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st with anger造句:以乡谊结乡党：中国官场的千年沉疴

以乡谊结乡党：中国官场的千年沉疴 (2011-12-29 15:13)

以乡谊结乡党：中国官场的千年沉疴

冷月无声/文

以乡谊结乡党，堪称中国官场的特色。大约国人普遍都有热爱家乡的美德，于是老乡用老乡，老乡靠老乡，自觉不自觉之间，结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误国误民，贻害千秋。

1、

“以乡谊结朋党”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历朝历代都有这种因地域结成的集团。曹魏时的汝颍集团、谯沛集团，宋朝的洛党、蜀党、朔党，明代的淮西集团、浙东集团，都是由同乡们结成的利益小圈子。

清末，湖南人曾国藩通过建立湘军成为当时最大的利益集团，其主要用人原则仍是以乡谊结朋党。据罗尔纲《湘军人物表》统计，在可考的156名湘军将领中，湘籍者多达130人，占83％。在曾国藩极为重视的湘军水师中，所有水手几乎都是他的湘乡籍同乡。曾国藩的“用人唯乡”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的学生安徽人李鸿章同样“用人唯乡”，淮军主要将领的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聂士成以及他们的首领李鸿章，9人中7个是安徽合肥人，另外两个吴长庆和丁汝昌是安徽庐州府辖下的庐江人。筹建北洋水师过程中，李鸿章任命的主帅丁汝昌尽管对于新式海军懵然无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北洋舰队司令，各种原因无非丁汝昌是安徽庐江县人，是李鸿章的嫡系部将。联系到丁汝昌在北洋水师组建及甲午战争中的种种失误，我们不能不说李鸿章的用人原则也是北洋舰队灰飞烟灭的重要原因。

到了民国，以乡谊结乡党更是愈演愈烈。蒋介石是浙江人，便大力重用浙江籍人。蒋氏心腹贺衷寒对此曾有过颇为中肯的分析，他说：“蒋先生的统驭术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这三个命根子都有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全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萧作霖《复兴社述略》）。

常言道上行下效，蒋氏如此用人，手下干将们也把以乡谊结乡党进一步发挥到极致。

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因为哥俩是浙江吴兴县人，故选人用人紧盯吴兴县。

特务头子戴笠是浙江江山县人，在军统里便极力重用江山县人。军统中，戴笠先后提拔的江山籍将级军官多达17人，著名的军统大特务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姜绍谟、周养浩、王蒲臣、张冠夫、何芝园、刘方雄、周念行及军统惟一的女将军姜毅英，都是江山县人。军统的机要部门，也多被江山人占据。最机密的译电部门，几乎全是江山人。江山籍特务相互交谈时，有意以江山方言交流，不让别人听懂。而且戴笠也常利用江山籍特务监视其他特务，军统中江山籍特务甚至被称为“特务的特务”。

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用人更狭隘，基本限于他的家乡五台县，山西流传着一句谚语：“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就是阎锡山重用五台人的真实写照。他最信任的高级将领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都是他的五台同乡。而傅作义、陈长捷虽然都是山西人，而且军事能力远胜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但就是因为非五台人，遭到阎锡山的歧视和排挤，最后傅作义被迫自成一派。

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周西成，也都秉承乡谊结党的用人原则。何键是湖南醴陵县人，醴陵的同乡便备受重用，湖南人谓之：“非醴勿视，非醴勿用”。周西成是贵州桐梓县人，桐梓的同乡便鸡犬升天，当地人讽之曰：“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

2、

这种以乡谊结乡党的用人原则，其害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我们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李鸿章建立的湘系、淮系，客观上形成了只知有大帅、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恩主、不知有民族的风气，一言以蔽之，即军队私有化，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20世纪头五十年四分五裂的肇端，为后来的北洋军阀及地方军阀分裂中国埋下了祸根。至于蒋家王朝，其狭隘的以地域用人的做法，显然也是中华民国腐败乃至崩溃的重要原因。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屡屡出现见死不救、坐视友军被歼灭的现象，往往都是源于这种狭隘的地域派系观念。

例如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陷入合围，老蒋眼见其危在旦夕，急令桂系白崇禧抽兵支援刘峙。但白崇禧出于狭隘的地域派系之争，就是不肯出兵，等着看老蒋笑话。后来连杜聿明兵团也被包围了，蒋介石再次向白崇禧要兵，白崇禧还是顶着不出兵，眼睁睁看着徐州集团被一锅端。

其实，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个危害了。所谓君子不党，就是说光明正大的君子之人，是不屑于加入到什么小圈子中的。走到21世纪的人们，对于以乡谊结乡党这种陈腐观念是不是该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