眼眉、坏心眼、好心眼，但是它的根本在于“眼睛”。我们是崇尚“一”的，从我们的古代文化中，我们认为一个人掌握了“一”就无所不通。这是带有神性的一种观念。对于眼睛来说，最重要的是“眼”，然后才是独眼龙还是千手千眼，或者是眼皮、眼珠、眼眶等等。其他许多词也有这个意思。中国人喜欢讲什么是纲，什么是目。譬如说我们说“牛”可以看做“一”，有“牛”然后才有牛奶、牛油、牛毛、牛皮，牛皮还可以抽象化，转义加以使用。另外我们还可以分公牛、母牛、水牛、黄牛等等。在英语中牛是ｃａｔｔｌｅ，ｃａｔｔｌｅ也可以当大牲畜讲，公牛是ｂｕｌｌ，母牛是ｃｏｗ，牛奶是ｍｉｌｋ，也没有听说过是ｃｏｗｍｉｌｋ的。但是中文中“牛”在这一组词中位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位于“一”的位置，而在英语中很难看出这个关系来。中国文化中这种重视本质的传统很明显。我们很喜欢“一”字，很喜欢“元”字。我们有很多带有这种玄学意味的，哲学意味的，乃至带有神性和灵性的观念在我们的词里。也许这些词对我们发展自然科学、发展法学不太有利，但是起码在追求一种灵感上是很有趣味的。
　　我又想到一个例子，讲到汉字的灵性、弹性。我们对杜诗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争论。杜诗里有两句“幼子绕我膝，畏我复却去”，一个说法认为小孩子抱着我的膝盖，怕我又走掉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幼子认生，不知道是自己的爸爸，对我是怕的，所以又走了。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上千年或者更多，但肯定永远不会有结果。我想这句话如果用英语或者其他语言来表达也许不会产生这种争论。比如，如果是“幼子绕我膝”，然后又走了，这是递进的两个谓语；如果是怕我走，后面的词就变成了修饰补充的从句。我相信用外语表达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中文上就是一样的。中国语言的灵动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我又觉得汉语是一个诗性的语言，它给中国的政治家们提供一个极好的天地。政治家可以在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中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我们比较一下，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完全不同的结果，完全不同的选择。这里面我觉得也和汉语与汉字的许多特点是有关系的。俄文缺少可塑性，缺少灵动性。
　　拼音文字是音本位的，汉字是字本位的。汉字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声音，它表达的声音并不是统一的，各种不同的方言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念一个字。我听过湖南人吟诵《四书》，我也听过广东人吟诵《四书》，我也听过我的家乡河北人吟诵《四书》，音不相同，但是字完全一样。汉字，克服了方言上众多的分歧，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整合。有人考察过，中国广东话和辽宁话的差异也许甚至超过了欧洲一些国家间语言的差异。但是，她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汉字。从另一个方面，我又感觉到，恰恰是汉字挽救了这些方言。因为有了汉字，这些方言不会在某一个时期被一种强势文化地区的方言吞没。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们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有一项要求就是推广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绝对正确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样你总有一种标准的说法。据我所知，台湾在推广普通话上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取得了好的成效。我所挚爱的，至今难忘的小学老师，就是在台湾光复后，被国民党政府组织到台湾推广国语的，这是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想象没有这些方言的存在。这些方言中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吴侬软语，难道还能有评弹吗？还能有苏剧吗？还能有苏昆吗？如果陕西没有三秦高腔，又如何能有秦腔？如何能有陕北民歌？我甚至还认为，那种表达爱情苦闷的陕北歌曲与表达要求革命反抗压迫的歌曲有一种心理同构。根据表达爱情苦闷的歌曲改编成革命歌曲，是天衣无缝，听不出原来是爱情歌曲。
　　方言是要的，汉语是要的，汉字尤其是要的。汉字给我们的信息量实在是太丰富了，它既是一幅美术作品，也表达着声音，还表达着历史的典籍，表达着已经不能够说话的那些人的智慧和感情。我曾经试想，如果真正用拉丁字母还能不能表达这种感情。“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看这十个字，我们就有一种视觉的享受，还能引起人们的想象。相反，如果用汉语拼音来表达呢？虽然它有自己的读法，但你可能看到的是“ｂａｉｒｉｙｉｓｈａｎｊ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ｕｈａｉｌｉｕ”，很难得到汉字给予你的文化的享受。
　　我甚至觉得汉字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现在中国和外界发生的许多矛盾，都和我们对汉字的理解有关。比如汉字中“国家”的意思实在是太广了，有“国”的意思，有“家”的意思，有ｃｏｕｎｔｒｙ的意思，又有ｎａｔｉｏｎ的意思，还有ｓｔａｔｅ的意思。所以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它表达着这样的感情在里面。又譬如说“人民”，它和英文的“ｐｅｏｐｌｅ"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些，外国人并不一定明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中国来也许是讲不通的。汉字是我们文化的基础，更不要说我们的对联、楹联、骈体、对偶等等，它们甚至影响到中国人一些特殊的辩证思想，比如“祸福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等，这些反义词放在一起造成一种互相循环的关系，也是妙极了。
　　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两个人争论。一个说四七二十七，一个认为四七二十八。两人到了县官那里，县官把认为四七二十八的那个人打了一顿。这个人不服，县官说：那个人都认为四七二十七了，你和他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即使打死他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打你就会让你记住不要再和这样的人争论了。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智慧和幽默吧。
　　对待汉字汉语的认识正在走向成熟，汉字的电脑使用的成功，使汉字的前景更加光明，我们将更加珍惜我们的汉字文化，相信这种文化会更加光辉灿烂。
　　掩卷沉思
　　汉字与中国文化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是靠那一个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方块字传承、发扬、对外交流。近代所出现的废除汉字现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汉字的发展导向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如何看待汉字文化的发展前景，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刘湛秋
　　汉字是人类花园中一朵异常瑰丽的奇葩：她寓丰富于简约，寓玄思于诗意，寓灵动于方正；她以磅礴厚重的文化符码，书写了汉民族从艰辛跋涉到无比辉煌的历史记忆，传颂着古老民族历久弥新的歌。她是格子里的精灵，以无形的声色，勾勒出民族的魂，展示着汉民族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与民族性格异质同构。海德格尔曾说，文字是人类最后诗意的存在。当我们静心剥落表象世界层层伪饰，也许便会发现，世界与我们的真正距离，便是文字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写着写着，常常为我面前这一个个方块字而动情。它们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在纸上玩笑嬉戏，像一朵朵美丽多姿的鲜花愉悦你的眼睛。这时我真不忍将它们框在方格里，真想叫它们离开格子去舒展，去不受拘束地享受自己的欢乐。
　　真的，它们可不是僵硬的符号，而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你看吧，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风韵。“太阳”这个词，使你感触到热和力，而“月亮”却又闪着清丽的光辉。“轻”字使人有飘浮感，“重”字一望而沉坠。“笑”字令人欢快，“哭”字一看就像流泪。“冷霜”好像散发出一种寒气，“幽深”两个字一出现，你似乎进入森林或宁静的院落。当你落笔写下“人”这个字，不禁肃然起敬，并为“天”和“地”的创造赞叹不已。这些有影无形的图画，这些横竖勾勒的奇妙组合，同人的气质多么相近。它们在瞬间走进想象，然后又从想象流出，只在记忆中留下无穷的回味。这是一些多么可爱的小精灵呵！而在书法家的笔下，它们更能生发出无穷无尽的变化，或挺拔如峰，或清亮如溪，或浩瀚如海，或凝滑如脂。它们自身就有一种智慧的力量，一个想象的天地，任你尽情飞翔与驰骋。在人类古老的长河中，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拥有这么丰富的书法瑰宝？
　　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诗的民族呢？这些美丽而富有魅力的文字生来就给使用它的人带来了诗的灵性。看着这些单个的有色彩、有声音、有气味的词，怎能不诱发你调动这些语言的情绪呵！西方现在有少数诗人在追求“玩文字”，但他们怎么能从２６个字母的组合中去找到“玩文字”的魅力呢！只有中国的汉字、几万个不同的字形、几十万、几百万种奇妙的组合，足以产生遣使文字的快乐，甚至能在语义以外，寻求那种文字对人类思维和感官的想象力！中国的汉字是高强度悟性的结晶，必能训练出人的悟性。
　　也许，这又多少还有一些悲哀，据说那种偏重对悟性的训练是会影响科学和理性的。那么，是不是因为中国汉字没有时间的变化就影响了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呢？是不是因为汉字创造了那么多血缘不同的称谓而使得中国有无穷的繁文缛节呢？多么奇妙啊，这些方块字竟和一个民族的习性相关连！
　　在世界的文字之林中，中国的汉字确乎是异乎寻常的。它的创造契机显示出中国人与世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但它是强有力的、自成系统的，它用一个个方块字培育了五千年古老的文化，维系了一个统一的大国的存在，不管这块东方的土地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讲着多少互相听不懂的方言，但这汉字的魅力却成了交响乐队的总指挥！
　　面对着科学的飞跃，人们在慨叹中国技术的落后，想在困惑中寻求摆脱这种象形文字带来的同世界的阻隔，因而发出了实行汉字拼音化的震撼灵魂的呐喊。是的，这种呼唤曾经搅动得热血沸腾，但却有点唐?吉诃德攻打风车的憨态。中国的汉字以其瑰丽雄健的生命力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是电脑接受了汉字，而不是电脑改变了汉字。在科学攀向高峰所出现的复杂思维状态中，倒是那种拼音字需要不断地再造，以至到了不堪忍受的繁琐程度，唯中国的汉字却反而焕发出青春，轻而易举的用原有的词汇构成了新的概念和术语。真的，中国的方块字能消化各种外来的新创造，因为它拥有一个单字的海洋。在人们熟悉这种文字后，可寻求的新的组合和创造的天地是那样的宽广而简便。
　　我是炎黄的子孙，是喝扬子江的水长大的，也许，和别的民族一样喜欢夸耀自己的东西。俄国的罗蒙诺索夫不是用诗的语言赞美过俄罗斯语言吗？但我不是传统的盲目的维护者，我只崇尚人类文明的创造。在我粗通一些西方文学后，我是越来越惊叹中国汉字的无与伦比的创造了。
　　啊！像徜徉在夏天夜晚的星空下，为那壮丽的景色而迷醉，我真的是无限钟情我赖以思维和交往的中国汉字，并震惊于它的再生活力和奇特魅力。我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文字将越来越被世人所珍惜和喜爱。
　　我的使用汉字的同胞们、朋友们，请去发展它、丰富它吧！历史和文明正向我们投来新的目光！
　　掩卷沉思
　　任何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总会拥有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人认为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后人立足于前人的肩膀可以继续向文明的顶峰攀爬；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笔沉重的精神负担，后人易沉缅于昔日的辉煌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汉字的继承与发展，始终伴随着这两种不同的声音。请谈谈你对汉字继承与发展的看法。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
　　鲁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大师级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筚路蓝缕，功绩卓著，开一代学风。他的文学史研究史料详实、观点新颖，于考据中间有评议，本篇讲演是其中名篇。文章知人论世，以简驭繁，将一个世风独异的魏晋景象还原于我们眼前，许多观点突破前人的陈规，令后世学者深受启发。鲁迅推重个性解放，对封建礼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于魏晋世风有着亲近敬慕之感，因而瞿秋白曾称鲁迅为“托尼文章，魏晋风度”。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昭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昭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正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昭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昭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稀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掩卷沉思
　　克罗齐曾经有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在引发广泛争议的同时也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对于前人史书中魏晋历史的记载，鲁迅先生在缜密考据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质疑，认为“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体现出文学史研究中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有机结合。你如何看待鲁迅先生对于前人历史结论的质疑？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你有何启发？
　　北京人
　　苏叔阳
　　北京属于那种城市，它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文化吸引——正是那种浑然一体不能辨析不易描述的感受，那种只能以“情调”、“氛围”等等来做笼统描述的感受——从而全身心的体验到它无所不在的魅力：它亲切地鼓励审美创造，不但经由自身的文化蕴蓄塑造出富于美感的心灵，而且自身俨然有着“心灵”，对于创造者以其“心灵”来感应和召唤；它永远古老而又恒久新鲜，同时是历史又是现实，有无穷的历史容量而不乏生机，诱使人们探索，却又永远无望穷尽。
　　我是一株晚生的野草，秋天里才吐出第一片新芽。但我有块丰饶的沃土，这就是北京。不管我欢乐还是痛苦，北京总能给我以希望和沉思。这片土地里所含蕴的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积，以及在这沉积层上生长出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之花，就是我创作的源泉。
　　我喜欢北京人特有的心态。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从容，好像心里有十成的把握。他们脚底下有牢靠的根基，这就是他们那充满自信的气质的来源。他们挺像一支极有素养、极为成熟的足球队，老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场次兴奋起来。做出不俗的表演。平时也许不大为人看好，那悠然的姿态，就让人起急。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北京人总能以最独特的方式震惊国人、世人，而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北京人的这种特色分外地鲜明。当腐朽的清王朝不能抵御列强的入侵，洋枪洋炮震响在帝王身旁的时候，一向似乎颟预、麻木的北京人，却忽拉一下子跟上了义和拳。不管历史怎样评价它，它却突出地反映了不可侮的民心。这场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人民斗争的高潮。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是反动的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在全国革命浪潮中，似乎是个平静的旋风眼，令许多志士感到犹如沙漠似的寂寞。人心也仿佛冷硬如铁。可是，又是这北京，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震惊了全国，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抗战前夕，北京屡遭日本侵略者的躁路，而北京人却以沉默对之，又让许多人觉得北方简直缺乏希望。然而第一次在街上公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一二?九”运动，又是爆发在北京。以后，卢沟桥的枪声，终于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１９４９年，北平的解放，又为新中国的诞生举行了奠基礼。而在史无前例的岁月中，最令人窒息的日子，北京人依旧以沉默待之。然而１９７６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又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为新时期的到来发出了响亮的号角。当然，这一切都应当从历史的因素中去寻找答案。但是，北京人“不到火候不揭锅”的气质，却表现得淋漓尽致。别过于轻视和否定了北京人表面上的从容、冷淡、甚至于几近麻木的表象，那只是地壳，内心里却翻腾着岩浆，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喷涌而出。这从容，甚至可以看作保守，他们总要把事情在心里颠三倒四地盘算个够，有时候颇令先行者头疼，你掰开揉碎地讲个天花乱坠，听众还是漠然。不大轻易被发动、煽动、鼓动，是北京人的一个特点，北京人心里头的主意大了去啦。他们不大愿意去白白地冒风险，但一到非掉脑袋不可的时候，又个顶个地把生死置于度外。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有主心骨的成熟的人群。而且，其同化力还相当之强，甭管你来自何方，在京华住久，也得染上这毛病、这优点、这缺憾、这长处，这就要看如何分析这个资质，而为其定性了。不信吗？瞧瞧北京的足球队、篮球队，都有这特点：遇弱不强，遇强不弱。每每同外国球队争个你死我活，可在国内赛事上，那就指不定拿老几了。
　　这看来有点地域文化的论调，不合阶级分析的方法。然而，我以为是很有些道理的。生长在这片古都土地上的人群，那长城，那天坛，那故宫，那颐和园，就让他心底瓷实、可惜，北京的城墙拆了，无形中拆掉了北京人心里的一道屏障，让心气儿多多少少发了点儿虚。应当说，这是个失策。
　　然而，有人以为这资质实际上是大缺点，这种囿于历史的沉积，而缺乏锐进、冒险、开拓的精神，使北京人在改革中往往落在别人后面，甚至对于任何新事件都采取“泡”的态度，因而大大缺乏时代精神。
　　我以为这话是对的。然而，对北京人可不能着急，多少年、多少代形成的素质，三天两早上改不了。只要循循善诱、以实际作为语言的注脚，等北京人真地“揭锅”的时候，那准有震动天下之举。我信这个。
　　还有，便是北京人的宽容、豁达，很少地方观念。虽然因是外地人而被横加欺侮、诈骗的事情近来屡有发生，但从整体来看，北京人大概算最不见外欺生的人。甭管你来自五洋四湖，还是来自山野平川，大多不会受挤对、遭暗算，更不会像看猴儿似地围着你。北京人有底气，觉得自己有根，不会被人“异化”，相反地却可以把别人“同化”，不是用武力，是用精神，用文化，用饮食起居的习惯，用周到的礼教，用善眉笑脸，使你高高兴兴地认同你是个北京人。过去，许多长住北京的洋人，都说北京是最理想的居家之地，一个个长袍短褂地武装起来，随口说句：“您好！早上好，您遛弯呐！”一副陶然的表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驻华大使的夫人，幼年居家北京，如今还念念不忘童年的印象，在狂欢节上，演出一段儿“有旧瓶子换洋火”，满面飘起幸福的朝霞。
　　是，北京人常因此而心中自得，这不能不说有股子阿Ｑ气。可反过来，您能不承认，这里面有对深厚文化的自信和自尊吗？最自信自尊的人，才会尊重朋友。不管在什么地方。年轻人见了长辈，总要垂手而立，时刻准备着鞠躬。倘或一个男人竟同一个女人竞争，这男子在众人心目中，立地失去了男子汉的风度。当然，这是旧北京。时代不同了，男女老幼都一样，老人的称呼由“老人家”、“老爷子”、“老奶奶”而改为中性的．“老梆子”、“老家伙”，男人与女人对骂乃至对打，这现象也普遍起来。但在社会观上，以此对者，怕还不多。到老北京人家去串门儿，假如不喝人家一杯茶，不问问人家老少的安康，客人叫失礼，主人则过意不去。把“您”字儿，时时挂在嘴边，“谢谢”跟“请回”准备好，外加有度的点头和鞠躬，适当的笑容，您就可以放心地会朋友了。茶馆、酒肆，每当你叫好了一壶茶，二两酒，别忘了对邻座的客人说一声：“您来这个？”真不真吧，您要让人家觉得亲切、温暖。５０年代的北京，有许多礼数，打千啊，作揖呀，已经没有，可问安、鞠躬还留着。内容也去掉了虚假而填充了真诚。以至于那时的北京获得了“世界上最干净、最有礼貌的首都”的美称。现在呢，不能说全都消失了，那影子还能隐约地瞧出来，至少中年往上的人还留有那些习惯。
　　再有，便是北京人的幽默。这幽默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个不懂幽默、不会幽默的人，简直算不得北京人。幽默同耍贫嘴相近却也相远，根本不是一事。轻贱北京人的人，总以讥笑北京人的耍嘴而示自己的严肃与正经，却正好暴露了他自己知识结构中欠缺幽默这个重要的部分。幽默是有文化的表现，是痛苦与欢乐交叉点上的产物。一个人不经历痛苦、酸辛，便不懂幽默。而假如他没有充足的自信和希望，也不会幽默，他的苦便算白受。幽默，还是一种独特文化的独特表现。以中国之大，受苦人众多，但幽默感的强弱并不一致，便因为每个地方的文化还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差别。北京人最幽默，这大约是被公认的。相声这门艺术产生在这里，也是文化所使然。相声是幽默的艺术。可惜，今日许多相声正离幽默日远，而与恶俗相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马三立的相声居然不被人欣赏，应当是相声的悲哀。
　　北京人的幽默，有的出自于口，有的则以行为、甚至礼仪来表示。这其中有冷嘲，有热讽，有自嘲自慰，也有的包含许多哲理和人生的经验，足资别人回味。比如说，街上遇见位一走三哼哼的老人，您问他：“哟，怎么一个人上街？您老高寿了？”他回答：“还小呐，８０。不一人儿上街怎么办？孩子都是祖宗。”这是幽默，满含着酸楚，却也盼着自己再多活几年。
　　旧时，北京人家家供奉灶君，每年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上天胡说。七天以后，年三十晚上，却又恭敬地请回灶君。灶君是北京人又爱又恨又甩不开的神仙，只好年年要弄他一次，再请回来准备第二年接着要他。这也是幽默，是对神的愚弄和幽默，自然也是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权势的一种讥讽，倒不全是迷信。我看，把腊月二十三定为“愚神节”挺不错，比“愚人节”要超脱、无害，并幽默得多。在这一天，让所有受神们压抑的凡人，都尽情地挪揄神仙，表现出自己的才智，够多有意思。让那些想当活神仙的人，看了也心悸，足可以减少些对人的迷信。
　　幽默是怪味糖，酸甜苦辣咸，样样俱全。幽默，成了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与北京人总是从容不迫，天塌下来也不着急的劲头儿正是相得益彰。
　　自然，北京人气质上的这些特点，假如过了分，有不适当的延长，也便走向了反面，成了缺点，这便是苟且和世故。也有人说是油滑，而把北京人称为“京油子”。不能说人家的批评不适当。因循苟且、玩世不恭，确也是某些人从北京文化升发开去的毛病。这同今天的时代潮流，的确格格不入。
　　有人，只见北京的庄严、凝重、素朴与浑厚，见到悠久深厚的文化，而给予褒扬。于是恢复国粹的呼声甚高。老北京的一切仿佛都必须恢复，才叫合适。这多少有点儿嗜痴成痛的意思。对北京的“风味”，包括文化、礼仪及吃食，应当有具体的分析。那些同封建、迷信、落后、贫穷相联系的东西，作古就作古吧，尽管其中也许有某些田园诗的味道；而那些含有民族正气、恢宏大度、庄严豪迈的东西，的确也应当发扬和传播。别的不说，能不能建一个“迷你型”的旧北京城公园？我看很值得。在郊外划出块地方，建一个明代朱校建设的北京城缩影，这座“城市公园”将使人充分地了解旧时的都城，也可减缓游人对故宫等等的参观压力。我以为，这比建一个北京版的迪斯尼乐园强得多。
　　对于北京的文化，也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予以研究和继承。而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北京人的气质和心态，则应请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思想工作者、教育家们汇集一堂，加以研究，提出几条切实的道德、言行准则，使北京人既有自己地域文化上形成的特质，又有新时代的风范，成为一代新人。
　　我是个以反映北京生活、北京人心态为主的作家，我爱北京人，爱北京。但我也经历了几乎由嗜痂成癖到摇头否定的一个思想过程，今日反思起来，还应当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北京是一面镜子，是历史、现实，文化、政治，乃至经济的镜子。北京人的心态和心理历程，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作为一个北京地区的作家，只有时时留意身边的生活，不断地学习、对照、分析、思索，才有可能把握住准确的脉络。这是艰巨的任务，但我不能偷懒。我的时间并不太长了，几十年还不是过眼即逝？我愿，也希望我好好地干下去，干出点名堂，才不负我的北京，我的父老乡亲。
　　掩卷沉思
　　有人说过，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不如是不足为京师。从来京师的人文景观就比别处驳杂，北京人以其正反两面性，显示其独特的人文品格。可以说北京把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了、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请以北京与北京人为例，谈谈你对人与城市之间的精神关联的看法。
　　《笔墨祭》
　　余秋雨
　　一幅笔墨书写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深深融入到了这个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古今岁月中，多少文人墨客纵情其中，挥毫泼墨，痴情不改，留下惊世之作。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法表达艺术的妙味”。它，微小中蕴含着博大，简单中透露着深邃。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尽显在那小小的一端砚，一支笔中。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著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因写《艺舟双揖》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頫，但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頫就不可能是赵孟頫。赵孟頫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诸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已经汇聚、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正好相悻。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别的且不说，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
　　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才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当然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他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叠又一叠，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你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放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变得义无反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但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一个毛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写于１９３６年２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所沉溺的那个天地，也展露了那个天地中的他。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毛笔之类》。尽管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等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白，这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风。但禁止的结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路。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晕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
　　掩卷沉思
　　在余秋雨充满历史沧桑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笔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多少骚客在舞文弄墨时与它发生的不解的缘分。这一切正如余秋雨所说：“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同时，作者也流露出对书法在现代社会衰落的遗憾。现代化的设备以它的快捷便利占据了笔墨曾经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也无法再现伴着墨香读万卷书的意境。应该如何看待笔墨这种古代文化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请谈谈自己的想法。
　　市集
　　沈从文
　　《市集》〉是一篇颇具影响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抒写了质朴而美丽的湘西乡村生活。正如徐志摩所说（《志摩的欣赏》）：“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鰜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廉纤的毛毛细雨，在天气还没有大变以前欲雪未能的时节，还是霏霏微微落将不来。一个小小乡场，位置在又高又大陡斜的山脚下，前面濒着身小身小儿的河，被如烟如雾雨丝织成的帘幕，一起把它蒙罩着了。
　　照例的三八市集，还是照例的有好多好多乡下人，小田主，买鸡到城里去卖的小贩子，花幞头大耳环丰姿隽逸的苗姑娘，以及一些穿灰色号褂子口上说是来察场讨人烦腻的副爷们，与穿高筒子老牛皮靴的团总，各从附近的乡村来做买卖。他们的草鞋底半路上带了无数黄泥浆到集上来，又从场上大坪坝内带了不少的灰色浊泥归去。去去来来，人也数不清多少。
　　集上的骚动，吵吵闹闹，凡是到过南方（湖湘以西）乡下的人，是都会知道的。
　　倘若你是由远远的另一处地方听着，那种喧嚣的起伏，你会疑心到是滩水流动的声音了！
　　这种洪壮的潮声，还只是一般做生意人在讨论价钱时很和平的每个论调而起。就中虽也有遇到卖牛的场上几个人像唱戏黑花脸出台时那么大喊大嚷找经纪人，也有因秤上不公允而起口角——你骂我一句娘，我又骂你一句娘，你又骂我一句娘．．．．．．然而究竟还是因为人太多，一两桩事，实在是万万不能做到的！
　　卖猪的场上，他们把小猪崽的耳朵提起来给买主看时，那种尖锐的嘶喊声，使人听来不愉快至于牙齿根也发酸。
　　卖羊的场上，许多美丽驯服的小羊儿咩咩地喊着。一些不大守规矩的大羊，无聊似的，两个把前蹄举起来，作势用前额相碰。大概相碰是可以驱逐无聊的，所以第一次訇的碰后，却又作势立起来为第二次预备。牛场却单独占据在场左边一个大坪坝，因为牛的生意在这里占了全部交易四分一以上。那里四面搭起无数小茅棚（棚内卖酒卖面），为一些成交后的田主们喝茶喝酒的地方。那里有大锅大锅煮得“稀糊之烂”的牛脏类下酒物，有大锅大锅香喷喷的肥狗肉，有从总兵营一带担来卖的高粱烧酒；也还有城里馆子特意来卖面的。假若你是城里人来这里卖面，他们因为想吃香酱油的缘故，都会来你馆子，那么，你生意便比其他铺子要更热闹了。
　　到城里时，我们所见到的东西，不过小摊子上每样有一点罢了！这里可就大不相同。单单是卖鸡蛋的地方，一排一排地摆列着，满箩满筐的装着，你数过去，总是几十担。辣子呢，都是一屋一屋搁着。此外干了的黄色草烟，用为染坊染布的五倍子和栎木皮，还未榨出油来的桐茶子，米场白镑白镑了的米，屠桌上大只大只失了脑袋刮得净白的肥猪，大腿红腻腻还在跳动的牛肉．．．．．．都多得怕人。
　　不大宽的河下，满泊着载人载物的灰色黄色小艇，一排排挤挤挨挨的相互靠着也难于数清。
　　集中是没有什么统系制度。虽然在先前开场时，总也有几个地方上的乡约伯伯，团总，守汛的把总老爷，口头立了一个规约，卖物的照着生意大小缴纳千分之几——或至万分之几，但也有百分之几——的场捐，或经纪佣钱，棚捐，不过，假若你这生意并不大，又不须经纪人，则不须受场上的的拘束，可以自由贸易了。
　　到这天，做经纪的真不容易！脚底下笼着他那双厚底高筒的老牛皮靴子（米场的），为这个爬斗；为那个倒箩筐。（牛羊场的）一面为这个那个拉拢生意，身上让卖主拉一把，又让买主拉一把；一面又要顾全到别的地方因争持时闹出岔子的调排，委实不是好玩的事啊！大概他们声音都略略嚷得有点嘶哑，虽然时时为别人扯到馆子里去润喉。不过，他今天的收入，也就很可以酬他的劳苦了。
　　……
　　……
　　因为阴雨，又因为做生意的人各都是在别一个村子里住家，有些还得在散场后走到二三十里路的别个乡村去；有些专靠漂场生意讨吃的还待赶到明天那个场上的生意，所以散场很早。
　　不到晚炊起时，场上大坪坝似乎又觉得宽大空阔起来了！……再过些时候，除了屠桌下几只大狗在啃嚼残余因分配不平均在那里不顾命的奋斗外，便只有由河下送来的几声清脆篙声了。
　　归去的人们，也间或有骑着家中打筛的雌马，马项颈下挂着一串小铜铃叮叮当当跑着的，但这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赖着两只脚在泥浆里翻来翻去。他们总笑嘻嘻的担着箩筐或背一个大竹背笼，满装上青菜，萝卜，牛肺，牛肝，牛肉，盐，豆腐，猪肠子一类东西。手上提的小竹筒不消说是酒与油。有的拿草绳套着小猪小羊的颈项牵起忙跑；有的肩膊上挂了一个毛蓝布绣有白四季花或“福”字“万”字的褡裢，赶着他新买的牛（褡裢内当然已空）；有的却是口袋满装着钱心中满装着欢喜，——这之间各样人都有。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媚，又天真的青年老奶（苗小组）和阿女牙（苗妇人）。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于窄而霉小斋作
　　掩卷沉思
　　一支笔可以唤起人所有的感官刺激，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能够带给人无穷的美妙感受。在融会了绘画美和音乐美的《市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不绝于耳的声音构成了一幅湘西市集所特有的画面，躁动的深处是这个小小世界积存久远的平和、与世无争。作者灵动的笔触赋予了湘西勃勃生机与纯朴的美，也尽显了散文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散文，请谈谈自己的想法。
　　象棋围棋与民族文化
　　张羽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象棋与围棋根生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象棋以其固有的规则在黑白对垒中相互厮杀，谨守自己阵地，宁可丢军而保帅，暗合了儒家的精神。围棋则体现了道家洒脱飘逸的哲学思想，满盘布局，简单中尽显精妙，蕴含无穷的哲理。
　　象棋和围棋是中国智慧的独特创造，它们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壤，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全息地映射着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
　　《老子》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理性的根源而论，象棋和围棋发端于天地之“道”。吴清源认为，围棋开始是一种天文工具，这样，棋盘就是天，棋子是星星，因此它应该是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的智慧的结晶。
　　《周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宇宙的变化是从无到有、从浑沌到清晰、从简单到复杂的。象棋有河界分明划定敌我阵地，而围棋则不然；象棋棋子有固定功能和行走路线，而围棋则没有；象棋有７种棋子，而围棋只有黑白对立，这就契合着简单与复杂、混沌与清晰的辩证运动。在宇宙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中，“无”蕴含着“有”，混沌蕴含着清晰，简单蕴含着复杂。围棋有大道至简的品格，象棋则有法度森严的精神，两者均有各自奇妙的艺术境界。
　　象棋的艺术和棋理折射着儒家精神，围棋的内蕴体现着道家精神。驰骋沙场和战将多大刀阔斧纵马驰车，而隐世不出的“仙人”多悠然措置黑白对峙。象棋的敌我阵地、棋子位置、作用和行走路线的不同，暗合着儒家的社会秩序和等级伦理；而围棋没有固定的阵地，棋子没有固定的路线和作用，表现着道家不受羁束、放达超逸的理想。在儒家社会等级中，国君是最高统治者，因而象棋也就以夺取敌帅为胜；围棋取象于天地，天地辽阔，因而以围地多为胜。象棋尚刚，要求积极拼杀作战，棋子运动能力越强越有优势；围棋尚柔，落子后就不再移动，却像细胞生长一样，显现了自己的生命力。围棋在序盘阶段，尤其可以体现“善阵者不战”的古训，这又吻合着《周易·坤卦》至大至柔的性格。
　　老子说，“圣人亡道，为而不争”。日本棋手武宫正树继承了吴清源与木谷实变革围棋布局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行棋奔放、气势磅礴的大模样作战法，在现代棋坛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正是由于不争众人所好的“金角银边”，一开始就实施宏大的中原战略，他创造了行棋的新观念，获得了“宇宙流棋士”的美誉。
　　如果说象棋复杂的战斗象征着社会多元的矛盾，那么，围棋的战斗就体现着阴阳对立的“太极”。一流棋手的对局往往高度体现着黑白对立和黑白交错的称衡。载于武宫正树《围棋新思维》１２２页的作者与加藤正夫的对局，弈至收官时，几乎形成一幅奇妙的太极图。
　　当然，象棋、围棋和客观世界的其他事物一样，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对立统一。因此，有人发展了象棋阴柔的一面，像善守的屏风马布局就是如此；有人则充分发展了围棋阳刚的一面，比如加藤正夫，行棋攻势凌厉，因此在棋手中有了“天杀星”的称号。
　　象棋给人生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启示，围棋则给人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的智慧。
　　掩卷沉思
　　中国棋艺文化博大精深，布局对弈之间，暗合了天地之法，世事之理，奥妙无穷。尚搏杀与尚无为的是刚柔相克却又相生的两种棋理，暗合了天地人生辩证法之精妙所在。请你谈谈棋局对弈的游戏对你的生活有何启示。
　　远去的鹤影
　　扬帆
　　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昔日，我们敬佩屈大夫的“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的清高自守，卓然不群；欣赏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刚直任气，宁折不曲；我们曾为裴多菲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信念而激越澎湃，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孟子古训所规谏。今日，当我们惯于沉溺物质的奢华、出卖人格的操守；当我们惯于带着脸谱争宠献媚、上下奔波；当我们习惯于圈养，出卖灵魂的自由，显出奴才般优越神态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在意这“远去的鹤影”？还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那些精神自由不羁日子的价值？
　　你的最后一次起飞是在什么时候?
　　我想象着，扑拉拉扇动翅膀，一个箭步，就直入蓝天。
　　你的起飞不一定是最强有力的，但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美的，轻盈、流畅，没有半点粘滞、没有一丝局促。衬着丽日，驾着白云，乘着清风，直至云鹤杳杳，完成一个余音袅袅的终止符，完成一个想象无穷的神话的开端。
　　当然，我一厢情愿里，却希望它只是一个休止符——那只是美的演奏的间歇。间歇了还会开始。哪怕这个间歇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但我不想它持续得太长。因为从童年到壮年，我已期待得太长，而生命容不得等待。
　　因为你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诗与神话的背影，而应该是人类的缺失——一种品德，一种梦想，一份资质。所以面对杳杳云烟，和人类无往不胜的成功，我心里总不免泛起莫名的怅惘，和无尽的忧伤。
　　是的，没有哪一种鸟儿像你那样，把生命的意义呈示得那样明确。飞翔、起舞、踱步、徜徉、伫立、鸣叫，都是自由的音符。以各种姿势，呈示自然的旋律，谱写自在的乐章，整个儿洋溢着一种自由的精神。
　　在权杖与冠冕的头顶，不可能有你的飞影；在歌功颂德的盛宴里，不可能有你的身姿。你可能落脚皇家园林，当你一旦发现权力桎梏的影子，你会立即飘然而去，不带走一片翠叶和一丝涟漪。你起飞的只是你清瘦的躯体，和你自由独立的精神。不仅如此，农人的小院也不属于你，甚至在隐者的精神王国里，你也只是隐者的那单相思的梦中情人。
　　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文化里，你只有一个身份——自由天使。
　　在人类的记忆中，在一种精神的视野里，你注定是一种生命本来的注脚。正因为这样，你每一次出现，每一个举动，都像一份自然的礼赞，更像一分独立不倚的宣言。
　　因为自然自在并且自由，你是那样强调你与阳光、蓝天、白云的血缘关系。因为你的自由独立之身，誓死与和平宁静同在，因之你的举止竟是那样让人着迷。检讨你的由来，真想不出除了清风、流水、白云，你还会不会有别的祖先。
　　你似乎注定只能存在于那一种和平宁静的阳光、月光、星光之中。一旦有阴谋与血腥，便有你的风声鹤唳。
　　其实，你活跃于人类古老的思维里已经很久很久了。
　　在东方，你从庄子的笔下走来，你从智者和逸者的群体中出没，你从神话与传说中落下，在这个人类主宰的世界，在蓝天白云之间，在青山绿水之上，你一袭素妆，便不断向人类提示，期望，操守，忧患……你永远是思想大于现实，你因清思而清瘦，因清高而洁白。
　　东方哲学本来就是诗的哲学，生存伦理的哲学，如果没有你的清影，它的诗意，它的清越，那将完全成为干瘪的专制说教和没有理想的活命谶语。
　　确实，你是多么与众不同的鸟。你用你的存在，不断提示一种庄严的人学。这是一种语言，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境界。你又不把事情弄得高深莫测。因为你是自然之子，而在造物主手中，没有高深莫测。只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间，人学才变得复杂而高深莫测，但说到底只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自然，生存并不是容易的，养活自己总是生物的大问题。因而，对你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是惬意的。最经常遇到的事就是饥不得食，渴不得饮。所以，在帝王文化里，中国哲人由衷地赞美你: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这赞美之后是否定，否定一种鬣狗现象。然而，我们面对更常见的是，忙吃忙喝、说说笑笑的鸟儿，和挥之不去的鬣狗。它们才情洋溢，它们如鱼得水。它以投机为自得，以投靠为荣耀。在利益的盛宴争座位，或捡些残羹剩汁，然后以智者自居，且神采飞扬。而你向人们不断提示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生。
　　也因此，你注定是忧患的。事实上，在这个生命的世界里，由于生存的利益，豢养无时不在，专制更天长地久。虽然许多丑恶是在黑暗里孕育，却也必然要拿到白日与阳光下上演。沾上阳光和白日，多好啊!正因为这样，阳光和白日都可以欺骗，那么在欺骗的原则里，一切又都可以出卖，一切都可以置换，包括尊贵的灵魂，崇高的自由，或者还有爱。所以，你总是站在太阳的轮廓里，浴一身光明，从朝霞里落下和平的田野，直到月上柳梢，星光满天，你仍伫立着。伫立着一身光明，伫立一身清露。就这样你以你的洁白把日与夜连成一体，把生与息连成一气。让时光不受污染，以此标举生命之上的生命。
　　远行应该是你对人类的另一种指示。生命应该胸怀大志，目光远大。在这一点上人类绝不亚于你。人类拥有的已不止是地球，而是太空。但人类创造的同时常常而且总是伴随着破坏，水、土、空气、生物，当然包括你的族类。但你却永远是行道的隐者。比起人类的气魄，你的心愿，你的目光要小得多，但人类却永远赶不上你的纯粹。没有你，人类的欲望的海洋淹没善良的山岳，贪婪的目光一触即可横扫连天的林海。如此，在一杯清水中，我看到你伫立的静影，是那样的忧伤，是那样的孤独。这时我感到生命的动魄惊心。人类已太囿于势利，太囿于安乐；太习惯于篱笆，太安于豢养。人们也更完沦落为权力与金钱的奴婢。
　　于是，你决定告退。人类是空前壮大了，人类的心智也空前膨胀了。你欣赏人类的进步，但你也看到一柄双刃剑，剑锋所指，你不寒而栗。
　　你去了。我们美丽的田园依旧丰收，我们都市拔地而起，人间利益的盛宴流水不断。太阳却更热了，星月昏暗了。我们没有了孤帆远影的诗意，和蓝天如洗的碧空。
　　远去的鹤影，从神话的天空能否重回人间:在一片水泽，在漠漠的田园，在我抬头处，你徜徉着，低头瞅一份食物，置喙饮一口澧泉。正如庄子醉心于你的样子。
　　如果这样，一个神话破灭了，一个神话将更美好。
　　一个春秋，又一个春秋，望穿秋水。
　　在那一望天涯的水田，在那蒹葭苍苍的池塘、湖畔，已经找不到你的踪迹。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的命题，但只有捏这个命题才有意义，我的恐惧由此而生。
　　远去的鹤影，你在哪儿呢?
