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大战武松:揭秘：中共领导人与美官方早期接触

揭秘：中共领导人与美官方早期接触
作者:蒋健
来源:文史精华
　　民间外交开先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落脚陕北。此前，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同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1月下旬，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张浩)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共中央据此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认为日本侵华“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决定与时俱进，放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危险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歪曲宣传和封锁，中共领导人不可能与美国政府官员直接交往。因此，其对美外交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        中共领导人第一个接触的美国人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在苏区访问了92天，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林彪等人。1937年10月，记载斯诺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出版，斯诺的著作第一次向美国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很快成为“斯诺迷”。在以后的数年里，罗斯福多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
　　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访问了中共控制区，与朱德总司令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并很快在美国出版了反映中国华北地区抗日形势、赞颂八路军业绩的著作《中国在还击》。
　　另一名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38年1月上旬到山西洪洞县马牧八路军总部采访了10天，并在1月下旬到武汉采访了中共驻武汉首席代表周恩来。1938年3月斯特朗回美国作旅行演讲，把她在中国，尤其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见闻介绍给美国人民。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上尉是访问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军人。卡尔逊早先在中国服役多年，后来回美国任罗斯福总统佐治亚州住宅警卫部队的二把手。当卡尔逊1937年春要求再次到中国服役并得到批准后，罗斯福专门告诉他说：“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不时地写信给我，直接寄住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告诉我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可以说，卡尔逊一定程度上就是罗斯福本人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
　　1937底至1938年2月，卡尔逊先后到山西洪洞县境内的八路军总部、河北阜平的晋察冀边区政府进行了考察访问。1938年5月初至8月初，卡尔逊再次访问中共控制区域，他从西安到延安，后又访问了晋西北、冀中、冀南、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此期间，卡尔逊广泛接触了中共各级领导人并与毛泽东作过两次长谈。1938年3月和8月，周恩来在武汉两次会见卡尔逊。卡尔逊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嘱咐经常给白宫写信，他告诉罗斯福，中国共产党人既是社会革命家，又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援助中共将有助于战胜日本，并能获得，中国最生气勃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卡尔逊于1938年12月底返回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并撰文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
　　总之，1936年到1938年问，通过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卡尔逊这些实地访问者。中共领导人向美国人民进行了成功的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共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不断调整对美政策
　　1938年8月22日，周恩来主管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美国给中国的抗战“以更大的物质援助”。1938年11月24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呼吁英美应当尽最大努力来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民主国家应当在听任、纵容日本侵略与制裁日本之间作出断然抉择。1939年1月，《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赞扬美国对日外交政策“日趋强硬”，强调中国必须“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亲密中美两国人民的团结”，并希望美国“彻底修改中立法，给中国抗战以更大的援助”。
　　但是，1938年9月底出台的《慕尼黑协定》表明英、法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再加上1938年10月中国的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日本在正面战场上对国民党的进攻减少，各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活动随之增加，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率部从1939年5月起开始包围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进攻延安。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在1939年6月提醒全党“反对投降危险”，指出新的东方慕尼黑的可能成了“当前最大的危险”。毛泽东认为，虽然英、美、法与侵略国家有深刻矛盾，但它们的现时政策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中共中央7月29日指示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
　　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于1939年8月23日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凌晨，德国军队大规模闪击波兰；9月3日，英国和法国同时对德国宣战。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紧急指示，重新解释大战的性质和共产国际的策略。这场新的大战被解释为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取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中央认同了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在1939年9月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抨击英、美、法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指出中国抗日的外援主要来自社会主义苏联、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有可能。也只能是部分的和暂时的。绝不可过于依赖。
