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 flies very fast:人民观点·如何建设文化强国

人民观点·如何建设文化强国

1、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

人民观点·如何建设文化强国①

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

本报评论部

《人民日报 》（ 2012年01月05日   14 版）

　　一个社会的发展，既植根于物质基础，也取决于精神品质。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固然是监管问题，但同时也是良心考题；一些改革难题的背后，固然有利益纠葛，同时也有观念掣肘、勇气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强调“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新的一年开始了，在中国前行的快速路上，每个人都迈开了新步伐，有人为了房子车子，有人希望加薪升职，有人想换一部苹果手机，也有人只盼攒够孩子的奶粉钱……但有个问题却是共同的：身处这样一个急行军时代，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安放？

　　“心累”或许是当今许多人的集体感受。有时是生活的压力让人难以喘息，更多时候则是这样的自我诘问：“天天这么忙碌是为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农忙之余是否只能打打麻将？扎堆抢购LV包是否就体现了身份？升官发财是否就是成功的唯一出口？当身体向着欲望一路狂奔，望尘莫及的精神又将经历怎样的挣扎？

　　还有多少人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潘晓之问”？源自两个青年的人生困惑，迅速引发全国范围的共同反思，第一次将 “人为什么活着”，放在刚刚拉开改革大幕的中国来拷问，被称为“整个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几年后特区深圳的蛇口风波，与其说是改革律动在思想领域的某种信号，不如说是社会变动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碰撞。而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更传递着知识分子对“精神危机”的强烈焦虑……

　　应当说，在30多年中国人重构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精神家园的观照自始相随，只不过始终未成主调。当“小悦悦事件”令人悲痛震惊、问题奶粉使得人人自危，当诚信、善良、安全感成为稀缺资源，今天的国人已不愿是“道德贫困”的旁观者。将这种集体焦虑上升为国家行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命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充足的民意基础。

　　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一幕。马克思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如果说贫困年代过于强调精神力量，如果说怀念过去的“单纯”有些主观主义，同样也要看到，“仓廪食而知礼节”并非必然，物质丰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还会因此带来更多变数。

　　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现代化后果”，同样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关系到公民国家，这种急剧的变化转型，释放了压抑的物质欲望，也带来了物质主义的膨胀；促进了社会的自由流动，却尚未形成新的公共意识；发展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格局，但还没有建立新的信用体系。转型期的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并不比发展经济轻松多少。

　　王国维曾把人的能力分为“身体之能力”和“精神之能力”。同样，一个社会的发展，既植根于物质基础，也取决于精神品质。从这个角度，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固然是监管问题，但同时也是良心考题；一些改革难题的背后，固然有利益纠葛，同时也有观念掣肘、勇气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强调“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变量。

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如何寻回完整心灵那“丢失的一角”？如何重绘精神世界的和谐图景？哲学家赫勒曾经把“家”视作我们在文化和心理上由之开始，并经常向之回归的“坚实的位置”。与“现实家园”相比，“精神家园”生长着情感、智慧和力量，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凝聚着社会发展的共识。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能否拥有持久活力，我们的民族能否赢得世界尊重，我们的人民能否获得安定祥和。 

人民观点·如何建设文化强国②

我们需要怎样的“道德想象”