　　掩卷沉思
　　文章用语蕴藉含蓄，所指丰富，具有箴言警句的哲理化效果，耐人品味。诗情之下，是一袭激越忧患之感，暗示知识分子人生选择与人格独立的重大命题，发人深思。你是如何理解文章“一个神话破灭了，一个神话将更美好”“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的命题，但只有捏这个命题才有意义，我的恐惧由此而生”这两句话的？
　　中国书法的生命意义
　　施麒俊
　　中国的书法吸收了几千年的文化精髓成就其博大精深的内涵，闪耀着哲学的光芒。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艺术，在无数前人的继承与创新中焕发着生命的活力，它不再只是一种书写的工具，在古代中国两千年的岁月中，它成为文化的核心。通过象形之意，协调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万物尽得其用，人在书法中修身养性。
　　今天网络时代谈起这个话题似乎落伍、守旧而不合时宜，汉字输入法的不断发明逐渐改进了方块汉字的命运，承载了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汉字才免于不断衰竭灭种的可能，挽救了中国，挽救了文明。从汉字到书法的转变对于今天来说，纯艺术性取代了实用性，书法变成了阳春白雪，书法家的历史责任在于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在普通人眼里，书法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远没有电脑的各种字体来得快捷而规范，文房四宝成了附庸风雅的摆设和博物馆仅供品赏的展品，书法家成了“仅会写字的匠人”，抄抄写写的御用者，再者，“孔夫子不嫌字丑”成了某类人否认书法的理由，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商海淘金者纷纷扰扰，书法这种崇高的东西反而被人冷漠，旁观者视书法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然而，书法在表层的否定之下，却有着深层的意义，这就是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意义。中国书法为什么有着这样旺盛的生命力呢？
　　走进书法的殿堂，悠久的文化本源、灿烂的艺术精神、丰富的辩证法令你茅塞顿开，心胸豁然。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代表着文化。大数学家熊庆来之子熊秉明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本身就是一个写形、会意、传神的美术作品，印的核心就是书法，它将古老的东方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是中国文化图像、文字、篆刻、书法、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的融汇，以我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精髓。书法表现了中国艺术潇洒灵动的自由精神，展示出书法家强大的人格力量。书法天地里对立统一规律、相反相成原则、对比照应手法，蕴涵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朴素的哲学思想：书法章法上虚实相生，黑白相间，计白当黑；线条的收敛、藏露、轻重、疾徐、提按、顿挫、转折、长短、粗细；用墨的浓淡、枯涩、润燥、方圆、刚柔；字里行间的连断、开合、聚散、向背、高低、逆顺。从疏密上说，“宽处可以跑马，狭处不容插针”，从纵横上说，“无往而不收，无垂而不缩”。中国书法就是墨的艺术，当代书画名人曾来德认为“中国艺术的本色是墨、笔和纸的关系。墨是阳性的，以主动的方式进入宣纸的身体中，而纸是阴性的，以吸收的方式接受墨。两者之间就是阴和阳、黑和白的对立。”墨、宣纸、毛笔三者都是变数，三个数加在一起，超几何级变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中国哲学。
　　书法协调着人和自然的关系，创造着第二自然。中国书法本身即是东方人的生命现象，它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像自然之形，写自然之态，“胸中有丘壑，心中有道义”，取象万物而化为书。学书者、作书者、赏书者都需要增强对大自然的亲和力，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拓宽视野，放眼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投身大自然，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启迪思维，迸发灵感，妙笔生花。汉蔡邕认为书者要善于“观物取象”，要“纵横入象”，“入其形，要如虫食木叶，如水火，如云雾，如日月等”，一根枯藤，一棵老树，一房老屋，会带给你诗意的联想，将这些富有情感的瞬间联想融入到自己的书法之中，显示其自然美的特质，创造繁衍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生命。
　　精神生命在山林泉石间获得了丰厚的营养，风光无限魅力四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王羲之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里，加上“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映带左右”，怎能不“游目骋怀，快然自足”？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大自然怀抱中，个体生命怎能不“纵一苇之所如”呢？美好的自然景象，无穷的宇宙奥秘，生命的漂泊无常，怎能不会让艺术家产生创作感悟、生命激情和宇宙关怀呢？帕克《美学原理》指出“水平线传达出一种怡静的情感；垂直线表示庄严、高贵与向往；扭曲的线条表示冲突与激动；而弯曲的线条则带有柔软、肉感与鲜嫩的性质。”书法就是线条的艺术，自然界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线条，万岁枯藤，龙盘蛇结，高山仰止，大河奔流。学书者首先要有敏锐的线条捕捉力：悬崖峭壁，壁立千仞的轮廓线条令人精神震撼伟岸千钧；微风拂拂，杨柳依依的线条使人顿生柔静飘逸秀美的感觉；雪后高原，大漠荒沙让人觉得苍凉刚健，似有斩钉截铁之快意；大湖大泽百草丰茂润泽圆浑的线条，带来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滋茂。魏晋士子风流倜傥，一任自然，纵情恣性，放浪形骸，具有“宁作我”那种如玉如松的超然绝美，神情飘逸，性情潇洒，不模仿，不屈从，不丧失，我行我素。正因为魏晋时代崇尚自然之风，才使得二王在自我与自然大融合中创立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在皖南徽州山水经年累月浸润的黄宾虹，深得自然山水入画入书的道理，自然、画、书三者相互融合，契合妙理。唐代田园诗人王维，借自然山水田园之意表现在诗和画上，以致他的诗“诗中有画”，他的画“画中有诗”。世界科技化信息化进程破坏了自然生态，使艺术家表现生活的和谐土壤在不断丧失，蔚蓝的天空在混浊，清澈的小河在污染，人和自然的关系在疏远、淡漠、弱化。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需要，而是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唤醒了当代人类环保意识和生命意识。群鸿戏海，幽鸟相逐，人与飞禽走兽共存共荣的生态环境引起了全人类专家的共同关注。
　　书法可以益生益智，提炼情感，唤起激情，延年益寿。美国的科学家作过多次人类智商的测试，结果总是中国人的智商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独特的汉字很奇妙，研究证明：通过汉字的学习、钻研和运用，确实可以提高人的智商。中国书法有着它特有的魅力，欧美人称中国的毛笔为刷子，用刷子写字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被线条黑白对比的惊人效果而莫名其妙地赞叹。目前近１２０个国家研究中国汉字和语言，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２０多个国家在研究中国书法，日本还把书法教育写进宪法。有人预见，就在二十一世纪，汉字将成为世界通用文字。
　　书法具有得心应手功能，“得心”需要调心养气，澄虑静思，动静结合，调节情绪，书法者在美好的文化氛围中陶冶情操，美化心灵，书写操作可提高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协调功能，从而促进脑反应能力增强，进而影响到智力水平的发展，而且书写水平越好的人，其大脑右半球的反应灵敏度越高。“应手”，因为十指连心，应手过程就是心、脑、手合一，舒筋活血的过程，疏通经络，可延缓脑细胞的退化，书法就是心与手最佳结合的载体，正因为如此，我国历史上书法家的寿命比一般人更长：唐代的柳公权８８岁，欧阳询８５岁，虞世南８９岁，明代文征明９０岁，董其昌８２岁，清代吴昌硕８４岁（其中还有不少书法家死于非命，如唐代颜真卿等），现代书家苏菊仙、刘海粟、孙墨佛、萧劳均达１００岁高龄，赵朴初、沙孟海、林散之、启功等都是高寿年龄。况且书法这种高雅的艺术必须与文房四宝相伴，与诗书画文相通，与天机妙理相合，书法的形式和内容，都决定了书法爱好者要“写修养、写气质、写格调、写境界”。
　　“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掌握了艺术，而是艺术掌握了艺术家”（罗兰语），这句名言的含义是情感掌握了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家掌握了情感。托尔斯泰说“人们用语言相互传达自己的思想，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失去情感的艺术是苍白的艺术，没有感情的艺术家顶多是个匠人，他只能传形而不能传神。纵观一件件名垂青史的书法艺术品，哪一幅不饱含了书法家内心汹涌澎湃的情愫，人的内心奔腾不息，人的意气酣畅淋漓，然后才有作品的巧夺天工。历史上有名的“颠张醉素”，唐代的狂草大师张旭、怀素，以酒作情感的催化剂，张旭嗜酒如痴，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怀素“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明代王铎、张瑞图书法一任情感流淌，随意涂抹，一意横撑。同是一个王羲之，《兰亭序》有着闲适悠然，《丧乱帖》则是郁闷和沉重，正如孙过庭所言“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艺术的崇高来源于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和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颜真卿于“巢倾卵覆”至悲至愤而作《祭侄稿》，东坡于“乌台诗案”一贬再贬而作《黄州寒食诗》，真情浇铸，空前绝后。一个人神采飞扬时，其书盛气凌人；一个人心有郁结时，其书艰涩凝滞；慷慨悲歌时，其书剑拔弩张；沉着安详时，其书静穆端庄；欢畅愉快时，其书和悦潇洒；神思豪爽时，其书飘逸超脱。情注笔端，点线相随，墨尽其用，仪态万方。真情激情诚然可贵，矫情柔情也别开生面，隐情显情扑朔迷离。总之，书法创作时，情感作用至关重要，鬼使神差之际，臻鬼斧神工之境。情感高潮来临，物我两忘，毛笔、宣纸、墨汁、线条不着边际而纷至沓来，以致“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元朝书论家陈绎曾在《翰林要诀》一文中说“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深浅，变化无穷。”
　　掩卷沉思
　　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文化、一门科学。悠久的文化本源、灿烂的艺术精神、丰富的辩证法都蕴含在线条的提按、顿挫、转折之中，于有限中见无穷。有人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的时代，也有人预见汉字书写的艺术将随电脑录入的整一性、标准性特征而消亡。你是如何看待汉字书法命运的？
　　永远的唐诗宋词
　　梁宇广
　　如果说有哪份文化遗产，可以代表中华文明曾经拥有的辉煌，那无疑就是唐诗宋词。但凡中国人都会自觉地对唐宋诗词生发出自豪与荣耀之情，这是遗传自血脉、深入骨髓的文化密码，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下，这诗意之泉便会开启。追慕永远的唐诗宋词，其背后，是深藏于心的民族自信力，是不断地对于心灵归宿的寻找、对于物质压抑的抗拒。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捕捉诗意的眼睛，只要你有一颗对生活炽热敏感的心。
　　情有独钟于唐诗宋词。读小学时，就能把课本上所有学过的诗词倒背如流。还从父亲的书箱里“偷”出一本《唐诗三百首》，整整抄完了四个大笔记本。虽然大多不解其意，每一次读起来还是那么专注。
　　清风徐来的夜晚，和父亲铺起凉席睡觉地坪上，比赛看谁背得唐诗宋词多，有一回竟然赢了在老家有“酒鬼”和“诗鬼”之称的父亲。为此，我一丝不苟地得意了很久很久。
　　随着读书的增多，才知道自己所能背诵的那几首唐诗和宋词，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于是，使疯狂地买起有关的书籍来。直到今天，仍不改对唐诗对宋词那一份痴迷和眷恋。每当月照庭院或雨打纱窗，从床头柜上随手拿过一本，低声读将起来，感觉琅琅上口，满口清香。
　　想象那月照唐朝雨落宋朝，该是怎样的意境啊！
　　感谢诗歌。感谢她们使那些古代大师们不朽的艺术和精神，千百年来得以源远流长。走进唐诗宋词，就是走进一个神奇迷人的王国。那是一个人类精神之花全面盛开的季节。我们的大师从一张薄薄的书页上站起来，沿着字里行间向我们走来，一袭古装，长发飘飘，风姿万千：古朴雄浑的子昂，清朗雄健的王之涣，闲静谈远的孟浩然，飘逸豪放的李白，沉郁顿抑的杜甫，清扬畅丽的白居易，奇诡璀璨的李贺，精巧艳丽的温庭筠，凄婉优柔的李煜，闲雅清婉的晏殊，豪放旷达的苏轼，雄放流畅的陆游……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恍惚之中，我也成了一名典雅的古代儒生，微风拂动我头上淡蓝色的逍遥巾。我坐上一辆古旧的马车，“吱吱呀呀”而去，驿道两边是一片火红的枫叶，把我的双也映照得微红，叫我怎能不停下车来望上几眼？“小令樽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夜色已深，打更人在窄窄的街衢上越走越远，而红楼之上酒兴正浓。箫是那精精致致的玉箫，灯是那华华贵贵的银灯，音乐在身边流淌着，心爱的人儿跳着欢快的舞蹈，叫我怎么不想再不一回多情的公子？
　　独爱诗宋词，独爱其中所展示的一个个古雅的诗歌意境，独爱浪荡于境界之中的一个个不羁的灵魂。可与之携手同游，可与之相对品茗。无论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胡天八月”，还是“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渭城客栈，无论在“花市灯如昼”的元夜，还是在有“暗香盈袖”的黄昏，或笑、或泣，或长歌、或短叹，或无语徘徊、或滔滔不绝，都是那么令人难忘。
　　在中学校园里读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大脑中一片空白。今天，在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再来读它，便渐渐悟出一些意蕴来。想当年，晏殊徜徉在小园的香径上，借着老酒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又怎能知道千年之后的我能读到它？又怎能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境去品味去咀嚼它？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沧桑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了，这就是所谓的缘分了。
　　我还觉得，这份沧桑之感，并非建立在“生命无为”的悲观基调上。相反，它是人对生命的自我意识。它教会我更加珍惜生命，理解生命，更加热爱生活。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许多事物正在不断地遭受抛弃。对物质的狂热追求，使心灵愈来愈贫穷。面对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心在隐隐作痛，我们痛苦：噪音、污染、人口爆炸、腐败蔓延、生态失调……人，成为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在复杂的人情世故中无休止地旋转……
　　好不容易觅个闲时，吟吟唐诗，读读宋词，在月色花影之中超越现实，进入那个理想的古朴纯美的世界，灵魂便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寓所。有时候，我们是多么向往那种生活啊：归隐于一片“层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的田园，在燕子对月亮的喃喃细语中，汲泉煮茗，但觉人淡如花，一身宠辱皆忘。或者置身于一间“深深深几许”的庭院，绿柳如烟，院门萦雾，枕一帘幽梦，带半身闲愁，想想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作为渗透着人文精神的唐诗和宋词，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必将使更多的现代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她也必定使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投去怀旧的一瞥。
　　永远的唐诗宋词，永远也读不尽！
　　掩卷沉思
　　作者富于激情地回忆了自己与唐诗宋词之间不解之缘，深情地告诉读者，唐诗宋词需要“用眼睛去读，用心灵去读，用人生去读”，并且“永远也读不尽”……你是如何理解作者这番话的？在当今社会里，有人认为吟诗诵词仅是一种贵族式的附庸风雅或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你认同这种说法么？你认为诗词对于现实生活有怎样的意义？
　　静虚村记
　　贾平凹
　　在质朴的乡村中感受到的是平静，在平静中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在宁静而热闹的乡村生活中，作者体验到的是心灵上的“静虚”，朴实自然，超越理性，又情真意切。作者笔下的乡村世界充满了灵气，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融洽和谐，纯朴自然。
　　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寻拙朴的地方难，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就更其为难的了。
　　前年初，租赁了农家民房借以栖身。村子南九里是城北门楼，西五里是火车西站，东七里是火车东站，北去二十里地，又是一片工厂，素称城外之郭。奇怪台风中心反倒平静一样，现代建筑之间，偏就空出这块乡里农舍来。常有友人来家吃茶，一来就要住下，一住下就要发一通讨论，或者说这里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者说这里是一口出了鲜水的枯井，或者说这里是一件出土的文物，如宋代的青瓷，质朴，浑拙，典雅。
　　村子并不大，屋舍仄仄斜斜，也不规矩，像一个公园，又比公园来得自然，只是没花，被高高低低绿树、庄稼包围。在城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也便腻了，陡然到了这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先是那树，差不多没了独立形象，枝叶交错，像一层浓重的绿云，被无数的树桩撑着。走近去，绿里才见村子，又尽被一道土墙围了，土有立身，并不苫瓦，却完好无缺，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苔，像是庄稼人剃头以后新生的青发。拢共两条巷道，其实连在一起，是个“Ｕ”形。屋舍相对，门对着门，窗对着窗；一家鸡叫，家家鸡都叫，单声儿持续半个时辰；巷头家养一条狗，巷尾家养一条狗，贼便不能进来。几乎都是茅屋，并不是人家寒酸，茅屋是他们的讲究：冬天暖，夏天凉，又不怕被地震震了去。从东往西，从西往东，茅屋撑得最高的，人字形搭得最起的，要算是我的家了。
　　村人十分厚诚，几乎近于傻味，过路行人，问起事来，有问必答，比比划划了一通，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接人待客，吃饭总要吃得剩下，喝酒总要喝得昏醉，才觉得惬意。衣着朴素，都是农民打扮，眉眼却极清楚。当然改变了吃浆水酸菜，顿顿油锅煎炒，但没有坐在桌前用餐的习惯，一律集在巷中，就地而蹲。端了碗出来，却蹲不下，站着吃的，只有我一家，其实也只有我一人。我家里不栽花，村里也很少有花。曾经栽过多次，总是枯死，或是萎琐。一老汉笑着说：村里女儿们多啊，瞧你也带来两个！这话说得有理。是花嫉妒她们的颜色，还是她们羞得它们无容？但女儿们果然多，个个有桃花水色。巷道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一溜儿排开，横着往前走，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我家来后，又都到我家来，这个帮妻剪个窗花，那个为小女染染指甲。什么花都不长，偏偏就长这种染指甲的花。
　　啥树都有，最多的，要数槐树。从巷东到巷西，三搂粗的十七棵，盆口粗的家家都有，皮已发皱，有的如绳索匝缠，有的如渠沟排列，有的扭了几扭，根却委屈得隆出地面。槐花开放，一片嫩白，家家都做槐花蒸饭。没有一棵树是属于我家的，但我要吃槐花，可以到每一棵树上去采。虽然不敢说我的槐树上有三个喜鹊窠、四个喜鹊窠，但我的茅屋梁上燕子窝却出奇地有了三个。春天一暖和燕子就来，初冬逼近才去，从不撒下粪来，也不见在屋里落一根羽毛，从此倒少了蚊子。最妙的是巷中一眼井，水是甜的，生喝比熟喝味长。水抽上来，聚成一个池，一抖一抖地，随巷流向村外，凉气就沁了全村。村人最爱干净，见天有人洗衣。巷道的上空，即茅屋顶与顶间，拉起一道一道铁丝，挂满了花衣彩布。最艳的，最小的，要数我家：艳者是妻子衣，小者是女儿裙。吃水也是在那井里的，须天天去担。但宁可天天去担这水，不愿去拧那自来水。吃了半年，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肤色愈是白皙，我也自觉心脾清爽，看书作文有了精神、灵性了。
　　当年眼羡城里楼房，如今想来，大可不必了。那么高的楼，人住进去，如鸟悬案，上不着天，下不踏地，可怜怜掬得一□黄土，插几株花草，自以为风光宜人了。殊不知农夫有农夫得天独厚之处。我不是农夫，却也有一庭土院，闲时开垦耕耘，种些白菜青葱。菜收获了，鲜者自吃，败者喂鸡，鸡有来杭、花豹、翻毛、疙瘩，每日里收蛋三个五个。夜里看书，常常有蝴蝶从窗缝钻入，大如小女手掌，五彩斑斓。一家人喜爱不已，又都不愿伤生，捉出去放了。那蛐蛐就在台阶之下，彻夜鸣叫，脚一跺，噤声了，隔一会儿，声又起。心想若是有个儿子，儿子玩蛐蛐就不用跑蛐蛐市掏高价购买了。
　　门前的那棵槐树，唯独向横里发展，树冠半圆，如裁剪过一般。整日看不见鸟飞，却鸟鸣声不绝，尤其黎明，犹如仙乐，从天上飘了下来似的。槐下有横躺竖蹲的十几个碌碡，早年碾场用的，如今有了脱粒机，便集在这里，让人骑了，坐了。每天这里人群不散，谈北京城里的政策，也谈家里婆娘的针线，谈笑风生，乐而忘归。直到夜里十二点，家家喊人回去。回去者，扳倒头便睡的，是村人，回来捻灯正坐，记下一段文字的，是我呢。
　　来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先是代写书信，我知道了每一家的状况，鸡多鸭少，连老小的小名也都清楚。后来，更多的是携儿来拜老师，一到高考前夕，人来得最多，提了点心，拿了水酒。我收了学生，退了礼品，孩子多起来，就组成一个组，在院子里辅导作文。村人见得喜欢，越发器重起我。每次辅导，门外必有家长坐听，若有孩子不安生了，进来张口就骂，举手便打。果然两年之间，村里就考中了大学生五名，中专生十名。天旱了，村人焦虑，我也焦虑，抬头看一朵黑云飘来了，又飘去了，就咒天骂地一通，什么粗话野话也骂了出来。下雨了，村人在雨地里跑，我也在雨地跑，疯了一般，有两次滑倒在地，磕掉了一颗门牙。收了庄稼，满巷竖了玉米架，柴火更是塞满了过道，我骑车回来，常是扭转不及，车子跌倒在柴堆里，吓一大跳，却并不疼。最香的是鲜玉米棒子，煮能吃，烤能吃，剥下颗粒熬稀饭，粒粒如栗，其汤有油汁。在城里只道粗粮难吃，但鲜玉米面做成的漏鱼儿，搅团儿，却入味开胃，再吃不厌。小女来时刚会翻身，如今行走如飞，咿哑学语，行动可爱，成了村人一大玩物，常在人掌上旋转，吃过百家饭菜。妻也最好人缘，一应大小应酬，人人称赞，以至村里红白喜事，必邀她去，成了人面前走动的人物。而我，是世上最呆的人，喜欢静静地坐着，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村人知我脾性，有了新鲜事，跑来对我叙说，说毕了，就退出让我写，写出了，嚷着要我念。我念得忘我，村人听得忘归；看着村人忘归，我一时忘乎所以，邀听者到月下树影，盘脚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睡入梦，风止月瞑，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
　　鸡年八月，我在此村为此村记下此文，复写两份，一份加进我正在修订的村史前边，作为序，一份则附在我的文集之后，却算是跋了。
　　１９８２年
　　掩卷沉思
　　“静虚”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荀子?解蔽》篇说：“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不以所已藏害将所受，谓之虚。”“不以梦剧乱智，谓之静。”作者在这里追求的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与平和。在风俗画般的描写中，我们慢慢咀嚼着这个平凡朴素又不乏活力的乡村的韵味和作者细腻新颖的写作风格。借鉴贾平凹的写作特点，用散文抒写自己的乡村世界。
　　第四编  体味跃动的心灵
　　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伟人的星光熠熠闪烁。他们有的叱咤风云，大展风流；有的悲天悯人，独抒机杼。他们站在历史的殿堂里发出宏音，站在时代的潮头独领风骚，回荡在历史的时空中，成为我们现代人的灵感源泉。在这一编里，你将和千百年来的文化伟人一起心灵相接，情感相通。和他们一起，共擎文化的火炬，挥斥方遒，浓书历史，描绘蓝图。
　　论孔子的幽默
　　林语堂
　　２５００年来，孔子光辉的伦理思想和博大的道德精神以及他个人的高尚人格，已演变为中华川流不息文明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幻化为华夏民族持久不衰的思想源泉。但是后来孔子成了一位圣人，高高的悬在历史的空中；成了一尊塑像，被供奉在孔庙的神龛里；其实，这是我们对孔子大大的误读，可敬的孔子成为了历史的道具，失去了自己本来的面目。真正的孔子在《论语》中，那是一位温柔敦厚而又不失几分可爱的长者；在我们心中，应当为孔子重新塑一座雕像，毕竟，他是来自人间的圣人。
　　孔子自然是幽默的。论语一书，有很多他的幽默语，因为他脚踏实地，说很多入情入理的话。只惜前人理学气太厚，不曾懂得。他十四年间，游于宋、卫、陈、蔡之间，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总是泰然处之。他有伤世感时的话，在鲁国碰了季桓子、阳货这些人，想到晋国去，又去不成，到了黄河岸上，而有水哉水哉之叹。桓□一类人，想要害他，孔子“恒其如予何”的话，虽然表示自信力甚强，总也是自得自适君子不忧不惧一种气派。为什么他在陈、蔡、汝、颖之间，住得特别久，我就不得而知了。他那安详自适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在陈绝粮一段。门人都已出怨言了，孔子独弦歌不衰，不改那种安详幽默的态度。他三次问门人：“我们一班人，不三不四，非牛非虎，流落到这田地，为什么呢！”这是我所最爱的一段，也是使我们最佩服孔子的一段。有一次，孔子与门人相失于路上。后来有人在东门找到孔子，说他的相貌，并说他像一条“丧家犬”。孔子听见说：“别的我不知道。至于像一条丧家狗，倒有点像。”
　　须知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他是恭而安，威而不猛，并不是道貌岸然，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到了程朱诸宋儒的手中，孔子的面目就改了。以道学面孔论孔子，必失了孔子原来的面目。仿佛说，常人所为，圣人必不敢为。殊不知道学宋儒所不敢为，孔子偏偏敢为。如孺悲欲见孔子，孔子假托病不见，或使门房告诉来客说不在家。这也就够了，何以在孺悲犹在门口之时，故意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不是太恶作剧吗？这就是活泼泼的孔丘。但这一节，道学家就难以为解释。朱熹犹能了解，这是孔子深恶而痛绝乡愿的表示。到了崔东壁（述）便不行了。有人盛赞崔东壁的“洙泗考信录。“我读起来，就觉得赞道之心有余，而考证的标准太差。他以为这段必是后人所附会，圣人必不出此。这种看法，离了现代人传记文学的功夫（若ＬｙｔｔｏｎＳｔｒｏｃｈｅｙ“维多利亚女王传”那种体会人情的看法），离得太远了。凡遇到孔子活泼泼所为示能完全与道不定时想符合，或言宋儒之所不敢言（“老而不死是为贼”），或为宋儒之所不敢为（“举杖叩其胫”，“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崔东壁就断定是“圣人必不如此”，而斥为伪作，或后人附会。顾颉刚也曾表示对崔东壁不满处。“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古史辨”第一册的长序）
　　谈论语，不应该这样读法。论语是一本好书，虽然编的太坏，或可说，根本没人敢编过。论语一书，有很多孔子的人情味。要明白论语的意味，须先明白孔子对门人说的话，很多是燕居闲适的，脱口而出的话，幽默自得的话，甚至开玩笑的话，及破口骂人的话。
　　总而言之，是孔子与门人私下对谈的实录。最可宝贵的，使我们复见孔子的真面目，就是这些半真半假，雍容自得的实录，由这些闲谈实录，可以想见孔子的真性格。
　　孔子对他门人，全无架子。不像程颐对哲宗讲学，还要执师生之礼那种臭架子。他一定要坐着讲。孔子说：“你们两三位，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不好说的吗？我对你们老实没有？我没有一件事不让你们两三位知道。那就是我。”这亲密的情形，就可想见。所以有一次他承认是说笑自豪感而已。孔子到武城，是他的门人子游当城宰。听见家家有念书弦诵的声音，夫子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驳他说，夫子所教是如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说：“你们两三位听，阿偃是对的。我刚才说的，是和他开玩笑而已。”（“前言戏之耳。”）
　　这是孔子燕居门人对谈的腔调。若做岸然道貌的考证文章，便可说“岂有圣人而戏言乎……不信也……不义也……圣人必不如此，可知其伪也。”你看见过哪一位道学老师，肯对学生说笑话没有？
　　论语通盘这类的口调居多。要这样看法才行。随举几个例：言志之篇，“吾与点也”，大家很喜欢，就是因为孔子作近情语，不作门面语。别人说完了，曾口欧以为他的“志愿“不在做官，危立于朝廷宗庙之间，他先不好意思说。夫子说：”没有关系，我要听听各人言其志愿而已。“于是曾口欧砰訇一声，把瑟放下，立起来说他的志愿。大约以今人的话说来，他说：”三四月间，穿了新衣服到阳明山中正公园。五六个大人，带了六七个小孩子，在公共游泳池游一下，再到附近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吐一口气说，“阿点，我就要陪你去。”或作“我最同意你的话。”在冉有公西华说正经话之后，曾口欧这么一来放松，就是幽默作用。孔子居然很赏识。
　　有许多论语读者，示能体会这种语调。必须先明白他们师生闲谈的语调。读去才能意思。
　　“御乎射乎？”章——有人批评孔子说“孔子真伟大，博学而无所专长”。孔子听见这话说：“教我专长什么？专骑马呢？或专射箭呢？还是专骑马好。”这话真是幽默的口气。我们也只好用幽默假痴假呆的口气读它。这哪里是正经话？或以为圣人这话未免杀风景。但是孔子幽默口气，你当真，杀风景是你，不是孔夫子。
　　“其然，岂其然乎？”章——孔子问公明贾关于公叔文子这个人怎样，听见说这位先生不言、不笑、不贪。公明贾说，“这是说的人大张其辞。他也有说有笑，只是说笑的正肯合时，人家不讨厌。”孔子说，“这样？真真这样吗？”这种重叠，是论语写会话的笔法。
　　“赐也，非尔所及也”章——子贡很会说话。他说：“我不要人家怎样待我，我就这样待人。”孔子说：“阿赐，（你说的好容易。）我看你做不到。”这又是何等熟人口中的语气。
　　“空空如也”章——孔子说：“你们以为我什么都懂了。我哪里懂什么。有乡下人问我一句话，我就空空洞洞，了无一句话作回答。这边说说，再说说不下去了。”
　　“三嗅而作”章——这章最费解，崔东壁以为伪。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孔子嗅到臭雉鸡作哎不肯吃。这篇见乡党，专讲孔子讲究食。有飞鸟在天空翱翔，飞来飞去，又停下来。子路见机说，“这只母野鸡，来的正巧。”打下来献给孔夫子，孔夫子嗅了三嗅，嫌野鸡的气味太腥，就站起来，不吃也罢。原来野鸡要挂起来两三天，才好吃。我们不必在这里寻出什么大道理。
　　“群居终日”章——孔子说：“有些人一天聚在一起，不说一句正经话，又好行小恩惠——真难为他们。”“难矣哉”是说亏得他们做得出来。朱熹误解为“将有患难”，就是不懂这“亏得他们”的闲谈语调。因为还有一条，也是一样语调，也是用“难矣哉”，更清楚。“一天吃饱饭，什么也不用心。真亏得他们。不是还可以下棋吗？不棋用心思，总比那样无所用心好。”
　　幽默是这样的，自自然然，在静室对至友闲谈，一点不肯装腔作势。这是孔子的论语。有一次，他说，“我总应该找个差事做。吾岂能像一个墙上葫芦，挂着不吃饭？”有一次他说，“出卖啊！出卖啊！我等着有人来买我。（沽之哉，沽哉，我等贾者也。）”意思在求贤君能用他，话却不择言而出，不是预备给人听的。但在熟友闲谈中，不至于误会。若认真读它，便失了气味。
　　孔子骂人也真不少。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说：“噫，斗筲”是盛米器，就是说：“那些饭桶，算什么！骂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骂了不足，还举起棍子，打那蹲在地上的原壤的腿。骂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真真不客气，对门人表示他非常生气，不赞成冉求替季氏聚敛。“由也不得其死然”，骂子路不得好死。这些都是例。
　　孔子真正属于机警（Ｗｉｔ）的话，平常读者不注意。最好的，我想是见于孔子家语一段。子贡问死者有知乎。孔子说，“等你死了，就知道。”这句话，比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更属于机警一类。“一个人不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对这种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这一类。“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相同。“不患人之不已知，求为可知也。”——这句话非常好。就在知字做文章，所以为机警动人的句子。总而言之，孔子是个通人，随口应对，都有道理。他脚踏实地，而又出以平淡浅近之语。教人事父母，不但养，还要敬，却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不是很唐突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说“如果成富是求得来的，叫我做马夫赶马车，我也愿意。”都是这派不加修饰的言辞。好在他脚踏实地，所以常有幽默的成分，在其口语中。美国大文豪ＣａｒｌＶａｎＤｏｒｅｎ对我说，他是欣赏孔子一句话，就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斯可矣。”这真正是自然流露的幽默。有点杀风景，想来却是实话。下回我想讲“孔子的笑和乐。”
　　掩卷沉思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孔子决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名字，而是充满了真实意义的精神偶像，其价值之大和分量之重均不可估量。作者用自己睿智的眼光看到了孔子的另一面。一位全新的孔子，一位生动的孔子，树立在了作者和我们的心中。这是用心的阅读，自己的心灵走进了古人的内心，心灵的碰撞产生了智慧和深刻。让我们学会这样的阅读，读一读《论语》，看看你能否也发现孔子的另一面，结合具体的内容说出来。
　　捍卫心灵
　　王梦昕
　　坚强高洁的三闾大夫行吟江畔，他那孤独的身影在历史的沉淀中越来越高大。“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举世混浊而我独清”，这样的空谷足音在历史的空中回荡了几千年。屈原，一个永恒的名字，照耀着历史，照耀着我们的民族心灵。他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跃，永久的定格在历史上，悲壮的方式捍卫了人格的尊严、独立的心灵，从此，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当你纵身跃入汨罗江的那一刹那，我想你的心境一定是宁静如水的。静静流淌的汨罗江就这样默默地收留了你，你感到了江水的温暖，你有一种被融化了的感觉。
　　在被放逐的最初日子里，你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衣衫褴褛，在荒凉的泽畔慢无目的地流浪，山是狰狞的山，水是险恶的水，你感到整个天空向你压来，你胸中的愤怒一触即发。你失去了所有的尊荣和显赫，你在空旷的荒野中咆哮着，远山近水回荡着你困兽一样的声音。“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涿谓余以善淫”。对于正直而清白的心灵，还有比这更恶毒的吗？国家之忧，民族之虑肩于一身，该是怎样的沉重。何苦世人皆睡，唯你独醒啊，三闾大夫！如今落得个放逐蛮荒，流离失所，浪迹天涯……
　　然而，思想是可以放逐的吗？心灵是可以放逐的吗？
　　那一刻，你走向汨罗江。
　　死亡，没有比这更绝望的拒绝，没有比这更彻底的捍卫了。
　　我猜想，那个你准备告别尘世的时刻，你一定冷笑了。
　　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刻，世界突然变得出奇的静，没有鸟啼，没有虫鸣，甚至没有一丝风声，你踏着初夏泽畔野花的芬芳和野草的清香，走向一个庄严的时刻，一个永恒的瞬间。
　　在忧伤绝望的时候，你一定常常回想起儿时一些琐碎的往事吧，想起在母亲身边的日子，或者，更多地想起你所爱过的女人？那种世俗的温情和陶醉总是让人刻骨铭心。
　　然而无论如何你没有想到你会享受那么高的身后哀荣。
　　中华民族真是一个奇妙的民族，能把两千多年前一个诗人的自杀和一种吃食联系起来的民族无疑是聪明绝顶的民族。据说那吃食还花样繁多，美不胜收。然而，每当端阳，在一缕缕粽子的香味中，当你的名字连同爱国诗人的桂冠被你的同胞炫耀时，我分明看到了你眼中的泪。那种酸楚的滋味实在无法诉说……
　　那时，你沉默着，腰佩长剑，徘徊在兰蕙丛生的湘江之滨。沉默永远是最彻底的鄙视，你的沉默穿越时空，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年逼四十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沉默，我分明又看见了你擦干泪水冷笑如初了。在那些孤独寂寞的日子里，你一定常常躺在草丛中，凝视着古老的蓝天和白云，和鸟们聊天，和虫们嬉戏，和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娓娓而谈。那是怎样美妙的境界呀，心灵的透明让万物有了呼应，有了灵气，有了神韵。这就是诗──最具本源意义的艺术。
　　你有了被江水融化了的感觉，你成了江水的一部分。就这样，屈原──你的名字昭示着一种决裂和捍卫的开始，自此，这一脉心灵的清流汩汩流淌，从汨罗江到太平湖，流过漫长的岁月，流到今天。就这样，你如炬的目光逼视千年，多少苟且者的肮脏灵魂在你的逼视下瑟瑟发抖，渐渐渺小成史册上的一个污点，令后人不屑一顾。
　　宗国早已烟消云散，人世间的浮名终将随风飘逝。而心灵的怀念和祭奠却永远也不会泯灭。你思想的碎片早已洒遍每一颗多情而高贵的心。
　　掩卷沉思
　　屈原的反抗是独特的，他的反抗来自无比坚定的内心。正如作者所言：沉默是最彻底的鄙视，死亡是更彻底的捍卫。课外搜集屈原更多的事迹和传说，谈谈你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希望在你的思考中，“沉默”和“死亡”不再仅仅是两个冷冰冰的词汇。
　　询问司马迁
　　林非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司马迁也是重要的一章。不但是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内容厚重的史家绝唱，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人的人间浩气与孤傲人格。他承受住了人间的奇耻大辱，但成就了自己的品格巨峰；他不求显达，隐忍苟活而流芳百世，他是最后真正的胜利者，昔日那位把他送入蚕室不可一世的汉武大帝已经化为历史的灰土，而司马迁却在历史的篇章里奕奕闪光。历史让太史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却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人格榜样。在他的笔下，历史变得生动起来；在他的身上，我们又不仅仅得到了历史。
　　曾经有过多少难忘的瞬间，沉思冥想地猜测着司马迁偃蹇的命运，痛悼着他灾难的遭遇。有时在晨曦缤纷的旷野里，有时在噪时喧嚣的城市中，这位比我年轻十来岁的哲人，好像就站立在自己的身旁。我充满兴趣地向他提出数不清的命题，等待着听到他睿智的答案，他就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许多使我困惑的疑问。只要还能够在人世间生存下去，我就一定会跟他继续着这样的对话，永远也不会终结地询问和思索下去。
　　这是因为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的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始终在猛烈地拨动着我的心弦，还深沉地埋藏在那里，似乎要等待着发芽和滋长，有时却又响亮地呼啸和奔腾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他的这句话语，恰巧是道出人类历史上所有思想者澎湃的心声。一个真正是严肃和坚韧的思想者，一个真正是诚挚地探索着让人们生活得更为美好的思想者，肯定会像他这样全面地思虑着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考察着历史往前变迁的轨迹，然后再写出自己洋溢着独创见解和深情厚意的著作来。
　　司马迁对于自己这种异常卓绝的目标，究竟追求和完成得如何呢？我常常在反复地思索着这一点。从他贡献出这部囊括华夏的全部事迹，写得如此完整、详尽、清晰、鲜明和动人的《史记》来说，毫无疑问地应该被推崇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比起几千年间中国所有封建皇朝的多少史家来，他应该说是完成得分外出色的。更何况他是在蒙受宫刑的惨痛和耻辱中，蘸着浓烈的鲜血，颤抖着受害的身躯奋力去完成的。
　　对于清高的士大夫说来，宫刑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耻辱。因此司马迁始终都沉ｎì在晦暗和浓重的阴影里面，不仅仅迸发出一回剧烈得足以致命的伤痛，而且肯定还像有多少狰狞的魔鬼，在戏弄和蹂躏着自己的身躯，无穷无尽的羞耻在血管里不住地盘旋和冲撞，快要敲碎胸膛里面这一颗晶莹明亮的心。此时此刻就会像他在《报任安书》里所说的那样，冒出一身淋漓的大汗，肝肠都似乎要寸寸地断裂，在一阵阵眩目的昏晕中咬牙切齿地挣扎着，如果倾斜着跌倒在地上，就一定会僵硬地死去。这时候如果赶快去旷野里走走，让阳光底下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头颅，也许浑身的血脉会稍稍地舒缓过来，然而他又绝对不敢跨出自己的门槛去。有多少嘲笑、讥讽和猥亵的眼光，像涂抹着毒药的箭镞，正扣在绷紧的弓弦上，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胸脯射来。只有偷偷地躲藏在屋子里，先是轻轻地呻吟和叹息，逐渐让浑身凝住的鲜血慢慢地流淌开来，再用悄悄的长啸与悲歌，稳定和凝聚着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在凄惨、浑浊和肮脏得像粪土般的人世中，低下头颅默默地咀嚼着刻骨铭心的痛苦，使尽浑身的气力拼搏着去撰写，像如此剧烈和惨痛的身心交瘁，能不能把这追求的目标发挥得使自己异常满意呢?我猜想他的回答大概是否定的。
　　遭受着如此羞耻和痛楚的宫刑，几乎是让司马迁永远跌人了濒临死亡的精神炼狱。造成这事件的原因简直太荒唐了，只是因为汉武帝刘彻在上朝召问时，他曾诚心诚意地替在沙漠绝域中转战杀敌，最终寡不敌众而败降匈奴的李陵游说。他的出发点真可说是忠心耿耿，想为朝廷争取更多的人心，却未曾预料到竟会触怒皇上那根敏感和多疑的神经，因为刘彻立即觉得这会涉及到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许当时就在心里气愤地责骂司马迁，难道你不知道李广利是孤家宠妃李夫人的兄长?他那时统率着征战的全部军队，在李陵冒死激战时，却并未建立任何的功勋，为李陵说情不就会低毁自己的这个外戚和佞幸?于是在盛怒之下，狠狠地斥责着司马迁，将他投入了监狱，还听从不少臣子谄媚和附和自己意向的谗言，哪里顾得上司马迁的性命与尊严，竟判定了用宫刑来狠狠地惩罚和侮辱他。
　　正是这种“顺我者昌，送我者亡”的专制主义统治方式，造成了几千年中间的谄媚、拍马、谗言、倾轧、钩心斗角，以及种种阴险毒辣的陷害和杀戮。谁如果想要爬上这专制王朝金字塔的顶层，不揣摩透那些无耻而又狠毒的权谋，恐怕就无法实现自己利欲熏心的目标。因此像那些看起来是道貌岸然的人们，却早已演变成了跨起双腿走路的野兽。而对并无野心汲汲于往上攀附的人们来说，虽不必终日都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昧着良心沉溺在笑里藏刀的势利场中，却也只好恐惧与孤独地谨言慎行，不敢有半句话儿触犯专制帝王的万千忌讳，于是在这种盲目的服从中间，逐步滋生和壮大的奴性习气也就盛行起来，浓重地笼罩着整个民族的顶空。
　　不过司马迁这一颗始终追求善良和正义的心灵；总是在剧烈而又严肃地跳荡着，召唤和催促他在尽量不违背“尊卑贵贱之序”的前提底下，实实在在地抒写着许多人物的种种事迹。如写刘邦，在《高祖本纪》中惟妙惟肖地写他的宽厚和容人，好色与好货；在《项羽本纪》中又活灵活现地写他无赖的品行。怎么能在项羽威胁他要是再不投降的话，就立即烹煮他的父亲时，竟狡猾奸诈地表示自己曾跟项羽结拜为兄弟，这样说来应该算是项羽在屠杀生父了，丧心病狂地提出等到煮熟以后，分一杯羹汤给自己尝尝滋味。真把刘邦这副流氓的嘴脸写得淋漓尽致．实在是极其强烈地揭露出他内心的丑恶。幸亏他已经长眠在陵墓中，再也看不见司马迁替自己勾勒出来的丑态，否则的话肯定会龙颜大怒，区区的宫刑恐怕就远远地不够打发了。
　　在受尽专制君王肆意蹂躏和惩罚的淫威底下，依旧保持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勇气，实在太值得钦佩和敬仰了，怪不得班固又会这样衷心地称颂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了。而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中的记载，那个诛杀了奸臣董卓的王允，在斥蔡邕时竟说出这样的话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民”。真是乱世人命，贱如尘埃。在相互屠戮中杀红了眼的武夫，哪里会把像司马迁这样杰出的文人放在眼里?而且还萌生如此凶狠和险恶的念头，真不知比汉武帝还要厉害出多少倍，读起来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在专制制度凶狠、酷烈和暴虐的熏陶底下，真能如此毒化和扭曲人们的灵魂，会变得那样的残忍、恶劣和丧失人性。
　　鲁迅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十分钦佩地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在自己的《灯—下漫笔》中还议论过，每当改朝换代的“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他在写下这段文字时，也许脑海中会晃荡过项羽和刘邦的影子罢?然而给予了鲁迅的这种启发的司马迁，他在撰述《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时，也曾浮起鲁迅这些想法吗?这真是一个神秘而又深刻的历史之谜。
　　生存在司马迁抑或蔡邕那样的环境中间，无论是张开嘴唇说话，或者握着笔管写作，都会埋藏着深深的危机，说不准什么时候惩罚就会降临头顶，屠ｌù就会夺去生命。司马迁竟敢于在如此危险的缝隙中间，写出自己辉煌和浩瀚的《史记》来，确实是太壮烈和伟大了。然而他有时候无法更绚丽地完成自己这个宏伟的目标，那只能说是时代限制了他，限制了他思想和精神的苦苦追求。有幸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思想者，无沦从早已冲破了专制王朝的罗网来说，从早已沐浴着追求平等的精神境界来说，都可以更为方便地完成他所提出的目标。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迷人的目标，正等待着今天和明天的多少思想者，去艰苦卓绝地向着它冲刺。
　　掩卷沉思
　　司马迁身遭大祸而矢志不移，隐忍苟活为的是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最终完成《史记》，成一家之言。他在叙写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理想的火炬、精神的力量，是这些导引着他走向了成功。精神是人生的支柱，那么，如何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呢？请从历史的星空中选取这样灿烂的例子，写出他们的精神风采。
　　为陶渊明写意
　　王向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留在我们脑海中的似乎一直就是这样一个飘逸的形象，归隐的陶渊明在田园诗酒中有了几分仙人的风貌。但陶渊明的精神品格远非仅此一面，他还有金刚怒目式的怨言，有勇武的抗争，有刑天的猛志，更有田园的艰辛和困苦。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绘其形，摄其神，给我们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位真正的隐者。但在我们头脑中没有变化的还是他大美的人品、丰富的个性，并且，我们的敬意更多了几分，比起以前来，显得更加厚重和诚恳。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自愿归隐田园的虽然只有你一个，但你丰富的性格却使人眼花缭乱，不能在一个定点上尽现。
　　你曾有过仕途追求，不然那顶彭泽县令的帽子怎能自动飞落到你的头上？但官场中黑暗，加上位卑俸微，你宁肯舍弃那并不是不需要的五斗米，竟然挂冠而去，高吟“归去来兮”，一时高兴得好像逃出樊笼的羁鸟，摆脱筌网的池鱼。你这时反思当年那种少年意气：“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那不过是迷途之梦的开始，在世与我违的时境中，还以心为形役，真是大错而特错。但是你却把归隐后的困境等待，想得太少了，它虽然可以激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情，但饥寒本身却是没有诗意的。
　　在你初归园田居的时日，你把日常生活审美化，感觉一切都是从未经历过的新鲜；拿起酒杯自斟自饮，连庭园中的树都对你微笑；倚托南窗释放傲世之情，深感斗室容身聊以自足自安；远看消闲的白云从山峦中升起，近看飞倦了的鸟儿归巢知返；与亲戚朋友们闲话家常是那么令人惬意，而独自抚琴读书不论什么烦恼忧愁都顿然消失。这时的你，好像真正找到了息心的家园，对于可以乐天安命的境况已经不存什么怀疑了。
　　对于这种心造之境，你在一段时日里进行了充分地享受，那五首宛如流出心臆的《归园田居》，就是你一时心灵的自然写照。你此时的心灵里已抹去了世俗的很多尘垢，十分满足于家居的朴拙与素淡，“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五官感觉中一切，都可以信手拈来，化为笔下的诗材：“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这种平怀素心，真可以在角色效应上自谓是远古伏羲时代的上世遗民了。
　　然而时间却消溶着一切，人也就没有永驻不歇的欢乐。没有几年之后，在自食其力的农耕辛苦劳作中，再加上天灾人祸牢累，虽然春天的草木照样长出新叶新枝，清流中的泉水依然在淙淙作响，云气还是从昔日的山峦中喷出，飞鸟回归的还是那一个旧巢，但你却感到空前地“闲居寡欢”了。因为在入不敷出的日常生活中，吃粮、住屋、衣被，还有饮酒的嗜好，都遇到了难以维持的困难，你这时拂去了田园生活上的那一层自镀的光彩，把自己置身于贫士的群体中，思考他们与自身的命运，不禁感世伤时，张扬爱憎，不仅不能“忘言”，就是在迸发了金刚怒目式的怨言之后，也还是言不尽意，甚至“言尽意不舒”。
　　这时你少有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静穆，你的诗因之而多怨、多愤，义侠的崇高，勇武的抗争，都进入了你的视域，超越了你笔下那些以贫困自守为尚的隐士的地位。你赞扬《山海经》里与太阳竞走的夸父，他追逐太阳的路上饮干了两河之水，渴死也不肯服输，抛下的手杖化为桃林，仍以果实和余荫遗爱于后世。你赞美衔木枝和碎石以填东海的精卫鸟，虽知这是没有结果可期的行为，但却是炎帝之女被淹死之后的精魂来报复，是可敬的死而不屈。你赞美与天帝争位的刑天，他被斩首后仍不肯服输，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仍继续手执盾牌和大斧，与之抗争，有常在的猛志。这是你借事言志，在晋宋易代之际，你怅恨敢以捐躯为死士的正义之人的稀少，你在血性义侠之人里标出了勇士荆轲，深为他的慷慨豪情所动，你在《咏荆轲》中复活了他当日的英雄气概：“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雄发指危冠，猛气衔长缨”；“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地图展示到完了，开始行刺秦王之事），豪主正征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未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你为荆轲未能刺杀成秦始皇而遗憾，在千载之后犹为这失败的英雄而悲悼。而其实你这是咏叹着现时：当时的大军阀刘裕掌握了东晋的大权，官至相国，封为宋王，为了篡晋，他派张伟送毒酒给已被废为零陵王的晋恭帝；张伟不忍心害人，自己却喝下毒酒而死。你的《述酒》诗即以曲笔写着这种事情，可见你隐居田园之后，心中也未能忘却时政，表彰着为正义之举而敢死的勇士。
　　在你回归园田日久的生活中，你的家境和生计越来越成为问题。因为耕种庄稼不仅要耐得劳苦，还须付出体力，这虽并不像在笔下写着“植杖而耘籽”那么容易，但你却尽力而为了，你的诗记述了过程的辛苦，还有对于秋成的期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然而像你这样的高人雅士，在已经是人到中年“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之后，再去做养家糊口的庄稼人，怎么能如愿以偿？在多年的耕种的岁月里，收获的粮食总是有限，于是穷困从多方面袭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这不蔽风日的破房子，这打了补丁的破衣服，这空空如也的盛装食品所用的器皿，都在实际地确证着你的穷困。而遇到了灾荒年景，一个月只能吃上九顿饭；家里的房子失火烧掉了，只能住在破船舱里容身。你作为品格超然的名士，在饥饿所迫时，忍着羞愧去向人乞食，叫开门以后却不好开口说出意图；受人以赠又怕无以为报。你经受这样的困厄，却十分清醒，既不相信是天命所致，也不后悔是自己选择的错误，而是你在《感士不遇赋》中所指斥的那种原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在这里你批判的是晋宋易代之际的伪诈险恶的世风，对此只能让你染翰慷慨、屡伸不已了！
　　作为置身于生活底层的穷困诗人，你亲自体验过饥寒的生活境遇，那“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时日中，你笃信的老庄哲学和作为诗人的好发幻想，让你憧憬着一个想象中的社会，那就是你精心描绘的“桃花源”。那里的人们，没有官府的欺压与盘剥，没有礼乐的控制与束缚，没有荒年的饥寒与冻馁，没有俗世的尔虞与我诈，所见与所闻只是：“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木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这是一个反对黑暗现实社会的乌托邦，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千多年来一直给人以美好的理想召唤，希望能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之中，这是你独有的历史贡献。
　　作为高蹈风尘之外的名士，你在躬耕田亩之日虽有桑麻之友，把酒对饮之时虽有斟酌之友，但你真正的朋友是上古和前代的已殒之人。因此你在现实中甚感孤独，你用“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来形容你当时的心境；只有你才能体会伯牙失去钟子期、庄子失去惠子，其心是多么孤寂。因此，在你的有生之年，已经把人生看透，自己寄身的逆旅之舍，除了饮酒未得足，此外已无可留恋，何况不论是否难以割舍，早晚也要归于自然，那才是别无选择的“本宅”。因而你把人生的“千苦艰难”看得那么平淡，在生时即写下了三首“挽歌诗”和一篇“自祭文”，对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你毫不畏惧地在诗文的想象中做了死的一次又一次地体验，把自身走向“千年不复朝”的永恒的“幽室”，看得像送走一个永不再见的交谊并不特别亲密的朋友一样，走了就走了。这是你真正感受了“人生灾难”之后，在长期的时日里对于不为死难的充分心理准备，你是老庄之后自觉承认“有生必有死”是不外自身的又一达人。
　　你是老子所说的那种“被褐怀玉”之人，你的人品与诗品之中深蕴着发掘不尽的大美，它泽溉着以后的一代又一代的诗家。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维有其清腴，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应物有其冲和，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从此中足见你是怎样一位体性丰富的诗家，只要人们向你靠拢，都会各以其情自得，让自身反射出你的光辉，并能光耀出自己的特质。因此，你虽然在《咏三疏》中说西汉时的疏广和疏受叔侄为高官归隐之举，不会因时境变易而被人忘记，其中两句赞诗：“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可能对于二疏其人是有时效性的，而对你却是永远适用的，这就是不求名者而事至则传名逾远的规律在发生着作用的缘故。
　　掩卷沉思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古代士大夫的处世准则，“仕”与“隐”似乎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一对理念，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归隐田园，飘逸散淡中也饱尝了生活的困苦与艰难，归隐的田园并不只有美好的风光，还有生活的沉重。你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选择的，结合历史上其他人的事迹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白
　　李涛
　　李白的生动与丰富，不仅来自他的横空出世的才华，更来自他洒脱不羁、自由奔放的性格。李白有好多诗句是从那芬芳四溢的酒坛里溢出来的，读了也会醉人；还有许多诗句是他敲击自己的铮铮傲骨发出来的金玉之音，读了能增添钙质。自由，青春，激情，狂傲，这些独特的主题成为他诗中的独特风景。李白是一个书生更是一个剑客，作者对其读得更彻底，更沉重。漂泊、游侠、梦与醒、寂寞与痛苦，当这些主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眼中的李白不再轻浮，一个同样风采依然的李白，只不过，他引起了我们更多的思考。
　　李白不止是个书生，他还是一位响当当的剑客。
　　开元三年，偏僻的剑南道绵州昌明县青莲乡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他一来就打听李客。这位李客是从西域回来的富商，也是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的隐士。其实，李客是陇西李氏的后代。他的远祖是汉代名将李广；近祖李皓是凉武昭王。因国破家亡，他们这一支逃至碎叶才经了商。可是，由于谱牒遗失多年，空口无凭，无法申报，怕落个冒认宗室之罪，这才避至青莲乡隐居。主客相见，分外惊喜，遂抵掌长谈。谈至酣处，忽听院内呼呼风起，推窗望去，只见一少年正在舞剑。这少年，面如秋月，眉字高朗，眼睛闪闪有光。其身手之矫健，如游龙戏海；动作之敏捷，似天马行空。一招一式，气概非凡；一往一来，顾盼神飞。这舞剑少年，就是李客的儿子李白，当时还不满１５岁。这是从李白研究专家安旗的《李白传》中所看到的李白最初的形象。
　　李白五岁识字、十岁读完《诗》《书》，其时已作诗文几百首。从当时的情况看，他的剑术似比诗文成就更高。
　　但他的剑术一生都没有派上用途。只从有限的正史或野史，实事还是虚构中读到两则：一是在成都见义勇为，打得几个调戏妇女的泼皮喊爹叫娘；一是在长安仗剑出手，打得几个哄抢自己包裹的强盗屁滚尿流……李白骑五花马，佩龙泉剑，几乎游历一生，他的剑术，大多在话浓酒酣的宴席上用以助兴……真是可叹!剑术只在这些地方显露，真是委屈了那把祖传龙泉宝剑。
　　中唐有三绝：李白的诗，张旭的草，裴曼的剑。在当时的情况下，连裴曼裴将军的剑都未能建功立业，何况李白呢?
　　李白曾说过，如果假以时日，专练剑术，他的剑当不在裴曼之下。
　　中国古代文人学士都有仗剑出游的习惯，是他们都懂剑术吗?也不尽然。但李白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剑客。宋代大诗人辛弃疾、陆游，也是终生佩剑，文武兼备，难道他们不是受了李白等先贤的影响，难道这不也是太白遗风?
　　李白一生与酒为伴。“李白斗酒诗百篇”说的就是李白与酒和诗的关系。但李白果真嗜酒如命吗?我看也不尽然。
　　谁愿意整日醉烂如泥、胃里似火烧?谁愿意时不时地当街呕吐?只有压抑到极点，悲愤到极点的人，才会借酒浇愁。
　　愁!一个愁字，才是李白酗酒的真正原因。
　　从少年时，李白就志在经国济世。开元天子的广开才路，使李白充满幻想；五品以上官吏可直接向朝廷举荐贤人的制度，给了李白以希望；还有科举制度，这是天子待非常之才的举措，一旦才识惊人，名动朝野、京师，便可平步青云。这些，都在向李白发出召唤。李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管仲、苏秦、张良、诸葛亮式的人物。为此，他从开元六年十八岁起，就开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可是，几十年过去，他的非凡抱负和盖世雄心却始终没有实现。
　　怀着一片忧国忧民炽热心肠的李白，不辞艰辛地一次次漫游奔走，渴望得到推荐和重用，却南行失意，北游空返，不光无人举荐，而且屡遭打击和迫害……他只有借酒浇愁，悲歌自怜。这才有，斗酒浇不灭的穷愁，长诗泻不尽的惆怅。
　　是他的才学不足以济世吗?
　　先不说李白的诗可以神游宇宙夺造化之奇。李白熟悉历朝历典，并有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他一辈子都在下层，知道百姓疾苦；他熟知诸子百家学说，知道朝廷的需要。更重要的，他有一颗精忠报国效忠李唐王朝的赤子之心。
　　可是，天子并不需要这些。
　　天宝元年，已经４２岁的李白终于奉诏进京，一时他觉得天高地阔，认为出头之日到了。他急急赴京，幻想着向玄宗面陈时弊。他要用历代兴亡的史实，诤谏君王罢佞臣，远宦官，疏美姬，亲百姓，使人人安居乐业，使天下歌舞升平。他曾反复构思的《宜唐鸿猷》，历数祖制，分析宪章贞观，并提出了清除时弊的十大条款。他写了改，改了写，就想等天子召见时一并献出。他的这些主张，应该说抓住了当时李隆基王朝的焦点，更打到了李林甫、高力士之流的痛处。可是，此时的玄宗早已失去了开元年间的锐气，他老迈昏聩，终日享乐，把朝政交由佞臣宦官把持。李白虽然奉诏进京，但他自始自终就没有说出这些主张的机会，更没有他施展其才华和抱负的条件。
　　他只有终日饮酒。在文人高士的酒筵上，李白击筑而歌，常常喝得醉醺醺；在达官贵人的酒筵上，他照样喝得酩酊大醉。他也曾带着歌伎舞姬游山玩水，他也曾把酒邀月举杯问天。那段日子，李白东庭斗鸡，西郊走马，品茗高谈，酒酣击剑。常常是这家王府的酒宴未完，那家王爷早派人候着了。一般人看来，李白已经红得不能再红，风光得不能再风光。但对李白来讲，他却愈加郁闷压抑，愈加悒悒无欢。因为，他的政治抱负无以实现，他想经国济世的理想正在幻灭，他只有终日饮酒，以酒中仙而自慰，以狂态毕露而排遣。
　　李白也曾有过滴酒不沾的时候。一次是他住在招贤馆等待皇帝召见时，他生平第一次整日不饮酒；一次是他成为待诏翰林住进翰林院后。那些天，他整日将他写的《宣唐鸿猷》带在身边，随时等候皇帝召见，生怕误了社稷苍生，有负圣明天子的厚望。可是，天子并不需要和他商量国家大事，只是时不时诏他来写诗唱和，以讨娘娘欢心。久而久之，李白心凉了，他终于又嗜酒如命，甚至在天子诏见时也醉烂如泥，为后世演义了些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他想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人的政治理想破灭时，就只有沉溺声色，纵情山水，嗜酒如命。这，就是李白在政治上的归宿。
　　作为诗人，李白是旷达豪迈的，李白是自尊自傲自信自负的。可是，李白一生落魄的时候远比他得意时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
　　开元八年，李白２０岁时第一次出道，带着自己的作品《明堂》《大猎》二赋，投刺求见礼部尚书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颧时，却被大都督府僚属认为他不是世家子弟而是工商贱民而大加鄙夷斥责；他过三峡出巴蜀，带着他的宏伟辞章《大鹏赋》，遍访地方官吏和社会名流时，真是人人羡其才，却无人真心举荐他；当他逢天子诏到了京城长安，到处诗歌唱和、名动京华；当地金銮殿上挥翰命笔，代朝廷拟就《和蕃书》时（这也算是李白为天子做的最大的贡献了），仍然招致的是嫉恨、打击，而无出头之日。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李白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因为他恃才傲物，绝不愿与贪官污吏称兄道弟，绝不与宦官阉党同流合污。不光如此，他的直言快语，常常击中他们的要害，触痛他们那难以见人的阴私。试想，在李林甫把持朝政、高力士一手遮天。大唐天子昏聩淫乱的时代，像李白这样的高洁之士，能扬眉吐气一展抱负吗？
　　屡屡神龙困于蝼蚁。不光是高力士之流蓄意陷害，就连一些非常佩服李白才华的人，也心怀嫉妒之心，明里谦恭客气，暗地里下绊子。虽然有贺知章这位名动一时的诗界前辈、德高望重的朝中大员屡屡举荐，但不光于事无补，最终连贺知章也被遣告老还乡。就连出身于名门望族、仕途非常顺利、诗文书画冠绝一时、和李白惺惺相惜的天子近臣王维，都因李白得罪了高力士，不敢和李白再交往下去。而在李白遭难时，连朝廷大员、对李白佩服之极的著名诗人高适都不敢为他进一言，那其他人又会怎么样呢?所以，李白的下场只能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备受凄凉。
　　李白曾有诗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高蓬人。又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豪迈。可是，当真正一文不名、为了衣食之累，李白又不得不摧折长眉、强屈傲骨，陪人含笑赋诗，靠沽诗鬻文度命。这时候，他的悲愤、屈辱，痛苦无人能体会得出；这时候，谁还能想起当年那位才华出众、文思敏捷的巴蜀才子李白；谁还能想起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巴山剑客李白；谁还能想起那位疏财仗义、有求必应的峨眉义士李白……
　　后人从李白的诗中，看到的是一个豪迈、旷达、飘逸、浪漫、追求天性自由、受不得一丁点儿束缚的伟大诗人，却不知李白也有想为五斗米折腰而不可得，到官吏门下给人当食客的窘况；他不想事权贵，却不得不作许多歌颂天子圣明娘娘美貌的应景之词；为了不忍饥挨冻，却不得不作许多咏酒言妓的不登大雅的游戏之作……而这些，既非李白所愿，也糟蹋了李白多少情思才华啊!所以，李白唯愿长醉不醒，唯愿醉死梦生，才能得以暂时解脱；也才有《梦游天姥吟》中的梦境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憧憬。
　　李白最喜欢赞美月亮。
　　月亮多好啊!它不偏不倚，把清辉洒满人间，能唤起人们心头的无限缠绵；它清悠、绵长，极富人情味。它对人一视同仁，不管你是富贵，是贫穷，它都一样亲近，一样体贴。它也从来不像疾风暴雨那样，毁坏穷人的茅屋，淋透陋室的破被；它更不像炎炎烈日，烤灼农夫的肌肤，使他们无处藏觅，身如汤煮……看见一轮明月，就会想起亲人，想起故乡。这对一个长年漂泊在外倍受煎熬的人，是多么的亲切，多么大的安慰。
　　月亮，在李白忧愤孤寂落寞的心灵中，占据了多么大的空间!似乎他走到哪里，明月跟随他到哪里；又似乎明月照到哪里，那里总站着个痴情的李白……
　　李白喜爱月亮，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当他在寂清的夜晚无限惆怅，他“抬头望明月”（《静夜思》）；当他在峨眉山盘桓数月，将要离开，他吟“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月歌》）；当他出三峡过荆门，他唱“月下飞天镜”（《渡荆门送别》）；当他悲叹报国无门，他吟“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难》）；当他和友人对饮、借酒浇愁时，却突然吟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来；就连天子让他写一首驾幸温泉宫的诗时，他也写道：“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还有像“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石镜更明天上月”、“且就洞庭赊月色”、“元礼同舟月下仙”、“洞庭湖西秋月辉”、“月光明素盘”等等。就在李白西赴瑶台会群仙之前夕，他也写下了“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悲歌行》）的诗句。谪仙人啊谪仙人，你连临死之际，都念念不忘月亮，念念不忘杯中之物，可见你胸中有多么大的悲愤、忧苦!