　　在1939年12月20日延安各界隆重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大会上。毛泽东热情洋溢地指出，只有苏联人民和斯大林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把我们当兄弟看待：只有苏联废除了在中国的特权；只有苏联在抗日战争以来，用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毛泽东看来，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包括英、美、法，则是“口蜜腹剑”的朋友。
　　但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国际形势随之大变，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1940年1月《日美商约》废止后，美国拒绝日本另订新约的要求。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对美政策，在2月1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罗斯福总统7月2日发布了对日本的第一道禁运令。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3周年之际明确指出，引诱国民党投降的危险主要的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认为，“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可以这样说，此时的中共中央决心利用英、美与日矛盾的一切机会，以服务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春夏之交，日本为了南进，希望尽快结束中国战事，因而向蒋介石提出了优惠的诱和条件；而英美为了阻止日本南进，竭力防止蒋介石步汪精卫后尘，从而扩大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左右逢源的蒋介石政府处于一种颇为有利的地位。蒋介石向美国求援，具有抗日与对付中共的双重目的，此时他把反共看得比抗日更重要。正如蒋介石10月18日接见美驻华大使詹森时说的那样，“我国不惧外敌日本军队之侵略，且自信力足以制之，而我国弱点，以后当在国内中共之猖狂。唯有得美国空军与经济之援助，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则中共亦无所施其伎矣。”所以日本的压力稍一减轻，国民党顽固派就又加紧了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
　　与之相对应，毛泽东在10月25日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此时“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是中国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美国参战后击败日本，“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即使蒋介石放弃抵抗投降日本，也不如美国参战打败日本后再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更可怕。
　　不过，周恩来随后提供的一份重要情报，打消了毛泽东对国民党加入英美联盟的疑虑，毛泽东11月16日又指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随即多次与英、美驻重庆大使馆联络，把何应钦、白崇禧10月19日要求皖南新四军北撤和缩编抗日部队的电报连同朱、彭、叶、项的复电送到使馆。周恩来11月27日在与美国使馆一名助理武官的谈话中还指出，希望美、英两国为抗日利益计，采取措施，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但美国大使馆以及美国国务院此时均对国共争执持不介入态度。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党的对外政策的总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同日，在《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中，要求一方面把这些记者当做情报人员看待，另一方面把他们当做外交代表人员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美国高官的首次会晤
　　1941年1月初发生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美国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行径。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内争”表示关注，同时决定将拟议援华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令准备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居里调查国共纷争。
　　2月8日，居里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见时转达了总统罗斯福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尽管罗斯福对中共和中国政治的了解与评价有不确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罗斯福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
　　2月14日，居里和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在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以一起用茶的方式，同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负责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会晤。针对居里对中国内政安定与否的关切，周恩来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将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意向告诉给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周恩来严肃指出，只要不损害共产党的利益，中共就不反对美国援华，但无条件援助蒋介石可能会加强中国内战的因素。
　　3月6日，蒋介石被迫在同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居、周会晤以及居里向蒋介石公开表示关注中国团结抗战问题，是中共务实外交的一次成功。毛泽东稍后在延安提出：“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周恩来与居里的会晤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政府高官的第一次接触，而且他给居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会见以后，居里对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说，周恩来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富有同情心的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中共与美国合作的机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打败日本，美国希望尽可能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因此主张中国一切抗日的力量团结抗日，希望国共分歧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重庆的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还委托斯诺将宣传中共作战业绩的资料及一封信带给准备第二次访华的居里，信中说中共领导的军队虽然两年来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补给，在装备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但却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一半；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
　　很显然，与一年前的态度相比，中共充分认识到了美国军援的重要性，适时向居里表达了获取美援的意向。
　　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居里，于7月20日开始第二次访问重庆。尽管周恩来最终未能与居里面晤，但他时刻关注居里的行程。
　　8月4日，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送居里博士归国》，赞扬居里促成美援的作用，同时强调；发挥外援效能，全在把外援用在准备反攻，打击敌人上：为有效地准备反攻，加紧团结与厉行民主实为首要之图。
