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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血统论”与“岀身论”风波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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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血统论”与“岀身论”风波及影响

作者：曲老爷子

网上学习笔记

文革初期关于“家庭岀身”的大辩论，至今难忘！

辩论中的两个对立的代表人物是：身为大学生的潭力夫是革干出身，身为工人的遇罗克是一位右派分子的几子。

“红五类”“黑七类”“可教育好的子女”……等等词语，在今天，很多人都不了解，都说不清，道不白，但是人为的把公民分为三、六、九等的現象仍然存在。很有必要，重提那段历史。


“血统论”和“出身论”（摘录）

李肃2007年4月6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文革初期红卫兵须为“红五类”出身

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

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红色暴民的打砸抢抄抓杀】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300多人。


【领导人批血统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联动”抗命遭镇压】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


【《出身论》借机出世】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对出身论封杀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联动”成员出狱 遇罗克入狱】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遇罗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记者：你觉得他当时写这个《出身论》是不是受了陈伯达的鼓励，起码是精神上的鼓励？他看到中央文革对血统论并不满意，所以他就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会受到后来他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张郎郎：接着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谭力夫当官 遇罗克平反无抚恤】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1979年，中共为遇罗克“平反”。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为何坚持搞歧视？确保子孙人上人？】

第一，在62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谓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他们在社会上也完全没有影响了。很多人就把他们的子女当成了斗争对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和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要升学，要就业。尽管在当时干部子弟一般已经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毕竟不能公开地、名正言顺地讲这个问题。

就拿考大学来说，那时中国大学很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你怎么着都有考试这一关。而在这些方面呢，那些干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未必占什么优势。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他特别强调家庭出身，靠这一点就可以把别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们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位于这个社会的上层。我想这是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政治贱民何其多】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