　　李白辗转跋涉一生，理想虽破灭，壮志仍未消。天宝之乱，安禄山反，玄宗要御驾亲征。李白得此消息，又兴奋若狂。他感到，报效朝廷的日子终于到了，尽管这时他已年近花甲。可是，随即得到的消息是，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兵败，玄宗仓皇出逃，长安陷落。消息传来，李白日夜痛哭。可怜蹉跎一生，仍心系朝廷，感念黎民。等玄宗“制置”诏下，他却被永王磷招募入府。李白自认为永王磷出师是奉旨行事，却不料落入李氏父子、兄弟之间争权夺利的旋涡之中。永王兵败，李白被抓。罪名是：附逆作乱谋反。他５８岁被流放，５９岁遇赦免。
　　按理说遭了这么大的难，早该心灰意冷了。可李白，报效朝廷之志始终未灭。上元元年冬，淮西节度副史刘展作乱被平定后，不久贼势复炽，宋州再陷。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出兵讨贼，李白又热血沸腾，他不顾自己已是６１岁的老人，仍取出才从酒店赎回的宝剑擦亮，穿上待诏翰林时的官锦袍，跨上借宋的老马，雄纠纠赶赴李光弼大营要从军帐下效力。只可惜中途连人带马病倒，只得快快而回。
　　我们的诗人哟，一辈子的教训仍未吸取，系念社稷苍生之情从未泯灭，如果不是疾病缠身，谁知道６０多岁的李白还将有什么惊人之举。
　　不会再有什么惊人之举了。我们的诗人年迈体衰，身心已疲，万念俱灰，他最终只能逝于美酒，归于明月。
　　安徽。当涂。重病缠身的李白刚好了一点，他就邀老船工划船，要到江中去喝酒，赏月。江上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一轮明月映照江面，寂冷、清悠，它依依不舍地跟着李白。船走，月亮走。李白喝着酒，抬头看一阵天上的月亮，低头玩一会儿水中的月亮，吟诗作歌，依依不舍。至后半夜，老船夫睡熟了，李白却不见了。他跟着月亮走了。霎时，天地垂泪，江河含悲，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这一年，李白６２岁。
　　李白到底是酒醉捞月，失足落水，还是他面对破碎的山河、黑暗的朝政，在至悲至痛又无法解脱的心情下悲愤绝望而死，无法说清。我们只知道：李白，使一个朝代丰富多彩；李白，使中华星空永远灿烂。李白，存在于后世景仰的目光中。李白，你仙袂飘飘，疑在云中，似在月上。作为飞天的诗仙，你在相唤千秋万代的知音；你，拔剑回顾，雄视八极；你，挟飞仙而遨游，怀明月而飘升……这，不只是一个伟大诗人的荣耀，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辉煌。
　　掩卷沉思
　　文学史上历来都是李杜并称，这是我国诗歌发展园地中的两座高峰峻岭。李白的豪放浪漫，杜甫的沉郁雄浑，各成一道恒久的风景。有人喜欢李白，在他的奔放中开阔了胸怀，寻到了自我；有人喜欢杜甫，在他的深沉中感知了苦难，觅到了知音。你更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呢？借助他们的作品做出你的回答。
　　两千年的闪击
　　王开岭
　　几千年前荆轲的那次出行，为我们民族文化增添了悲壮阳刚的因子。易水送别的寒风中，没有半点生的留恋，只有义无反顾地坚决和果断。他是一名刺客，论地位，是本不该写入史书的，但是他的光辉却是历史的尘埃所掩盖不了的。荆轲更多的成了一个精神的象征——勇敢、信诺、正义。最终他悲壮的倒下了，但他留给历史的精神能量，我们至今都能感受到。
　　去西安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他。
　　两千年前那位著名的死士。
　　漉漉雪雨，秦世恍兮。
　　眺望函谷关外那漫漶恣肆的黄川土壑，我竭力去模拟他当时该有的心情，结果除了彻骨的凉意和内心咝咝的附痛，什么也说不出……
　　他是死士。他的生命就是去死。
　　活着的人根本不配与之攀交。
　　咸阳宫的大殿，是你的刑场。而你成名的地方，则远在易水河畔。
　　我最深爱的，是你上路时的情景。
　　那一天，“荆轲”——这个青铜般辉煌的名字作为一枚一去不返的箭镞镇定地迈上弓弦。白幡猎猎，万马齐喑，谁都清楚意味着什么。寒风中那屏息待发的剑匣已紧固到结冰的程度，还有那淡淡的血腥味儿……连易水河畔的瞎子也预感到了什么。
　　你信心十足，可这是对死亡的信心。更是对人格对诺言和友谊的信心。无人敢怀疑。连太子丹——这个只重胜负的家伙也不敢怀疑厘毫。你只是希望早一点离去……
　　再没有什么值得犹豫和留恋的了吗？
　　比如青春，比如江湖，比如故乡桃花和爱情……
　　你摇摇头。你认准了那个比生命更大的东西。一生只能干一件事。
　　士为知己者死。死士的含义就是死，这远比做一名剑客更重要。再干一杯吧！为了永生永世——值得为“她”活了一次的誓言，为了那群随你前仆后继无怨无悔的真正死士！樊於期、田光先生、高渐离……
　　太子丹不配“知己”的称号。他是政客，早晚死在谁的手里都一样。这量怕死的人。一个怕死的人也濒死的人。
　　濒死的人却不一定怕死。
　　“好吧，就让我——做给你看！”
　　你威仪的嘴唇浮出一丝苍白的冷笑。
　　这不易察觉的绝世凄笑突然幻化出惊心动魄的美，比任何一位女子的都要美——它足以赢得世间任何一种爱情，包括男人的在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高渐离的唱和是你一生最大的安慰，也是你最当之无愧的荣誉。
　　他的绝唱其实只奏给你一人听。其他人全是聋子。琴弦里埋藏着你们的秘密，只有死士间才敢问津的秘密。
　　遗嘱和友谊，这一刻他全部给了你。如果你折败，他将第二个用才华去死的人。
　　你凄怜地一笑，谢谢你，好兄弟！记住我们的相约！我在九泉之下，迎候你＊
　　是时候了。是誓言启动的时候了。
　　你握紧剑柄，手掌结满霜花。
　　夕阳西下，缟绫飞卷，你修长的身影像一脉苇叶在风中远去……
　　朝那个预先埋伏好的结局逼近。
　　黄土、皑雪、白草……
　　从易水河到咸阳宫，每一寸都写满了乡愁和忧郁。那种无人能代的横空出世的孤独，那种“我不去，谁去？”的剑客的自豪——
　　是的，没有谁能比你的剑更快！
　　你是一条比蛇还疾的闪电！
　　闪电正一步步带近黑夜，逼近黑暗中硕大的首级。
　　那是一个怎样漆黑的时刻，漆黑中的你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
　　一声訇响，石破天惊的一声訇响。接着便是身躯重重摔地的沉闷。
　　死士。他的荣誉就是死。
　　没有不死的死士。
　　除了死亡，还有世人的感动和钦佩。
　　那长剑已变成一柄人格的尺子，你的血只会使青铜额添一份英雄的光镍。
　　一个凭失败面成功的人，你是第一个。
　　一个以承诺换生命的人，你是第一个。
　　你让“荆轲”这两个普通的汉字——
　　成为一个万世流芳的美学碑名！
　　那天，西安城飘起了雪，站在荒无一人的城梁之上，我寂寞地走了几公里。
　　我寂寞地想，两千年前的那一天，是否也像这样飘着雪？那个叫荆轲的青年是否也从这个方向进了城？
　　这念头是否显得可笑？
　　我想起诗人一句话：“我将穿越，但永远不能抵达！”
　　荆轲终于没能抵达。
　　而我，和你们一样——
　　也永远到不了咸阳。
　　掩卷沉思
　　士为知己者死。死是荆轲最终的荣誉，也是他无可回头的选择。他的执著和忠诚成就了他悲壮的荣誉。这是灌注在历史血脉中的传统精神，在现代的社会，如何看待这种传统的精神呢？它对我们民族的历史又没有负面的影响呢？说说你的看法吧。
　　遥想苏武在匈奴
　　卓昊洋
　　他，正气与忠义的化身。他忘却富贵，铭记忠诚。他的身影出现在茫茫大漠中，他的身影走进历史的记忆里。荣华富贵的引诱，他不为之所动；艰难困苦的威逼，他不为之所伏，他用自己手中紧握的杖节谱写出了世间最美妙的篇章，震撼了人们的灵魂，感动着历史。他就是永远的苏武。
　　凌厉的风，从遥远的后方吹向遥远的前方，从未停歇。随风飘摇的草叶，青了又绿，绿了又黄，在一遍遍的轮回中承受着沉浮。
　　使命犹存乎？这又是第几个年头了呢？
　　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倚着一块饱经风雨的石头，凝视一望无垠的草原，在心里轻轻地问。
　　苍苍茫茫，在这荒无人烟的塞外，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能回答。只有他手中紧握着的节杖上，那没了旄牛尾的丝绦，随风摇曳，似在轻声应和着：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了啊……
　　这个名叫苏武的孤独者，从前拥有锦缎织就的坐席，也拥有舒适温暖的家。
　　但是，在许多年前的一个日子里，至高无上的大汉天子选择了他，持旌节奔赴屡起战火的荒蛮之地寻找可能的和平。于是，当年的中郎将苏武毅然上路了，以正使身份出使匈奴，去做一件天子期待，有利社稷，造福百姓，泽被四方的事情。
　　出发的那天，送行的场面真是盛况空前。长安城内，十里长街鼓乐喧天，大汉天子执手相送——这是多么大的恩宠！百官把酒相贺，亲朋吟诗唱和——这是多么高的荣誉！百姓自发相送，妇孺含泪祈祷和平——这是多么神圣的使命！
　　认识的、不认识的送行者，溢于言表的期盼、艳羡或嫉妒，犹如长安街官道上新铺的黄土，一一掠过他的眼帘。车里，他静静地坐着，任凭车身颠簸摇晃，任凭思绪随风飞扬，却依稀看到了阳关之外，前路丛生的荆棘和险隘。节杖被牢牢抱在怀中，那是皇帝托付给他的代表国家使命与责任的象征；一簇簇蓬松轻柔的旄牛尾仿佛重若千斤，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车别长安，转头回望，天是湛蓝的，只有几缕缠缠绵绵的云缭绕在长安城门金碧辉煌的飞檐上，依依不舍，像他的一怀离愁，欲言又止，欲去还留；一出阳关，毕竟难觅故乡、故土、故人啊……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时隔太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
　　“咩——咩——”
　　调皮的小羊羔，在快乐地跳跃着，试图追逐过往的大雁。
　　那人字形的一列大雁，可是冬去春回的大雁？是否来自我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长安？他们是否看到了我的国，我的君，我的家？是否栖息过大汉天子红色的宫墙？是否看到了长安街上歌舞升平的景象。
　　雁，无言，落寞地飞走了，而那寒风激起的千万思绪，却久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
　　我的君王，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们是否还记得，在这遥远荒蛮的塞外，还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在眺望家乡？
　　从出使到被扣留，劝降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威逼利诱了一次又一次。降，也许仅需一种态度，就意味着自由；而守，需要舍身求义的凛然，结局则将是客死他乡。一进一退之间，天壤之别呀！
　　然而，身为大丈夫，贵为和平正使，苏武岂可舍义求降？死又何足惧？只是，对于常人来说，也许选择生容易，选择死难；而对苏武而言，慷慨赴死易，不辱使命难啊！
　　在这远离故土、人迹罕至的流放之地，如何像晏子使楚那样完成使命？这种去国怀乡的愁绪，如久降不歇的飞雪，染白了他的眉须；这种日思冥想的胸臆，似岁岁枯荣的野草，生长在他的残生；这种壮志难酬的痛苦，像关外的严寒，折磨得他生不如死……
　　我的君王，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们是否知道，在这遥远荒蛮的塞外，还有一个默默守着使命的人，在渴望着达成心愿？
　　饥寒交迫的冬夜里，世交故友李陵来了。听到一声长安乡音，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风开始呜咽，草也会抽泣。他乡遇故知啊，白眉苏武像婴儿般失声恸哭，老泪纵横。
　　“人生如朝露，你又何必如此啊！”李陵的眼眶湿润了，“你还在坚持什么？你被选出来，又被遗弃，你还要选择毫无希望的忠诚吗？”
　　原来李陵也是来劝降的。
　　“那是他们的选择，我无法改变。我所能做的是，坚守一个游子对故国的信念，坚守人臣对使命的承诺。我宁可玉碎，也决不瓦全！”牧羊人的心或许已经破碎，但依然坚如磐石。
　　李陵羞愧啊，仰天长叹：“嗟呼，义士！”
　　风停下匆匆的脚步，草歇息了飘浮的摇摆，黎明的曙光虽然迟缓，却终于来临。苏武目送渐行渐远的故友的背影，掉头凝视南方，依稀看见了前方逶迤而来的故国疆边。
　　掩卷沉思
　　“人生如朝露，和自苦如是”，这是“识时务”李陵在投降匈奴之后劝说苏武的话。苏武为了坚守气节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在风雪与饥饿中和羊群度过了一生，归来时已经须发皆白。你认为苏武的做法值得吗？像李陵和卫律那样又有什么不好呢？
　　词皇李煜
　　郑纯方
　　一个亡国的君王，却被后人尊为“词帝”。在历史书上，他只会是一个治国无道，荒庸靡废的昏君，整日听歌观舞，吟咏《玉树后庭花》。但在文学史上，他又是一个才华横溢、无人可比的文学赤子。或许他天生就不该做皇帝，或许上天就是要成就一个真正的词人，但是他只有在梦里，才能忘掉悲哀的现实，重温旧日情怀。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开封西北城墙角外的孙李唐庄建造了一座李煜祠。祠堂虽是一般，不过一个普通的仿宋四合院落，灰瓦木廊的小楼、却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吟诗作歌，听书学唱，那氛围仿佛是千年的轮回。尤其是一些人竟然因为到底该不该建这座李煜祠争得面红耳赤。闻某君言:一个亡国之君，也要来建馆纪念，是何道理?赵匡胤做了开国皇帝，也要再造一座大宋皇宫不成?我欲上前置疑时，却发声不得，戛然梦醒。
　　到底该不该建李煜祠，其实见伫见智。好比“９”的两头站着两个孩童，一说是９，一说是６，对与错如何判定?还是说，说李煜其人，说李煜也是见仁见智。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随笔《假如他们不当皇帝》，这个视点蛮有意思，说李煜也应从他如果不是皇帝讲起。历史学家可以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说他是大大小小的皇帝中最窝囊废的一个，也不为怪。别人未必这么看，除了“窝囊”，还有另一个李煜，一个挺光彩、挺出类拔萃的李煜，一个仍然可以居高临下称“皇”称“帝”的李煜。
　　一
　　看一个历史人物，不必过多的从政治的角度，还可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当皇帝其实是身不由己，勉为其难，做词人却是他一生情难割舍的选择，这一选择从文化的意义上拯救了李煜自己。
　　“春花秋月何时了”?他在南京做皇帝时，写过不少风花雪月之类，沉湎于歌舞宴乐。那些词格调本来不高，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艺术平平，远比不上当年李白在长安时的诗作。生活环境使然，他不可能有大气深沉的佳构。后来，一曲离歌别江南，到汴京成了阶下囚，体会到亡国，和失去自由的痛苦，词风变得深沉哀婉，富有了极强的感染力。其艺术成就也蓦然攀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胭脂?目，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等都成了千古名句，被人传诵。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李煜词中，不管内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婉约之风一以贯之。前时的宴乐歌舞也好，后期的忍泪悲歌也罢，总是用一种委婉细腻的语调道出，只要加以弦管，唱出来悲情如缕，别是哀婉凄清。这种风格无疑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诗词创作。晚时逐步形成的以柳永、周邦彦和李清照为代表的词坛“婉约派”，追溯起来，发轫的先河恰在李煜。他用自己国家和自身命运的大喜大悲的咏唱，用自家的精神和血肉铸就了词句的辉煌。也许，后人对于李煜的艺术成就，只有肃然起敬，真诚传接，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吧。
　　二
　　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笔墨祭》，儒雅有致地谈论了毛笔文化，自然也少不了说道中国书法。其中就提到了对李煜对书法名家的评价和他自己的书法。古往今来人们在评论书法时总免不了连带着人格的评价，文如其人，书也如其人，正是这两种评价的自然揉和。一个人喜欢什么字体，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人格的选择。这就非常的有趣非常的萝卜青菜了。李后主理所当然不喜欢颜字，说他只得右军的筋骨但失之粗鲁，颇像“叉手并脚的田舍汉”。
　　一个秀气的皇帝，写着秀气的书法，使一个偏安的国家患了钙缺乏症。
　　在书法上，李煜同样坚持“婉约”的风格，不欣赏那种厚重与豪放。据说，李煜的书法也极有灵气，功夫深厚，写字时的样子看得出绣花女的姿态，偏执得像个唯美主义者。即使模仿的王羲之碑帖亦可乱真，让后代的研究者颇费神猜，难辨真伪。他的书法里顽强表现的那份天生的秀气，对宋以后的书画也的确称得上是滥殇。南唐时代出现了有名的美术作品《韩载熙夜宴图》，对当时士大夫生活图景是一个艺术的再现，而且具有了史料的价值。作品在艺术上十分的细腻传神，得李煜的偏爱自然在情理之中。李煜在音乐舞蹈方面的成就也是史家都承认的，此不细说；至少在孙李唐庄时他悲吟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朋中”，那支涕泣的竹笛和流泪的琵琶应该是声犹在耳的吧?
　　还不止这些，我读过一本宋宫演义，书中记录有李煜夫人小周后发明过一种“帐中香”，将火香用鹅梨蒸了，置于帐中，沾着人气，便发出一股甜香来。李煜也用茶油花籽制出一种花饼，名为“北苑妆”，那是有香味的化妆品，特受妃嫔宫人的喜爱。还将茶乳片，制作各种香茗，加上９２种甜香点心等，他在饮食文化中也有所作为。
　　“窝囊废”皇帝在另一曲，可能是饮食、美容文化创意的天才。
　　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臻于享乐的李煜终成亡国之君。所以当赵匡胤的千万军马一朝攻克采石把他钓几成摆设的十万水军迅扫而空，他慌了手脚，无心抵抗就乖乖地举手投降了。他流着泪被押上船，一路哭到京城，就囚禁在孙李唐庄。
　　于是，一个哭哭啼啼的李煜出现在宋都。
　　囚徒生活寂寞凄凉。这时，他几乎失去了一切，唯一没有失去的只剩下诗词了。词最终要了他的性命，词又是他活下去的依据。一个既无硬骨又不会逢迎的李煜，只能与词共舞打发余生了。那些词浸满了血泪，不再是轻吟浅唱，前是凝结了国破家亡的悔恨悲怨。七夕，他写下那首著名的《虞美人》，诚知“不堪回首”还非要回首，他已经不能自已。周后因是他的生日备下酒菜，聊以致贺。李煜让她唱歌，自己以笛伴奏。不想隔墙有耳，报与宋皇，一杯鸩酒把他的终点留在了那个村庄。
　　李煜去了润留下了。词艺的辉煌浸着冷凝的血色，让灵魂在此间飞天羽化。
　　深秋，我去了一趟李唐庄。时间能改变一切，村庄不是原来的村庄了，低矮古旧的老屋越来越少了，错落的别墅小区让怀旧的视线没有了落点。秋风中我驻足良久，细听落叶空寂的飞鸣。那个哽咽着远去的故事，会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呢?
　　掩卷沉思
　　“诗穷而后工。”李煜的人生加深了我们对苦难的认识，词人经过苦难的磨砺而登上了艺术的顶峰。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苦难是流动于地底的地火，苦难是在让你的思想升华，苦难是为你开设出一道壮丽的风景线。我们不必赞美它，但我们要迎接它。面对人生的苦难，你想说些什么？
　　不朽的失眠
　　张晓风
　　那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夜晚，远离家乡的孤寂，名落孙山的失落，愁绪如黑夜般浓重，孤愁中，作者写下了自己不朽的名篇，让自己的伤感随着那悠扬的钟声传彻千古，也给我们在夜晚中带来一段美妙的享受。多少次有这样的经历，只要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在寂静沉默的时刻，我们总想听到那震颤人心的钟声。
　　他落榜了！一千二百年前。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啊！竟单单容不下他的名字“张继”那两个字。
　　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划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这件事，令他羞惭沮丧。
　　离开京城吧！议好了价，他踏上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笏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股，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
　　船行似风。
　　江枫如火，在岸上举着冷冷的爝焰，这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个触动愁情的地方。
　　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该睡觉以便养足精神第二天再读。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冷雁高的季节，容许一个落魄的士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地收纳古往今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
　　这样的夜晚，残酷地坐着，亲自听自己的心正被什么东西啮食而一分一分消失的声音。并且眼睁睁地看自己的生命如劲风中的残灯，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抗拒，油快尽了，微火每一刹那都可能熄灭。然而，可恨的是，终其一生，它都不曾华美灿烂过啊！
　　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愈深，愈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余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
　　起先，是睡眠排拒的他。（也罢，这半生，不是处处都遭排拒吗？）而后，是他在赌气，好，无眠就无眠，长夜独醒，就干脆彻底来为自已验伤，有何不可？
　　月亮西斜了，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有乌啼，粗嗄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它一声声叫得更黯淡了。江岸上，想已霜结千草。夜空里，星子亦如清霜，一粒粒零落凄绝。
　　在须角在眉梢，他感觉，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淡少年的容颜。
　　江上渔火二三，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世路艰辛啊！即使潇洒的捕鱼的，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吧？然而，能辛苦工作，也是一种幸福吧！今夜，月自光其光，霜自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我张继，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个，是既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福气去睡眠的一个……
　　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庙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衬底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心坎上，正中要害。钟声那么美丽，但钟声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既然失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枫桥夜泊”四字。然后，就把其余二十八字照抄下来。我说“照抄”，是因为那二十八个字在他心底已像白墙上的黑字一样分明凸显：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
　　一千二百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纸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第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
　　掩卷沉思
　　一首诗，给了我们一段心灵上的启迪，情感上的享受。作者在深刻的解读和想象中获得了最大的艺术享受。在自己的阅读经历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请像作者一样，选取一首自己喜欢的诗词，走进作品，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吧。
　　想起范仲淹
　　周大新
　　记住范仲淹，还是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世之言，千百年来，回荡在历史的长空之中，连同那巍巍岳阳楼，成为人们心灵深处永恒的一道风景，后人读之会产生多少崇高的享受和美妙的警示。范仲淹的宽阔胸襟不仅仅写在文字里面，刻在岳阳楼上，更重要的是在自己为官一任，造福八方的实际行动中。这位经常处于”江湖之远“的文人才会永远的留在历史的记忆里，让后人时时想起……
　　在宋朝写词作文的人中，我常想起的，是范仲淹。
　　我所以常想起他，最初是因为他那些写离愁别绪的词句特别能打动我的心：“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客居异乡的我，每每读了这些词句总能引起心的共振。后来知道他曾在西部边陲守边四年，率兵御西夏，更对他生了佩服之心，自己身为军人，当然知道戍边的那份辛苦和不易。再后来读史书知道他在朝中做官时，敢于上书直谏，力主改革施行于民有利的新政，更对他生了钦敬之心。再后来晓得了他的家事，知道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幼年生活十分贫苦，长大后发奋读书，昼夜苦学，终于凭自己本领考中了进士，对他便越加敬佩了。
　　令我常常想起他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我的故乡邓州曾做过一任知州。邓州在做过一回邓国的都城，风光了一些年之后，长时期陷入了默默无闻的境地。直到范仲淹被贬降到邓州做知州时，邓州的名字才又渐渐响亮起来。他的任期虽短，可给邓州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记住的东西。
　　１０４６年的范仲淹，已是五十七八岁的老人了。而且就在前一年，他在宋仁宗支持下施行的“庆历新政”改革失败，被罢参知政事职务，逐出京都。若是一般人，此时肯定是牢骚满腹，得过且过，喝喝闷酒，骂骂娘，亦或是像某些做官的，找一个“小姐”，沉在温柔乡里做罢，再不会去努力做什么了。但范仲淹不，他上任伊始，就四处察访民间疾苦，了解百姓之忧。之后，他就开始做两件事，一件是重农事，督促属下为百姓种粮提供方便，让人们把地种好，有粮食吃；一件是兴学育才，在城东南隅办花洲书院，为邓州长远的繁荣培育人才。
　　就是他办的这后一件事让邓州的名字在大宋国里又响亮起来。据传，他亲自踏勘书院地址，亲自审视书院的设计。他从远处为书院请来讲学的老师，他还抽暇亲自为书院学生讲学。据传，他在书院倡导有讲有问有辩。花洲书院的名字随着范仲淹的名字开始向四处传扬，一时令远近州县的学子们激动起来，有人步行来书院观览盛景，有人骑马来求留院学习。据说，连北边有名的嵩阳书院也派人来问传授学问之法了。
　　也就在１０４６这一年，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在湖南岳州主持修缮城池，当岳州城面向洞庭湖的西城门楼———岳阳楼修复工程告竣时，滕子京写信给范仲淹，并附“洞庭晚秋图”一幅，派人到邓州请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现在已不知道信使抵达邓州时的具体情景了，我猜想，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就在新修的花洲书院里，范仲淹接过了信使呈上的老友来信，他边在夕阳里读信边想起了与滕子京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同时考中进士的那种欢欣之状，想起二人曾共同参与修复泰州海堰工程的情景，想起两人当年在润州共论天下事的豪情，想起在西北前线二人一同领兵抗击西夏侵略的往事，想起两人一同遭陷被贬的现状，一时百感交集，遂转身进屋，展纸提笔就写，于是，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散文杰作《岳阳楼记》，便诞生了。
　　不过是一个时辰的挥笔书写，却给多少代人带来了阅读快感和深思。就在这篇不长的散文里，范仲淹记事、写景、言情、说理，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展示了出来，并给我们留下了忧国忧民的千古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此，人们只要一说到这个警句，就会想起范仲淹，也跟着会想起《岳阳楼记》和它的诞生地———中原邓州。邓州这个地方因一篇文章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人们直到今天还不断重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警句，是因为天下仍有忧有乐，人们尤其是知识者和官场中人，面对忧乐时，取先乐后忧或取只乐不忧的，还大有人在。不是还有人在用公款胡吃海喝？不是还有人贪了国家钱财后潜逃国外游山玩水去享福了？不是还有人拿了老百姓的钱去满足赌兴一掷千金？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包括一个警句的时兴。
　　范仲淹用他的文章给天下人也包括给邓州人送去了美的享受和千古警示，人们包括邓州人自然不会忘记他。前不久，邓州人千方百计筹款，重修了他当年修建的花洲书院，使书院再现了当年的那幅盛景。如今，当你在书院的讲堂里、小院中、游廊内和荷池旁踱步时，你会不由得想起那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被贬知州，会不由得猜测他在哪所房子里写下了《岳阳楼记》，会不由得去猜他来邓州上任时的那份复杂心绪。
　　范仲淹是在写完《岳阳楼记》的六年后去世的。我估计，在他挥笔书写《岳阳楼记》时，疾病可能已经缠上了他的身子，只是他浑然不觉，仍在为天下忧虑，为百姓和朝政忧思。１０５２年他在徐州与这个世界做别的那一刻，他应该是心神两宁的，因为不论是作为一个官人还是作为一个男人亦或是作为一个文人，他都做了他所能做的，都做得很好，他对他的时代问心无愧。也是因此，他值得我们后人尊敬。我身为一个军人一个文人一个男人，每一想到他，就会觉得，他值得我效仿的地方真是很多。每一想到他，我也常会问自己：范仲淹在近千年前做到的，你都能做到吗？我还会经常想起你，老前辈！
　　掩卷沉思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是杜甫登上岳阳楼而留给我们的雄浑扩大的境界。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能给我们这样的享受。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尚有如此的气象，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人又何尝不能？重读《岳阳楼记》，看它又能给你怎样的体会？结合具体的句子说说。
　　读懂苏轼
　　黎文雄
　　苏轼，给柔婉的宋词增添了钙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是苏轼；做豪放之人，具温柔之心，是苏轼。知进退，轻荣辱，是苏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苏轼。看破人生如梦，却依然乐观豁达，是苏轼。如果没有苏轼，中国文学史该寂寞多少；如果没有"大江东去"的词作，宋代词坛又该寂寞多少。读懂了苏轼，就是悟透了人生。
　　在险峻陡峭的石壁下，在奔腾怒吼的大江边，一个人在捋着胡须，昂首挺胸，眺望着那江水与天的边际。他在想些什么呢？
　　每当我看见这幅名为《赤壁赋》的国画时，心中就有种想读懂苏轼的欲望。
　　苏轼，这位不羁的东坡居士，他的经历是很苦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被贬黄州，来到这个叫“赤鼻矶”的地方，开始了他曲折的经历。诚然，正是他的不平经历，才促使他写下一系列被称作“铁板铜琶”的豪放派诗词。
　　读苏轼，首先要读他的胸襟。要遣出心中的郁闷，自然要饮酒，于是有了“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酒酣胸胆尚开张”。苏轼的饮酒是遣怀，并非消沉。“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就是在赤壁这里写下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好一个“天涯何处无芳草”！苏轼才高八斗，“厚积薄发”，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一句一句，字里行间不都透露出他的志存高远，他的豁达胸襟吗？所以，我常常想起苏轼举酒临江的这一幕，这是一种豪迈气概，是豪放派的力量！
　　读苏轼，不能不读他的多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有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流传千古；《念奴娇?赤壁怀古》里有一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脍炙人口；他思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更是感人肺腑。文人便是多情，寄情于文，才使文学作品有生命，有活力，活到现在，活到永远！
　　读苏轼，更要读他的爱国。尽管他被贬，但这丝毫不削弱他的精忠报国之心，反而激起他的报国激情。在他想起周瑜当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飒爽英姿时，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为国家建立奇功呀。只可惜，报国无门！在他官场失意，心中的压抑再度被触动了的时候，又回到现实中来了。他是一个无处施展能力的人，只能“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做我傲霜挺立的苏轼；“莫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喝我的酒，作我的诗，趁着年轻气盛的时候。
　　风起了，卷起江水撼动着石壁。明朗的月光下，一叶扁舟渐渐远去，只留下那读不尽的苏轼的背影。
　　掩卷沉思
　　作者从苏轼身上读出了他的苦闷、胸襟、多情、爱国。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苏轼。你读懂苏轼了吗？了解苏轼的生平，阅读有关他的传记，赏析他的诗文，相信你一定会读出另外一个苏轼，这个是来自你心中的。
　　喜欢苏东坡（节选）
　　方方
　　他秉性真诚，一生敢于直言，敢于批判；他宽厚仁爱，每为官一方，皆能留爱一方；他一生历经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但始终刚正不阿，坚忍不拔；特别是他身处逆境时豁达乐观、超旷高远的人生境界，是留给后世的最大精神财富，堪称中国文化中理想人格的范型，以至于一千多年后，还有很多人禁不住要说出自己对他的喜欢之情。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名垂青史的文人多如牛毛，被后人格外喜欢的诗人亦不计其数。但往往诗文作得好的，可人不可爱；人品相当不错的，诗文却不过尔尔。而像苏东坡这诗文书画和人品道德都趋于完美都富于魅力者实在也是凤毛鳞角。所以，我总觉得自从有了苏东坡后，除去李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人都在他的光照对比下显得黯然失色。
　　喜欢苏东坡当然最先是由他的诗文开始。对于苏子诗文，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都不觉得有过。在中国，如若游历名山名水，如若中秋月下饮酒，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苏东坡仿佛离了苏东坡，山、水、月、酒都会大为逊色。历史上最具文化意义的山是庐山，将庐山写得最有韵味的诗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水是西湖，将西湖写得最为传神的诗也是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中秋，自有了苏东坡大醉而作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其他便都"余词尽废"。无论苏东坡是在思亲，或在怀旧，无论他自品孤傲，或自作潇洒无论他心情畅快，或清苦闷，总而言之，但凡他有所作，其作品都几乎可列人同类作品"之最"。当年神宗陛下每逢"举箸不食"时，人们就知道他必是在读苏东坡的文章；学者章元弼家有美妻，可因大爱苏子诗文，每日读之不肯放手，其妻难以忍受，章便为苏而休了妻。一个人的才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让人除却佩服和仰慕外，再无话可说。
　　苏东坡之让无数的后人崇敬和偏爱，除了他的才华盖世，还因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旷达又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富于正义又富于情感的天性所致。他的性格色彩层次丰富，太具魅力，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倾倒。他的人生经历也算是够坎坷的了，因为才华太出众而一生受小人陷害：坐牢于京城，遭贬于黄州，浪迹于天涯，最后还上了个"元佑党人碑"，累及子女。观其一生，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少太平宁静的日子，然而他也并没有因了这些而整日里蓬头垢面哀哀切切，见人便"痛诉革命家史"。困惑虽有过，烦恼也有过，但这些到底也还是如同烟云从他悟性非凡的心里只作穿行而从不停滞。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热爱着生活，乐观着人生，使他的天才横溢一生；他一戏墨，就创立了中国文人画；他一写字，就有着惊世的书法流芳千古；他一好吃，就传出东坡肉"、"东坡饼"诸类佳肴；他一穿戴，就使"东坡帽"、"东坡屐"民间长存；他一说笑，就让和尚成为名僧……如此等等，仿佛只要苏东坡稍一动弹，就会留下一道浓重的文化色彩。一个人能活得如此举足轻重，那该是件多么有趣的事。中国的文化倘若将苏东坡连根须带枝蔓地挖取出来，我相信整个中国文化史都会因之而失重。正是有了苏东坡的存在，有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精神的存在，才让我们后人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天才诗人，什么叫做大家气度。
　　我喜欢苏东坡有些人迷，甚至听不得别人不喜欢苏东坡。如有听之，便一定是红下脸来，意欲一争高低。这种态度，使得我家先生一次不由得问：如果你同苏东坡活在同一时代，你是不是会嫁给他？只要苏东坡肯娶我的话。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不知道，能成为世上第一个阅读苏东坡诗文的人，能一天到晚听到苏东坡谈笑风生的人该是怎样的幸福！
　　掩卷沉思
　　喜欢苏轼真的是一种幸福。因为苏轼本身就是一部书，内涵丰富，饶有趣味。每个人读后都会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你最喜欢苏轼的什么？说说自己的理由吧。
　　郁孤台之魂
　　徐南铁
　　辛弃疾，血脉里流淌着北方人粗犷豪迈的因子。他出身书香门第，却生逢乱世，际遇坎坷。他身为文人，善于吟诗作赋，却也能深入敌营，勇擒叛徒。这就成就了一个亦官亦侠，能文善武的辛弃疾，英勇善战，儒雅风流。时至今日他的字里行间依然剑气逼人，读时耳边犹有铮铮之声。
　　我与辛弃疾在郁孤台上相会。
　　八百年的时光衔枚疾走，郁孤台几番修修废废，辛弃疾凭栏远眺的凝重身影却在台上徘徊。
　　你还在俯望着江水吗？这江当然不是八百年前的江。八百年前，金兵入侵，生灵涂炭。你叹息那清清的江水中有多少行人泪。如今，废城墙外建起了一座华丽的人行桥，桥上行人不断，桥下木船相连。
　　你还在倾听对岸山中的鹧鸪声吗？对岸的鹧鸪曾经为你的壮志抱屈，与你“天凉好个秋”的心曲唱和。今天，你的鹧鸪已飞入历史的深处。对岸陈列的是工厂、民居。鹧鸪的子孙只在更远的山林中吟哦古调。
　　幼时就读过你的“郁孤台下清江水”。那时住在赣州，却不知这郁孤台就在赣州的西北角。及至知道了城内叫田螺岭的高阜就是你“西北望长安”的高台，我急匆匆兴冲冲地骑着车奔向那里，想依着你的英魂去领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沉郁、苍凉以及辽邈的历史感。没想到红漆剥落的院门被一把铁锁紧扣。抬眼望去，郁孤台一派败落不堪风雨之貌，灰冷、凋敝，连板壁也不全。只有晾在台上的几件艳丽衣服才见出一分亮色。但是，在蓝色天幕的衬托下，郁孤台的飞檐高高翘起，依然孤傲、挺拔、风骨凛然……
　　今天，我们终于在郁孤台上相会了！
　　今天的郁孤台披红点翠，焕然一新，好一副古装的雍容贵态。我相信，作为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里”的词人，你不会为一座郁孤台的兴衰慨叹。你的身影本不是因台的兴衰而兴衰的。
　　三层的郁孤台高不过１５米，但因建在高处，赣州尽收眼底。赣州不居交通要冲，除了当地的文人墨客偶尔雅集，郁孤台游人不多。这更好，我可以静心同钟爱的词人一起面对这无限关山无限江天，让无限思绪扑面而来。
　　我问辛弃疾，在郁孤台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接受过那样多的咏唱，苏东坡、戴复古、李梦阳……都是文坛巨子，为什么只有你的一首《菩萨蛮》成为千古绝唱？
　　辛弃疾不语。我久久凝望着他极目天外的侧影，那非常熟稔的神情渐次幻化为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龚自珍……我猛然明白了！
　　“可怜无数山”的襟怀，“江晚正愁予”的情愫，不就是中华文化脉搏上激越的音符？
　　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江风中猎猎作响。人去，这种精神不去；台颓，这种精神不颓。即使滔滔江水干了，这种精神也将奔流不息地传衍……
　　辛弃疾依然徘徊在郁孤台上。我走下台来，久久地回望郁孤台。也许，历代人民屡屡修复它正是为了辛词中的一片丹红？
　　郁孤台郁结着民族魂！
　　掩卷沉思
　　郁孤台郁结着民族魂，更饱含着英雄气，悲愤情。这几乎是辛弃疾词作的底色。一方面是英雄豪杰奋发向上的豪情，一方面是备受压抑的抑郁不平，在《菩萨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请再赏读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你一定会获得更深切的感受。
　　夜读岳飞
　　李元洛
　　你还在武侯祠观壁间文章吗？滔滔江水牵扯出的历史让人无限跌宕。金兵入侵，生灵涂炭，岳家军声声气如虎，振山河，金戈铁马去，马革裹尸还。你还记得《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你由行书到草书，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你留下的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而是硝烟铁蹄，长枪大戟的战场。让人扼腕致誓。阅读岳飞，带给我们的是别样的情感。
　　窗外，江南的春雨潇潇。远处高楼上五彩霓虹灯明灭不定，近处有流行音乐在卡拉ＯＫ泛滥新潮。我独坐书房，像独守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挑灯夜读八百年前的岳飞。
　　我读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丞相祠堂何处寻？多年前有缘去四川成都，刚刚从杜甫《蜀相》诗中走进去，便在武侯祠的回廊上被镇住了。回廊壁上嵌着两块硕大的青色石碑，镌刻的正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我平日也读过不少碑帖，最令我五内如沸的莫过于这一方了。那遒劲奔放的行草，喷自一管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凌云健笔，涌自一位英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激烈壮怀。巴山楚水，万叠千重，我无法将那碑文搬回家去，只能将它藏在心中。数年之后，我专程拜谒谭嗣同的家乡浏阳，竟然在浏阳的书店买到新出版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谭嗣同是封建末世的奇男子，岳飞是名标青史的伟丈夫，我的遇合冥冥之中有什么天意吗？我庆幸我的夙愿于斯时斯地如愿以偿。
　　今夜，窗外是潇潇的江南春雨。我没有去凭栏，我耽读岳飞书于《出师表》之后的“跋”：“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我的耳边，敲响岳飞八百年前在南阳武侯祠听到的雨声，我的眼前，红起岳飞当年夜深不寐时点燃的烛光。岳飞他瞻仰武侯祠而泪下如雨而坐以待旦而挥涕走笔，这不是一种精神人格上深刻的领悟、沟通和激动吗？一位，少年时母亲就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的叮咛；一位，在危急存亡之秋向历史和苍生作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白，虽然异代而不同时，这却是一个心忧天下的灵魂和另一个心忧天下的灵魂的隔代相呼，是一颗高贵的心和另一颗高贵的心的遥相感应。八百年后的今日春夜，我侧耳倾听的是江南夜雨，更是那英雄二重奏的铿然和鸣。
　　稍后于岳飞而呼吸在同一个时代的陆游，对《出师表》也赞美不已：“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表》的具体指涉，也许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今天夜半我挑灯仔细看的，是和我们仍然十分亲近的岳飞的事迹。有一回，岳飞和一群文人学士谈及纷乱的时局，有人提出“天下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岳飞有名的回答传于后世，直到今天仍然掷地作金石之声而振聋发聩：“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当今之世，钱潮动地，欲浪拍天，芸芸众生对财神的尊敬不是远远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神明？岳飞登坛拜将，身居高位，但自俸仍然甚俭，全家仍然是布衣粗食，他无论平时或战时也仍然和士卒同甘共苦，这样，岳飞的部队上下一心，真正是“战无不胜”，连强敌也无可奈何地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人欲与物欲一起横流，穷乡僻壤仍然饥肠辘辘，酒楼宾馆有的人却挥公款如挥泥土。
　　窗外，今夜已潇潇雨歇。在商品狂潮的惊涛拍岸声里，在现代的滚滚红尘之中，我再一次夜读八百年前的岳飞。我读人的傲然脊梁，读民族的浩然正气，读历史的巍然丰碑。
　　掩卷沉思
　　一篇《出师表》沟通了岳飞和早他几百年的诸葛亮的心。以至于岳飞挑灯夜读，夜不能寐，激动之余，挥泪写下全文。这是用心血浇铸出来的至文，是两颗高贵的心灵精神碰撞的结晶。那么究竟是《出师表》中的哪些内容打动了岳飞呢？读一读诸葛亮，读一读岳飞，比较二人的异同，写下你的感悟。
　　梅香正浓
　　白桦
　　弘光元年三月，清兵围扬州，史可法调援兵未成，坚守扬州，全军战死，无一人投降。清兵屠扬州十日。曾经繁华富庶的扬州城，顿时化为骨山血海……百年之后，望登临梅花岭，吊唁先烈。梅花暗香浮动，史公音容似见，令人荡气回肠。"我，史阁部也！"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胜过无数豪言壮语。沉浸在浓郁的梅花之中，仿佛嗅到了先人精神的芬芳。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９岁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天西门之内。１９３９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味、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
　　“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陈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住。
　　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５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是史可法的宗师、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文章以左光斗“视学京畿”起笔，描写他在风雪古寺之中偶见一书生伏卧案头，他读了书生刚刚写就的文稿，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不久，左光斗主试，当他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并召见。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唯此生耳。”文章紧接着就写到左光斗被阉党陷入牢狱，史可法朝夕在狱外无门可入。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立即筹了５０两黄金，“涕泣谋于禁卒”，禁卒受到感动，让史可法化装为掏粪者进入牢房，史可法跪着抱住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在光斗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喝斥他速去：“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
　　史可法才“不敢发声”，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应该说，从那时起，铁石肺肝的左光斗也铸造了史可法。
　　“顺治２年酉４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这是全祖望《梅花岭记》一开始的两句话。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副奖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２５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终于为清兵俘获，史可法“大骂而死”。前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轻生，后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惧死。
　　南明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受命于危亡之秋，内忧外患，情势正如“史公墓”前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持朝政，大将左良玉病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清兵大军压境，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的调度，困守孤城，清兵破扬州后屠城１０日，尸山血海。风雪寺中苦读的史可法所以能成就为永垂不朽的史可法，难道和不成人形、血肉模糊的左光斗的厉声喝斥没有关系么?!史书里写道：史可法每上书福王论及国事，必再三朗读草稿，涕泪满面，部将与士兵均为之动容。
　　这就是为什么扬州城破之后，全军将十无一降敌的重要原因。史可法的精神光焰烛照孤城扬州，并点燃了每一个军民胸中的正气。
　　史可法生前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但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因而生出许多“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众多冒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来。全祖望接着写了一段明末第一号大汉奸洪承畴与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光奎的对话。洪问孙：
　　“你在军中，知不知道史可法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他：
　　“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令斩杀孙兆奎。全祖望感叹说：
　　“其气浩然，长留天地之间。”
　　左光斗之前，中华先烈灿若繁星；左光斗之后有史可法，史可法之后，有孙兆奎，有夏允彝父子，有秋瑾、李大钊、方志敏……依然是群星璀璨。
　　史可法墓前的飨堂上有一幅当代人撰写的七言楹联，使我吟哦良久：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红梅如血泪，明月是冰心。“二分明月”出自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瞻仰了史可法的衣冠冢以后，西向步入史公祠，祠内挂有史可法坐像。这位出生于中原的乡里先贤似在审视我，使得我顿时由伤感而肃然。一位中年女解说员走过来，主动向我介绍史可法的生平事迹，虽然这些解说词她讲述过何止千百遍，但依然声情并茂，激情溢于言表。馆长走进来对她说：“你不要给白先生讲解了，他不需要你讲解。”其实不然，我很想听她讲下去，虽然她讲的一切我都知道。于是，她递给我一本简陋的中学生练习簿，要我留几个字，我有些踌躇。翻开练习簿，看见已有许多景仰者的留言，其中甚至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和文化人。思索再三，只好恭恭敬敬在练习簿上写下这样几句发片肺腑的感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
　　伫立梅花岭下，依依不忍即去，虽非梅花开放季节，大地却久久沉浸于浓郁的梅香之中……
　　掩卷沉思
　　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在精神火炬的烛照中，有的人正气满身，凛然高洁；有的人却重利轻义，寡廉鲜耻。美与丑，正义与邪恶，高尚和卑鄙，似乎总是这样相伴而行。史可法与洪承畴，岳飞与秦桧，还有很多。找出他们来，用生动的语言让他们的灵魂进行一次对比。
　　用心灵走近蒲松龄
　　韩青
　　感谢他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神仙鬼狐的荒诞世界。一个穷酸的书生，没有一味沉沦于自己的落魄失意之中，而是为中国文学献上了别具风采的一笔，这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在不得志的文人之中，他恐怕是失意时间最长最彻底的一位，但他同样用书生的柔弱之躯抗起了自己的文化使命。“穷则独善其身”，在“独善”的同时，他向世人奉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深刻。有人讥讽他的猥琐，其实他同样是真正的大儒。
　　一个人沿崂山古径攀援，直至崂顶。在这与天穹比邻的天界，择石坐定。那苍海波涛，翩飞鸥鸟，尽收眼底；那阵阵经声，缭绕烟雾，也随罡同一起遁入云端。一个人的世界，最易浮想。想到自己离开生我的这片海边热土已近三十余载了，而这些年来，我苦苦求索的精神之旅中，每每徘徊不定时，冥冥中不时有一面容清癯的老者与我直面，让我汗颜。我知道，他就是清代伟大的布衣作家蒲松龄。
　　我似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从海边起飞，降落在鲁中的孝妇洞畔，一呆就是三十余年。一旦在这儿扎下了根，就再也不想挪窝起飞了。在淄博，我经常以地主的身份带领外地客人去蒲家庄蒲松龄故居访问。岁月不居，前尘如海。蒲松龄既平凡近人又崇峻旷远的形象，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记不清去蒲家庄多少次，但给我印象刻骨铭心的还是我一人前往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拜谒蒲松龄先生正是“文革”动乱年代，当我听说蒲松龄的墓椁被挖开了时，我的心震颤了，便乘公共汽车到洪山，再沿乡间泥路磕磕绊绊地去了蒲氏墓园。那时墓园没有围墙，老远就能见到几丛高大的古柏下新挖的黄土堆积如丘。走近了，看清墓穴洞开着，只见些许朽木、碎骨、发丝，墓地周遭纸灰飘零，据附近一老者言，这是墓中一部书的残迹。这是一部从未面世的书，是作者临终前叮嘱家人务必与其合葬的一部书。
　　果真如此，这太可悲了。日后若以现代高科技摄像技术，必将全真迹大白于天下。先生《聊斋志异》成书后，王渔洋１６８８年题写了那首著名的《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的绝句：“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一年，蒲松龄４８岁，离他驾鹤西去，还有２７年的人生旅程，作为一生勤奋笔耕的蒲留仙，决不会坐等时光，我想坟前这部“飞天”之作，很可能就是他继《聊斋志异》之后，又一部力作。我想，在写作上，或许会丢掉他惯用的狐鬼花妖的表现形式，而选择直抒胸臆的笔触，既然要去另一世界阅读，就不必再讳避文字狱的加害了。
　　上述王渔洋“戏书”的绝句，肯定了《聊斋志异》源于民间生活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忽略了作者创作此书的“孤愤”襟怀。蒲松龄在《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言道：“《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这就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寒夜灯下，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和鞭笞。这与《聊斋志异》所言：“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说明作者是有所寄托的，而并非仅为“姑妄言之”。
　　“文革”期间，蒲松龄故居的大门被一把锈锁将其与外边疯狂的喧嚣隔开。当我被留守故居的蒲玉水老人从一个便门带进院内时，顿觉寂静异常，满院荒草离离，墙壁、屋宇都露出些破败的样子。蒲松龄居住过的正房那纸糊着的窗棂，被风当作口哨不时吹响，几只麻雀从窗棂间飞进飞出，我们步入屋内，见几样破旧物件随便地堆在地上，正面悬挂“聊斋”匾额的背后，已被一对麻雀夫妇选作生儿育女的暖巢，破败至此，令人不免心寒。但当我听到蒲玉水介绍说，蒲松龄墓穴中出土的印章、灯台、酒盅等什物，还都保存完好时，我不仅感到这个死后不得安宁的灵魂，日后必将还有重修墓园之日。我相信：泯灭的是肉体，而不死的是灵魂。
　　掩卷沉思
　　聊斋里的鬼狐故事一定听说了很多，用心灵去阅读和思考，才能获得最大的真实和深刻。郭沫若先生曾有题云：“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蒲松龄的艺术成就做了高度的评价。请结合自己所读过的聊斋作品，谈谈你的看法。
　　忆白石老人
　　艾青
　　齐白石，大器晚成，大智若愚。以朴拙之笔绘精巧艺术，以平淡之心迎盛名大誉，是传统文化给了他这样的生存智慧和艺术才华，使他独树一帜，成为难以超越的一座艺术高峰。我们就要在诗人艾青的引领下，结识这位老人，这位性格可爱的文化伟人将以他的普通和率真打动我们。其实这也正如他的画，简约而富有神韵。
　　１９４９年我进北京城不久，就打听白石老人的情况，知道他还健在，我就想看望这位老画家。我约了沙可夫和江丰两个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车胡同十三号。进门的小房间住了一个小老头子，没有胡子，后来听说是清皇室的一名小太监，给他看门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化接管委员，穿的是军装，臂上带臂章，三个人去看他，难免要使老人感到奇怪。经李可染介绍，他接待了我们。我马上向前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看了老先生的四张册页，印象很深，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你，今天特意来拜访。”
　　他问：“你在哪儿看到我的画?”
　　我说：“１９２８年，已经二十一年了，在杭州西湖艺术院。”
　　他问：“谁是艺术院院长?”
　　我说：“林风眠。”
　　他说：“他喜欢我的画。”
　　这样他才知道来访者是艺术界的人，亲近多了，马上叫护士研墨，带上袖子，拿出几张纸给我们画画。他送了我们三个人每人一张水墨画，两尺琴条。给我画的是四只虾，半透明的，上画有两条小鱼。题款：
　　“艾青先生雅正八十九岁白石”，印章“白石翁”，另一方“吾所能者乐事”。
　　我们真高兴，带着感激的心情和他告别了。
　　我当时是接管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学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
　　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特别强，能准确地捕捉形象。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画的昆虫，纤毫毕露，我看见他画的飞蛾，伏在地上，满身白粉，头上有两瓣触须；他画的蜜蜂，翅膀好像有嗡嗡的声音；画知了、蜻蜒的翅膀像薄纱一样；他画的蚱蜢，大红大绿，很像后期印象派的油画。
　　他画鸡冠花，也画牡丹，但他和人家的画法不一样，大红花，笔触很粗，叶子用黑墨只几点；他画丝瓜、窝瓜；特别爱画葫芦；他爱画残荷，看看很乱，但很有气势。
　　有一张他画的向日葵。题：
　　“齐白石居京师第八年画”，印章“木居士”。题诗：
　　“茅檐矮矮长葵齐，雨打风摇损叶稀。干旱犹思晴畅好，倾心应向日东西。白石山翁灯昏又题”。印章“白石翁”。
　　有一张柿子，粗枝大叶，果实赭红，写“杏子坞老民居京华第十一年矣丁卯”，印章“木人”。
　　他也画山水，没有见他画重峦叠嶂，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他一张山水画上题：
　　“予用自家笔墨写山水，然人皆余为糊涂，吾亦以为然。白石山翁并题”。印象“白石山翁”。
　　后在画的空白处写“此幅无年月，是予二十年前所作者，今再题。八十八白石”，印章“齐大”。
　　事实是他不愿画人家画过的。
　　我在上海朵云轩买了一张他画的一片小松林，二尺的水墨画，我拿到和平书店给许麟庐看，许以为是假的，我要他一同到白石老人家，挂起来给白石老人看。我说：“这画是我从上海买的，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画人家画不出来的。”署名齐白石，印章是“白石翁”。
　　我又买了一张八尺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起来。阿爷尝语，先朝庚午夏，星塘老屋一带之松，为虫食其叶。一日，大风雨雷电，虫尽灭绝。丁巳以来，借山馆后之松，虫食欲枯。安得庚午之雷雨不可得矣。辛酉春正月画此并题记之。三百石印富翁五过都门”，下有八字：“安得之安字本欲字”。印章“白石翁”。
　　他看了之后竟说：“这是张假画。”
　　我却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把它赶出来的。”他知道骗不了我，就说：“我拿两张画换你这张画。”我说：“你就拿二十张画给我，我也不换。”他知道这是对他画的赞赏。
　　这张画是他七十多岁时的作品。他拿了放大镜很仔细地看了说：“我年轻时画画多么用心呵。”
　　一张画了九只麻雀在乱飞。诗题：
　　“叶落见藤乱，天寒入鸟音。老夫诗欲鸣，风急吹衣襟。枯藤寒雀从未有，既作新画，又作新诗。借山老人非懒辈也。观画者老何郎也”。印章“齐大”。看完画，他问我：“老何郎是谁呀?”
　　我说：“我正想问你呢。”他说：“我记不起来了。”这张画是他早年画的，有一颗大印“甑屋”。
　　我曾多次见他画小鸡，毛茸茸，很可爱；也见过他画的鱼鹰，水是绿的，钻进水里的，很生动。
　　他对自己的艺术是很欣赏的，有一次，他正在画虾，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根长长的头发粗细的须，一边对我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
　　他挂了三张画给我看，问我：“你说哪一张好?”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你懂得。”
　　我曾多次陪外宾去访问他，有一次，他很不高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我说：“他称赞了，你听不懂。”他说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他多天真!