　　8月6日，周恩来再次以个人名义致函居里，希望美国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国民党当权派储作他用。
　　
　　林彪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共的立场
　　1942年10月7日，林彪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身份抵达重庆，并于10月13日同蒋介石进行了首次交谈。
　　由于林彪一是毛泽东的代表。二有苏联领袖斯大林的背景，三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再加上他是指挥过平型关大捷的抗日名将，因此得到了在重庆的美国官方人士的重视。林彪在重庆期间同美国军界和政界人士进行了多次交谈，这些美国官员每次都以备忘录的形式，把林彪的谈话发往美国国务院。
　　1942年11月20日，林彪同周恩来一起与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谢伟思(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及范宣德(参赞)会面，林彪表达了毛泽东希望同蒋介石和解、一致抗日的意愿，并介绍了他同蒋介石谈话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希望美国官方和公众舆论能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缓解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同时要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使共产党得到一定比例的美国对华援助。
　　1943年1月，谢伟思根据与林彪、周恩来的谈话，首次向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建议：朝共产党地区派懂得中文的美国外交官，要长期住在延安或其附近……史迪威马上回应谢伟思，于2月1日向华盛顿发去电报。强调“非常需要由我们的观察员来自共产党区域的真实报告”。
　　1943年1月30日，林彪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包瑞德上校(美国大使馆武官、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后来的延安美军观察组首任组长)、德帕斯上校(助理武官，延安美军观察组第二任组长)和外交官柯乐柏、庄莱德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近况。林彪告诉这些美国人，他已经两次受到他的老师蒋介石委员长很有礼貌的接见，他要求委员长撤销对陕北边区的包围，向共产党提供资金、弹药和药品。林彪对美国人说，委员长表示了同情，但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林彪还向美国人透露，国民党已经决心将共产党军队编入政府军队，但只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不给中国人民民主，这恐怕办不到。当美国人提到共产党“游而不击”的问题时。林彪坦言，共产党面临严重的弹药短缺，国民政府从不供给，在军火供应缺乏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共产党主要靠从日军手中缴获，所以共产党能做的，比沉默好不了多少。林彪进一步向这些美国人表示，共产党只要能获得装备、弹药和药品供应，就可以对日本人保持进攻态势，在整个华北地区有力地打击日军。
　　3月份，林彪、周恩来去美国驻华使馆同范宣德、戴维斯(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进行了多次交谈。周恩来告诉美国人，共产党方面已经表示让步，但谈判目前仍处于僵局。林彪说他还将在这里等待，等待尚未出现的良好的解决方法，林彪还表示愿意向范宣德提供谈判进展的情况。范宣德认为不存在立刻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周、林均表示同意。但同时指出国民党领导人决心消灭共产党是双方合作的真正障碍。交谈时，周、林再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中共根据地去考察。会谈后，范宣德把谈话的内容向美国国务卿赫尔作了汇报。
　　1943年6月，林彪、周恩来准备返回延安。林彪在离开重庆前夕再次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交谈，林彪告诉美国人。蒋介石6月7日当面对林、周说。他对两党分歧的看法没有改变，即共产党应该放弃它的政府和军队。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者成为类似中国目前存在的其他党派那样的少数党。林彪着重指出，蒋介石并没有提出其他条件作为讨论分歧的基础。林彪说，未来达成协议的前景不容乐观，但内战并不迫在眉睫，因为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世界的民主趋势被盟国可预见的胜利加强了，而且蒋目前不打算靠武力消灭共产党。林彪还说，中国现在有，甚至国民党内也存在自由主义因素，这给予了中国未来的民主希望。
　　在谈话中，林彪还指出：中国一般形势的发展，现在依靠、战后将继续更为依靠国际形势的影响。中国能够并将继续抵抗日本人。因为重庆当局意识到，与日本人议和会导致内战，并使局面比现在更糟；还因为重庆当局确信。同盟国必定胜利。林彪还认为，日本人不会进攻苏联。
　　6月24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切森将林彪的谈话内容发给了美国国务卿赫尔。
　　也就在6月24日这一天，戴维斯为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准备好一份名为《美国的利益在于中国的团结》的长篇备忘录，并报送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和居里。该备忘录列出美国应该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观察组的诸多理由。
　　
　　效果和影响
　　影响中共中央早期对美政策和对美外交的因素有多种，包括苏联和共产国际采取的反法西斯策略，中国战局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以及美国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中共领导人同美国官方人士早期交往的目的，是打破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封锁。争取美国向延安等中共控制区派遣常驻的军事观察组。并尽可能获取一部分美援。
　　周恩来、林彪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把中共所领导的军事武装抗击日、伪军的数量作为论据支撑点，向他们展示敌后抗日军民的伟大业绩，同时对比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溃败，从而赢得了这些美国人对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可。比如谢伟思就在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一系列备忘录中，赞扬了共产党的清廉和高效，批评了国民党的腐朽和僵化。
　　因应周恩来、林彪的提议，谢伟思和戴维斯两次向美国政府建议派军事观察组去中共控制地区，并最终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批准。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分两批向延安派出观察员各9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系统，组长就是包瑞德上校，谢伟思和戴维斯也作为观察组成员先后来到延安。
　　观察组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对华(中共)友好人士，特别是当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人继续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
　　还需一提的是，1962年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扣发达5年之久(书上印刷年份是1957年)的《1943年中美外交关系文件》，扣发的理由是当时公布这些文件会触怒蒋介石，因为这批厚达908页的文件“充斥”周恩来、林彪在重庆的宣传活动和戴维斯、谢伟思的反蒋拥共言论。面对这些解密文件，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甚至认为，“大陆沦陷”的远因之一就是周恩来、林彪在1942——1943年向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宣传，致使戴维斯、谢伟思一派的“亲共”倾向，一度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