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御姐玫瑰电影下载:李大釗犧牲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3:38:17
中共創始人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殺後，遺屬孤兒寡母，無力營葬。有大陸《文彙讀書週報》刊發散木文章“是他們厚葬了李大釗”：
“李大釗犧牲後，身後蕭條，當時《晨報》報導說：李死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云云，於是當時的急務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蔣夢麟等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資置辦了棺木，才將烈士遺體裝殮入棺，由下斜街長椿寺移厝至妙光閣浙寺內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釗，在過去人們常回避不談，因為這些人不屬於‘革命陣營’。其實，即使是後來革命處於‘低潮’時，仍有許多並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參與了對烈士的營葬。
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從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上看到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後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無法了卻這個心願，於是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
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蹟，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者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樑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如果用我們久已被灌輸成習慣思維的歷史觀，這就是很難認同的歷史的事實了。
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撰寫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舉行時，參加者中還有教育部長的李書華、農礦部長的易培基、國民黨中央監委的黃少谷（都曾與李大釗於“三一八”後遭北洋軍閥通緝）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適、周作人、馬裕藻等。”
出資為李大釗厚葬的二十人沒有一個是李大釗同一營壘中人。如果說在李大釗受難的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中共地下党自顧尚不暇，那麼，在李大釗遇難後的六年中，在過了六年後，在李大釗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時，中共仍然對其建黨元老的後事無動於衷則是難以理解的。相對於當時全國範圍一片“剿匪”聲中，這些人仍然對“匪首”李大釗同情、哀憫、襄助、厚葬，竟能安然無事，被秉政者、被全社會所接受。
“李大釗犧牲後，身後蕭條，當時《晨報》報導說：李死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云云，於是當時的急務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蔣夢麟等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資置辦了棺木，才將烈士遺體裝殮入棺，由下斜街長椿寺移厝至妙光閣浙寺內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釗，在過去人們常回避不談，因為這些人不屬於‘革命陣營’。其實，即使是後來革命處於‘低潮’時，仍有許多並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參與了對烈士的營葬。
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從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上看到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後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無法了卻這個心願，於是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
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蹟，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者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樑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如果用我們久已被灌輸成習慣思維的歷史觀，這就是很難認同的歷史的事實了。
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撰寫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舉行時，參加者中還有教育部長的李書華、農礦部長的易培基、國民黨中央監委的黃少谷（都曾與李大釗於“三一八”後遭北洋軍閥通緝）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適、周作人、馬裕藻等。”
出資為李大釗厚葬的二十人沒有一個是李大釗同一營壘中人。如果說在李大釗受難的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中共地下党自顧尚不暇，那麼，在李大釗遇難後的六年中，在過了六年後，在李大釗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時，中共仍然對其建黨元老的後事無動於衷則是難以理解的。相對於當時全國範圍一片“剿匪”聲中，這些人仍然對“匪首”李大釗同情、哀憫、襄助、厚葬，竟能安然無事，被秉政者、被全社會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