　　他九十三岁时，国务院给他做寿，拍了电影，他和周恩来总理照了相，他很高兴。第二天画了几张画作为答谢的礼物，用红纸签署，亲自送到几个有关的人家里。送我的一张两尺长的彩色画，画的是一筐荔枝和一枝枇杷，这是他送我的第二张画，上面题：
　　“艾青先生齐璜白石九十三岁”，印章“齐大”，另外在下面的一角有一方大的印章“人犹有所憾”。
　　他原来的润格，普通的画每尺四元，我以十元一尺买他的画，工笔草虫、山水、人物加倍，每次都请他到饭馆吃一顿，然后用车送他回家。他爱吃对虾，据说最多能吃六只。他的胃特别强，花生米只一咬成两瓣，再一咬就往下咽，他不吸烟，每顿能喝一两杯白酒。
　　一天，我收到他给毛主席刻的两方印子，阴文阳文都是毛泽东（他不知毛主席的号叫润之）。我把印子请毛主席的秘书转交。毛主席为报答宴请他一次，由郭沫若作陪。
　　他所收的门生很多，据说连梅兰芳也跪着磕过头，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李可染。李原在西湖艺术院学画，素描基础很好，抗战期间画过几个战士被日军钉死在墙上的画。李在美院当教授，拜白石老人为师。李有一张画，一头躺着的水牛，牛背脊梁骨用一笔下来，气势很好，一个小孩赤着背，手持鸟笼，笼中小鸟在叫，牛转过头来听叫声……
　　白石老人看了一张画，题了字：
　　“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八十七岁白石甲亥”。印章“白石题跋”。
　　一天，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张纸条问我：“这是个什么人哪，诗写的不坏，出口能成腔。”我接过来一看是柳亚子写的，诗里大意说：“你比我大十二岁，应该是我的老师”。我感到很惊奇地说：“你连柳亚子也不认得，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他说：“我两耳不闻天下事，连这么个大人物也不知道。”感到有些愧色。
　　我在给他看门的太监那儿买了一张小横幅的字，写着：“家山杏子坞，闲游日将夕。忽忘还家路，依着牛蹄迹。”印章“阿芝”，另一印“吾年八十乙矣”。我特别喜欢他的诗，生活气息浓，有一种朴素的美。早年，有人说他写的诗是薛楷体，实在不公平。
　　我有几次去看他，都是李可染陪着，这一次听说他搬到一个女弟子家——是一个起义的将领家。他见到李可染忽然问：“你贵姓?”李可染马上知道他不高兴了，就说：“我最近忙，没有来看老师。”他转身对我说：“艾青先生，解放初期，承蒙不弃，以为我是能画几笔的……”李可染马上说：“艾先生最近出国，没有来看老师。”他才平息了怨怒。他说最近有人从香港来，要他到香港去。我说：“你到香港去干什么?那儿许多人是从大陆逃亡的……你到香港，半路上死了怎么办?”他说：“香港来人，要了我的亲笔写的润格，说我可以到香港卖画。”他不知道有人骗去他的润格，到香港去卖假画。
　　不久，他就搬回跨车胡同十三号了。
　　我想要他画一张他没有画过的画，我说：“你给我画一张册页，从来没有画过的画。”他欣然答应，护士安排好了，他走到画案旁边画了一张水墨画：一只青蛙往水里跳的时候，一条后腿被草绊住了，青蛙前面有三个蝌蚪在游动，更显示青蛙挣不脱去的焦急。他很高兴地说“这个，我从来没有画过。”我也很高兴。他问我题什么款。我说：“你就题吧，我是你的学生。”他题：
　　“青也吾弟小兄璜时同在京华深究画法九十三岁时记齐白石”
　　一天，我在伦池斋看见了一本册页，册页的第一张是白石老人画的：一个盘子放满了樱桃，有五颗落在盘子下面，盘子在一个小木架子上。我想买这张画。店主人说：“要买就整本买。”我看不上别的画，光要这一张，他把价抬得高高的，我没有买；马上跑到白石老人家，对他说：“我刚才看了伦池斋你画的樱桃，真好。”他问：“是怎样的?”我就把画给他说了，他马上说：“我给你画一张。”他在一张两尺的琴条上画起来，但是颜色没有伦池斋的那么鲜艳，他说：“西洋红没有了。”
　　画完了，他写了两句诗，字很大：
　　“若教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
　　他显然是衰老了，我请他到曲园吃了饭，用车子送他回到跨车胡同，然后跑到伦池斋，把那张册页高价买来了。署名“齐白石”，印章“木人”。
　　后来，我把画给吴作人看，他说某年展览会上他见过这张画，整个展览会就这张画最突出。
　　有一次，他提出要我给他写传。我觉得我知道他的事太少，他已经九十多岁，我认识他也不过最近七八年，而且我已经看了他的年谱，就说：“你的年谱不是已经有了吗?”我说的是胡适、邓广铭、黎锦熙三人合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齐白石年谱》。他不做声。
　　后来我问别人，他为什么不满意他的年谱，据说那本年谱把他的“瞒天过海法”给写了。１９３７年他七十五岁时，算命的说他流年不利，所以他增加了两岁。
　　这之后，我很少去看他，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地躺在躺椅上，我上去握住他的手问他：“你还认得我吗?”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他很少说话，我就说：“我会来看你的。”他却说：“你再来，我已不在了。”他已预感到自己在世之日不会有多久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紧接着的一场运动把我送到北大荒。
　　他逝世时已经九十七岁。实际是九十五岁。
　　掩卷沉思
　　虽然是写一代文化伟人，本文的语言散淡平和，简洁含蓄，似乎正和白石老人画的意境和人的品格相吻合。画风写意，人淡如菊，白石老人的身上似乎凝聚着我们民族太多的精神品格，在作者看似琐碎的描写中，你感受到了白石老人身上的那些精神魅力？
　　鲁迅风骨
　　吴中杰
　　风骨，这个词最能摄取鲁迅先生的神韵。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一肩扛住了黑暗社会的闸门，他在险恶中孤独的作战，绝望中从来没有断绝对希望的追求。他一生都在战斗着，这个伟大的战士，面对敌人，勇敢的举起了投枪。风骨，这个不寻常的词语，让我们向先生不禁投去可敬的目光。
　　过去有句非常偏激的话，说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对于文人，简直有一网打尽之势。但仔细思量，觉得这句话的产生和流传，倒也并非无因。盖在历史上，没有骨气，没有人品的文人的确不少，人们见得多了，便说出这句愤激之言。
　　比如，西晋的大文学家潘岳，写过一篇很高雅的《闲居赋》，但实际上，却是个谄媚的小人，马屁拍得非常出格，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之下。难怪元好问要写诗讽刺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元好问自己呢，却又因事涉为叛将崔立立碑颂德问题，大节颇有争议。
　　但我们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时，还不能专门注意于个人因素，同时亦要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是文人或武人，都不过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讨好帝王及其权臣，是势所必然之事。有时，所谓忠直之臣，犯颜诤谏，也只不过是为了主子好，恨只恨其不争气而已。其情状有如贾府上的焦大。
　　鲁迅将这些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屈原，是敢于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鲁迅看来，“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小百姓们早就不满意于文人的此种所为，所以对那些落拓不羁者情有独钟。戏曲《太白醉写》中突出地渲染李白要杨贵妃捧砚，要高力士脱靴，大概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但到了近代，情况有些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们的生活来源较前有所不同。他们不必再靠王公贵族的供养，而可以通过卖稿、卖画或剧场演出，从读者和观众中获取生活经费。鲁迅在论及梅兰芳时，说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这就道出了演员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是，如果文人的习性不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照样会出现新的帮忙和帮闲。他们可以从依附皇室豪门改为依附富商巨贾。明清时代，扬州盐商门下的清客，就是帮闲的新品种，他们照样为主人做着消闲解闷的事，无非是改换一下门庭而已。倘以此种习性来对待读者大众，用鲁迅的话说，也可以变成大众的帮闲。
　　中国文人，古代称之谓“士”，现代则称“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不仅是称谓的变化，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有区别。马克思在论述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指出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二是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附，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工人阶级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的性质的差别，即前者是从事脑力劳动，后者是从事体力劳动，而其形成条件则是相同的。
　　我国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们不断地张扬个性，鼓吹性灵，大抵也就是要摆脱从属地位，追求独立性的表现。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正式形成，是在五四时期，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鲁迅。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改造社会和国家为己任，敢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志趣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无论是写小说或者是写杂文，都着重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对社会一进行批评，社会就会反过来对他进行压迫。是屈服，还是进行斗争？这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来了。鲁迅正是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表现出他的硬骨头精神来的。
　　鲁迅一向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首先要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他还说：“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坟?摩罗诗力说》）鲁迅是生活中的强者，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生活中的强者不是以多制寡、党同伐异的人。鲁迅反对跟在众人后面鼓噪，蹲在影子里面摇舌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因为这些人的心理是很卑劣的。“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生活中的强者也不是以强凌弱，在嫩草地上驰骋的人。鲁迅说，在大道上，不能只看到羊和凶兽两样东西，其实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种变性变态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是很可悲的。“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了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国家是好不起来的。所以鲁迅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鲁迅的思想充满辩证法。这是强者的辩证法，而不是卑却者的“辩证法”。
　　毛泽东称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认为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两句诗，也正是这种强者辩证法的体现。
　　对于孺子，鲁迅是爱护备至，充满牺牲的精神。他在《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里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决不是空言者，他为青年做的许多事，就是明证。
　　对于强暴者，对于压迫者，他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仗义执言，和名流学者评理，和权力者对抗，在被无理免职之后，他又敢于控告顶头上司，终于取胜。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预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即使自己被通缉，最后只好走出北京，也决不后悔。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面前，他敢于揭露残杀真相，悼念被害战友，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
　　中国人由于状元瘾太重，什么都喜欢追求第一，追求卓越，追求辉煌，而不愿做平凡者，更耻笑落后者，蔑视失败者。“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样的国民，在平时则附炎趋势，若遇到敌人，必然是“土崩瓦解”。有鉴于此，所以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鼓吹“不耻最后”的思想。他说：“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见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追求平凡的韧性的战斗者。他在《过客》里，塑造了一个蓬面垢首，衣衫褴缕，不受布施，而永远向前行进的老人的形象；在《这样的战士》中，塑造了一个不受敌人迷惑，能够掷中敌人心脏的高举投枪的战士。他们都体现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风骨。
　　鲁迅是中国的光荣，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高扬鲁迅风骨！
　　掩卷沉思
　　鲁迅的最可敬之处，在于他勇敢而又睿智的触到了我们民族文明的背后，他的爱与恨，他的希望与绝望，他的绝不妥协，都深深的刻在自己的作品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孔乙己、祥林嫂、阿Ｑ，走进作品，就是走进作家的心灵世界，请从作品中再去品味鲁迅先生的风骨。
　　第五编  寻找文明的踪迹
　　人类从茹毛饮血的黄蛮时代走来，在地球的脊背上铭刻下辉煌的文明。多少的辉煌的文明，都无一例外地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唯有它们的踪迹还在无声地诉说着人类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使人有穿梭时空的感觉，各种文明在留存的遗迹中交相辉映，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历史的撞击。在本编里，我们的足迹将达到长城，登上岳阳楼，去抚摸长江、黄河……追寻文明的踪迹，人类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长城
　　鲍昌
　　长城，我们民族伟大的标志，在真实和文化的历史中蜿蜒了数千年。它所象征的精神，已经化为我们民族的风骨，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中。它见证了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沧桑，这里面有凄婉，有悲壮。我们都含着热泪仰望它，这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尽管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侵蚀，尽管它负载着历史造就的沉重，但它依然坚强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因为深秋的季节已至，下山的时候已晚，我看见落日熔金，照得你如火嫣红。在猎猎西风扑剌下，砖缝间的野草开始黄枯，基石下的酸枣变了颜色。这时，听不见秋虫之低吟，却在仰天一瞥时，看到了黄云间的归鸿。
　　那是沿循昭君出塞的老路吗？那是飞向苏武牧羊的北海吗？在伫立的凝思中，我想象那飞鸿乃是悠悠岁月的见证。曾几何时，黑云掩没了月色，雨雪纷纷地袭来，胡马长嘶，觱篥哀鸣，狼烟在山头升起，矢刃在石间摧折；当将军战死、燕姬自刎、旌旗横倒、死尸相撑，战场上的一切声音沉寂之后，只有红了眼睛的野犬在吞噬谁家的“春闺梦里人”了。
　　所以我说，你是一卷凄婉的历史，长城！
　　于是，在人们的一种执拗的幻想里，你被建造出来。那是自我保护、自我心理平衡的幻想。墙高六七米，墙厚四五米，随山就坡，险峻万状，自渤海之滨，夐绝荒漠，蜿蜒竟达六千七百公里。戍楼高耸，斥堠连绵。你用一座座雄关，卡住咽喉古道，构成北门锁钥。这使得互市的商旅，为之蹙眉；却又使历代的皇帝心中安泰，他们自以为统治下的“中央之国”固若金汤，无求于人，万寿无疆。
　　所以我说，你又是民族封闭的象征，长城！
　　但幻想毕竟是幻想，封闭终不能封闭。几多和番公主的幽魂，带着环佩的响声在月夜中归来了。几多寒霜冻硬的弓弦，射出了断喉的利箭。蓟门被踏平，燕台被摧垮，呼啸着风声的宝剑，掀翻了太液秋波。由是人们发现：边墙不再是屏障，紫塞（注：指长城）不再是嵚奇。它变得可笑，仿佛受尽了时间与空间的嘲弄。在风沙剥蚀下，它过早地衰老了。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文化愚钝的标志，长城！
　　正因为如此吧，现在你敞开胸襟了。你毫不羞怯地迎来了四面八方的亿万游人。他们之中有总统，有商人，有教师，有学生，有开心的演员与体育明星。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但响声又被哗哗的笑声淹没。我不知道他们各自的目的，但是他们来了，来了。他们的来，使你显得十分开放，而又充满自信。我看到一位风姿潇洒的外宾，踏上烽火台的顶端，向什么人频频飞吻，接着高举双臂，做成一个Ｖ字，仿佛向着美好的未来，发出爽朗的笑声。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纠墨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掩卷沉思
　　长城，或许是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最早的知识之一。我们看到它，向往着它，想象着它。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早就蜿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作者似乎是在饱含着热泪，用心的感受着我们的长城，你又有怎样的体会呢？可以和作者做一下争论，也可以说出自己的感悟。
　　杜甫墓
　　邓桥
　　凭吊古墓，是一种可以使我们从心灵上更加接近古人的方式。阅读草木，阅读砖石，阅读空气中的尘埃，解读在无形之中通过跨越时空得以实现。一代大儒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楚地之上为一段沉重的历史作结。漂泊的生活，动荡的国家，绞缠得一颗高尚的灵魂疲惫不堪。沧桑岁月中，百姓的血泪一直在他的诗中纷飞。缅怀杜甫，感悟杜甫，培植一颗在喧嚣人世间热爱百姓的心。
　　汨罗江是一条诗歌的江，屈原和杜甫都选择她作了归宿。一个行吟在江中，一个长眠在江畔。浪漫主义的三闾大夫连死的选择也是浪漫的，纵身跳到那条江里，了无痕迹。划龙舟，吃粽子，千年打捞，千年召魂，让整整的一条江诗意充盈。但屈原是没有墓的，他的墓在水里，只有纪念他的屈子祠和汨罗山上的二十四疑冢，清人周嘉湘诗云：“黑鱼岭上寒猿泣，狮子滩头杜宇哀。二十四坟何处是？残碑无字蚀苍苔。”现实主义大师杜甫的墓却是真实地搁在江畔的小田村。
　　五年前，我第一次拜谒杜甫墓。从平江县城乘车南行十来里，再打摩托沿着一条窄窄的机耕土路约半个小时，翻越一些平缓的长着油茶和矮松的小山包就到了杜甫墓。墓前是杜文贞公祠，正门上方青石匾上镌“诗圣遗阡”四字。厅中有十来根木柱，门框很高，也很破旧，堂中墙壁上手书着李元度的杜甫墓考。这里曾经作了村里的小学，隔了几间教室，驳落的墙壁上还留着用毛笔写的汉语拼音。我从一个破损的窗户里爬过去，稍稍靠右走十来步，杜甫墓就寂寞孤零地落在那里，像从天外落下来的一块陨石。墓右侧是新修的小学，两层，四个教室。放假了，很幽静。有一个孩子在教室里写着粉笔字。我问他知道杜甫吗，他奇怪地瞪着我。我问他读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吗？他摇摇头。“会当凌厉绝顶，一览众山小”呢？他还是摇摇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他惊恐地退了几步，下楼，然后蹬蹬蹬地跑了。也许，他以为我是个疯子。我不能苛求一个孩子。“自古圣贤多寂寞”。
　　杜公祠前是一块开阔的平地，有一只老牛在那儿悠闲地吃草，偶尔抬起头来“哞——哞——”地叫唤三两声，它的头是平平地伸向天际的，天际很矮，就在那飘渺着淡紫色烟炊的农舍屋顶上。再远处就是碧蓝的汩罗江。
　　去年五一节，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来到小田，恰逢上杜甫墓维修不对外开放，好不容易打通了平江县文物管理所童所长的电话，那个守门的老头才准许我参谒。面貌是焕原一新了，平江县政府正投资１８０万元建设杜甫墓风景名胜区。杜公祠，官厅、铁瓶诗社曲廊回环，天井相接，小窗幽邃。杜甫塑像峨冠博带，手持诗卷。像前隔着的雕花屏紧锁着，只能在窗格中隐隐约约地瞻望。厅中是一个整齐规则的青石天井，井中栽一棵罗汉树，铁色的枝叶铮铮地刺向天空。两边廊柱上有一幅对联：“千秋同仰茅屋叹，百姓犹闻酷吏呼。”系李锐所书，大家手笔，联中上品。
　　杜甫墓坐北朝南，封土堆呈圆形，红麻石结顶，麻石墓园。墓前有青石碑，两旁有附碑，镶以红麻石柱，帽子石是山峰图案，左右两边各蹲着一只青鸟。墓碑上刻“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右刻“光绪九年癸末冬十月吉日”，左刻“署平江县武陵县知县李宗莲题”。墓前的拜坪是青石铺砌，粘着青苔，石缝中生长着稀疏的野草，中间有一长方形的小池，积满了天雨。墓顶的两侧及后面则环绕着苍郁的松柏，翠色欲滴，肃穆清静。
　　摩托司机小李说，这墓曾被人盗过，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偷了几本书。我想，盗墓者肯定没有认真读过杜甫的诗，但他认得字，认得墓碑上的级别很高的“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墓碑上就写“诗人杜甫之墓”不行吗？再刻上他的《秋风为茅屋所破歌》和《石壕吏》。我查阅了史料：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曾将墓东前角挖开，露出了唐代砖墓风格的券拱式左右墓室。红卫兵的小将们当中应该有人读过杜甫诗，读过他的诗再挖他的墓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据说从墓室取出了两件石灯，糯米泥敷柳藤球三个，球内藏腐烂帛绢，上面似有墨迹。这就对了，就是要让人性之恶者失望，让愚昧无知者失望。可叹的是他们或许并不失望，只是麻木。
　　修葺一新的杜甫墓肯定会迎来它的辉煌，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凭吊。平江县政府的开发目标是：突出“诗圣遗阡千古名胜，杜甫诗词艺术中心，江南田园秀雅风光，湘楚特色民间文化”四大特色，逐步建成国家重点名胜区。杜甫墓先前的寂寞，是一种“自古圣贤多寂寞”；杜甫墓以后的热闹，但愿不是一种经济时代的浮哗。休闲观光者无可厚非，但我更希望真心凭吊者能自由凭吊，希望为官为商、为学为兵、为工为农、乃至为艺为妓者，在杜甫的墓前能受到诗歌的洗礼。离开了杜甫墓，我的脑海里老是萦绕着李锐的那幅对联：“千秋同仰茅屋叹，百姓犹闻酷吏呼。”
　　掩卷沉思
　　杜甫之所以流芳百世，与其说是因为他诗歌上体现出来的艺术功力，不如说是因为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理想的口袋中盛装的是天下苍生的贫寒。后世的墓边人陌生了他催人泪下的诗句，甚至他光辉的名字。记忆真的需要借助重修古墓来延续吗？重修者弘扬杜甫精神的良苦用心能够不被辜负吗？
　　汩罗江诗魂
　　孙延秋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屈原是一个开启，也是一座丰碑。他竭尽全力地去支撑将要倾圮的楚王室，当确定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后，那悲壮的一跃，成为一条跨越古今的彩虹，为后世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的典范。今日汨罗江水中，屈子那修长的身影依然迸射出圣洁之光，指引着求索者的方向。是人的精神赋予了物以鲜活的灵魂，汨罗江的涛声秉承了屈子誓不妥协的坚贞，请摒住呼吸，用心地倾听涛声的诉说……
　　屈原之死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了政治，当然更是为国尽忠。在历史上比他死得感慨悲壮的大有人在，然而后人把他奉为爱国尽忠首位，不是因为人，而是他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就是千年的汩罗江屈原对政治绝望最具悲剧性的写照。所以，汩罗江在我的灵深处永远是一个不安宁的渊薮！
　　多年来数次途经汩罗江畔，我都没敢前往驻留凭吊，而每次都在车轮扬起滚滚尘土中懊丧地离它远去，那种无以言状的文化心态失落感时常咬噬着我的心灵。倒不是我不愿逼近它，而是不忍心谛听曾在二千多年前，一位佯狂傲骨、长剑佩腰、纵横中原、问天索地；在政治上有宏伟抱负、在文学上光彩照人的天才型诗人，把这江畔搅起惊涛骇浪的浑宏巨音。宋玉哀怜其师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河，魂魄放佚，厥命将落。宋玉用他悲切之心作了《九辩》以述其志：“生天地之过兮，功不成而无效。”书写了诗人落拓不遇的悲愁和哀愤，正如后人对这段江面写道：“山色未解悲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成为千百年来伤时感怀的代名词。
　　凭吊名胜古迹对一个文人来说，构建他的自身文化人格，精神取向实在太重要了。对于我这个受过严格传统教育的文人来说，早就应该将拜谒屈原的空白补上，然而汩罗江畔那个天崩地坍的故事太能够击脆我的精神了。这种脆弱性起源于我的童年——我的读过几年私塾的奶妈，在一次过端午节时，我一边吃着粽子，一边听她黯然伤神讲叙三闾大夫屈原投汩罗江的悲惨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影响着我的精神取向，甚至今后。
　　直至今年“五?一”放长假，我与几位耳鬓厮磨的文友一同旅游长江，才将这早该凭吊汩罗江的空白补上。
　　尽管离端午节还有一些日子，然而江河上龙舟鼓声阵阵，飞桨劈浪，两岸喊声震天，三江五湖的男女老少，仿佛在深情而又热烈地呼唤着一个伟大的名字。
　　汩罗江畔从古至今一直蕴藏着许多飘忽凄美瑰丽的神奇故事，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所感兴趣的。而牵引我关注，让我终生思索的是这里曾经有过如雷电般划出一道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给后世留下了一流的文化品格，光彩流溢的文学作品，深刻的生命奥义，最具民族文化色彩的传统节日。
　　作为屈子后裔的我，凭吊汩罗江，我从未有过如此的拘谨，如此的心跳。静默地伫立在江岸边，凝视着江面泛起的波光闪耀的细浪，每朵浪花都为我虔诚朝拜这个伟大灵魂和不朽生命添加注释。
　　我哆哆嗦嗦将双手插入江水，立刻感触到一种浸润文化人格色调的温煦，构成了特殊意义的精神通码。我闭上眼，耳畔回荡着超人的清醒灵魂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的呐喊。我知道在那个社会动荡、黑暗无序、战乱频频的年代，三闾大夫引拔群贤励精图治，胸怀济世之志，力助楚怀王成就大业。这样的鸿鹄大志，与奸佞党人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由此，引发了令君子兰、上官大人靳尚等一群除了专职阿谀眉上，一无所长的奸佞小人，和南后郑袖妖妃用馋言陷害忠良的伎俩，竞使昏君楚王的心灵天平失之平衡，犯下亡国之害。三闾大夫随着最后一次拼死的忠谏，最终被邪恶重重围困扫出宫廷，随之三闾大夫被楚怀王放逐至汉北。为此楚怀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秦国囚禁三年，最后郁郁而死在异国他乡的囚牢里，教训是深刻惨痛的。楚襄王继任后，按理说襄王应该“前事之师，后事不忘”才对，屈原似乎看到希望，重新树起报国的雄心壮志，结果屈原不当没有被重用，相反遭到更沉重的打击，被襄王放逐至江南二十多年。一个稀世大诗人，那峨冠博带的独行吟人，面对国家的日益衰败而又救国无路，被无情抛在冷寂凄厉的荒野风雨中。我知道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汩罗江畔徘徊着一个由难以实现崇高理想献身祖国的斗士走向孤傲，走向幻灭的伟岸身影。在子夜时分，他的耳边充塞着秦军攻城的马蹄声和四处逃亡的哀啕声。他早已预言的“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背绳墨以追曲”，把国家引向灭亡绝境的悲剧终究发生了。我知道三闾大夫再也无法谛视楚地的尸骨遍野，无法倾听江河的悲吟咆哮，他身裹素缟悲壮地屹立在汩罗江岸上，心中充满了宗国行将覆亡的巨痛和个人不见用的怨愤情感，他衣袂飘飘纵然的扑跳，将平静的江水荡起汹涌波涛，成为千古以来最凄艳的风景。
　　三闾大夫死去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交给了汩罗江，但却留下了千古绝唱的《离骚》。从此，中国的大江有了新的生命，有了自己的情感，有了殷殷的祈盼，有了独特的气魄。那深澈的江底沙石都是辉煌文化的积淀，那满江的浪尖都是不屈不挠的奋起，那千百年来激越奔腾不息的波涛，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脉博强音。
　　掩卷沉思
　　放逐——一种悲剧的行为消失了屈子的身影，也成全了屈子英名的千古不朽。在顺境中有所作为，令人向往；在逆境中奋起抗争，值得钦佩。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来扭转乾坤却执意为之，造成他命运的悲剧。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固执地用身体溅起的浪花，在宇宙中延伸着自己不屈的呐喊。请思考一下：屈子的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
　　黄陵柏
　　王充闾
　　黄帝，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个不平凡的名字将全世界华人的心紧紧聚拢在一起。他已经成为一个烙刻在灵魂中的符号，伴随着时间一起走向未来。五千年的历史中，朝代如同浮云般不断更迭变换，而对黄帝的祭祀活动却年年岁岁，几乎没有中断过。见证这一切的，便是陵墓四周苍翠的古柏。它们是最虔诚的守陵者，几千年肃立的守候，为黄陵柏赢得了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赞誉和珍爱。
　　幼读《诗经·甘棠》三章，深为人们怀念召伯的真情所感动。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土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怀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住处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了《甘棠》诗，大意是：“棠梨茂密又高大，不要剪它别砍它，召伯曾住这树下。”
　　无独有偶，清代著名爱国将领左宗棠率部西征，“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当地群众缅怀他的遗爱，亲切地称这些柳树为“左公柳”，加意地保护和爱惜。
　　这些都被后代人传为佳话。然而，如果以之比于陕西黄陵人民珍爱黄陵柏，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出铜川市北行数百里，弥望尽是赤裸裸的荒山秃岭，唯独黄陵县的桥山长满了葱葱郁郁的翠柏，宛如黄褐色的地毯上镶嵌了一块绿宝石。名闻中外的黄帝陵就座落在这里。
　　１９３７年，谢觉哉代表边区人民政府谒陵时写了一首词，上阕是：“远望郁苍连，抱岭环川。成林古柏势参天。万里荒原青一点，愈见森然。”可说是最确切的写照。
　　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敬仰。人们在四平方公里的陵区栽植了近十万株翠柏；而且，世代相传，互相诫谕：不得砍伐黄陵林木，甚至连枝条也不能剪伐。这种情感的形成，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大约五千多年前，当中华民族还处在向蒙昧状态告别的时节，轩辕黄帝便率领他的部落在陕西北部高原一带开基创业。而后，又沿洛水南下，东渡黄河，定居于涿鹿之野。在战胜了蚩尤，统一了中原之后，他与臣民一起，创造了凝结着智慧与勤劳的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发明弓箭，制造舟车，烧制陶器，冶炼铜铁，捕鱼狩猎，建筑屋室，播种五谷，饲养六畜，创医学，做衣冠，造文字，调音律，开创了中华文明。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赞颂的：“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对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其景仰、热爱之情自可想见。有一个历史传说颇具典型性——
　　传说，在黄帝一百一十岁的时候，他倡议采用首山的铜在荆山脚下铸鼎，高一丈三尺，可容纳十石谷。鼎成，黄帝主持召开盛大庆功会。会议进行中，忽有一巨龙垂长须自天降下。原来是玉皇大帝垂念黄帝的丰功，特派巨龙接他返驾升天。黄帝深情留恋着他所开创的事业，但天命难违，只好乘龙归去。行经桥山上空，他忆起当日在陕北高原开基创业的情景，不觉潸然泪下，便徐徐下降，与当地群众挥手告别。人们哪里肯放他去升天，都执意挽留，牵衣顿足，围住不放。巨龙见势不妙，乘人们低首垂泪之机，驮着黄帝腾空而起。群众忙着拉拽，结果，扯下了黄帝的一块衣襟、一只靴子和随身佩带的宝剑，而黄帝本人则跨龙飞去了。人们把这些衣物封葬于桥山之巅，这就是黄帝陵。
　　《史记·封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究竟是司马迁采用了民间传说，还是民间传说演绎了《封禅书》中的记述，不得而知。
　　从战国时代开始，黄帝陵就接受祭奠，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历代许多皇帝都曾亲临桥山或派要员祭扫。唐代宗大历五年，正式把这种活动列入国家祀典。据文献记载，历朝帝王亲自祭扫黄帝陵共达七十六次，其中明朝十次，清朝二十六次。
　　１９３５年，祸深寇急，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严重危机，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祭扫黄帝陵的活动，并规定每年清明节为中华民族扫墓节日。１９５５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受爱国人士陈嘉庚先生的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对黄帝陵、庙整修一新，１９６１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编为“古墓葬第一号”。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陵，高三米六，周长四十八米，墓碑上刻有明嘉靖年间唐錡书写的“桥山龙驭”四个大字，祭亭中央碑上的“黄帝陵”三字为郭沫若手书。陵东有古轩辕庙，始建于汉代。在“人文初祖”大殿塑有黄帝像。
　　院内，古柏参天，浓荫翳日，十五株树龄超过两千年的古柏分列两侧，像甲胄森严的卫士一样肃然挺立，迎候着前来瞻拜先祖的炎黄子孙和远涉重洋的国际友人。其中一株已有五千年历史，传说是“黄帝手植柏”。树高二十米，树干周长近十一米，七人尚不能合抱，故有“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还不算”之说，被国外林业专家誉为“世界柏树之父”。乾隆时，一位署名“长白世臣”的诗人赞美道：
　　古柏森森不记春，陵宫犹自享明□。
　　轩辕制起功常在，永使余波惠子民。”
　　实际是借树咏人，寄托情思。
　　几千年风刀霜剑，没有能摧折这些黄陵古柏，它们年复一年，长得益发苍劲挺拔，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的生命力，也显示出炎黄子孙无比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最能表达这种爱国怀乡、敬宗法祖的情怀：
　　天下万山祖，其名曰昆仑，
　　昆仑有南支，万里趋越门。
　　人生亦有祖，谁非炎黄孙？
　　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
　　我在拜谒黄帝陵后，也曾即兴口占一绝：
　　尊宗法祖结深情，不剪枝柯万柏青。
　　华夏重光千载业，开来继往拜黄陵。
　　掩卷沉思
　　苍劲挺拔的黄陵柏不惧风雨，不甘寂寞，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吗？当今世界，炎黄子孙遍布各个角落，这就更需要一种向心力将华夏儿女凝聚成一团，黄陵柏如同黄帝伸向苍穹的手臂，向全世界激励着他的子孙：不要忘记你们的根，永远朝气蓬勃地进取！你认为黄帝这一符号对中华民族今天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守望长城
　　杏臻
　　长城，一曲力量、勇气、智慧谱就的交响曲，在世界的东方响彻云霄。其巍峨的屹立是中华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其蜿蜒的流淌是古老文化绵延不绝的血脉。历史的风沙无法掩埋他雄伟的身姿，时代的战火只能在它身上留下些许创伤。长城的每一寸方砖上都镌刻满扣人心弦的故事。登临长城，脚踏方砖，手扶垛墙，你的胸中会编织出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站在古人的肩膀上，人的胸襟竟可以如此的非凡壮阔！
　　在人生匆匆而又珍贵的细节中，我又一次在这里久久驻足，长城大地之上的苍穹，苍穹之下的桑田，像一部经典的史书，每一页都镌刻着扣人心弦的惊叹。
　　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登临长城，我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那时云是我的披肩，风是我的歌喉，我唱着“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那时我觉得自己好神圣，尔后的数十年光阴中，长城于我一直都在心中。
　　而今穿越历史的隧道，岁月把我带到了中年，但带不走的是登临长城时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感受，只是作为生命个体的我竟突然涌上了一种难以承受之重的感触。
　　站在长城之巅，胸中有着一种茫茫的春秋起伏，肩上总负有一种神圣的日月星辰，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现在与未来在这里接壤，一个眼神便是一页不朽的篇章。
　　于是，我不知道自己是沐浴在秦时明月之中，还是踏上了汉时雄关，拽着唐风宋雨的浪漫情怀，便将自己淋得淋漓尽致。在整部人类史中，长城之外还有长城吗?
　　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提起中国北京，人们第一个念到的名字便是这神奇巍峨的万里长城!这蜿蜒于千山之巅、莽莽苍苍的中国的长城，这壮丽辉煌的荣光是祖先赐予我们的永远的精神摇篮。
　　五千年的白云苍狗，五千年的日出日落，当我们的始皇大帝开始修筑长城时，整个西方尚处于耶稣诞生前的蒙昧时代。而在华夏，在闪光的《诗经》华章之外，在老子已将宇宙和历史融会贯通的“道”中，在秦帝国横扫六合的金戈铁马声里，长城已经耸起了古老中国的精神脊梁。
　　如今长城横笛竖箫般的静美在古老中国的青春怀里，鼓实的肩膀勾画出世界上最壮美的图腾。这是中国的骄傲，这是奔涌的力和美的精彩组合。
　　无论是过去的帝王，还是今天的百姓，登临长城都是为了寻找一个新的视点，使自己内心的飞扬与智慧的灵光奔腾于崩峰状态，所有的懦弱都被丢弃在攀登的途中。如今的我，站在这里俯瞰群山云海时仿佛又找回了年少时第一次登临长城的神气。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物华天宝，这些早在年少时就背熟的词一下闪现了出来。透过一砖一石，我看到了从甲骨文演变成方形汉字的中国；穿过蜿蜒流动的城墙，我看到了从丝绸之路驼铃声中走来的中国。此时此刻，我将双臂伸展到不可能再长的长度，渴望拥抱长城，更渴望拥抱今日之中国。登临长城，以图自我和民族的万象更新；登临长城，可以使太阳从灵魂中升起。这就是长城给予我们的精神内涵，这就是长城赋予我们的生生不息的万丈豪情。
　　面对这无边无际的生命高原，我真的很难想象在自己长长的一生中能否开启这万里长城般的胸襟。这份由长城赐给我的属于历史的感觉，是希望和再生的感觉，它不属于经济学范畴，也不仅仅属于美学，因为它不需要有什么交换前提，更不需要别人的奖赏，这是属于我个人内心的起伏和超拔。但又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突然有一种感冒般的温柔，那是我在遥望山海关时，想起了在远古的东方曾经流传过一个惊天动地的传说。
　　一个秦时的女子将自己的胭脂泪点点滴滴地洒在了长城的青砖上，从此凝结在了人类历史的枝头上，今日的明月就是你爱的前身，温婉动人如一支挽歌震颤在长城内外。
　　遥望曾经是凄风苦雨的山海关，曾经是令人回肠荡气的山海关，在后来者的眼中却是一个曾经浪漫了千年的山海关。到了今天，我情愿把它理解成一对相濡以沫的灵魂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一次真爱就是一场生死，只是如今谁懂呢?谁愿意相信呢?
　　我唯美的眼光正与一对情侣相遇时，发现他们正向空中随手抛出了两只空空的饮料瓶。我渴求完美的心灵不禁为之隐隐一痛。
　　是的，当时代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看到人性中的美好与丑恶继续向前再向前时，你是幸福还是忧伤?会不会有人为之枕着长城的台阶而彻夜无眠?
　　望着多少茫然四处奔走的面孔，我多么想对他们说:在这个充满浮躁同时又对未来有着那么多憧憬与希望的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秦皇汉武的后代应该具有的价值和历史责任。
　　枕着长城的台阶，我们可以梦想一切，而那种情绪，仿佛使人什么都可以想，又仿佛什么都不想。我确信历史的存在，它让我知道远比自己生命久远得多也壮丽得多的事物，让我明白了个体生命是从怎样的一条抵抗着风雪并荡漾着绚丽浪花的河流里延伸而来。
　　枕着长城的台阶，它让我充分体验到了在人文空气日益稀薄的生命高原上，我们的心中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熄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是我们不变的精神指标。
　　忘不了，这里曾经承载过太多的苦难，烽火狼烟演绎着朝代的权力更迭。外寇入侵，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那斑驳的墒体和被风雨侵蚀的台阶记录着历史的艰辛和苦难。这些都是中国人曾有的伤疤，应该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去抚摸，并夜夜牢记。多少年风雨你默默承受，多少年苦难你独自经受，多少年辛酸你都尝过，我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所以你的未来我愿意肩负。
　　掩卷沉思
　　长城的建造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为先人用生命砌成的壮举而自豪。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昔日的荣辱，而我们作为它新的守护者，再也不能让它目睹蹂躏，蒙受屈辱了！要从长城坚实的砖石间汲取进取的力量，让长城作为龙的形象重新腾飞！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来汇聚这种精神力量呢？
　　访严子陵钓台
　　熊召政
　　不肯做官的严子陵携妻子回富春江隐居，耕田钓鱼终老林泉。钓台，从此就有了文化的内涵。很多人在钓台边流连过，他们仰慕严子陵的风骨，却不能做到像他那样视名利如浮云，只是留下一堆堆诗文而已。这钓台等了那么长时间，它还将等待下去，它在等谁？不禁响起范仲淹的赞辞：“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年轻时读郁达夫的散文《钓台的春昼》，便想去富春江一游。乘着乃的桨声，拨开芜杂的草木，在严子陵的钓台里，就着满林的鸟声，吞饮一壶炽热的高粱。
　　梦与酒一样，愈藏愈香。去钓台的游梦，折磨了我二十多年。今年春上才得以梦想成真。但梦到真时，存于梦中的那种温婉的感觉，却是消失殆尽了。
　　在中国的文化中，渔父始终扮演着智者的角色。“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何其闲适，又何其逍遥。渔父成了隐士的代名词。历史上，的确有两位智者因成功地扮演了渔父而名垂千古。一位是在渭水垂钓的姜太公，另一位便是持竿于富春江畔的严子陵了。
　　姜太公直钩垂钓，本无意于鱼。后来，他果然辅佐周天子，成功地钓起了青铜社稷一统江山。而蛰居桐庐的严子陵，因拒绝汉光武帝刘秀盛情发出的做官的邀请，而为后人景仰。刘秀与严子陵是少年同学，相处日久，情谊甚笃。他之邀严子陵做官，既可美誉为用贤，亦可讥刺为营私。因为，严子陵除了拒绝当皇帝的同学发出的做官邀请外，于文学、于政治、均无功绩见诸史志。不过，仅拒绝做官这一点，严子陵也是值得称赞的。官场之浊，但浊中有荣华富贵；山水之清，但清中要安贫乐道。严子陵选择了后者，他是真心愿意当一名渔父的。因为以上的想法，对于富春江边的这一座钓台，更是心向往之。
　　那天，我驱车从千岛湖出发，本可以轻轻松松赶到杭州，就因为想看桐庐的钓台，便投宿到了富春江小镇。此日恰好是旧历的四月十五，暮色苍茫，我在江边徘徊，想去钓台踏月而不得，因为码头上已歇泊了所有的游船，陆地又无路可通。那一夜，卧在价钱昂贵却又设施奇差的旅馆里，除了猜想钓台的景致，却也无事可做。
　　翌日，我起了个早床，几乎是乘坐头一班游轮到达钓台的。从码头到钓台，最多不过三公里，但水路的感觉，却是比陆路要远了许多。郁达夫游钓台，已是七十二年前事。他说，船近钓台，江愈窄而山愈峻峭。钓台给予他的最强烈的印象是萧条，是太古的寂静。这种感觉，对于后来者的我，是完全体会不到了。
　　由于富春江在钓台下游约四公里处筑了大坝，江面变得宽阔，黛绿色的江面，水波不兴，倒像是晴日下的长湖。湖之两岸，青山数朵，时花簇簇，绿树翠竹丛中，偶见白墙青瓦的人家。立刻，我体会到恬静的诗意。在浅浅的白雾中，或者说在若有若无的岚气里，游轮靠拢了钓台。游客蜂拥上岸，犹如寂静的林子里突然落下了数百只喜鹊，存在于我脑海中的关于钓台的一点点神秘，刹那间荡然无存了。
　　旧时的严子陵钓台，在半山上，而今日的钓台就在水边。从垂钓的角度，今日之钓台更接近真实。这倒不是后人把钓台搬下山来，而是筑了大坝后的富春江，水位上涨了几十公尺。钓台旁的严君祠，香火甚旺。国人的习惯，每进庙宇祠堂必焚高香。严子陵若泉下有知，恐怕也会惊讶，他仅仅就做了一件事，拒绝做官，就在这国脉粗壮的２１世纪，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是国人精神品格突然间全都高雅起来了吗？我看未必。如果说古人敬香，是出于宗教的虔诚；今人敬香，多半是入乡随俗的游戏心理。
　　未到钓台之前，我曾私下猜度，这钓台前必定安排了许多钓竿，让游人在山光水色中，体会一下严子陵的垂钓之乐。如今站在钓台前，除了看扫拂江面的柳丝，除了看茶社的招饮的旗幡，除了听电喇叭里播出的流行音乐，除了避让游人的匆匆的脚步，我哪怕想当五分钟的渔父，却也成了一种奢望。既来之，则安之。在瞻拜了严子陵的塑像之后，我开始在碑廊漫步。这碑廊是新建的，今人的诗碑多过古人。一首首读过，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有两首，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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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寻磴道辟蒿莱，一对奇峰屹水涯。
　　西传杲羽伤心处，东是严光垂钓台。
　　岭上投竿殊费解，中天堕泪可安排。
　　由来胜迹流传久，半是存真半是猜。
　　——郭沫若《访严子陵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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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夷清节太公初，出处行藏岂必同。
　　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
　　——刘伯温《过严子陵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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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首诗，一对钓台的真伪提出质疑，一对严子陵的做法褒中有微讽。郭沫若与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都非等闲人物。他们于此生发的议论，无不含蕴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漫步钓台，沐浴在春山的空翠之中，我也诌出了四句，题目且抄郭老的，也叫《访严子陵钓台》：
　　不钓江山不钓龙，子陵原不是英雄。
　　我今来到桐江上，笑看山花别样红。
　　掩卷沉思
　　严子陵把钓台和高风亮节留给了后人，也给我们留下无穷的争论。如清代王世贞就曾在《钓台赋》中批评姜太公和严子陵，说：“渭水钓利，桐江钓名。”。讽刺严子陵故意标榜高隐，实际上是沽名钓誉。你肯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说一说吧。
　　圆明园祭
　　孙宪武
　　人世间最华丽的词语也无法描绘清晰这座富丽堂皇的绝世宫殿：它集中了清王朝所能找到的最珍奇的宝贝、所能掌握的最先进的技术，它的布局构造达到了当时人想象力的顶峰，它将一个国家的财力以一种最豪奢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它成为了一个国家的象征，成了统治者心目中的人间仙境，也招来了异域入侵者的觊觎。它的破碎，揪痛了国人的心。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宫殿？它又是怎样走过自己生命历程的呢？
　　随着时光的流逝，故都人文景观中的楼坛殿阁早已从记忆中淡出?熏只有圆明园的断柱残垣、破壁颓丘依然使我魂牵梦绕，“黍离”之悲挥之不去。悠悠的情思仿佛漫步在百年来中华民族走向沉沦的西风古道?熏在历史的凄风苦雨中寻寻觅觅。还是《诗经·黍离》倾诉得最为酣畅:“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一）
　　野蛮地征服—尽情地享乐—无可奈何地下地狱，是中国王朝兴衰败亡的三部曲；享乐是颓败的开场锣鼓，历代统治者都逃脱不了这个厄运。圆明园从大兴土木到瓦砾遍地，衰草连天，宛如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文化模型，耐人寻味。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当时藩王之乱虽已平息，但西北的战事仍在继续，连绵不断的狼烟烽火直至乾嘉年代仍未有完全熄灭，可清朝统治者已骄奢淫逸得不可一世了。玄烨首先兴建了畅春园，还卖了一个“避喧听政”的关子，其实不过是为了建立皇室的极乐世界罢了。弘历对方壶胜景（圆明园景观之一）的题词，是清统治者为什么耗费巨资修建皇家园林的最好注释:“海上之仙山，舟到风辄隐去，徒妄语耳。要知金银为宫阙，亦何异人寰，即景即仙，自在我室，何事远求”——成仙既不可能，权且阅尽人间金粉，享尽荣华富贵，做一个人间活神仙，也不枉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不妨设想一下仲秋之夜的万花阵迷宫:皇帝在后妃的簇拥下，喜看数百名宫女成群结队、细腰摇曳、脂粉飘香、欢笑嬉戏、争先恐后奔逐在万花阵迷宫中。“避喧听政”云云，委实滑稽得可爱。康熙帝已为圆明园的灰飞烟灭埋下了最早的火种。
　　果然，到了乾隆时代，伴随着文字狱的骤然升温和圆明园的不断扩建，爱新觉罗王朝的腐败堕落也粗具规模了。煊赫一时的大贪官和珅就是弘历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显贵似向人们昭示:只要不把满人当夷狄，就不是敌我问题；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无非是内部矛盾，与忠于朝廷无碍，仍不失为皇帝的爱子。“得天子心者为诸侯”，如此红极一时的典型，天下官吏怎能不亦步亦趋。忧国忧民与文字狱只一步之遥，及时行乐才是正经。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不在话下了。发展到清末，贪官污吏和腐败的清廷结成了神圣联盟:没落贵族需要政府保护他既得的不义之财；一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只有污渍斑斑的官僚才会支撑它摇摇欲坠的家国，彼此心照不宣。
　　圆明园最刺目的遗址莫过于西洋楼残骸。你看那一堆堆残雕断柱，杂乱地横陈在破壁荒草间，迎着秋风，披着斜阳，凄凄惨惨切切，蛮有末代君王李煜“垂泪对宫娥”的哀伤。这原本是一组（共十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具有西方洛可可和爱尼奥式的建筑风格，还有希腊柱脚，古罗马装饰和中式的拱券歇山、雕梁画栋、飞檐挑角、兽脊鸱吻等，荟萃了中西建筑文化的精华。兴许会有人说，这正是清朝鼎盛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征，可并不全对。玄烨在世时确曾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历法等（仅限于皇室，汉人和平民无权问津），但对于洋人的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则不甚了了。自乾隆以降，这一点祖宗“恩泽”也被束之高阁了。他们乐意接纳的是那些穷奢极欲的西洋货色。对于西方的思维方式、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促使社会进步和自然科学阔步向前的意识形态，清王朝的主子们是不屑一顾的。本来在明代就有利玛窦等大批天主教的传教士带着几何学等西方文化来到中国，雍正、乾隆父子二人竟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把康熙时代开放对外贸易的四个海关关闭了三个。如果说闭关锁国是清廷陈腐落后的基因之一，那么这个遗传密码就来自雍乾。西方文明只得与中国交臂而过，由华夏流向扶桑，催化了日本社会改革的新思潮，至明治维新，一个弹丸之国终于跻身于列强之林。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圆明园进入了它生命中的鼎盛时期。由圆明、畅春、绮春三园组成的圆明园占地五千二百余亩，各式房舍一万余间，东西长六华里，南北宽四华里。圆明园集江南园林的玲珑秀美、北方景色的旷达豪迈、西洋建筑的新颖别致于一体，山环水绕、廊腰缦徊，楼阁亭台、馆轩殿庑，无美不有，真个是天上人间。规模之大，耗资之多都是前无古人的。圆明园全盛时期的绚丽光彩、风流韵味，我们无缘领略，但建于嘉庆十一年的凤麟阁的有关资料尚能引发人们如临其境的情思:“洲屿上矗立着高深宽敞的殿宇五楹，画栋雕梁，朱帘高挂，佩玉鸣鸾，恍若仙境；万顷平湖，朝映万朵红霞，暮接千层云雨。”这仅仅是金粉世家的一个小小里弄而已。当世界飞速前进，西方列强日益挥戈东向的时候，倾全部国力来营造皇室的乐园，明智吗?
　　圆明园何以名“圆明”?雍正写道:“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过于溢美之名常常与其实际南辕北辙。以清帝为首的皇帝贵胄们，迷惘在圆明园销魂夺魄、心驰神飞的飘逸和梦幻中，自然“乐不思蜀”了。大清帝国早在兴建圆明园初期就萌生的不治之症，随着圆明园规模日益宏大和雍容华贵，开始溃烂和表面化了。道光十九年（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历经三年，英帝国率先用坚炮利舰轰开了东方老大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在圆明园朝歌夜弦的盛世乐声中、在举国上下高呼万岁的歌德颂圣声中开始了。
　　（二）
　　如果说圆明园四十景中大多是或花容月貌，或金碧珠光，或超凡脱俗，或扑朔迷离，那么“座石临流”景群中的买卖街则是别具一格的。这是历代清帝们为了博得勤政爱民、宵衣旰食的美名，精心策划的赏心乐事项目。
　　买卖街北起舍卫城南门，南至曲院风荷北岸，东依同乐园（戏园），长约五百米。店铺楼台、酒肆轩馆、署衙公堂应有尽有。后宫佳丽、太监、侍卫、二品以上的达官贵人或充当低级官吏，或扮成俗民百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牵驴赶驼、术士艺人，各行各业，行当俱全；即便是鸡鸣狗盗、乞食赌博、巡街缉拿、过堂问案等诸多村镇里巷的民俗风情，也应有尽有。每当开张之日，皇帝也身着青衣小帽，乔装就市，“体察民情”。他们如此妄言盛世、粉饰太平，却美其名为“宵衣旰食”，真是天大的讽刺。其实这是在演戏，在追求新的感官刺激，借以慰藉长期宫居闺处、远离世俗尘嚣的空虚和落寞，与“路有饥夫人，抱子弃草间”的民间疾苦相距十万八千里。买卖街是清朝统治者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性的自然流露。
　　人的远祖是动物，人性之一就是对动物本能欲望的适当遏制。任何人，当他的权利和欲望不受制约时，兽性本能就会鬼使神差般的迅速张扬起来，恣意享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专制政权的执牛耳者多是兽性多于人性。我十分赞赏枚乘，早在汉代，他就痛彻地洞察到纵情声色狗马之好对生命力的蚕食。在告诫那位被脂粉浸渍得萎靡不振的楚太子时?熏他写道:“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生活在这种众芳芬郁、流声悦耳、纵情声色、挥洒自如氛围中的爱新觉罗家族，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文化心态急剧异化，生命力和人格力量同步衰变，到头来尽是些纨绔子弟、无赖儿郎。入关后锐不可当、铁骑纵横大江南北的满洲骑士，他们的子孙也因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渐沦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之辈。“八旗子弟”成了当时痞子文化、市井无赖的同义语。让这样一些没有意志和进取力的皇子皇孙、功臣后裔来把握国家的命运，岂不是飞蛾扑火。
　　荒淫无度的咸丰是从圆明园走出来的最后一个清朝皇帝。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他被迫仓皇出逃。他不是像魏晋时驱车死南阙的曹髦那样，和敌人作困兽之斗，直至马革裹尸，以告罪列祖列宗，而是一头钻进另一个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至死都没有出来。“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脂粉填充起来的弱骨柔胆，是经不起洋枪洋炮轰击的。
　　（三）
　　清朝建国伊始，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已陆续摆脱中世纪的黑暗，一跃而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们迫切需要原料、资本和市场，早就对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华帝国垂涎三尺，秣马厉兵，抽刃欲试。可陈腐的清王朝却无动于衷，不去富国强兵，而是耗糜巨资建造圆明园之类的地上天国，满足自己淫乐的欲望。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对内密织文网，钳民之口，对那些敢于说三道四的读书人格杀勿论；对外闭关锁国，拒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前沿科技于国门之外，把中国冷冻在十八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密封舱里，永不进化。这样，一代金粉世家，就可以享受子孙帝王万世之乐了。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洋人一炬，可怜焦土。末代王朝的黄粱梦和圆明园的神仙世界一同化成了灰烬。
　　这时，倘若能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修守战之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清朝统治者昧昧思之的依然是重圆圆明园的旧梦，东拼西凑一百多万两白银，再修圆明园，终因国库空虚，半途而废。三十年后，１９００年８月，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圆明园再次惨遭灭顶之灾，从此不可收拾。至此，圆明园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命题:把清王朝送到地狱之门!
　　咸丰帝死后，大权旁落于慈禧。这个腹内诗书少、胸中祸心多的铁女人，更是穷不思变，苦不思痛，一心想效玄烨故事，垂帘于颐和园，“避喧听政”。甲午前夕，中日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都志在必得。日方积极备战，意欲从美国购进先进炮舰，但苦于国力不足。日天皇皇后慷慨解囊，将价值连城的古宝珍玩、首饰细软全部捐献给海军。慈禧却挪用海军军费，在颐和园修葺园林，造石头船，致使中国海军在甲午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这兴许就是她把中国“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最好脚注。后人在凭吊石舫时写道:“不去大海航行／自然‘海晏河清’／多少人推你呀／两手血肉模糊／多少人拉你呀／纤绳勒断肩骨／你呀／你好顽固!”邓世昌地下有知，能不感慨涕零吗?
　　一代没落王朝的覆灭本不足惜，然而明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的偌大一个文明之邦，竟被一伙独夫民贼弄得国土残破不全，人民啼饥号寒，能不使人扼腕长叹?当我们痛骂英吉利、法兰西这两个明火执仗的强盗时，不也应该思忖一下我们命运的主宰们，面对日日新、又日新的世界都干了些什么吗?
　　（四）
　　说心里话，我对“康雍乾盛世”实在不敢恭维。稍举一例。明朝郑和下西洋时那赫赫洋洋的船队，曾令洋人咋舌。继明代禁止海事之后，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再一次明文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本来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航海和造船业，从此一落千丈。早在明代中叶，手工业作坊已如撒天星斗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唐寅描述当时苏州的繁华景象时写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然而，刚刚破土的幼苗，怎能经得起熊熊战火的焚燎。
　　人类的历史进程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明代末年中国大地上勃发以“秦淮文化”为表象的新思潮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在狂飙突起。然而天公不与人作美，正当中国的进步力量与腐朽势力搏斗方酣时，天灾不期而遇，饥民暴动以燎原之势席卷华夏，满人乘虚而入。任何时代的人文精英都是有限的，经过明朝反动势力的屡屡捕杀，李自成不分皂白的挥戈横扫，满洲铁骑的残酷践踏，进步思潮奄奄一息，“无可奈何花落去”。直至两百多年后的维新运动才开始苏醒。此时的世界已非“去年天气旧亭台”了，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各国，已摇身为全球列强，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条路好走了。
　　（五）
　　驻足于西洋楼的废墟上，满目萧然。圆明园早已洗尽铅华，像一位乞食的老妪，披一件褴褛的秋装，满脸憔悴，目光呆滞，蜷缩在瑟瑟秋风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江淹那“百感凄恻，行子断肠”的话悄然爬上心头。
　　造化是无情的。五百亩福海的烟波画船，万花阵迷宫中的盈盈笑语，凤麟洲的朝霞暮雨，九龙飞天鼎的夺目光华，缕云开月中妖艳欲滴的“二乔”牡丹，杏花春馆中相互追逐嬉戏的风流帝王和佳丽粉黛们的软语娇声，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令人痛惋的是，用亿万同胞的心血汗滴堆砌起来的绝代名园，也成了炎黄不肖子孙的殉葬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不禁默诵起杜牧的《阿房宫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掩卷沉思
　　圆明园的废墟是中华民族躯体上一个不可愈合的伤口，凝视着这片废墟，每一个熟知近代史的人都会血脉贲张，义愤填膺。历史不容重演，痛定思痛，是什么力量阻止了一个民族前进的步伐？盛极必衰难道真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吗？这其中又有什么因素在潜伏着呢？我们不得不去思考。
　　永远的鹳雀楼
　　沈琨
　　登高而望远，为古代文人墨客所钟情。这大概是由人不甘于自身的高度，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目光，从而驾驭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识转化而来的行为吧。也可能因为登高能为人带来创作的灵感，吐尽胸中参悟世事之所得。要不，历史上怎么会留下那么多的登高之作呢？且不说众多大家的力捧，但就王之涣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足以让鹳雀楼名垂青史。于是，锦绣大地上又增添了一处融人文历史与其内的胜迹。
　　一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咏唱名山胜川、雄关塞楼的篇章不知有多少；但真正能够令人吟咏不厌、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还是那些名作佳构、华彩篇章。人们在那里认识了唯见天际流的长江，认识了从天上而来的黄河，认识了岳阳楼、滕王阁……一首仅２０字的小诗，也让天下人知晓了黄河岸畔有一座很有名气的鹳雀楼。
　　谁不知道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现今的小学生没有背不出这首唐诗的。多少孩子还在刚咿呀学语时，就在摇头晃脑不知所云地念诵着: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首再浅显不过的唐诗了。它明白如话，无雕无饰，却能够历代传颂，以至永远。何也?就在于它昂扬着一种继承前人、超越前人的强烈的奋发自强精神，不管你理解了多少，你感受了多少，都会被这种精神所深深地激励和感染。
　　这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是真实而鲜活存在的唐诗魅力啊!
　　诗的作者王之涣，字季陵，生于唐武后垂拱四年（６８８年），死于玄宗天宝元年（７４２年）。原籍并州（今太原）人，后迁居绛州（今山西新绛）。开元初，任冀州衡水县主簿，因遭诬陷，弃官而去。此后十五年漫游，足迹遍黄河南北及西北边陲。晚年出任文安县尉，病死于任上。
　　古人追求功名，追求仕途，王之涣没有多高的科举功名，故而官也做得不大，在职的时间也不长，新、旧《唐书》上都没有他的传。但王之涣却以他的诗名让历朝历代的人尊着、敬着，后人只有仰视他的份儿。王之涣一生到底写过多少诗，无人知晓。因为他的诗大都逸失了，仅存下六首诗传世。也就是这六首诗，成就和支撑起了一位卓然名世千秋的伟大诗人。
　　二
　　蒲州，古称蒲坂。“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曾是帝舜的都城所在。秦汉之后，几个朝代都建都在陕西长安或中原洛阳，而蒲州正处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均属京畿之地。唐李吉甫道:“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胜，郁关河之气色。”（《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河东道一》）这里边所说的“河中”，即指的蒲州。河中府交通便利，是秦晋联系的交通要冲。还因为这里拥有众多的风景名胜，如蒲津关、鹳雀楼、逍遥楼、普救寺、万固寺等，唐代的许多著名文人如李商隐、温庭筠、岑参、韩愈、卢纶等都在蒲州留下了瑰丽的诗篇。
　　鹳雀楼，故址在古蒲州城西南的黄河洲渚之上，为北周时蒲州守将宇文护所建。楼高三层，凭山临河。关于鹳雀楼的楼名，清《永济县志》上说:“时有鹳雀栖其上，遂名。”楼名竟出自于俚俗!但就是这个始于俚俗叫法的鹳雀楼，因文人墨客的频频造访，登楼赋诗题咏，而声名大噪，从而也变得格外高雅和尊贵起来。
　　我们还是来看唐代诗人李翰在《鹳雀楼序》中描述的当时盛况吧!
　　后（北）周大冢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倒影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洲。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四方隽秀有登临者，悠然远心，如思龙门，若望昆仑。河南尹赵公受帝新命，宣风三晋，古贤好士，游人若归。小子承连帅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获登兹楼，乃复俯视舜城，旁窥秦塞，紫气度关而西入，黄河触华而东汇，龙踞虎视，下临八洲。前辈畅诸题诗上层，名播前后，山川景象，备于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栎阳郡郑鲲，文行光远，名重当时；吴兴姚系，长乐冯曾，清河崔，鸿笔佳什，声闻远方。将刷雨看天，追飞太清，相与言诗，以继畅生之作。命余记事，书于前轩。
　　这里就可知鹳雀楼是“独立乎中洲”的，当时已历经“二百余载”。上推二百年，它的始建当在南北朝时的北周时代无疑。历经隋、唐、五代，到北宋时，鹳雀楼依旧巍然耸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云:“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这和李翰“独立乎中洲”的记述，又可互为印证，说明最早鹳雀楼的楼址，确乎是在黄河洲渚上的。
　　读上面这段文字我们看得出来，李翰在这里记叙的是在鹳雀楼上举行的一次以文会友的盛会。“遐标碧空，倒影洪流”，说的是鹳雀楼的高峻，高大的楼影倒映在滚滚的黄河水中，使登临者有了一种“如思龙门，若望昆仑”之感。站在楼上东望可俯视河东大地，西边远眺可见关中平原，紫气通过潼关而西入长安，黄河遇阻华山而折向东流。这是远景的描绘。
　　接下来是近景，再叙“八月天高”文人在鹳雀楼举行“笔会”的现场。这里不仅有宇文邈、郑鲲等“文行光远，名重当时”的上宾贤达，也有姚系、冯曾、崔等“鸿笔佳什，声闻远方”的名士俊秀。文友们来自各地，有是北方的，有来自南方的，大家谈诗论文，放歌抒怀，这是何等相融相洽的欢聚。谁说“文人相轻”?看看这种场面，怎不令今世的文人羡煞!
　　三
　　有考证说，王之涣是在赴京赶考途中，过河中府登鹳雀楼而赋此诗的。唐都在长安，想那王之涣从河东绛州（今山西新绛）老家出发赴京，因龙门那边无桥可过，因而他取道蒲州，从蒲津桥那里过黄河。从绛州到河中府，百十来里，赴京已走了一半的路程，在此歇歇脚，勾留小住数日也是情理中的事。
　　王之涣来到了蒲州。一个晴朗的傍晚，他信步出城，登上了鹳雀楼。大自然的森严万象，顿时扑面而来——
　　巍峨的中条山绵延起伏，从东北向西南逶迤而去，在山的尽头处，正与徐徐下降的太阳会合。晚霞似火，落日熔金。此时，鹳雀楼下的黄河仿佛也流得更为急切了。那奔腾的怒涛，正掀起巨浪，呼啸着，翻卷着，奔向远方的大海……
　　诗的开头两句构思出来了。高山、大川多么令人胸襟开阔，白日、大海引人无限遐想!是的，太阳就将渐渐收去它的余晖，落到大山后面去了，但一泻千里的黄河，还将以她的雷鸣般的轰响和一往无前的力量，滚滚向前，奔流到海不复回。此刻，诗人那开阔的胸臆，激荡的诗情，犹如盘马弯弓，又将呼之欲出了!
