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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与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者们（如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根本上完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他们的理论在一大堆历史数据和模型中迷失了，他们没能正确认识成本变化在整个通货膨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没能将它与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区分开来，失去了那把正确解释通货膨胀的钥匙。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成本上升推动物价水平上升，货币体系被动地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成本作为主动变量决定价格，而货币供给被动地适应。”这种理论关注了现实中发生的成本变化，也观察到成本变化与其后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但这种解释同样是错的。这两种理论解释的错误，都在于其忽视了通货膨胀演化的过程和动力机制。

两种理论都承认通货膨胀现象的货币属性，区别是他们对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方式有异议。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是一个主动（外生）变量，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它是一个被动（内生）变量。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内在地自发地有（总）成本上升的趋势，而这会产生价格压力，并且让宏观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并且会增加整个社会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为了应付消费品价格被成本推高的压力，为了纠正市场从充分就业均衡的偏离（从而挽救失业和让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完成），为了满足经济体的“客观需求”，货币政策制定者被迫向市场注入更多货币。随后，预期中的价格压力就变成真实的物价上涨，价格通货膨胀到来。

这个解释在几个方面都是不真实的。现代经济中，除了少数完全无视通货膨胀恶化的政府之外，大多数政府都保持着对物价上涨的警觉，一般来说，当发生较为明显的物价走势变化之时，货币政策均已转向，信贷扩张的速度已经大幅减慢，相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速度，相当于实质上已经紧缩了。而此时消费物价上涨的趋势仍然很难遏制，还会继续前行数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换句话说，推动消费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早在物价开始上涨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于经济体中了。另一方面，市场中发生偏离充分就业均衡的情况，恰恰是在货币信贷紧缩之时。

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因素让经济中的总成本增加。这里我们首先要认清一点，经济体总成本的增加，意味着资本商品总量的增加和价格的上涨。其次，现代经济不是自然经济，它总体上是动态的和进步的，微观上看，市场形势总在不断变化，新的技术和新的投资机会总是不断地产生出来，而这样一个经济中，生产和财富创造的扩张是一直在进行的。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进步经济而非静态经济这个事实非常重要。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理论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促使经济总成本上升的最基本的根源。当一个市场中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动：人们的需求偏好有所改变，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或创意被发明出来，这就会客观上向整个市场——通过价格变动——发出要求进行经济调整的信号。我们假设货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的市场形势会造成资本商品的暂时短缺，会提高融资和投资的成本，当然，也会抬高利率。

这些全新的投资和追加的投资，是要求增加社会的总资本存量。而它们会引起对资本商品投资的进一步需求，如果创新是比较集中发生的，它们就要争夺现有资源，促进对新资源开发的投资，并且对原有行业和企业的投资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资源的使用必须在边际上梯次做出调整，其结果必定是经济的微观结构要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时伴随着经济运行一定幅度上的波动，发生少量的破产和失业。当然，经济运行的成本也有稍许上升。

而此时的央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会发现市场利率被推高，生产有些下降，经济似乎正处于衰退中。这种较小的经济波动本来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现象。但是，在央行看来，这是所谓流动性紧缺的信号，过高的利率将会“伤害经济”，资本短缺将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利用货币政策手段降低市场利率，让经济增长恢复动力。也就是要向市场注入更多货币。本来，市场利率的提升，将会自发地重新调整资源的配置，相对落后的产业和产能将在竞争中被淘汰，长期中资本商品的价格和总的生产成本会因为这种调整而下降。但是，央行此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人为地压低了利率，使市场中资金更为充足，大量的投资以创新的名义发生，资本商品的价格不降反升，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这时候的市场情况，是颇值得玩味的，在央行看来，也是很“可喜”的。因为促使市场发生扩张的动力，完全是投资推动的。人们的收入和消费偏好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消费品价格也没有明显上涨。这是所有货币政策制定者最为欢迎的好事情，他们可以享受信贷大幅扩张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可以以很低成本很容易地为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融资，而又不会遭遇物价上涨的困扰。很少有哪个政府能够拒绝这个诱惑，尤其是当他们把通货膨胀等同于物价上涨的时候。这一时期，央行总是乐于让货币政策为财政支出服务，只要物价还没有上涨，它就把利率能压多低就压多低。

仅仅是为了表达上的方便，我把通货膨胀现象不那么严格地区分为货币通货膨胀和价格通货膨胀。从货币的通货膨胀运行过程来看，大体上也可以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关键的转化点是，本来在没有信贷扩张的情况下，会被竞争和经济调整拉低的经济体的总成本，受到低利率的扩张货币政策的刺激而大幅提高。总成本上升的确发生了，但它并不是市场自发力量的结果，却是央行货币政策的结果。更进一步地，资本商品价格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上涨，又会进一步引发投机活动的膨胀，这又造成跟多的货币需求。低利率政策变得长期化，而成本上升也在加速进行。

尽管成本上升本身不会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在信贷扩张之下，新增信贷迟早总要流入最终消费者手中，变成消费购买力。这时，货币通货膨胀就转化为价格通货膨胀。而在此时——往往比这还要早一些——央行已经感觉到经济活动过热了，资本商品价格较快上涨和成本上升总有一天会引起整个市场的警觉，央行也开始变得更加谨慎，扩张政策有所收敛，他们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货币，名义利率会稍微上调，而真实的市场利率可能已经大幅回升。

价格通货膨胀不是由成本上升推动的，但是它的确是在经济总成本上升之后发生的。凯恩斯主义者完全误解了这一经济现象的涵义。他们鼓动了之前的信贷扩张，又对其后果视而不见。只有不断增加的名义消费购买力，才能推高和维持较高的消费品价格。名义购买力的提高，是信贷扩张的间接结果，它来得更迟。在价格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货币通货膨胀早已经发生而且可能接近结束了。

如此，我们就明白，货币的通货膨胀式运行可以看做是一个尺蠖伸缩式的上涨过程。

上图中3、4、5三步可以看做是尺蠖爬动的第一步，对应货币通货膨胀的部分，6、7两步是尺蠖运动的第二步，对应价格通货膨胀的部分。尺蠖的头部是投资，尾部是消费。具体的时间结构上的细节会远为复杂，两个过程当然不是相互独立的，会有交错和一定程度上同时发生的情况，但总体的先后次序不会变。

要点是，创新和市场机会的发现，总是先创造出对投资增加的需求，而不是对消费增加的需求，消费的增加与否只是作为之后对投资正确性的检验。因此，市场经济自发变动总是先引起资本商品领域里的竞争和调整，而不是消费品领域里的竞争和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错误，一个是认识论上的，即无法分清在某因素之后发生和由该因素造成两者之间的区别；另一个是纯经济学上的，即成本决定价格理论。成本决定价格只在一个意义上成立，即供给和需求双方在交易发生时的机会成本可以决定价格。而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推动价格上涨的）成本，是在之前的投资阶段发生的，对于最终的价格决定来说，已经是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不是成本，这是经济学的老生常谈了。供给增加不会提高价格，需求增加才会提高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选择才是最终的评判者。那些在扩张期高成本投入的投资最后受到消费者选择的惩罚，正是其后经济衰退中发生的事情。

本文并没有讨论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速而主动进行信贷扩张的情况。从对通货膨胀的效果来说，这与由市场形势变化诱发的信贷扩张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