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该给今日社会的道德水准打一个怎样的分数？这个问题想必难住了很多人。
　　18个路人的冷漠走开，拾荒阿婆的质朴救助，全社会异口同声的疾首痛心……在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中，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道德图景”。
　　老人倒下扶还是不扶，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门前积雪扫还是不扫，路有拾遗交还是不交？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原本无需思考的问题，竟成为许多人现实的“两难选择”？面对一个“人心不古”的时代，我们自问：究竟是世风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造就了世风？
　　指责“路人”，似乎成为当下一个普遍习惯。对路人的道德评判固然有助于风尚形成，但更要看到，道德首先是“反求诸己”的。许多时候，我们批判冷漠，是否只是因为隔岸观火？如果身临其境，我们是否也会挺身而出？
　　道德想象是道德选择的前提。或许，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面前，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倘若我们不缺少用来批判的“想象道德”，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想象”，来支撑现实世界中的道德选择？
　　道德从来不能单打独斗，制度的支撑不可或缺。如果制度仲裁者的逻辑总是“不是你撞的你救什么”，如果法律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在良善一边，如果公众一再被暗示“流血又流泪”的行善后果，“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就会成为无奈选择；“行善有风险、出手要谨慎”就会成为冷漠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良好的道德想象，离不开有力的制度呵护。只有制度是向善的，道德才会是向上的。
　　制度固然重要，却不能包治百病。正如法律无法规定必须对陌生人微笑一样，道德的温情不能只靠法律涵养。马克思曾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有人说，“小悦悦事件”带来的最大震撼，不是18个路人的冷漠，而是网友数以千百万次的转发留言。诚哉斯言。这种关注、讨论乃至声讨，从悲观中凿出一丝光亮：这种来自普通人的普遍道德焦虑，正是我们找回道德信心、重构道德世界的重要资源。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也是在2011年，上海男子潘跃昀在救助被碾压的4岁女孩时，这样表达了自己的道德想象和选择。而在“小悦悦事件”中，当陈阿婆被媒体追问为什么救人，她只是说了句“总要有人去帮助”。同样面对车祸，山东龙口女孩刁娜在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激发了各方的友善、谅解和诚信……道德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事实上，与某些宏大批判相比，个体努力所激发的道德能量更为巨大，并由此带来了道德的良性循环、构筑着道德大厦的坚实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被频繁提及的“路人”，隐喻了中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的转型。在这样一个个体化、陌生化的时代，消除“冷漠孤独”的社会症候，纾解现代人的道德焦虑，培育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良好道德想象力的培养是这一切的基础，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也有赖每个人的努力。

人民观点·如何建设文化强国③

谁在支撑我们的“心灵成长”

本报评论部

《人民日报 》（ 2012年01月19日   23 版）

　　否定一个时代是容易的，能找出太多例子证明精神荒芜、信仰萎谢、价值凋零。然而，纵使面对物质潮流的冲刷，最普通的人们也同样保持着纯真的良知、践行着质朴的信仰，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道德底色。当怀疑、焦虑成为习惯性选择，我们同样需要“正”的力量。

　　市场里向你讨要手中空饮料瓶的阿婆，道路上堵在你旁边开面包车的中年男人，公共汽车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年轻学生……他们如此平凡，即便擦肩而过，你可能也从未留意。

　　但就是这些最普通的人们，让寻常的人生展示另一个向度，为躁动的时代开辟另一种可能：她可能是在18个路人漠然经过后救起受伤女童的陈贤妹，他可能是哥哥遭遇车祸后赶来结清农民工工资的信义兄弟，而他们可能搭起人链，在激流中救回两名落水的儿童。

　　如果说人心中都有向善的因子，那么，这些普通人正是我们社会的真之始、善之端、美之源。他们给社会注入向上的力量，为转型时代的“心灵成长”，拓展出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即便在物质潮流的裹挟之下，崇高的价值也从未沉沦。“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司占杰在一封信中试着这样说服父母。这个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放弃了“体面的工作”，选择帮助麻风病康复者重新融入社会。付出与奉献的人生大于“两层楼”，一个80后青年的不等式让人看到，“伟大”、“尊严”、“价值”这些标志着人类精神高度的词汇依然熠熠生光，吸引着高贵的心灵向着这一方向前行。

　　即便要面对日复一日的庸常，精神的能量也从未衰减。面对乡村文化的衰落，“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背起行囊，和妻子回到湖北农村老家，自筹资金开办乡村图书馆。从丰盈乡村孩子们的人生，到充实参与志愿者的内心，立人图书馆构筑的，还有一个叫“精神”的港湾，这里有一种更快乐、更纯粹也更美好的生活。

　　他们绝不是社会的“异类”，而是永恒地存在于人性中向善、向上的力量。山东青岛的“微尘”，是无数不愿留名的捐赠者共同的署名；靠140字发起的“免费午餐”，源于一个又一个3元的“微善行”。即便是当前的春运，32亿人次舟车劳顿，不就是为了物质之外那些名为“团聚”、名为“亲情”、名为“乡愁”的并不那么实用的精神慰藉吗？