　　鹳雀楼楼高三层，王之涣的前两句诗是在第几层写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接下来的后两句诗，却一定是在楼的最高层即第三层写下或构思而成的。登上了楼的最高层，视野已达天的尽头，当然也就是“千里目”了；然而，诗人却意犹未尽，还要“穷”其目而登其“楼”，还要登上楼外之楼，拓出一片更加高远的天地。此刻，诗人是怎样想的呢?他可能想到:我王之涣登上了前人建造的鹳雀楼的最高层，看到了一派充满生机的天地，但大千世界、万类霜天，如何使它尽收眼底呢?只有登上更高的层楼。而那更高的四层、五层，却是要我自己去建造的。我王之涣是赴京赶考去的，当朝以诗取士，我之所以能诗，是因为有前辈诗人的引导，一如前人建造了这座鹳雀楼我才能登高而见白日、黄河那样。我若是不能“更上一层楼”，别说对不起前辈，也对不起我多年的寒窗苦吟了……王之涣此刻可能想了很多，可能什么也没有想，而是久宿的大志，不息的奋发精神，在此喷涌而发，诗句一挥而就……
　　于是，《登鹳雀楼》这首千古名作诞生了。
　　前面说过，王之涣的仕途很不得意。开元初他曾任冀州衡水县主簿，而就这小县的小文书还不能叫他干得安稳，因遭人诬陷，愤然弃官而去。在蓟北一带羁留期间，他与高适等人相识。高适比他年轻，是因求仕不遇，而北上蓟门漫游燕赵的。惺惺相惜，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王之涣和高适等也都有客游河西、长期在边庭漫游的经历，为他们的边塞诗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形成了为人称道的边塞诗派。
　　今天我们所知的盛唐的边塞诗派，其重要作家有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李颀等，他们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形式，描写将士们从戎报国的英雄气慨，不畏塞漠艰苦的乐观精神，并描绘了奇特壮现、寥廓广漠的边地风光。笔势豪健，雄浑奔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王之涣的《凉州词》。
　　凉州，即今甘肃武威。这首诗描绘了唐代西北边塞壮阔的自然风光，抒发了征人久戍不归的哀怨。诗的境界阔大，意蕴丰富，格高调逸，可称是唐代绝句的珍品，有人甚至称它是唐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王之涣的诗气势雄浑，意境阔大，语言凝炼优美，音调和谐，所以他的诗即使在当时也多被乐工谱曲歌唱，“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名动一时。
　　从《登鹳雀楼》到《凉州词》，就王之涣来说，他没有辜负自己在鹳雀楼上许下的壮志和诺言，终于“更上一层楼”，登上了他所追求的诗歌创作的高峰，成为被后人誉为“四十八字压倒李（白）、杜（甫）”的著名诗人。所谓“四十八字”，其中的“二十字”是指《登鹳雀楼》诗，另外“二十八字”就是指他“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凉州词》了。
　　当然，这种说法恐有失其偏颇的地方。“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杜的确是我国诗歌创作的峰巅，但仅从王之涣留存的六首诗来看，他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当世和后来的许多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四
　　人们游赏山水风景，都喜爱登高远眺。远眺，是借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它能使局部的风景空间无限的引伸出去，将山水林泉之景收来眼底，为我所赏。“山楼凭远，纵目自然”，楼观一般都建在高地上，或滨临大河大江，或耸立于高地山巅，其视野之广阔，景观之多样，庶乎可称得上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了。
　　多年来我国有四大“历史文化名楼”的说法，其中有三大名楼在长江江畔，那就是洞庭湖的岳阳楼、武昌的黄鹤楼和南昌的滕王阁，还有一座在黄河河畔的名楼，那就是蒲州的鹳雀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自宋庆历五年（１０４５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并请范仲淹作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噪。“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湖光山色，自此引来了历朝历代的无数游人。其实，岳阳楼早在唐代就已负盛名了，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内的大诗文家都曾来过岳阳楼，并留下了诗文，不过都没有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样脍炙人口罢了。谁人不知道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
　　雄立于武昌长江边的黄鹤楼，亦因诗人的名句和轶事而名闻天下。
　　诗是唐代诗人崔颢的诗，故事却发生在大诗人李白身上，且有李白的诗为证。说是李白来游黄鹤楼，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而诗兴大发，正要往楼壁上题诗，猛抬头看到了已有崔颢的诗题在上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深深为诗中描写的情景所折服，随口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弃笔而去。但李白后来还是在黄鹤楼留下了他的诗篇，还不止一首。像“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等等。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在黄鹤楼故址，吟成了《菩萨蛮·黄鹤楼》那首著名的词。
　　武昌黄鹤楼兴兴衰衰，一千多年来不知毁过多少次，修过多少次，据说仅明清两代就修过八九次。如果今天我们再去武昌看看１９８５年重新修造的黄鹤楼，便可重温她昔日的姿影。
　　每当提起江西南昌的滕王阁，人们随之就会想起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那“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华瞻雄伟的建筑美，那“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秀丽风光，怎能不叫人对滕王阁心生向往之情。有资料说，这座楼阁在１３００多年的时间里竟重新修建了２９次，这第２９次修建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这又不能不说是唐代大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的魅力。
　　“初唐四杰”之一的山西绛州龙门（今河津市）人王勃，是去探望远贬在海南交趾的父亲，路过南昌，才写下他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然而，也就是在这次省亲途中，王勃从广州渡海赴交趾时，不幸堕海而死。他的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就这样与“披绣闼，俯雕甍”的华美的滕王阁相依相偎以至永远了。
　　同样，鹳雀楼因王之涣的诗而千古，王之涣的诗也因鹳雀楼而永恒!
　　文因楼成，楼借文传。中国的四大名楼以其奇美的景色，雄伟的形胜，引来无数的文人雅士为之歌吟、诵唱，而这些诗文名篇的流传，更使名楼声名远播，使它们能在千年的历史风雨里，一次次的修葺或重建，以至留存到今。这种文学名篇与风景建筑之间互相依存、互为映衬的关系，可说是我国建筑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上独有的，令人艳羡的。
　　五
　　河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是一块名楼荟萃之地。除了蒲州的鹳雀楼外，在离此不远的万荣县，还有古今闻名的飞云楼和秋风楼。飞云楼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楼高４０多米，当地有民谣曰:“万荣有座飞云楼，半截插在天里头。”它是由底层的扎地通天的四根大柱和周围的３２根木柱，共同支撑着这高耸而硕大的楼体。现楼虽为清乾隆年间重建，却保留了较多的唐宋建筑风格。秋风楼是建在万荣县宝井乡后土庙里的一座楼阁。后土庙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３年），从汉代开始，这里便是历代帝王祭祀土地神、祈谷佑民的圣地。汉武帝曾五次来此祭土。西汉时的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和东汉的光武帝照例来这里搞祭祀活动，达十一次之多。唐玄宗于开元年间三次来这里祭土。宋真宗还在此留下了巨型的亲书御碑。后土庙的最后面就是秋风楼，以内存汉武帝的《秋风辞》石刻碑而得名。近些年，秋风楼已经过修缮，楼高三层，建造华美。
　　与飞云楼和秋风楼相比，鹳雀楼却是命运多舛的。这座建于北周时期（５５７～５８１年）的名楼，由于历代黄河河道淤泥壅增，河床抬高，到元代至元初年，已毁于洪水之中。
　　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到元代著名文学家王恽的《登鹳雀楼记》，此文写于元“至元壬申春三月”，即１２７２年的春天。王恽等一行来到鹳雀楼时，“杰观委地，昔人已非”，说是鹳雀楼已部分坍塌倒地，来人也不是唐时的人了。但他们一行还是“徙倚盘桓，情逸云上。于是俯洪流，面太华，揖首阳……而河山之伟，风烟之胜，不殊于往古矣”。说他们还是扶着楼梯，盘旋而上登到了楼顶，看到了雄伟壮观的景色。这说明元初时的鹳雀楼也只是部分毁圮，主体建筑还在。
　　到了明代，《蒲州志》“鹳雀楼”条云:明初时，“故址尚可按，后尽泯灭。或欲存其迹，以西城楼寄名曰‘鹳雀楼’”。也就是说，鹳雀楼在元代至元年间被冲毁之后，明初遗迹尚存，后来便难以寻觅了。为使鹳雀楼象征性地存在，遂在蒲州城的西城楼上悬挂起了一块鹳雀楼的匾额。
　　鹳雀楼的完全毁圮是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明代《重修黄河石堤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这一埋，就是４００多年。所幸《蒲州府志》里保存有鹳雀楼的附图，这就为后来鹳雀楼的重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相继修缮或重新修复，唯有鹳雀楼仍沉埋在历史的泥沼之中。１９９１年，在全国旅游地学学术研讨会上，近百名专家发出了“关于重建全国历史文化名楼鹳雀楼的倡仪”。鹳雀楼的重建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开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竣工。复建后的鹳雀楼景区占地１７００多亩，并初步建成了黄河文化游览区、休闲度假区和水上公园三大景区。
　　鹳雀楼到了!从古色古香的游区大门进入，过拱桥鱼沼，过宽阔的广场，前面就是耸入云天、气度非凡的鹳雀楼。它建筑在一座１０余米高的台基上，总体高度创四大名楼之最，达７３．９米。从外观看，巧构奇筑，斗拱飞檐。但据导游介绍，它实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现代的科技工艺，将钢筋水泥构件漆以木色，达到了“修旧如旧”的外观效果。顶层四边是宽阔的远望台，台的西南角有王之涣的铜像，他衣带飘逸，目视远方，左手展纸，右手举笔，纸上是千古绝唱《登鹳雀楼》诗。
　　此时，太阳已斜挂在西天，富于壮美的诗意。凭栏眺望，西面脚下的黄河滩涂，是一片绿色蓊郁的林木和庄田，为它粗线条压边的就是汹涌的黄河了。粼粼波光中，可见河上有几条船，在橹摇歌呼中联翩下驰。黄河西岸那边，村落、烟树，历历在目。远天远地，天高地阔，在这里，你果真可以领略到“千里目穷”的壮阔境界!登斯楼也，望着黄河，望着落霞熔金的远天，你会想到很多很多。想古人，想今人，想到你曾经奋斗过的日子，欢欣的和失意的，向往的和憧憬的……
　　鹳去雀来，楼废楼兴。时光亦如眼前的黄河流水，日夜奔腾流淌而去。而鹳雀楼和《登鹳雀楼》诗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却是永远地“定格”在这里了，并将同滚滚的黄河水一同奔流不息，千古回响。
　　掩卷沉思
　　沉淀着浓厚文化的古建筑，沐浴过朝阳晚霞，目睹过刀光剑影，浓缩着历史一段段清晰的截面。品读着关于鹳雀楼的文字，耳边依稀传来盛唐的鼓声，顷刻间，历史在我们眼前鲜活起来，一种登上鹳雀楼的冲动油然而生。关于文学名篇和风景建筑结合在一起的实例，在你的身边是否也存在？认真地查阅一下，将结果整理出来。
　　黄河臆象
　　杨闻宇
　　“母亲河”，是炎黄子孙充满深情的称谓，流露出一种血液当中浸透着的尊重。黄河如同睿智的巨人，扭动着充满灵性的身躯在一片荒原上诞生下辉煌的文明。中原大地从昔日的刀耕火种到今日的神舟升天，都离不开黄河的哺育。河流的每一步都冲刷出无限的景致风光，人文精神在自然风光中日积月累地膨胀着，于是，文明愈加厚重起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北方，感受一下兰州黄河的气度吧。
　　摊平我国地图，从东北向西南、自东南往西北，平直绷起两根细线，线的交点恰巧是兰州的所在地。黄河九曲，逶迤数千里，它只正二八经地穿过了一座城市：兰州。
　　在晴朗的日子里，百里长街，市声如沸，流经闹市的黄河则是悄无声息的。不甚透明的水纹盘旋交织，沉默平稳的波痕在朝晖夕照里犹如铜汁浇铸的块状肌腱，透出凝重的粗犷的血色，流动成浩浩的、浑厚的一派，仿佛千万条汉子衔枚疾进，无声地运行。人们看不出别的迹象，只看见瓷实的、富于弹性的肌腱在起伏、在抖动，强悍雄劲却不暴戾，元气勃勃而不响动。——一切怀有巨大追求的生命，常常是无声的。
　　“不到黄河心不死”，“跳到黄河洗不清”，小时节，我听到父辈动不动念叨黄河，心里也觉着黄河了不得。读书时，耳畔啥话都有，有人说黄河是一支剽野的黄肤色的歌，有人说它是长长的一线泪滴、深深的一声喟叹，也有人说它是月亮下神话里的一条龙……我想往黄河，以为今生今世能见它一眼，就知足了。没料想成人之后，我这生命的火星儿溅离父母之邦，西掷千里，住进兰州，居然与北国大地上最古老、最有声望的大河相依为邻了。夕照下，风地里，雨天，雪天，我独自在河滩里逍遥漫步，纵览这亘古不息的、不舍昼夜的活的巨物，聆听这似乎无言、却分明有意的弦外之音，久而久之，我的情绪便有了些神秘的变动。
　　——黄河，是大海以它倔犟的手指深深地抠进陆地里的一个“大问号”。这问号在兰州形成稽考历史的第一个锐利弯钩，钩起一连串的积淀物：踏波跳浪的羊皮筏子，策驼西上的汉使张骞，１２０丈铁缆的镇远桥铁柱，湖湘子弟栽植于３０００里征途中的左公柳，兰州战役时在炮火中旋动不已的大型水车……这些记载过我们民族的年代的实物，有的化作了濒水而立的花冈岩石雕，有的尚绵延着一线活气，对“问号”努力进行解释。
　　——黄河，又是天际一霎闪电掣开的鞭影，鞭杆攥在汪洋的掌心里（渤海是汪洋紧握的拳头），鞭梢抽打在一个微微耸起的背脊上。在兰州，黄河并不是箭杆式地插城而过，每于人迹稀寥处折个大弯，长的波痕便斜倾如熊腰，低吼喑呜，拍石崩岸，狂不可羁，这一种地上没有路便要踢开一条路、前方没有海自己便要掬成一个海的霸王气概，着实惊人!黄河在兰州，并不晓得前程上还有横流四衍的壶口、有“平地一声雷”的龙门、有大禹神斧劈裂的三门峡。浪未至而气先凝，这一条由海魂挥动着闪电似的长鞭，它那征服一切的气度是先天具备的。
　　“黄河远上白云间”，那仅仅是它远上昆仑时偶尔一现的背影。兰州乃挟水之山城，夜来两厢灯火，珠玑罗列，金冠嵯峨，洋洋洒洒映进黄河，致使这里的流水成为千里躯体上光明璀璨、瑰丽无比的一个段落。“昆仑者，天象之大也”，昆仑怎么也容纳不了的黄河，正从我身边经过……
　　掩卷沉思
　　只要黄河还在流淌，炎黄子孙创造的源泉就不会枯竭。黄河在中华民族成长的过程中给予了太多的灵感和动力。今天，黄河精神依然源源不断地注入社会的各行各业。感恩黄河，保护黄河。当时代的巨轮辗转到今天，环境恶化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面对黄河，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长江，我能摸一摸你吗?
　　李梅
　　人生有诸多渴望，遍游名山大川应该是一个文人最奢侈的梦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人借助长江来感慨人生的命题，在史海中激起阵阵波澜。长江，对于远离它而长大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当它不再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上升到一种文化层面浮于脑中时，心境会因之改变。亲临长江的愿望实现之后，抚摸长江，又成了作者内心一个深情的渴望。
　　居住的校园里有一片湖水，每天上下班沿湖穿行，湖水碧绿透蓝，看久了，油然吟出“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就猜想，春天的长江水也该是如此绿蓝诱人吧。
　　生长在北方海滨，熟悉的是蔚蓝色的大海，长江对于我来说遥远而陌生。
　　童年，我以为长江就是用剪刀把蓝色的大海剪下一道长长弯曲的河流。这个念头是在做手工课时冒出来的。当时我的大脑经常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在我玩橡皮泥的时候，我会想，长江或许是从大海这块大橡皮泥上掰下来捏成的。我对长江没有一点印象，所以，我总是用大海来作它的参照系。
　　虽然，母亲当年就是从故乡沿着长江来到外面的世界的，但母亲并没有把长江带给我们。在沧桑的岁月里，面对长江，她更多的是缄默。
　　由于母亲，我们离长江很亲近；由于母亲，我们离长江又很疏远。我把握不住自己对长江的真实情感。
　　后来，从书本上认识了悠久的历史的长江。我读过在江边徘徊行吟的楚国大夫的《离骚》；看过洒酒临江，横槊赋诗的壮观场面；在想象中，我一次又一次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
　　长江于我，与其说是通常的地理概念上的意义，莫如说更具有文化象征的意味。它早已随着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烂熟于我的心里。我不知道除此之外，在现实生活中，还会有什么样的长江。在母亲的眼里，长江还代表了什么。
　　我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熟悉了长江之后，才有机会用我的视觉器官去感受长江。
　　汽车从南京长江大桥上隆隆开过，眼睛贪婪地一遍又一遍抚摸着桥下的江水，恒古的流水把我的抚摸冲刷成江中的一枚石子，任奔涌不息的潜流如丝绸般凉爽滑过，我抓不住那一丝丝细腻的柔软，但那闪烁着丝绸的美丽波光却在我手指上雨点一样跳跃。我就像盲人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他们早已听说过的大象。只是不知道我们之间，谁感觉到的更真实。
　　一条灰绿色的长练静静地飘落在广袤的江南大地，不动声色地伸向远方的地平线。如果没有歧义的话，这就应该理解为“唯见长江天际流”了，虽然没有孤帆的远影。
　　我说不出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不住地问:这就是朝思暮想的长江吗!
　　我不知道眼前的长江与昔日遥想的长江哪一个更真实，更令人神往。
　　我在桥上，长江在桥下，我们静静地打量着对方，谁也没有向前迈出一步。我们只是在时空的交错点有了对视凝望的一瞬。没有一句对话，就在这不变的凝望中，让时间变成了永恒。
　　罗曼罗兰安排他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与暗恋着他的少女相会在两辆相交而过的列车上，“在并列在一起停了几分钟的车厢里，他们俩在静悄悄的夜里见到了，一句话也没说——两颗灵魂一朝在过眼云烟的世态中遇到了，认识了以后，那感觉是永久不会消失的。”
　　怎么会消失呢，长江，在我们用心灵相互注视之后，血脉中潜藏的激情便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这激情有我的，还有母亲的。
　　南方回来，在北方海滨的家中，当我和着窗外阵阵的海涛声从电脑中敲出长江两字，心里就涌动着莫名的惆怅。我不知道我在渴望着什么。
　　有一个词叫:蜻蜓点水。形容浮光掠影。可是我虽然像一只从江面上匆匆飞过的蜻蜓，却未曾点到浩浩长江的一滴之水。
　　是不是我也祈盼着能像台湾诗人余光中亲近黄河那样去亲近长江。
　　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诗人走下黄河大堤，在泥泞的窄埂上一脚高一脚低，向近水处走去。诗人无数次歌咏过黄河，但那都是诗人梦中的黄河。
　　诗人终于把手伸进了黄河，第一次真实地触摸黄河的一息脉搏。诗人说，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
　　长江，什么时候能用我带有体温的手，摸一摸你千年的流水，让滔滔的江水从我连心的手指间穿过，纤纤十指弹拨着岁月悠久的古筝，川流不息的乐声顺着我的指尖缓缓流淌，把我像一棵水草一样湿润漫淹。周身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洇在弦音清凉的流水里，我踏着你幽远的旋律，在水中随波逐流，陶醉地摇曳着芦苇花一般美丽轻盈的舞姿。
　　长江，当我抚摸你的时候，那清晰的质感，让我真实地感受到长江，感受到长江与我的脉搏一刹那跳在了同一节律。
　　长江，你知道吗，虽然在遥远的北方，虽然隔着千山万水，由于血缘的缘故，其实我离你并不遥远。在我的血脉流动中，我总是若隐若现地感受到你与我咫尺之间，一脉相连。
　　长江的上游是四川的嘉陵江。江面上，曾倒映着母亲少女时代读书学习的倩影。怀着对明天美好生活的憧憬，母亲毅然别离家乡，走向她陌生而遥远的北方。那不仅是一个社会的转折，也是母亲的人生转折。
　　母亲乘船沿江而下，当江船驶过重山峻岭，急流险滩，即将冲出三峡时，一船的年轻人都兴奋地站在甲板上欢呼着:出峡了，出峡了。
　　母亲说，当时江面上豁然开朗，阳光灿烂，似乎在向她昭示前途的光明美好。母亲的心，像奔腾的江水一样汹涌澎湃，激动万分，母亲相信，她是在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走向有希望的未来。写到这里，脑子就冒出刚刚看到的一句话: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詿余秋雨语?誀。可是母亲能知道这一些吗。
　　上学读郦道元的《水经注》，最后那一句:“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就想，母亲他们那帮热情单纯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乘船穿过三峡时，是否听到了林寒涧肃中的高猿长啸。那阵阵凄凉不绝的啼叫，是否给他们年轻的心中带来一丝伤感。他们是否想过有关人生、命运这些充满变数很有悲剧意味的词。
　　他们一路欢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他们不会听到什么猿鸣。即使是听到了，那又如何?!在他们的莺声笑语中，是没有心境去仔细谛听体味那悲凉凄惨的哀哀猿鸣。“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才是他们当时年轻心情的真实写照。
　　母亲就是这样，从长江的上游出发，顺流而下，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故乡，从此她再也没能抚摸一下故乡的江水，但那逝者如斯的江水就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小时候，由于所谓的出身问题，母亲极少与我们谈到她的故乡，她也很忌讳别人问起她故乡的家人。甚至嘱咐我们，别人问起外婆，就说已经没有了。可那时外婆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虽然外婆的眼睛瞎了，虽然外婆孤苦伶仃一个人住在乡下。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经常偷偷地给外婆寄点钱。
　　母亲把故乡的一切都压抑到了最底层，长江流水的波涛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拍打着母亲梦的堤岸。长江离我们渐渐远去。
　　母亲结婚后，就随父亲来到北方的大海。我很庆幸我能生长在大海边，无时无刻地感受着海的气息。可是，我却从没有听到过母亲对大海的一句赞美。
　　一次闲谈中，我问母亲，喜欢大海还是喜欢长江，母亲不假思索脱口而答，喜欢长江。
　　这时我才知道，母亲对大海的感情是永远无法超过长江的，虽然母亲已在海边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可是她脉搏跳动的永远是长江的涛声，而不是大海的粗犷潮汐。她血管里流动的永远是长江的水，而不会是又咸又涩的海水。
　　母亲永远是一条南方的淡水鱼，她只属于长江，虽然她可以表面平静地在北方的海水里生活着。但也只有她自己在独自承担内心深处那份落寞失意的痛楚感受。岁月和命运已把当初单纯热忱的心打磨得像海岸边的礁石，千疮百孔，不忍目睹。那些美妙的理想，只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已无处追寻。而曾经充满浪漫想象的婚姻，也被生活中不能承受的琐碎消损得像一株风雨飘摇后的海棠，绿肥红瘦。落红纷纷的花蕊把一地的鸡毛铺满了婚姻的城堡。
　　喧嚣浮华过后，是回归的宁静。
　　母亲在说喜欢长江时，她的耳边一定是听到巴山蜀水的子规那声声“不如归去”的啼血悲鸣。
　　于是，爱海的我，对长江便有了一份别样的情怀。它不再仅仅是“孤帆远影碧空尽”的飘逸诗情。在现实的世界里，它真实得就像一条脐带，把我与母亲贯连在一起。
　　朋友们都说我不太像北方人，我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缘故。海水与江水已在我的血管里融合且如血液似的流淌。
　　所以，当我第一次面对长江，当我从桥上居高临下俯瞰长江时，我发现这个角度完全不适合我。我想，我应该走到长江的身边，用久违了的平视的目光去感受长江，理解长江。
　　我轻轻地对长江说，长江，我能摸一摸你吗!
　　掩卷沉思
　　作者对长江的感情经过了长久的积蓄在第一次见面后瞬间泛滥。由于母亲的缘故，长江在作者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感。魂牵梦绕的思念转化成激情地倾诉，甚至梦想着真实的抚摸，但终究留下了遗憾。在你的心灵底处有没有这样一种压抑已久的思念？如果有，可以尝试着用文字将它释放出来。
　　寂寞徽州
　　陶方宣
　　中国文化地域性很强，每提起一个地名，人们往往会从历史到现在，从文化到经济，从名人到特产……给予全方位的评价。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产，徽州，这个名闻天下的字眼一出现，马上让人仿佛感觉到宣纸的柔软，嗅到徽墨的芳香，此外，你对徽州还有更多的了解吗？作者说今日的徽州给予旅人的已经不是“那种美丽的感觉”。试着走进今日的徽州，去感受一下历史的沧桑巨变。
　　我又到徽州来旅行，不能说旅游，应该说凭吊——我走在那白得像白天一样的宣纸上，我浸在那黑得像夜晚一样的徽墨中，我在寂寞的徽州寂寞着。我只能说我在寂寞的徽州，不能说美丽的徽州，它给予旅人不是那种美丽的感觉，宣纸已经发黄，徽墨已经干枯，好像它不能再出胡雪岩那样的大徽商，不能再出胡适那样的大文人，现在它留给世人的，只有一些破败腐朽的老屋，在月光下像纸扎的灵屋一样虚幻。
　　这种寂寞和残缺可能更具一种审美的可能，更能打动人心，如果古徽州到处都是崭新和漂亮，那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在南屏村的那个晚上，在黑漆阴暗的老房子上，我看到一片漂洗得纤尘不染的月光——那晚我投宿在农家老屋，睡那种带美人靠的雕花古床，推开阁楼的雕花木窗，就看见白墙黑瓦的古民居、高高低低的青山和房檐下大大小小的燕巢，几十只泥筑的燕巢一串一串垒在山墙上屋瓦下，让人叹为观止。晚餐喝了几杯农家自酿的米酒，那是九月初九，天黑得如同一团徽墨，在我一愣神的时候，月光就从某个老房子顶上漫过来，像一盆凉水浇了一身，像秋霜，像宣纸，我在城市里几十年从不曾见过如此美好的月光，感觉自己一下子变得纯洁如婴。几天后，我一个人来到另一个地方——泾县的章渡，原先泊在青弋江岸边的小镇完全废弃了，药号、书画店、饭馆、旅栈、青楼里空无一人，偶尔有几个老人在门前晒太阳——曾经，这里是徽州的、大重镇，因为水运的便利，古徽州出产的文房四宝和茶叶、竹木、柴炭等山货都在此交易，然后运抵芜湖中转到上江汉口重庆、下江南京上海，当年新四军也在此长期设立过据点。现在，那条足足有两里路长的古街像条鲜活的鱼儿在时间的长河里静静地死去，腐烂，家家雕梁画柱的门前艾草丛生，让人倍感岁月的无奈和苍凉。
　　其实这样的场景你在徽州旅行时随处可见，寻常的庭院、檐草、水井、栏椅、青瓦、花窗、隔扇、斑驳的砖墙、倒圮的祠堂、雕梁和古桥——它们在我眼里，是美的，已经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点缀，有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感。不是么，在老房子里在老街上，母亲反抗旧式婚姻，父亲经营染布作坊；天真烂漫的祖母最后变成耄耋老妪，妻妾成群的祖父最终尸抛荒郊——老房子是宗祠，昔日四水归堂的家族宗亲如今已迁徙他乡；老房子是戏院，旧时乡韵动人的黄梅徽调如今已流散失传。如今，老房子已倒塌，古徽州已寂寞，故乡物是人非，故土斗转星移，但江姓还在胡姓还在，青山还在夕阳还在，倒塌的宗祠还在霉烂的家谱还在，那是姓氏的根，也是家族的根，我在徽州就无数次看到那些来自欧美港台的同胞来寻根，站在宗祠的蛛网下坐在老屋的青草上，白发苍苍的老者常常泪如雨下。
　　我走在寂寞的徽州，走过一个又一个白墙黑瓦的古村落——黑的瓦檐白的墙壁，黑的徽墨白的宣纸，像带孝一样，祭奠那个业已逝去的古典唯美的农耕岁月。
　　掩卷沉思
　　江南的雨跟凭吊者的泪交织在一起，模糊着人的视线，历史的形象如电影般在眼前缓缓移过。白墙黑瓦的古村落，仅凭那份独特的色彩就足以让凭吊者触目惊心！曾经的繁华，如今只能通过丛生的艾草、斑驳的砖墙、残破的蛛网来回忆。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心态呢？
　　兰亭
　　潘忠泉
　　东晋永和九年的那个三月初三，王羲之和其余４１个同僚携酒来此，不仅留下了曲水流觞的千古佳话，还促成了后世永为称道的书法巨作《兰亭集序》。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曲水流觞，绿水蜿蜒。美景良辰，人雅事乐，古人的游乐，引起了我们无限的向往。
　　兰亭地处绍兴城西南１２公里的兰渚山下。史书记载绍兴是我国最早植兰的地方，汉代又曾在此设立驿亭，故称兰亭。素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王羲之《兰亭集序》成书于此，该地遂为历代书家朝圣之所。
　　东晋永和九年（３５３年）三月初三上巳日，王羲之偕同名士谢安、孙绰等４２人，为过修禊日会集兰亭，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曲水流觞”活动，他们列坐溪岸两侧，将酒觞置于清溪之上，酒觞停留之处，此人即兴赋诗，共成３７首。王羲之将诗汇集，并乘兴写下３２４字的序文，记下宴集的盛况及与会诸人的观感，即《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得意之作，在这篇序文中，光是出现的二十多处“之”字，就个个矫健俊美，各显风采，令人为之倾倒。据说王羲之后来又把此文重写了多次，但都不及当时在兰亭所写的那一篇，因此成为传世之宝，难怪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临死之前留下遗诏，把它作为随葬品埋入自己的陵墓，对此，后人颇感惋惜，宋代陆游曾感叹道:“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后世所传都是历代书法家的模仿之作。
　　说起“曲水流觞”的来历，得从三月上巳这一传统习俗谈起。上巳，是指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除灾祸、祈降吉福的节日。古人认为，水和火都是至洁之物，可以消除一切疾病和灾难，因而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已有水滨祓禊之俗，朝廷中还指定专职女巫掌管此事。祓，是祓除病气，使之清洁；禊，是修洁、净身。祓禊是通过洗濯身体除去凶疾的一种仪式。到了汉代，三月上巳确定为节日，每逢该日，官民都去水边洗濯，不仅民间风行，连帝王后妃也去临水除垢，祓除不祥。后来，此俗又进一步发展，演变为临水宴宾。魏晋以后，将上巳正式定为夏历三月三日即春禊，所有临水祓禊及水滨宴会活动都在这天进行。
　　而“曲水流觞”活动就是从上巳节派生出来的一种风俗，那时，人们在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就坐在环曲的水流旁，在上游放置酒觞，随其顺流而下，觞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彼此相与为乐，故称“曲水流觞”。南朝梁人宗懔在其《荆楚岁时记》中写道:“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王羲之等人在兰亭举行修禊活动，咏诗论文、饮酒赏景，上巳赋诗之俗，由此而起，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绍兴，这种由“曲水流觞”活动带来的咏诗饮酒的优雅风俗，一直盛传不衰。直到今天，每逢夏历三月初三，来自中外的书法家都要聚集兰亭怀古续胜，举行追仿修禊觞咏的兰亭书会，泼墨挥毫，论文咏诗，纪念王羲之。
　　现今的兰亭，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年），由于历史的变迁，亭址已非原地，但仍然依山傍水，竹林掩映。
　　这是一座幽雅别致的江南园林，穿过一条修竹夹道的石砌小径，迎面出现一座引人注目的三角形碑亭，碑上刻着两个笔力遒劲的大字“鹅池”。传说王羲之写罢“鹅”字，其子王献之续写了一个“池”字，两字风格相近，但笔形有别，“鹅”瘦“池”肥。
　　亭畔一泓碧水，即为鹅池，几只白鹅在池中悠然嬉游。据传，一日，王羲之见茂林修竹之间，有一群白鹅嬉戏水上，煞是可爱，打听方知鹅的主人是一位道士，道士闻其来意，故意要求他代写《道德经》相换，王羲之欣然应允，这本经文即为闻名于世的《黄庭经》，对此李白有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由于酷爱白鹅，王羲之常常将“鹅”字一笔挥成，意谓“我的鸟”。他为何如此喜爱白鹅呢?据说这与其钻研书法有关，他认为执笔之时，食指应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方能使精神贯注于笔端，清代书法家包世臣曾写诗为此作结:“全身精力到毫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
　　跨过鹅池上曲折的石桥，就来到“流觞亭”，其周围有木雕长窗，外有走廊环绕，翘角飞檐，古色古香。亭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明代万历年间的石拓手卷《流觞曲水》图，这轴近２０米的长卷，有名人题跋，有《兰亭》碑帖，还有唐代画家李公麟所绘《兰亭宴集图》，画中众多人物姿态各异，有的举杯畅饮，有的低头沉吟，有的袒胸露臂，醉态毕露，皆惟妙惟肖。关于此卷，宋代书法家米芾跋曰:“右唐中书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拓晋右军王羲之兰亭宴集序，并谏议大夫柳公权得群贤诗，御史检法李公麟装图，皆驸马王晋卿家所藏，可谓三绝。”
　　流觞亭西侧有“小兰亭”，亭内立石碑一方，镌刻“兰亭”二字，为清朝康熙玄烨所书。
　　流觞亭的东侧，为右军祠（王羲之曾历任会稽内史和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是园林中最大的一座建筑，祠中景物无一不与翰墨有关。祠内有一潭池水，名为“墨池”，池中有四角方亭，即“墨华亭”。池两侧的回廊壁上，嵌有后人题咏石刻多方，大多为历代书法家临摹这位书圣的遗墨。徜徉其间，浏览一下石刻，顿觉这些模仿之作尚且有如此精深的功力，王羲之本人书法更应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了。而王羲之成为书圣，非一日之功，据说他勤练书法，经常洗笔，年深日久，池水都被染黑，故后人将此池取名“墨池”。
　　流觞亭之后，便是久负盛名的兰亭御碑，质地坚硬，气势雄伟，碑高６．８米，是我国最大的古碑之一，雕刻精细，造型优美。碑阳镌刻着康熙玄烨手书的《兰亭集序》全文，碗口大的字体，洒脱酣畅，碑阴则是乾隆弘历游兰亭时书写的七律《兰亭即事》遗墨，诗云:“向慕山阴镜里行，清游得胜惬平生。风华自昔称佳地，觞咏于今纪胜名……”
　　掩卷沉思
　　王羲之，一个一千多年前的书法家，用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或者说用他的天赋，奠基了关于书法艺术的人生哲学。他用笔和墨，创造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大美，并且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每一个热爱他的人。请诵读《兰亭集序》，感悟一下作者抒发的人生哲理。第？编在双码时参数
　　第六编  咀嚼文化的精髓
　　庞大的文化根系催生出几千年的辉煌文明，随手翻开一页，目光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到处都浮现出中华几千年文明的风雨历程，我们浮躁的心也会在这时慢慢沉淀下来，穿越时光隧道，去触摸先人们的脉动，咀嚼古老文化的精髓。有人说，中国文化的滋味是苦的，反复的咀嚼，才能有回味的醇香。这芬芳足以让我们悟出人生的理趣生机，滋养自己的心灵与思想。或许我们今天只是掀开了中国悠久文化魅力的一角……
　　中国士大夫的山林之趣（节选）
　　熊召政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很早的时候起，山林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精神家园。置身山林，采菊东篱，把酒临风，享天籁之乐，得山林之趣。有时是无奈的逃避，暂时的解脱；有时是刻意的选择，全心的向往；更多的还是内心的纠葛，山林还是庙堂，这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
　　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对山林情有独钟呢?这关系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明弘治年间，状元出身的罗伦在翰林院修撰任上，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夺情而遭革职，回永丰县家中闲住。事过境迁后，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交章呈奏皇上，要起复他。而且，的确有诏书到县，要他赴京履新。但这位罗状元偏不领圣恩，作了一首诗：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淮灌。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涧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灏堆。
　　仿效陶渊明归隐山林，穿上三闾大夫屈原所喜爱的芰荷衣，扶犁南亩，柱杖东山。饮酒饮茶在春秋序里，观人观物在竹梅之间。比起在京为官时“午门待漏寒威逼”的窘态，再看今日的“睡觉东窗日已红”的闲适，有琴书自娱而无冠裳之拘，这是多么大的乐趣。年轻时的罗状元，才华横溢雄心万丈，将一种匡扶社稷的钓鳌之志携到京师，很想在官场里干出一番伟业。恃才傲俗，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既然傲俗，自然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发表意见。如此一来，岂能不忤怒权贵?于是，烟云飘渺的谪官之路上，一代一代，一程一程，走过了多少箫剑相随的才子?罗状元便是其中一个。陶渊明把官场比作“樊笼”，罗伦更是把官场比作长江瞿塘峡中的滟灏堆。这滟灏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炸掉，如今三峡大坝建成，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可是，在此之前，所有长江上的船夫，都将滟滪堆视为鬼门关。这江心的几堆乱石，吞噬了多少过往的船旅。从某种意义说，滟滪堆是死亡的信号。罗伦把滟灏堆比作官场，这不能说是一个文人的变态心理，而是一个遭受挫折的官员的豁然醒悟。热衷于事功者，会认为这是逃避现实而施予冷眼，甚或讥为庸人。对此类诮语，另一位谪官，比罗伦稍后的江西吉水县的罗念庵，归田后屡召不赴，也写了一首诗：
　　独坐空庭一事无，秋风春雨自团蒲。
　　而今始解闲非偶，到得能闲几丈夫。
　　一般的中国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是“孤臣白发三千丈”，或者是“把栏杆拍遍，无人会，英雄意”。但这位罗念庵，却认为大丈夫须得具备赋闲的胆识，坐在团蒲上享受春风秋雨，作为常人，是不难做到的事情，但作为经纶满腹的智者，的确需要道德上的勇气。不思钟鸣鼎食，也不当龙袖骄民，这要拒绝多少诱惑啊!
　　官场上的失意者，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这似乎已成规律。其实，即便是显官，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战国时的范蠡，辞去越国丞相之职，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我总觉得，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人扁舟”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兹后，急流勇退的显官多得枚不胜举。还有一种为官者，既不显也不贬，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宜在官场久呆，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诗人王维，便属于这一类，他有一首《酬张少府》的五律，单道这事：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返回山林的理由，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这也许是一句真话，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尽管有这些佐证，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遁词”之嫌。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古人有言：“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可见，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一味追求富贵，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却是一般读书人的热衷。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的士子，以下等与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则凤毛麟角。“君问穷道理，渔歌人浦深”，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在何种样的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寥寥十个字，为我们勾画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
　　如上所言，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其实不是这样。唐人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的官员，其主体都是读书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主体也是读书人。前些年，当“知识就是生产力”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我曾戏言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钱美色，尽在书中。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似应视为一个整体。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分歧却是无法弥合的。岳飞与秦桧，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在历史中并非个案。卑鄙扼杀高贵，终于在文化革命达到全盛。每遇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道德。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权力滋生腐败，权力更滋生丑恶，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所以，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洁身自好，他们只能退隐山林。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真不愧为圣人言。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绎的，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那么乐于官场
　　的人又算哪回事呢?这只能说，士大夫即便为官，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哪里还会有丘壑呢?
　　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所谓忧患意识是也。身在权力之中，常告诫自己要权力为民所用；身在江湖里，则担心统驭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有这种想法的人，属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者”。治国事者，应重仁轻术。过于苛严，也许能提升国力，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怎样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法自然”。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易经》讲大地“厚德载物”，这厚德即是仁。所以说，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是在精神是追求“仁”的表现，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
　　庙堂与江湖，城市与山林，这都是绝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亦是两种绝然相反的生活状态。有志于事功者，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另一部分士大夫，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渊明、罗伦等当属此类，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如庄子。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后者，常被人视为隐士。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最著名的隐士，除了庄子，莫过于僦居柴桑的陶渊明和住在富春江钓台上的严子陵了。历代诗文中，极赞山林之美的，多不胜数。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就写过一篇《招隐士》的小赋，把山林描画成“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狱，乃至发出了“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号。由此可见，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他愿意步人庙堂，在那里，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与《招隐士》迥然相异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收在《古文观止》中，这里不再赘述。
　　庙堂与事功，山林与道德，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一个人，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优孰劣，因事而论。当今之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却仍不在少数。现代生活，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长久隐居在那里，已成为不可能的事。结束本文时，我忍不住还要引用
　　王维的《竹里馆》一诗：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这首诗，写自他的辋川别墅。这辋川，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数次，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对于我们后来者，这简直是一种虐待。
　　掩卷沉思
　　关于士大夫的山林之趣，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厌名利之淡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醉翁之意不在酒，就真的在山水之间吗？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呢，请结合具体的人物谈谈你的看法。
　　入世和出世
　　赵鑫珊
　　入世和出世心理互补是我国文化的精髓，入世重人事，出世重“天道”；入世讲文饰，出世求“自然”；入世主张刚健有力，出世则倡导卑弱无力；入世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出世醉心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入世和出世又永远是一个矛盾的十字架，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会使人难以忘怀又无以排遣，在求索中自失。古往今来，多少人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挣扎中无奈叹息或是寻求着解脱。
　　估计在人的基因里头便有这一对矛盾着的力：
　　入世是向心力；出世是离心力。
　　入世和出世是一个十字架，支配人的一生。只是在多数人身上，入世的向心力很强，出世的离心力很弱。但在有些人身上，出世的力很强大，入世的力很弱小。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里一直有这个十字架，而且很凸显。
　　不了解这个十字架，便无法把握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如果说，出世是经线，那末入世便是纬线。一经一纬，编织了中国的文艺史和哲学思想史。
　　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力是绝对不能合流的。
　　儒家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
　　修身→齐国→治国→平天下
　　宋代范仲淹的名言是入世的精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过，读他的诗词，我们又会隐隐约约感受到他的出世思绪。尤其是他在抒写乡思旅愁的时候，经常会流露出淡淡的、黯然的销魂语。
　　其实他体验到了天地时空对人是座大牢狱的围墙，他企图冲决出去，但又不可能。他写诗词的根本心理动机就是冲决时空限制，即出世。
　　当然，他笔下的时空不是用数字、物理的定量语言，而是用文学语言表述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叶翠……”（《苏幕遮》）
　　在苏轼的人格精神构成里头，积极入世和追求超拔世俗是非常典型的。
　　当然，儒家圣人之道，经世之志，是苏轼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但对佛教的热衷又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和禅的关系可以单独构成一个课题。比如他在杭州便结交了许多僧人。
　　他的入世表现在以周、孔之道治天下；
　　他的出世则表现在以佛、老之道治性养心。
　　两者对称、交叉，成了一个十字架构造。
　　他追求身心洞清静，洗心参佛祖，企图达到出世的境界：“梦中旧事时一笑，坐觉俯仰成今古”；“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出世，即隐。
　　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这是政治、社会学层面的“隐”。
　　更深一层的“隐”是哲学层面的出世。
　　这才是根深蒂固的出世。苏轼的出世同时包括了这两个层面：政治、社会学层面；哲学层面。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的根本动机不是入世，而是出世。
　　一些著名的“数学猜想”是为了应用，为了入世吗？不。那是一个个美丽的数学梦。
　　日常现实世界太单调、无聊、枯燥，所以有些杰出人物才跑到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去追寻梦，追寻梦样的色彩斑斓，多彩多姿和变幻。——这才是出世的涵义。
　　有年夏夜，我在街灯下看到一位白发老翁一个人在下棋。他同时扮演斗智的双方。
　　人是饱暖之后迫切需要游戏的动物。在本质上，游戏即出世。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正是游戏。当然下象棋是一种大众的游戏。
　　站在老翁身边，我足足观察了一刻钟，感触良多。
　　我觉得有种悲壮（不是悲哀）氛围弥漫在棋局周遭，令我肃然起敬！因为他是一个人玩，独自游戏。所以悲壮。
　　如果是两个人在下棋，我不会驻脚停留。因为没有悲壮氛围把我深深吸引住。
　　至于我，我既生活在此世此岸，又漫游在彼世彼岸。
　　这是双重人格吗？
　　这是个十字架。
　　早年，我读白居易，有这样一段，给了我难忘印象：“年光忽冉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后悟浮休……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
　　自我年过六十，才倍觉这段自白的无比深刻。因为里面有个很深刻的人在十字架，身心的矛盾。
　　掩卷沉思
　　纵观历史，很多名士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化精英，也曾有过积极和热情地生命投入，把修身养性看成是自我完善的一种途径，但客观的种种桎梏默然地把他们的一片执著，把他们胸藏天下的理想入世观束之高格，于是入世和出世的思想时时的在纠葛着他们的心灵。找一位你喜欢的古人，分析在他身上入世和出世的矛盾。
　　中国人之聪明
　　林语堂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聪明与糊涂都成了一种处世方式，而带有了哲学的意味。中国本是很聪明的，但有时好做糊涂。当糊涂也成为一种精明的处世哲学的时候，这种聪明的意义就要打折扣了。在聪明的外衣下，产生了畏首畏尾、随俗苟且、老奸巨猾等负面因素。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种聪明呢？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唯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唯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唯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唯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入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唯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今世士大夫，唯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一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掩卷沉思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似乎是一种悲剧，一个过于聪明的民族无疑也是一个早已衰老的民族，反思这些，我们真的能有很大的收获。结合自己，放眼社会，回顾历史，说一说，我们的民族究竟有哪些聪明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反思历史，也是为了提高自己。
　　中国心
　　王蒙
　　相当年，一首〈我的中国心〉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拨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弦。跳动了几千年的中国心在共同的文化守望中凝聚在了一起。今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依然可以响亮而自豪的说：“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浸润了我们的心灵。
　　１９９８年春，在纽约华美协进社讲演时，一位美国青年问我：“为什么中国人的凝聚力那么强?”
　　我戏答曰：“第一，我们都吃中餐；第二，我们都讲中文，用汉字。”
　　关于中餐，这里不打算进行多少讨论。中国人之爱中餐是毋庸质疑的。每次出国讲学呆得时间长了，就常有等回国好好解馋的期盼出现。只是有少数同胞想当然地判定世上只有中餐好，而西餐云云，不过汉堡包肯德基之属，那就大谬不然了。西餐是很明快的，几大块本色本香本味，用料十分讲究，又注意营养搭配，特别是它的鲜菜、奶制品和甜食，往往比中餐还丰富，它的制作方法较少烹炒，油含量也少，执炊时不那么乌烟瘴气，自有其可取处。我在意大利就发现那里面条品种与口味，实在值得我中华料理学习。这方面自我封闭，夜郎自大，是不可以的。
　　中文汉字，确是人类一绝。特别是汉字，形声义俱全，其信息量远远大于拼音文字。汉语又整齐灵动，特别适宜于表达一种微妙的，诗意的情感。中文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一些普通的字词，往往联结着久远的文化底蕴：例如“中华”、“神州”、“大地”、“海内”、“天涯”、“劬劳”、“芳草”、“眷眷”、“依依”……都够使受到过中华文化教育的人，浮想联翩，心潮难已，这是从翻译稿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人所无法体会的。
　　最最能体现汉字中文的这些特点的首推中国的古典诗词，它的整齐、平仄、音韵、对偶、用典，都十分地美好简练易读易记。一个中国孩子，甚至在呀呀学语的时候，已经可能背诵下来许多古典诗词了。过年时吟炮竹声中一岁除；春雨时吟清明时节雨纷纷；中秋时吟明月几时有；送别时吟劝君更进一杯酒；喜悦时吟漫卷诗书喜欲狂；慷慨时吟大江东去；疲倦时吟春眠不觉晓；激越时吟凭栏处潇潇雨歇……古典诗词已经规定了铸就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表达方式。
　　中国古典诗词盛行的年代人们没有知识产权观念，诗词是唱和酬酢的一种手段，诗词是一种大的民族文化之树上的花叶枝干，做诗就是继承和发展我们的祖先创立的这株文化之树。所以，第一，做诗的人首要是熟读范作，要能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树沟通关连；第二，语言、典故的选择上，要有创造性也要有继承性；有的甚至达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无出处的地步，这是有些过分了，但这与诗词的这一功能有关，不好全然不顾。第三，做诗是一种社会交流方式，诗句可以互相引用，唱和，化用，翻用等，乃至于可以搞集句，可以通过形式上的整齐美，把不同的人的不同诗作重组重构，这比起西方现代派的重构尝试，要早上千年。
　　我曾经对于文字改革抱十分激进的态度，现在，人们渐渐明白汉字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废除的了。以我国古典诗词为例，全部改成拼音文字以后，还能设想原汁源味的诗词的存在么?所以，近年来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朗育的成功与吟诵活动的普及，令我特别欢欣鼓舞。祝这些活动取得更大的开展。
　　这也是一个原因，当我看到一些显然连唐诗三百首都没有吟读背诵过的朋友，写所谓的旧体诗，结果写得嘛也不是的时候，我感到了由衷的痛苦，要写旧体诗，还是先多读读吧，你会有收获的。
　　掩卷沉思
　　历史文化打造了中国人，中国人的心灵和情感也投射在文化的景观上。作者徜徉在古典诗词的艺术世界里，分析着我们的民族心理。诵读古诗词，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它一定是细腻的，但一定是能够拨动灵魂、产生灵感的。说说你的深刻体会吧。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
　　当清洁和精神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显得那么凝重有力。作者似乎是一位深刻的导游，引领我们到民族文化的源头，呼吸久违的空气，重温旧日的风景。他们或是对名利的极端鄙视，或是对正义的无比向往；或是敢于放弃，或是勇于献身。他们当中有些是来自民间，身份卑微，但是正是这种清洁的精神而是自己在历史的纪念碑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是一棵棵大树，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这不是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体验的世界。
　　而且很难举例、论证和顺序叙述。缠绕着自己的思想如同野草，记录也许就只有采用野草的形式—让它蔓延，让它尽情，让它孤独地荣衰。高崖之下，野草般的思想那么饱满又那么闭塞。这是一个瞬间。趁着流矢正在稀疏，下一次火光冲天的喧嚣还没有开始；趁着大地尚能容得下残余的正气，趁着一副末世相中的人们正苦于卖身无术而力量薄弱，应当珍惜这个瞬间。
　　（一）
　　关于汉字里的“洁”白，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不加思索、不以为然，甚至清洁可耻、肮脏光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洁，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场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厕所等地方，才能看得见这个字了。
　　那时在河南登封，在一个名叫王城岗的丘陵上，听着豫剧的调子，每天都眼望着古老的箕山发掘。箕山太古老了，九州的故事都是在那座山上起源。夏商周，遥远的、几乎这是信史仅是传说的茫茫古代，那时宛如迎在眼前又无影无踪，烦恼着我们每个考古队员。一天天地，我们挖着只能称做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土，心里却盼它属于大禹治水的夏朝。感谢那些辛苦的日子，它们在我的脑中埋下了这个思路，直到今天。
　　是的，没有今天，我不可能感受什么是古代。由于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我终于迟迟地靠近了一个结论：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箕山之阴，颖水之阳，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埋着的，未必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
　　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后来，经过如同司马迁、庄子、淮南子等大师的文学记录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又只赏玩文学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学的真实—断定它是过分的传说不予置信，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
　　今天没有人再这样谈论问题，这样写好像就是落后和保守的记号。但是，四千年的文明史都从那个洁字开篇，我不觉得有任何偏激。
　　一切都开始在这座低平的、素色的箕山上。一个青年，一个樵夫，一头牛和一道溪水，引来了哺育了我们的这个文明。如今重读《逍遥篇》或者《史记》，古文和逝事都远不可及，都不可思议，都简直无法置信了。
　　遥远的箕山，渐渐化成了一幢巨影，遮断了我的视野。山势非常平缓，从山脚拾路慢慢上坡，一阵工夫就可以抵达箕顶。山的顶部宽敞坦平，烟树素淡，悄寂无声。在那荒凉的箕顶上人觉得凄凉。在冬天的晴空尽头，在那里可以一直眺望到中岳嵩山齿形的远影。遗址都在下面的河边，那低伏的王城岗上。我在那个遗址上挖过很久，但是田野发掘并不能找到
　　清洁的古代。
　　《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了尧舜禅让时期的一个叫许由的古人。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然而尧执意让位，追许由不舍。于是，当尧再次寻见许由，求他当九州长时，许由不仅坚辞不从，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所谓强中有强，那时是人相竞洁。牵牛的老人听了许由的诉说，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忿忿不满：你若不是介入那种世界，哪里至于弄脏了耳朵？想在你洗耳不过是另一种钓名沽誉。下游饮牛，上游洗耳，即然你已知道自己双耳已污，为什么又来弄脏我的牛口？
　　毫无疑问，今日中华的有些人正春风得意、稳扎稳打，对下如无尾恶狗般刁悍，对上如无势宦官般谦卑。无论昨天极左、今天极商、明天极右，都永远在正副部司局处科的广阔台阶上攀登的各级官迷以及他们的后备军—小小年纪未老先衰一本正经立志“从政”的小体制派，还有他们的另一翼、Ｐａｒｔｎｅｒ、搭挡—疯狂嘲笑理想、如蛆腐肉、高高举着印有无耻两个大字的奸商旗的、所谓海里的泥鳅蛤蜊们，是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
　　但是司马迁亲自去过箕山。
　　《史记·伯夷传》中记道：
　　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这座山从那时就同称许由山。但是在我登上箕顶那次，没有找到许由的墓。山顶是一个巨大平缓的凹地，低低伸展开去，宛如一个长满荒草的簸箕。这山顶虽宽阔，但没有什么峰尖崖陷，登上山顶一览无余。我和河南博物馆的几个小伙子细细找遍了每一丛蒿草，没有任何遗迹残痕。
　　当双脚踢缠着高高的茅草时，不觉间我们对古史的这一笔记录认起真来。司马迁的下笔可靠，已经在考古者的铁铲下证实了多次。他真的看见许由墓了吗，我不住地想。
　　箕顶已经开始涌上暮色，视野里一阵阵袭来凄凉。天色转暗后我们突然感慨，禁不住地猜测许由的形象，好像在蒿草一下下绊着脚、太阳一分分消隐下沉的时候，那些简赅的史料又被特别细致地咀嚼了一遍。山的四面都无声。暮色中的箕山，以及山麓连结的朦胧四野中，浮动着一种浑浊的哀切。
　　那时我不知道，就在那一天里我不仅相信了这个古史传说而且企图找寻它。我抱着考古队员式的希望，有一瞬甚至盼望出现奇迹，由我发现许由墓。但箕顶上不见牛，不见农夫，不见布衣之士刚愎的清高；不仅登封洛阳，不仅豫北晋南的原野，都沉陷在晚暮的沉默中，一动不动，缄口不言。
　　那一天以后不久，田野工作收尾，我没有能抽空再上一回箕山。然后，人和心思都远远地飞到了别处，离开河南弹指就是十五年。应该说我没有从浮燥中蜕离，我被意气裹挟而去，渐渐淡忘了中原和大禹治水的夏王朝。许由墓，对于我来说，确确实实已经湮没无存了。
　　（二）
　　长久以来滋生了一个印象。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古典中，许由洗耳的例子是极限。品味这个故事，不能不觉得它载道於绝对的描写。它在一个最高的例子上规定洁与污的概念，它把人类可能有过的原始社会禅让时代归纳为山野之民最高洁、王候上流最卑污的结论。它的原则本身太高傲，这使它与后世的人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今天回顾已经为时过晚，它的确已沦为了箕山的传说。今天无论怎样庄重的文章也难脱调侃。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没有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就这样时间在流逝着。应该说这些年来，时间在世界上的进程惊心动魄。在它的冲淘下我明白了:文明中有一些最纯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涣散失望的人群，使衰败的民族熬过险关、求得再生。所以，尽管我已经迷恋着我的鲜烈的信仰和纯朴的集体；尽管我的心意情思早已远离中原三千里外并且不愿还家；但我依然强烈地想起箕山，还有古史传说的年代。
　　箕山许由的本质，后来分衍成很多传统。洁的意识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
　　后来，伟大的《史记·刺客列传》著成，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直至昨天。
　　《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录的精神是不可思议、无法言传、美得魅人的。
　　（三）
　　英雄首先出在山东。司马迁在这篇奇文中以鲁人曹沫为开始。
　　应该说，曹沫是一个用一把刀子战胜了大国霸权的外交家。在他的羸弱的鲁国被强大的齐国欺凌的时候，外交席上，曹沫一把揪住了齐桓公，用尖刀逼他退还侵略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刚刚服了输，曹沫马上扔下刀下坛。回到席上，继续前话，若无其事。
　　今天，我们的体制派们按照他们不知在哪儿受到的教育，无疑会大声叫喊曹沫犯规—但在当时，若没有曹沫的过激动作，强权就会压制天下。
　　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注明了这些壮士来去的周期。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的意味，首先在于他是第一个被记诸史籍的刺客。在这里司马迁的感觉起了决定的作用。司马迁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他的一笔，不仅使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更使自己的著作得到了杀青压卷。
　　刺，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制胜的决死拼斗。
　　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着一种异样的美。事发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地烹煮于鱼腹之中。专诸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掌握着千钧一发，使怨主王僚丧命。鱼肠剑，这仅有一件的奇异兵器，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并且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了一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从专诸到他的继承者之间，周期是七十年。
　　这一次的主角豫让把他前辈的开创发展得惊心动魄。豫让只因为尊重了自己人的惨死，决心选择刺杀手段。他不仅演出了一场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思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第一次攻击失败以后，他用漆疮烂身体，吞炭弄哑声音，残身苦形，使妻子不识，然后寻找接近怨主赵襄子的时机。
　　就这样行刺之日到了，豫让的悲愿仍以失败终结。但是被捕的豫让骄傲而有理。他认为：“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在甲兵捆绑的阶下，他堂堂正正地要求名誉，请求赵襄子借衣服让他砍一刀，为他成全。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连处于反面角色的敌人也表现得高尚。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服，豫让如同表演胜利者的舞蹈。他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也许这一点最令人费解——他们居然如此追求名誉。
　　必须说，在名誉的范畴里出现了最大的异化。今日名利之徒的追逐，古代刺客的死名，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的现实，该让人说些什么呢？
　　周期一时变得短促，四十余年后，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出现了勇士聂政。
　　和豫让一样，聂政也是仅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就决意为知己者赴死。但聂政其人远比豫让深沉的多。是聂政把“孝”和“情”引入了残酷的行动。当他在社会的底层，受到严仲子的礼遇和委托时，他以母亲的晚年为行动与否的条件。终于，母亲以天年逝世了，聂政开始践约。
　　聂政来到了严仲子处。只是在此时，他才知道了目标是韩国之相侠累。聂政的思想非常彻底。从一可始，他就决定不仅要实现行刺，而且要使事件包括表面都变成自己的，从而保护知己者严仲子，因此他拒绝助手，单身上道。
　　聂政抵达韩国，接近了目标，仗剑冲上台阶，包括韩国之相侠累在内一连击杀数十人。—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在杀场上，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使自己变成了一具无法辨认的尸首。
　　这里藏着深沉的秘密。本来，两人谋事，一人牺牲，严仲子已经没有危险，像豫让一样，聂政应该有殉义成名的特权。聂政没有必要毁形。
　　谜底是由聂政的姐姐揭穿的。在那个时代里，不仅人知己，而且姐知弟。聂姐听说韩国出事，猜出是弟弟所为。她仓惶赶到韩，伏在弟弟的遗体上哭喊：这是深井里的聂政！原来聂政一家仅有这一个出了嫁的姐姐，聂政毁容弃名是担忧她受到牵连。聂姐哭道:我怎能因为惧死，而灭了贤弟之名！最后自尽于聂政身旁。
　　（四）
　　这样的叙述，会被人非议为用现代语叙述古文。但我想重要的是，在一片后庭花的歌声中，中国需要这种声音。对于这一篇价值千金的古典来说，一切今天的叙述都将绝对地因人而异。对于正义的态度，对于世界的看法，人会因品质和血性的不同，导致笔下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不能这么简单地烂光丢净。管别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
　　二百余年之后，美名震撼世界的英雄荆轲诞生了。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今天大家都应该重读荆轲。《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一节，是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那一处处永不磨灭的描写，一代代地感动了、哺育了各代的中国人。
　　独自静静读着荆轲的纪事，人会忍不住地想：我难道还能如此忍受吗？如此庸庸禄禄的我还算一个人吗？在关口到来的时候我敢让自己也流哪怕一滴血吗？
　　易水枯竭，时代变了。
　　荆轲也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不能说书，与武士不能论剑。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奢酒，远远地走到社会底层去寻找解脱，结友朋党。他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相乐相泣。他们相交的深沉，以后被惊心动魄地证实了。
　　荆轲遭逢的是一个大时代。
　　他被长者田光引荐给了燕国的太子丹。田光按照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的铁的原则，引荐荆轲之后立即自尽。就这样荆轲进入了太子丹邸。
　　荆轲在行动之前，被燕太子每日车骑美女，恣其所欲。燕太子丹亡国已迫在眉睫，苦苦请荆轲行动。当秦军逼近易水时，荆轲制定了刺杀秦王的周密计划。
　　至今细细分析这个危险的计划，仍不能不为它的逻辑性和可行性叹服。关键是“近身”。荆轲为了获得靠近秦王的时机，首先要求以避难燕国的亡命秦将樊於期的首级，然后要求以燕国肥美领土的地图为诱饵，然后以约誓朋党为保证。他全面备战，甚至准备了最好的攻击武器：药淬的徐夫人匕首。
　　就这样，燕国的人马来到了易水，行动等待着实行。
　　出发那天出现了一个冲突。由于荆轲队伍动身延迟延，燕太子丹产生了怀疑。当他婉言催促时，荆轲震怒了。
　　这段《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察觉。荆轲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具有着很深的意味。这个记载说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战易水；至于荆轲，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而拼命；他此时是为了自己，为了诺言，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此时的他，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
　　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荆轲的心情是黯淡的。队伍尚未出发，已有两人舍命，都是为了他此行，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田光只因为太子丹嘱咐了一句“愿先生勿泄”，便自杀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为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在非常时期，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逼迫着荆轲的水平。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其实藏着无人知晓的深沉含义。所谓易水之别，只在两人之间。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一个誓言。直到后日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
　　就这样，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图穷而匕首现，荆轲牺牲了。继荆轲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已经不见了的乐器筑，独自地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挖去眼睛，阶下演奏以取乐。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乐器充兵器，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
　　不知道高渐离举着筑扑向秦王时，他究竟有过怎样的表情。那时人们议论勇者时，似乎有着特殊的见地和方法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时曾阐述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那时人们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深入到生理上。田光对荆轲的评价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我无法判断高渐离脸上的颜色。
　　回忆着他们的行迹，我激动，我更怅然若失，我无法表述自己战栗般的感受。
　　高渐离奏雅乐而行刺的行为，更与燕国太子的事业无关。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遏止的蔑视，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
　　（五）
　　我们对荆轲故事的最晚近的一次回顾是在狼牙山，八路军的五名勇士如荆轲一去不返，使古代的精神骄傲地得到了继承。有一段时期有不少青年把狼牙山当成圣地。记得那时狼牙山的主峰棋盘砣上，每天都飘扬着好多面红旗，从山脚下的东流水村到陡峭的阎王鼻子的险路上，每天都络绎不绝地攀登着风尘仆仆的中学生。
　　我自己登过两次狼牙山，两次都是在冬天。那时人们喜欢模仿英雄。伙伴们在顶峰研究地形和当年五勇士的位置，在凛冽的山风呼啸中，让心中充满豪迈的激情。
　　不用说，无论是刺客故事还是许由故事，都并不使人读了快乐。读后的体会很难言传。暗暗偏爱它们的人会有一些模糊的结论。近年来我常常读它们。没有结论，我只是喜爱读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清冽、干净的感觉。他们栩栩如生。独自面对着他们，我永远地承认自己的低下。但是经常地这样与他们在一起，渐渐我觉得被他们的精神所熏染，心一天天渴望清洁。
　　是的，是清洁。他们的勇敢，来源于古代的洁的精神。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读到的了，有一个故事：舞台上曾出过一个美女，她认为，在暴政之下演出是不洁的，于是退隐多年不演。时间流逝，她衰老了，但正义仍未归来。天下不乏美女。在她坚持清洁的精神的年代里，另一个舞女登台并取代了她。没有人批评那个人粉饰升平和不洁，也没有人忆起仗义的她。更重要的是，世间公论那个登台者美。晚年，她哀叹道，我视洁为命，因洁而勇，以洁为美。世论与我不同，天理也与我不同吗？
　　我想，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
　　但她象征的只是无名者，未做背水一战的人，是一个许由式的清洁而无力的人，而聂政、荆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是无力者的安慰，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
　　若是那个舞女决心向暴君行刺，又会怎样呢?
　　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鲁迅一定深深地体会过无助。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人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创造的怪诞的刺客形象“眉间尺”变成了白骨骷髅，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不知算不算恐怖主义。尤其是，在《史记》已经留下了那样不可超越的奇笔之后，鲁迅居然仍不放弃，仍写出了眉间尺。鲁迅做的这件事值得注意。从鲁迅做的这件事中，也许能看见鲁迅思想的犀利、激烈的深处。
　　许由故事中的底层思想也在发展。几个浑身发散着异端光彩的刺客，都是大时代中地位卑贱的人。他们身上的异彩为王公贵族所不备。国家危亡之际非壮士们无人挺身而出。他们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这种耻看成自己私人的、必须以命相抵的奇辱大耻—中国文明中的“耻”的观念就这样强化了，它对一个民族的支撑意义，也许以后会日益清晰。
　　不用说，在那个大时代中，除了耻的观念外，豪迈的义与信等传统也一并奠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的有力的格言，都是经过了志士的鲜血浇灌以后，才如同淬火之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入了中国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洁”字。
　　登上中岳嵩山的太室，有一种可以望尽中国的感觉。视野里，整个北方一派迷茫。冬树、野草和毗连的村落还都是那么纯朴。我独自久久地望着，心里鼓漾着充实的心情。昔日因壮举而得名的处处地点都安在，大地依然如故。包括时间，好像几千年的时间并没有弃我们而去。时间好像一直在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以及我崇拜的烈士们。我仿佛看见了匆匆离去的许由，仿佛看见了在寒冷冬日的易水河畔，在肃杀的风中唱和相约的荆轲和高渐离，仿佛看见了山峰挺拔的狼牙山上与敌决战的五壮士。
　　中国给予我教育的时候，从来都是突兀的。几次突然燃起的熊熊烈火，极大地纠正了我的悲观。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对中国妄自菲薄。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要显形问世，就一定以骇俗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它并非我们常见的风情事物。我们应该等待这种高洁美的勃发。
　　掩卷沉思
　　任何轻率的思考必将导致肤浅的看法。那几个浑身发散着异端光彩的刺客，绝非头脑简单的勇猛与粗鲁，而是对信、义的执著坚守与追求。以命承诺，舍身取义，这种精神已经凝练成词语，成为永久的文化。那么，做为一个现代人，你是如何看待古人的这些做法呢？深入其中思考吧。
　　濠濮间想（节选）——庄子侧写
　　王充闾
　　对生命的注视，对人生的痛苦寻求解脱，是一切伟大哲学的起点。庄子用他的语言艺术和清洁精神唤醒了处在沉睡状态中的生命意识，让我们日益浮躁的心得到了一次大洗礼。重新去认识生命，审视自己。庄子关心的是人类心灵的解脱，面对人生的苦难，面对理想和现实无法调和的矛盾，不似行家理想的实践者屈原那样满怀悲沧在江畔徘徊，作为一个东方哲人，他以走向自然走向逍遥来超越人生的痛苦。让我们一同到濠水的桥上，来聆听他智慧的言说。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
　　一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仍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
　　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住在“穷闾陋巷”之中；可是，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这时，水中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惠施不以为然地说：“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庄子回问一句：“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我们国王想要烦劳先生执掌国家大事，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依旧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庄子说：“那么，两位就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露。虽说“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纵情适意、淡泊无求的情怀。就这方面来说，这两段记述是颇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濠濮间想”。
　　二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型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不受时空限隔。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艺术哲学、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论敌。论才学，庄、惠可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有些思想也相近；但就个性、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却是大相迳庭的。因此，他们走到一处，就要争辩不已，抬起杠来没完。一部《庄子》，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因而，并未妨碍他们成为真诚的朋友。惠子病逝，庄子前往送葬，凄然叹息说：“先生这一死，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他感到无限的悲凉，孤寂。
　　当然，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庄子·秋水》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诉惠子：“庄子此行，看来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听了很害怕，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搜寻庄子。到了第四天，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不是竹实不去吃，没有甘泉它不饮。当时飞过来一只猫头鹰，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忽然发现雏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唯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现在，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
　　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一次，庄子在孟诸垂钓，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十分反感，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
　　由于庄子高踞于精神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因而能够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的自由。
　　就思维动向和研究学问的路子来说，庄、惠也是截然不同的。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思玄想。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没有用处，讥讽它是无用的大樗；庄子却对惠子耗损精神从事那种“一蚊一虻之劳”，大不以为然。
　　在濠上，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去看游鱼。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在这里，“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性；而通过“移情”，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这类例证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幅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内容十分深刻，涵盖性很强。但是，何以华灯如梦、明月有心？为什么它们也具有了人的思维和情感？原来，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
　　三
　　见我执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请来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车出凤阳城，直奔临淮关，来到了钟离故地。我记起了二百多年前著名诗人黄景仁题为《濠梁》的一首七律：“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当时黄景仁年仅二十四岁，与诗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他在这年初冬的一场雨后凭吊了濠梁“遗躅”，写下了这首诗。
　　这时，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向导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没过五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的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向导笑说：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不料“寂寞濠梁”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一番妙喻，博得车上人们纵声欢笑。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
　　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黝黑的浊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寂然无声地漫流着。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庄周墓地也遍寻未得，连这位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向导也茫然不晓。
　　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自然，后世就更谈不到赏识那种鱼鸟亲人、陶然忘机的“濠濮间想”。
　　应该承认，相对于现代人，古人的环境意识并不薄弱，功利主义倒是少一些。“杨柳散和风，青山澹我虑。”这是古代诗人的审美观照。而现代人则往往从实用性、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待自然：郁郁苍苍的森林无非是木材的供应基地；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有可能成为带动涡轮机转动的能源；层峦叠嶂会带来开矿探宝的希望；鸣禽在树，野兔穿林，都是餐桌上的美味，人们可以大快朵颐。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人们没有兴致去领悟大自然的深沉意蕴，更谈不到去探索寻找精神家园、正视人类自身危机之类的哲学命题了。
　　今天，尽管人为环境已经笼罩一切，但最终还是无法脱离大自然。起码，阳光、淡水和空气，人类是离不开的。失去了自然界，作为大地之子的人类，便失去了根基，再也无法生存。“因此我们必得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恩格斯语）
　　以为人类最终逃脱了对自然平衡的依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任何一个现代人在充分享受种种物质便利的同时，都必须接受由于虐待大自然所招致的惩罚。不管你是富可敌国的亿万财阀，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每天都无法拒绝呼吸污浊的空气，人们总不能吃饭睡觉也还戴着防毒面具吧？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正如尼采所形容的：“我们离开了陆地，乘船航行，我们把身后的桥梁——不仅仅是桥梁，连同整个陆地都给切断了。于是，方始惊呼：小船啊，你可要加倍留神啊！”是的，通向大自然的桥梁已经被我们自己割断，——大自然母亲已经被儿女们污染得面目全非。最后，当回归自然的种种想望在现实中一一落空时，大概人们就只好跑到艺术梦幻世界里去寻觅了。
　　掩卷沉思
　　庄子的逍遥理论之所以能穿越千年，经久不息，是因为他为无数颗苦难的灵魂提供了一个疗伤所。那些在生命旅途中身遭厄运的人们之所以能生活下去，并活得自在，活得坦然，不能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庄子精神超越的影响。现代社会，人们仍在心灵深处苦苦寻觅生存的终极意义，那么我们真的能寻到真正的超脱吗？超脱，是退避，是无奈，还是真正的解放？
　　节操
　　曹聚仁
　　节操，是做人的标准，是检验灵魂的试金石。具有高尚节操者，诚信无欺，见义勇为，甚至舍生取义；没有节操者，见利忘义，贪生怕死，以致卖国求荣。纵观历史，守节操者，流芳百世；无节操者，为世人所不齿。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的危难时刻，节操的力量显得尤为可贵。“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咀嚼文化，让我们清醒了很多。
　　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放滂曰：“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滂别母就狱。他的母亲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光荣的吗？”党案牵连到李膺，有人劝李膺出走。李膺道：“处事不怕难，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份。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儿逃呢？”便就狱受毒刑而死。党案株连所及，各人的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锢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儿子从李膺为门徒；因为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景毅便自请免官，道：因为敬仰李膺的为人，才着儿子去从他；难道漏列名籍，便自苟葡安了吗？”这种种地方，都可以想见当时士君子重节操，轻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又如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下来。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狱。孔融挺身道：“我作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的，请办我的罪。”吏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道：“我是家长，我负责任，请办我的罪！”一门争死，连郡县都不能决。我们看了这种舍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后还振发起来，无怪当时震荡—般人的心灵，大家都要砥砺节操了！
　　“哀莫大于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那末，中国读书人，都要个个都变成“汉奸”了！“礼义廉耻”之说方兴，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掩卷沉思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以穷变节，不以贱易志”，从古到今，有很多这样的金玉之言，激励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还有很多事例生动的演绎着节操的故事，请从历史中，从书本中，寻找这样的名言和事例，积累下来，作为引领自己心灵的火炬。
　　论气节
　　朱自清
　　注重节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士仁人，为了捍卫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注重节操，也是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一个有节操的人，往往都要为自己的理想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同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一样。这实在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我们既然生而为人，就必须为尊严、理想此类精神的追求付出代价。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掩卷沉思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气节与信念的民族。历代有识有为之士，都自觉地从先辈的高尚气节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励自己的情操和品格。作者带领着我们穿行历史，品味气节。请遵循作者的思路，为我们历史上的气节的景象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和盘点，说说每一个时代的特点。
　　谦让
　　梁实秋
　　谦让是美德。古往今来，人们赋予他许多美好的情感。它如帆，能载你在惊涛骇浪中奋勇搏击；它是海，能包容你所有的烦恼与忧伤；它像桥，能沟通你与他人心灵的交流。但在现代文学大师的笔下，对谦让有多了一层理性的反思，使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光彩。让我们和大师一起咀嚼谦让的滋味。
　　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寻一个具体的例证，却不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来似很难得发生一次。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在一般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事情。
　　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辈份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的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叙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
　　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腆着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作鹭鸶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象，而往往是显着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样子。
　　我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场合，便首先想起聊斋上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热烈的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的人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松，被拉的那只胳臂猛然向后一缩，胳臂肘尖正撞在后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两只特别凸出的大门牙上，喀吱一声，双牙落地！我每忆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过后，剩下的位置是我的，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我不谦让。
　　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地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十二个，客人却有十四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长，所以坐在任何位置（假如是圆桌）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在铨叙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一条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的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
　　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贵，自愧弗如。一只梨的大小，虽然是微屑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其重要或者并不下于一个公分员之心理盘算简、荐、委。有人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测。不过我们要承认，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孔融让梨的故事，发扬光大起来，确有教育价值，可惜并末发生多少实际的效果：今之孔融，并不多见，谦让做为一种仪式，并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就满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的当众谦逊三回，口说“ｎｏｌｏ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ｒｉ”意即“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的敦促三回终于勉为其难了。
　　我觉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后再打通电声明固辞不获要好得多。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的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雍雍穆穆的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公共汽车售票处杀进杀出，心里就想先王以礼治天下，实在有理。
　　掩卷沉思
　　谦让之水可以浇灭愤怒之火，冲洗心灵之污。谦让之水能够汇成胸中的海洋，包容万物。孔融让梨的故事，成为我们道德的启蒙课，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今天，商品经济大潮中，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是谦让还是勇敢面对？这的确是对每一个人的灵魂的考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请做出你的心灵的选择。
　　清贫
　　方志敏
　　中国人崇尚清贫，古圣遗训，君子固穷，安贫乐道，体现了可贵的生存理念。革命者没有文人的迂腐，却有士人的节气。革命者最坦荡，他向世人宣告自己的清贫，清贫重在“清”，唯有“清”才能志向高远，意志坚强，目标坚定。重读方志敏烈士《清贫》一文，我们才知道原来清贫是最伟大的财富。阅读此文，我们需要的是一颗宁静的心，一颗谦恭的心。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地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身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
　　掩卷沉思
　　当下在许多人认为清贫已属过去，告别贫穷的同时也就将清贫二字丢下了。现在占有财富是时尚，不择手段是时尚，挥霍是时尚，摆阔是时尚，“清贫”被异化为不思进取，“清贫”被异化为思想僵化，清贫可笑，清贫可耻。欲望的沉迷与心灵的清明似乎是难以并存的，读完此文，你对清贫的精神的理解是什么？
　　知癫
　　少木森
　　痴与狂，这是两个令人生厌的字眼，但在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中，它们有独具了深刻的内涵。天才是痛苦的，在于他们的思想的超前，行为的前卫，性格的率真，精神的独立。混入浊流之中的庸庸大众是无法欣赏这些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但是还是有些这样的痴狂之人，在演绎着自己的生动和精彩，或许他们是孤独的，一个人在跳舞，迈着沉重的步伐，但历史同时也走出了前进的一步。
　　中国人从来敬重两类人，一类是“德高”的人，一类是“智慧”的人，也就是“才高”。前者像孔子、孟子等圣贤，甚至还有让梨的孔融和一些守节烈女等；后者如韩信、张良、诸葛孔明，甚至如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等。
　　智慧高才，也就被称之为天才了。可我家乡人常把“天才”说成“知癫”，知道得太多也就癫了。社戏里有许多这样的角儿，像《智戏沈文求》里的林进，像《刘火儿》等，说通俗了那就是济公的地方版了。甚至李白陆游等也都有我家乡的地方版，情节与其他版本差不多，但在“癫”字上是精心地添油加醋一番的。
　　这种“癫”可称痴，可称狂，亦可称迷，其实它就是张岱所说的“无痴即无深情”的那一层意思。它往往是某人对某一领域的纯情投入，一往而有深情。于是乎“情商”激发“智商”，使之智慧浩荡，在其领域内，日行千里，怀纳乾坤。不仅目光犀利，见人之所未见，而且游刃有余，处事果决有效。
　　但，有一种说法更是几乎已成定论:凡天才必是一些性格古怪的人，凡天才必“癫”。这“癫”字就带着与俗世不谐不合的“戾气”了。
　　我琢磨着，使天才不能有“常态”的原因或许有四:一个是大家所说的天才往往见别人所未见，他太超前了，同时代人就不能理解他，他就显出“戾气”来。二是天才有其个性，又专心于其所嘱意的领域，无心于世俗中打磨个性，也不屑去打磨，就容易露了角与刺，太扎人了。三是他或许挺常态的，或许常人其实也和他一样，有时不免有些有趣没趣的“别样细节”，有些“花边”，但既不是天才，不是名人，这一些就没有人会感兴趣，就成不了“花边新闻”，反之，既是天才，极细极隐的事也可能引起人们兴趣，被挖掘出来，成为“花边新闻”，于是就显出异态来了。四是也许他当时也无“异态”，也少有“花边新闻”，但事后，人们觉得天才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也就进行了加工制作，添油加醋，使之大异。
　　到过成都武侯祠，翻阅过一些资料，见一种这样的说法:武侯在时，蜀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怎样的，直到他逝世了，才觉得少了他其实国家就全不一个样了。哈!这诸葛如果也算“癫”与“戾”的话，那该就是我说的关于天才的第三第四种情况了。也就是说，诸葛大才，谁也不会否认，而诸葛的那种由“常态”演变成后来那样“神而近妖”，则该是人们一代代加工出来的了!
　　不过，我这里要说的是我闽南老乡李贽，其“癫”与“戾”则不是人们加工出来的，属第一第二种情况了。
　　说到李贽，我就想到李敖。
　　李敖是谁，恐怕地球人都知道。李贽，又是谁呢?即明代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李卓吾也。他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出生于１５２７年，逝于１６０２年，与李敖的年序相差四百多年，按说是不相干的两个人。但我读李贽的书时，就一下子想起了李敖。首先，他们同是写文章的；其次，他们都爱骂人，会得罪人。更重要的是，李敖有一句话:李敖，中国五百年内白话文第一。我老想，幸好李敖这话说得巧妙，他只说白话文五百年来数他自己第一，没有说是文章五百年来数他第一，不然怕有许多人要找他较真了，比如我，就会拿李贽的文章与他比一比。依我看，李贽的文章不在李敖之下，而他距李傲只有四百多年（２００７年是他诞辰４８０周年）。这当然只算搞笑的话，人家李敖只说白话文，而李贽偏又不写白话文，孰优孰劣，反正不能扯着李敖那句话不放的!再次，李贽和李敖写的书都被“禁”，他们都因为写书而入狱。当然，李贽没有李敖的运气好，他最终在狱中用剃刀割喉自杀，痛苦挣扎了两天，才气绝而去；而李敖后期活得是相当的滋润，甚至可以角逐“总统”宝座。要知道，一个理想主义的文人如果总以他心中的那尺子来丈量现实，他必定就是一个批判主义者，而批判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证明当时政权的宽容程度，李贽的自刎于狱中与李敖的存活下来，证明着社会确在进步着、进化着!
　　读李贽时，我还想起一个人:三毛。这似乎有点儿不着边际了，风马牛不相及。可我就是这样联想的!三毛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一个长发披肩，但沧桑满脸的女人，她携着书和笔漫游世界。她征服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并不是特别优美的文字，而是她的孤独与坚强，是她那一颗心似乎总在流浪，永远都不想停下来。
　　唱一唱或者听一听三毛作词的这一首《橄榄树》吧: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
　　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感受一下，她是不是有着一颗永远在寻找着归宿，却似乎永远也没有找到归宿的心。可以这么说，纯粹的文人、天才的文人大多命苦，悲剧的根子则在文人自己身上。因为他们总是追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在世俗的面前，他们也就显得不合秩序和规范，显得太与众不同，显得狷介，甚至狂放不羁!“狂”真可以成为这些真文人的写照，是这些文人的心理描摹。这一个“狂”字，在这里并没有丝毫“贬”的意思，它恰是一种勇于反抗现状、反抗世俗，勇于追求生命个性的象征。但是，在强大的世俗世界里又有谁真的能够遗世独立、精神自由呢?所以，就如李白所说的:“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无奈中，他们只得选择了自我放逐，更加的狷介，甚至狂放不羁，总是让一颗心在流浪，千年前的李白是这样的，千年后的李敖也是这样，三毛也是这样，四百多年前的李贽也还是这样。
　　所以，李白醉着写着，写着醉着，最后是落水跨鲸寻找神仙去了。李敖是骂呀写呀，写呀骂呀，书都被禁了（被禁的书有９６本，李敖自己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人），人也被扔到牢里了，但把牢底坐穿了，他还是骂还是写。三毛呢，写着流浪着，流浪着写着，最后用一条丝袜就结束了自己美丽的生命。他们是太孤独了，是一个天才无法摆脱的孤独，全都浸染在那一支笔上，都化做了与众不同的文字。而这一切，就被说成了“癫”和“戾气”了!
　　那么，李贽的“癫”与“戾”在哪里呢?
　　其一，他个性极强，从不低眉顺眼。这种个性注定了他不适应奴气十足的官场生活，当官对于他来说，那可真是一件苦差事，处处被掣肘，常常与上司或同僚发生抵触:“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万侍郎尽触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看来，他这官是做不好了，干脆就于１５８０年他５３岁时，逢姚安知府任满，便自动辞官，搁了纱帽，扬长而去了。
　　其二，他坦诚直率，胸怀磊落。许多文人也辞过官，或隐或出，却总要给自己装扮一番，似乎不当官是一种脱俗和清高，李贽偏不打扮自己，他直言不当官，只因为当官太苦。他说世间有一种人，“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
　　他最厌恶的是“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他猛烈批判当时的道学家时，几乎是指着他人的鼻梁，说:“由是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辨也?”借用后世鲁迅评价陈独秀的话，来评说李贽的犀利与磊落，倒是十分合适的。鲁迅说:“假如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其三，他不愿意受束缚，宁愿自我放逐。他辞官不干后，竟也不回老家福建泉州安度晚年。而是带领全家离乡背井，投靠湖广黄安的朋友耿定理、耿定向兄弟。
　　为什么有家不回?他孤独着的一颗心，怕热闹，怕拘束，怕骚扰，他已看透了世情，深知官场的习气，纠缠不清的关系会让他觉得比这自我放逐更难以忍受。他说:“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住下来不久，他却又与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发生了争执，相互以激烈的言辞指责对方，李贽更是笑耿定向“无学”，恶语讥讽:“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导致关系彻底决裂。不久，好友耿定理去世，李贽也就再不能在耿家呆下去了，只得迁往麻城，并最终出家。
　　李贽就是李贽，被迫出家时，他也没有美化自己的“觉悟”，而是说:“今我亦出家，宁有过人者，盖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为好而后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后出家也。……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他坦然承认，出家只是被迫无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不是自我“觉悟”。
　　但是，这出家落发却是李贽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大转折，他终于彻底摆脱了人间俗事的束缚，心灵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你看，后来他写下这样的《读书乐》的四言叙事诗:“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一与会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呵呼。……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他全身心地读着写着:“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自五十六岁以至今年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他的心灵不再流浪了，而在读书著述中找到了熨帖与自在，堪称得其所哉!
　　当然，如果只有这一些，李贽也是不配称天才的。李贽是中国近五百年来最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戾”还在于思想的真正超前与犀利。李贽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要满足人的私欲才是道。他竟然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其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也；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安身于鲁也，决矣!”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呀!简直就是资产阶级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利益思想的公开宣言。他反对整齐划一的“礼”，竟然还开出治理社会的方子来:“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以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这种要求，已经接近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要求了。
　　李贽，你是太天才，太超前了，并敢言人所不敢言，敢发人之所不敢发。没有人跟上你的思路，或者有人不愿意跟上你的思路，自然就都不能给你好果子吃，只能像看国宝熊猫那样的目光看着你!你焉能不“戾气”?焉能不“知癫”?!
　　掩卷沉思
　　他们似乎是传统文化的叛逆，他们充满个性，不受拘束，行为怪异，思想狂乱。比之那些智慧德高的贤人，他们显得太与众不同。但是，他们又都是从传统的浸渍中走出来的，传统是他们抖落不掉的外衣。细细的想来，这些痴狂的人们的身上更是继承着传统文化的精髓，找一找，或许你将变得更加理性和深刻。
　　传统与“颓毁的宫殿”
　　冯至
　　传统是沉重的，它既是厚重的遗产，记载着我们民族的荣耀和辉煌，有时又成为背在我们身上的包袱。我们的民族太多的历经了曲折和挫折，使人们对传统给予的更多的是反思和怀疑。昔日华美的宫殿已经倒在风雨侵蚀之中，还要一味的在颓毁的宫殿前哀悼怀古吗？现代诗人冯至在清醒的对我们说：铲除它，挖掘出真正的传统。
　　每逢听人谈“传统”两个字，不觉想起歌德在晚年写的关
　　于新大陆的几行待：
　　美利坚，你比我们的
　　旧大陆要幸福；
　　你没有颓毁的宫殿，
　　没有玄武岩。
　　无用的回忆，
　　徒然的争执，
　　不在内部搅扰你，
　　在这生气蓬勃的时代。
　　这几行诗写于１８２０年左右，那时在欧洲可以说是一个反动的时代，一般政治的情形并没有随着拿破仑的覆亡能有一些进步，只是在梅特涅的控制下变得更保守、更专制了。德国的文学界，十余年前的那种神采焕发的古典时代已成过去，社会中充斥了盗侠、骑士、鬼怪的小说，无怪乎这寂寞的老诗人在这陈腐的气氛中发出来这样的感慨，而对于西方的新大陆怀有一种前途无量的憧憬了。
　　我们中华民族是旧大陆上最古旧的民族里的一个，有过光荣的富有创造性的过去，我们负担着一部悠久的历史，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能接触到历史的遗迹，很难遇到一块新地供我们前无古人地去耕耘。因此我们“回忆”特别多，“争执”也特别多，诗人的诗集里随处都见得到怀古的诗篇，文人的文集里也有一大部分充满了翻来覆去的史论，两宋以来一千多年，人们，尤其是读书的人，不知为了“无用的回忆、徒然的争执”费了多少笔墨，耗去多少心血。若是节省了这方面所消耗的笔墨和心血，把精神灌注在眼前或将来的事务上，中国恐怕早巳不是现在这样了。
　　但是怀旧的情绪只要不流于否定现实的伤感，究竟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情绪，在许多人的心里是不容易芟除的，更何况我们有过一个光荣的富有创造性的时代，那时代的遗产到现在我们还受用不尽呢？进一步说，若要使一个民族增加自信心，促使它努力自强，也许能从对于过去的光荣的怀念里吸取鼓舞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纵使给过去加上一点理想的色彩也无妨。所以回忆的心情，苟能发生积极的作用，不但无须芟除，反倒需要助长。周秦时代距离我们虽然有两千年的隔离；但是那时代的思想与史实比两宋以后的种种我们会感觉亲切得多，这也正如希腊精神对于现代的欧洲人比在他们本乡本士有过的中古时代有更多的意义一样。现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周秦时代和古希腊，都同样一再孕育了后世的文化。在西方每逢到了一个危机的或觉醒的时代，自然而然地便发生一种呼吁，向往远古的希腊。现在的觉醒的中国在万事待理的时机，教育实在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许多关于精神的营养不能不从“过去”里去摄取，也是必然的道理。（歌德的那几行诗无非是由于一时的激愤；歌德并不是一个不尊重过去的人，他伟大的成就使他时时都感激古典的世界，他所憎根的却是那些“颓毁的宫殿”，它们在
　　混淆清洁的传统。）
　　现在常常有人谈论继承传统问题，并不是无故的。我只担心，在大家向过去一回顾时，只看见些“颓毁的宫殿”，而因此望不清传统的本来面目。什么是“颓毁的宫殿”呢？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一座宫殿，曾经是美丽的建筑，有王侯在这里边居住过，随后它的盛时过去了，被人遗弃，经过风雨的浸蚀倒塌在山腰或水滨，无人居住，无人修理，只供些过路人的感伤的凭吊。——我们过去的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除去优秀的传统精神，还有许多这样的“宫殿”。有人望着它们由于感伤的凭吊而不自觉地发生爱好，由于爱好却又进一步，想搬到里边去住。就是一个小学生也会知道，一个不蔽风雨的建筑是不能居住的，但有些人偏偏要这样做。所谓违背时代的复古运动者大都跟这类的人很相似。在中国，几十年来，想率领着大家走入“颓毁的宫殿”的复古的老调子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弹来弹去。我们明知道这个调子里没有什么新鲜悦耳的声音，归终也无非是自趋毁灭，但它淆乱听闻，无形中在阻碍民族的正常的进展，正如歌德所说的，无用的回忆，徒然的争执，在内部搅扰我们。以文字而论，现代的人，用现代的活文字表达思想，本来是很平常的道理。三十年来。总不断有迷恋那些“颓毁的宫殿”的人们出来做梗，觉得之乎者也里边好像含有无限起死回生的力量。他们的影响虽然很有限，而且他们的一再抬头只是一次比一次显出力量的单薄，但他们也能眩惑一时，在人面前投下一些阴影，阻碍前进。我们无须讳言，我们一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还停滞在十八世纪的状况里，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急起直追还怕来不及，哪能再容受那些无用的回忆与徒然的争执来搅乱我们的内部呢。
　　里尔克在上次欧战后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解释革命是克服许多恶习而有利于最深的传统。”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这就是拆除那些颓毁的宫殿，不要让它们长久蒙混纯正的传统。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得明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呼吁人们注意基督教的本义；革命后的法国更能发扬法国人的精神，革命后的苏联也充分地把俄罗斯人的特性介绍给世界。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也廓清了不少附着在文学史上乌烟瘴气的部分，而显露出中国文学的本来面目。─—这些最深的传统，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到了一个颓败堕落的时代便容易被些“恶习”给淹没，人们曾经流过许多血，用革命的手段铲除那些障碍物，为的是把真实的传统精神挖掘出来，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这些障碍物再被人搬运回来，让他们继续淹没最深的传统了。
　　掩卷沉思
　　传统和历史的遗迹，本来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但是作者却把他说成是“颓毁的宫殿”，并且在“无形中在阻碍民族的正常的进展”，结合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理解一下作者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
　　传统文化——难得糊涂
　　柏扬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自从板桥先生写下这些话之后，真不知启发了多少中国人。此中情情种种，若被运用的妙趣自在一心，借此收益良多的高人，便被称做大智若愚了，板桥先生身处宦海之中，看来说的还是里面的玄机，看看台湾作家柏杨对他的生动阐释。
　　苏东坡先生的愚鲁政策，千万不能依字面解释，如果依字面解释，则历代下来，林林总总，大小官崽二抓牌，岂不一个一个都是白痴乎哉？呜呼，谁要说他们是白痴，谁连白痴都不如。郑板桥先生曾在这上面悟出“难得糊涂”的学问，早柏杨先生一百年，真是了不起的人杰也。他阁下是清王朝中叶人，酱缸文化一直酱了两千年，才被他戳破了一个小洞，使我们后生小子，有所遵循，诚功德无量，伟矣大矣。柏杨先生从前曾想办一个“做官之道函授学堂”，后来改为“做官大学堂”，改为“官崽大学堂”、“二抓大学堂”，将来会不会四改五改，我不知道，不过不管名称怎么改，我发明的那些种种升官固位的学问，依然价值连城，如果再加授“难得糊涂学”，就更包罗万象。郑板桥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国官场，也看穿了酱缸。
　　郑先生开宗明义曰：“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柏杨先生小时候读之，简直越看越不懂，心里想，聪明当然难，遇到一个算术题，呆瓜算了三天都算不出，而柏杨先生一算就出，是呆瓜这种人值钱乎？抑柏杨先生这种人值钱乎？是该呆瓜有前途乎？抑柏杨先生有前途乎？而郑板桥先生硬是瞪着眼说聪明没啥了不起，反过来糊涂虫倒难得难得，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
　　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在于他并不否定聪明。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固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才能装恰到好处的糊涂。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跟猪一样，有啥可取的？如果他的聪明成分不够，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巧好处，也不会有啥前途。于是一切二抓学问，从此而出。试举一个例子说明，好比说柏杨先生忽然大权在握，可以给你官做啦，有一天我教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并面授机宜曰：“你出得大门，往南走，约二里处，一瓜摊在焉，有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一块钱一斤，快去快回。”你阁下听了我面授的机宜之后，心中不禁笑曰：“这个混蛋老头，往南走三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
　　然而成败就在这里分晓，心里笑归心里笑，你的嘴脸必须严肃地表示对柏杨先生敬如神明。然后出了大门，头也不扭，径往南而去，一面走一面骂曰：“这一带都是无主乱坟，西瓜在何方？哼，狗屎倒不少。”走了足足一个小时，然后垂头丧气回来（注意“垂头丧气”四字，精华在此）。见了柏杨先生，立刻面色苍白，气喘如牛，作愤怒而又害怕之状，结巴曰：“南边没有卖西瓜的呀，我找了一小时，腿都跑断啦。”柏杨先生大怒曰：“混蛋。”你曰：“是是是。”柏杨先生仍大怒曰：“王八蛋。”你曰：“是是是。”这时候你阁下脖子上最好适时地流出点汗水，以示恐慌，双膝最好再努力发一点抖，以示紧张。柏杨先生瞧在眼里，龙心满意，乃曰：“你往北找了没有？”你曰：“没……没有。”柏杨先生曰：“为什么不找？”你曰：“你老人家没……没……没教我往北呀。”柏杨先生乃跳高而开台湾之省骂曰：“干你娘，简直是猪，存心把朕气死，你还有资格做官？锦衣卫，拿了。”于是你诚惶诚恐，如丧考妣。
　　写到这里，性急的朋友一定沉不住气，瞪眼曰：“你既教人头也不扭，又教人垂头丧气，弄得如此结果，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也。”其实妙就妙在这里，盖观察二抓牌有没有前途，不能从他被踢不被踢上看，须从他有没有圈圈上看。这不是说圈里人便永不会被踢，圈里人搞得太恶形恶状，照样会被免职让位，但与圈外人不同的是，圈外人一旦被踢，那是真正的被踢，想再爬起来恐怕是难难难难难难难。而圈里人便不然矣，被踢固然被踢，但过了几时，等到主愤平息，照样有得官做。明白这个原则，柏杨先生虽教锦衣卫把你阁下“拿了”，尽管放心，第二天，我的龙心一想：“咦，他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这种买油钱不能买醋的人，最忠贞可靠。”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你就有得混也。
　　我刚才强调“头也不扭”，就是郑板先生“难得糊涂学”里重要的一章，想做官的朋友应特别注意，“头也不扭”的学问大啦，你不扭头，是表示你听活，你如果一扭头，
　　就糟到印度国，会教你后悔得巴不得没有从娘胎里生下来。盖扭头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一扭头，必然看见北边有一个西瓜摊，该摊的西瓜，又圆又大，又甜又嫩。你如果做官艺术非常之高，急忙再把尊头扭回来，假装没看见，也不被别人发现，那算你三生有幸，万一三生不幸，被人发现，打了小报告，说你“心怀叵测”、“奸险阴巇”，你的官就得垮。如果你做官艺术不高，认为柏杨先生不是教你买西瓜乎，往南买固是买，往北买同样是买，何况明知道南边没有西瓜哉。于是你往北买啦，又便宜又好，一块钱买了三百八十斤，吃一口能香死人。柏杨先生大嚼之后，当然对你大加称赞，说不定立刻就升你当吏部侍郎。可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当天晚上，夜静更深，我心里想曰：“他能干固能干，但他有脑筋，能判断，而有脑筋能判断，就是一种危险。”想到这里，打了一个冷战。好啦，不用多久，就有一个人抓你的小辫子一摔，你就尊嘴啃地。
　　掩卷沉思
　　聪明与糊涂，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活得太糊涂是可怜的，活得太清醒又是可怕的，好在世上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两端之间”人到底应该怎样活，是“糊涂”一些，还是“清醒”一些，还是“处在这两端之间”，或许这是现代人经常遇到的困惑，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第七编  传统文化的冷眼反思
　　中国人一直为拥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真正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传统的神韵文化。它是一颗凝聚着东方人思想理念的璀璨明珠。但近代以来，我们民族连连遭到的挫败，惊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列强凭借其创造的物质文明震撼了整个中华民族。我们的民族由此开始了自觉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精神一直持续到现代。历史的反思并不是要人们去纠缠于那些历史的陈年旧账，也不在于简单地去判清那些历史上的是是非非，而是要人们从中找寻出现在和未来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有时候，冷眼，其实是极热的心肠！
　　隐士
　　鲁迅
　　隐逸并不是个人的理想行为，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人生道路——一种体验另类文化人格的道路。在动乱年代，有人杀身成仁，有人忍辱负重，有人隐退洁身自好，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归隐山林。鲁迅，以他惯有的深刻和犀利，发掘到了隐士们的背面。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啖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啖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掩卷沉思
　　作者拉下了隐士们面前的帷幕让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作者所指的人中有这么一位，南朝的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掌握着时局的动向，被称为“山中宰相”。这些隐居以求其志者的理论是：“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请用精彩的语句评论一下他们这种做法。
　　说“面子”
　　鲁迅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面子是个大问题，一向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事情。但是，我们的“面子”的成本太高，尤其是对于一个缺乏竞争的保守民族而言。有时候，我们获得了面子却失去了尊严，面子上的风光却只换来表面上的胜利，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恐怕能够深中中国人的痼疾，其实正好，干脆撕开我们的面子，让我们看个究竟。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掩卷沉思
　　面子，一个非常熟悉的话题。鲁迅剖析文化顽疾的匕首会刺通每一个人。为了面子，说一些违心的话；为了面子，许一些违心的承诺；或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面子的本质就是狭隘的自尊。那么如何来理解“自尊”和“面子”这两个概念呢？思考一下，或许会改变自己很多。
　　名教
　　胡适
　　名，即文字。名教，即崇拜文字的魔力。胡适先生以他的慧眼发现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这一暗角。名教，原本承载着我们美好的愿望，甚至是简单的梦想。但名教，也培养了我们民族的惰性和依赖。当我们只是满足于口号上胜利的时候，只是停留于标语上实现的时候，真的就有些“精神胜利”的味道了。所以作者在最后语气坚定地说：“名教扫地，中国有望！”但愿真的如此。
　　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有些人听了很洋洋得意，因为他们觉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荣的事。有些人听了要做愁眉苦脸，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是要堕落的。
　　于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恼的也不必懊恼了。因为我们新发现中国不是没有宗教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霉了，佛教早衰亡了，道教也早冷落了。然而我们却还有我们的宗教。这个宗教是什么教呢？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名教”。
　　名教信仰什么？信仰“名”。
　　名教崇拜什么？崇拜“名”。
　　名教的信条只有一条：“信仰名的万能。”
　　“名”是什么？这一问似乎要做点考据。
　　总括起来，“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宗教。不自觉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个宗教太伟大了，无往不在，无所不包，就如同空气一样，我们日日夜夜在空气里生活，竟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了。
　　究竟我们这个贵教是个什么样子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从一个小孩生下地说起。古时小孩生下地之后，要请一位专门术家来听小孩的哭声，声中某律，然后取名字。现在的民间变简单了，只请一个算命的，排排八字，看他缺少五行之中的那行。若缺水，便取个水旁的名字；若缺金，便取个金旁的名字。若缺火又缺土的，我们徽州人便取个“灶”字。名字可以补气禀的缺陷。
　　小孩命若不好，便把他“寄名”在观音菩萨的座前，取个和尚式的“法名”，便可以无灾无难了。
　　小孩若爱啼啼哭哭，睡不安宁，便写一张字帖，贴在行人小便的处所，上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文字的神力真不少。
　　小孩跌了一交，受了惊骇，那是骇掉了“魂”了，须得“叫魂”。魂怎么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渐渐长大了，在村学堂同人打架，打输了，心里恨不过，便拿一条柴炭，在墙上写着诅咒他的仇人的标语：“王阿三热病打死。”他写了几遍，心上的气便平了。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刮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他不过，只好破口骂他，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便算出了气了。
　　据江绍原先生的考察，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
　　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
　　他爸爸也会贴“打倒王庆来”了。
　　他家里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这也有好法子。请个道士来，画几道符，大门上贴一张，房门上贴一张，毛厕上也贴一张，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进门了。画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点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点空着，请一位乡绅来点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朱笔蘸饱了鸡冠血，点上“主”字。从此死者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附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
　　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语的。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倭贼”而把“倭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
　　“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倭贼”倒写，倭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么分别？
　　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为废纸而已。
　　我们试问，为什么豆腐店的张老板要在对门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岂不是因为他天天对着那张纸可以过一点发财的瘾吗？为什么他元旦开门时嘴里要念“元宝滚进来”？
　　岂不是因为他念这句话时心里感觉舒服吗？
　　要不然，只有另一个说法，只可说是盲从习俗，毫无意义。张老板的祖宗传下来每年都贴一张“对我生财”，况且隔壁剃头店门口也贴了一张，所以他不能不照办。
　　现在大多数喊口号，贴标语的，也不外这两种理由：一是心理上的过瘾，一是无意义的盲从。
　　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
　　这样的发泄感情，比什么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谁不爱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惯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样做去：放一天假，开个纪念会，贴无数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做了纪念了！
　　于是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
　　我们试进一步，试问，为什么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或“枪毙田中义一”可以发泄我们的感情，可以出气泄愤呢？
　　这一问便问到“名教”的哲学上去了。这里面的奥妙无穷，我们现在只能指出几个有趣味的要点。
　　第一，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种古老迷信的影响。“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类在幼稚时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们中国古今都有此迷信。《封神演义》上有个张桂芳能够“呼名落马”；他只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
　　黄飞虎就滚下五色神牛了。不幸张桂芳遇见了哪吒，喊来喊去，哪吒立在风火轮上不滚下来，因为哪吒是莲花化身，没有魂的。《西游记》上有个银角大王，他用一个红葫芦，叫一声“孙行者”，孙行者答应一声，就被装进去了。后来孙行者逃出来，又来挑战，改名叫“行者孙”，答应了一声，也就被装了进去！因为有名就有魂了。民间“叫魂”，只是叫名字，因为叫名字就是叫魂了。因为如此，所以小孩在墙上写“鬼捉王阿毛”，便相信鬼真能把阿毛的魂捉去。党部中人制定“打倒汪精卫”的标语，虽未必相信“千夫所指，无病自死”；但那位贴“枪毙田中”的小学生却难保不知不觉地相信他有咒死田中的功用。
　　第二，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议的神力，我们也免不了这种迷信的影响。这也是幼稚民族的普通迷信，高等民族也往往不能免除。《西游记》上如来佛写了“唵嘛呢叭迷吽”六个字，便把孙猴子压住了一千年。
　　观音菩萨念一个“唵”字咒语，便有诸神来见。他在孙行者手心写一个“迷”字，就可以引红孩儿去受擒。小说上的神仙妖道作法，总得“口中念念有词”。一切符咒，都是有神力的文字。现在有许多人真相信多贴几张“打倒军阀”的标语便可以打倒张作霖了。他们若不信这种神力，何以不到前线去打仗，却到吴凇镇的公共厕所墙上张贴“打倒张作霖”的标语呢？
　　第三，我们的古代圣贤也曾提倡一种“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种大势力。卫君要请孔子去治国，孔老先生却先要“正名”。
　　他恨极了当时的乱臣贼子，却又“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来褒贬他们：“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种思想便是古代所谓“名分”的观念。尹文子说：善名命善，恶名命恩。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态度的。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便引起我厌恨的态度。这叫做“名分”的哲学。“名教”，“礼教”便建筑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之上。一块石头，变作了贞节牌坊，便可以引无数青年妇女牺牲她们的青春与生命去博礼教先生的一篇铭赞，或志书“列女”门里的一个名字。“贞节”是“名”，羡慕而情愿牺牲，便是“分”。女子的脚裹小了，男子赞为“美”，诗人说是“三寸金莲”，于是几万万的妇女便拚命裹小脚了。“美”与“金莲”是“名”，羡慕而情愿吃苦牺牲，便是“分”。
　　现在人说小脚“不美”，又“不人道”，名变了，分也变了，于是小脚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脚了。——现在的许多标语，大都有个褒贬的用意：宣传便是宣传这褒贬的用意。说某人是“忠实同志”，便是教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实同志”“总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拥护”的分。“反动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墙上的无数“打倒”与“拥护”，其实都是要寓褒贬，定名分。不幸标语用的太滥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于是打倒不足为辱，而反革命有人竟以为荣。于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为墙上的符篆而已。
　　两千年前，有个九十岁的老头子对汉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两千年后，我也要对现在的治国者说：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一千多年前，有个庞居士，临死时留下两句名言：
　　但愿空诸所有。
　　慎勿实诸所无。
　　“实诸所无”，如“鬼”本是没有的，不幸古代的浑人造出“鬼”名，更造出“无常鬼”，“大头鬼”，“吊死鬼”等等名，于是人的心里便像煞真有鬼了。我们对于现在的治国者，也想说：
　　但愿实诸所有。
　　慎勿实诸所无。
　　末了，我们也学时髦，编两句口号：打倒名教！
　　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掩卷沉思
　　读此文，似乎能让每一个现代人汗颜。因为作者所说的我们信仰的宗教名教在现代依然能够看到它的影子，可见这种传统的深厚。大到社会生活，小到个人做法，名教的力量还是在起着作用。“名教扫地，中国有望！”这是作者的祝愿也是希望，更是坚定的信心。国家的未来在于少年，请深刻的反省自己，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去除自己身上的名教思想吧。
　　读懂“争”的史纲
　　毛志成
　　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社会运转的基本法则，现代的社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和魅力。作者的眼光穿透了表象，看到了竞争的另一面。在竞争的激烈口号中，公平有时被抛弃一边，实质上竞争也失去了它的意义。
　　世界上的各种“史”，包括“非文明史”和“文明史”，基本纲要就是一个“争”字。人类出现之前的万种生物，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或终止过生存之争，从而实现了优胜劣汰。人类出现之后，包括文明史的出现，同样一天也没有停息过各种形式或各种类别的“争”，如抗争、斗争、纷争以及利争、权争、位争等等。
　　从人类文明史中分化出了“革命史”之后，随即强化了“阶级斗争”，并演化成武装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等等。
　　总之，都离不开“争”!连专讲“超脱”、“无欲”的各种宗教，也时时形成了“教派斗争”。看来，只要是有人就有“争”。争与斗是同一个意思，有争必有斗。当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中国有十亿人，不斗行吗?”从某种角度看，这也不失为一种“看透”。
　　争了，斗了，最终结果如何暂且不论。反正以“阶级斗争”为大纲的斗争停了手，转化为经济竞争。与之相应的，是利益竞争、知识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等等。
　　将暴力式的、人为式的、等级式的斗争缓解为温和式的、自由式的、平等式的竞争，无疑是社会的大发展，时代的大进步。特别是将竞争定性为“公开竞争”之后，人就更有理由认为是听到了社会的美妙福音，看到了时代的绚丽前景。
　　然而实际的现实并非如此，使“公平”做到达标化的难度很大，表面上“公平”而暗存的尤其不公平现象既多且烈。于是“竞争”的质量和品位也日趋下滑。下滑到什么地步呢?有时甚而返回了史前“物种竞争”的状态。
　　在人类出现之前，物种的生存竞争法则就是一条: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即使是植物，也本能地抢占着弱小植物的空间和空气以及阳光，吸食着它们的水分和营养甚而它的本体。至于动物，如蝗虫吃禾苗，青蛙吃昆虫，蛇吃青蛙，鹰吃蛇，以及鱼吃虾，狼吃羊，狐吃鸡，虎吃鹿等等，都是凶残无比的。吃的时候牙齿咔哧有声，最后使对方血肉模糊甚而骸骨无存!
　　要说自由竞争，那才是最真义、最原义的自由竞争，谁理会“公平”之类的鸟道理!
　　幸亏人进化得比万物都高明了，居然懂得了“公平竞争”这个“神圣的真理”，并同时强哉人类!壮哉人类!然而我们却忽略了:谁个真优，谁个真劣，谁个胜得使人可信，谁个败得心服口服，关键是有资格做出上述断定标准的是谁?定出的是什么样的标准?