　　否定一个时代是容易的，在一个既有卢安克清澈的眼神也有郭美美空虚的手袋、既有吴萍以双手托举“最美”也有彭宇因撞人引发迷思的时代，能找出太多例子证明精神荒芜、信仰萎谢、价值凋零。然而，纵使面对物质潮流的冲刷，最普通的人们也同样保持着纯真的良知、践行着质朴的信仰，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道德底色。你或许在小悦悦事件后扪心自问“我会吗”，你或许从司占杰的故事中反思自己人生的贫瘠，甚至你或许只是在微博上为寻亲者焦急、为流浪儿揪心，期望一次转发能带来奇迹……这些，不也都标注着心灵成长的空间和路径吗？

　　在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道德困境远比想象中更复杂，“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比想象中更有市场。正因此，我们能理解一些人在衡量种种语境、预设种种想象之后的“现实选择”；也正因此，我们更欣喜于金钱在道德面前的溃败、物质在精神面前的隐匿。当怀疑、焦虑成为习惯性选择，当“负”的力量驱动社会前行，我们同样需要“正”的力量，同样需要对真与善、对精神与心灵的毫无保留的赞美和颂扬。

诗人写道：“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暗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只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是的，不是一切。而这些报告曙光的星星、这些留在心上的歌声，将支撑着我们的心灵，向着更蓬勃、更饱满、更崇高不断生长。

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

本报评论部

《人民日报 》（ 2012年02月02日   14 版）

　　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文化发展关系国家发展。拥有怎样的文化生活、文化品质，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影响着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准。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路途上，如何提升文化品质，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考题。

　　“过年就是过文化”，龙年春节期间，各地庙会红红火火，景点旅游人潮涌动，关于央视春晚没有赵本山的争议持续发酵，有关年味“变淡”的话题此起彼伏。热闹的“中国年”，投下耐人寻味的文化剪影，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国人对春节文化品质的在意与纠结。

　　每逢春节的文化之思，也是高速发展时代中国文化焦虑的一个缩影。物质潮流席卷而来，如何坚守心灵高地？观念世界众声喧哗，如何定位价值坐标？文化产品五光十色，如何摄取精神给养？

　　这样看似宏大的命题，其答案不断在我们身边闪现。热心慈善公益的“心灵富翁”多了起来，却也不乏“开着宝马住保障房”之辈，呈现着醒目的价值观分野；“最美中国人”频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但“扶老难题”也迟滞了一些人行善的脚步，诉说着复杂的道德困境；在众多城市奇迹般崛起的同时，隆隆推土机声中传来对历史文脉断裂的担忧，“千城一面、万楼一式”的单调、“几根柱子托个球”式的雕塑泛滥，则暴露了城市文化内涵的苍白。拥有怎样的文化生活、文化品质，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影响着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准。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有品质的文化，才能成为进步的基点；成色不足、品质低劣的文化，却往往是心灵的枷锁、进步的桎梏。一些人把过节简化为送礼喝酒、麻将牌九，甚至“把清明节以外的所有节日都过成情人节”，消费狂欢掏空了文化内涵；一些地方热衷于“名人故里”之争，大搞有名无实的节庆会展，大建华而不实的仿古建筑，功利思维制造了一个个文化空壳；一些媒体以暴力、情色、低俗吸引眼球，一些影视作品靠复制翻拍、穿越恶搞博取票房，一些青年人在网上晒名包炫豪车作为人生价值标签，精神贫血、价值空心、信仰荒芜，屡屡成为刺痛社会的文化病灶。

　　“品质为王”，这是文化发展的不二法门，也是中国文化向上突破的瓶颈所在。当人们纳闷为什么中国的花木兰、大熊猫成了迪斯尼的摇钱树，更应想想这种“洋拿来主义”所依托的创意设计力量；当人们惊叹苹果专卖店门前的“果粉”排队长龙，更应思考是怎样的魔力“把公众熟知的产品转变成一个企业文化的象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一位美国教授对“汉语热”的看法值得深思：美国曾刮起一股“日语热”，但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个神话也难免会消失。

　　这一切无不揭示一个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文化发展关系国家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路途上，如何提升文化品质，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考题。作家怎样书写“民族心灵史”，导演如何奉献“诚意之作”，企业怎么诠释“卖产品不如卖品牌，卖品牌不如卖文化”，各地能否走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执政党如何建设“学习型政党”，对这些问题能否不断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检验着一个民族“发展起来以后”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