　　其实有权定出此标准的人，从来是特殊的人或少数的人、个别的人，即权利层的成员，或人们常说的“官本位”维护者。而定出的标准也是任意的、随意的，而且离不开“官本位”的利益参照系。为此，优与劣和胜与汰就很难可信了。易言之就是:说你优你就优不优也优；说你劣你就劣不劣也劣。让你胜你就胜不胜也帮你胜；让你汰你就汰本不该汰也先汰你。基此而搞出的竞争，不仅与史前万物的野蛮式竞争相比在品位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提高，而且其丑恶度又注定高于前者。人的竞争与兽的竞争本来应有质的区别，然而在这里却区别不大。
　　几十年前定人的优劣，主要依据的是“阶级出身”、“阶级成分”。被视为“优”的自然是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无产”、都“无文”的人。与之相反的或有异的，只能成为“劣者”。后来的结果如何，单是看看“文革”中那些红彤彤、响当当的当然“优者”干出的野哄哄、血淋淋勾当，与史前各式物种的互残式“生存竞争”并无区别。若说有区别，区别也只在于将那些对人的凶残之举插上了堂皇标签。
　　后来的情况无疑与前大异，进步很大。单是将强加给人的各式“黑帽子”（如地、富、反、坏、右之类）统统摘掉，将人还原为人本身，就功德无量，党恩浩荡。后来又依据另外的资本（如学历、学位、职称、声誉等等）来定人的优势与劣势，也是理性之举。以此做为参与公平竞争的系数，也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可忧之外还是有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可忧之处首在于官本位的顽固存在。只要将官本位的意志弄成社会的主体意志，竞争就从根本上不会公正。再说，学历、学位、职称、声誉之类的资本，也包括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本，一经将官本位的意志当成直接或间接的旗语，再加上物质利益的日趋神圣化、霸主化，也就什么都有可能伪化。例如，除了物质资产的伪化（包括贪、欺、骗、假等等）之外，还会有学历伪化、学位伪化、职称伪化、学术伪化和学衔伪化，不一而足。下层之人被贬称为“草根层”，他们如何沦为草根的，此事暂先不谈。单是那些被哄捧上去的“精英层”，在实际上占主体的也不是德、才、绩的三馨者。而数量不小的那一层，官豢、官赐、官施以及傍官、附官、媚官的因素大都有之。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公平竞争”只是无德的公开化、才绩的平庸化那个群体才有资格参与的。他们的竞争，无非是人际关系之“竞”，取财无道的利益之“争”。
　　由这类人、这群人搞出的竞争，其“竞争成功”绝不意味着国之益、民之福，很可能只意味着国之殃、民之灾。
　　每天只要打开电视，翻看一下各种报纸，尤其翻看一下公、检、法式的报纸及其必须披露的案子，如贪污案、贿赂案、矿难案、洪灾案、火灾案，以及教育界的乱收费案和学术界的抄袭案、剽窃案，都会有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之感。干那些恶事的人，又大多与官界的、财界的、学界的“精英”有牵连!他们“竞”了，“争”了，“成功”了，而成本却是由国和民支付的。竞争本来是世界上和人世间的正常之理、正常之事，但何以涌现出了那么多的“竞争灾”?我看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中国陷入了“唯竞争”的误区和凡竞争就鼓掌的险区!
　　至今我们仍未弄懂有关竞争的九条基本常识:
　　一，自然界的竞争与人类的竞争有何区别?
　　二，人世间的野蛮竞争和文明竞争有何区别?
　　三，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有何区别?
　　四，公开竞争与公平竞争有何区别?
　　五，奉命竞争、遵命竞争有何区别?
　　六，无序竞争与自由竞争有何区别?
　　七，竞争的起点与竞争的归宿有何区别?
　　八，世界上是否还允许非竞争事物的存在?
　　九，人除了忙于竞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事可做?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既承认竞争是社会运转的基本法则，是人生必须参与的基本活动，也认为没有竞争的社会和人生是愚昧的社会，是干瘪的人生。但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由若干年前的习惯于竞争盲斗，今天是否真的将素质和品位提升为于人于世都有益的正常竞争?
　　公平竞争的可贵首先在于平等意识的建立，也在于公正法律的有效有力。当然，比这更重要的是将公平竞争升格为道德式的竞争。道理很简单:在失德或缺德的社会中，任何有关“公平”的条文或条律都等于废纸。从道德和国民性的角度来看，中国若是不彻底摆脱当年很顽固的小农意识、小市民心理、小摊贩习气、小文人趣味，就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当然，不遏制或反倒迎合大号的心术不正者流对竞争的介入和插手，便只能将一切良性竞争污化为恶性竞争，致使国殃日剧，民生日哀。因此我认为，少喊“竞争万岁”的无聊口号，不妨多讲些有关“竞争的限定性”的负责之言。
　　掩卷沉思
　　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意义。作者在文中向我们列举出的“小农意识、小市民心理、小摊贩习气、小文人趣味”等是我们社会中的顽固的思想，它们是我们建立合理的竞争社会的阻碍，联系一下社会现状，挖掘一下这些思想的根源是什么。
　　中国人的国民性
　　林语堂
　　林语堂是中国文化深刻的反思者，这个深受传统文明浸润，深深喜爱传统文化的文学家，在他的文章中饱含着热泪，但又是充满着理性的对我们的传统进行着细致的剖析和咀嚼。“国民性”，这是一个沉重的词语，或许我们因此而衰败，或许因衰败而彰显出它的弱点。总之老大的中国只有清点自己身上的包袱，才能更好的前进。
　　一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掩卷沉思
　　林语堂先生是一位温和的长者，对国民性的剖析时充满了脉脉的温情。而现代文学的另一位巨匠鲁迅，则对国民性进行了无情的挖掘和讽刺，在他的杂文里，在他的小说中。请结合本文的分析，再联系你读过的鲁迅先生的小说，结合具体的文学形象，说说你对国民性的理解。
　　华威先生
　　张天翼
　　他是文化人，但是对于自己领域内的东西早已不感兴趣，热衷于依附官场，托身官场，寄身官场，在下一层级单位里的重要性以及与在上一层级的亲近、亲密就成为他们的自我价值认同的主要指标，他的忙于开会，他的一再渲染自己的忙，他的一再渲染与刘主任的特别关系，是炫耀自我价值，也暴露了心灵的空虚。这里有着中国官场文人的普遍性格，也折出中国官场文化的一角。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咸’。”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谈——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便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前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刮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刮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
　　“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掩卷沉思
　　作者写的是一个华威先生，实质上是为很多中国人画的一副漫画。这篇小说写于抗战初期，但是所留给我们的思索却一直持续到现代。作者是在讽刺，更是在思索，对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因素在积极的思考。反思一下自己，看看我们身上还有没有华威先生的影子？
　　历史的暗角
　　余秋雨
　　似乎我们很少把目光放在这方面，因为我们有时陶醉于文明的悠久与辉煌。在这片文章中余秋雨先生和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暗角，看看一个在历史上发挥着主要作用的群体——小人。任何人都难以向他们投以正视的眼光，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一直存在着，作者为这一群人物画了一幅幅漫画，勾勒出了他们的嘴脸和灵魂，历史的暗角，真的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去看，去思考。
　　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一一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得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例题逐个变得黯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绝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予理会，掉过头去，但这股腐浊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怆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
　　二
　　小人的几条重要的行为特征：
　　其一，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也能发现美好，有时甚至发现得比别人还敏锐，但不可能对美好投以由衷的虔诚。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转嫁，竭力作为某种隐潜交易的筹码加以利用。
　　其二，小人见不得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人的注意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权力的天平，在旁人看来根本绕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能飞檐走壁绕进去。他们表面上是历尽艰险为当权者着想，实际上只想着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但作为小人他们对权力本身又不迷醉，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
　　其三，小人不怕麻烦。小人知道越麻烦越容易把事情搞浑，只要自己不怕麻烦，总有怕麻烦的人。
　　其四，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急于事功又不讲规范，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盖着，办起事来几乎遇不到阻力，能像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们善于领会当权者难于启齿的隐忧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顷刻之间，所以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效率更是双倍的。
　　其五，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
　　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明火执仗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剑子手是恶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没有这般胆气，需要掩饰和躲藏，他们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失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别人欺侮的料。
　　其七，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要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必须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
　　其八，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小人精明而缺少远见，因此，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的恶果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恶果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发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他们不断挑唆权势和舆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顺着他们的意志在发展，而当权势和舆情终于勃然而起挥洒暴力的时候，连他们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骑虎难下了。小人没有大将风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全部灾难的最初责任者。
　　三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值得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共同注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的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封建人治专制隐秘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秘又能适当地把隐秘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这一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性需要的填补和满足。
　　据我观察，大量小人，就性质而言也可分为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这几类，试分述之。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倚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断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当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
　　流氓型小人
　　凡小人无不带有流氓气，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的时候，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又最无逻辑的骚扰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国历史上举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个叫丁谓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了。在宫廷里做文化侍从，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至于这样的文化侍从是不是文痞，还要看他做多少坏事。
　　四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合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呢？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封建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呢？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出口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敢于无视亲友邻里的规劝死死追求对象的情种，我们痛恨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岿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酸、迂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检收的许诺。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小人和善良人们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人们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耍泼期也就来到了。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耍泼，多数人是害怕的。
　　第四，策略上失误。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扬道却因政治思想构架的大一统而无法真正行道，最终教陷入术的圈域，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的帮手和起哄者。
　　那么，只好套用一句熟语了：我们死都不怕，还怕小人么？
　　掩卷沉思
　　小人毕竟是小人，尽管有时是暂时的胜利者，但最终不会有什么光明的下场。历史上有些著名小人遗臭万年，但是小人文化还是在顽强的存在着，现实生活中还能够经常看到他们的影子。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是利益的获得者，君子风范高尚，但是往往是现实中的失意者，那么在现实的生活中，到底是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呢？请写下你的思考。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发表，不啻一声怒吼，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开始了她的杂文《野火集》专栏，短短一年，就像野火般地向四面八方奔窜燃烧起来，掀起一股“龙卷风”，锋芒所至，震撼了台湾岛无数读者的心灵。同为中国人，相信我们读了之后也会有心灵的相应。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１８００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来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２０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气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１００位交大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气，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平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掩卷沉思
　　作者的当头棒喝真的会让我们清醒很多，为什么我们会不生气？民族的文化培养了民族的性格，那么请挖掘一下这种文化思想的源头，为我们的民族病因找一下根子。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王怡
　　看到下面的题目，你会感到心头一惊。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态度是真诚的。似乎是为我们揭开了民族的又一个疮疤，让我们感到了痛，一直到了心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曾经是我们高扬的两面旗帜，做为了我们社会的荣耀和象征，但是经过作者的点拨和指引，我们也能发现它的庸俗和虚妄的一面。深刻的反思将引领我们最彻底的认识，真的，每个陶醉于这种文化的中国人都应当好好思考一下了。
　　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１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５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１９６８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这很不一般。我国《教育法》规定，在教育中贯彻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但常见的集体主义教育，主要是培养我们对他人荣耀的分享。譬如刘翔跑出世界记录，凡在电视机前傻乎乎开心甚至流泪的人都是中国人，是心有所属的爱国者。我们固执的、天经地义的把另外一个人的荣耀当作是自己的。分享就像分赃，见面都有一份。就因为我们自认和刘翔属于一个共同体。
　　但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才让我们生出民吾同胞之心。这是一种低调但更真实的集体主义。不仅做自己，还要做一个中国人。需要的只是一种羞耻心。根据生活经验，当你的某位叔叔一次在公众场合借酒发疯，当着你的面脱掉最后一条裤子。大概就是你一生中最深刻感受到他是你叔叔的时候吧。因为分担羞耻，的确比分享荣誉更让一个人牢牢记起自己的群体身份。因此做一个中国人的意思，就是对其他中国人的行为，尤其对代表人民名义的公共权力的行为，有种天然的羞耻心。既然人家跑出世界纪录就像自己跑的一样。那么人家犯下罪错也要像自己犯下罪错一样坐立不安才对。不然不是白白让你拣个便宜？
　　一切集体主义假如是真实的，它的实质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认同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就是认同这种责任。这是一种有风险、有担待的民族情感。它有一个好处，因为成本较高，能够把我们对连带关系的需求维持在一个均衡的量上。不至于隔段时间假如没发生什么大事，就要把爱国激情像牛奶一样倒进大海。但分享式的民族主义，却最廉价。打赢了载歌载舞，打输了掉头就走，不管我事。这显得很市侩。根据经济学原理，越廉价的东西需求越是最大化。因此这种民族主义，也很容易滑向非理性的、虚妄的狂欢状态。
　　分享式的爱国激情，本质上是一种血统论。所有使人们具有相似性的特征中，血缘最直观。最利于产生和夸大一种群体主义的同仇敌忾，尤其是在政治共同体的对外关系上。就像某些维护子女的母亲或维护哥们的朋友，不讲原则。遇见自己人吃亏，有理由要上，没理由创造理由也要上。从这种群体主义的血缘相似性扩展开去的民族主义，第一特别容易宽容自己人的罪过，就像鲁迅说，“觉得做外人的奴隶，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隶”。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义下，贪得无厌地要求个人牺牲和奉献。这种分享模式也是嫌贫爱富的，而且带着一种无产者打家劫舍的性质。譬如大家为刘翔、郭晶晶激动，说白了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吃大户”。这种所谓的爱国眼光永远是向上瞧的，它天然的不关心失败和落伍者。这种氛围下做一个中国人就很累了，因为“荣耀是荣耀者的通行证，受侮辱是受侮辱者的墓志铭”。
　　而且据我观察，多数在公共空间乐意标榜“反美抗日”姿态的人们，基本上同时也主张反传统、反儒家。康德曾说，个人不是“自由漂浮的主体”，就像我们爱母亲，我们爱自己归属其中的那个祖国。这种爱原本是自由的体现，因为“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赫尔德）。但在一种反传统的虚无主义中，大部分人的民族情感却逐步变得与民族的价值传承和历史文化无关。这种爱的自由与高贵也就被抽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不能从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找到“温情和敬意”，他就只好到自己的血管深处去找荷尔蒙。
　　其实民族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历史情境。承认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承认对政治的一种历史约束，承认先人对于后来者的部分的统治力。做一个中国人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来处，承认我们祖先、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组成了一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这种看法等于否定了任何主权者至高无上、一个人或多数人的意志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治理论。显然这更接近宪政民主，而不是更接近专制主义和全能国家。事实上，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爱国，因为他们敢于分担政治的命运，他们耻于接受一种不自由的统治。
　　掩卷沉思
　　作者的揭露是无情的，但是感情是真挚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它容易被虚妄起来，成为全民族的一种不理性的行为。面对作者的观点，你是否赞成呢？生活中，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呢？请结合自己的体验说一说。
　　在好山好水里领受沉重
　　陈忠实
　　在清山秀水中，作者感到了沉重，感到了艰难的呼吸，因为那扑面而来的民族的尊严和气概。尽管这是不知名的一次战斗，但是真正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力量就是这样隐藏在民间，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民族的历史上出现过败类、卖国贼，但民族的气节在更多的人身上流传，更多的人并没有丢失身上的硬骨头。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就是因为这蕴蓄于每个人心中的精神力量。
　　到云南，就为着看那里的好山好水。
　　对于一直生活在中国北方又偏于西部的我，看彩云之南的好山好水，几乎是为求得某种心理补偿。近年间，竟有机缘先后四次去了云南，确实可以说是饱尝了好山好水，也得到好山好水对人心理的滋润。然而，那好山好水的色彩终久架不住时间的消磨，渐渐远逝而淡隐，却是腾冲县里倚山而建的“国殇墓园”，久久撑立在心头，愈久愈清晰，不仅难以淡忘，反而必须以我的文字来致一个深躬礼了。
　　这是四年前我第一次去云南，一到腾冲，就踏进了“国殇墓园”的大门，就感受到一种凛凛然森森然的沉重和威压。这是滇西一座草木葱茏四季常绿的山。在这座山的山坡的襟怀里，长眠着八九千名中国士兵的魂灵。从山根到山顶，从右坡到左坡，按照原来的军事编制，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直到师一级，阵亡了的士兵和阵亡了的军官依序排列。每块小小的石碑下都埋葬着一个士兵或军官的尸体，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前的军职。整个这座青山，就是一个用尸体铸建的军阵。他们战死了，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完整和威势。
　　这场战事发生在１９４４年。为了收复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两年的腾冲，中国士兵战死了八九千人。中国士兵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他们不是赶走而是全歼了日本占领军。所谓全歼，就是一个不剩，干净彻底予以消灭；就是除了少数日寇士兵被活捉当俘虏，其余所有践踏过滇西这块美丽山城的鬼子，一个也没能活着逃出去。人数为六千，包括侵略和占领腾冲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藏重康美大佐。这应该是占领大半个中国八年之久的日寇最彻底的一场败仗，彻底到一败涂地一个不剩。
　　我踏着石阶从山脚往山顶走，两边是望不透的土冢和墓碑。我辨认着那些被风雨浸蚀过几十年的一块块碑石上的士兵或军官的名字，抚一抚墓堆上枯了又生的野草，最切近地感受到一个人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最切近地感受到为着自己也为着民族的尊严而捐躯的这一片中国士兵的呼吸。我在小学课本上就知道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从此成为我永远都感到扬眉吐气的一个关。我后来读过几本抗日题材的小说，看过更多同类题材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游击队长李向阳小兵张嘎，让我反复享受民族英雄杀灭野兽的痛快淋漓。还有令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惨烈悲壮的台儿庄。我的案头现在正摊开着一部《立马中条》的长篇纪实书稿。这是由杨虎城将军创建的１７路军改编的３１军团，由杨的爱将孙蔚如将军率领，走出潼关浴血山西中条山抗击日寇的英雄诗章。这是一支由号称“冷娃”的关中青年为主组成的军团，我深深地陷入浓厚的乡土情结缠绕着的民族大义之中，每一座山头的争夺令我揪心，每一个关中子弟的阵亡令我闭气……我走在倚山为墓青山作碑的墓园中间的山道上，许久都不想说话，也不去想象那场战争的过程，心头只响亮着歼灭这个汉语词汇。这肯定是八年抗战无以数计的大小战役里，唯一可以使用歼灭这个词汇来概括结果的一场大战。我当然也感受到这个词汇对于侵略者和被侵略的人民永远都无法含糊的情感记忆。
　　墓园门口的右墙根下，有一个石块垒成的圆筒状的冢堆，下边埋葬着三个日本兵的死尸，其中一个是侵占腾冲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藏重康美大佐。石块上标刻着两个字：倭冢。在我们被外强侵略欺凌的史记上，日本侵略军先是被卑称为倭寇，即个子矮小的匪贼；抗日战争改称为鬼子，比倭寇更为卑视更为不屑也更通俗化。倭冢沿用了古典称谓的习惯，如若按抗日战争的通常称谓，应该是鬼子冢或鬼子坟鬼子墓了。这个冢堆里的大鬼子藏重康美大佐和两个不知名姓的小鬼子，作为践踏蹂躏腾冲的六千个被消灭的大小鬼子的代表，向青山上长眠的中国将士跪伏认罪的一个象征。我很自然联想到岳飞墓前跪地的秦桧，千百年来不知承接了几百吨游人的唾沫儿。然而，我和同来拜谒的十余位作家朋友，谁也没有兴趣向倭冢吐出口水。整个人类正义的“唾沫儿”，早在二战结束时铺天盖地地倾覆到所有鬼子的脸上了。
　　我也记住了一位名叫张问德的老人。日寇从缅甸一路打过来占领了腾冲，当任的一位钟姓县长携着家眷逃之夭夭，不知踪影。张问德老人是卸任赋闲的前任县长，时年６２岁，于危难之中拍案而起，重新披挂上任，被百姓称呼为名副其实的抗战县长，领导腾冲民众，周旋在群山之中，游击办公兼游击指挥，整整两年，直到全歼日寇收复腾冲。张问德可谓文武全才，曾经是朱德和叶剑英两位大元帅青年时代的老师，亦可谓名师出高徒。面对日寇占领军的劝降，张问德有一纸《致岛田书》传世，展示在墓园陈列馆的台阶上。且不说文采，单是那义正辞严的凛然与决绝，如山岳巍峨，似江河咆哮，树起处于危难之中一个不屈民族不可摧折的脊梁。我在诵读这篇写于１９５９年前的文彩激越的文字时，依然发生血液涌流的加速和心脏的猛跳。在滇西一隅的腾冲县正任和卸任的两个县长身上，截然分明着什么叫软骨头什么是硬骨头。
　　我对同行的朋友说，人的骨头的软硬，看来不是以年龄所能论定的。
　　掩卷沉思
　　面对外侮，更多的人没有退缩，而是扛起了枪，加入到保卫国家的行列中。作者在细细的品味着云南的好山好水，其实，在我们广袤的大地上，处处都有这些民族精神和力量的印记，只有用心的感受，方能体味到深刻。是不是也可以像作者那样，做一次地理和心灵的旅行，形象地体味我们的历史。
　　流泪的滕王阁
　　潘碧秀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留给人们的无穷想象，就像那滕王阁，永远竖立在历史的风景中。短命的王勃把自己的才华和激情，还有对人生命运的深沉感悟都留了下来。他梦想自己成为天边的孤鹜，能够振翅高飞；担心着人生的短暂，难以功成名就。但最终，他还是回归到了水里，追寻水中的那一轮明月了。滕王阁还立在风中，向人们昭示着昔日的感悟。
　　江畔小舟、轻摇的芦苇、南来聚拢的风…‥赣江上一览无余，视野里找不到期待的身影。
　　我在滕王阁的一隅，独想王勃。
　　游人的思绪如牵强的秋风，薄薄地依偎在滕王阁穿越时空的坚强里。站在清冷的滕王阁上，睁眼闭眼间全是王勃清瘦忧郁的神情。斜阳拥抱着欲泣的滕王阁，阁影斜斜地躺在江水里荡漾。帝王君子犹不见，槛外长江空自流。寂寞的阁上，觥筹交错的场景不复存在，诗弦管乐也只是附和。我坐在阁的阶梯上独自听江的声音，江波的皱褶里藏着绝代的才子王勃。
　　阁的忧伤无声息地让我追随。每一寸楼板、每一株丹朱都在我的心弦上颤动。想为流泪的滕王阁续一首诗，诗里面是伤痕累累的王勃。流泪的滕王阁日日孤寂地走入我梦中，独自徘徊复徘徊。我找不到王勃的诗句，无数醒着的黑暗的夜里，枕着阁影到天明。
　　有人说：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偏爱一部分人，所有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风景。在朝堂上得不到肯定的滕王，一再遭谴受贬，然而层层不得意却抹不掉他悠游于世，歌舞人生的脾性。贬到赣江边任小刺史，他仍意兴遄飞地要为自己建一座阁“拍檀板唱歌，举金樽喝酒”，吸引文人才子登临放歌。那个仲秋的日子，王勃的“独角戏”正演着。他深望着水天相接的江面，感慨人生如江面枝柯，沉浮复浮沉，一腔激情和渴望却在纸上无羁地飘洒，洋洋一派文章，力透纸背的全是对生活的向往。有人说“厚积”是为了“厚发”，王勃客居剑南数年，终有了其巅峰之作。滕王阁只不过是显其巅峰昂然之姿的一种凭藉罢了。此时的长安，或许已将王勃淡忘得一干二净。谁会在抚筝时，思绪在筝上游移间，想起王勃？如今，赣江畔的孤鹜年年此时都要背起王勃馈赠给它们的礼物一上一下翩翩地飞，托起无限秋水长天的风情。
　　“物是人非事事休”，游人仍在阁上徘徊留连，眺望阁外水云间，心似江水茫茫，欲拍栏杆。浅云灰灰地衬着阁，如一双饱蓄泪水的眼睑。
　　扁舟载着一截悠悠的阁影，忧郁地前行，涌起的江浪层层间依稀可见当年王勃的风姿。这个自幼饱读诗书，贯通九经的青年，行于线装书中陶陶然的青年，瑟缩在蜀地的乡居里，不再想读书之外的事情。蜀地去长安已遥遥又遥遥矣。无人识君，只有在迷惘中放纵文字：《蜀中九日》《盛泉宴》……“每有一文，海内惊瞻。”（杨炯语）人生有许多门，可其中一些门只对一些人是永远敞开的；不要试图去敲门，去敲人生遗憾的门。王勃若一心为文，历史也许重新改写吧。可惜，王勃在剑南之地逍遥了二年，终究不甘寂寞，踌躇北上，到河南任参军。书生之迂，终惹大祸，龙颜大怒，险丢小命。人生沉浮反复，王勃心冷了。
　　一片阁／躲在云层下／疲倦和黄昏的鸟一样／面对江水恸哭。江水缓缓流，终有温柔得叫人落泪的时候。一介书生咬文嚼字，终有让人品错味的时候。该张皇？迷惘？失落？还是愤懑？毕竟人生不是“数点扁舟向斜阳”那样诗意、简单而又直观。——人无语，唯有惘怅地醉去。滕王阁不在出产帝王将相的长安，站在这玲珑典雅的阁上，赣江无限风情一览无余，王勃的梦魂可以与阁相依偎至永远了。
　　昆德拉说：生活是棵长满可能的树。王勃在客居剑南的日子里，也许模拟了日后的种种可能，却没料到人生最绝望的一种可能就立在水中候着。
　　王勃如断线的纸鸢一头栽进江里去了，灵魂可依附在了江中鱼儿身上？想他经行处会不会开出一江的花来，让鱼儿也欣喜，让鱼儿也惘怅。
　　斜阳已成余辉，阁上人去，鸟去，空留一片寂寥。
　　掩卷沉思
　　不是滕王阁在流泪，而是作者的心在流泪。作者在用心的解读。物是人非，此地空余滕王阁，也给我们无限的感慨。读了王勃的《滕王阁序》，相信你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像作者这样，用心阅读，方可收获智慧和思想。找出《滕王阁序》中最能打动你的句子，做一下精当的点评吧，相信你会读出自己的理解。
　　读柳永
　　梁衡
　　他是一位孤独的歌者，在整个的历史上，似乎难以找出他的显赫的官位。但他又是永远的歌者，凭着自己高超的艺术成就，走上了文学的圣殿。这个另类的文人，在“奉旨填词”的嘲弄中，在文学的花园里开辟了自己的天地。文章憎命达，正是不公的命运，使得固执的他走出了传统的苑囿，走向了更广阔的民间。如果没有他，我们的传统文学中不知要少多少风景。
　　柳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并不大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过又很快忘了他。但是近年来这根柳丝却紧紧地系着我，倒不是为了他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为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经历和那歪打正着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以至于现在也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闽北去，我曾想打听一下他的家世，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但一川绿风，山水寂寂，没有一点音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大约在３０岁时便告别家乡，到京城求功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就多元化，可以当企业家，当作家，当歌星、球星，当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条路——去当官。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在从政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渊明那样求政不得而求山水；像苏轼、白居易那样政心不顺而求文心；像王维那样躲在终南山里而窥京城；像诸葛亮那样虽说不求闻达，布衣躬耕，却又暗暗积聚内力，一遇明主就出来建功立业。柳永是另一类的人物，他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治，碰了钉子后没有像大多数文人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市井深处，扎到市民堆里，在这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约在公元１０１７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时到京城赶考。以自己的才华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题名，而且幻想着有一番大作为。谁知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上，他不在乎，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５年，第二次开科又没有考上，这回他忍不住要发牢骚了，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我考不上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样被社会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吃酒唱歌。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这使我想起“文化革命”中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被打成“黑帮”，被逼写检查。但是他写出去的检查大字报，总是浆糊未干就被人偷去，这检查总是交代不了。柳永这首牢骚歌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并记在心里。柳永在京城又挨了三年，参加了下一次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又把他给勾掉了。这次打击实在太大，柳永就更深地扎到市民堆里去写他的歌词，并且不无解嘲地说：“我是奉旨填词。”
　　他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这种扎根坊间的创作生活一直持续了１７年，直到他终于在４７岁那年才算通过考试，得了一个小官。
　　歌馆妓楼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乐，制造消沉，拉你堕落，教你挥霍，引人轻浮，教人浪荡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这里也要消魂烁骨，化作一团烂泥。但是柳永没有被化掉。他的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成语言：脱颖而出。
　　锥子装在衣袋里总要露出尖来。宋仁宗嫌柳永这把锥子不好，“啪”的一声从皇宫大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层，不想俗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闪亮的锥尖，这真应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话：“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着闪光的才华。有才还得有志，多少人进了红粉堆里也就把才沤了粪。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柳永没有大志，同为词人不像辛弃疾那样：“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像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时势不同，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开国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经济文化正复苏繁荣。京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相应发展，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他像田禾见了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柳永于词的贡献，可以说如牛顿、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里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内容上把词从官词解放出来，大胆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语言，从而开创了市民所歌唱着的自己的词。在艺术上他发展了铺叙手法，基本上不用比兴，硬是靠叙述的白描的功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超声波探测，就像电子显微镜扫描，你得佩服他的笔怎么能伸入到这么细微绝妙的层次。他常常只用几个字，就是我们调动全套摄影器材也很难达到这个情景。比如这首已传唱９００年不衰的名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一读到这些句子，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置身于九寨沟山水中的感觉，那时照相根本不用选景，随便一抬手就是一幅绝妙的山水图。现在你对着这词，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无尽，美不胜收。这种功夫，古今词坛能有几人。
　　艺术高峰的产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柳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身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占有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就像我们现在作为典范而临摹的碑帖，很多就是死人墓里一块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头，大部分连作者姓名也没有。凡艺术成就都是阴差阳错，各种条件交汇而成一个特殊气候，一粒艺术的种子就在这种气候下自然地生根发芽了。柳永不是想当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从考场落第后走向瓦肆勾栏，但是他身上的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立即与这里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发生共鸣。他在这里没有堕落。他跳进了一个消费的陷阱，却成了一个创造的巨人。这再次证明成事成才的辩证道理。一个人在社会这架大算盘上只是一颗珠子，他受命运的摆弄；但是在自身这架小算盘上他却是一只拨着算珠的手。才华、时间、精力、意志、学识、环境通通变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籽有灵，让它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山下风和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带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这时它想到多亏我留在了这里，要是生在山下将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着母体留下的那一点信息去与外部世界做着最大程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你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顺境下，时时天遂人愿，你心里没有矛盾，没有企盼，没有一个另外的新世界，当然也不会去为之斗争，为之创造，那就只有徒增马齿，虚掷一生了。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的，这四次共取士９１６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
　　呜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人各其时，人各其用，无大无小，贵贱无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时不我失，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掩卷沉思
　　柳永的身上似乎没有那种壮士的刚烈，但有着不屈的柔韧。他不甘心做一个受人摆弄的棋子，而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把自己的智慧和才情都婉约的唱在词作里。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没有不歌柳词者。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逆境中，往往能成就一个人的辉煌。面对人生的困难和坎坷，你还想说什么？
　　永远的中国
　　章珺
　　这是写给祖国的诗篇，因为它流淌着真情和赤诚。感受厚重的历史和文明，回味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就会发现，其实谁也走不出祖国的影子。当我们走过千山万水的时候，就会发现，祖国始终在我们的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们，给我们力量。对祖国的感情，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喊道：中国，我永远的中国！
　　曾经与你如此的亲近，亲近到忽略了你的存在。我不用灿烂的朝霞或明媚的春花形容你，你对于我，曾经是春天飞扬的黄沙。你是如此的具体如此的普通，如布袜青鞋粗茶淡饭一般朴素无华。我需要记住城市的名字街道的名字，却无需记住你的名字。城市和街道会让我迷失，我却从不用担心在你的土地上走失。你承载着无数的城市和街道，无数的山川河流，无数的悲欢离合，可你从不想刻意地展示你的厚重，你为我简单地存在着，如一缕轻轻而过的炊烟。
　　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我曾经用最嘹亮的歌喉最炽烈的语言歌唱过你。你辉煌的历史，你璀璨的文化，你雄伟的山川，你奔腾的江河，曾经让我热血沸腾豪情万丈，我曾经多么的以你为傲。你是我歌唱时的音符，是我舞蹈时的鼓点，是我呼吸时的空气，是我飞翔时的翅膀。在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我渴盼的不仅仅是爱情，你是我最初的热恋，你燃烧着我所有的激情和梦想。在和平的年代，我没有机会为你抛洒热血，但我时刻准备着，为你献出我的一切。我相信你的历史中会有我的名字，我将作为栋梁之才支撑起你的伟岸。
　　我在你的看顾下长大成人，却渐渐遗忘了儿时的企盼青春的梦想。成熟让我变得世故，我行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不再把报效祖国看作是我个人的责任。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渴望着为你付出一切；在我真的可以报效你的时候，我却开始跟你斤斤计较。我的眼睛里不再有那份孩童似的单纯和明净，可是你依然用最慈爱的目光看顾着我。你愿意承担我所有的抱怨，是为了让我更轻松地前行；你愿意收藏我所有的惆怅，是为了让我拥有一个晴朗的天空。
　　可我还是离你而去，我把你的看顾当成了负担。挣脱了你的牵绊，我迈开了自由的步伐。我以为异国的土地，可以埋葬过往所有的记忆；我以为他乡的繁华，可以照亮我今后的一切。我的鞋子上不再有尘土，我的饭碗里不再有沙粒，我不用再去躲避春天的风沙，可是，在散失了你的气息褪尽了你的容颜的土地上，乡愁成了我无法卸下的重负。因为你，良辰美景黯然失色。我的思念因为你而启航，我的奔波因为你而抛锚。
　　你变成父母脸上的皱纹；你变成让我读出满眶热泪的家书；你变成跳跃的篝火；你变成三月里暖人的阳光，融化了最后的冰冷和孤独。我开始怀念起茉莉的芬芳，浅草中的耳语，嫩黄的春梦，黄昏时的炊烟，还有溅湿了我心扉的露珠。我终于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与你无关的风景，你是我永远的牵挂永恒的背景。每时每刻，我为你献上最深挚的祝福；当你遇到天灾的时候，我会为你寝食不安；我为你的繁荣昌盛而自豪，也深知我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你的尊严；在我们的节日，我会穿上你给我的服装，精心地张贴曾经被我视为俗物的窗花春联。在我衣锦还乡的时候，在你的面前，我不敢招摇，收敛起异国所有的光辉。我倦卧在你的怀中，儿时的歌谣，从早已远去了的岁月中流淌而来，只有你还能让我这样清淡如水，抖落世俗的风尘。
　　我已走过万水千山，你却依然守候在遥远的东方；当我踏过关山重重，我才知道我从未真正地离开。我可以疲惫地与你相拥，却无法轻松地与你相别。你是我的昨日，也是我的今天，明天的我也必定与你骨肉相连。我们默默相守，纵然远隔万水千山。你的沉默也是一种语言，远离你的游子能听懂你的语言。你在我心中的分量无需用语言去表述，我也无需用语言向你表达我的依恋。你不需要用语言呼唤我回家，可是我的脚下，永远伸沿着与你相连的归途！
　　掩卷沉思
　　读完这篇文章，我们也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作者的呐喊，似乎也说出了我们的呼声，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在走过了祖国的千山万水，领略了祖国的文化历史之后，你对祖国又有怎么的感想呢？请拿起笔，写下你的心灵之声。时文菁华版式（３．２６），版面字数第？编在单码时参数
　　第八编  时尚文化的直面解读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进２１世纪的今天，文化已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传统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挑战，新的文化景观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文化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现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观念在改变，人们在追求时尚、追逐文化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时尚和新的文化。这些新的文化应当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草根
　　巩北田
　　草根，是耐人咀嚼的一个词语。令人读之仿佛能嗅到泥土的气息，看到开阔的原野。其实那才是生命的真正源头。草根是一种处境也是一种姿态。社会的宽容和进步使草根得以出现在各种的视野，其实这些力量早已在地下运行很久。当我们这个社会出现更多的这样的草根英雄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了。
　　关于“草根”一词的含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清楚。１９世纪，美国人民眼睛里冒的全是金光，淘金者比捡破烂的都多，当时有种说法．山脉上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一般都蕴藏着金矿。这恐怕就是草根一词的最初来源，即“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后来，“草根”从职业淘金者的专利名词延伸到社会学领域，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草根”在汉语环境中被使用的次数，和时代潮流有关，但凡人性张扬，民主进步的时代，草根一般都比较活跃。
　　草根虽是名词，但动感十足。在当下的语言环境中，它是一种人生状态的写照，因为传播手段的便利，某人一旦被太多的媒介和看客冠以草根的头衔，此时他大概已经不再草根了，比如说，贫嘴郭德纲和被陈凯歌斥为无耻的“馒头”血案始作俑者胡戈。他们较早前都寂寂无闻，于市井中过着平凡的生活，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名闻天下，而且都被当成了草根的杰出代表。从这个角度上讲，草根其实是人生两种境遇的分割线。草根的时候，恐怕没人说你草根，而一旦被人当成了草根，你已经主流了。郭德纲火的时候，我有些纳闷，这么个脑袋大、脖子粗的人，怎么就火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恐怕连他自己者暇想明白。后来我发现，郭德纲的火，其实缘于人们对相声严重肾亏的不满，这种不满，因为缺少触媒，在公众那里长久地处于“无意识”状态，而郭德纲恰恰在满是汽油的相声舞台上丢了根烟屁，砰地一声相声界就炸开了锅。可以说，不是郭德纲选择了时代，而是时代选择了郭德纲，在民间，像郭德纲“活儿”好的相声演员多得是，但偏偏是这位看上去像伙夫的人成了相声界的奇迹。
　　郭德纲有过潦倒的时候，那时他是十足的草根，没名没利，空有一脑袋的好段子，但就是挤不进门第森严的正统相声圈儿。那里辈分界限分明，山头林立，没有旧天桥耍把势卖艺的那套本领，光凭“活儿”好，根本不行。郭德纲幸运之处就在于被网络等媒介发掘，然后得爆大名，成为主流中的主流，完成了从草根到正统的转变。奇怪的是，已经不再草根的郭德纲，此时还被人习惯上称为草根。
　　郭德纲当下的处境，就像我上文所说的那样，站在一条草根的分割线上，向后迈，虽是江湖，但海阔天空，向前迈，步入主流，但不自由了。这就是草根的无奈，郭德纲正处在人生的拐点上，做出选择．比接受上千家媒体采访更重要。我敢肯定，如果郭德纲此时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和周遭复杂的环境，他基本上也就完了。草根适合的土壤就是旷野，而不是温室。
　　胡戈在网络上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来“胡搞”陈凯歌的《无极》，比我在“思想深呼吸”这块自留地里评判陈凯歌有趣多了，至少他有一颗娱乐的心。正因此，胡戈犯了陈凯歌的大忌，被后者斥为“无耻”之人。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胡戈无意嘲弄什么，他和当下所有年轻人一样，看周星驰的后现代电影有点多，而且整天在网络上泡着，追求个性和新奇比追求爱情看的还重，借用大师的电影开个玩笑，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陈凯歌不理解这一点，他做不到金庸遭遇王朔批评时江湖气十足的自我解嘲，他是个老派的愤青，和新潮小青年，呕了一回气，结果招来网络草根的声讨。如果说郭德纲还是一个向往正统的有为青年，把自己喜欢的相声作为职业，希望被大多数人所接纳，胡戈在成为焦点之前恐怕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Ｇｏｏｇｌｅ上的点击名人。相对于郭德纲，他对草根的诠释更彻底一些，他是误打误撞一不留神就成了主流。这种主流，不是他想要的，是一个向来严肃的电影大师造就了胡戈这样的新时代嬉皮青年。问题就在这里，主流对一个草根的影响竟是如此之大，它是许多草根所向往的，但即使是郭德纲这样的红人，进入主流还是遇到了无数障碍，而且前途未卜。主流也是许多草根所睥睨的，但草根一旦触犯了主流，后果却是很严重的。
　　１９９６年冬天，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读时，教写作的徐江先生曾出过一道作文题，让我们写一篇评论，这是我真正的文字生活的起点，我写的就是张中行。１０年来，我对张中行这一代人有了更多了解，发现他们的为人为文，对活在当下的人有着坐标般的参照意义。许多人称张中行为国学大师、大散文家，其实他的国学成就在五四那一拨人里，算是很普通的，其散文平淡，极尽“负暄”之味，但未免有些罗嗦。他最大的成就，也是他用力最勤的，应当是哲学。细细品读《顺生论》，就会发现字里行间蕴涵着无数人生智慧。作为学者的张中行，其实是一位从传统文人情怀中脱胎而来的中国式哲学家。他骨子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精英意识，一副敦实平和、厚道淳朴的模样，眉目间流露出安详而看似愚钝的农民气息，像极了我晚年时的祖父。他的智慧来源于对传统文化的广泛涉猎和对现实人生的感悟。他的一生都处于不张扬、不违心的平静状态，即使晚年名满天下．也还是独处一隅，安详而寂寞地守在书房里，了此一生。他才是真正的草根，一个不张扬、不矫情，得名利时依然拥有草根情怀，而且不会被遗忘的人。
　　掩卷沉思
　　草根，是一个生动而富有内涵的词语。它地位低微，而生命力十足。一个人具有了草根的情怀，就会处事淡然，不至于在追逐中迷失方向，失去自我。有时候，人越是到了高的层次，就越具有草根的情怀。像文中的张中行，还有很多例子。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例子，感悟一下他们吧。
　　草根的狂欢——最受关注新文化现象解读
　　佚名
　　贴吧的出现成了草根自由表达的地方。这是一个温情的地方，充满了关照和尊重；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各种观点在这里得到生动地展示；这是一个争论的地方，有时候甚至会爆发“战争”。它给人们带来宽松和自由，带来透明和民主。贴吧，这个最贴近百姓的交流平台的出现真的值得我们庆幸的。
　　百度贴吧上所出现的种种文化现象，最早被某些媒体人定义为草根的狂欢，草根一词，直译自英文的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有人认为它主要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但在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里，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以草根的狂欢代指贴吧上所出现的文化新现象，头一个释义略为相近。
　　贴吧的出现，是对搜索引擎的一次全新的应用，而搜索引擎的出现，更是被人誉为自造纸、印刷术以来人类最重要的发明，这三大发明的出现，都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保存和传播的成本，极大促进了知识的保存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到自己想要的信息，甚至是使草根大众成为信息的创造者。
　　贴吧的成长经过了三年的积累，２００３年末诞生的贴吧，年轻青涩，２００４年末的贴吧，贴吧管理员——ｄｕ熊在吧内人气大涨，２００５年末的贴吧，超女演唱会成功举办，贴吧粉丝名振天下，２００６年末的贴吧，渐渐拥有了每天二百多万个贴子的发贴量，每天Ｘ千万的浏览量，在贴吧与网友一起携手走过的三年岁月里，不仅分享着彼此的兴趣爱好，交流着彼此的生活经验，讨论着彼此的思想观点，一同经历了生活的喜怒哀乐，甚至一同见证了中国的社会变迁。
　　交流、沟通、讨论、分享、碰撞、争吵、经历、见证，你可以想象到的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在贴吧内都可以找到，话题、兴趣、经验、观点、思想、情绪、观察，你所能想象到人与信息、知识之间的互动在此也能找到。由此也诞生了贴吧的种种文化现象，新对话文化、博客“秀”文化、网友家族文化、新叛逆文化、新搞怪文化、平民偶像文化等等，迸发于无限的魅力。
　　谁说草根只能在网络上意淫一下热门电视剧的剧情发展？通过贴吧，他们已经成了最新锐、最聪明的制作人；谁说草根只能在梦里幻想与偶像的直接对话？他们的想法、言论也许正在影响着大媒体、大明星、大公司的决定……，通过贴吧，大明星、大人物也愿意和自己的“铁丝”们真情告白。
　　红透全国的《武林外传》就是从贴吧最先火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关于《武林外传》重要消息的首发地，并且几乎所有的演员和导演都上过这个吧，而且经常留言和回答吧友的提问，单单尚敬导演就有数十条直接针对吧友的回复留言，吧里还有热心吧友整理成文，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一一都作答。并且在武林外传播出即将结束的时候导演还特意到贴吧写了一片长长的感谢文章。而编剧宁财神一句竟然有那么多朋友在线，４０分钟内竟引来了５００个回复。
　　文化明星易中天在贴吧的访问量和留言数绝对不亚于当红娱乐明星，易中天本人也说过：我常会去百度里看看帖子，如果有中肯的建议，我也会加以考虑。因为易中天本人的讲座很有性格，对他这种品历史的方法赞成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所以造成了吧内板砖四处横飞。有时候一个问题会聚集上百个回复，反复讨论，争论不休，而其中的文字均是很有涵养和见解，贴吧里这群文化粉丝的能量决不可小视。
　　谁说写博客一定要去博客网站，博客也好，空间也罢，甚至就是一个简单朴素的贴吧，仍然有许多人在诉说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故事。他们所热衷的，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尽情撒野，亦哭亦笑，喜怒哀乐，东拉西扯，心情所至也。博客再也不仅仅是一个日记本，记录心情，表达生活，分享照片，展示自我，串门留言，结识朋友。
　　谁说草根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粉丝，在百度贴吧的分类目录里，赫然有一个目录属于贴吧家族，点进去一看，三国的贴吧有一百多个，其中和赵云相关的贴吧至少有八个！与金庸相关的贴吧也有六十多个，与红楼梦相关的贴吧也超过了四十个，而哈利波特，以及某些热门动漫的相关贴吧已经将近二百个，从来没有一个网站或论坛能够建立起来如此庞大和数量重多的相关论坛或讨论版块。
　　我们知道，当一件东西越流行越热门，关注的人越多，就会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关注热点而延伸出不同的类别、细节、变异，甚至全新的组合和反解，而贴吧家族里存在的家族成员恰恰说明了这点。在哈利波特贴吧家族里，你可以看见有无数的哈利波特小说中的人物或动物贴吧，连海格那条名叫牙牙的狗，罗恩的猫头鹰小猪都有自己的贴吧！还有些不仔细看看不大明白的贴吧名称，比如德赫吧，现在在哈利波特贴吧家族排行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哈利波特贴吧，它的主题却是撰写德拉科．马尔福与赫敏．格兰杰最后会终成眷属的同人文，同样的同人贴吧还有犬夜叉贴吧家族中的杀薇吧。
　　这些文化现象在互联网上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一些零散的例子，但贴吧却以数量取胜，成为互联网新文化现象之集大成者，因为所有的这些文化现象，都缘自草根网友在互联网上的沟通发展壮大，尽管这一切最初的时候让外人看来非常难以理解难以描述，但外人依旧会因为讨论时神采飞扬所迸发的热情而感染，卷入这个狂欢气氛中。然后从下而上地影响媒体这个所谓的主流或精英文化阶层，然后成为影响大众的滚滚洪流。
　　掩卷沉思
　　自由的泛滥必然会带来弊端，对这些火热的文化现象，我们必须予以冷静的反思。贴吧的盛行满足了人们表达交流的欲望，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轻松的实现交流，实现资源的共享。但是贴吧的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虚假的信息，个人隐私的曝光，一味的发泄私愤，应当如何更好的约束和发展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呢？让我们来共同进行思考。
　　快餐时代与速成之人
　　陈染
　　生活在一个快餐的时代，节奏的加快使得精神和思想都变得简化和廉价。人们再也没有心情去体味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去联想生活中的巧妙细节。当精神生活中充满了功利和实用的时候，精神的魅力就要大打折扣，快餐时代的速成之人是脆弱的，这不能不引起作者的担忧。
　　我们面前摆放着两种快餐:
　　先是忽然之间，快餐食品店在我们的身边遍地开花，街头上那些嫩黄或者艳红的门廊里边，木质的桌椅仿佛随意搭起的积木，拼接出一种象征稚趣、简约与速度的格局。快餐食品所呈现出来的强烈的共性，使人一进门就嗅到一股“共产主义”的气味，这种安全的气味湮没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职业、学识以及经济地位的差别，大家在这里彼此彼此，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多人喜欢它。可是，不知为什么，无论中式还是西式，我对于快餐食品一律缺乏胃口，一直以为那应该是属于少年儿童的嗜好，或者是那种要去赶火车的人登车之前匆匆忙忙的去处。如果，一个成年友人告诉我，他热衷于快餐，我便会对他的口味不以为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分别吃过晚餐之后，坐下来畅谈。快餐食品纯属个人趣味，无可厚非。
　　步食品快餐之后尘，又出现了第二种快餐——精神快餐也旋风一般覆盖了我们的视线，它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弥漫，无处不在，似乎人人都浸泡在文化艺术的大染缸里——一幕今天诞生、明天就消失不见的新式戏剧，一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可读完的最长历史跨度的画卷，一部第二天就过期作废的堆满了信息的书刊……立等可取的文化快餐铺天盖地，人人都被它的墨汁所涂染。那些精神快餐里边绝对不会有从茶香中才品得出来的阴柔醇厚，不会有闲趣或把玩，更不会有沉思或忧郁，它永远不会出现在一个伫立河边的人的静默的自语之中，它与内心和灵魂无关，它与诗性的东西一律无缘。布罗茨基有一句警言，“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取胜”，所以，诗性是它的头一号敌人。它所含有的只与取胜相关，与生存厮杀和操作速度相关。它是由纯粹的精神“激素”组成，它造就了我们当今时代最为庞大的人选和群落——实用主义者。如果你知道吃速成饲料长大的家畜的特点，那么你就可以大致领略吃精神快餐长大的速成之人。
　　不禁想起爱略特的话: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
　　掩卷沉思
　　快餐文化的时代，我们失去的到底是什么？是宁静，是安闲。再也不会像古人那样独坐窗前，抒发忧思；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徜徉山水，吟啸徐行。现代社会，面对着尘世的喧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找回自己宁静的心呢？身处其中，我们不能不做出思考。
　　向“现场直播”致敬
　　王开岭
　　对于有思想的头脑，有文化的眼光，看电视的消遣也会具有深刻的意义。现场直播，不仅仅是电视节目的一种制作方式，更是社会民主自由的象征。在直播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直播面前直面灾难，更能给我们带来难以忘怀的深刻体验。在电视面前，让我们细细品味现场直播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动吧。
　　不少的知识分子对数码媒体时代显现了恐慌。他们担心，电视技术将彻底颠覆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和阅读口味，进而大面积地取消书籍与文学……他们说，看啊，那些所谓的“电视诗歌散文”，它们侵略得还不够么？
　　其实，不必担心文学真的就这样被色块吃掉了。因为它只取消了那些能够被取消的东西，剩下的，它根本啃不动。就像鸡崽偶尔吞几粒砂子尚有助于胃蠕，可让其咽下整块岩石就难了。《日瓦戈医生》《战争与和平》《老人与海》即使被一百次地拍成电影又怎么了呢？它们仍安然无恙，秋毫无损地摆在书架上，没人会天真到以为看了电影即可不读书的地步。至于“电视诗歌散文”——那只是个游戏，是有人想玩玩，儿童式的好动和练练脚法而已。同时它也是好心，替某些不重要的文字换个活法，并无“非份之意”。
　　我想，我们不应该批评电视。至少从根本意义上是这样。
　　想一想吧，在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的夏天，如果缺少了荧屏，不知会有多少人难捱炎季的流汗和空虚。每一个绷直了足球神经的家庭都会对他们亲爱的电视机感恩涕零。它让没有天空的房间变得可以忍受，给缺少诗意的夜晚陡添了奔跑和喘息的生机……
　　我想，这就是电视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了：现场直播！
　　假如没有了“现场直播”，难以想象，体育赛事会沦落至何等平庸的境界——那简直无境界可言。疯狂的球迷决不会为了一个简单的胜负数字而挥舞什么了，只有愤怒：实况录像算个什么“鸟”！实况剪辑更算个什么“鸟”——简直不算个东西！一方是“在场”的喜悦与激动，一方是“缺席”的沮丧与怀疑。
　　电视最优秀的品质，它的美德和神话般的功劳即于此：现场直播。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轻率地、甚至永远也不忍挖苦电视。否则，就以怨报德了。
　　那么，较之其他的大众传播方式，现场直播究竟有什么惊殊的魅力与创意呢？它最根本的文化价值又在哪里？
　　其一，它体现了公正原则和承诺精神。
　　其最大愿望就是帮助你成为“在场者”。它想方设法搞到“目击者”的门票，满足你对所有情景的需要。它不隐瞒、不推诿、不虚拟、不羞于真实，就像健美运动员的胸大肌那样，一丝不挂地敞示于你，任凭你看，任你评说，任你挑剔和打分。你与“情景”同时同步存在着，你是上帝，是最权威最充分的证人。这是一种真诚无欺、友好互信和善解人意的态度，如同一个重义气的朋友——他愿把自个儿彻底交给你。“拿去，全在这！”
　　其二，它是最“人道”最“人性”的新闻做法。
　　它强调了对人权的尊重：每个公民都有了解真相的自由和权利。其做法正是基于该理念。和其他传媒方式所提供的“情景”不同，它是原生的、及时、透明和完整的，不经任何刻意的编辑包装和后期制作。这有点儿“绿色概念”的意味：为享受原汁原味的蔬菜，它宁可直接带你到园子里去！而非罐装饮料和虚伪的插花食品。身临其境，抚摸现场，除了给你一个不掺假的真相世界，也同时还你一个真实的自我。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了人作为主体的尊严，避免了被蒙蔽被欺骗的沮丧和屈辱。
　　其三，它是当事人勇于“承认”精神的象征。
　　接受现场直播的造访，尤其对那些和政治挂边的事件来说，这体现了当事人的一种自信，一种气度，一种敢于表现自我的魄力和磊落胸襟——我把自个儿亮在那儿，堂堂正正，不遮不拦，让你看个通透，看得明白。比如领导人的新闻发布，现场选举或审判，议会的激烈交锋……如此公然的曝光比起那些政治鼠辈的偷偷摸摸不知要高尚和高明多少倍！“露天”之举是一种敢于承认敢于沟通的精神反映，其结果只会增添当事人的魅力和民间信任。
　　这是一种单纯。更是一种成熟。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现场直播”甚至可作为一种标尺，一种参照系数，借以衡量该国的新闻自由和政治文明程度。它发生的频率、次数、规模、涉猎的范围、领域……其额值愈大，就愈说明这个国家的公民意志和生存权利正越来越多地被尊重、受保护。马克思说：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只能是虚幻。
　　有些国家的观众很幸运。他们灵猫般英勇的摄像师几乎无所不能地把世界上的角角落落都纳入了镜头，使自己的观众有了比别国公民更多的“在场”机会，那些眼花缭乱的直播总是令人激动：航天发射、总统大选、法庭审理、公民表决、海湾战争、解救人质、黛安娜葬礼、抗议示威、镇压与反镇压……惊险、真实、刺激、壮观，连电视机前的空气都是带电的。发达而自由的新闻网像密集的下水道完成着对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渗透与覆盖，除了个人隐私受宪法严格的保护，其他的一切公共领域都被置于这种覆盖之下——这个自由也是受宪法保护的。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尼克松就是该自由的“受害者”。有趣的是：这位谦逊的前总统向来是新闻自由的吹鼓手，他曾宣称：论及在建设国家中的作用，于国会和媒体间，我宁可放弃前者而留下后一位——他可能“言重”了，有取悦民众之嫌。而事实也确乎如此：任何一个想捞取民心资源的政客都不得不主动向新闻界献媚讨乖。美国是世上记者和摄像机最多的国家，于是它的“丑闻”也就愈多。此乃新闻太自由的缘故，也是人们对该自由宠爱太深使然。好在美国公民习惯了，他们似乎更有理由确信：没有丑闻才是最大的丑闻！比如克林顿的桃色官司在美国人的心理屏障前就显得软弱无力，人们可能会觉得总统的“浪漫”有点过了火。可这也只能说明他曾是个“坏男孩”而已……
　　而在另外一些保守专制的领地上，比如亚非或拉美的军政府国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人民被那些自视聪明的极少数人当成了傻瓜——他们不仅掌管武器和钱财，还掌管着民族的头脑。它的新闻大都是被认为应该、可以、和必须看到的，不该知的就永远不知道了。人们从没有选择和申请新闻的权利，只是被机械地赋予与灌输——大多为一些假面舞会式的政治游戏。这些国家还有一历史特点：每每发生政变和叛乱时，枪声最激酣的地方即国家电视大楼，胜利者要从那里向全国发表“重要演说”。
　　对私人生活的刺探是不道德的事，也是为人所唾的侵害人权的违法行径，但对政治隐私的窥视却没什么不光彩。相反，它是保护公民意志的一种正义行为。侦察“水门事件”的那两位记者就没有因此而“日子不好过”，亦没听说他们中的谁遭“叛国罪”逮捕或“神秘失踪”云云，否则，美国政府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大凡政治之事，总涉关国家尊严、民族命运前途和公众集体的利益，非谁的家私，因此人民有权知道得更多——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冠以“纪实、内幕、隐情……”之类的地摊书得以风靡的实质性原因，知道的越少就越想知道，被瞒得越苦就越要探个究竟——人民天生就喜欢“在场”的感觉！喜欢所有的“现场直播”！
　　最终的问题沉石为：电视的播映权在谁手里？官方，还是民众？当然有代表民众的官方，但这毕竟有暧昧之嫌。最诚恳的办法是：有官方的，亦有民众的。反正“遥控器”始终在老百姓手心里捏着。
　　“现场直播”让人替它捏一把汗。
　　它的命运和遭际如何，将隐示着人类能否把自己带入一个公正自由、清洁而开阔的理想时代。
　　有件事我永远也忘不掉。那情景就像一匹染血的鸽子冲进你的视野，纷乱的羽毛，凄厉的鸣叫，它将在阳光下、在你无力的注视中一点点融化、消失……连同你的消失。
　　最初读它的时候，我颤栗了，流泪了。它的悲痛含量和巨大的翅膀的美令我眩晕，令我陷入久久的感动和仰望之中，不能自持。我愿与所有怀有心灵的人分享这一时刻——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前苏联宇航员弗拉迪米?科马洛夫驾驶“联盟一号”飞船在完成太空作业后，准备返航……不料，当飞船驶入大气层后，一个惊人意外出现了：减速伞无法打开！这意味着，照重力速度计算，飞船将在两小时后遭遇地面——不是降落，而是爆炸！地面指挥中心立即向中央请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的结果竟然是：向全国公布实况！于是，国家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最著名的播音员出现在屏幕上，他以沉痛的语调宣布：飞船将在两小时后于基地附近坠毁，我们将亲眼目睹民族英雄科马洛夫的遇难……
　　俄罗斯的天空被惊呆了，震撼了。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
　　科马洛夫，这位行将离世的科学家却显得异常镇定。他首先要求向地面汇报此次飞行的资料。７０分钟内，观众只能看到他的图像（因保密关闭了语音系统），人们的紧张情绪超过了当年希特勒逼近莫斯科时的程度。接着，一个激动的声音代表最高苏维埃授予科马洛夫“苏联英雄”称号……
　　于此同时，科马洛夫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也被请到了直播现场。白发苍苍的老人颤抖着双手：“儿子，我的儿子，你……”科马洛夫的脸上露出笑容：“妈妈，我很好，您的每一根白发我都看得很清楚……”而那位年轻的妻子只说了一句：“亲爱的，……”就哽噎了，再也说不出话来。科马洛夫动情地望着，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掏出一只金笔：“这只笔随我飞入太空，是我最珍爱的，我用宇航服将之包好，待会儿的大爆炸不会伤及它。请你留着，如有可能，也请你把它转给你未来的丈夫……亲爱的，记住，你要幸福！”当１０岁的女儿出现在屏幕上，他的眼里蓦然闪过一丝哀恸：“孩子，你不要哭”。女儿已泣不成声，“爸爸，我不哭……”科马洛夫爱怜地伸出手，像是要去抚摸那千里之外的骨肉。“孩子，记住这一天，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到坟前送一朵花，和爸爸谈谈你的学习……爸爸就要走了，告诉爸爸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像爸爸一样，当宇航员！”
　　科马洛夫流下热泪。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最后的时刻到了，屏幕上科马洛夫毅然举起手，用力一挥：“同胞们，请允许我在这茫茫太空与你们告别……我深情地爱着你们！俄罗斯万岁！”
　　飞船像流星一样掠过长空。接着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直播的方式呈现一桩重大的灾难的全过程。
　　感动之余，我猛然意识到这已不再是一起单纯的事故。它是一次具有“生命关怀”寓意的心灵事件。其悲剧价值和精神覆盖都远远超过了一次“不幸”。甚至可由衷地说：它是美的！不仅惨烈，而且壮美。长河落日般的清洌与雄阔。一次辉煌的殒落和冉升。
　　对于前苏联当局的那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你不得送上一份敬重与感激。感谢政治家的慷慨与人道吧——他们奇迹般放弃了私欲和“暗杀”的习惯，毅然决定将这一悲剧呈献出来，交还给俄罗斯人民——从而将死亡于廉价的牺牲中解救出来，并赋予它尊严、荣誉与激情的力量。这项善举不仅呵护了科马洛夫一人，更重要的是，它温暖了整个俄罗斯世界的心灵。
　　要知道，这样的决策能够发生在６０年代的政治壁垒时期，多么不易。因为在好大喜功的政客们眼里，飞船坠毁即便算不上“国耻”，也大小是桩“丑闻”罢。搞这样的曝光无异于政治泄密，无异于给红色政权抹黑，岂不让阶级敌人笑话，岂不让政府威信大跌，弄不好甚至动摇民心，影响稳定，造成社会的恐慌和骚乱……当冰刀一样的噩耗突然架在克里姆林宫的脖子上，除了震惊和沮丧，它的第一个闪念是什么？封杀？流产？编个瞎话蒙混视听？这些是常有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但这一次，政治家头脑中的人性一面占了上风，阴气森森的政治方术终于向道德力量妥协了。
　　一次清洁的政治抉择！就连它的西方敌人也不得不报以喝彩和惊叹。不管前苏联政府有过多少欠体面的劣迹，但这一回，它的气度、它的雅量、它的人道主义风范，都是值得称道的。可以说，这样做不仅挽回了俄罗斯的“面子”，且有力地改善了政府在民间的信誉和名声——它“关怀”了生命自然就会赢得生命对之的敬重与感激。这种赢世之举所包含的权力与人心的关系，想必于他国的政治家们也算一重要启示罢。
　　自然，真正无畏的是那个国家的浩瀚民众——正是基于对它的人民之无畏的深刻理解与感悟，政治才得以表现出如此的无畏来。
　　想一想那激越人心的情景吧——
　　回来了。地球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白发苍苍的母亲举起颤凉的双手，多么希望能够支起一顶松软的怀抱，像儿时那样托住亲生骨肉……伏尔加河在呜咽，高加索山在垂首，静静的白桦穿上了孝服，整个俄罗斯大地在服刑。
　　这是个集体受洗的神性仪式。亿万俄罗斯人在为自己的兄弟送行。每个人都要在亲人的“死”里死去一回。每个人都要从英雄的留嘱中领取一份遗产。
　　“我要在我的行为上努力地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以行动。”（泰戈尔《吉檀枷利》）无论科马洛夫，还是亲人同胞，他们所努力表现的正是俄罗斯英勇的人文传统和民族精魂。在注定到来的毁灭面前，甚至迎对西方世界几十颗侦察卫星的窥视和怜悯，他们没有失态，没有萎缩，他们紧紧团聚着，挺立着，开始了最明亮最深情的千古仰望——把“牺牲”变成一场万众齐瞩的精神“升旗”仪式，将悲剧演得轰轰烈烈，天地肃容……
　　一日长于百年。俄罗斯悲痛的天空因其英勇精神的充盈而变得何等饱满！
　　那种敢于集体注视死亡——敢于绝望中诞生的力量，直接验明了这个风雪民族的精神质地和意志品格。而有的民族，不是连一场体育比赛都输不起吗？
　　俄罗斯输得起，所以他们赢了。
　　“人可遭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为什么？——因为人类有尊严。
　　俄罗斯看重的正是这尊严。
　　在那个被泪水冲涮的时刻，民众的情绪不仅没有像政治家害怕的那样——跌入沮丧和枯槁的渊底，相反，倒激起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和凝聚效果，激燃起人们更加向善向美的理想光焰……
　　也正是凭借这样的英勇和尊严，几世纪来的俄罗斯才得以一次次挽救濒临失败的命运。寒酷的历史长夜和政治风暴已使这个民族的心理承受力坚韧如磐，多少不能承受的突变它都结结实实地承受了……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希特勒的大炮只有几公里之距，而莫斯科红场依然能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这是个早就懂得了“向死而生”的民族。
　　２０年后，美国的“挑战者”号演出了类似的一幕。那也是一次众目睽睽下的“现场直播”，但遗憾的是，美国人是以准备好了的“庆祝”心情来迎对它的。它发生得太快、太急，太出乎意料，几乎没留下任何细节，仅剩一具新闻的骸壳。较之“联盟一号”那种清醒地面对死亡的态度，它的美学含量和心灵意义在惊愕失措的混乱与绝望中被严重削弱了。
　　我甚至想，假如这样的机会出现在今天，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像看“世界杯”一样亲眼目睹“联盟一号”回归大地的一幕，那该是人类怎样的一天啊？它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和冲击又会如何？
　　对那些被和平与舒适宠坏了的心灵，对那些习惯了麻木与漠视——却还有好多日子要过的幸者来说，会不会因此而突然醒悟生命在时间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会不会在泪水的濯洗与感动中获得一次纯净灵魂的机会，从而，哪怕暂时——变得重新高尚、勇敢和正直——恢复做一个真正“人”的权利与资格……
　　至少，那是“恍若再生”的一刻。那一刻，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手头有多么重要的事要做——哪怕你正经历着仇恨、厮杀、罪恶、阴谋、倾轧、陷害与出卖……也务必请你停下来，请你接受这上天的神谕——请你仰望！
　　它太珍贵了。以至语言无法把它说出。
　　记住——你要感动！
　　掩卷沉思
　　现场直播，其实它的魅力在于让人们感受到直面的体验。直面事件的进行，让人们在自己的监督中感受公正和透明；直面正在发生的灾难，可以打动我们那习惯了麻木与漠视的心灵。在实际的生活中，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体验，回想一下，写出电视直播的过程和你的感受。
　　莫让电视选秀泛滥成公害
　　严宁
　　铺天盖地的选秀活动吸引了人们更多的眼球。电视的舞台，历来一直是明星们展示魅力的地方，现在，它也面对公众敞开大门。人们可以在摄像机前体验一把，展现自我，这是前所未有的释放。但过多的选秀活动也造成对青少年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最近，从媒体上看到两则报道，对当前铺天盖地的电视选秀，态度鲜明地大声地说了“不”!
　　一是上海延安中学在举行“走进人大”的模拟会议活动中，有６０多名学生“委员”，“高票”通过一项关于加强本市电视选秀管理的决议，直指电视选秀有三大弊端:影响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偏离大众传媒责任；沦为商家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呼吁对此进行规范管理。再一则是有一位名叫“疯狂草根”的网友，用《天龙八部》《头文字Ｄ》《天下无贼》《手机》等影视剧的画面拼成了一部９分钟的短片《天龙八部选秀江湖》，暗讽一些电视台选秀节目黑幕重重，对电视选秀恶搞。
　　这两则消息，在具体的做法上一正一谐，但对电视选秀的态度是一致的，它告诉我们:即使是年轻人，对电视选秀也开始反感，无疑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近几年来，“选秀”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时尚语言，而五花八门的电视选秀更无处不在，只要你打开电视机，想躲都躲不过，这厢是声嘶力竭的“梦想中国”，那厢是齐声高呼的“加油好男儿”；这边是“超级女生”的拼杀，那边是“我型我秀”的对擂，热闹非凡，整个荧屏发疯似地营造着全民娱乐的大秀场。
　　电视选秀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的迅速热播大江南北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由于如今人们已不再为温饱奔波，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目前我国娱乐产业还不够发达，娱乐资源也比较有限，电视选秀则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电视从来都是明星的一统天下，平民百姓上电视亮相被视为高不可及。电视选秀不设门槛、不论身份，谁都可以即兴参与，这就激发了大众寻求快乐，展示自我，希望获得别人认同的内心情绪，而一旦成名，跻身明星行列，真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因此它具有一种“草根式”的亲和力，号召力强，趋之者众。加上电视选秀火爆又带来无限商机，电视台收视率大幅提升，电信运营商获得高额的短信收益，带来天价广告，引来滚滚财源，这种“多赢”的硕果又激发了狂热的人气
　　应该说，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一直处于单调紧张学习的氛围中，他们能参与文化娱乐活动以轻松身心并非坏事。虽然参与选秀活动各有各的动机，有的纯粹是为了找乐；有的只是想跟崇拜的主持人亲密接触；有的则是想一展身手，一举成名。不管哪一种动机，在这样竞争的场合，都会锻炼意志，增长见识，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他们今后健康成长是有好处的。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也都有度的限定。随着电视选秀的泛化，越来越成为全民的狂欢，它的负面效应已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痴迷其中而不能自拔，引起人们关注和担忧。
　　据调查，１５岁至２０岁是参与电视选秀节目的主体，他们正值价值观形成的可塑时期，电视选秀对他们心灵的冲击更不可低估。媒体上此类的报道屡见不鲜。在江苏连云港一个年仅１５岁的小姑娘，为了参加选秀，拼命节食，染上了可怕的“厌食症”，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荒废了学业。新疆的一位中学生参加“超女”比赛，先后花费了巨资，不仅用掉家里的积蓄１５万元，还负债９万元，她的母亲不得不发出“家有超女是灾难”的哀叹。而江西的一个男孩，是一名“超女”的铁杆粉丝，为了多发短信，先是偷家里的钱，接着又到街上去抢别人的钱包，走上犯罪的道路。
　　如果说以上举例的还不够典型，那“我型我秀”２００６年度“人气冠军”师洋更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师洋是个电视迷，对电视选秀更是迷恋有加，激发起他的明星梦，深刻到了骨髓，他一次次发自肺腑地呐喊:“我要红!我会红!”“我要过大日子，星光璀璨，万众瞩目。凡走过路过的必风吹草动。”为准备一旦成名，他早就开始设计自己的签名，并对着厕所的镜子一遍遍地练习种种有魅力的表情。虽然他如今已升入高中，据他自己说，他对读书一点都没兴趣……
　　以上列举的都是媒体上披露的个例，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仅仅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电视选秀的泛滥给众多的参与者带来的是什么?作为这些涉世不深尚不成熟的孩子，他们对电视选秀节目的喜好无可非议，但他们的表现和作为是不是与我们的社会和媒体有关呢?是不是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呢?
　　２００６年是个电视选秀年，但它即将过去，但愿明年不再是电视选秀年，但愿“秀场”不要变味成“名利场”，不要泛滥成为公害，走向它的反面。
　　掩卷沉思
　　青少年参加选秀活动既是个性的一种张扬，又是青春的一种风采。将自己的美丽在镜头面前展现，似乎成了每一位年轻人的梦想。那么，对青少年尤其是在校生参加这种选秀活动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呢？请说出你的看法。
　　汉语，我想对你哭！
　　北国骑士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美丽的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如今，当各种英语培训班铺天盖地的时候，汉语进入了尴尬的处境。我们的母语，在现实功利的影响下也遭遇了自己子民的歧视。语言传承着文化，真不知道，当对自己的语言漠视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文化能不能还好的流传下去。汉语，我想对你哭!作者的一句慨叹，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忧思。
　　武汉大学某教授在一次讲演中曾不无感慨地说到，汉语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弱势语言、一种第二阶级的语言。在座的富有自由辩论精神的学子们一片哗然，纷纷以“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反驳。但在听了演讲者的“一个外国人晋职、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需要考我们汉语吗？”的反问之后，全场寂然。
　　我不否认，今天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掌握其语言、了解其文化。但是，如果我们普遍陷入对外国语言（这里主要是指英语）的畸形崇拜，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生存前景的严重问题。
　　随处张贴的花花绿绿的考研英语培训班广告，已是当下大学校园风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２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刚刚结束，针对２００３年的考研英语培训广告已是铺天盖地。广告上的授课“明星”近十年间换了一拨又一拨。这些来自皇城脚下的专家们，每年自９月份开始，便在中国的上空飞来飞去，给各大城市带去广告上所标榜的“来自当年命题组的消息”。一次串讲门票往往高达百元以上，但听者仍有数千之众，盛况直追二流影视歌星走穴。
　　大多听讲者也明白在那种狂热的气氛里，是难以学到什么新东西的，但他们认为，即便花费时间、金钱换来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值得。因为，英语对于考研者来说，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它早已成为考研游戏的前提。而且，随着竞争者日众，它的难度也不断水涨船高。具体地说，一个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如果英语不达“国家线”的话，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相反，专业平庸，英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
　　这种游戏规则给人这样一种错觉：似乎关于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研究，都仰赖于西方的汉学，因而英语是应当掌握的首要工具。每一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结束之后，常常听到老师们十分遗憾的感叹：某某同学专业优异，此次英语稍差而无法招纳门下。即便有个别幸运者在英语距线一两分的情况下，经导师多方奔走“拉”了进来，但补那一两分之缺须数万元，穷学生背着沉重的债务，又如何专心学业？
　　太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英语专业优势挤进去堂皇读之。而以我所见，这种情况在博士生招生中更是见怪不怪。在武汉这两年，大学英语系讲师、副教授在没读一天中文的情况下，利用几本文学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他们都即考即中，甚至个别人中文专业课程只有五十几分，但凭“强大”的英语专业优势一样鹤立鸡群，真让那些在专业领域兀兀穷年者，羡慕、嫉妒。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出身英语专业攻取任何学位，只要愿意，都如探囊取物一般。这一中国特色又如何叫人对英语保持冷静呢？
　　然而，我们对英语的态度又是矛盾的。我们真的重视英语吗？２０００年武汉大学博士生录取的英语线，划为：应届、往届的文科考生分别是５５、５０分，而理科应届、往届考生分别只需５０、４５分。也就是说大家同是博士生，在英语卷面分只有１００分的情况下可以相差１０分之巨。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一个研究空间物理的博士生与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究竟哪一个更需要英语？
　　我不知道是否有专业人士，对我国的硕士和某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题产生过质疑。我真的很怀疑，卷面上那些卖弄似地找出的一些连老外们也早已不计较的语法问题和针对４到５篇断章取义的短文，设计一些谜语般的选择题这些考试方式，是否就是对培养专业研究者英语水准的一个合理测度。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一位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的副教授，在湖北省２００１年度博士生入学英语考试中才取得了５７分的成绩。可以想见，那该是一份怎样坚决要把人考“倒”的英语试卷！
　　我绝不是一个文化本位主义者，从不怀疑外语对于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我认为，把外语作为最重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录取标准则是荒唐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英语的门槛放低一点、实用一点，让考生多一些精力关注专业领域，同时也给导师多一点选择的空间呢？
　　在一次研讨会上，福建的南帆先生在发言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前景表示深深隐忧。因为当代大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对汉语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冷漠。这种冷漠源于———在现今找到一个“含金量”高的工作只需要学好两项技能，那便是英语和计算机。我自己也曾在讲授现代文学的课堂上遭遇到一位女生的质问：“老师，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在这个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时代里，她让我无言以对。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办学条件比较好的学校，纷纷实践中、英双语教学，以此自抬身价。我们对于英语的态度终究又迈出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以前只是在英语课上老师教、学生学，到现在各科老师一齐努力，让中国学生有呆在英、美课堂上的感觉，多么良苦的用心！而双语幼儿园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喊了许多“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我认为只有“学英语从娃娃抓起”做得最令人满意。
　　与之恰成对比的是，我们年轻一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态度的冷漠、了解的浅陋。我参加过湖南省的高考作文评阅工作，在所阅过的近２０００篇文章中，很少能看到字句完全通顺的，更无以奢谈文采，而太多“准大学生们”在文字中所体现出的对题旨把握的模糊、表达的幼稚、取材的单一和价值观念的混乱真是让人惊叹！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不可遏抑的世界趋势。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我们知道其他民族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吗？多数时间在美国教书的法国人德里达来北京大学作演讲的时候，开始打算应学生要求用英语，但法国领事馆坚持要他用法语，因为他是法国人。几十年前，美籍华人丁肇中先生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台上致答词时，这位英语远比汉语讲得流利的科学家，却坚决要讲汉语，就因为那是母语。据说在德国的讲台上授课，政府规定一律都得用德语。而在许多最需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国际讲坛上，我们却听到了中国代表的满口洋话。最近惊闻武汉某著名大学也要实行双语教学，据说包括其中文专业也不能幸免。如果这消息确实，那么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使用英语讲授汉语言文学，将成为世界教育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观……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最后一课》。我想这篇体验一种语言命运的著名短篇小说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共鸣，是因为那位老师在最后一课上，表达了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感叹：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句话可以置换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最美丽的。遗憾的是，这种美丽往往只有在危及语言存亡的时候，才体会得出。我们非得要扮演一回那个不成器的小学生么？
　　英语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狼来了”。来了一匹我们不能赶走也无法赶走的“狼”。但我想，即使我们没有气度、勇气、胆识、能力与之共舞，也不至于要把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身上的好肉都送到它的嘴里，任其撕咬吧？
　　汉语，我只有对你哭！
　　掩卷沉思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美丽的。英语的学习给我们打开交流的窗口提供了便利，它使我们更好的融入到世界的潮流中去。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英语的学习呢？似乎我们真的应该思考一下学习英语的目的了。
　　母语教育的忧思和希望
　　孙绍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国际母语节这一特殊的节日，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以及多语种化。但在我国一些高校，有好长一段时间作为母语的汉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英语反而成为一种强势语言，正在全面渗入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轻视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失落，传统的淡漠。因此不仅仅是学习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在这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和历史。
　　近些年，母语教育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忧虑的触发，源于国内不少大学生语文素养的滞后。在书面表达上，错别字多，用词不当，语句不顺，是常见现象。有的连普通的实验报告和一般的通知，都需别人反复修改。在人际交流方面，口头现场应对的能力不足，在正式场合发言，眼睛离不开稿子。此方面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生相比，差距更是明显。如果这仅仅意味着运用语言和文字的缺陷，充其量不过是实用技能问题，要改进也并不特别困难。但是，母语不完全是工具，而是民族传统、文化观念、道德准则、思维模式的载体。这方面的缺憾，意味着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民族自尊和自豪不是抽象的，民族语言的自尊和自豪是题中应有之义。普希金认为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巴尔扎克则认为法语是全世界最美的语言。民族语言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母语自豪感的缺乏，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引进的西方词语的盲目和虚荣。
　　这些年，诸如“酷”（ｃｏｏｌ）、麦当劳、迪斯尼，甚至连ＷＴＯ、ＤＶＤ、ＣＤ等等都进入了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这当然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成分。改革开放也包括语言的开放。但是，不能不承认，潜藏在西方语词背后的价值观，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潜移默化。比如，在城市青年中，情人节（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ｓＤａｙ），“瓦伦丁节”，已经成为流行语言，却忘记了本民族的七月七，倘有人把“乞巧”说成中国的情人节，反可能被视为“老土”。
　　母语教育面临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汉语是一种弱势文化载体，目前没能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我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去学习英语这种国际通用程度比较高的语言。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忽略母语教育的理由。就是美国人也把母语的运用和表达，当成青年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把英语的重要性放在了母语之上，如果这仅仅是某些权威的观念，问题还不太严重，关键在于，观念和行政力量结合在一起，便成为某种带强制性的制度。
　　有些硬性规定实在是太过分了。具体表现之一，连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语文考卷，也照抄美国的托福模式的客观题和标准化方法。其实人家托福是一种不得已的商业化操作，而且考的是初级和中级英语，而我们居然用来考中国的古典诗歌。托福模式把一切复杂问题简化为四项选择，提高评分效率是其优点，但是把问题过度简单化则是它最大的局限。表面上，有四项选择，并不是十分简单，但是，其中三项是干扰项，只有一项是要求考生作出是非判断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托福模式，就是一种是非题，简单化和僵化是其双胞胎。高考作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迫使中学不得不用这种绝对是非模式来训练中学生，其结果只能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精义的扭曲。要在这种模式中，对母语经典产生感情，得到领悟，无疑是缘木求鱼。一味追随托福模式，必然膨胀客观题的数量，把作文的分数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六十分。作文本是学生综合素质的最集中表现，把作文分数比值降低到五分之二，这无疑是对母语教育规律的严重背离。客观题以现成答案的选择为特点，而作文则以自由创造为特点。二者孰轻孰重，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强势文化考试模式的教条主义盲从，已经造成了十多年来中学生和大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严重滞后。
　　表现之二，在大学里，把英语四级考试变成一种超越任何学科的硬性要求，不及格就不能获得学位。更严重的是，有关人士又把这种考试设计得特别刁难，每次只给百分之四十的考生及格，不少人拿不到学位证书。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学位的获得与否，与就业直接相关。教学因之受到严重冲击。专业课程不能不向英语让步。学生在学习安排上，把上课以外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时间奉献给英语，成了别无选择的法门。恶性循环还不止于此，有的大学还规定，四级考试不及格不能考虑其入党申请。最为惊人的是，个别大学还规定本科生必须过六级。盲目突出英语的结果是：英语在大学中成了霸主、恶婆婆，而母语却成了小媳妇。
　　缺乏母语修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理性思维和人文精神，目前还难以精确估量。但是面对２１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我国大中学生的才智和创造因此被窒息却是不言而喻的。一批意识到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工程院院士们提出：在大学生中，普遍进行全国性的汉语等级水平考试。汉语水平不及格者，不能获得学位证书。
　　笔者对院士们的急迫心情深有共鸣，却不能赞同他们以毒攻毒的主张。考试并不是督促学习的最佳法宝。如果学习的动力纯粹是考试，即使有效益也只能是暂时的。分数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就会被丢在一边。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母语学习是终生的，不调动起学生的情感和兴趣，不可能维持终生学习的热情。问题在于，目前我国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在许多方面，并没有把培养青少年对于母语的热爱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再说，目前我国大学中，考试实在太多，光是一个英语四级考试已经弄得大学生晕头转向，再加一个汉语水平考试，恐怕只能使教学陷入更加无序的状态。
　　物极必反，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就推动了改革。
　　令人鼓舞的是，高考试卷已经把照抄托福模式的客观题标准化的题型和分值降低。去年全国有十一个省市“自主命题”，今年不但增加了几个省市，而且在语文考试大纲上，把作文只占六十分的硬性规定取消。作文分值提高的可能极大地增强，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遇，不难从根本上改变基础教育改革与考试不相配套的僵局。
　　不管怎样，托福考试模式的霸主地位已开始受到根本动摇，而且这种动摇具有不可逆转之势。在美国新一代的托福模式中，客观题已经降低到只占百分之十五，甚至百分之十的比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题型是口头作文和书面作文。
　　最近又传来好消息。国家教育部已经宣布，英语四级考试不设及格线，鼓励把四级考试成绩和学位脱钩。
　　如果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革，可能不是夸张。对于母语教育来说，摆在前面的绊脚石已经扫除，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掩卷沉思
　　在现在的语言中，出现了很多的新的词汇。这些词语在越来越紧密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有些人大呼：要恢复语言的纯净。有些人主张：汉语要发展，要吸收。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些新的词语呢？是我们的语言有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呢？
　　皇帝崇拜与奴才意识
　　李新宇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太多的这样的场面:臣子山呼万岁，皇帝威风十足，一口主子，一口奴才。常常是皇恩浩荡，百姓歌之送之。这种古装戏的热播似乎并不是出于人们对历史的热爱和反思，而只是一种简单的理解。骨子里还表现出人们对权威的信奉和颂扬，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传统意思的顽固存在真的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或许，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１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把当代中国电视剧已经形成的“帝王颂”大合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没有连续看，隔三差五，但感觉已经足够：明显的皇帝崇拜倾向和奴才意识。
　　对皇帝的颂扬早已成为影视剧创作的主旋律。不知为什么，在许多影视剧作品都因为有关部门的严格把关而难以上演的时候，对各式各样的“皇帝颂”却大开绿灯，让其纷纷出笼，形成了一浪又一浪的大合唱。各方面努力炒作，必至红红火火，家喻户晓。晚上只要打开电视，大概总能看到若干电视台同时播出那些皇帝和他们的奴才的连续剧。皇帝们一个个威风十足，神采奕奕，而奴才们一个个低眉顺眼，善解上意。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民族对皇帝与奴才都如此情深，难以割舍？
　　这一切都是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名义之下兴起的。但我不明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难道真的除了皇帝和奴才，就真的找不出一丁点儿可以弘扬的东西吗？
　　在过去的作品中，还没有一部片子像《雍正王朝》这样露骨。
　　电视剧主题歌唱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是“身后骂名滚滚来”，是“终不悔九死落尘埃”。雍正皇帝一身正气，万丈豪情，为救国救民而登大宝，忧国忧民，礼贤下士，励精图治，勇于改革，对乱臣贼子亦仁至义尽，为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即使蓝在作纸，大海为墨，也写不完他的功绩。多么好的皇帝呵，为了“我们”，活活地累死了，“读书人”却不理解他，还要骂他，真是罪该万死了！
　　显然，电视剧所要实现的，就是这样的目的。
　　有人说，那是艺术，不要从思想上过高要求；有人说，艺术没有太大的力量，没必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我承认这一点，因此对《戏说乾隆》之类绝不苛责。尽管我一直认为，对于历史人物，你只要用真名实姓，就应该为历史负责，不能随意戏说。若要戏说，就应该从人物到背景都完全虚构。如《三国演义》那样写历史，是一个民族及其艺术的堕落。但是，对于“戏说”，却从未批评。因为来自港台的这类“戏说”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完全失真，通过现代变形而使剧中的一切都“不像”，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使任何人都不会信以为真，因此，便很难“以文乱史”。但是，《雍正王朝》却似乎是历史正剧，一切都板着脸，非常严肃，尽管到处都是对历史的篡改，却板着脸，装得一本正经。
　　这样的电视剧，毫无疑问是有害的。为什么这种作品会在当下走红？是因为歌颂改革吗？到底是哪能儿跟哪儿？这是可以比附吗？
　　２
　　真让人弄不清这是什么时代！
　　《雍正王朝》的编导、演员都亮相了，他们所做的真的不是娱乐片，而是要严肃地面对历史，面对现实，要对观众进行教育和引导的。
　　２月９日《南方周末》和２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他们的见解：
　　“雍正在位１３年，千余万言的政务朱批，康熙、唐太宗，甚至上溯到秦始皇这些勤政的君主，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他的荒淫印象土崩瓦解了。”
　　“康熙去世，国库内只有白银７００万两，雍正继位１３年，国库内留给乾隆的白银有５０００多万两，雍正容易吗？！”
　　“雍正得罪的官僚、缙绅、地主和读书人太多了，因此活着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口碑，留下的资料多是挨整的人写的，何况他抄了曹雪芹的家，惹翻了古代和现代一些爱曹的知识人，这样，肯于并能给他说几句公道话的也就寥寥。”
　　“现在，我就是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展示坚忍不拔的雍正皇帝所走过的一条困难重重的改革之路。”
　　“法国人谈到拿破仑，美国人谈起华盛顿，十分骄傲，中国呢？康熙、雍正、乾隆，励精图治，特别是雍正，大胆新政革新，因此才把前清历史推向了前进。我想为中国人塑造一个或几个伟大人物。”
　　……
　　不需要更多地抄录了。电视剧的确是为雍正鸣不平，为他说句“公道话”，也就是要为雍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他英雄本色和“好皇帝”的“本来面目”。而且，要让他与拿破仑、华盛顿并列于多极的世界。
　　演员、编导、清史专家、皇室后裔一齐来说雍正皇帝。为他摆功，为他鸣不平，为他辩护，主要内容与剧作一致。其重点有二：一是雍正励精图治，功绩卓著；二是雍正蒙冤受屈，忍辱负重；三是“当家难”。他勤于朝政，批了那么多奏折，实现了国家的富强（以国库里的５０００万两为证）。王公大臣和全国的读书人都与他为敌，明枪暗箭，造谣中伤，试图置他于死地，而他却宽厚仁慈，仁至义尽，终使曾静之流感激涕零。作为皇帝，他有很多无奈，为了国家富强，他当然要得罪地主豪绅，为了社会稳定，他当然要杀“乱臣贼子”，而这一切都要被人说三道四。只会清谈的“读书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实在可恶。
　　可是，编导和演员们似乎忘了，皇帝勤政与否，那是他们自家的事，库存银子多少也是他们自家的事，似乎无须我们操心，也无须为他们会过日子还是不会过日子而犯愁或击节赞赏。而且，管事太多的君主不一定是好君主，无为而治的君主也不一定就是坏君主。国库钱多往往意味着老百姓被刮的程度更严重。因为国家是从来不会生钱的，一切都是百姓的血汗。编导和演员们似乎有意回避了一些内容，比如雍正的荒淫和残暴，大概不是都能翻案的。执政十几年间的文字狱，读书人实在忘不了。当然，如果编导和演员们认定那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文字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成功的经验和光荣的传统，那么，一切反对者都无须开口。至于“当家难”，似乎也是这样，首先应该清楚那是谁的“家”，又是谁请他“当家”的。如果真的难，他们还愿意你死我活地争夺吗？还愿意征战杀伐争夺和保卫这份“当家权”吗？自作多情，可怜皇上，若非移情，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３
　　只要写历史，就是写皇帝。只要写皇帝，就要写他的臣子、妃子和太监——也就是皇帝的奴才。不知什么原因，近几年清宫戏特别火。而清宫戏在这一方面特别突出，即使是辅国大臣、封疆大吏，也是开口一个“主子”，闭口一个“奴才”，而且动不动就是一个“喳！”
　　想来也不奇怪，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皇帝统治，主奴关系是基本格局。所以，这种关系已经深入人心，化入骨血，不容易改变。尽管有过辛亥革命，赶走皇帝已经八十多年。但似乎老百姓并不知道历史发生了什么变化，因而一些人即使不称奴才，主子和奴才也一样存在。
　　当然，也许真如一些人所说的，辛亥革命赶走皇帝，这是很不应该的。君主专制是中国的传统，民主不适应中国国情。国家这么大，问题这么多，没人当家，没人做主，那老百姓不成了没娘孩子吗？可是，看着银幕上的奴才相，听着一声声的“奴才该死！”，却总觉得不对劲。当然只有反省自己，回答是肯定的，自己的思想不合国情。
　　仔细想来，奴才并不容易当，它是学问，也是艺术，而且首先需要资格。有的是疆场拼杀，九死一生，才换得在皇帝面前说一声“奴才该死”的资格；有的是苦读寒窗，连中三元，才获得到皇帝面前三叩九拜的荣耀；有的是天生丽质，又经修养训练，才得以入选皇宫，让皇帝临幸。所以，别看是奴才，却是伟大的奴才，光荣的奴才，武艺超群的奴才，美貌倾国的奴才……
　　所以，这奴才实在值得自豪。
　　如果有人对奴才以及奴才意识有所非议，奴才们当然会说：“你还不配。”所以，我在对电视剧表示反感的时候，早已似乎听到四面八方、漫山遍野的唾声：“呸！呸！你还不配！你不配！！你不配！！！……”
　　尽管知道自己是真的不配，却仍以为奴才可怜。因为他只知摇尾乞怜，却不知道站起来做人。因为时代已经使他们完全可以不跪，而习惯却使他们总是要不自觉地跪下。当下中国能够形成这样一场“皇帝颂”的大合唱，足以看出中国文坛的奴才意识是多么强烈。
　　这种奴才意识不只表现在表面的层次上。剧中人物奴才意识十足，并不意味着编者导者有奴才意识。只要写清宫戏，故事中无法排除奴才。重要的是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表现这一切。可惜的是，作者与那些奴才站到了同一立场上，同样跪在皇帝面前，同样享受奴才的光荣与幸福感。你看，能够为皇帝监幸，是多么幸运！即使是“游龙戏凤”，只要能让皇上在自己身上播下种子，那是多么荣幸的事！
　　掩卷沉思
　　对皇帝的崇拜和奴才意识，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和电视剧中。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有时是对权威的一味信奉，有时是自己主体地位的缺失。反思身边的人和我们自己，多少都会找出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影子。思考一下，找出它们，更好的完善自己。
　　网络阅读
　　丁国强
　　有了网络，图书室里少了许多人。网络正在把我们读书的习惯剥夺，正在一点点地减少我们读书的乐趣。浏览，让我们失去了安静和投入，变得难以深入，而只能浮在猎奇和满足的层次上。我们从此变得不愿思考，搜索一下，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资料，信息的泛滥也由此而来。
　　网上阅读，是很惬意的事。无比丰富的资源在等待着你，“Ｅ”字后满天飞舞的文字，让你永远都不必担心发生书荒。在网上幸福地阅读着的时候，你不会忘记当年在书店里磨蹭着翻书的情景，那时你的钱包是干瘪的，你囫囵吞枣地读着，恨不得把眼睛当成一架摄像机，把脑子变成一张磁盘。
　　不得不承认，网络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阅读已经被浏览所代替，人们在网上更多的是一扫而过，深入阅读是极为稀有的。
　　“浏览”是一个很虚伪的词汇，网上的阅读者尽管行色匆匆，却极少有人甘心就这么轻轻地飘过。他们渴望停留。而网络的搜索引擎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方便。随便键入某个词汇，相关网站、网页就会映入眼帘。网络的强大检索功能使阅读者丧失了自我寻找的能力。速度对于阅读是相当有害的。速成式的阅读，最终使你一无所获。
　　在网络上，没有传统书籍那样醒目的版权页和严肃的署名。网络的开放性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剽窃者的胆量。一想到，有那么多梁上君子在网上欢蹦乱跳地忙活着，我就感到心惊，既怕自己的文章被人改头换面，又担心读了被二道贩子几经转手倒卖的文字，更害怕自己耳濡目染，也鬼使神差地干起了那种无本经营的活计。
　　没有节制地网络阅读还会改变你的写作风格，使你不再苦思冥想。在网上，文章瞬间事，得失无所谓。你会发现自己居然也“下笔如有神”了，只是这“神”不是飞扬的文采和跃动的灵感，而是网络后面一双无形的手，催动着你制造出铺天盖地的垃圾文字。
　　掩卷沉思
　　作者说：“浏览”是一个很虚伪的词汇。这不由得引起我们的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阅读。尤其是在网络盛行的现代，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读书，书籍的魅力又在哪里？
　　网络时代的阅读
　　杨泽文
　　网络面前，我们读书拥有了充分的资源。可以轻而易举的拥有数量庞大的数字图书馆。巨大的拥有使我们陷入满足的表层。失去了纸墨的独特香味，很难产生虚静的心情，因而，看似便利的网络阅读使阅读失去了它实质的意义。如何在网络时代保持清醒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无可疑问，在互联网络还没有出现之前，正常的阅读只能在纸质的书本上进行。而网络的出现与日益普及，大大拓展了阅读空间和丰富了阅读形式，以至使传统的阅读生活受到了冲击与挑战。
　　然而，对于信奉“生活从阅读开始”的我来说，却一直是传统阅读方式的坚守者，具体表现在始终改变不了进书店选书买书然后阅读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读书生活方式。虽然我书房里的电脑也与网络世界互联互通了四五年，但并没有因此改变我的阅读生活常态。这在我周围的读书朋友中，似乎显得有些特别。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自从与宽带网络亲密接触之后，原有的阅读生活随即被刷新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之一是越来越少进书店了，买书数量也随之递减；变化之二是对纸质书本的阅读量减少，而网上阅读的时间则随之增多。有朋友甚至很兴奋地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现在书价是越来越高，一个月买七八本书要花两三百元，而不限时包月宽带网才一百元（还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再花一百元买张网上读书（密码）卡，你就拥有了几个数字图书馆和数十万册图书，可以在任何时间上网择书阅读和下载，真是方便极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曾在朋友的怂恿与自己的好奇中也很快登上了“网络快车”，也购买了网上读书卡，也拥有了几个数字图书馆和数十万册图书的阅读与下载权。但我却无法长久地在网络上实现所谓诗意的阅读，反而几个月下来，视力下降了不少。朋友们又说，要想网上读书不伤视力的话，非得用液晶显示屏不可。于是一咬牙，花三千多元钱买了液晶显示屏。这样一来，显示屏上的文字真的清晰了不少，看起来也舒服多了。可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有把网上阅读坚持下来。原因不是因为视力又下降了，而是在网上阅读时，身体只能处于一种僵直的状态，既不自在也不舒服。比如你不能躺着看，只能坐着看；比如你不能用手翻书，只能用按键翻页；比如你不能用笔勾画精彩的文字，只能用鼠标来点击选择文字……
　　出乎意料的是，我的网上阅读开始出现停滞不前的时候，先前热衷于网上阅读的读书朋友也相继出现了分化之势。有一部分人勉强地继续坚持着网上阅读，而另一部分人则迷上了网络聊天和网络游戏。至此，我开始怀疑“阅读”是否真的可以在网上长久地进行？或者说是否有真正可能的“网上阅读”？因为说体验也好，说见证也罢，当网上阅读像春风一样在我和读书朋友的身上吹过之后，我们并不因此而充满轻松与快活，反而日渐感到了悲凉与忧伤。毕竟我们因此而相互失去了一些可以时常交流与争论的书友。
　　不可否认，无处不在的网络正愈来愈大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并以不可阻挡之势日渐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因而，网络对社会大众的不断分解与融合也将是空前的，对于读书群体自然也不例外。可就我的感觉来讲，一个真正的阅读者，即便网络再时尚再方便，那也只是某个方面的时尚与方便，因而它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阅读方式。更多的阅读还得在书本上进行，因为书本阅读的许多便利与自由，正是目前的网上阅读所欠缺的。
　　在我看来，现在的网上阅读还算不上是真正的阅读，只能算是一种网络浏览。阅读是缓慢地品评与回味，它与速度无关。而浏览是走马看花，它与速度关联。我们之所以说有网上阅读，并将其妄加推崇，是因为我们犯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错误，即将阅读与浏览混同起来了。而浏览终究是无法完全替代阅读的。
　　其实，现代的读书生活既少不了阅读，也少不了浏览。面对书本我们会有阅读的心态，面对报刊我们只有浏览的念头。而包容了所有媒体特征的网络因其丰富性和虚拟性，往往会使人面对它时显得无所适从，以至跟着感觉走。一个阅读者可能在网络的浏览中日渐散失阅读的兴趣，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没完没了的浏览欲望。如此说来，网络时代的阅读，一旦完全告别了纸质书本而完全依靠网络来进行的话，到头来很有可能是真正阅读的完全终结。因而，每一个读书人，只有在网络时代里保持应有的警觉与清醒，才有希望保证网络时代的正常阅读生活。
　　掩卷沉思
　　身处网络时代的你，一定有网络阅读的体验。和传统的读书相比，你认为网络阅读有什么优势呢？又有什么缺点呢？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许会有助于我们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文明的异类
　　葛红兵
　　下面的文章看似关于文学的论争，实则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反思。流氓和英雄在作者看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传统势力的强大足以把一切异类，一切不符合它的都归为“流氓”的一类中。作者所要深刻挖掘的就是这些潜藏在我们底部的心理。
　　最近看到王彬彬兄发在《粤海风》杂志２０００年９、１０月号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对于文中的有些意见不敢苟同。
　　对于人类来说，流氓和英雄本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历史上刘邦、陈胜就是由流氓而英雄的例子。这方面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有过相似的看法，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都感到正人君子是不可信赖的，而青皮到反而有点儿可爱之处；如果我们细细品位一下福科——这位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我们会发现他的思维倒是和上述三位中国思想者有点儿相像；这些隔着大洋，甚至隔着半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看法？理由很简单，在文明进化的历史中，那些异质因素，常常会被正统定义为流氓，然而没有这些异质因素，没有他们对“正统”的不断的颠覆，历史就不可能进步。
　　古往今来，那些为正统所承认的正人君子其实都是因为维护正统才得到正人君子的称号的，人类如果只有这些人，如果只有维护正统的正人君子，而没有颠覆正统的流氓，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难以想象，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人类文化永远只能停滞在某个“正统”中，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和发展。
　　想一想，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的脸上写着什么呢？流氓。想一想张志新，被割断了喉管的时候，她的脸上被写着什么呢？流氓。对于正统来说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流氓。流氓是正统加给这些人的最高侮辱，也是最巧妙的侮辱，以至于常常这些人所挚爱着的人民也认可了他们“流氓”的称谓。然而对于平民来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英雄，“流氓”是英雄的化名。
　　其实文化流氓和文化英雄只是一墙之隔，问题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有的时候，文化流氓就是文化英雄的别名。
　　不过我还是想暂且尊重一下对“流氓”这个词汇的传统用法，以便能和王彬彬兄在同一个语义下讨论问题。王彬彬兄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论证王朔没有“平民意识”，而是“大院文化”的继承者。他的有些理由是用不着反驳的，例如他说王朔“出身于大院”，这是典型的唯出身论，出身于“大院”并不是王朔的耻辱，甚至出身于“大院”还是王朔得以摆脱“大院”立场，同时又超越一般下层平民，为下层平民鼓呼的提供了可能，平民自身之中是难以生出自己的代言人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就是这个道理；又王彬彬说王朔描写的大多是“自己这样的大院子弟”，这个论据是不成立的，其实王朔的小说真正以“大院子弟”为主人公的并不多。进而言之，即使是以“大院子弟”为描写对象，他也是用平民的眼光、视角来写的，他正是以此写出了平民的意识。
　　我想王彬彬兄还混淆了“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两个概念。
　　“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是两码事，不等于说有平民身份的人就一定有平民意识，进而平民意识也不等于说就是认可自己平民身份的意识，事实上恰恰相反。真正的“平民”，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最底层的人其实并不想做一个平民，只有那些不是平民，也不会做平民的人才假道学地说自己想做一个平民，对于假道学来说，平民只是一顶炫耀自己的帽子，而对于真平民来说平民身份则意味着要被户口定死在某片土地或者某个街区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地在大地上行走，仅此就够了，更无谈贫穷、屈辱、艰难、苟且、无望、无奈、无聊等等这些平民注定要面对的东西了，所以真正做一个平民是很痛苦的，它一点儿也不光荣，相反耻辱得让人想死。王彬彬兄来自“大院”，他说对“大院”有点儿了解，而我要说我来自农民，我对农民也有一点儿了解，农民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平民，但是在农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平民身份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他们倒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骄傲，谁家的子女上了大学，谁家的子弟转了干，他们无比欢欣，简直要谢天谢地了。
　　真正的自觉了的平民，其平民意识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中心的。如果一个平民，他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不满也没有，一点儿改变自己的处境的动力都没有，要么就是他已经在精神上被“贵族”彻底地奴化了，要么就是他天生就是个做奴隶的胚子。当然，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大多数时候是生活在“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两种处境的交替之中，不做奴隶的欲望是很少的，所以中国人的平民意识从反义的方面说就是奴隶意识。从这点出发，王朔试图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境遇，试图通过造反摆脱平民处境正是正面的“平民意识”的体现，这恰恰说明王朔是个平民，甚至他还是一个具有先进平民意识的平民，他还没有被奴化，还没有甘于平民的地位，他的灵魂还活着，也就是说他还有一点儿人性。
　　王彬彬兄对王朔的第二个批判是，王朔鄙视知识分子，这似乎充分说明王朔是个流氓了。老实说，我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有博士学位，我有副教授头衔，然而我比王朔更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妥协、屈从、委琐、怯懦、动摇，没有立场等等的代名词的时候，“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骂人还可以，我不知道王彬彬兄何以对知识分子这个词耿耿于怀，想一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以及角色形象，难道这个词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王彬彬兄自己不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我没有记错吧）吗？那篇文章的批判精神我是完全佩服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只有李逵这样的人才能做文化英雄，只有《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才能算文化英雄，如果我们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正面的词汇，那么请允许我说王朔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的最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为什么？两个理由，他对平民精神品质中美好之物的热爱，他对权势力量的李逵式反叛。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下王朔，我们就会理解他在爱什么，在恨什么，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王朔和王小波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们正好代表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战斗风格，鲁迅在当代有什么传人的话，一个是王小波，一个是王朔。只是王朔，他隐藏了自己，他痞，他流，然而，如果没有这些，王朔，他能干什么呢？他就真的成了王彬彬兄所希望的知识分子了。而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王朔却只有一个。
　　掩卷沉思
　　鲁迅们的观点是：正人君子是不可信赖的。尽管他们是正统，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核心。其实，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正是有很多小人、流氓的力量在推动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尽管他们是主流所鄙视的。细细的梳理一下历史，体味一下他们的力量吧。
　　惊慌失措的文化
　　郜元宝
　　易中天的评三国，成了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人们在全新的视角中重新领受了经典的魅力。三国的书畅销了，易先生也成为文化名人。电视似乎在前所未有的推动着文化的发展。作者却以自己的视角，看出了这文化繁盛之后的喧嚣。
　　厦门大学一位名叫易中天的教授，也许平时课上得出色，属于校园名人一类，对此我没有调查，猜测而已，但在学术界肯定并不闻名，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专著，只是偶尔得了机会，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销其通俗性学术研究，遂意外受到广大电视观众欢迎，电视讲座副产品易中天《品三国》更引发本年度书籍市场的地震，一次签售据说就有数千册之多，总销量更是惊人。
　　但又怎样呢?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首先，它说明中央电视台真不愧为中央电视台，不仅《新闻联播》、“春节晚会”无人争锋，偶尔搞点文化，也仍然可以发挥强势媒体的绝对优势。凭这种优势，今后实在应该可以做出更多有利于国计民生和文化事业的善举罢。
　　其次，它说明我们的电视节目至少目前还有些不像话，偶尔来点绿色食品，就犹如久旱逢甘霖，禁不住要感恩戴德、誓死捍卫了。
　　最后，它说明我们的电视观众还缺乏文化常识，需要普及文化常识。偶有某人的文化研究被普及，便很容易观者如堵，欣喜若狂，前有余秋雨，后有易中天，就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我绝对没有轻视余秋雨文化大散文或易教授品三国的意思，我也绝对不敢说在当下中国没有像样的学术文化，我只是说，至少在电视所覆盖的并不狭窄的公共空间，文化的空气是比较稀薄的，所以前余后易暴得大名，多少粉丝忘情追随，也就难怪了。
　　我不太能理解的不是上面这些连锁反应，而是文化人和教授先生们为什么也和粉丝们一样见识，唧唧喳喳，闹个不休。
　　歪着脑袋稍微想了想，不免就有以下若干并不高明的联想。
　　首先我反对“酸葡萄”说。“酸葡萄心理”肯定有，但并非一切议论都是“酸葡萄”，否则易教授就变成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如果议论一下易教授或易教授现象就是“酸葡萄心理”，那么沦为这样的老虎屁股的粉丝又该如何说呢?
　　当然粉丝文化锐不可挡，犯不着在这里作无谓的较劲，只是这种“我喜欢的你就说不得”的蛮横，似乎并不符合我同胞素来羸弱的国民性啊。“我喜欢的”多去了，而“我喜欢的”被人议论、被人糟蹋的也实在太多，好像并不都这么爱惜，您说是吧?
　　但何以独爱易教授乎?我劝易迷们三思。
　　其次，这也是我们这里经常发生的，就是无论教授学者还是易迷，似乎都不太明白面红耳赤，究竟所争为何物。比如，关于易教授讲座的内容部分，涉及的就很少。有人指出他善于用《三国志》史书来刁难《三国演义》小说，这已经属于难得的空谷足音了。
　　当然仅仅提出这点还不够。为什么就不可以用史书来判断小说?史书难道不是判断小说的一个有效参照吗?用史书判断小说的合理性及其应该顾及的界线在哪里?这都可以讨论。
　　另外，易教授喜欢玩酷，直接用流行话语调侃古人，也引起种种非议。其实玩酷并非自易教授始，鲁迅就喜欢打趣古人，比如说孔子有胃下垂，孔子喜欢赶时髦（圣之时者），等等。问题是这样的打趣调侃，目的与功用何在，有没有一个度?
　　最后，我还想提一个也许非常不合时宜的问题。
　　我其实一直等待有专家学者出来，抛开上述一切，抛开炙手可热的央视及其《百家讲坛》，抛开吃酸葡萄的学者，抛开易教授和他的虽然好玩但决不高明的《品三国》及其粉丝团，真正借此次三国热，正面强攻，给我们大家实实在在地谈一谈中国特色的“三国文化”究竟有哪些值得反省的地方。但我等来等去，最后还是失望了。没有这样的声音，而只有令人昏倦的唧唧喳喳。
　　如果说专家学者对易教授、易迷、酸葡萄教授表示沉默，乃是正常而且值得尊敬的高贵姿态，那么他们对于被如此炒来炒去的“三国”本身继续表示沉默，任凭外行信口雌黄，就有点让人费解了。中天一出，谁与争锋，这固然不错，但如果真有关于“三国”的精彩研究广为人知，也就省得易教授、易迷、酸葡萄教授们继续搞笑了。
　　关于小说《三国演义》，“五四”时期有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当时《新青年》集团鼓吹“文学革命”，为了追认白话文学的前驱，就把《三国演义》抬得很高，从此《三国演义》就登上古典名著的宝座，巍然峨然，批评不得了。但也有人并不赞同高抬该书，钱玄同就认为《三国演义》“以愚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根本不入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屡引前人批评，所谓“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鲁迅自己的评价也不高，比如认为该书整体上“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那么，《三国演义》到底是不是我中华民族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究竟包含（反映）了我中华民族怎样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根性?后人（学者、读者和电视剧的制作者与观众）对该书的不同评价说明了什么问题?以此类推，我们甚至不妨也趁机谈一谈《水浒传》《红楼梦》，再来一回“五四”式的文学史检讨如何?
　　如果这些问题始终不能浮出水面，我们就始终不能摆脱文化轻佻征，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惊慌失措。今有易中天，超女，好男儿，明年不知道又有什么别的刺激神经的玩意儿了。拭目以待可也。
　　掩卷沉思
　　每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总是有大声叫好者，有高声反对者。这样的争论在推动着认识的进步。易中天现象的出现，支持者说：普及传统文化，功德无量；反对者说：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有人说是对学术的大众化，有人说是亵渎原本神圣的学术。对此种种，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的精神坎陷
　　王康
　　我们的文化曾经是人类最初的文明之火，曾经引领着世界文明的前进的脚步。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足以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历史的坎坷也给我们这个古老而坚强的民族带来精神的创伤，对自己失去了自信。或许我们应该和先贤重构中国精神之文化自信。
　　我希望将来像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奉，而永远受到尊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美国帕萨迪纳）
　　在爱因斯坦发表这则声明两个月后，柏林大学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开始焚烧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纪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灰烬的余焰中声称：这火光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以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为首的德国纳粹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进军背后，从焚书堆到焚尸炉之间，仅是一步之遥。
　　１９４６年，８３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精神病痛曾经远甚于德国。
　　我们迎头撞上的２０世纪，正是中国精神年表空前紊乱，无数精神先驱在东方式的焚书暴行中“遗恨塞乾坤”的时代。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除了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还有一整套来自异族的新世界观、国家观和历史观；５０年代，在新政权最需要常识和理性以建设新国家时，却有近百万知识专才遭到公开践踏。
　　不到１０年后，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又一齐跌入文革的深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伟大传统请教、在空间上与西方主流文明对话的正道，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贫瘠的精神荒原。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损害，莫此为甚。
　　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绝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以权力和金钱的神圣联盟为主轴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份狂妄向人类文明直接进行军事挑战，从而因为战败而被胜利者强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国的浩劫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横逆而来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灵创痛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隐忍，去净化。
　　这是一件几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艰难使命，其无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为有也！
　　熊十力曾在无限孤独的暮年作一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旷世才子和悲剧英雄陈寅恪，虽早已深味“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一绝世悲情，但他仍然生死坚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坚信：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世纪之交，中国最后的盖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钱钟书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和赤诚的期盼。钱钟书拒绝一切来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因为早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另一位“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中国学者曾反复寄语国人：“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正是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必经的荆棘之途。
　　掩卷沉思
　　在民族文化发展的洪流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坚强的身影，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精神的导师。面对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多难的民族，我们用自己的肩膀承担起了全民族的责任。成为民族的最坚强的殉道者。我们敬仰他们，更重要的还是要迈动自己的双脚，伸出双手，行动起来，走进民族精神自信的共建之中。想一想，如何付出自己的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